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法律行为能力

民事法律行为能力（精选6篇）

篇1：民事法律行为能力

宣告无民事行为能力案法律依据

《民事诉讼法》

【特殊程序中进行鉴定】第一百八十八条 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必要时应当对被请求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进行鉴定。申请人已提供鉴定意见的，应当对鉴定意见进行审查。

【代理人】第一百八十九条 人民法院审理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案件，应当由该公民的近亲属为代理人，但申请人除外。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 》

【鉴定结论质证】

十一、在诉讼中，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

《司法鉴定程序通则》

【司法鉴定人回避】第二十条 司法鉴定人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委托人、委托的鉴定事项或者鉴定事项涉及的案件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其独立、客观、公正进行鉴定的，应当回避。

【保管使用鉴定材料】第二十一条 司法鉴定机构应当严格依照有关技术规范保管和使用鉴定材料，严格监控鉴定材料的接收、传递、检验、保存和处置，建立科学、严密的管理制度。（第2款）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因严重不负责任造成鉴定材料损毁、遗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

【鉴定标准与规范】第二十二条 司法鉴定人进行鉴定，应当依下列顺序遵守和采用该专业领域的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

（一）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

（二）司法鉴定主管部门、司法鉴定行业组织或者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的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

（三）该专业领域多数专家认可的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第2款）不具备前款规定的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的，可以采用所属司法鉴定机构自行制定的有关技术规范。

【鉴定过程记录】第二十三条 司法鉴定人进行鉴定，应当对鉴定过程进行实时记录并签名。记录可以采取笔记、录音、录像、拍照等方式。记录的内容应当真实、客观、准确、完整、清晰，记录的文本或者音像载体应当妥善保存。

【近亲属到场】第二十四条（第三款）对被鉴定人进行法医精神病鉴定的，应当通知委托人或者被鉴定人的近亲属或者监护人到场。

【鉴定时限】第二十六条 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在与委托人签订司法鉴定协议书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委托事项的鉴定。（第2款）鉴定事项涉及复杂、疑难、特殊的技术问题或者检验过程需要较长时间的，经本机构负责人批准，完成鉴定的时间可以延长，延长时间一般不得超过三十个工作日。（第3款）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对完成鉴定的时限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第4款）在鉴定过程中补充或者重新提取鉴定材料所需的时间，不计入鉴定时限。

《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

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

【鉴定任务】第十条 民事案件中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任务如下：

（一）确定被鉴定人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患何种精神疾病，在进行民事活动时 的精神状态，精神疾病对其意思表达能力的影响，以及有无民事行为能力。

（二）确定被鉴定人在调解或审理阶段期间的精神状态，以及有无诉讼能力。

【鉴定人资格】第十三条 具有下列资格之一的，可以担任鉴定人：

（一）具有五年以上精神科临床经验并具有司法精神病学知识的主治医师以上人员。

（二）具有司法精神病学知识、经验和工作能力的主检法医师以上人员。

【法院委托鉴定应提供的材料】第十七条 司法机关委托鉴定时，需有《委托鉴定书》，说明鉴定的要求和目 的，并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被鉴定人及其家庭情况；

（二）案件的有关材料；

（三）工作单位提供的有关材料；

（四）知情人对被鉴定人精神状态的有关证言；

（五）医疗记录和其他有关检查结果。

【鉴定书内容】第十八条 鉴定结束后，应当制作《鉴定书》。《鉴定书》包括以下内容：

（一）委托鉴定机关的名称；

（二）案由、案号，鉴定书号；

（三）鉴定的目的和要求；

（四）鉴定的日期、场所、在场人；

（五）案情摘要；

（六）被鉴定人的一般情况；

（七）被鉴定人发案时和发案前后各阶段的精神状态；

（八）被鉴定人精神状态检查和其他检查所见；

（九）分析说明；

（十）鉴定结论；

（十一）鉴定人员签名，并加盖鉴定专用章；

（十二）有关医疗或监护的建议。

【评定民事行为能力】第二十条 民事案件被鉴定人行为能力的评定：

（一）被鉴定人在进行民事活动时，经鉴定患有精神疾病，由于严重的精神活 动障碍致使不能辨认或者不能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为无民事行为能力。

（二）被鉴定人在进行民事活动时，经鉴定患有精神疾病，由于精神活动障碍，致使不能完全辨认、不能控制或者不能完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三）被鉴定人在进行民事活动时，经鉴定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为具有民事 行为能力： １．具有精神疾病既往史，但在民事活动时并无精神异常； ２．精神疾病的间歇期，精神症状已经消失；

３．虽患有精神疾病，但其病理性精神活动具有明显局限性，并对他所进行的 民事活动具有辨认能力和能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

４．智能低下，但对自己的合法权益仍具有辨认能力和保护能力的。

《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管理办法》卫生部

【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第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卫生部、司法部和公安部等共同组成国家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协调委员会，负责全国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的协调工作。

国家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协调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

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工作。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由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人组成。

【鉴定医院许可证】第十条 申请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指定医院资格的医院，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审核，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颁发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许可证》，成为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指定医院（以下简称指定医院）。

【鉴定人员证书】第十八条 任何个人未取得《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人资格证书》，不得从事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工作。

