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业:警惕潜在的疫情

中国银行业:警惕潜在的疫情（精选7篇）

篇1：中国银行业:警惕潜在的疫情

中国银行业:警惕潜在的疫情

目前,SARS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实质影响尚难定论,但是乐观态度不在少数.从金融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SARS危机带来了增加我国金融风险的压力.虽然在短期内SARS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尚未在经济领域全面体现出来,对金融领域的冲击也将会出现滞后的`反应,但是,积极防范金融风险却是十分必要的.

作 者：晓雅 作者单位：刊 名：银行家 PKU英文刊名：THE BANKER年，卷(期)：“”(6)分类号：F8关键词：

篇2：中国银行业:警惕潜在的疫情

鼠标比键盘更易伤害手

“鼠标手”早期的表现为：手指和腕关节疲惫麻木，

有的关节活动时还会发出轻微的响声，类似于平常所说的“缩窄性腱鞘炎”、“腕管综合征”症状，但其累及的关节比腱鞘炎要多。

专家认为：鼠标比键盘更容易对手造成伤害，而这种疾病多见于女性，其发病率是男性的3倍。“鼠标手”只是局部症状，如果鼠标位置不够合理，太高、太低、或者太远都可能继发产生颈肩腕综合征。

应对策略：终日面对电脑的白领工作者以及经常打游戏的青少年，有时会感到手掌发麻，或者食指在拖曳鼠标时容易抽筋，这些症状都是“鼠标手”。

鼠标放桌面上有害健康

医生发现，鼠标的位置越高，对手腕的损伤越大;鼠标的距离距身体越远，对肩的损伤越大。因此，鼠标应该放在一个稍低位置，这个位置相当于坐姿情况下，上臂与地面垂直时肘部的高度，

键盘的位置也应该和这个差不多。很多电脑桌都没有鼠标的专用位置，这样把鼠标放在桌面上长期工作，对人的损害不言而喻。

鼠标和身体的距离也会因为鼠标放在桌上而拉大，这方面的受力长期由肩肘负担，这也是导致颈肩腕综合征的原因之一。上臂和前身夹角保持45度以下的时候，身体和鼠标的距离比较合适，如太远了，前臂将带着上臂和肩一同前倾，会造成关节、肌肉的持续紧张。

升高转椅也可防“鼠标手”

如果调节鼠标位置很困难，可以把键盘和鼠标都放到桌面上，然后把转椅升高。桌面相对降低，也就缩短了身体和桌面之间的距离。

用科学的方法放置鼠标，会大大降低“鼠标手”的发病几率，让每一名常坐在电脑前的上班族轻松、愉快地做好自己的工作。

小贴士

由于这种疾病有相对固定的发病人群，所以预防非常重要。长期使用电脑的人要注意：

1、多休息敲击键盘或使用鼠标半小时或一个小时要及时休息，活动一下手腕。

2、姿势正确操作电脑时要注意自己手掌的舒适性，可以采用升高坐椅，腕部垫软垫等方法使掌腕部放松，避免过度紧张。

3、早治疗如果发现用完电脑后出现手指的僵硬不适，掌腕部疼痛，及时与医生沟通，采取相应措施，不可一拖再拖。

来自：health.qianlong.com/34876/2008/05/16/3122@44445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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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警惕“京官空降”的潜在危害

去年11月, 安徽从中央金融单位遴选17名官员挂职副市长;今年6月11日, 13名中央金融系统官员空降湖北, 担任副市长;6月30日, 11名来自发改委、财政部等中央财经部门的官员再次空降重庆, 担任要职。“京官空降”俨然已成趋势。有专家指出“京官空降”意在双赢。我们认为, 长远来看, “京官空降”, 对我国市场经济建设有百害而无一利, 其背后的深层次负面影响, 必须反思。

二、京官空降的根源及其危害

京官空降无论从思想根源、操作层面还是实行结果看, 均表现出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 潜在危害不容小觑。

(一) 从思想根源看, “京官空降”表明, 无论中央部委还是地方政府仍深陷“计划经济”旧思维, 不愿自拔

首先, 地方政府仍在“等靠要”, 根源在于“被动等待分配”的计划思维。为应对金融危机, 地方政府首先想到的不是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 结合本地实际情况, 想办法、找对策, 而是向中央要“京官”, 骨子里透露出的还是计划经济时代“被动等待分配”的惰性思维。

