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达哥拉斯的和谐论（精选7篇）
篇1：毕达哥拉斯的和谐论
毕达哥拉斯讲的和谐最基本的意思是指音乐里面的那种和谐，像两个相隔八度的乐音连在一起，听起来就觉得很和谐，还有四度和音、五度和音等等。毕达哥拉斯觉得，既然音乐能打动人的灵魂，那么灵魂里面也应该有同样的和谐，而灵魂又具有理解整个宇宙以及其中的一切事物的能力，所以整个宇宙和宇宙万物也必定是具有同样的和谐性的。所以他认为，如果能够揭示出音乐里面的这种和谐的根源，那也就发现了宇宙万物的和谐的根源，人们就可以凭借这个根源更好地理解一切事物，从而更好地治理城邦，让所有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于是他致力于研究音乐，他发现，如果把一条琴弦分成两部分，这两部分的比例可以表达为两个整数的比，那么这两部分发出的声音就是和谐的，比如说八度音就是1:2的比例，四度音是4:3，五度音是3:2。因此，毕达哥拉斯认为和谐的根源就是数的比例关系，由此他提出了著名的“万物皆数”的论断，认为宇宙万物都是数，所以万物的关系都是数的比例关系，因而是和谐的。他用数的比例关系去解释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比如行星的运动、人体的健康、城邦的治理等等，取得了很多成果。毕达哥拉斯的和谐思想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种企图用数学去解释自然的思想体系，后来对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和谐的数量关系与宇宙美的生成机制
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量关系是先于现实世界而存在，是一种超验的存在，是属于彼岸世界的东西。它为现实是和艺术世界提供原则、数据、模式、范形，使之生成和谐之美。也就是说，在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此岸是和彼岸世界的同构性、对应性统一，是一种根本性的、整体性的和谐，是审美的极致。而彼岸世界的数的原则、数量关系是神规定的，此岸世界的事物具备协调、适宜的数量关系是神的安排与旨意。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美学理论体系中，神的概念超越数的概念成为最高层次，成为和谐的终极根源。于是，和谐的数量关系就潜在地框架与预定了万物的和谐。这点，其实是在谈万物和数的关系：万物究竟是如何由数派生的？神规定了数，而数又是万物的范型，万物是数的摹本。一定的数目，构成一定数量关系的框架，成为和谐的数目范型，供万物模仿，进而造成万物的贺喜饿。如：5：8的数量关系构成一种和谐的数目范式即黄金分割定律的范式，它物一经模仿就生成了和谐。具有和谐的数量关系的数目范式，作为一种文化的、审美的原型，是先于摹本而存在的，这点与后来柏拉图的理念说说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于上，我们可以知道，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量关系的和谐是造就一切美、一切和谐事物的普遍规律。自然的、人的、艺术的以及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的和谐莫不如是。
篇2：毕达哥拉斯的和谐论
一、贺拉斯《诗艺》中的“合式”原则
贺拉斯认为, 正确的判断力表现为艺术创作中的“合式”原则。这“合式”原则是他为艺术创作从内容到形式确立的具体法则, 主要指艺术上的协调一致、恰当得体、符合自然、符合观众心理。它既包括形式的要求, 也涉及对内容的要求。具体说来, 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合式的选材
《诗艺》的开篇, 贺拉斯就引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一个美女的头长在马颈上, 借以说明画面的不和谐。进而他总结从事写作的人一定要懂得表现整体和谐。在选材的时候, 一定要选自己胜任的题材。因为只有选择自己熟悉的事件, 才容易表达, 这样才能文笔流畅, 条理分明。在细节方面, 贺拉斯甚至认为, 哪种体裁用什么样的诗格来写都是有规范的。“帝王将相的业绩, 悲惨的战争, 应用什么诗格来写, 荷马早已作了示范”, “短长格来表达激情……”[1]在这里, 贺拉斯十分注重整体的和谐与一致。实际上不同的艺术体裁对选材确实有不同的要求, 作家务必要仔细筛选。
(二) 安排字句要考究, 人物语言要统一
贺拉斯把和谐整体的观点推广到人物语言方面。首先, 他认为, 作家使用语言可以创新, 但要有节制。他认为:“万一你要表达的东西很深奥, 必须用新字才能表明, 那么你可以创造一些古人所没有见过的字。这种自由, 用得不过分, 是可以允许的。”[2]我们可以看到贺拉斯鼓励创新, 从正面直接肯定了文艺创作中作家理应享有的大胆创新的权利。但同时, 他又说:“这种新创造的字必须渊源于希腊, 汲取的时候又必须有节制, 才能为人所接受。”[3]在这里又反映了贺拉斯继承希腊传统的思想。也就是说他十分注重作品创新与传统相统一的特点, 也体现了他创造性摹仿的文艺思想。
其次, 贺拉斯认为, 人物语言要适合其身份、年龄。他指出:“神说话, 英雄说话, 经验丰富的老人说话, 青春、热情的少年说话, 贵族妇女说话, 好管闲事的乳媪说话, 走四方的货郎说话……其间都大不相同。”[4]在他看来, 人物语言要切合年龄特点, 切合各种年龄的人所常有的一般特征。人物的语言、台词要切合身份, 要合乎民族、地域、职业特点。
再次, 贺拉斯指出, 语言要表现情感。他不但要求作家写出不同身份人的不同语言, 还要求人物语言的词句和其表情相协调。“忧愁的面容要用悲哀的词句配合, 盛怒要配威吓的词句, 戏谑配嬉笑, 庄重的词句配严肃的表情。”[5]不难看出他认为, 语言是表达心灵活动的媒介, 因此要做到言为心声。
(三) 情节的统一
贺拉斯观点认为, 情节之所以要演出是为了让观众便于理解与欣赏, 同时情节也可以叙述。要清楚什么样的情节适合表演, 同时不管哪种题材的情节布局都要合情合理。要使演员的表演和叙述相结合、虚实参差, 没有破绽。同时他认为, 歌唱队的作用应该是适合情节的发展。“歌唱队应该坚持它作为一个演员的作用和重要职责。它在幕与幕之间所唱的诗歌必须能够推动情节, 并和情节配合得恰到好处。”[6]我们可以看出贺拉斯在强调个别细节要十分真实和重要的同时, 也更强调整体效果, 要求各细节特别是主要细节的协调一致。
总体说来, “合式”原则贯穿《诗艺》的始终。贺拉斯对艺术要求统一与调和, 艺术的魅力就在于总的效果, 整体的美, 这个原则也是贺拉斯文艺理论的主导思想。
二、从贺拉斯的和谐观看中西古代和谐观的不同
