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的礼物作文（共3篇）
篇1：多年前的礼物作文
多年前的文字散文
Side:A
千篇 一律的早上，因为突然的一个电话，而变得不平凡起来。这大概契合了某种哲理，如同步入一条荒草萋萋的小径，也许会有一条小蛇自眼前蜿蜒而过，也可能一只斑鸠“扑簌簌”地受惊飞起。这个早上，久违的老友声音响自电话那端，往昔的旧事，便在这端我的头脑里升了起来。
更何况，他带来了非常让我意外的惊喜――老友写于十二年前的一些文字。我愿全文抄录下来：
《闻张国太将调有感》
夕阳明，朝阳桥，老夫少壮忘年交。
行则同道步同趋，观霞溪边送寂寥。
古今事，纵横情，海阔天空笑谈频。
话逢妙处须神会，语到洽时皆心领。
石上露，竹间雨，携手登高听偈语。
一碗素汤满壶酒，共品人生味几许。
未盈期，遽分离，夏雨凉风草萋萋。
君幸腹中有经纶，堪度坎坷程万里。
随着语句的铺展，一些往事悄悄浮现。用浮现其实不太准确，那些往事汹涌而至，令我猝不及防。老友在文后，还有如下附注：去年十月与国太先生同调进江口镇企管办，昨忽闻其将调往企管工作组石庭小组，怅然而作。“石上露、竹间雨”指福清石竹山。陈金龙。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五日于江口。
掐指一算，整整十二年的时间已经过去。时间滤去了一些细支末节，但沉淀下了厚重的情感。
时间是个奇怪的东西，有时，人们用度日如年来形容，这透露出一种焦渴、着急，仿佛一个人想着往前奔跑，可脚下却被羁绊住一样。而现在，摆在眼前的这漫长时间，仿佛被压缩成一张薄薄的塑料纸，此刻与昨日，便分布在纸的两面了。透过纸，一些人或事，又模糊又清晰。
当时间与文字结合，往往会产生神奇的效果。这段耽留于岁月深处的文字，在某个温暖的初春下午，被老友从故纸堆里翻捡出来，勾起了他对过去的回忆。他把文字打印清楚，作为迟到的惊喜送给我，开启了我的记忆。老友长我十几岁。那一年，我们同在一个小镇上班，某个偶然的机会，我们被同时调整进镇企管站，因为对文字的共同爱好，我们成了忘年交。常常于晚饭后晚霞中走上溪边小径，聊着天，随意而行。我自小疏懒，因为他的鼓动，竟也培养出了一些散步的爱好来。其时，我还很年轻，也许年少轻狂，对未来有着这样那样的设想，似乎在我面前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难事。他则赞许我的这种情绪，悄悄替我鼓劲。而在这之外，我的情绪常常纠结于一些莫名的忧伤之中，比如佳人难得，比如抱负不易伸展。他则亦长亦师地劝慰和疏导，令我常常烦躁顿消。
相处短短八个月，却似乎相知甚久。受他影响，我也喜欢在青山绿水间放任脚步。我们曾制造各种机会出去游玩。记得有一回，我们以下乡为名，在一条溪边漫步闲谈。那场景不经常反刍，但想起来却如此清晰。一座石桥横卧江面，桥面细长，被岁月风雨剥蚀的石头显露出沧桑，与岸边的桃花林构成鲜明的对比。记得当时，桃花盛开，我们自一头黄牛身边经过，踏上石桥去看桃花，心底蓦然有了一些诗情画意。而江面开阔，流水澄清，视野之内，苍茫寂寥，郁闷的心情一扫而空。那样的感触，在随后许多年中，竟再也没有重遇过。
彼时，我们共同从事着写材料这枯燥的工作。我时常耍一些小聪明。可曾在秘书工作上浸淫多年的他，对文字材料的一丝不苟颇令我折服。尽管我们心知肚明那样的文字的寿命，但是多年养成的习惯，让他常常字推句敲，并或多或少影响了我。在撰写公文上，自他身上获益良多。也许，我早该想到，如此严谨、细致的人，在我岗位调整之后他会有些不舍。可如果这段多年前的文字没有抵达我的手里，那么我永远不可能知道，他为了我们的相聚和离别，会有那样的感慨。我读着这些字句，突然惶恐不安起来。上一个本命年被记录下的字句，于现在到了又处在本命年的我的手里，这种巧合令我怀旧，感觉温暖。
Side:B
费尔南多・佩索阿说：“有时候，我认为我永远不会离开道拉多雷斯大街了。一旦写下这句话，它对于我来说就如同永恒的言。”
写下就是永恒。从久远以前刻在龟壳上，画在墙壁上的文字诞生之后，所有被书写刻划下来的，都在时空中构成了永恒。文字所赖以栖身的，还有竹简、兽皮、纸张，一些被赋予特殊使命的，被镌刻在各种皿鼎器物上，妄想永远保存。当物质形态的器物消失，文字可能借助另外的媒介得以流传。比如，被另外的文字记录进一些书籍里。当用“1”和“0”数字编制的序列以其无限可能站在一串又一串字符，文字如同精灵，钻入亮闪闪的电脑屏幕后，隐藏在机器里，等候着人们去开启，去把沉寂叫醒。多年前的文字以这种方式保存，在物质形态上它们将活得更久。