其次, 中央部委“分配京官”, 根源在于“中央集中分配”的计划思想。面对地方政府的申请、求助, 中央部委不是责成其发挥自身积极性, 自力更生, 自立自强, 而是选派“京官”予以满足, 实施分配。根源在于集中分配的计划思想。

(二) 从操作层面看, “京官空降”有意回避市场本应发挥的资源配置作用, 规避市场机制

首先、以行政手段分配“京官资源”, 规避市场作用。京官本身是一种宝贵的人力资源, 中央部委应地方政府要求下派京官, 实际上是借助行政手段向地方政府分配资源, 就是以行政手段配置资源, 规避市场配置资源。

其次, 京官到位“跑部”, 将再次以行政手段配置资源。京官到位后, 若借助于与原单位的人脉关系, 大搞“跑部经济”, 从中央部委获取资源, 中央部委将再次以行政手段配置资源, 再次撇开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

最后, 从空降京官“出身”看, 地方政府试图通过行政手段获取资源, 已是司马昭之心。从安徽、湖北和重庆等地空降京官出身部委看, 基本是金融财政等部门。空降京官为何均出自金融、财政和发改部门, 而不是监察、司法和教育等部门呢?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是想通过空降京官, 借助行政手段获取资源。

(三) 从实行后果看, “京官空降”将严重阻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首先, 计划思想将严重阻碍市场经济建设。“京官空降”表明, 计划经济思维无论在中央部委还是地方政府, 已根深蒂固, 而且具有相当“市场”。这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相当有害的。因为这种观念首先从思想上就抵制市场经济, 思想认识上都是一种抵制态度, 又谈何建设市场经济的积极性呢?

其次, 操作层面上已破坏了市场经济体制。从操作层面讲, “京官空降”有意规避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 以行政手段配置资源。这已经严重脱离了市场规律, 破坏了市场经济体制。

三、建议

鉴于“京官空降”对建设市场经济的诸多危害, 我们建议如下。

首先, 中央部委要有“慈母多败儿”的意识, 有意强制摒弃计划思维。中央部委应认识到“慈母多败儿”, 对于地方政府不要动辄分配, 动辄扶持, 而应激发其积极性。地方政府则首先不能再使“会哭的孩子有奶喝”的伎俩, 应摒弃被动等待思想, 积极进取。

其次, 考核各地市场经济完善情况, 强化市场经济建设。鉴于京官空降对市场经济的巨大破坏性和完善市场经济的重大意义, 相关部委应适时考核各地市场经济完善情况, 打消其寻求京官的积极性。

篇4：警惕银行业的潜在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快速发展的今天，金融对经济安全的支持保障作用十分明显，美国经济10年繁荣的经验、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日本金融弱化的反思以及拉美金融动荡的启示；面对诸多国际经验教训，我国金融业，尤其是银行界更应该冷静思考，积极应对，并对于金融改革、开放与发展予以实际和有效的判断估计，采取切实行动，应对国际竞争与挑战。

虽然非典产生的不利影响，短期内在我国经济领域不会有太大影响，在金融领域的冲击将会相对滞后反应，但国家金融风险的防范与预警却十分重要，并且不可过于乐观甚至忽视可能产生的影响。银行界作为我国金融改革开放发展的重要窗口，更应求实务真、有效推进和加快银行改革，发挥经济增长的保障性与支持性的稳定协调作用，使我国银行业的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保障，而不要成为经济增长的包袱或负担。日本惨痛的历史教训值得反思与借鉴，不要等到问题积重难返才开始处置或应对，将问题与矛盾消除与消化于萌芽或初始阶段的代价与付出要小而轻，我国一些地区或部门非典处置上的不当，已经给予我们以启示，运用到金融改革思考中，同样具有借鉴与反思意义。面对非典，人们在思考行为规范、社会公德、职业道德、政府职能、政策效率以及国际合作，我国银行界也应思考非典现象在银行的表现与未来影响，乃至可能的冲击，进而引起足够的重视与研究，由此所带来的启发并不亚于非典疫情。

