晋商的辉煌与管理

晋商的辉煌与管理（共8篇）

篇1：晋商的辉煌与管理

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像晋商一样幸运，凭着天时、地利，迅速爬上了财富的神话巅峰;孰不知，也很少有人像山西票号一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天赐良机，以狂热的执著去抱残守缺，以天才的精明来糊涂犯傻，

1后，当年富商巨贾云集的祁(县)、太(谷)、平(遥)三县，留下了一座座销金窟，供后人参观凭吊。可是，山西票号的神话，留下的不应只是这一堆堆华丽的废墟。我们许多人还在继续编造、装饰这个泡沫般的商业神话，在电视和小说的幻象中，圆一个“祖上曾经阔过”的大梦;或许，去寻找历史的真相更有现实意义――山西票号因何而起，因何而败?那些神话背后的真相是什么，一个如此美丽的故事，为何有这样悲惨的结局。今天的人们，如何才能不让票号的悲剧重演?

“ 化”管理的两面

晋商不等于票号，但晋商最辉煌、最突出的，却是票号。其他行业的商人，与徽商、浙商相比，并无明显的过人之处，因此，谈晋商，往往就是谈票号。在关于票号起源的争论中，有一个传说广为流传：顾炎武创立票号。

徐珂在《清稗类钞》里说，票号乃是顾炎武所创。顾炎武与傅青主，为了反清复明，在山西一带开设票号。为什么在山西开票号?反清复明需要大量金钱，用票号来汇集、操纵资金最好不过;山西离北京近，一旦时机成熟就可以直捣黄龙;票号运银子要找大批人马护镖，这正是他们秘密练兵的最佳掩饰。

传说不同于历史，可是，传说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不见诸文字的历史真实。很多时候，传说比官方编修、白纸黑字的“史实”更史实。

票号管理的高度自闭、严密控制，已经产生了某种“ 化”倾向。它实在太不像一个企业了，更像一支秘密军队、一个地下帮派。很多人不相信是商人构建了这个复杂严密组织，宁愿将之归功于顾炎武――这个当时中国最有声望、学问和抱负的头脑。正是这种“ 化”的管理，给票号带来的短暂大繁荣，更注定了它的毁灭之路。这几年的帮闲文人总结的“儒商”、“诚信”、“创新”、“仁义”等，与票号的真相其实相距太远。

在中国历史上，能在残酷斗争中活下来，还能打垮对手的组织，往往都有“ 化”的过程，

翻开历史，历次政变、谋反的枭雄，帮派、团队、教派的组织，都有极强的“ 化”特征。

现在的公司、工厂，只对员工拥有八小时的支配权，八小时之外，员工去跳舞、读书、打架、恋爱，那是私生活，公司无权干涉。 不同。它要拥有你的全部时间，甚至生命。“只要进入社团一天，就永远是社团的人”。它不但要控制你的工作，还要控制你的娱乐、你的生活、你的家庭，甚至你的兴趣爱好和思想。

电视剧《乔家大院》中的大德通票号规定，员工派驻外地的时间，一般是三年。员工去外地之前，所携带的所有的衣物，都要在总部一一登记;三年之后回总部时，逐一核对。三年期满，从外地回到总部时，不能直接回家，必须先回票号;凡是在外地买的东西，即使是家里用的，也要先寄到总部，总部验过货之后，才能给家里，“以免生疑”。这是防止职工和家里商量“小算盘”，损公肥私。

所有的职工，一律不准给总公司写信，如果是公事，必须由指定的老大写给指定的人。如果是私事，也只能写开口信，不能写封口信。这是防止地方诸侯和“朝中大员”拉帮结派，干出让老大不高兴的事。

在严密控制的组织中，不光有高压的手段，也有温暖的关怀。员工去外地上班的差旅费由票号出，这比朝廷强。朝廷官员上任，差旅费得自己掏，票号就经常借路费给这些官员。外地的票号职工，如果生病，除了人参鹿茸等补品，医药费全部报销。

有黑话、学术圈有术语、理论界有模型公式，票号里也有他们的暗号和密码。票号“认票不认人”，防伪的手法层出不穷，极为保密，外界难以得知。后来盛宣怀办中国通商银行，拼命挖山西票号的熟手;袁世凯开 学堂，也从山西招了六十个票号学徒。这些黑话式的手法，除了防伪的作用，还是不让其他商人沾手这门生意的“护城河”。

例如，日升昌的票号，有一个“昌”字的水印;写银票的笔迹上也有暗号，某个字的拐弯可能内藏玄机，横与竖、撇和捺都有暗记;在银票的某个角落，扎一个针眼;老百姓是看不懂银票的，因为上面全是密码：“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12个字，是12个月的代号，“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30个字，是一个月中30天的代号。“生客多察看，斟酌而后行”，其实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国宝流通”，其实是“万千百十”。这些密码过一段时间就要更换，外人无从破译。汇票只要一兑付，立即销毁。至今为止，只有一张日升昌票号1860年的汇票存世。这些作法的神秘性，远远超过了同时期摩根、巴林银行，有人因此说，山西票号比摩根、巴林银行“聪明”。可是，说这话的人忘了，聪明绝不等于智慧。

篇2：晋商的辉煌与管理

晋商在中国历史上曾显赫一时，是什么成就了晋商们近百年的辉煌与成功

明清两代“第一商帮”晋商的过人之处，不仅在于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积累了大量财富，盖成了至今令人叹服的大院，更重要的还在于这种成功背后的制度，这套制度之所以有效，就在于它基于对人性的正确理解。

身股制的人性特色

说到“人性化管理”，人们就会想到尊重员工和善待员工。这的确是重要的，但决不是“人性化管理”的全部内容。人性不是简单的善恶之分，而是善与恶的结合。人性最本质的特点是利己。在一定的制度引导下，人性可以显示出善的一面，为企业和社会作出贡献。但如果制度失误，人性也会显示恶的一面，为非作歹。制度就是要扬善抑恶，制度设计中的激励约束机制，正是要达到这一目的。晋商管理制度之所以人性化，制度设计的核心正显现于此。

人的本性是利己的。要想让员工为企业作出贡献，不能只靠口号。有付出，才有回报，满足了员工的个人利益，员工才能显示出善的一面。“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为企业发展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晋商明白这个道理，设计出了符合人性的身股制。