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 中国与古希腊的先哲不约而同地提出并论述了和谐思想, 但是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和思维方式的不同, 我们可以发现中西和谐观的不同。
西方古代和谐美重再现、摹仿。贺拉斯提出了“作家到生活中到风俗习惯中去寻找模型”的观点。他们所说的和谐统一, 着重指美的外在感性形式, 多样统一被看作美的一个法则。中国古代美学中的“和”则不同, 如孔子的“中庸之道”思想、“仁、礼”思想等都渗透着人们的情感与伦理道德, 往往情感专一、道德品质优秀的人被大家认为是“美”的。这种美的思想在人们内心根深蒂固, 一直流传到今天。如当今的“感动中国”“道德模范”等先进人物的评选, 往往都是助人为乐、道德崇高的人物。
其次, 古希腊的和谐美强调对立的和谐, 非静止的和谐, 无论是毕达哥拉斯学派或是赫拉克利特都提出的“对立统一、不协调的统一”的和谐思想。与西方不同, 中国的古代思想家更倾向于静态的和谐美。俗语说“心静自然凉”, 老子也提出过“致虚极, 守静笃”的思想。可见老子认为人们内心的原型是宁静的, 祛除一切杂念, 抛弃烦躁的。现代的人们也往往觉得中国人是内敛而含蓄的, 西方人则外向张扬。
通过比较中西古代和谐观, 我们可以总结出: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都十分崇尚和谐, 但是由于中西文化、心理等各方面的差异又使其和谐观各具特点。
参考文献
篇3：论杜拉斯与张爱玲的自恋情结
关键词：自恋情结；自卑情结；创作动机
“自恋”一词，究其词源，出自希腊语“Narkissos”，意为水仙花，源于古希腊神话中的那耳喀索斯传说。这一传说出自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美少年那耳喀索斯贪恋水中自己的倒影，难以自拔，且不为众神所接纳，最终偎影而死，化作水仙花。于是，那耳喀索斯便成为“自恋”的代名词。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将自恋定义为自己对于自我投注里比多的兴奋状态，认为人在婴儿时期就处于自恋状态，在正常的发展下，一个人终其一生都会有某种程度的自恋。如果将自恋情结与文学创作联系起来，我们发现，两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可以说，作家绝大多数本质上有着自恋情结。荣格指出：“艺术家无一例外的都是自恋倾向者。”
文学创作是作者个人化体验的结果。由于性格经历以及思维方式的不同，每个作者的风格也不尽相同，正因为如此，世界文学的大花园才得以百花齐放。一千个作家笔下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是写秋天，杜甫写道“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写尽了秋天的萧瑟和凄凉；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写出了秋色的清新动人；在刘禹锡眼中，“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另辟蹊径，写出了秋天的明快和活力；而李白在《子夜秋歌》中写出“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的诗句，写的却是闺妇对边关丈夫的思念之情。由此可见，作者的性格和经历造成的表达差异，同时也给读者带来了丰富的阅读体验。自恋人格赋予作家独特的生命体验，使作家获得了具有带有强烈个人烙印和风格的题材，而这种风格的独特性无法复制无法模仿，使他们和别的作家区分开来，独树一帜。同时，作家的自恋情结，使作家对孤独和痛苦等永恒的文学主题有着深刻的人生体验，从而激发强烈的创作热情和丰沛的灵感，很多天才便由此产生。具有自恋情结的作家把文学创作看做抒发自恋情感的唯一出口。这类作家以文字的形式倾诉自我的苦闷和对自我的欣赏，在作品中构建理想的自恋世界以得到解脱。
在他人的崇拜和赞美面前，女性的自恋倾向更加明显。西蒙·波伏娃曾说过：“人们有时会坚持以为自恋是所有女人的基本态度……但的确是处境使得女人较男人更容易转向自我，把爱献给自己。”这一点在女性作家的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张爱玲在《天才梦》里写道：“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视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杜拉斯更直言：“任何一个女人都比男人神秘，比男人聪明、生动、清新，从来也不想做男人。”
张爱玲和杜拉斯都是典型的自恋型女作家。探究她们自恋情结产生的原因，和她们童年成长的环境密切相关。童年是人生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一个人心理发展的重要基础，它对于人的个性气质、思维方式等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弗洛伊德认为创作动机的形成与作者的童年经验有着紧密的联系。对作家这一群体来说，童年经验是其在童年生活过程中获得的生命体验，为他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和动力。痛苦而不幸的童年经验，对杜拉斯和张爱玲的创作基调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杜拉斯幼年丧父，她的整个童年、少年都是在印度支那度过的。在这期间家庭的贫困压抑的生活以及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事件给她的一生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成为她日后创作的不尽源泉。贪财偏执的母亲，粗暴堕落的大哥，软弱无能的小哥哥，以及母亲对大哥的偏爱和对她的漠不关心……在绝望中，一个少女竟然想要杀死大哥，以此来摆脱这种痛苦不堪的处境。杜拉斯在《情人》中写道：”我想杀人，我那个大哥，我真想杀死他，我想要制服他，哪怕仅仅一次，一次也行。我想亲眼看着他死。”“我爱我的母亲，她不爱我。”失落、绝望、耻辱、疯狂和万劫不复的伤痛，成为母亲留给杜拉斯一生的遗产。张爱玲家世显赫，祖母李菊耦是慈禧心腹中堂李鸿章之女，母亲也是南京晚清大族黄军门的女儿，但父亲不务正业，整日嫖妓、赌钱、抽鸦片，张爱玲的母亲几次离家出走，最后他们走上了离婚的道路。“我们的童年与青春时代，是由父母的迁居，分居，复合，离婚这条主线贯穿起来的。”后来父亲娶了后母，张爱玲受到后母和父亲的百般虐待，甚至被囚禁起来：“头上是赫赫的蓝天，那时候的天是有声音的，因为满天的飞机。我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当得不到应有的爱后，她们把童年的创伤性经验转化为一种内在的动力——即自恋情结，在写作中去得到对自我的确认，以女性创作独有的方式来肯定自己，发掘自己，找到自己的独特性和存在的意义。在张爱玲所有的照片中，都有一种遗世独立的高傲。永远穿着旗袍，骄傲地仰起头，冷寂的眼神洞穿一切，目空一切，睥睨众生。舒婷在《致大海》中有这样的诗句：从海岸到山岩/多么寂寞我的影/从黄昏到夜阑/多么骄傲我的心，用来形容张爱玲真是再合适不过。而杜拉斯无疑也是自恋的，在《情人》中，杜拉斯谈起那个让她常沉湎其中，自我陶醉的少女形象：十五岁半，腰身纤细，一双金丝高跟鞋，奇特的男式帽子，两条长辫子，美丽的，叛逆的白人少女。杜拉斯迷恋这个塑造出来的美丽形象，迷恋自己的身体，追逐自己的欲望。即使到了晚年濒临死亡的时候杜拉斯仍极度的自恋：“我是个天才，现在我已经习惯了。”