目前非典对国内诸多行业的影响正在逐渐加大，虽然对经济实质的影响目前尚未明显显现，但对金融界和银行业的效率影响已经有所显现。值得关注的是，我国股市受非典影响的大跌，不仅是投资者关切的热点，而且也成为国家目前最大的焦点问题之一。而市场盼望的社保资金直接入市、QFII资金进场等，在目前非典疫情的影响之下，社保资金近期入市的可能性已被排除；QFII在5月26日虽有瑞士银行和野村证券两家外资机构拿到入市牌照，但入市资金有限。再看一些银行机构由于有人感染非典，实行隔离，部分工作已经受到影响，客户服务减少、业务流量下降；相对一些银行虽然无人感染，但防范措施极为严格，已经将“本行无人感染”作为一项非常时期的非常目标。一些业务因非典的紧张气氛和心理忧郁而陷入半停顿状态。银行业效率的降低，显然会影响经济金融的正常运转。更为严重的则在于未来金融，特别是银行改革发展的前景，非典的特殊现象在银行业上的表现，并将可能直接影响银行实际效率与业绩，其潜在的风险不容忽视。

1、 金融观念的相对被动待转变——面对非典人们更加关注社会道德和职业道德的问题，尤其是金融所面对的是国家金融安全，其职业责任更显重要。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与愈加紧迫的金融开放压力相比，银行业似乎缺少金融职业责任与效率，金融或银行改革的讨论与口号过多，而缺少实际的收益与结果。面对非典，我国政府管理观念与职能已经逐渐转向服务大众、服务社会，对政治、社会体制与结构的良性效率起到刺激推进的积极影响；某种程度上，非典疫情加快了我国政治体制与社会基础的真实与利好发展，政府形象、职能愈加有效而实际。但结合金融、银行层面的改革与发展，回想1999年11月加入世贸谈判成功至今，3年多的时间，我们的银行改革又有多少进展？仅国有商业银行而言，虽然取得一些进步或发展，但与国际化竞争格局与趋势的要求相差甚远。国有银行的改革不应仅仅是机构名称与国际接轨，而需要业务水平与产品结构的国际化、员工素质与管理的国际化。但我国银行经营观念上的差异和经营制度上的欠缺，银行面貌与结构不能根本有所转变，潜在的压力与风险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加大，不可掉以轻心。非典带给银行界的思考应该是变被动为主动，虽然从实际影响看，尚未对金融银行业产生直接的冲击，但国内经济气候或社会理念的变化，未来将会使银行改革发展面临挑战与压力，现在必须清醒面对不足，加快改革举措，针对问题，实施有效服务与产品多样化、多元化，提高经营理念与效率，从根本上改革银行面临的机制死板、制度不健全、人员臃肿、效率不高的局面。

2、 金融行为的官本位残留需克服——我国已经开始全面转向市场经济的格局，而银行业的发展也逐渐注重经营效益与结果。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我们银行的各级管理层，或多或少依然具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官本位残留，尤其是不正之风还相当严重。主要表现在业务主次不分、表面形式严重、虚夸浮躁盛行。银行内部构架依然是计划经济体制模式，明显地反映出不利银行盈利效应的实现。一线人员的责任、重任以及辛苦、劳累，难有实际回报或重视，而“二线”或者“三线”部门，却相对具有“清闲、实惠”的条件与空间。有思想进取或业务能力的员工时有辞职去向，转向外资机构或从事脱离银行业务却实惠有加的银行非业务部门，上述种种不仅削弱一线银行根基的发展与增长，而更重要的是形成对市场化体制下，银行风气与企业形象的伤害。我们已经不能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机构设置或认识水平，应对市场经济环境中的银行架构。党的领导不仅要体现在机构设置或管理结构上，而更重要的是注重银行经营效益的发展与增长；银行上下所有的机构部门应是银行整体效益的支持部门，而不是形式或口号中的“干扰”部门；必要的职能部门其业务行为应积极促进银行效益，而非削弱或冲击这种效益而浪费时间、精力和资源；过多的形式主义有时却无形影响了银行业绩与效益的实现，使业务拓展与产品开发被冲淡，一些计划经济时期的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思想或现象，在当今市场经济架构中的影响甚至“破坏”性，值得反思与重视。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不仅给予人们身体健康上的冲击伤害，更使人们头脑清醒地面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银行体系中的种种不正之风并非简单的社会影响冲击，而将严重涉及国家经济安全或金融稳定。非典虽属卫生、健康领域，但对经济实质或经济心理却已经形成影响，值得金融或银行界警惕!