【鉴定结论复核及重新鉴定】第二十条 办案机关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对鉴定结论有异议或者有多个鉴定结论不一致的，可以向原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提出委托或者申请复核，也可直接向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提出委托或者申请重新鉴定。

【应提交的材料】第二十一条 委托或者申请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应当提交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托书或者申请书，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被鉴定人及其家庭资料；

（二）被鉴定人的案件情况；

（三）被鉴定人的社会资料；

（四）知情人对被鉴定人精神状态的证言；

（五）被鉴定人的疾病情况和病历资料；

（六）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办案机关委托鉴定的，除提交上述规定的材料外，还应当提交被鉴定人案件卷宗材料。已经鉴定过的案件的鉴定委托或者申请，还应当提交原鉴定结论。

【鉴定方式】第三十条 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组根据案情和被壤定人病情，可以采取门诊鉴定或者住院鉴定。

【鉴定方式】第三十一条 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组可以根据不同情况，选择直接鉴定。文证审定或者缺席鉴定等不同鉴定种类。

被鉴定人能够配合和接受鉴定的，应当选择直接鉴定；

【被鉴定人申请鉴定人回避】第三十五条 被鉴定人及其亲属认为鉴定人与被鉴定人有直接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鉴定公正的，可以提出回避要求，经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查证属实的，鉴定人应当回避。

【鉴定书内容】第四十一条《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书》的内容包括：

（一）被鉴定人姓名、性别、年龄、婚姻、民族、文化程度、职业、住址等；

（二）委托鉴定单位或申请鉴定人；

（三）鉴定种类；

（四）鉴定时间；

（五）指定医院名称。场所。鉴定参加人；

（六）鉴定案由；

（七）调查和有关证据材料；

(八)检查所见；

（九）分析意见；

（十）鉴定结论；

（十一）鉴定人签名及指定医院指定公章。

（十二）编号及签发日期。

【鉴定书要求】第四十二条 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书应符合如下要求：

（一）清楚工整；

（二）鉴定案由应当包括主要案情。鉴定原因及鉴定目的；

（三）调查材料应当包括直接与间接调查的病史。案情经过以及二者因果关系的资料。病史中包括家族史、个人史（生长发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生活经历及人格特征）、婚姻生育史、躯体疾病史、精神病史以及审讯材料、扣押期间的表现等。调查材料要具体、详细、真实、客观，并应当注明调查对象、调查人及资料来源；

（四）检查所见应当包括躯体检查、神经系统检查、精神检查、心理学检查、必要的实验室检查及特殊检查；

（五）分析意见应当讨论与确定被鉴定人的人格、智力、躯体疾病及精神疾病的诊断，并列出依据。……

对民事案件，要根据对被鉴定人的疾病诊断及其社会功能受损害程度，确定被鉴定人在民事活动中精神疾病对其意思表达能力的影响，进而评定其民事行为能力的等级。

……

（六）鉴定结论应当包括被鉴定人姓名、病情、案情、法定能力（或因果关系）状态及能力评定等级，并提出医疗监管建议。

【未亲历不得签字】第四十四条

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人在鉴定工作中，对于直接鉴定，未经亲自诊察，不得签署鉴定书；对于缺席鉴定或者文证审定，未经亲自审阅案卷和病历资料，不得签署鉴定书。

篇2：民事法律行为能力

行测中的常识判断部分法律常识是重要考点，让考生头疼不已。法律常识知识点多，专业性强，要想得到高分，必须靠平时一点一滴的积累，因此，及早着手备考是很有必要的。为了方便大家备考，安徽中公教育特为大家整理了法律常识中比较重要的基本概念：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供考生参考。

在私法领域，奉行意思自治原则，即当事人自为行为，自负责任。但是并不是任何人都具备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能力或者资格，为此，法律建立一定标准，帮助人们判断行为相对人是否有资格从事民事行为、是否可以独立承担民事法律后果，亦即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一般而言，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是指法律确认的自然人以自己的行为从事民事活动，取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能力，它是自然人独立实施法律行为的资格。我们可以将行为能力分解为意思能力和责任能力，意思能力是指民事主体能否理解自己的行为并且预见其后果的能力，如张三购买一台电脑，那么张三肯定是基于自己需要电脑且知道购买电脑需要支付相应的对价。责任能力是能够理解自己的行为，并且预见其承担违法后果的心理能力，如李四赊账购买一个手机，那么李四就应当预见自己如不按约定支付手机款，就应承担违约责任。

法律根据自然人的年龄和智力状况等因素，把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三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是指能够独立实施任何法律行为的资格，2017年10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了十八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精神病人除外)，十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如十七周岁的甲有固定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可以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即具有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是指已达到一定年龄但尚未成年或虽已成年但精神不健全，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后果的自然人所享有的能力，根据《民法总则》第十九条和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和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是指完全不具有以自己的行为从事民事活动的资格，《民法总则》第二十条和第二十一条分别规定了两种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和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原则上不能独立实施任何法律行为，但纯获利益、不负担责任的行为依然有效。