身股制在现代称为分享制，即员工参与企业分红。在晋商的商号或票号中，员工的收入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员工本人享受吃、住、用的供给制，还有发给员工养家的“辛金”。这部分收入与企业效益无关，即使企业亏损，也要由东家（所有者）承担。这就使员工的基本生活得到保证。另一部分是根据身股的多少分红，这一部分取决于企业效益。身股并不用员工出钱购买，而是东家根据员工的工龄、职务、业绩给的，而且也会调整。

这种身股相当于现在只有分红权，但并不代表所有权的干股。人离开企业，身股也就不存在了。身股分红的收入是晋商员工的主要收入。“辛金”的标准是每年从10两银子到最高（大掌柜）100两银子，但分红要多得多。以晋商中的票号为例，有十几年工龄、且担任中层管理人员，每年“辛金”为70两银子的员工，有身股5~6厘，平均每年可分红1000两银子。这相当于当年一个县令包括养廉银在内的一年全部合法收入。

比钱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信任

钱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水平，是幸福的主要来源，也是最重要的个人利益。从人性的角度看，给钱当然是有效的激励。但钱并不代表一切，员工还需要得到尊重和信任，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晋商的企业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大东家所代表的所有者只决定企业的大事，如大掌柜的任免和分配。而日常经营管理，包括管理人员的任免、分号的设立、日常经营决策与管理等，完全交给大掌柜。

大东家对大掌柜奉行“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则，充分放权，不仅自己不干预，还不许自己的亲属（称为“三爷”的儿子、女婿与小舅子）进入自己的企业，以免干扰企业的经营。大东家对员工的关心还体现在许多方面，例如，给已去世的员工在两个账期（6~8年）内，仍可由家属以原身股参与分红，关心有困难的员工，等等。这种对员工的尊重，满足了员工的心理需求，实现了对员工另一种形式的激励，

这种激励给企业发展带来了两个好处。一是山西最优秀的人进入晋商商号或票号。雍正皇帝很早就发现，山西人的传统是把最优秀的孩子送去从商，而不是去读书、当官。但他并不知道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二是晋商员工做到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避免了败德行为，并使晋商中出现了一批职业道德高又精于业务的职业经理人。

激励是要扬善的，但仅仅有激励远远不够。因为人利己的贪欲是无限的，再多的激励也不能完全消除人性中恶的一面。因此，要抑恶还必须有严格的制度，或者说是需要有泰罗制式的“管、卡、压”。记得一位教育学家曾说过，“没有惩罚就没有教育”。我想把这句话用于企业管理，就是“没有惩罚就没有管理”。晋商们明白，“大棒”与“胡萝卜”同样重要。

有效的制度要有相应的惩罚

制约人性恶的制度关键是权力制衡，即不存在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每一种权力都有另一种权力来制约。在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晋商的企业已经实现了股份化。在这种企业中，最高的决策者是相对或绝对控股的大股东，晋商中称为大东家。其他股东不参与决策，仅仅分红。但大东家的权力并不是绝对的，有两种制度来约束：一是大东家对企业承担无限责任；二是其他股东有撤股权，这种撤股权相当于今天的“用脚表决”。

这种制约使大东家决策时极为谨慎，避免了决策引起的失误。大掌柜有独立经营权，但仍然要受大东家和社会的制约。他是大东家任命的，有任命权的人当然有免职权，换句话说，“帽子”在大东家手中。而且，他的身股也是大东家给的，调整权也在大东家手中。从社会的角度看，在当年的山西，做一个大掌柜是极有身份和地位的，一旦失去这个位置，其损失的不仅仅是物质。

晋商对员工有严格的行为规范，通常称为“铺规”或者 “号规”。各家的行为规范不尽相同，一般被归纳为“十不准”，包括不准携家属上任，不准 、宿娼、捧戏子，不准赌博，不准 ，不准懈怠号事，不准营私舞弊，不准假公济私，不准私蓄放贷，不准贪污盗窃，不准打架斗殴等。此外，晋商还有一套相当完善的业务管理制度，如类似于现代复式记账的“龙门账”，银票的印制、密押和销毁程序，总号监督分号的“巡庄制”，等等。

一种制度要有效，必须有相应的惩罚。晋商为了制度的实施，严格实行“用乡不用亲”的原则，不许股东的亲属进入企业，也不许股东的大掌柜推荐人。一旦有违规者坚决开除，而且，各家晋商之间有一种约定，在一家违规被开除者，其他各家永远不能录用。这就意味着，违规者会永远失去在晋商企业中工作的机会。当时，没有一个行业比从商的地位和收入更高。被一家开除就意味人生的彻底失败。如此高的违规代价，谁敢不受约束？

这种激励与约束制度的确起到了有效作用。就晋商最辉煌的票号业而言，在其将近百年的经营中，共经手银子十多亿两，几乎没有发生过被诈骗、贪污、内部人挟款潜逃等现代社会并不罕见的败德事件。仅有的一起三人私分救灾款事件，由于严格的财务制度而被查出，并严惩了当事人。

篇3：晋商的辉煌与管理

晋商是一个文化符号。历史上的山西是一个深深地浸润着儒家文化传统的地方, 晋商依靠以“诚信为本”的商业文化, 雄厚的资金实力, 曾经一度领先的管理模式, 在多个领域跨地区、跨国界经营, 取得了“海内首富”的辉煌成就, 称雄国内商界五百年。晋商不单纯追求在商言商, 他们更看重做人的德行和商界操守, 形成了独特的诚信敬业、同舟共济、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以德经商”的晋商文化。在今天我们用艺术的形式, 从多角度、多侧面展现昔日晋商群体的事业与爱情、辉煌与衰败, 大力弘扬今天的商业社会所缺失的诚信敬业、以德经商的晋商文化, 自然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于是, “晋商”这个词汇在一定意义上就演变成了一个文化符号。而晋商题材的电视戏剧作品所塑造的主人公, 就成为了集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于一身、胸怀天下济世救民的完美人物。他们俨然成为了中国儒家文化在商人中的代表。《乔家大院》中乔致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他不只为自己取财, 他有爱国意向, 当时海防、西征, 他都为朝廷分担开销;贯穿诚信, 把儒家思想和晋商商帮多年的商业实践结合。他以德选人, 在徒弟们路过的小桥上, 放一两银子, 有的拾钱自己留下, 乔致庸认为此人不可用;有的过而不拾, 乔致庸认为这人适合做伙计;还有的捡回, 交还给失主, 乔致庸认为这是好的人才, 可以做掌柜。他们的家族重文化教育, 高薪聘用教师, 佣人也要学习。不能只认钱, 要懂中国传统, 要求掌柜不喝花酒, 不纳妾。《立秋》中, 编导们也试图在主人公马洪瀚身上体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美德。但是在民国初年那样一个国运衰微、时局动荡、内忧外患的年代, 挽危局于狂澜的恰恰不是马洪瀚这样的“丰德”票号的一号人物, 而是有着鲜明的传统文化象征、有着传统文化深深积淀的马老太太。是她在票号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毅然开启了家族的地下金库, 实践了以诚信之道挽救危亡的壮举。可以说, 马老太太以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强大的道德力量, 在危难时刻, 挽救了“丰德”票号。