现在，当我指挥这些方方正正的文字来叙述有关文字的一些东西，我感觉到一些把握不住的惊奇，仿佛自己已经坠入文字制造的迷宫里。横、竖、撇、捺、折，当我开始学写字时，师长们总在嘴里叨唠着这几个字。当它们以不同的形式进行组合，一个个方块字雀跃而出，尽管美丑不一，却都挤挤攘攘地诉说着不同的意思。当我在脑中幻想着这些神秘的组合时，我非常向往有一排排书架的房子。这不能不让想起曾经大学里的图书馆，那是一茬又一茬的`人种下的果实，另外一拨又一拨的人收藏下来，如同农民的粮仓，收藏了一粒粒饱满的粮食。想及此，我就对没有在图书馆里多停留而懊悔不已。那里面，摆着多少多年前的文字啊，也许散发着青铜味，也许弥散了枯叶般的霉味，但都被我错过了。
从楚辞汉赋经过，从唐诗宋词元曲中穿越，文字像不安份的分子，左勾右搭，随意拉拢成词，结连成句，在或长或短的排列中纠缠不清，挑逗阅读者。如同没有尽头的时光，它们的组合没有疆域，变幻出奇异的色彩。一个哀怨的闺中少女孑然倚窗。一个沙场老将抚须怅叹。那些勾心斗角的长枪短剑。那些初相聚骤别离的酸甜苦辣……词、句、段、文的层层叠叠，都被文字控制着，它们似乎唱着主角，却永远躲在文章的背后，冷眼偷看或不为所动地旁观。
多变莫如文字，篆、隶、楷、草、行，如同妖娆少女，时而矜持，时而天真，还会端庄或森严。可我们知道，这不断的变身，经过了数千年的修炼和蜕变，在不断的磨砺和抛弃之后，终于长成，仿佛一条小蛇，一次又一次的蜕皮后，得以脱胎换骨。凝视着一些拙朴、古典的文字，我们终于迷糊，那该是多年前的文字，还是多年前的情感。在一个个的汉字被消解成“1”和“0”的组合，它们拥挤上电流的马车，摆脱了笔的羁绊，自由自在游串在线路之中，多年前的文字已悄然隐退。森冷、生硬、呆板，我要用这些流经多年的文字，为它们唱响葬歌。
我不得不想像出文字的可怕，因为我可以用一些文字为另外的文字送行，还可以用文字记录下这场盛宴。我必须抛弃这种可怕的想像，在脑海里勾勒出文字营造的美妙，调集平静的名词，调皮的动词，夸张的形容词，或者无奈的助词，构筑一副宏大的场景，为文字唱起颂歌。但我蓦然记起，我曾无数次做过这样的事，并写下一页页情感泛滥的字句片段，却在一个初冬无人的楼顶，全部被我焚烧了。那些文字随同纸张化成灰烬，在晚风中似地狱中逃离的魔鬼，伸展灰黑的翅膀，挟裹了一些无足轻重的细节，翩然飞舞，有的飞向高空，有的落入流水中。甚至，我看见，这些魔鬼的翅膀，一下一下地拍打着我的心，撕裂般生疼。一些沉重的东西，被轻灵的翅膀所抛弃，坠落在地，狠狠地砸向那以后的岁月。
篇2：多年前的礼物作文
上大学以前, 因为课本枯燥刻板, 历史课是张宏杰深恶痛绝的课程之一。1990年在大学读书时, 他读到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格鲁塞的《草原帝国》和费正清编的《剑桥中国史》, 三本书引发了他对历史的兴趣。“《万历十五年》打通了历史和现实;而人性让我找到了进入历史通道的钥匙。”
2000年1月, 张宏杰的第一本书《千年悖论》出版。2004年, 《另一面:历史人物的另类传记》出版。在海关工作的福建读者石悦, 站在书店里读完这本书, 后来就开始在网络上用“当年明月”这个名字写《明朝的那些事》。
2006年,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出版, 这本书给他带来了众多机会。在一位读者的帮助下, 张宏杰调到一所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 不久又破格进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师从葛剑雄。博士毕业后, 再进入清华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后, 还上了《百家讲坛》。
张宏杰已不再写小说:“现在对社会的反思批判功能上, 历史彻底取代了文学的‘启蒙’作用。历史是民族的记忆, 一个不会反思、没有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自尊心巧妙地消失了
问:“国民性”在中国是个有争议的词, 在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林语堂《中国人的气质》、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和龙应台《野火集》之后, 你的《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又想表达什么?