例题：下列选项中，对于我国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说法，正确的是()。A.十六周岁以上的公民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B.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C.十四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D.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解析：《民法总则》第22条的规定，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追认。所以，B项正确。A项应该是十八周岁以上的公民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C项是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D项是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篇3：民事法律行为的缺陷与出路

法律行为理论的创立可追溯到罗马法以前, 公元前20世纪两河流域埃什嫩那王国的《俾拉拉马法典》及此后的拉尔萨王国的《苏美尔法典》均对买卖、租赁、收养及婚姻等行为做出了规定。在早期的罗马法中并不存在法律行为的概念, 但它对契约、遗嘱等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虽然这一制度有很强的身份化和形式化的特征, 但它毕竟是现代法律行为制度的真正渊源。法律行为这一概念的明确提出起始于德国注释法学派, 注释法学派对罗马法的整理与研究提炼出了一套完整的法律行为理论并且德国在1900年颁布的《德国民法典》中第一次明确系统完整地规定法律行为制度, 关于法律行为的概念不同的学者以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论述, 虽然这些论述在表述上有不同的形式但是它们所要表达的实质是一样的, 在此我采用德国学者萨维尼的观点, “民事法律行为是指行为人所要创设的法律关系而从事的意思表示行为。”

我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明确的被提出来是始于民通的规定, 这就说明这一概念是一个法律概念而不是法学概念。民通是这样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指公民, 法人为设立, 变更, 终止民事法律关系而为的合法行为。”关于民事法律行为在学理上的定义, 我国学者主要的观点如下:1.意思表示要素说。佟柔教授指出:“民事法律行为, 又称法律行为, 系法律事实的一种, 指民事主体, 以设立、变更或终止民事权利义务为目的的, 以意思表示为要素, 旨在产生民事法律效果的行为。”2.是私法效果说。梁慧星教授认为:“民事法律行为, 指以发生私法上效果的意思表示为要素之一种法律事实。”3.合法行为说。张俊浩教授认为:“民事法律行为是以意思表示为要素, 而该意思表示的内容发生法律效果的合法行为。”还有一个就是我国的立法上的定义。在此我不敢苟同前面一二项的学说, 本人认为, 我们讨论理论问题时应当是以法律为基础的, 因为如果我们的理论最终不能指导实践不能更好的有利于人的发展, 那么我们的理论研究价值何在?我们知道法律是制度的开始而不是终结, 法律是我们行为规范的最低行为准则。这就决定了我们的理论研究要以法律为基础。故我们认为对待民事法律行为这一定义来讲只能是依照法律来诠释。前面一二项学说的学者们在定义民事法律行为时不考虑法律又不作任何论述的前提下就把民事法律行为等同于法律行为然后再作定义, 这是一种欠考虑的做法。根据我国民通的定义可以得出民事法律行为的特征是:1.它是一种合乎法律的行为;2.是公民或者法人所为的合法行为;3.公民或法人想要建立、改变或终止某项法律关系的合法行为。

二、民事法律行为与法律行为的关系

从民事法律行为这一名称中我们可以分解出“民事”和“法律行为”两个概念, 既然可以将民事法律行为作如此的分解, 并且我国的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本来就是在借鉴了大陆法系的法律行为理论的基础上所创立的, 那么我们就会问民事法律行为与法律行为究竟是什么关系呢?两者的相同点是很明显的:都是民事主体所为的行为, 都是追求私法上效果的行为, 它们都是大陆法系国家所提出来的概念和理论。不同点在如下几个方面:1.两者所指向范围不同。民事法律行为是一种合法行为是受到法律肯定和支持的行为, 它是相对于非合法行为来讲的;法律行为是一种意思表示行为, 该种意思表示行为可能是受法律所肯定的也可能是受法律所否定的;2.两者的主体不同。民事法律行为的主体限定于公民或者法人;至于在民商事领域从事交易活动的其他主体, 像个体工商户、合伙组织、其他社会团体就不能为民事法律行为;法律行为的主体是包括了各种民事主体的;3.两者的调整范围不同。民事法律行为只能调整合法的民事行为, 至于非合法的民事行为例如无效法律行为、可变更可撤销的民事行为, 及附条件附期限民事行为等是不能够受民事法律行为所调整的;而法律行为是一种当事人所意欲发生某种民事法律关系的表意行为, 根据法律对它的评价可以包括, 有效法律行为, 无效法律行为, 可变更可撤销法律行为, 附期限附条件法律行为, 也就是说它可以调节以上行为;4.两者所体现的国家干预程度不同。民事法律行为表明当事人做出的一种意思表示并且这种意思表示产生法律的拘束力, 当事人在为民事法律行为时国家就已经干预到行为人的行为中, 即使是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的不合符国家规定民事法律行为的要件时, 当事人将毫无选择的被法律强制该行为无效;法律行为的当事人为法律行为时当事人还是有自主选择对其撤销或变更;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对其干预程度显然要低于对民事法律行为的干预。

三、民事法律行为理论的缺陷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设计存在不大合理和适用性不强的缺陷。