然而，在笔者看来，杜拉斯和张爱玲不是因自恋而自恋，而是因自卑而自恋。不幸的童年，使她们把丰沛而敏感的爱从别人转向了自己，以此维护自己心理的平衡。在张爱玲青春期的时候，要捡继母穿剩的衣服穿，那时的她是自卑而敏感的。她在《童言无忌》中写道：“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一大半是因为自惭形秽，中学生活是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而在《情人》中，我们也看到了杜拉斯自卑情结的影子。越南殖民地对于当时很多梦想着发财的法国人来说可能意味着成为富有的大庄园主，而对于出生在那里的白人女孩来说，特别是对于没有父亲，缺乏家庭温暖的杜拉斯来说，只有内心的一点身为白种人的骄傲，贫困是围绕着一家人的所有矛盾的焦点所在。“情人事件”是杜拉斯一生都无法抹去的羞耻记忆，杜拉斯在这一事件中尝尽了痛苦的滋味，贫困和难堪的生活在杜拉斯心中留下了自卑的阴影。不禁想到一部经典作品中的人物——林黛玉，她们何其相似。黛玉何尝不是因为寄人篱下的自卑感，才选择用清高孤傲的外衣来掩饰自己，而她们的武器是相同的：写作。
从心理学上讲，自卑不仅能摧毁一个人，使人自暴自弃，还可能使人奋发图强，通过另一种方式补偿自己，由补偿作用来解决原始缺陷和追求优越之间的矛盾——极度的自恋。驱使作家投入文学创作的内在动力有两个：一是外界刺激力，一是内部驱动力。简单来说，创作动机就是作家想进行创作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中包含着作家意欲表现的内容，它使作家寝食不安，必须进行创作才能恢复正常，其实就是一种强烈的倾诉和表现的欲求。对于杜拉斯和张爱玲来说，自恋情结便是她们的创作动机。张爱玲和杜拉斯是典型的自恋型女作家，她们与某些普通作家不同的是，文学创作是其因自恋而不得不做的行为，自恋情结便是其文学创作的源泉和动力。从张爱玲和杜拉斯的作品中，我们能感受到这种在自恋与自卑之间徘徊的状态。《金锁记》中的七巧迷恋自己年轻时的美貌，守财奴式地死守住自己的财产，并为此无耻又理所当然地破壞女儿长安，儿子长白的婚姻，直到自己死去；《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面对众人的鄙夷，奚落却自我欣赏着，抢了宝络的风头，夺走了范柳原，不顾一切去寻了他，在他和他的朋友面前依旧保持着孤芳自赏的姿态。在心理学上，自恋是一种补偿心理的外在表现。阿德勒认为，人对某种缺陷的补偿是自卑的重要内容和表现。我们同时能看出这些作品中人物的自卑心理。《金锁记》中的七巧没有独立的条件和能力，只能依靠男人，而她的男人虽出身富贵人家。却是个病恹恹的瘫痪者，她的出身和所嫁的男人因而也成为他人的笑柄，纵使有出色的美貌，却总是自卑着，终日惴惴不安，因此造成了她牺牲一切追求金钱的扭曲和性变态心理；《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离过婚，没有经济来源，寄住在他人檐下，受够了亲人的鄙夷和侮辱，她不得不用高傲和矜持将自己保护起来。而杜拉斯笔下“情人”形象的变化，揭示了杜拉斯自恋与自卑交错的复杂心理。杜拉斯少女时的初恋只是为了金钱，家庭的贫困，被排斥于当地白人圈子之外的低下地位，使她不得不通过与中国情人的交往换取财物。这些让人难堪的生活细节造成杜拉斯心灵深处的极度自卑。成名后，出于强烈的自恋心理，她将自己的初恋逐步修饰完美，同时也营造出一个美丽而虚幻的自我。“情人”的形象由《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矮小、丑陋、猥琐的诺先生，变为《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中高大英俊，自信优雅，具有男性魅力的崭新形象；同时，初恋的金钱色彩也逐步消减，自己和情人之间变成了纯真的爱情，像所有平凡而甜蜜的恋人那样，一见钟情，山盟海誓。在这些美化了的自我形象中，杜拉斯得到自恋式的满足。“情人”形象的变形其实是杜拉斯心灵欲望的变形，她用文字构筑的美丽世界宣泄自己的自卑，爱上了自己塑造的理想状态的自己，形成自恋。
结语：
杜拉斯和张爱玲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国度，但两人的生命体验和所处环境有很多相似之处。她们都以极大的勇气透视了人类处境的真实状况，关注自己作为女性的生命体验，解释了人在欲望深渊中的困惑和苦恼以及生命与生活的紧张关系。张爱玲和杜拉斯写的是自己，却又不仅仅是自己，而是时间长河中多少个女子或孤芳自赏或苍凉或绝望的生命体验，是共通的，世界的，永恒的。如果把她们比作花，那她们无疑是临水自照的水仙花，俯身在文字的碧波中，望见的不只是自己，更有蓝天白云，乃至世间万物。
自恋情结对于张爱玲和杜拉斯的创作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甚至可以说，没有自恋情结，就没有她们独特的写作风格和卓越的文学成就。我写故我在，是自恋型作家的真实写照，写作对于她们来说，不是为了取悦读者，而是与自我的灵魂对话，是存在的意义。写作如同爱一样，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颓败生活中的英雄梦想。只有把写作看做生存基本条件的作家，才能坚守住内心的孤独，在这纷纷扰扰的名利社会中，不媚俗，不随波逐流，从一切束缚和羁绊中解脱出来，直抵文学的内核。
参考文献：
[1]郭昭第.自恋情结与文学创作[J].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06）.
[2]罗小凤，钟世华.女性主义视野下的易安自恋情结试探[J].梧州学院学报，2008（02）.
[3]苏艳.西方翻译研究中的集体自恋情结[J].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3（02）.
[4]侯艳芳.母爱缺失性体验下的女性书写——杜拉斯与张爱玲小说创作比较[J].作家，2014（20）.
