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委书纪

党委书纪（共5篇）

篇1：党委书纪

党委党委党内监督制度

党内监督是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党内民主建设起着重要的保证和保障作用。党内监督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党的各级组织、广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严格执行党章和其他各项规章制度，防止党内各种不良倾向的发生，揭露和纠正一切损害党的利益、违犯党纪国法的行为。加强和落实党内监督制度的实施和落实，是党内监督制度化、法制化应有之义，也是更为重要、更为关键的环节。因此，特制订《大杨树林业局党委党委党内监督制度》。

1、依据《党章》和有关制度，实施对党组织、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主要监督他们是否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严格地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各项规章制度；是否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确行使职权，勤政廉洁。

2、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增强党内生活的原则性，健全党内生活制度，督促按时召开民主生活会，会前收集党员和群众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意见，如实转告本人或在会上报告，会后督促做好整改工作。

3、定期召开党员大会或党员干部会议，听取部门负责人通报一个时期的主要工作情况。

4、党委书记或主持党委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应参加或

列席党有关研究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安排部署有关全局性的行政业务工作、讨论机关建设等问题的重要会议。

5、抓好“三会一课”和民主评议党员工作，充分发挥党内民主，广泛开展谈心活动，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清是非，团结同志，克服缺点，改进工作。

6、加强党风党纪教育，严肃查处党员违纪案件。

篇2：党委书纪

关键词：《竹书纪年》,文档史,地位

《竹书纪年》是一种编年的史书。它用蝌蚪文刻在竹简上, 和《逸周书》、《穆天子传》同属“春秋、战国之书, 亡于秦汉, 出于晋之汲冢, 而传于后者” (《少室山房丛书·三坟补逸》) 。

《竹书纪年》是一部编年史, 除加上的前编未编年外, 上自黄帝、下至周隐公三十六年都按年代编写, 是由韩国史官记录编写而成, 分成十二卷。按记述略详不同, 我们大致可将全书分为四个部分。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 《竹书纪年》遭到历代统治者的排斥。

1. 就书本身来论其价值。

前编。未称“三皇”只记二氏, 且甚简略, 大概据传说记录。说太昊庖羲氏在位一百一十五年, 炎帝神农氏在位一百四十年, 究竟是两人还是多人, 《纪年》中并未交代。其中有一段为其他史书所未载:“时诸侯夙沙氏叛, 不用帝命, 其臣箕文谏而被杀。炎帝益修厥德, 夙沙之民自攻其君, 而来归其地。于是, 南至交趾 (在今越南境内) , 北至幽都 (幽州) , 东至蜴谷 (东海边最早见日出处) , 西至三危 (敦煌东南) , 莫不服从其化。”周代史书有黄帝时夙沙氏用海水煮盐的记载, 夙沙氏看来是东南面的一个部族, 其势力范围很广, 威胁到炎帝的统治, 炎帝用道德的力量使其归化。司马迁写《史记》, 不记三皇, 只写五帝, 关于炎帝的记载甚少, 只说“神农氏衰”, 大概是因为《纪年》已被埋藏于地下, 未见到有关资料所致吧。

一二卷。记载了黄帝、少昊、帝颛顼、帝喾、帝挚、帝尧、帝舜七代的传承, 也没有“五帝”之说, 看来“三皇五帝”是战国后人们追认的。记事较前编略详。记帝尧陶唐氏“元年丙子帝即位”, 说明当时已采用天干地支纪年, 但究竟是在多少个六十年前、具体指何年仍是一笔糊涂账。《竹书纪年》载, 帝尧“七十一年帝命二女嫔于虞”, 二女指尧帝女娥皇、女英, 嫁虞舜;“七十三年春正月舜受终于文庙”, 说在文庙中郑重其事地举行了代理帝位的仪式;“七十四年虞舜初巡守四岳”, 舜即以代帝身份正式巡视各诸侯国。还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一百年帝陟于陶。帝子丹朱避舜于房陵, 舜让不克。丹朱封于房, 为虞宾三年。舜即天子之位。”从黄帝起已开了父传子的传统, 尧是传给女婿, 并非全无亲族关系, 舜在尧逝世前几年已成为事实上的天子, 尧逝世后, 其子丹朱为什么要逃避?舜把帝位让给他为何坚决推辞?恐怕不是谦让, 而是由于舜已实权在手难与相争吧。舜把丹朱作为贵宾款待了三年, 才登上天子宝座, 大概是作秀吧。后世将“尧舜禅让”传为美谈, 《纪年》中并未提到“禅让”, 可能更符合历史的真实性。