3、 金融服务的对比低效应重视——面对加入世贸组织承诺与进程的加快，我国银行体系结构上的差异已经更加明显的显露出来。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除体制、机制上短期难以改变的差异外，当前最直接的较量与竞争差异则突出在效率结果上，其中包括（1）金融服务效率的不同。银行服务层面所产生的客户收益有不同，国内倾向于外资银行的局面和心理已经显现。在当前国际、国内对比中，外资银行占有服务观念与效率的绝对优势。（2）银行服务产品与手段的不同。中外资银行盈利及资产收益有差异，尤其是国内银行忽视成本效率，只注重开发、投入，忽视支出代价，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自有资产与国有资产的义务与责任的巨大差异，带来了不同结果与效率；外资银行、国有商业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出现较明显的差异态度与收效，其中资产所属权是一个重要因素，进而呈现效率的差异结果，自有资产和国有资产产生的责任观念导致效率差异的明显区别，值得重视与研究。（3）管理体制与考核机制的不同。国际大银行的管理体制与效率收益直接紧密联系在一起，管理层的责任意识与制度，有监督、有检查，而我国银行管理中则注重权力的使用，缺少制约或考核权力效益、效率的机制与规则，进而多流于形式的无效浪费，空头或空话连续低效，一些领导或经理人，低效或脱离业务的工作态度、行为以及方式，无形中影响或干扰着业务进展与成果。我国3年多的金融改革，特别是国有银行改革“有声无动”，使国有银行的实力或效益已经制约了自身乃至金融领域的改革进展，成为我国银行拓展业务、发展客户与国外同行竞争的不利因素；而我国股份制银行相对体制机制上公平、透明和灵活，已经加大与国有银行市场、客户与资源的竞争；相比较国有商业银行政府色彩的难以摆脱，官僚与形式主义的严重存在，金融效益的弱化已经对其市场份额、经营优势以及员工素质形成挑战。商业银行经营理念、业务品种以及政策、策略灵活性不仅是银行发展方向的体现，更是银行效率的依托。

篇5：警惕白银的潜在利空

近期银价的强势回升主要依赖于贵金属的保值特性得到市场青睐。欧洲和美国都先后放出货币宽松计划，助推市场通胀预期，激发了贵金属的保值需求。

此前，美联储迟迟未有行动，虽然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进行了适度宽松，但美元资产分流了部分保值需求。此番QE3政策推出，使得资金开始逃离美元资产，这给了金银等贵金属较好的上涨空间。预计在“美联储扩表”预期扭转前，银价仍将维持中期强势。

但我们也应看到，虽然声称“无限量”，美联储资产购买的月度力度仍相对有限，对市场情绪的影响大过实际效果，这也是近一周时间银价高位遇阻的重要因素之一。美联储购买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直接利好房地产市场，为资本回流开辟了新的渠道，但这对就业方面的促进效果仍有待观察。同时，美联储实际扩表与否不仅仅由QE3决定，扭曲操作和其他常规操作都将产生影响，开放式的货币政策更有利于对经济局势的掌控，而非简单地希望扩张货币，需警惕“明扩暗缩”可能对银价形成的偏空影响。

另一方面，工业需求的持续疲弱，或将放缓银价上升步伐。

回顾2010～2011年银价成功翻番的历史，美联储QE2可谓功不可没。但不容忽视的是，在此期间，受宽松货币政策推动，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强劲，同期中、印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也较为平稳，白银在工业需求与投资需求的共同作用下创造了历史高点。此番借助QE3，银价重启上升通道，但要重新站上10000元的高度仍需工业需求强劲的配合。

电子工业和光伏业占到白银工业需求的半数。欧元区经济深陷衰退使得光伏业受创严重，近期欧美对中国光伏行业反倾销调查将使光伏需求端进一步恶化。从中、美零售数据上看，由于经济增速放缓，公众对电子产品的消费相对平稳，年内出现显著增长的概率较小。而新兴工业的发展仍相对缓慢，白银工业需求缺少新的增长亮点。我们对年内白银的工业需求维持谨慎悲观。