篇4：毕达哥拉斯的和谐论
1 克林顿政府与布什政府时期的反垄断政策
传统观点认为自里根政府以来, 美国的反托拉斯执法呈现出一种往复的循环, 主要表现在里根和布什政府对于反托拉斯法缺乏信任, 而这种信任为克林顿政府重新确认, 但在随后的布什政府中被再度边缘化。1981—1992年, 里根和老布什政府的反托拉斯执法机构总共只提起了三起滥用行为的诉讼, 成为自谢尔曼法颁布以来的同期最小值。但是, 这只从公共执行的角度出发来审视反托拉斯法。在美国, 除公共执行外, 私人执行也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过去的20年里, 由私人提起的反托拉斯诉讼案件达到公共执行案件的十倍。这些案件每年涉案金额数以十亿美元计, 不仅大大强化了法院在执法中地位, 也有力地推动了反托拉斯案例标准的发展。尽管政府公共执法机构可能不愿意面对过多的反托拉斯调查, 但由于私人诉讼无须公共执行为先决条件, 加之三倍损害赔偿的激励, 私人诉讼案件数量的增长也就不难理解。
不同政府之间在反托拉斯政策上的区别主要表现在执法偏好方面。在过去的10年里, 共和党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卡特尔监管。布什政府的司法部反托拉斯局成功处罚了多起卡特尔协议, 并将一些卡特尔成员总裁送入了监狱。鉴于卡特尔属于最为恶劣的限制竞争行为, 布什政府至少在这方面表现出应有的水准。在并购控制方面, 布什政府提起的并购诉讼相对少于克林顿政府时期。一方面, 是由于哈特·斯科特·罗迪洛法案对于合并申报的要求以及监管机构有权通过要求二次补充文件, 推迟并购结束, 使得绝大部分并购都通过监管机构的幕后协商予以解决, 仅有较少的争议并购最后提交诉讼。另一方面, 也表现出布什政府对于并购控制存在一定的放松。
其实布什政府与克林顿政府在反托拉斯执法上最大区别在于滥用行为规制方面。布什政府时期, 我们既没有看到20世纪末美国国内出现有如微软案一般有影响力的案件, 也没有看到如今类似针对谷歌图书交易开展的反托拉斯调查。但是, 由于卡特尔协议的隐蔽性, 需要借助刑事调查手段和宽恕政策等工具来发现, 以及并购可能造成的损害过于分散, 单个主体很难对其提起诉讼的兴趣。但是, 竞争者和消费者对于提起滥用行为损害赔偿类案件基本不会存在迟疑, 因此, 布什政府在这个方面公共执行的缺失, 可以通过私人执行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
2 奥巴马政府反托拉斯政策的转变
2.1 学派的争鸣与趋同
当代美国反托拉斯法基本可以理解为两大学派的产物, 即以理查德·波斯纳、弗兰克·伊斯特布鲁克、罗伯特·博克、安东尼·斯卡利亚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和以菲利普·阿瑞达、罗纳德·特纳、赫伯特·霍温坎普、斯蒂芬·布雷耶为代表的哈佛学派。理解这两大学派的基本观点和理论是理解美国当代反托拉斯法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芝加哥学派认为反托拉斯执法只有在矫正市场失败时才有存在必要, 其强调很多商业行为, 如纵向并购、富于攻击性的折扣等有利于竞争和消费者, 而市场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自动矫正滥用行为。此外, 该学派对于反托拉斯法很多制度表现出质疑, 尤其表现在竞争者原告、陪审团以及三倍损害赔偿方面, 其认为错误的惩罚有利于竞争行为产生的成本远远大于限制竞争行为本身所带来的福利净损失。哈佛学派则在市场与管制之间选择了管制, 但这种对于管制的偏好并不等于强化反托拉斯执法。该学派更加强调专业人员的管制而非由法官、陪审团唱主角的反垄断诉讼, 其认为反托拉斯干预应当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 因为由专业人员组成的监管团队具备解决相关市场所出现问题的能力。虽然这两个学派对于彼此的理论构架均表现出质疑的态度, 并一如既往的持续着论战。但令人称奇的是, 尽管出于不同理由, 就对于反托拉斯私人执行的不信任而言, 哈佛学派与芝加哥学派达成了一致。
2.2 政策转变原因
首先, 过去20多年来, 芝加哥学派的观点一直在美国反托拉斯执法领域中占据统治地位。然而, 自21世纪开始, 所谓后芝加哥学派的兴起对前者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该学派对芝加哥学派中不加干预的自由市场假设提出了质疑, 并指出对于特定厂商的行为应当具体分析, 而不能硬性的置于理论框架中。最近, 一本由克林顿政府时期的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后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鲍勃·托夫斯基编纂的论文集中明确指出, 芝加哥学派观点无法适应当前经济环境, 其已经将反托拉斯法引入了极端错误的方向。
其次, 美国政党轮替背后体现出一定的利益分配格局, 共和党向来代表大财阀、大企业的利益, 因此, 很难指望其在规制垄断巨头方面真正有所作为。民主党则一贯代表广大劳工和中产阶级利益, 对于垄断势力宣战正是其选民们最希望看到的。奥巴马曾在竞选演说中宣称, 他将为司法部反托拉斯局任命一位真正信奉反托拉斯法的官员, 并且承诺加强在药品、能源和金融等领域的竞争执法。如今, 奥巴马选择由执法经验丰富的乔恩·莱博维茨担任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以及坚定的反托拉斯卫道者克里斯蒂·沃尼担任司法部反托拉斯局局长, 兑现了他的承诺。
再次, 金融危机的爆发对自由市场理念产生了严重冲击, 促使各国政府都开始深刻反思监管的尺度问题, 尤其当以风险管控严格著称的中国银行业在危机中异军突起, 更加强化了这种反思的深度和力度。此外, 当曾经自由市场的坚定支持者格林斯潘和波斯纳也开始批评美国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乏力时, 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芝加哥学派已明显卷入危机之中, 政策转向也无可避免。克里斯蒂·沃尼更是直言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部分在于反托拉斯执法的缺失。
最后, 竞争执法近些年来在世界各国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欧盟一如既往对于严格执法的坚持, 使得亚洲和南美洲等地区的新兴法域纷纷效仿, 令最早颁布反托拉斯法的美国在地缘影响力方面处于弱化的局面。加之, 以中国、印度、巴西以及韩国为代表的国家已经在开始国际竞争执法合作中崭露头角, 美国当然更加需要如奥巴马竞选口号般的改变来维持其国际影响力。
2.3 具体的转变方向
自2009年1月奥巴马宣誓赴任总统刚刚过去一年多的时间。这对于全面评价美国政府竞争政策的转变而言还远远不够。在反托拉斯领域, 无论是案件的调查启动、诉讼博弈还是执法指南的出台都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但从目前的局势发展来看, 我们至少可以初步得出转变的方向, 即针对谢尔曼法第二条执法的强化。