三至六卷。记述从夏、商两朝四十七代帝王事迹较详, 以干支纪年, 也较为准确。《竹书纪年》载夏禹“元年壬子帝即位”。史家有干支纪年与公元纪年准确并记的始于西周共和行政元年, 为庚申年 (前841) 。据史载, 夏朝471年, 商朝496年, 西周从武王发至厉王胡共十代, 具体多少年不清楚, 估计约二百多年吧。这样向后推算, 约一千二百年, 按60年一甲子计即20个甲子, 1208年前即为壬子年 (前2049) , 距今四千余年。更难能可贵的是, 《竹书纪年》把两代帝即位的年号一一注明, 充分发挥了编年史的优势, 虽不能说十分精确, 但韩国史官不知费了多少核对的功夫, 这种实事求是的治史态度令人敬佩。《竹书纪年》中还有一些有价值的记载, 如:商殷武丁“元年丁末王即位”。丁未约为前1400多年;“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 意即约前1368年在荆楚地区有一次大战;“三十四年王师克鬼方”, 经过三年, 终于彻底打败了鬼方;“氐羌来宾”, 同年西方的氐、羌族部落来表示臣服;“四十三年王师灭大彭”, 彭祖被灭国;“五十年征豕韦克之”, 复兴的彭祖国再次被攻克。这些记载真实地反映了商代的对外扩张史实。

七至十二卷。记述了从周武王到周隐王十六年周三十六代事迹。《竹书纪年》按传统通称为周, 由于所记时代较近, 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 韩国史官可能相继有所记录, 因此所记最详, 也更准确, 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竹书纪年》记述武王姬发家谱较详, 记了武王伐纣史实:“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诸侯伐殷, 败之于坶野。”“王亲禽纣于南单之台。”坶野即牧野, “南单之台”即鹿台。《史记》说纣王自焚, 这里说是生擒, 可能有一定根据, 也给史家提供了研究的另类记录。《竹书纪年》还记载了因厉王胡无道, 犬戎入侵, “十二年王亡奔彘”, 厉王仓皇逃奔到河东郡北巍县之事。又记:“国人围王宫, 执召穆公之子杀之。”愤怒的民众包围了王宫, 把召穆公的儿子当做太子杀了。这里记事过于简略, 未交代清楚原委。“十三年王在彘, 其伯和摄行天子事。”说厉王像缩头龟一样躲在彘县, 他的伯父姬和被拥戴为共和行政。《史记》称周、召二公主持共和, 这里记载有所不同, 是由姬和主持, 这样的记载或更符合实际情况, 共和当然要依靠主要大臣, 造成误会也事出有因。从十卷起, 记载平王“元年辛未王东徙洛邑”, 迁都洛阳后, 已进入春秋时代, 后世史家称为东周。《竹书纪年》不仅记录了东周历代年号、事迹, 也记录了各诸侯国的大事。当时战争吞并屡有发生。《竹书纪年》记录了韩国所发生的战争:显王十六年“邯郸之师败我师于桂林”。记齐军打败了韩军。“二十四年魏败韩马陵”, 记韩国在马陵山打了败仗。“二十五年穰庇帅师及郑孔, 夜战于梁赫, 郑师败逋”, 记一场夜战使郑兵败逃。同年“与齐国朌战于马陵”, “二十七年五月田胎及宋人伐我东鄙, 围平阳”, 记叙前一战大概未分胜负, 后一战齐联宋进攻韩东部边境, 包围了平阳城。“九月卫鞅伐我西鄙”, 记商鞅进攻韩西部边境。“十月邯郸伐我北鄙”, “王攻卫鞅, 我师败逋”, 记韩受几面夹攻, 反攻又失败了。“二十八年城济阳”, 记战败失地结果韩不得不迁都。“秦封卫鞅于邬, 改名尚”, 记卫鞅打了胜仗, 受赐封地于陕西商洛地区, 以封地为姓, 改卫鞅为商鞅。可见韩国连遭失败, 韩史官记得最详。此外, 《竹书纪年》对自然环境的记载也很重视, 如:昭王六年“冬十二月桃李华”, 景王五年“冬十二月桃杏华”, 记十冬腊月桃李杏开花。昭王十四年“冬王观盐泽”。记昭王考察一个特大盐池。据洛阳县志载, 河车盐池长七十里, 广七里。晋王“四十三年宋杀其大夫皇瑷于丹水之上”, “丹水壅不流”, 元五六年“丹水三日绝不流”, 此处把贤大夫被杀害与江水断流作为因果关系记载缺乏科学根据。显王五年“地忽长十丈, 余高尺半”。记录了地貌变化, 高处达百尺, 低处也有一尺半。隐王“五年洛水人成周, 山水大出”。记录了引水入洛阳的水利建设。“六年十月, 大霖雨疾风, 河水酸枣”。记载了酸雨灾害。