综合看来，在投资需求支持下，银价中期仍然看涨。但是宽松预期终结、后续操作跟进尚需时日，利好空窗期银价短期将面临较大的多头止盈压力。而工业需求能否恢复强劲将决定未来银价能否继续向上挑战高位。中线投资者可密切关注世界主要经济体复苏情况，等待阶段性调整过后的进一步做多机会。

篇6：警惕短期投资的潜在危险

对外开放在中国过去30年取得的成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下一个阶段中国将进行什么样的改革和开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过去可行的经济措施和政策在未来未必一定可行，因为全球经济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在我看来，中国应该降低出口拉动型经济，尤其是对制造业的依赖，而更多的应该依赖于国内需求的扩张。当然这种依赖内需驱动的增长并不会像美国的内需驱动增长一样，完全依靠所谓的消费，而应该取决于另外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

中国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举措，一个重要的领域就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这会对未来的经济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有两个必须关注的潜在风险。

第一，中国要尽可能地抵制短期投资者带来的压力。短期投资者并不会太在乎长远发展，这会成为一种危险。中国新的开放模式应该包括很多层面的开放，思想的开放、投资的开放、管制的开放等等，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开放应该是思想的开放，也就是与世界进行更多的互动。对于科技发展来说，这点尤其重要。

谈及思想的开放就不得不提到知识产权，尽管知识产权制度在很多国家是不同的。比如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在设计过程当中就没有用来保护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所以，要清晰地知道有很多不同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必须要找到一个发展导向型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才能够帮助中国成为一个更有创新力的社会。

再以金融为例。在谈金融开放的时候必须弄清金融行业的核心功能是什么，所有这些功能对于金融行业的稳定都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些功能其实对任何经济体来说，包括最发达经济体来说都是很难实现的。

第二个风险是，如何在开放的同时保持强有力的监管。比如货币的国际化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尤其是将它与国际国内的经济稳定发展相比，并非至关重要，所以必须要充分地了解潜在的风险才能逐步地推进货币国际化。

此外，我认为中国应该更积极地参加全球新制度和规则的建立，比如在向全世界提供公共产品上可以做得更积极一点，包括在环境、大气的治理方面，可以让地球的生态环境变得更好；在经济方面，可以更多地开展宏观经济稳定性方面的国际合作。还可以和全世界共同研究应对疾病的方法，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中国力所能及的帮助。

总之，中国要建立一个开放型的新经济体制，还需要继续摸着石头过河。过去中国成功地应对了全球化进程中的问题，但是未来任何的失误，都可能会给经济的繁荣和稳定带来巨大伤害，希望中国在构建开放型新经济体制过程中打造新的创新型、活力型、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支点杂志2014年5月刊）

篇7：警惕跨境人口流动的潜在风险

在不妨碍社会成员之间平等顺畅交流沟通、当地主流社会能牢固保持社会规范共识与既定政治权威的前提下，一定程度的多民族混居，通过与外界建立更广泛的联系，将有利于发挥移入地的经济活力。但若在上述前提动摇的情况下，多民族混居格局将对移入地社会治安形成额外压力，不仅因为从各方面提高行政和执法成本，语言文字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壁垒甚至会妨碍执法机构及时掌握治安动向，更因为与单一民族聚居或单一民族占压倒多数聚居相比，在多民族混居状态下，居民相互摩擦和激化的几率天然较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从欧洲到肯尼亚、科特迪瓦，当今世界困扰于外来移民冲击治安乃至国家政治军事稳定的问题并不罕见。在中国，从大食和波斯商人武装借安史之乱之机趁火打劫，洗劫兵力空虚的广州城，到泉州先后发生的蒲寿庚、亦思巴奚之乱，再到旅居南疆的浩罕商人数度协助和卓叛乱和浩罕入侵，古代中国政府历史上不止一次遭遇外来居民群体的挑战和背叛。当前，在我国收容并给予优厚待遇的罗兴亚难民中，一些人也参与了针对中国的分裂主义、恐怖主义活动，以至于罗兴亚人阿布·扎尔·布尔米已成为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MU）的穆夫提（笔者注：伊斯兰教高级神职人员称呼）。