2009年5月, 克里斯蒂·沃尼在演说中公开表示将强化谢尔曼法第二条执法, 向垄断势力宣战。并随即通过撤销布什政府相关报告表明决心。奥巴马也曾在竞选演说中表达了对于布什政府弱化谢尔曼法第二条执法的不满, 并指出这是美国反托拉斯执法史上最为软弱的时期。事实确实如此, 相比之奥巴马政府的强力推动, 布什政府并无运用谢尔曼法第二条追究单个企业限制竞争行为的热情。在8年的执政期间内, 司法部反托拉斯局依据第二条只提起了三起相对较小的案件。总体来看, 布什政府在规制单个企业垄断行为方面最大的贡献可能仅仅在于2008年9月发布的有关谢尔曼法第二条报告。然而, 该报告却遭到了联邦贸易委员会多位委员的反对, 哈勃、莱博维茨和罗施委员公开指出, 报告内容过于关注企业的利益而忽略了消费者利益, 其本质在于保护垄断或者接近垄断的势力。时任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科瓦切克更直接表达了对于反托拉斯局绕过联邦贸易委员单独发布报告的失望情绪, 并指出从历史经验中借鉴指导当前反垄断执法的重要性。稍具讽刺意味的是, 8个月之后, 奥巴马政府反托拉斯局上台的第一项重要政策就是撤销这份报告。笔者认为, 这其实在情理之中。因为, 如果司法部意图加强对垄断势力的监管, 就必须重新确立执法标准, 而不能被先前的绳索束缚。
3 未来面临的挑战
尽管奥巴马政府对于未来强化反托拉斯执法充满信心, 并正在试图用实际行动证明美国依然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反托拉斯法域之一。然而, 在实践的过程中, 其仍然可能面临来自法院、国会以及其他监管机关的阻力。笔者认为, 奥巴马政府反托拉斯机构未来至少面临以下三项挑战:
3.1 金融危机的大环境
自1890年谢尔曼法颁布以来, 金融危机以及战争的爆发通常会导致反垄断执法的退缩。在大萧条时期, 为了尽快实现经济企稳、复苏, 罗斯福政府基本暂停了反托拉斯法在卡特尔领域的执行。尽管在1936—1940年, 反托拉斯政策经历了短暂的升温, 但随后由于日本空袭珍珠港导致美国全面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反托拉斯执法再度陷入停顿状态。尽管金融危机的大背景通常会增强政府内部强化管制的政治意愿, 但通常这种管制选择并非加强反托拉斯执法, 因其常常被认为是一项昂贵的政策选择。虽然反托拉斯局宣称将不会重复罗斯福政府时期的错误, 但历史告诉我们这并不容易。2009年7月, 美国交通部批准了大陆航空公司就其加入星空联盟的反托拉斯豁免申请。对于这项决定, 司法部反托拉斯局明确提出了反对意见, 并认为该决定将使得美国国内的航空票价上涨6%～15%。这场部门之间的争论成为当时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经白宫经济委员会主任出面协调, 交通部最终坚持到了最后。尽管当前的金融危机不可能造成反托拉斯执法的全面中止, 然而不可避免的是, 在经济复苏过程中, 随着一些企业的倒闭或者濒临破产而被兼并, 很多市场正在经历一个走向集中的过程。虽然奥巴马政府反复强调增加反托拉斯执法力度, 但对于竞争对手倒闭而带来的企业市场力量增长仍然超出了监管的可控范围。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 对于这些市场走向寡头垄断, 政府很难有所作为。
3.2 芝加哥学派与哈佛学派的“双螺旋”
当今很多市场都存在着自己的监管者, 哈佛学派和芝加哥学派观点的重合将使得这些市场上反托拉斯法执行阻力重重。正如前任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威廉·科瓦切克所形容, 两者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双螺旋” (Double Helix) 关系。从前不久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太平洋贝尔诉linkLine案的判决中, 我们就可以窥见端倪。在这个案件中, 最高法院拒绝使用价格压榨理论。所谓价格压榨是指纵向整合的厂商以较高的批发价格供货于其竞争对手的零售商, 同时自己的零售商则以较低的价格向市场供应。以罗伯特为代表的5位法官认为, 价格压榨不过是一系列简单而合法的拒绝交易和价格折扣。而以布雷耶为代表的4位法官则认为, 价格压榨可能会限制竞争, 但由于联邦通信委员会具备惩处和救济这些限制竞争行为的能力, 所以类似的私人诉讼可能产生更多损害。尽管基于不同的理由, 但芝加哥学派与哈佛学派却在判决中达成了一致。
3.3 替代性理论的缺乏
从理论上来看, 后芝加哥学派本应当为强化反托拉斯执法提供最为有力的替代性理论支持, 但该学派主要寻求对于芝加哥学派观点的提炼和修正, 并非取而代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他们常常批评芝加哥学派过于理论化, 缺乏对于现实的关注, 但这却恰恰是他们自身存在的问题。事实上, 这一学派的贡献更多集中于博弈论以及行为经济学, 其很多分析模型具有一定合理性, 但这种合理性并不等于现实可操作性。决策者仍然需要了解这些模型能否切合现实经济环境, 能否真正提高消费者福利。因此, 后芝加哥学派的倡导者们如果想要打破芝加哥学派的统治地位, 就必须提出与之相对应的理论, 并从实证角度给出现实环境对于消费者利益保护不足, 从而需要强化反托拉斯执法的有效论证。然而, 从目前情况来看, 这将是一段漫长的道路。
摘要：美国反托拉斯法作为反垄断法的母法对于全球竞争执法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意义。传统观点认为, 美国反托拉斯执法存在循环往复的过程。其实, 无论是克林顿政府还是布什政府, 均在反托拉斯执法方面表现出各自的偏好。奥巴马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前任政府的反托拉斯政策, 同时表明本届政府在强化执法方面的决心。然而, 仅仅有决心还远远不够, 反托拉斯执法不仅需要执法机关、监管机构、法院等部门间的合作与协调, 同时也需要相关理论的辅助与支持。奥巴马政府在这些方面仍然面临着艰巨的挑战。本文将主要围绕美国近三届政府的反托拉斯政策, 分析、探讨本届政府政策转变的原因、方向以及未来所面临的挑战。
关键词：反托拉斯,政策转变,挑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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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Joshua D..Overshot the Mark ASimple Explanation of the Chi-cago School s Influence on Antitrust[C].George Mason Law&Econom-ics Research Paper:9-23.