2. 就其遭受的排斥反观其地位。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 为统治阶级政权服务的儒家正统派的思想占了统治地位。这反映到《竹书》的问题上, 又产生了两种情况。第一, 刘知几本是个敢于疑古, 善于疑古, 著书立说能“正前代所误”的著名史家。但终以出自“代传儒家之业”的家庭, “领国史且三十年” (《旧、新唐书·刘子玄传》) 之久, 而又受了撰经书正义的孔颖达指责《竹书》为“不经之书”的影响。因而在他思想领域里, 也就终究有一定的局限性, 对于《竹书》所说“太甲杀伊尹”, 虽然认为对于“近古篡夺”的研究是一种很好的资料, 但又认为“于‘正书’犹无所纪”, 就不作进一步的研究, 仅于“启之诛益”一事, 加了一番推论 (《史通·疑古》) 。其实, 所谓“正书”, 便是儒家正宗派所谓的孔、孟经二括。因而在那美化古代, 大事宣扬“唐、虞禅, 夏后、殷、周继, 其义一也” (《孟子·万章上》) 的书本里, 又哪能找到启诛益, 太甲杀伊尹的不义事迹呢, 还不是一套相反的歌颂之辞吗?

然而刘知几因为《竹书》所载与“正经”之书不同而仅有的这点疑古精神, 也都遭到儒宗正派的非议, 如浦起龙所说:“通观《疑古》十条, 显斥古圣, 罪无辞矣。” (《史通通释·疑古》) 这就是说刘知几对古圣经书上所说的事都存怀疑的心理, 便是指斥了圣人, 罪所难逃。

第二, 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对于他们统治政权不利的典籍, 总是千方百计地给以排斥的。从而一方面将《竹书》打入冷官, 不准人阅读。一方面因人们知道有这种《竹书》, 便把其中由他们主观看来是些“杂粹怪妄, 不可训知” (《左传集解·后序》) 的东西给以剔除; (今本将舜囚尧、启杀益的事都删掉了) 再考之他们所谓的经传, 并引一些谶纬符瑞的著作 (沈约《宋书·符瑞志》) 以资佐证;又将其中原用晋、魏纪年的体例, 分注晋、魏之事在下面。而所引用的东西又复“空洞无事实。所增者, 年月而已。且其所出, 本非一源, 古今杂陈, 矛盾斯起”;而年月不确, “又多杜撰” (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序》) 。因此, “《竹书纪年》本非伪书, 至后人改乱, 其文遂多谬误” (《孙渊如外集·竹书纪年考》) , 而令人难读了。