(一) 民事法律行为理论在立法上的缺陷

首先, 我们看到民通的第54条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指公民、法人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而为的合法行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像合伙组织、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等从事了像一些交易活动或者订立一些合同的行为等其他民事行为, 像这些行为到底是不是民事法律行为, 但我们知道在实务中这些是民事法律行为。我们知道在讨论某一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时应当首先确定行为主体的合法性即具有民事主体资格, 但是我国的法律上已经明确的将个体工商户、合伙组织其他社会组织排除在民事法律行为的主体之外, 一个不合法的主体所为的行为为什么又是合法的呢, 这难道不是一个矛盾吗?其次, 第54条对民事法律行为规定为合法行为这种规定就表明了民事法律行为成立了就是生效了, 似乎成立与生效是一码事在民法通则出台后的早些年国内和许多学者因受立法的误导认为成立就是生效, 区分成立与生效毫无意义, 其实我们可以稍加分析即可得出“成立”和“生效”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成立”是一个事实判断的范畴而“生效”是一个价值判断的范畴, 不存在同一基础的两对范畴又如何是一样的呢?“成立”和“生效”的不同在附条件附期限民事行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事实上按照民事法律行为理论无法解决附条件附期限民事行为的适用问题。其次,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我国的民法通则的立法上没有“法律行为”之一概念, 但是理论界在讨论民事法律行为时却在没有充分论证的前提下直接以法律行为代替民事法律行为即转而去讲法律行为。我国民事法律行为理论是借鉴了大陆法系的法律行为理论的同时也赋予了民事法律行为具备合法性的特征。我国立法上还提出了民事行为的概念, 按照有关立法的规定来看, 民事行为事实上是民事法律行为的上位概念即民事行为是属概念, 民事法律行为是种概念。它包括了有效民事行为、无效民事行为、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附条件附期限民事行为。但是从民法通则的第四章民事法律行为与代理的第一节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表明民事法律行为包括了无效民事行为、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附条件附期限民事行为这, 就造成了民事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的关系模糊不清, 弄不清谁是种概念谁是属概念。

(二) 民事法律行为在司法上的缺陷。

一项制度必须各个环节相互协调才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我国的“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设计在司法上正好暴露了这一缺陷从而也就涉及到对有关问题如何去适用的问题。例如“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是否可以适用民事法律行为的制度呢?如果可以适用就会产生本来不属于民事法律行为的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为何又可以适用民事法律行为的制度呢?如果不能适用民事法律行为规则也会产生否认我国的立法设计的困境。再例如合同行为中因情事变更使原来订立合同的基础不存在了, 当事人对合同的变更和撤销如何用民事法律行为规则去解释呢?事实上我国的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无法很好地解决那些介于合法与违法行为的中间行为的适用和效力问题, 它只能解决合法行为的效力问题而不能解决不合法行为的效力问题。民事法律行为的提法不利于我国在民事上的国际司法协助。我国的民事法律行为和民事行为在其他大陆法系国家是根本找不到的, 是我国民法通则的特创并且它们的适用规则与定义也与其他国家的相关制度的规则与定义不同, 从而造成了我国与世界其他大陆法系国家有关民事方面的司法协助的困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民商事交往特别频繁, 就涉及到关于民商事准据法的适用问题, 从而将严重影响我国的对外贸易活动。

四、是否废除我国的民事法律行为

篇4：结构·民事法律行为·代理

关键词：《民法总则（草案）》 《民法总则（草案）》结构 民事法律行为 代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以下简称《民法总则（草案）》）延续了我国民事立法的传统，在此基础上吸收了近年来我国民法理论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值得肯定。不过，《民法总则（草案）》也存在若干缺陷，需要予以修改完善。

一、《民法总则（草案）》结构方面的问题

在结构方面，《民法总则（草案）》存在如下三个问题：

第一，《民法总则（草案）》第5章与第8章应当合并。两章所含的条文数量太少，独立成章显得过于单薄，导致整部法律结构失衡。既然这些条文都属于民事权利的一般规定，理应放在同一章中予以规定。建议将第8章并入第5章，下分两节。第1节为“民事权利的种类”，第2节为“民事权利的行使与保护”。在第2节中，应当增设关于自力救济的条款，以完善民事权利保护措施的体系。此外，应当将第157条、第158条和第159条删除。这三条是关于按份之债与连带之债的规定，应当置于债权法的相应编章之下，不应置于民法典总则之中。民法总则中的规范应当具有普适性，适用于若干种民事权利，这三条规范显然不符合此项要求。

第二，《民法总则（草案）》第9章仅规定诉讼时效，未规定取得时效，应予改进。在传统民法中，向来存在两种时效，即诉讼时效与取得时效。纵观当代各国民事立法，一般都专门规定取得时效。其主要功能有三：一是有利于物尽其用，鼓励人们对长期无人管领的财物进行支配、利用。二是有利于维护财产秩序的稳定，使因对财物的长期支配、利用而形成的财产秩序得以延续，避免不必要的纷争。三是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弥补不动产物权变动登记生效主义的缺陷。我国民众向来缺乏充分的登记意识，在实践中，有不少不动产交易尤其是房屋买卖没有办理登记手续，《物权法》对于不动产物权变动明确实行登记生效主义（第9条），在未经登记的情况下，受让人即便已经支付了价款也不能取得不动产物权。如果民法规定取得时效，那么受让人在持续占有房屋一定期间后，即可取得其所有权以及相应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实际上，我国现行的某些法规、规章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不动产取得时效，比如1995年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制定的《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21条规定：“农民集体连续使用其他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满二十年的，应视为现使用者所有；连续使用不满二十年，或者虽满二十年但在二十年期满之前所有者曾向现使用者或有关部门提出归还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土地所有权。”第29条规定：“因原房屋拆除、改建或自然坍塌等原因，已经变更了实际土地使用者的，经依法审核批准，可将土地使用权确定给实际土地使用者……”上述规定承认占有他人不动产的人经过一定期间可以取得该不动产物权，包含了取得时效的元素。