篇5：毕达哥拉斯的和谐论
关键词：杜拉斯；影响与接受；反思
玛格丽特·杜拉斯作为法国极富创作个性与独特魅力的女作家，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文坛激起了动人的回响， 在很大一批作家的创作中都能寻觅到杜拉斯的痕迹，或是全盘接受，着意模仿，或是在杜拉斯影响下开辟出自己独特的写作之境，其中以90年代以来的女性作家对杜拉斯的接受最具代表性。杜拉斯的传奇人生和艺术个性使之成为小资作家最热衷追逐和模仿的对象，这批70年代出生的新的写作群体高呼着杜拉斯的名字冲上文坛，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杜拉斯热”。
在深受杜拉斯影响的男性作家中，又以王小波为代表，他把“风华绝代”加冕于杜拉斯并告白：“我把杜拉斯看作我的老师。”他对《情人》推崇备至，认为它代表了现代经典的一种标准。可以说，《情人》作品就是他为自己确立的一个重要的写作模式。
一、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文坛“杜拉斯热”产生背景
（一）“人”的解放和对人性的挖掘
20世纪90年代，正值中国大陆文坛从伤痕文学转入人的解放，从大我到小我，反躬自省，深入到人的内心深处， 直视人性之弱点和阴暗面， 努力发现善与恶、美与丑、优与劣的人性的复杂性。对人的局限性的发现，正适逢中国出现了一个译介与吸纳西方文学与文化的热潮。中国与世界文学重新恢复了联系，如饥似渴地全方位“拿来”。于是， 有关审视与探索复杂人性心态与自我缺陷的外国作品，也就大量进人了中国。而刚刚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杜拉斯作品就这样引起了中国大陆文坛的兴趣。
（二）对艺术形式的追求
受到法国“新小说派”的影响，中国部分作家热衷于对形式的追求和小说的实验性探索，他们把小说的关键由“写什么” 转变为“怎么写”，将叙述置于故事之上。而杜拉斯的作品一向被认为具有实验性和先锋性，她一生致力于小说形式的不断创新和探索，深受中国作家推崇。
（三）90年代女性写作热
女性文学在进人20 世纪90 年代以后， 呈现出比以往任何一个阶段都色彩纷呈的局面。社会主导意识方向的转移、男性精英文化的“失势”，意外的为处于边缘位置的女作家们提供了一个自由地抒发自己、分析别人以及营造世界的机会和可能。这一时期的女作家们以巨大的写书热情投入到对个人经验、不可替代的记忆或命运的关注上。她们的作品因而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自我抒发和精神自传的性质，尤其是陈染、林白。而女性个人经验的暗流涌动正是杜拉斯的标签，因此陈染、林白等女性主义作家的笔下都存在着一股杜拉斯情结。
（四）市场导向
90年代以来，市场成为社会的主导，以致先前压抑的欲望急剧反弹， 欲望成为新时代的图腾崇拜，欲望化叙事成为文学领域的新卖点，身体写作的泛化为视觉领域带来了巨大冲击。“时尚小资”作家作为世纪末喧嚣与躁动的参与者与实践者，早已被贴上物质时代的标签，成为都市消费文化和欲望叙事的代言符号。而杜拉斯在作品中对身体欲望的叙述便自然而然地与这一批“美女”作家“一拍即合”。
二、9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作家对杜拉斯的接受
（一）中国“女性主义”作家对杜拉斯的接受
1.“私语化”的自传体
杜拉斯女性化、私人化、情绪化的叙事话语，使我国当代女作家的性别意识充分觉醒，让她们找到了被历史长期湮没的女性私人话语。因此在写作方式上， 中国女性主义作家采用了“私语化”的自传体书写，从童年经验出发，发出个体生命的呢喃，同时在零乱琐碎的叙述中，通过女性的自反性观照和人物间的彼此认同完成了自我镜像的建构。
2.有张力的文本结构
在杜拉斯的书写中，不存在写作的规则与禁忌，她的叙述从来不遵循“情节”和“故事”的模式，她是把自己的思维奉为至高的写作准则，而她的思维又是离奇而跳脱的，把文本搅得支离破碎。正是她的这种越矩锻造了她有张力的文本结构。而女性主义作家在文本结构上，也采用双层复调的结构叙述，使文本成为一首丰富的赋格曲，互文性的书写更是增添了文本结构的张力。
3.独特的写作之境
杜拉斯的家庭属于法国社会的边缘， 而她又是在缺失爱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双重的边缘身份决定了杜拉斯反叛式、边缘化的写作姿态。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作家也有着同样痛楚无奈的处境，她们或是在地域中处于弱势边缘状态，或是在周围环境中孤立无援。她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边缘化的创作姿态，自觉地与主流话语拉开距离，在作品中探讨游离于道德之外的主题，以实现对现有主流文化的解构。
（二）中国时尚小资作家对杜拉斯的接受
1.“身体写作”的欲望化叙事
杜拉斯坦露女性原欲、倾诉内心活动、揭示女性的命运的文学叙述，使中国当代不少年轻女性作家从女性之躯出发，或展露女性的本能欲望，或探索女性的精神世界。以卫慧和棉棉为代表的“时尚小资”作家完成了“身体写作”从灵魂到肉体、从精神到物质的嬗变，她们在写作主题上，张扬“身体写作”的欲望化叙事，通过书写“情欲”和“物欲”，表达女性本真的欲望，放大了女性被物质击倒的“身体”。
2.独特的语言天地
杜拉斯的作品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广泛的影响，与其极富特色的语言风格密切相关。杜拉斯式的语言是简洁、含混而奇特的，富于跳跃感和张力，潜伏着多重意义，同时也具有很大的侵蚀性。“时尚小资”作家们受到了杜拉斯的潜移默化，在语言风格上，她们以洗练来强化语言的表现力，以含混来象征叙事主观的不确定，以奇特来丰富语言的修辞艺术 。
3.电影化的展示手法
杜拉斯小说中的电影元素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存在，电影元素在杜拉斯小一说中的渗透主要以强烈的画面感与场景意识、对白——故事中的声音来展现。受到杜拉斯的影响，“时尚小资”作家们的文本也在向一种影像化的叙事性文本转化，她们的作品中同样充斥着各种典型的影像叙事手段，诸如场景的切割转换、视听效果的意象呈现、蒙太奇结构等等。“时尚小资”作家通过这些电影化的展示手法来试图向杜拉斯笔下的“光影声色”进行靠拢。
三、90年代以来中国男性作家对杜拉斯的接受
杜拉斯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使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坛沾染了她的色彩，特别是对于当代中国的女性作家，她的影响无法忽略。但她的影响并不是止于女性作家。来自这朵法兰西罂粟的迷情也同样流于男性作家的笔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王小波。杜拉斯在女性作家笔下激起的涟漪，在男性作家的创作中同样有所展现，只是在接受的层面和侧重点上有所不同。前者更注重她女性主体意识的张扬，而后者在以下几方面内化了杜拉斯的影响：