至于伪造《今本竹书纪年》, 则是因为明太祖朱元璋加强封建专制主义, 由御用学者的“明人所葺”的。这个明人“作伪者”是谁呢?“乃鄞人范钦也。”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 是知许多古本书失传, 而伪造的书普遍泛滥, 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高级知识分子为了他们统治主子的政治利益所干的。但在清政权笼络知识分子, 使他们成了文化俘虏, 不问现实政治而在故纸堆中过生活的时代, 经钱大昕、纪昀、洪颐煊、朱右曾的努力, 以及近人王国维、范祥壅等的相继校正、补订, 《古本竹书纪年》已渐成一种可读的古史了。

总之, 《竹书纪年》的编撰者们可能没有大史家的横溢才华, 但他们的忠实记录, 或弥补了史料的不足, 或可印证某些史实, 为后人所学习与引用。在受儒家正统思想占统治地位所支配的中国封建社会里, 凡是与名分观念相抵触的学说, 都要遭到儒家卫道先生们的排斥, 通过上面所述的事实, 也就够清楚了。但欲盖弥彰, 反而彰显了《竹书纪年》在文档史上的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1]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M].新知识出版社, 1957.

[2]邵东方.竹书纪年研究论稿[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篇3：日本书纪（一）

竹村则行报告，《关于中国近现代〈中国文学史〉纂述的基础研究》，福冈：九州大学，2008年。

这份资料是竹村则行的研究成果报告书，收录若干篇论文、演讲，照国内的标准看，它并不是正式出版物。笔者向日本国会图书馆借出该报告书时，得知该研究成果还附带了一份正式出版物：影印邓梅羹的《中国文学史纲》全书。该“史纲”未见著录于陈玉堂《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和黄文吉《台湾出版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之附录《中国文学史总书目（1880-1994）》中。研究报告未正式出版，而附件反倒正式刊行，是因为竹村则行的论文《邓梅羹〈中国文学史纲〉与谭丕模〈中国文学史纲〉》提出了一桩著作权疑案：邓梅羹《中国文学史纲》（1932年4月初版、1933年11月再版）与谭丕模《中国文学史纲》（1933年8月版）正文完全一致，甚至连印刷的浓淡、字型、误字也相同，可以确定为同一版。后出的谭著是否为盗版，或者当时的著作权意识到底如何，非常值得关注。

因为谭丕模（1899—1958，湖南祁阳人）是著名的文学史家，谭氏名下《中国文学史纲》有多种版本，被称为最早以唯物史观编撰的中国文学史，初版由北新书局出版于1933年8月，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不断修订、重写，可谓久享盛名。谭丕模有笔名多种，但其传记《文学史家谭丕模评传》一书中并未提到有“邓梅羹”者。谭著的“自序”称：该书以其北平师范学校任教时的讲义为底本改写而成，十二章以前的部分材料是由其妻子代寻的，第一至四章中“原始”字样为“初期”两字之误。竹村则行认为这份自序应是谭丕模本人的文字无疑，并认为最后关于“原始”为误字的说明略有不协调之感。

竹村则行影印的《中国文学史纲》原由神州国光社初版于1932年4月，再版于1933年11月，标价八角。初版早于谭著，再版略晚于谭著，作者题为邓梅羹。关于邓梅羹，竹村则行先生仅列出两点：一、上世纪三十年代邓梅羹曾在吕振羽的领导下，与谭丕模等一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这可以确定邓与梅并非一人；二、邓氏另有《资本主义与世界殖民问题》一书。关于邓梅羹的《中国文学史纲》，竹村则行注意到该书前有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刘复（1891—1934，字半农）的序言，经考证，竹村则行认为该序言为刘半农的佚文无疑。刘序交代1930年冬，邓梅羹持材料与刘半农商议编辑的主旨，越一年，1931年冬，邓梅羹再携书稿请刘半农订正，邓著的版权页上正题着“订正者刘复”。