晋商是一个诚信标识。在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社会里, 诚信经营无疑是商业文明必须具备的基本准则。但是, 今天人们的道德水准却在大幅度下滑, 因此对道德和文化的呼唤非常迫切。晋商题材的电视剧着力弘扬晋商文化, 在某种程度上呼唤重新建立“诚信”道德, “诚信标识”也成为了晋商的另一个代码。《晋商》中的一句解说词概括了晋商的企业文化:“勤奋, 谨慎, 敬业, 诚信。”在竞争激烈的商场中, 勤奋是所有人的生存基础, 诚信却不是每一个商家皆能恪守的法则。小本经营的商户, 缺斤短两很普遍。《乔家大院》中很多人卖面, 一斤面少给人家一两, 但是乔家卖一斤面则多给一两, 老百姓渐渐就成了乔家的老主顾, 乔家忠厚, 所以成功了。晋商的诚信还体现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 北京的富人跟着慈禧跑到山西后, 都拿着银票去兑银子。这样的大规模挤兑使山西的票号面临困境, 票号的大东家却从自家地窖里把银子挖出来, 满足客户的需要。晋商的信誉就体现在这里了。因此1900年到1910年, 成了晋商历史上最辉煌的10年, 这是诚信造就的辉煌。如果说晋商起初通过诚信来为自己赚取财富, 但到后来, 诚信就成了他们的最高标准, 赔钱也要诚信。上世纪30年代军阀混战, 乔家的票号“大德通”赔本给老百姓兑换钱币, 直至最后破产。明知道会破产也照做不误, 这就是文化传承的力量。

山西影视剧在充分挖掘了晋商的辉煌后, 该走向何方?新晋商的发展涉及山西经济发展战略的方方面面, 但首要的是自身发展观念更新问题。事实上, 真正意义的晋商辉煌并不是其财富的多寡, 而在于其经营上所体现出的永无止境的执着创造性。晋商落后的主要原因, 是主观上丢掉了自己的“利器”, 即在商业和经营上所表现出的创新精神。发展“新晋商”品牌重在倡导和培育企业家创新精神, 而这一点正是目前山西经济发展中的一个软肋。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中曾这样评价道, 历史上的山西商人“只能靠钱财发言, 缺少高层理性力量的支撑”。由此, 他定义晋商“是一群缺少皈依的强人, 一拨精神贫乏的富豪, 一批在根本性的大问题上不大能掌握得住自己的掌柜”。老晋商们赚到钱后, 最大的理想也不过是:回家, 盖房, 养活老婆孩子。在山西太原附近占地8700平方米, 由6个大院、19处小院构成, 共有房屋313间的乔家大院, 就是乔家六代人持续将近300年的时间建成的。

在人们对晋商文化青睐的背后, 我们看到的是时代对以诚信、勤俭、开放、敢为为特质的晋商精神的呼唤。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的经君健先生表示, 当前在生产、交换领域中的失信已经达到“不可容忍”的地步, 社会面临“诚信危机”。“商人可以不高尚, 但不能可耻。”山西财经大学教授、晋商研究院院长崔满红道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商业核心价值体系的初衷, 以及对当今某些商人的行为的担忧。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让部分山西人“弯弯腰”就能捡到真金白银, 但又在另一方面进一步抑制了他们的创新精神, 煤炭的暴利让他们对其他产业的前景漠视, “每天弯弯腰就能挣上几十万”, 对他们说商机无限无疑是对牛弹琴。尤其是“要想富、钻黑库”的念头已经禁锢了他们对其他产业的嗅觉与关顾。

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的电视剧《乔家大院》《白银谷》, 无论从制片人、编剧、导演、摄影、美术、作曲还是演员, 都是近年来涌现在影视界的名流, 而少见山西人的影子, 而且地域文化特色没有得到彰显。山西题材电视剧中, 本土的影视公司缺席。《白银谷》是北京金天地公司出品, 《乔家大院》是深圳广电集团出品, 晋商题材电视连续剧往往要与北京等地的影业公司合作拍摄, 而山西本土的影视公司却缺席。

明清山西商人的成功, 就在于他们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和不自觉地发扬了一种特殊精神, 它包括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 我们可以把它归之为“晋商精神”。这种精神也贯穿到晋商的经营意识、组织管理和心智素养之中, 可谓晋商之魂。晋商文化是山西特有的文化, 是代代晋商留给山西人的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 传承晋商精神、诠释新晋商内涵、塑造新晋商主流形象、指导新晋商发展, 市场上热演的晋商影视戏剧舞台作品, 能够同样担当起这样的文化重任吗?十几年前, 山西那段曾极其辉煌的历史还淹没在史料的陈迹里无人知晓, 从余秋雨的《抱愧山西》, 到一部部反映晋商题材的影视作品的出现, 人们开始越来越关注那段历史, 也引发出人们更多的对这群中国近世商人精神的思考。如今一提到晋商, 人们就会自然而然联地想到明清时期的晋商。这表明,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当代晋商并没有找到新的商业突破支撑点, “新晋商”为山西贡献的是什么呢?只有重新树立山西晋商诚信创新, 勤恳吃苦的精神。这应该是山西新晋商文艺应该深入挖掘的内容。

参考文献

[1]余秋雨.抱愧山西 (续) [J].山西档案, 1996, (06) .

[2]山西省委宣传部主办.看《晋商》话诚信”专题座谈会.山西视听网[山西卫视.山西新闻联播].http://www.sxrtv.com.2004, 3, 5.

[3]张正明.晋商兴衰史[M].山西古籍出版社.

[4]贾丽平.从晋商文化看晋商的成功.中国合作经济, 2005, (03) .