张宏杰:自民国开始, 关于如何提高国民性和民族素质, 一直都有很大的争论。我实际上从国民性这个角度, 观察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变化。这本书也可以叫“中国历代民族精神的演变历程”。
提起中国历史, 我们最爱说“五千年文明史, 泱泱大国, 文化灿烂, 礼仪之邦, 中国人民勤劳勇敢”。但很少有人想到今天中国和过去中国本质上的不同, 两者之间发生了重大的文化断裂。
1921年, 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旅行, 他想象中国人应该都像诸葛亮、李白、杜甫、辛弃疾、苏轼、文天祥这样, 光明伟岸、个性分明、讲气节懂礼貌。但到中国后, 芥川龙之介发现, 用他的原话来说“现代的中国并非诗文中的中国, 而是小说中的中国, 猥亵、残酷、贪婪”。写这句话前, 他正看到一个中国男人当众脱下裤子朝美丽的湖水里撒尿。
英国海军上将乔治·安森在乾隆初年, 强行驶入广州湾修理船只和进行补给。那是中国社会鼎盛时期, 可是他们对中国人印象十分不好。他们“花了大价钱买来的鸡鸭除了缺斤短两, 肚内填满沙砾和石块;买到的猪肉也灌满了水以增加斤两”。
1793年来中国造访的英国外交团长马噶尔尼, 彻底打破了歌德、伏尔泰此前对中国的想象。英国人注意到, 中国人撒谎、奸诈, 偷得快, 悔得也快, 而且毫不脸红。船上做饭的厨师试图隐藏鸡腿, 人与人之间漠不关心, 冷酷无情, 他们的船经过运河时, 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小船, 许多人掉进河中, 英国人要停船救人, 中国船员根本不理睬选择继续航行。
而英国人在菲律宾群岛、巴达维亚 (今雅加达) 、槟榔屿等地方看到的中国人, 活泼自然, 聪明有创造力, 他们的记录说:“中国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谨, 这是他们长期处在铁的政权统治之下自然产生出来的。在他们私下生活中, 他们也是非常活泼愉快的。但一见了官, 就马上变成另一个人。”
问:他们的结论是什么?
张宏杰:马噶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更广为人知:“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 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这种专制统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 中国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 没有前进, 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 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巴罗认为, 中国人缺乏自尊心, 因为政府从来没有把百姓当成成年人来看待, 而是当成儿童和奴隶。“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级官员的一点头而挨板子, 还要被迫亲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类似的玩意, 跪倒在地上, 为麻烦官府来教育自己而谢罪……人的尊严的概念巧妙地消灭于无形。”
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他们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 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 相互殴斗时揪头发。”
只以成败论英雄
问:这是中国人国民性的由来?
张宏杰:改变要从秦朝开始, 秦孝公变法, 商鞅主政, 开始统一思想, 提出了靠战争立国的发展思路, 穷要打、富要打。本来, 夏商周以后, 春秋战国时期, 中国进入封建时期, 各诸侯分封天下, 爵位世袭, 形成了一个贵族世代统治的体制, 进入春秋末期, 平民阶层崛起, 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已经形成, 但商鞅的变法让秦国崛起, 打破了平衡, 也改变了中国人。
张宏杰, 蒙古族。1972年生于辽宁。1994年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 经济学学士, 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 现为清华大学博士后。著有《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坐天下很累》、《饥饿的盛世》等。
商鞅从军爵制度开始, 取消贵族世袭制度, 收回特权, 只有在战场上立下功劳, 有军功战绩, 才能够重配爵序, 列籍贵族;平民百姓, 不管出身贵贱, 只要有军功战绩, 都可以根据杀敌多少, 获得相称的爵位, 获得功名富贵。有野心的人, 可以通过打仗、杀敌, 血腥的屠杀, 获得人口和土地。
商鞅还企图统一国民思想, 采取“愚民政策”, 把文人、商人、工匠视为“国害”。他在渭河边论法, 一次性就屠杀了七百多反对他执政路线的文人。商鞅不能容忍跟自己想法不同的人, 把他们全部流放到偏僻的边境, 穷山恶水当中去, 从此再也没有人反对他了。
秦朝到汉朝以后, 中国作战方式和战争理念, 都是只求胜利, 只问结果, 不择手段, 往往出现大规模的屠杀, 出现屠城现象, 满城杀光, 一人不留, 胜利者一个比一个残暴。
问:“以成败论英雄”的开始?