考虑到我国《物权法》没有专门规定取得时效，在《民法总则》中应当对此予以规定，《民法总则（草案）》第九章标题为“期间和时效”，其中的“时效”理应包括取得时效。关于取得时效，建议规定如下：[第N条]“和平地取得动产占有，并且持续自主占有该动产十年的，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第N+1条]“未取得不动产所有权而被登记为不动产所有权人，并且持续自主占有该不动产三十年的，取得该不动产的所有权。不动产受让人依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持续自主占有不动产十年的，取得该不动产所有权；让与人系无权处分的，受让人在取得占有时须为善意。”[第N+2条]“依犯罪行为取得动产占有或不动产登记的，不适用取得时效。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等管理、使用的公有物不适用取得时效。”

第三，《民法总则（草案）》第7章第2节的标题为“委托代理”，但其中有些规则应当是代理的一般规则，不应限于委托代理。比如，第146条关于共同代理的规定，第148条关于自己代理和双方代理的规定。建议将这些条款置于第7章第1节之下。

二、《民法总则（草案）》第6章存在的问题

民事法律行为是民法总则的重中之重，在规范设计上应当慎重考量、严谨表述。《民法总则（草案）》第6章对民事法律行为予以规定，但存在如下需要加以完善之处：

第一，《民法总则（草案）》第118条第2款规定：“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习惯时，方可以视为意思表示。”建议将该款删除。现代民法理论一般认为，沉默原则上不构成意思表示，但在例外情形中可以构成意思表示。例外情形既包括法律的特别规定、当事人关于沉默视为同意或拒绝的特别约定，也包括依交易习惯将当事人的沉默视为意思表示，除此之外，还包括特殊情形中依诚实信用原则一方当事人本应积极表示但未作表示，另一方当事人依社会一般观念有理由将其沉默理解为同意，比如，要约人对稍微迟到的承诺保持沉默，某人明知道他人以其名义实施法律行为而未提出异议，被该他人理解为默示地授予其代理权。《民法总则（草案）》第118条第2款仅规定前三种情形，遗漏了最后一种情形，存在缺陷。对于这样的问题，不应在立法上规定死了，应当留给学说和判例在实践中予以发展。建议将第118条第2款删除，仅保留第1款即可，因为第1款中的“默示意思表示”既包括从积极的作为中推断出意思表示，也包括从消极的不作为中推断出意思表示，既沉默意思表示。

第二，《民法总则（草案）》第124条仅规定通谋虚伪表示，未规定单方虚伪表示（真意保留），形成漏洞。尽管真意保留在实践中不常见，但不能因此不予以规定。民法典是市民社会之法，应当深入社会生活各个细节，如同超市，只有“货品齐全”才能赢得公众的信赖，哪怕适用频率不高的条款也不应遗漏，否则将有损于法典的权威性。纵观世界各国民法典，一般都有关于真意保留的规定。建议为《民法总则（草案）》第124条增设一款，作为该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内心对意思表示内容有所保留的，不影响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但相对人知道此项保留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第三，《民法总则（草案）》第125条规定：“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该条规定存在如下缺陷：（1）“误解”这个用语不周延，不能涵盖表达错误和传达错误。前者如笔误，把购买1000公斤误写为购买10000公斤，此时根本不存在误解，任何人都不可能把10000公斤误解为1000公斤。在传达错误情形中，表意人也不可能对表示内容发生误解。为严谨起见，在条文中应当将表达错误与传达错误作为与误解并列的情形。（2）该条规定忽视了相对人的信赖保护。意思表示错误的法律行为可撤销体现的是意思自治原则，但现代民法理论的发展趋向是追求价值多元化，除了坚持意思自治之外，还强调信赖保护。为此，在意思表示错误情形中，应当对表意人的撤销权予以适当限制，表意人有重大过失且相对人对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存在合理信赖时，不应允许表意人撤销或变更民事法律行为。《奥地利民法典》第871条、《荷兰民法典》第3编第35条、第36条体现了这一趋向，值得关注。（3）仅规定意思表示错误的法律行为可撤销，未规定可变更。有时，一方当事人虽然发生意思表示错误，但没必要通过撤销使法律行为完全丧失效力，只需对法律行为的内容予以相应变更，使其符合错误方的真实意思，当然，变更后的内容不得违背在未发生错误的情况下相对人本应具有的意思。比如，在前述笔误的例子中，无需撤销买卖合同，只要把买卖的标的物数量变更为1000公斤即可。