篇4：晋商的辉煌与沉寂

有一个我一直想不通的现象：为什么曾经非常发达的两个地方在今天相对于发达地区有些滞后?一个是晋商所在的区域，一个是徽商所在的区域。当我看完山西王家大院和常家大院之后，我有了一些不同的思考。

晋商的成功自然有很多原因，不过我自己在山西的感受，有两点深深地打动了我。一是看到常家的家训，知道在晋商中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观点“学而优则商”，晋商是标准的儒商。他们要先求学，真正具有了学问，了解了做人做事的事理，明白外物的逻辑，才可以去经商。因此，在那个时期，学识和做人的准备都优异的人才可以去经商，这一点保证了晋商基本素质优秀，而如此的基础自然可以创造出优异的成绩。

二是到了平遥古城，在“日升号”最让我惊讶的是他们的“制度安排”。想不到在今天谈论的期权、股权、薪酬和绩效，在这里已经是非常成熟而有效的管理制度了。大掌柜的子孙都可以承继他的股权，这使得所有的掌柜都非常忠诚，而且忠诚一辈子，几代人都要忠诚。“日升号”用的所有管理方法，甚至超出我所学到的西方人力资源管理理论。晋商能够非常富有而且影响深远的原因，也许可以从时代、环境去寻找原因，不过我更倾向于以下两点：深厚的学而优则仕的文化底蕴、明确而坚守的绩效分配制度。

但是，为什么到了现代晋商反而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呢?这也是我站在宏大的王家大院想到的最多的问题。在看介绍和听讲解的时候，给出的最多的答案是战乱开始。从环境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绝对的原因，因为战乱，导致晋商开始衰落。但是如果还是这些优秀的人，还是这样的绩效激励制度，为什么环境改变后就无法有所作为了?重要的原因也是更深层次的一个原因，就是晋商离开了现代化的进程。当晋商依然在茶马古道上运输商品的时候，别人已经开始在铁路和轮船上前行。晋商之所以衰落，和中国文化在商业体系走到现在还这么弱的根本原因是一样的，那就是我们离开了现代化的进程和现代的技术。其实在研究中国管理、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管理技术的现代化问题，这是根本性的问题。如果在现代化的领域没有任何建树的话，把理念说得再好，再努力付出，也不会得到很好的结果。

篇5：晋商与传统文化

晋商与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作为晋商经营和管理思想的文化底蕴属于非正式约束机制的范畴,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它对晋商的商业活动具有伦理理念与法律规范的双重作用.晋商的.经营管理制度均是在传统文化约束和影响之下进行运行的,它一方面保证了晋商的长期兴盛,另一方面也影响着晋商的衰落.

作 者：刘建生 燕红忠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山西,太原,030006 刊 名：晋阳学刊  PKU英文刊名：ACADEMIC JOURNAL OF JINYANG 年，卷(期)：2002 “”(4) 分类号：G04 关键词：晋商   传统文化   约束机制  

篇6：帝国的辉煌与阴影

——论好莱坞类型电影的利与弊及美国电影对世界的影响

班级：广编1304班 姓名：刘龙飞 学号：201300210401

内容摘要：“艺术分工的极端化，对企业家和统计家的盲目信赖，尤其是金融资本家对涉及人和社会的主题的禁止——这些似乎是好莱坞制度最根本的缺陷。”①庞大帝国在其辉煌的同时，也暗暗隐含着弊端。

关键词：类型电影，帝国，弊端。

好莱坞电影起源于上世纪初，因为其依山傍水，环境优美，吸引了许多的拍摄者。后来由于美国电影业被专利公司的垄断，为了逃避控制，一些小公司和独立的制片商纷纷涌来，逐渐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电影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十年中间，对于美国电影而言，乃是一个征服全世界的兴盛时期。外国影片在美国两万家电影院的上映节目中已经完全消灭。在世界各国，美国影片占着上映节目60—90％的优势，每年约有两亿美元被用来生产800多部影片。电影方面的投资超过15亿美元,这样大的资金使电影事业在美国成了一种大规模的工业，在资本上可以与制造汽车、罐头、钢铁、石油、纸烟这些美国最大的工业相比拟。”②资本的雄厚，使得影片的产量增多，保证了每年好莱坞对世界的电影倾销，好莱坞也在无形中成为了美国电影的代名词。

在二十年代末期，好莱坞出产的电影由于不同题材或技巧表现形成了不同的影片范式，西部片，喜剧片，强盗片，歌舞片和战争片等初具规模。随之不断发展的还有好莱坞首创的类似工厂流水线的制片生产模式，也就是后来的美国电影工业的制片厂体系，通过这一制度的保驾护航，好莱坞的制片商们为了适应工业化生产的需要，牟取巨额的利润，大量拍摄迎合观众喜好的电影，强化了类型电影的概念。

在这一期间，最突出的类型电影有喜剧片，西部片，强盗片和音乐歌舞片。众类型电影在当时好莱坞电影中占据绝大部分份额，各有一席之地。

好莱坞的类型电影，事实上就是在主题和题材、图像和符号、任务和情节以及形式和技巧等方面所进行的雷同的比较。而特别是那些明星所饰演的角色与人物形象，被人们看作是专门的具有代表性的，如西部牛仔——约翰·韦恩、侦探——亨弗莱·鲍嘉、强盗——凯格尼。如果让他们去演爱情片，歌舞片，绝对就没有那种特有的类型本质。

好莱坞类型电影的制作和类型电影观念的发展，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电影的叙事模式和叙事语言，但在整体上看，好莱坞类型电影的叙事模式，仍旧隶属于戏剧性的叙事结构。类型电影强调影片的故事情节取胜，人物关系也从属于情节关系。好莱坞强调连贯性的剪辑和流畅性的时空组合，以利于一环扣一环的封闭因果关系的线性发展。影片的情节和镜头也遵循着逻辑的发展，竭力造成时空的连贯性，以便于得到观众的认同。封闭的结构模式造成了影片大团圆的定局，也决定了影片人物和环境的假定性和不真实性。这一叙事模式还带来了一系列技巧和手段的封闭性：画面构图的全部信息集中在银幕主人公的中心位置上；灯光照明造成同堂亮的效果，使人物与真实环境隔绝开来等等。而“三镜头法”作为好莱坞分镜头的程式化手法，谁说话镜头就给谁，代替观众的思维，做观众的上帝，让观众跟着电影故事走，诱使观众简单地认同影片及人物的观点和态度，让观众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剪辑方法则不过是完成分镜头的任务，并使影片顺畅，连贯和光滑地让人看不到剪辑的痕迹。这种顺畅往往是台词接台词，因此声音也是封闭空间的表现。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一定的内容服务的，是为了褒扬那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化属性。景和物、人物和动作是稳定的，是不可改变的文化属性的一种概念。电影是文化的产物也是文化的载体，电影传播文化的方法是隐蔽的潜在的，她把丰富的文化“内置于”艺术作品的叙事情节中，观众通过电影作品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直接感触到的是一种感性的、直观的力量，在这种艺术形象的基本精神图景中感悟、理解出的是关于人性的、道德的、伦理的文化内容。电影也能建构出能够被国民普遍认同的文化核心价值观，进而确立一种大众共同信守的文化秩序。