张宏杰:成败论英雄, 出自宋代苏轼的《宋襄公论》。毛泽东认为宋襄公打仗的时候不肯半渡而击, 结果打输了, 是一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但很多史书肯定了宋襄公的做法。司马迁在《史记》中说, 宋襄公虽然失败了, 但很多君子认为他值得赞扬, 他们感叹在礼义缺失之时, 宋襄公却依然秉持礼让精神。
中国文明的倒退, 应该说是从元朝开始的, 蒙古人一直比较残暴, 靠暴力统治;明朝朱元璋是农民出身, 则是专制集权到顶峰, 他认为凡是威胁到朱家统治的, 文人、商人阶级, 有目的地进行清除和屠杀, 往往是满门抄斩;到了清朝也是如此, 扬州十日屠城, 杀死80万人;嘉定三屠, 浮尸满河。
清史记载, 清朝入关以前, 经常跑到关内烧杀抢掠, 非常残忍, 从东北跑到山东, 就是为了抢牲口、抢人, 清兵向努尔哈赤汇报时, 是把人、马、牛、驴混到一起的, 因为满族人是从奴隶社会直接发展过来的, 所以满族大臣喜欢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 这样一个落后的社会体系, 靠暴力恐怖统治中国, 杀光了有血性的男儿, 给中国发展造成了大倒退。
问:为什么说明朝对中国影响最大?
张宏杰:大明王朝的开创者朱元璋, 从社会底层起家, 发明了政治流氓统治术, 核心是十六个字:不讲规则, 没有底线, 欺软怕硬, 不择手段。这一政治统治方式在社会中迅速蔓延, 拥有强大的生命力。
朱元璋断绝与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 禁止海上贸易, 闭关锁国, 由官僚包办一切事情;对内控制社会、民间的一切组织力量, 打击商人大户, 避免商人财富增长可能对政权带来的挑战。朱元璋明令取消了全国所有商业经纪人和中间商, 只允许最低限度的商业活动存在。老百姓的一举一动, 严格控制在政府权力之内, 彻底杜绝任何不安定因素。
在他的统治下, 大明社会变成了一个村庄, 无事不相往来。大明成了一个大监狱, 各级官员都是狱卒, 所有百姓都是囚犯。百姓稍有逾越狱规, 则惩罚立刻劈头而来:“充军”、“斩首”、“乱棍打死”……
明朝还发明了廷杖制度, 把大臣当成皇帝的奴仆, 取消了丞相制度, 皇帝控制了所有的政务, 把专制集权制度推向高峰。在明代的专制基础上, 清代皇帝们积三代百余年努力, 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
晚明有一句话叫燕巢幕上, 就是燕子在窗帘上做窝, 明知道这个窗帘是靠不住的, 人家一拉这个窝就碎了, 但还是全心全意地把这个窝建得非常好。南明小朝廷的时候, 皇帝一个个都不争气, 大臣们也都知道朝廷肯定是靠不住, 但还是拼命地争。不是说团结起来对付满族人, 或者是镇压农民起义, 就是能捞一天钱, 先捞一天钱。船马上要漏了, 我不说急着去补漏洞, 或者跳到另一只船上, 还在船上抢那么一点粮食。这种心态如果跳出历史, 你会感觉很不可理解, 但是身处那个时代, 你又很能理解:每个人都觉得我对大势是无能为力,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 能享受一点是一点, 能抓到一点是一点。
“以德治国”, 成本最小, 效果也最小
问:梁启超、鲁迅他们一直都在提倡改造“国民性”, 但没有成功。
张宏杰:梁启超说中国人身上有奴性, 甘于帝国的统治, 甘于暴力的统治, 不敢反抗;缺乏公德意识, 只有私德意识;缺乏尚武精神。梁启超认为这是中国人的三大弊病。要改造中国, 关键是改造每个人, 通过写小说、办学校、办报纸的方式, 思想启蒙, 让每个人都意识到身上的缺点, 唤醒老百姓, 变成新民。在这个基础上, 才有可能取得政治改革的成功。
梁启超的思路后来被鲁迅所继承下来。鲁迅对制度变革丧失了信心, 他说如果没有新的国民, 这个国家换什么招牌都是没有用的, 人还是原来的人。所以鲁迅整整20年时间, 不停写作, 攻击中国人的劣根性, 希望唤醒老百姓。
问:你怎么看胡适、孙中山、蒋介石式的国民性改造试验?