要想防患未然，就要从一开始消除风险萌芽。除了适度控制来华常住人口规模，特别是纪录恶劣国家和地区来华人口规模之外，最好的办法莫过于避免从一开始就给予外国人超国民待遇，而是视情况给予其近似国民待遇或国民待遇，从而避免其滋生特权思想。

然而，现实是在华外国人已在某些方面享有“超国民待遇”。随着来华外国人数量增长，维护社会治安的压力也不断增大。值得警惕的是，某些个人和利益集团还在极力主张以形形色色超国民待遇引进、招徕特定背景外国人，丝毫不顾他们会否带来切实贡献，有的甚至不惜以实际行动帮助“三非”外国人逃避法网。上述现象已引起公众的不满，这样不仅损害了民众的利益，也导致部分民众将这种不满转向党和政府。一些已形成黑人聚居区的城市市民可能对此有更切身的感受，倘若不能及时纠正这种倾向，防止处于萌芽状态的矛盾和风险发展下去，则有可能遭到社会的反弹。

回顾历史，对外拓展计划存在潜在风险的现象早就出现过。明朝起于汉族人民反抗残酷民族歧视压迫的斗争，总体上不存在逆向歧视的国内民族政策;即使如此，在对外关系中仍然不乏超国民待遇现象，不仅对外国官方的朝贡贸易免税且回赐丰厚，即使对外国私人贸易，也常常给予免税和超高收购价的待遇。

洪武年间，这类记载已经不少：洪武三年十月，中书省臣奏：“高丽使者入贡，多赍私物货鬻，请征其税。”朱元璋说：“远夷跋涉万里而来，暂尔鬻货求利，难与商贾同论，听其交易，勿征其税。”（《明太祖实录》）十七年正月，又命有关衙门：凡海外诸国入贡，有附私物者，悉免其税。（郭厚安编《明实录经济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到永乐年间，这类记载更多：永乐元年九月，礼部尚书李至刚奏：日本贡使私载兵器刀矛卖与民，宜依禁令止之。明成祖说：“外夷向慕中国，来修朝贡，危蹈海波，跋涉万里，道路既远，资费亦多，其各有赍，以助给路费，亦人情也，岂当一切拘之禁令！”（《明太宗实录》）

日本学者木宫泰彦所著《中日交通史》记载，明政府收購日本国内售价800～1000文的刀剑，给价高达5000文。永乐帝文治武功，政绩非凡，《明史》对他高度赞扬。在他治下发动的郑和下西洋，成为国际航海史上的壮举，若能长期持续，中国不会错过地理大发现的历史机遇，整个世界历史都会改写。但在他身后，以下西洋为代表的海外拓展计划被彻底废弃，原因是多方面的，超国民待遇给国内民众造成负担和困扰就是一个重要因素。

洪武、永乐两代大有为之君不是没有看到超国民待遇之弊，为减轻财政负担，明廷限制了外国朝贡的次数和规模，洪武十三年且诏谕爪哇国王，指责其“顷尝遣使中国，虽云修贡，实则慕利”。但在大规模实施海外拓展计划的永乐朝，由此给国民增加的负担令朝臣们颇有失控之感，以至于下西洋工程成为许多文官心目中耗费民脂民膏无数却无益于国计民生的弊政。满怀勤政爱民崇高信仰的文官们接二连三对此发起抨击，甚至不惜冒舍生取义之险。明成祖在位之时，就有文官面折廷争，直斥朝贡贸易和下西洋为“以小民所出之脂膏而啗此番夷之口”。明成祖身后，以“廉能”而名垂青史、当时还是兵部“司局级干部”的刘大夏甘冒“欺君”的杀头大罪，私自销毁了郑和下西洋时积累的海图、天象、地理等全部资料，以至于明宪宗成化帝计划重启下西洋时因资料全部被毁而无奈放弃。时人和明清史官们盛赞刘大夏此举是忠君爱民，“阴德不细”（当时刘大夏顶头上司、兵部尚书项忠语）。由此可见，中国历史曾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鉴于历史教训，今天，我们是否应该及时警惕跨境人口流动的潜在风险，并纠正给予外国人“超国民待遇”的某些偏颇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