美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基督教国家，“新教精神”作为宗教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是美国精神的主体，渗透到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人们日常的道德规范。“新教精神”也作为美国电影文化的一面旗帜，一直贯穿与美国电影的发展历程。比如基督教观点认为上帝创造每一个个体都有其意义，每一个生命无论是高贵还是卑微，都极为宝贵。在很多好莱坞灾难片里拯救地球的不是总统、将军、特工这样的大人物，往往都是意想不到的小人物。1999年新线公司出品的《骇客帝国》是典型的包涵基督教哲学的一部电影，影片充满了各种宗教式和哲学化的隐喻。最终拯救人类命运的“救世主”尼奥，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白领，偶然一次网络结识了神秘人物墨菲斯特，在他带领下，尼奥认识到自己所在的世界是一个由电脑人所控制的虚拟世界，而真实的人类世界正被其压迫濒临灭亡，尼奥选择吞下一种奇特的药丸获得重生进入真实世界，在真实世界中尼奥重新突破自我，学习各种本领，最终在与电脑人的斗争中取得胜利，成功地保护了人类的生存。这一故事结构有很大的隐喻性，象征着《圣经》中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作为“救世主”降临在世。2009年罗兰，艾默里奇的《2012》在结构上也是模式化的体现，影片中淹没地球的大洪水，与最后拯救人类的大船让人们自然会想起《创世纪》中代表上帝愤怒的大洪水与挪亚方舟。而片中约翰·库萨克饰演的电影主人公是一个离婚的中年男人，由于经常迟到，与前妻生活在一起的孩子们都不尊重他，事业也不如意，以给有钱人当司机来糊口，但当大灾难来临时他表现出超前的判断力和勇气，最终他不仅拯救了全家人的生命，也拯救了方舟上所有人的生命，成为令人敬仰的英雄，卑微的小人物凭借一己之力拯救了世界。

由新教精神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所融合产生的“个人主义”也是美国文化价值的核心。其主旨是：强调人是具有独立精神的个体，应该在政权和宗教之外保持一种人格上的独立与自尊。在文化上强调个人独立性、创造性，强调个人自由发展。

这种精神表现在电影里，便是美国片中形形色色的“孤胆英雄”。从50年代起，大量的“个人主义”的英雄人物就出现在美国的西部片中。2003年在美国电影协会(AFI)评选的“美国片十大英雄”中，1962年的影片《杀死一只知更鸟》中的律师阿提克斯·芬奇名列榜首。在这个集合了慈父、好公民和反种族歧视斗士等多重身份的角色身上，普通的美国人可以发现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和人生守则：勇敢、乐观、正直、坦诚„„这正是美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独立精神的集中体现。上世纪50年代的电影《正午》中的退休警长，一个以孤独的正义对付邪恶的英雄，用自己执着的行动表明有时正义在少数人手中。影片在美国影响巨大，并且被誉为历届美国总统最爱观看的影片。此外70年代电影《巴顿将军》里的铁血统帅，80年代史泰龙主演的《第一滴血》系列里的特种兵兰博，90年代施瓦辛格主演的《终结者》系列里的未来战士„„，都是个人英雄主义的集中体现。

正是这种封闭的态度创造出了一个自满自足的好莱坞类型电影的世界。使电影成为创造观众内心虚幻世界的工具，满足人们对事业，感情，生活不满的宣泄。

不得不说，好莱坞通过这种类型电影的量产，迅速在美国乃至全世界电影中占据了很大的份额，得到了巨额的利润。但是“艺术分工的极端化，对企业家和统计家的盲目信赖，尤其是金融资本家对涉及人和社会的主题的禁止——这些似乎是好莱坞制度最根本的缺陷。”①

庞大帝国在其辉煌的同时，也暗暗隐含着弊端。“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和有声电影出现后的几年中，洛杉矶的郊外犹如一座沸腾的熔铁炉，从那里不断地倾泻出大批的影片。可是，这种时代很快就过去了。在金融巨头们的命令下，好莱坞变成了一架庞大的“制造腊肠的机器”这一机器无论是对杰出的题材或对最突出的个性，一概都无情地加以扼杀。雷内·克莱尔对这一点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穿长统皮靴的开路先锋们，他们的地位已经被戴眼镜的金融家所代替了。„„好莱坞二十年来没有出现过一个像格里菲斯或卓别林那样的新人才，只有傻子才会相信这是偶然的现象。美国影片上虽然还有导演和编剧的名字，但是他们已经成了一种应景的点缀品。除了几个极个别的例外，他们的签名简直是像纸币上的签名一样，成了一种例行的公事。„„人们在影片上所看到的名字，只不过是一个万能而又不露面的管理机关所雇用的一批职员的姓名而已。„„”（参见克莱尔为罗伯特·费洛莱的《好莱坞今昔》一书所写的序文）。这几句辛酸而一针见血的话，是雷内·克莱尔经历了好莱坞的长期生活以后所写的，它可以说是很好地描绘出好莱坞生产的大部分影片的特点。”③

好莱坞虽然拥有了众多优秀的人才，拥有雄厚的财力、物力、然而，却没有形成美学上有影响的电影流派或学派。单纯的幻想与快餐式的电影文化，仅仅以视觉效果与骇俗的故事来吸引观众，虽盈利颇多却并没有实质性的推动世界电影的发展，缺乏艺术与对人性的关怀。这是好莱坞最大的弊端。

而对于我国的电影业来说，发展电影事业，将其推广至全世界，需要学习一些好莱坞的运营方式，成功的商业电影运作可以带来很多外围的消费效应，进而推动文化的发展。按照成为共和党领袖的清教徒，威廉·海斯的说法，电影变成了旅行商人，“商品跟在影片后面，凡是美国影片深入的地方，我们一定能够销售更多的美国货物”。

而文化为电影发展不断提供新的动力，全世界电影产量每年数千部，这些电影看似丰富多彩，但其中不乏大量影片故事雷同，剧本结构模式化，所以中国电影应避免此现象，运用各种新鲜的文化元素对电影进行包装，也使得电影呈现出千姿百态的文化形态。