张宏杰:蒋介石认为改造中国国民性, 最直接的方法是开展新生活运动, 他制定非常详细的新生活规范:比如吃饭的时候咀嚼时不要发出声音, 鱼骨不要放在桌子上等等, 通过政府力量强制大家执行。各省积极贯彻, 差派政府官员到饭店检查, 强迫老百姓遵守新的行为标准。胡适马上说这种运动产生的影响肯定是负面的, 肯定助长老百姓更虚伪, 大家表面一套, 背后一套, 结果真是如此。
胡适的核心是用制度来训练国民。
孙中山提出, 中国人从臣民到国民, 必须对民众进行政治制度的训练培养, 分阶段完成国民性改造。他在《建国方略》一书中提出了三步走的构想。
国民党基本是按照这条路往前走的。
问:中国人还是喜欢用“以德治国”来改造“国民性”。
张宏杰:黄仁宇对这个问题, 有比较明白的说法。他说中国古代这样去做, 因为这种做法成本最低;中国不是一个建立在数目字上的社会, 你没法用比较复杂、精微的手段去控制和调整, 你只能寄希望通过意识形态的办法, 把人的贪欲约束到最小的程度。
中国国民性改造史也是, 从梁启超到鲁迅到毛泽东, 包括陈独秀、李大钊, 都认为改革国民性就是每个人洗心革面, 从我做起, 纠正自己的行为习惯, 整个中国就会变化。但是他们没有想到, 社会对个人的影响是更决定性的。整个社会环境、社会体系文化惯性在那里, 每个人去改变自己, 整体跟着改变, 这完全是一个神话。能够通过道德去解决的, 只是非常小范围内的问题。
篇3：2200多年前的“潜伏”
战国后期，秦国的强势崛起令东方诸国极为恐慌，首当其冲的韩国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于是，一项绝密的派遣“间谍”计划在韩国最高层酝酿出笼，从内部削弱秦国实力，从而达到阻其东扩的终极目的。经过严格筛选，这项光荣而神圣的使命落到了郑国肩上。
这时，郑国的公开身份是水利专家，这种身份在国际上凤毛麟角，绝对的紧俏人才。郑“高工”还有一不为人知的非公开身份——韩国“中央情报局首席间谍”。此次韩王给他下达的具体潜伏行动指令是：以建造水利工程为名，尽其所能耗费秦国的人力、财力、物力，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郑国肩负使命潜入咸阳，伺机面见秦王，历数兴修水利的益处。秦王动了心，于是，一纸命令下达，开工兴建水渠，郑国任“工程办主任兼总工程师”。郑国正式在秦国潜伏下来，按照预定程序实施破坏计划。
一切进展顺利，情况甚至比预想的还要好，这令雄心勃勃的郑国和他的上司们窃喜不已。不料这时意外发生了，韩国的“间谍”计划和郑国的“间谍”身份同时被秦国“安全部门”侦知，秦王恼羞成怒，欲砍郑国以惩其罪。
郑国对自己的“间谍行为”供认不讳：“大王，我建议修渠虽有其他目的，但这条渠对秦国确实大有益处啊！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秦王一想，这话倒是有理。也就在这时，李斯给秦王上了那道著名的《谏逐客书》，说服秦王收回“逐客令”，客观上帮了郑国一把，于是，秦王决定刀下留人，但交换条件是郑国必须按时完成水渠的修建。
郑国留下了，继续从事他未完成的事业，这时的他，似乎已经忘掉了“间谍”的身份和使命，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钟爱的水利事业中。终于，历经10年，一个“超级间谍”创造了人间奇迹，一项伟大的古代水利工程在他手上诞生。为纪念郑国的这一历史性贡献，秦国人将这条水渠命名为郑国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