杜拉斯以写作为其生存途径，从中展现和释放她在生活中体验到的绝望，她曾直言写作是她的生命中惟一存在的事。在中国男性作家中，史铁生也是通过写作，才有勇气面对那个困顿于轮椅中的自己。写作于他而言，是一种痛苦、绝望中的抗争方式。王小波也是以写作为凭，挣脱于平庸的现实，他与杜拉斯共同实践着写作与生命的辩证法，即写作，直至死亡。
在杜拉斯的中后期创作中，“政治性关注”是其创作的重要特点，她看到了在爱情、孤独和个人悲剧背后，隐藏着另一个悲剧：战争。她对政治事件的积极参与，对战争的谴责和拷问，都表明她不是只会进行爱情的浅吟低唱。王小波作品中的杂文大部分是政治寓言，他把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政治荒诞放大给读者看。新生代作家李洱也在其作品中拉开农村政治的幕布，让读者见识在政治最式微的底层，也有倾轧和陷阱。
杜拉斯最独特的标签是其语言，放诸于男作家，这也是他们对杜拉斯接受最深的一点。王小波对杜拉斯的语言称道不已，他对杜拉斯语言风格的推崇直接影响到其创作，他同样把对话体作为主要的叙述方式，重视语言的诗情、韵律、节奏。
四、对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文坛“杜拉斯热”的理解和反思
通过论述可以发现，杜拉斯对中国大陆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男性作家对于杜拉斯的接受，相对于女性作家的共鸣与合音，男性之声仍旧显得暗哑。
从女性作家这一角度来看，由杜拉斯引发的跟风热潮中，也明显存在着两条分支，一边是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女性主义作家，她们认真实践着源自于杜拉斯的体裁结构、写作姿态和叙事方式，并在“欲望化书写”上获得了与杜拉斯的共鸣，用诗意唯美的语言凸现出中国女性文学从男性话语场中独立而出的绰约风姿。
但遗憾的是时尚小资作家，她们并没有像女性主义作家那样去挖掘杜拉斯作品的深层内核，而是流于对故事情节、语言风格、电影化手法等表象的模仿，阻止了自己对杜拉斯的进一步靠拢。与此同时，杜拉斯的作品，特别是《情人》在接受过程中的一再被误读，引导着这批时尚小资作家把自身情欲的书写上升为作品的重要主题，“性”意识突破禁区，表现为大写的身体叙事，使得杜拉斯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文坛成为身体写作的标引和文本师从，杜拉斯笔下的含蓄与遮掩，在时尚小资作家这里变成了赤裸与纵情。
两类女性作家的接受差异体现出了“私语化”到“身体写作”的转变，反映了文坛“杜拉斯热”的失当之处，即由精神的高蹈演化为身体的堕落，温和的叙述转为浮躁的宣泄，而这也正是中国文化现状的问题所在。在市场经济下，文学面临着尴尬和危机，它被物化为商品，作家发乎于心灵的创作在面对市场的考验时，逐渐失去它的独立和坚守，“迎合”成为一种常见姿态，而扭曲的只能是文学的诗意。
参考文献：
[1]赵凝.我是一名杜拉斯“中毒者”[J].国外文学，2002 （4）：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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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宋学智，许均.《情人》的中国情结：杜拉斯与中国当代女作家[J].外语研究，2005（5）：68-70.
[4]黄荭.中国视角下的玛格丽特·杜拉斯[J].当代外国文学，2007（1）：141-145.
篇6：毕达哥拉斯的和谐论
英国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曾经对哲学有过这样的定义:“哲学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 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 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 但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 这片无人的区域就是哲学 (1) ”。与绘画、音乐不同, 19世纪是文学的顶峰, 每一个顶峰过去都会出现一个起始下滑点, 放在文学上, 那就是20世纪, 而玛格丽特·杜拉斯正是这一整个世纪里最璀璨的一颗恒星, 我们经常说先人将白纸都涂满了, 没有任何空隙让我们留下名字, 可杜拉斯却能够在璀璨的19世纪后于被涂满的白纸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并成为先人, 她又是如何找到空隙的?与其它的文学作品不同, 杜拉斯的文学作品是介乎于哲学和文学之间的, 她的作品像哲学一样亦存在于另一片无人区域之内, 在其看似情绪化感官化的文字下, 埋藏着深刻的哲学性, 而在其深刻的哲学内核外, 又同时具备了独特的文学性, 正是因为其文学化的哲学属性, 杜拉斯和她的左岸派在小说界里掀起了一种独特的浪潮, 她将小说带进了学术的领域, 又将文学带离了局限的模式, 由此在近代造成非凡的影响力。
杜拉斯作品有以下几个特点:
1. 故事性的薄弱
故事性的薄弱和叙事性的繁琐导致杜拉斯的作品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不同。比如《昂戴斯马先生的午后》, 在这本著作中, 你只能看到一位老人坐在山顶的别墅前, 从下午一直坐到夕阳下沉, 他眼前是仅能看到的一片风景, 池塘边过来玩耍的小孩子, 山下镇子里去买糖果的少女等, 作品中一直不停出现一首歌的歌词‘我的爱, 紫丁香有一天将要盛开 (2) ’。在这部小说里, 主人公昂戴斯马先生完全没有任何动作和经历, 他没有变化, 甚至没有结局。任何一部传统小说, 都不会出现昂戴斯马先生这样的主人公, 哪怕是非线性的意识流结构, 主人公也必须有行动和变化, 传统小说是由行动、互动、变化、影响、矛盾、组合成一个故事, 通过这个故事展现时代、生活、人物, 而杜拉斯大部分的作品都不具备这些基本要素, 那些作品里几乎都有一个类似于昂戴斯马先生这样的主人公, 从《毁灭她说》到《爱》到《副领事》, 甚至是《成天上树的日子》。
2. 诗意化的语言
杜拉斯善用大量优美而感性的语言描绘一个没有故事的故事, 描写一些很有故事的人, 她的语言大多从人物的情绪出发, 围绕着爱与欲, 扩大了意识与思想留下的感官, 比如‘什么样的激情在黑夜找上我们, 是的, 找上您, 找上我 (3) ’, ‘大海美极了, 但我还没法讲述 (4) ’, ‘写作, 一开始就是我的地方 (5) ’。这些诗一般的语言造就了杜拉斯作品极致的艺术美感, 同时在文学层面上为她建立了无法撼动的地位, 福柯在《词与物》中曾认提到, 知识与艺术所带来的美感会给人的心灵造成机体快感 (6) , 就像人们说起海明威会像品尝烈酒一样, 而人们提起杜拉斯的文字, 通常都用吸毒来形容。
3. 结构的无形