鉴于此，应当对《民法总则（草案）》第125条修改如下：基于重大的误解、表达错误或传达错误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表意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变更或者撤销，但表意人对此有重大过失且相对人对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存在合理信赖的除外。

第四，《民法总则（草案）》第131条规定撤销权的除斥期间为一年，意思表示错误情形中的撤销权也适用一年期间，不合理。与欺诈、胁迫等情形不同，意思表示错误情形中的撤销事由系表意人导致的，所以，在撤销权除斥期间上，表意人的待遇应当有所区别，意思表示错误情形中的撤销权应当适用更短的除斥期间，才能避免评价上的矛盾，体现“不同情况不同处理”原则。从比较法上看，在德国法中，欺诈、胁迫情形中的撤销权除斥期间为一年，而错误情形中的撤销权应当“不迟延”地行使，体现了区别对待原则，可资借鉴。建议对《民法总则（草案）》第131条第1项修改如下：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在第125条规定的情形中，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

第五，《民法总则（草案）》第133条应当删除。该条基本上沿袭了我国《民法通则》第58条第1款第4项以及《合同法》第52条第2项的规定，只是把“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改为“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在我国早期民法资料中，〔1 〕恶意串通行为主要指的是一方当事人与相对人的代理人恶意串通，实施损害相对人利益的法律行为。其中的相对人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私人，代理人包括委托代理人、职务代理人、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这种法律行为无疑应当认定为无效。遗憾的是，后来在制定《民法通则》时，立法者扩大了恶意串通行为条款的适用范围，将其上升为法律行为效力判定的一般规则，适用于各种法律行为。《民法通则》实施后的三十年司法实践表明，这条恶意串通行为的一般规则被裁判者任意运用，边界日趋模糊，侵蚀了其他概念的效力范围，并造成如下后果：某些本来应该是有效的法律行为被认定为无效，比如财产权的多重转让行为；某些本来应该是效力待定或可撤销的法律行为被认定为无效的法律行为，比如受让人为恶意的无权处分、一方当事人与第三人共同欺诈另一方当事人而订立的合同、诈害债权之行为，从而混淆了无效法律行为、效力待定法律行为、可撤销法律行为等法律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裁判者已经把“恶意串通”当作可用于认定法律行为无效的万能钥匙，使恶意串通行为成为民法上一个最不确定的概念，同时也极大地损害了交易安全。

为避免重蹈覆辙，我国未来民法典总则不应该再对一般意义上的恶意串通行为予以规定，应当回归恶意串通行为之本义，针对代理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之情形，明确规定其实施的法律行为无效。至于司法实践中其他所谓的“恶意串通行为”，应当由相应的民法规范予以调整，比如欺诈、无权处分、债权人撤销权、双方代理、脱法行为、通谋虚伪表示等规范。

三、《民法总则（草案）》第7章存在的问题

《民法总则（草案）》第7章关于代理的规定存在如下需要加以完善之处：

第一，《民法总则（草案）》第144条第2款虽然规定代理人和第三人恶意串通，损害被代理人民事权益的，由代理人和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但未明确规定代理行为本身是否有效。民法总则中的代理制度主要任务是确定民事法律行为效果的归属，即判定代理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可否在被代理人与第三人之间发生效力。就恶意代理而言，仅规定“由代理人和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是不够的，没有回答代理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否有效的问题，容易导致实践中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建议将该款修改为：代理人和第三人恶意串通，损害被代理人民事权益的，由代理人和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代理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第二，《民法总则（草案）》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存在缺陷。草案第152条前半句沿袭了《合同法》第49条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后半句（但书）则试图对表见代理予以限定，规定了三种例外情形：其一，行为人伪造他人的公章、合同书或者授权委托书等，假冒他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其二，被代理人的公章、合同书或者授权委托书等遗失、被盗，或者与行为人特定的职务关系已经终止，并且已经以合理方式公告或者通知，相对人应当知悉的；其三，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此项规定存在明显缺陷。首先，第一种例外情形中的“假冒他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这一表述不妥。在民法理论上，假冒他人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就是冒名行为。例如，甲拥有一处房产，乙持有甲的身份证和房产证，冒充甲把房产转让给丙，丙误以为乙就是甲，故订立房屋买卖合同。冒名行为与代理有所不同。无论有权代理还是无权代理都具有如下特征：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且在行为过程中以文字、言语或其他方式向相对人表明自己并非被代理人本身而是其代理人，易言之，行为人必须向相对人公开其代理人身份。反之，在实施冒名行为的过程中，行为人并未表明自己仅仅是代理人，而是刻意混淆自己与被冒名人的身份，试图使相对人误以为自己就是被冒名人。尽管冒名行为与无权代理、表见代理存在一些类似之处，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法律效果上也有一定的区别，〔2 〕所以，在立法上要么设置专门条款予以规定，要么不作规定，留给判例与学说去解决。从《民法总则（草案）》第152条中的“行为人伪造他人的公章、合同书或者授权委托书等”这一表述看，起草者的本意并非规范冒名行为。因为，既然行为人持有伪造的授权委托书，就意味着其已经向相对人公开代理人身份，并未刻意混淆自己与被代理人的身份，符合代理的特征，不符合冒名行为的特征。既然如此，在这一例外情形中就不应使用“假冒他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这一表述，以免造成“驴唇不对马嘴”现象。实际上，在立法上根本没必要规定这种例外情形，因为不能一概将伪造公章、合同书或者授权委托书等排除在表见代理之外。行为人未经授权利用所掌握的真实公章制作一份授权委托书，也是“伪造授权委托书”，但显然应有适用表见代理的余地。上述情形究竟可否构成表见代理，应当由法官、仲裁员在实践中综合考量个案相关情势予以判定，而不是在立法上作出“一刀切”的规定。