篇7：综观明清时代的晋商

所谓山西商人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主要是指其中的大商人，即皇商、官商、大盐商、洋铜商等。如开中法的实行，就是明政府为北方边镇军队筹集军饷，实行由商人提供边镇军队粮、布饷需，换取盐引，到指定盐场支盐和贩运盐斤。明政府通过这一办法的实施，既解决了北方边镇军饷，又收到了盐税，而山西商人也因此而兴起。入清后，清政府则把山西视作“商贾之途”，是“财赋有出”之地，另眼看待。清王朝在为巩固其政权所进行的平定三藩之乱、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平定大小金川叛乱，及在镇压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等的军事行动中，都得到了山西商人在财政上的支持。在清代的皇商中，最著名、资本最雄厚的是山西介休范氏。范氏除了为内务府来办宫廷用品外，从康熙到乾隆年间又为清政府运送军粮，建立了功勋。当清廷制钱用铜奇缺时，范氏又作为最大的洋铜商，往返于东土与东瀛间。山西票号创立后，山西商人又为清廷代垫代办汇兑军协饷、筹借汇兑抵还外债、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等。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发生，西太后、光绪帝西逃，途经山西时，又由山西商人借银40万两，以解皇室经济开支燃眉之急。事后，清廷令各省解京饷款，改汇山西票号老庄——平遥、祁县、太谷，顿时山西平、祁、太票号总号成了清廷总出纳。次年，西太后、光绪帝由陕返京，仍由山西票号继办“回銮差款”汇兑。所以有人说：“山西票号是清廷的财政部”，此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山西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的结托关系，表现形式很多，如明代扬州盐商，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正是山西商人与政府有着特殊关系，政府优待山西商人而歧视徽商之明证。入清后，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的优势依然没有动摇，徽商为了争取上风，不得不采取交际方式笼络政府官员。（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内在超越之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在这方面，山西商人不仅毫不逊色，而且自有独到之处，以致与政府达到如胶似漆的地步。以山西票号来说，他们先从经济上帮助穷儒寒士入都应试和走马上任。儒士一旦考中，票号便利用其关系代为运动，放任外官。这些靠票号从经济上帮助走上官场的儒士，以后便成为与票号有着特殊关系的官员。山西票号还为一些人代办代垫捐纳官职。咸丰时，清政府为筹集军饷，大开捐纳鬻官之门，规定文官可至道台，武官可至游击、京堂二品、各部郎中，鬻实官和虚衔。山西票号乘机居间揽办，对捐官者票号予以保守秘密，而票号也得到了官僚的庇护。对于在任的王公大臣，山西票号更是施尽手段交结。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称：“票庄与官僚的私下交结，更多趣闻。„„在京的几个大的票庄，拉拢王公大臣，在外省的码头，不啻为督抚的司库。”最著名者，如蔚盛长交好庆亲王，百川通交好张之洞，协同庆交好董福祥，志成信交好粤海关监督某氏，大德通交结赵尔巽和庆亲王，三晋源交结岑春煊，日升昌交结历任粤海关监督、庆亲王、伦贝子、振贝子和赵舒翘等。据说张之洞因母守制三年后，从原籍赴京想谋取更高官位。为了订通关节，张曾拜访日升昌票号，想借银十万两，日升昌因数目大未能爽快答复。张又改去协同庆票号，该号经理早已派人打听到张去日升昌之用意，对张的要求满口允承，并声称：十万银不算什么，但不可能一下用完，不如立个折子，用多少，取多少，不必限定数字。张闻言大喜。而经理的打算是，既拉拢住张，又看张究竟能出任什么官，借银也可随机应变。后来张放任两广总督，张便把两广财粮国税均交协同庆解交，协同庆因此三四年就盈利百万银两。山西票号还为封建官吏窝藏赃款。如安徽芜湖道童谣圃，在卸任还乡时，将搜刮来的十万两赃银，交蔚丰厚票号汇回重庆，每年支取一万两，十年交完，而不计利息。重瑶圃放弃利息，表面看来有些损失，实际上他是因为从数千里外运回重庆银十万两，不仅运费浩大，而且有风险，赃银一旦被人发觉或被御史弹劾，不但银子保不住，本人也会身陷囹圄，甚至遭杀身之祸，但与票号勾结起来，采取汇兑办法，则可保无虞。山西票号利用其与封建官吏的交结，对扩大业务和谋取利润带来了好处。如各省解部款项，原来是由各省直接向中央户部解款。但是手续繁杂，户部财库人员常常挑剔、刁难。山西票号却不同，他们上结尚书、郎中，下交门房、库兵，手续娴熟，关系甚广，交款毫无阻挡。所以各省皆把通过山西票号解款，视为捷径。山西票号解款，自库兵以至郎中，皆有分例，每逢年节也必赠款，年关时节，自旧历12月20日起至30日止，每日二三辆轿车，专门送礼，自管事至老妈子，都有名单，按名奉送。票号交结王公大人也有讲究，多请王公大人到名为“相公”的地方会面，这里酒席讲究，招待殷勤，屋内布置精致、雅静。他们绝对不到妓馆等下流交际场，因为这些地方高位者不敢涉足。由上可见，山西商人极尽其交结封建官吏之能事，与封建官吏建立了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关系。

关于明清山西商人利润的封建化，我们知道，山西商人虽然富有，但其资本投向产业却是个别现象，而且多在清末民初，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大趋势，商业资本仍然停留在流通领域。其原因，主要是当时产业利润低、商业利润高之故。明清山西商人利润的去向，因资料短缺，无具体数量统计。不过，明人宋应星《野议·盐政议》略有记载，《野议·盐政议》称：

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万历盛时，资本在广陵者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而以三百万充无妄费，公私俱足，波及僧、道、丐、佣、桥梁、楼宇，当余五百万，各商肥家润身，使之不尽，而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见其盛也。

宋应星讲得是明朝万历时，秦、晋及徽盐商在广陵（扬州）获利情况，即盐商资本3000万两，每年可获利 900万两，这些利润用在输帑（纳国家税银）一百万两，无妄费（僧、道、丐、佣、桥梁、楼宇等）三百万两，各商肥家润身五百万两。这就是说，明代山西、陕西和安徽盐商，其利润有40％以上用以课税、建祠堂等方面，也就是用在了加强封建势力的各项事业中。入清以后，这种状况又远远超过明代。具体来说，明清山西商人利润的封建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捐输助饷。前已有述，这里不再赘述。这些捐输银两，主要为清政府的军饷军需所用，起到了支持政府财政，维护封建政权的作用。