杜拉斯的所有作品, 除去“杜拉斯体”一般的叙述方式, 整体而言, 采用的都是探索般创作结构。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创作一般有一个主视角, 根据主视角采用第一人称、第三人称或者直接用第二人称进行直叙、倒叙、插叙, 万变不离其宗, 而杜拉斯的部分作品是没有故事的, 所以不需要一个主视角, 她的作品亦没有一条与目的有关的主线, 所以也不需要传统的叙述方式, 人称之间毫无征兆的相互转换成了她的点睛之笔, 即便是米兰昆德拉的“公路小说” (7) 也仅仅只能做到主视角的转换, 无法做到在主视角下人称相互转换。这些探索般的小说结构在杜拉斯中年的写作中就开始酝酿了, 直到晚期的创作变得越发难以琢磨, 以至于她的贴身好友会产生如此描述“她变得越发难以琢磨, 她越来越关注自我, 她的只写杜拉斯, 不写玛格丽特多纳迪厄”, 著名作家贝尔纳·阿拉则也曾评价过杜拉斯的文字:她会把“我”当做第三人称 (8) , 杜拉斯自己也亲口说过:“我很清楚我写作, 但我不是很清楚谁在写作 (9) 。”杜拉斯每一种崭新的文学结构都可以说成是开放式的结构, 没有主线、没有发展、没有结局, 比如《写作》, 好像一部名人日记或者散文, 比如《毁灭, 她说》完全是对话穿起来的一次度假经历, 比如《扬·安德烈·斯泰奈》就是对自己的情人所说的一些情话, 所有的这些不能够被称之为小说的小说都在尝试着一种“情绪结构”, 甚至可以说成是“无逻辑的逻辑”, 有人说我写日记也能写成这个样子, 那么这就相当于在说, 我画几笔也能画出毕加索的作品一样, 没有人会说毕加索根本不懂绘画, 也没有人敢说杜拉斯不懂写作, 这是去除了技巧之外更高的关于艺术一种终极追求, 也是道家哲学所言的“无”, 艺术的终极追求和一切终极追求最后都会落入一个“无”字。
玛格丽特·杜拉斯生于1914年, 正是人类思想在人性顶峰激烈搏斗的时刻, 卒于1996年, 是人类在两次人性大范围的搏斗后着手清洁思想的时刻。在杜拉斯女士活着的82年里, 她鉴证了一个世纪思想的混乱, 而她死后, 世界开始重建秩序, 新世界的文明就像飞往另一个星球的一小批幸存者, 他们负着伤痕有选择性的带着过去的某些值得留存的文明乘上诺亚方舟穿越一片浩瀚茫然的黑暗寻找一块清洁的大陆, 重生, 而杜拉斯所留下的那些充满了爱与哲学主题的文明, 毫无疑问, 将注定会被带上这艘开往新世界的方舟。
摘要：玛格丽特·杜拉斯是二十世纪最璀璨的一颗恒星, 她的作品往往具有很强的诗意和音乐性, 现实与虚幻交融, 其叙事的那种低沉有如呻吟的风格影响了无数写手。本文则着重从她文学作品的哲学性方面探讨其作品的内在价值。
关键词：杜拉斯,哲学,诗化,故事性
注释
1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 2011版
2玛格丽特.杜拉斯.《昂戴斯马先生的午后》.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版
3玛格丽特.杜拉斯.《毁灭, 她说》.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版
4玛格丽特.杜拉斯.《直布罗陀水手》.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版
5玛格丽特.杜拉斯.《写作》.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版
6福柯.《词与物》.上海三联出版社, 2012版
篇7：爱智慧的毕达哥拉斯
A
古希腊人热爱运动，崇尚健壮的体魄，欣赏高超的竞技能力。一次，菲罗斯僭主勒翁邀请毕达哥拉斯观看竞技比赛。盛大的竞技场里人山人海，场面恢宏。毕达哥拉斯与勒翁谈天说地，气氛和谐。勒翁很钦佩毕达哥拉斯的知识学问，看到竞技场里各种身份的人士和竞技台上身怀绝技的勇士，便转身问毕达哥拉斯是什么样的人。
毕达哥拉斯说：我是哲学家（希腊语哲学的意思是爱智慧，哲学家就是爱智慧的人）。这也是人类第一次使用哲学这个词。
勒翁问为什么是爱智慧，而不是智慧？
毕达哥拉斯说，只有神是智慧的，人最多是爱智慧。就像今天来竞技场的各种各样的人，有的是来做买卖挣钱的，有的是无所事事闲逛的，而最好的人是沉思的观众。如同生活中，不少人为卑微的欲望追求名利，只有哲学家寻求真理。
从此，世界有了哲学家，追求真理也成为哲学家永不放弃的目标和信念。
Ｂ
孔子和毕达哥拉斯是同时代的人，也是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的创立者和代表者（古代中国的儒家学和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虽然这两位思想家所在的人文环境和地理环境相差遥远，但他们有关“和”的思想以及对音乐功能的认识却表现出极大的相同点。
有一天，毕达哥拉斯路过一家铁匠铺，听到铁锤打击铁砧的声音，辨听出了四度、五度和八度三种和谐音。他猜想是由于铁锤重量的不同导致了声音的不同，于是通过称量不同铁锤的重量确认了这种关系。
随后，他又在竖琴上做进一步试验。根据不同长度弦的振动，发现了弦的长短与和谐音的关系。证明音乐中蕴藏着数的奥秘，竖琴之所以能发出悦耳的音調，是因为合乎一定数的关系。他甚至认为灵魂就是一种和谐。因此，“毕达哥拉斯是千古第一人表现声音与数字比例相对应，比任何人更早把一种看来好像是质的现象——声音的和谐——量化，从而率先建立了日后成为西方音乐基础的数学学说。”
C
毕达哥拉斯认为数是万物的本源，万物由数构成。
他对数充满敬畏。相信是数创造了世界，通过对数的研究能了解宇宙的奥妙。而‘一’最为基本，既是一切数的开始，又是计量一切数的单位，与理性、灵魂、本体是同一个东西。
他发现任何具体事物都有一定数量的规定性。他第一个把秤和尺介绍给希腊人。
他把音乐中一定数的比例关系构成的和谐，运用到观察天体运动中，各天体之间的距离，大小也是按照数的比例排列组合，宇宙的结构像音乐般和谐，天体像人的灵魂一样和谐有序。
D
一天，毕达哥拉斯应邀到朋友家做客。这位习惯观察思考的人，突然，对主人家地面上一块块漂亮的正方形大理石感兴趣。他没有心思听别人闲聊，沉思于脚下排列规则，大小如一的大理石彼此间产生的数的关系中。
他越想越兴奋，完全被自己的思考迷住，索性蹲到地上，拿出笔尺。在4块大理石拼成的大正方上，均以每块大理石的对角线为边，画出一个新的正方形，他发现这个正方形的面积正好等于2块大理石的面积；他又以2块大理石组成的矩形对角线为边，画成一个更大的正方形，而这个正方形正好等于5块大理石的面积。于是，毕达哥拉斯根据自己的推算得出结果：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等于两条直角边的平方和。
著名的毕达哥拉斯定理就这样产生了。
为了庆贺自己的发现，毕达哥拉斯用了一头公牛祭祀庙宇里的神像。
E
毕达哥拉斯衣着朴素，吃简单的食物，大多赤脚走路，说要过一种简朴纯洁的生活。在他的社团里，有男有女，打破了当时禁止妇女出现在公共场所的戒律。而且一切财产归公有，大家共同享受，地位一律平等。对自己和门徒有种种戒律，比如，不准吃心脏，不准吃豆子，不许在灯边照镜子等等。
他招收门徒也极为严格，要想做他的门徒，必须先隔着门帘听他讲课，5年后，他认为达到要求水平才与学生见面，弄得很神秘。
有一个人听了他5年课，最后他还是拒绝与这人见面。心怀强烈的嫉恨，这人放火烧了毕达哥拉斯的房子，克罗内托城对他言行不满的人乘机发起攻击。他本来可以跑脱的，路上他遇到一块豆地就停了下来，他宁愿被抓住也不穿过豆地，违背自己的禁忌，宁愿被杀也不玷污自己学的说。这样，他被追上来的人割断喉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