其次，就第二种例外情形而论，在被代理人的公章、合同书或者授权委托书等遗失、被盗或者与行为人特定的职务关系已经终止的情况下，如果已经以合理方式公告或者通知，相对人应当知悉，那么，就不符合该条前半句规定的“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这一要件。本来依一般规定就不构成表见代理的情形，何必再以但书方式予以例外规定？从立法技术上看，但书的作用是把依一般规定可以发生特定法律效果的法律事实排除在该规定的适用范围之外，《民法总则草案》第152条第二种例外情形显然不符合这项要求。

篇5：案例分析(民事法律行为)

1、李某，十六周岁。一天，她到工艺美术公司以1680元购买了项链和宝石戒指。父母认为她尚未成年，没有征得家长同意，不能进行大数额的买卖行为，要求公司退货。而李某提出她是靠做临时工、自食其力的社会青年，她表示不愿退货。

问：李某的买卖行为是否有效？其父母要求公司退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2、甲出国留学前将自己的一幅名人字画委托好友乙保管。在此期间乙一直将该字画挂在自己家中欣赏，来他家的人也以为这幅字画是乙的。后乙因生意需要在家中宴请政府官员丙。丙对该字画赞不绝口，于是乙顺势将该字画赠送给了丙。丙在回家的途中因酒醉糊涂，将字画遗留在出租车上。出租车司机丁发现该字画后便将其私藏，后通过拍卖所进行拍卖。收藏家戊在拍卖会上以3万元的价格买得此字画。甲回国后，四处追查，查得该字画已被戊收藏，便上门向戊索要。问：

（1）乙将该字画赠送给丙，丙能否拥有该字画得所有权？（2）出租车司机丁将该字画私藏，能否取得该字画的所有权？（3）戊从拍卖会上竞买下该字画，能否获得该字画的所有权？

篇6：对民事法律行为本质的重新思考

一、现行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立法的误区 考察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历史沿革，可以知道，民事法律行为原称为法律行为，起源于德国法学家贺古(又译胡果)所著的《日耳曼普通法》一书中。法律行为在德语中是Rechtsgeschäft，由“Recht”和“Geschäft”组合而成，其中“Geschäft”是“行为”的意思，“Recht”指“法”、“法律”，同时兼有“公平”、“合法”之意，只是日本学者借用汉字中的“法律”和“行为”二词，将“Rechtsgeschäft”译为了”法律行为”。[1]因此，法律行为原有意义含有合法性。既为合法表意行为，这在逻辑上显然存在着矛盾，于是引起了民事法律行为是否以合法性为要件的争论，学说理论莫衷一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在立法上，一方面肯定了民事法律行为专指合法行为，一方面特创“民事行为”这一新概念，从而结束了争论。《民法通则》的这些规定，虽然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理论上的矛盾，但从另外的角度，又制造了新的矛盾和混乱，使民法学理论处于潜在的困境之中。第一，在理论上，引起理论的冲突和认识的混乱，导致民法学理论整体上的不协调。首先，我国《民法通则》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这一规定与具体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理论产生了冲突。例如：合同是一种双方民事法律行为，而无效合同也是合同，也应是民事法律行为，但无效合同却是不合法的法律行为。同样在婚姻关系中存在“无效婚姻”，在继承关系中存在“无效遗嘱”等不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本来法律行为是从合同、遗嘱、婚姻等行为中抽象出来的概念，理应反映它们的共同特征和一般本质，从逻辑学上讲，其外延应比合同等下位概念要大，所以仅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违反了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其次，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与法理学关于法律行为的认识存在严重分歧。法理学认为法律行为是指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或能够产生法律后果的行为，包括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2]，并不仅指合法行为。因而，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在整个法学系统中也存在不协调、不一致的问题。再次，民事行为的独创，由于《民法通则》未作明文规定，使得人们在对其含义的理解上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民事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民事行为和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的属概念；有人认为，民事行为是能够产生民事法律后果的行为或具有民事法律意义的行为；甚至有人认为，民事行为是“统率民法上所有行为的总概念”[3]，从而造成对民事法律事实理论内部结构认识上的混乱。[!--empirenews.page--] 第二，在立法技术上，有悖于形式逻辑基本规则的要求。首先，通过对《民法通则》具体法条的分析，可以知道民事行为包括有效的民事行为、无效的民事行为和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其中有效的民事行为就是《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是一个种概念，而民事行为是一个属概念。然而从《民法通则》第四章“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及其第一节“民事法律行为”这种立题，以及第一节“民事法律行为”下作出关于民事行为的规定来看，根据形式逻辑的概括规则，“民事法律行为”倒成了属概念，而“民事行为”反而变成了种概念。其次，从《民法通则》第四章具体条文的表述来看，有些条文是从民事法律行为的角度出发来要求一般民事行为，俨然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行为的上位概念。例如，《民法通则》第56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第62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在符合所附条件时才生效”。难道只有合法的民事行为才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才可以“附条件”吗? 以上两点实际上也恰恰反映了立法者内心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引进了“民事行为”概念，概括一切合法、不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以解决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另一方面又不舍得放弃民事法律行为的统率性，因为它具有很丰富的历史传统和对所有意思自治领域民事活动强大的示范力量。同时这也向我们的民法学研究工作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今后对于民事主体意思表示行为的一般模式研究，是从民事法律行为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民事行为的角度出发? 第三，在立法价值上，没有必要独创一个民事行为。首先，分析《民法通则》中民事行为和民事法律行为的关系，我们可以知道，民事法律行为只是一种合法有效的民事行为，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用合法有效的民事行为作为民事行为的一个分类概念来取代民事法律行为。正如人可以分为正常人和病人，却没有必要将正常人用一个莫名其妙的概念，来代替“正常人”概念，然而用取消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代价来解决“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却也并非我们的本意。其次，在《民法通则》颁布之前，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是否以合法性为要件是存在争论的，有的学者早已指出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必备要件。如：“法律行为，是权利主体所从事的，旨在规定、变更和废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4]法律行为，指能够发生法律效力的人们的意志行为，即根据当事人的个人意愿形成的一种有意识的活动„„可以分为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5]。由此可见，为了解决“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学者们并未仅仅把眼光局限于“法律行为是合法表意行为”上来考虑独创一个新的概念，而开始考虑“合法性”在民事法律行为中的地位了。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将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和有效区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认为合法性只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6]。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完全可以将民事法律行为划分为成立和生效两个阶段，将合法性从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中剔除，从而解决“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实际上，《民法通则》所规定的民事行为，只不过是包括合法行为和不合法行为的民事法律行为，即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状态的换种说法而已。至此可见，我们完全没有必要特别地创立“民事行为”这一新概念。而应对民事法律行为概念进行重新改造，取消其合法性。[!--empirenews.page--]