二、购置土地。封建社会后期商业资本发展的道路，在西欧一般都转化为产业资本，但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的资本仍然遵循“以末起家，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购置土地。如明代蒲州商人范世逵经商西北，“义而资益巨，占良田数百亩”。（张四维《条麓堂集》卷28）入清后，山西商人购置土地更是普遍。乾隆时，浑源、榆次二州县富商大贾“且多置买田地”。（张正明、薛慧林《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乾隆五十一年（1786），河南连年荒歉，有恒产之家将地亩贱价售卖，“山西富户闻风赴豫，乘机放价，准折地亩取利”。（《清高宗实录》卷1255，乾隆五十一年五月）道光时，长治宋良弼经商洛阳，值岁饥，当地人多鬻田他徙，宋良弼“以贱值得膏腴田数百亩”。（光绪《长治县志》卷六《列传》）曲沃县商人彭太，在河南南阳经商获利几十万银两，购田置地，数年内土地猛增到六百多顷。（《罪恶之家》，河南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三、转化为高利贷资本。这是一种古老的生息资本，是为榨取高额利息而放贷放给他人使用的资本，其形式繁多，有印子钱、驴打滚、典当、放青苗等。乾隆五十一年（1786），河南连年歉收，“山西等处富户，闻风赴豫，举利放债。”（《清高宗实录》卷1255，乾隆五十一年五月）近人卫聚贤说：“明末清初，凡中国的典当业，大半系山西人经理。”（卫聚贤《山西票号史》）康熙时，全国有当铺22357家，山西一省就有当铺4695家，占全国当铺家数的21％。高利贷资本对小生产者敲骨吸髓的剥削，使众多的手工业者资金积累不足，无法扩大再生产。所以说，商业资本转化为高利贷资本，是走上了畸形发展道路。

四、窖藏。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其地燥，故不腐，其土坚，故不崩。山西富商多利用地窖藏其物资或银两。明人谢肇制说：“三晋富家，藏粟数百万石，皆窖而封之。”（谢肇制《五杂俎》）入清后，山西“民家多有储蓄”。山西平阳府亢氏，“家巨富，仓廪多至数千”。清后期，山西富商窖藏多为银两。如山西祁县富商渠源祯，人称“旺财主”，资产三四百万两，他认为获取高额利润后，再投资不如窖藏保险，竟从其办的票号中抽出大量股金窖藏起来，估计藏银达百万两以上。辛亥革命后，阎锡山一次就向渠氏“借银”30万两。

五、作为宗族活动和封建慈善事业开支。如定襄县邢大绪，服贾漠北，致富后即志在行善，“族中旧无祠堂，公偕众建立；村西旧无文昌阁、财神阁，公偕众修之”。（定襄《邢氏族谱》卷二）盂县张芝，贩帽致富，尝出金建“崔府君祠„„县治西关帝庙”。盂县张炽昌，贸易关东，“一时侪辈推为巨擘”，“平生性气慷慨，迎辉门外关帝庙张氏所创也”。（盂阳《续修张氏族谱》）祁县人阎成兰，行商朔平、归化，乾隆十二年（1747），于井陉县捐己资，命子督工四年，修大石桥14孔，车马通行，临终又命其孙补修，并建河神庙等等。（乾隆《祁县志》卷九《人物》）

六、奢侈消费。明清以来，山西商人的经济实力雄厚，其生活奢侈不亚于大官僚、地主。据载：他们“自数百万数十万之家相望，饰亭台，聚古玩，买姣童于吴闾，购美玉于燕赵，比比也，纵博博，蓄优伶，宾从杂沓，一言之悦，乾没万金不问。”（王锡纶《怡青堂诗文集》卷二，引自《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大盐商亢氏在其家乡平阳府（今临汾）建亢园，“园大十里，树石池台，幽深如通，间有婢媵出窥，皆吴中妆束也。„„康熙中，长生殿传奇出，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费镪四十余万。”（梁恭辰《池上草堂笔记》）亢氏在扬州的小秦淮也建造了亢园，其“长里许，„„临河造屋一百间，土人呼为百间房”。（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九）汾阳何以恭，父以商起家，“父殁，事继母孝，两弟皆继母出，性豪侈，母复纵之，恣其挥霍，后家日落”。（光绪《山西通志》卷 140）太谷曹氏家族，传至曹克让时，生活糜烂，全家大小每日山珍海味，每逢婚丧嫁娶喜庆之日，大摆宴席。男女老少又皆食鸦片，家中平日存储鸦片达万两以上。家中佣人有三百多人，每年家用开支在十万元以上。曹氏入不敷出，最后终因挥霍浪费而破产。

总之，明清晋商资本的运转方式，是与封建地主制经济结构完全协调的，是封建地主制经济的一个环节，是为封建地主制经济服务的。明清山西商人“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而他们用货币——商品—一货币的活动方式，以交换为手段，将其触角所及的人和物，统统装到商品经济的车子上来，推动他们在传统的经济模式下不断前进。山西商人集团及其资本，本来就是应地主制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链条运转的需要而产生的，它在这个链条的运动中起着推动和润滑的作用”，在这种经济体制下，“这个集团及其资本越是巨大，其地主制经济的属性，或者说其封建性，就越明显。”（经君健《明清时代山西商人的性质问题》，《文史研究）1994年第1、2期）

篇8：晋商、徽商、甬商的人才管理策略

一、晋商的人才管理策略

晋商在选聘上,实行“避亲用乡”。“避亲”,即用人回避亲族,包括财东与经理也不能荐用自己的亲戚。从晋商著名商号(或票号)大掌柜的来源看,掌柜与东家往往非亲非故。“用乡”,即财东基本上从同乡中选择员工。同时,坚持“择优保荐”。通常员工进入商号须有保荐人推荐,被推荐人入号后若有越轨行为,保荐人须负完全责任。在员工职位的升迁上,对于优秀员工,敢于破格提升,委以重任,而且对于关键岗位的经理,山西票号不惜重金招聘贤能。