二、取消民事法律行为合法性要件的理论依据 第一，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特征。[1][2]下一页 所谓特征乃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标志。然而考察民事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的关系时，可以知道，事实行为是指行为人主观上并不具有产生、变更或消灭一定民事法律关系的意思，只是客观上由于法律的规定而产生一定法律后果的行为。事实行为大多数情况下是指合法行为，“例如遗失物之拾得、标的物之交付等”，它们都属于民事合法行为，“均能引起民事法律关系的变化，在当事人之间发生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效果”。合法性并不能将民事法律行为同与其相对应的事实行为区分开。相反，民事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在于是否存在意思表示，也即要看法律后果的产生是由当事人的主观意思表示，还是法律的客观规定。“可见，《民法通则》第54条为民事法律行为所下定义，未能正确揭示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及其内涵和外延。”[7] 第二，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必备要件。任何一项法律制度都要通过当事人的法律行为和国家的法律评价来落实，这是应当予以区别对待的两个不同阶段。民事法律行为首先是民事主体的行为，而不是国家的行为，是民事主体基于自主自愿而为的，以影响一定民事法律关系为目的的行为，应集中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至于该行为本身合法与否，行为产生何种法律效果，是国家对其进行的法律评价，不是当事人所能随便确定的。在实际生活中，当事人也往往不可能对一切意思表示都有正确的法律观念，意思表示也不可能包括民事法律行为可能发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合法性只是在确定已经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后果时才有意义。所以，合法性是国家对民事法律行为的外在评价。并不是民事法律行为构成的内在要求。正如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是病人而否认其为人一样，也不能因为一项民事法律行为不符合民事法律行为有效要件的要求，而否认其为民事法律行为。第三，意思表示才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和本质特征。一方面，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和必备要件，无意思表示不足以成为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旨在设立、变更或终止一定民事法律关系的表示行为，集中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史尚宽先生曾经反复说过，“法律行为系以意思表示为要素之法律要件，无意思表示不得成立法律行为也”，“意思表示以外的事实虽亦得为法律行为之要件，然不得有不以意思表示为要素之法律行为。”[8]另一方面，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区别于其他民事法律事实的根本特征。无论是事件中的自然事件、社会事件，还是行为中的行政行为、司法行为、事实行为都不具有意思表示。由此，我们可以围绕意见表示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民事主体旨在以设立、变更、持续、终止一定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为目的的表示行为。首先，民事法律行为是行为人以民事主体的身份或资格实施的行为，并且必须按照民事活动的准则进行，以此区别于行政行为和司法行为，此为民事法体行为构成的人的要素；其次，民事法律行为是有目的行为，无目的行为和精神病患者所为的行为不是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主体行为的目的旨在设立、变更、持续或终止一定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此为民事法律行为构成的目的要素；再次，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是意思表示，无意思表示则不为民事法律行为，以此区别于事实行为，此为民事法律行为构成的意思表示要素。[!--empirenews.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