激励上,与其他商帮借助亲情和同乡等非正式制度来激励员工相比,晋商更高明的地方在于,通过创新薪酬契约等正式制度来激励约束员工。典型的做法,一是“顶身股制”。尤其是以此来激励掌柜等关键经营者。这是一种资本与人力合作的制度创新,表现为东家出资本,经理等出人力、智力,除东家要按店号的工薪标准支付年薪外,还要把人力当作股份,即人力股或顶身股,与资本股同享分红的权利,类似于今天的员工持股制度。因此,“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通常,身股只参加分红,不承担商号或票号的亏赔责任。并且,根据员工不同的岗位及工作年份,规定不同的身股基数及增长幅度。各商号、票号均有具体规定:一般经理可顶一分;伙友顶身股最初不过二厘,以后每遇账期可增一二厘,增至一股(即十厘)为止,称“全份”。所谓账期,即分红期。光绪以前一般是五年为一个账期,以后是四年或二年。凡伙友顶身股者,一般须在号内工作达三个账期的时间,工作勤奋,无过失时,才由经理向股东推荐,经各股东认可,然后将姓名、所顶身股数额载入“万金账”,才算正式顶上身股。这样,顶身股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又代表了员工资历和经商能力,因此,也是对员工一种重要的声誉激励。二是年辛制,按年发放。辛金,是辛苦钱的意思。山西商号职工辛金等级多、级差大,体现出按劳取酬、避免平均分配的原则,有利于激励职工勤奋劳动。如通常辛金以70两为界限,70两既是高级职工与中、低级职工和复杂劳动与一般劳动的区分,又是职工有没有资格在企业顶身股的分水岭。三是福利津贴制。山西商人的店号,除支付职工辛金之外,其他福利有医药费和衣服津贴。

在约束上,晋商强调运用严格的店规等制度来规范员工的行为。山西票号通常都有非常严格的号规。尽管各商号的号规都有各自的特色。但是,晋商的商规号规有许多一致的地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外经商既不能带家眷,也不能在当地纳妾;不许嫖妓、赌博、吸毒;不论掌柜和活计,不能在外另开商店;不能私自放款或私自将号中钱财借于亲友;不准投机取巧,买空卖空;不准违反号规;不准与有生意往来的对方私下做交易;非商号公差,因私请假者,来往费用自行解决等。

二、徽商的人才管理策略

将传统的宗族文化融入到员工管理是徽商在员工管理上的主要特色。

在选聘上,徽商通常从宗族内部挑选商铺的员工。徽籍巨贾营运范围广,别店分铺多,需要雇佣众多的伙计。俞樾《右台仙馆笔记》载,歙商许翁有典铺“四十余肆,其人几及二千”。他们雇佣的伙计有代理人、副手、掌计、店伙和雇工等名目,各个层次的伙计一般都由族人乡党充当,他们基本上是来自一个宗族的子弟。

在约束上,徽商对伙计制度的维系,也借助了宗法制度。徽商通过在经营地方建立宗族祠堂,通过常规性的祠堂活动,以及强化族规,来加强对员工的约束。对于以族人为主体的员工队伍,徽商大贾一方面要求他们“忠信”、“铢两不私”,另一方面则借重宗法制度加以控制。比如,徽帮在扬州人丁兴旺,“内收宗党,外絮闾巷”。徽商在寓居之地也不忘建宗祠,祭祖先。徽商如此重视尊宗敬祖,目的在于以宗子的身份来管束族众,以血缘的温情来维系等级秩序。再如徽商吴荣让,十六岁时“从诸宗人贾松江”,因善于经营,很快就独立发展自己的事业。在浙江桐庐的焦山,他“立宗祠,祠本宗,置田以共如向法”、“召门内贫子弟,悉授之事而食之。诸子弟若诸舍人,无虑数十百指”,每逢朔望日,吴荣让就召集众伙计,“举颜氏家训于庭中,诸舍人皆从事衫,待命庭下习为常。”实际上就是通过常规性的祠堂活动加强对员工的约束。

三、甬商的人才管理策略

选聘上,对于普通员工的挑选,甬商基本上是选择本家族或同乡。早期宁波帮招收学徒时,首先考虑有家族关系或同乡关系的族人或同乡。不少宁波商人就是从当学徒开始的,而往往在同乡的店号里当学徒。后来,近代宁波帮的工业资本家大批招收工人时,也重视从家乡雇佣工人。比如,1929年刘鸿生创办章华毛纺公司时就从其家乡的定海中学挑选一批毕业生到日本学习技术管理;后又招收了定海女子中学毕业生,进行技术培训后送入工作岗位。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种企业用人制度有其独特作用。由于雇佣关系与家族同乡关系融合在一起,员工对企业普遍有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愿意为企业勤奋工作。企业主也有意识地用乡谊情感来密切、协调劳资关系,从而使企业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凝聚力,特别是在企业陷入困境时,能形成一致对外的力量,有利于企业的稳定和摆脱危机。

对于企业经营者的挑选,宁波帮各家族财团中都有在亲戚中“择优传承”的传统。如镇海李也亭把家业传给侄子李听涛而非儿子李梅堂。对于亲友也并非一开始就把他们提拔到重要位置,而是让他们从学徒、做小工开始创业,以便“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比如,曾连任上海总商会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俞佐庭,虽是李家的表亲,但也是从当学徒提拔上来的。这种务实的聘任选拔制度,不仅扩大了经营者的选择范围,而且在当时的经营环境下也有利于企业的稳定和长期发展。

在激励上,对于技术与管理人才,甬商除了采取“高薪”激励外,更强调精神激励。比如,中华橡胶厂创办人宁波籍企业家余芝卿,在经营中以信用人、知人善任。余芝卿为弥补自己经营管理和技术的不足,大胆起用曾为学徒的薛福基、管账吴哲生分管经营和技术,使自己的事业如虎添翼。即使家族色彩很浓的行业如钱庄,也面向社会起用业务专长者为经理,放手让他们经营。镇海方家在上海的寿康钱庄经理屠云峰、承豫钱庄谢纶辉、安康钱庄赵文焕、庚裕钱庄盛倏珊,都是钱庄界的上佳人选。他们有职有权,经营有方,使方家钱庄在上海滩上信誉日隆。另外,甬商还经常以培训机会来激励职工,比如我国近代半导体工业的甬商代表邵炎忠说:“我轻易不炒工人“鱿鱼”,投资培训工人值得”。此外,甬商以买办起家者居多,这种经历使得他们善于吸收西方国家兴起的“泰罗科学管理方法”,并注意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制定了中西结合的人事管理制度。

四、三大商帮人才管理的启示

三大商帮对员工的管理策略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它们都在不同程度地利用家族关系或宗族关系(或同乡关系)来管理员工。因为无论家族文化还是宗族文化及同乡文化都是我国传统的维系人们之间伦理关系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