通过简单查阅，有几点可以补充竹村则行的论述。据叶桂生、刘茂林《吕振羽的治史道路》（《文献》1980年第二辑）一文，1930年，吕振羽在北平与中共地下党员郑侃、杨缤、刘穆等创办《新东方》月刊，成立“东方问题研究会”，该研究会的理事有郑侃、宋斐如、谭丕模（“模”原文误作“漠”）、邓梅羹等。谭丕模的传记《文学史家谭丕模评传》确认了谭丕模曾参加、组织该研究会，但没有提及邓梅羹的名字。这说明两部《中国文学史纲》出版前，邓梅羹与谭丕模曾在北平共事，两人应该互知对方的情况，但两著中皆未提及对方著作的存在。

有意思的是，邓梅羹《资本主义与世界殖民问题》（北平神州国光社出版，1932）一书的最后，有谭丕模《新兴文学概论》、《文学思潮之演进》（皆为北平厂甸文化学社）两书的广告。而《资本主义与世界殖民问题》的广告见于邓梅羹《中国文学史纲》书后，想必《资本主义与世界殖民问题》为邓氏所著无疑。该书“自序”中称：邓梅羹1929年主编《北平日报》，1930年《北平日报》停版，邓梅羹转而接编《三民半月刊》，1931年春写出了“问题”的一章，而后离开北平，辗转津、京、沪、粤，直到1932年2月回到北平，完成《资本主义与世界殖民问题》。

《日本教育考察记》（华光女子中学出版部，1936）一书的作者也题作邓梅羹，该书的最后也有《资本主义与世界殖民问题》一书的广告。该书的前面有《附参观团团员履历表》，可知当时考察团团长为王桐龄，邓梅羹为副团长，其履历曰：“湖南省，历任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讲师，朝阳大学、民国大学等校教授，现在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院研究。”并未说明在日期间的身份。王桐龄（1878—1953）曾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求学，后任教于北平师范大学，著名史学家；为该书题辞者为时任北平师范大学校长的李蒸。据此书的自序可知，邓梅羹1935年辞去北平各大学教职，“重游东土”，1936年在东京帝大研究室完成序文。想必是邓梅羹、谭丕模等人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办报活动之后，都转向教育战线，于三十年代中期在北平师范大学等大学任教，也即此时两人仍有可能相互接触交流。

寻霖、龚笃清编的《湘人著述表》（岳麓书社，2010）同时收录了邓梅羹和谭丕模，显然也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人，在邓梅羹条目之下，指出邓梅羹为湖南衡阳人，著述中列出《资本主义与世界殖民问题》、《崩溃中的日本》两书。《崩溃中的日本》（敌情研究会，1943）就是《敌情研究》（国民出版社，1940）的再版。《敌情研究》的自序中也提到了其留学日本的经历，与《日本教育考察记》的记载吻合，邓梅羹时在浙西天目山任“浙西行署干部训练团教官政工大队第二大队队长”（见贺绍英编《追思》，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187页），此一时期邓另有《浙西二十八年对敌行政之总检讨》（浙西民族文化馆，1940年）一书。1943年再版《崩溃中的日本》时，邓则到了福建南平。

除若干篇论文外，则未见邓梅羹更多的信息了，甚至连其生卒年也未能确定，希望有人能来解惑，更希望有人能解答竹村则行提出的关于邓、谭两氏先后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纲》正文完全相同的著作权疑案。

杨贵妃文学史

竹村则行著，《杨贵妃文学史研究》，东京：研文出版社，2003年。

竹村则行《杨贵妃文学史研究》一书从李、杜的杨贵妃书写说起，指出虽然人人尽知杨贵妃，但很多事实尚未厘清；认为白居易《长恨歌》和陈鸿《长恨歌传》奠定了杨贵妃故事的基本框架，杨贵妃的悲欢离合开始与唐朝的兴衰荣辱相绾结；到了中晚唐时期，杨贵妃故事的主题，更凸现对已逝去的盛唐之荣华富贵的回顾，往往用以对比眼前的衰落；到了宋代的《梅妃传》更丰富了杨贵妃的性格，并影响了后来的《梧桐雨》、《惊鸿记》等作品；而洪昇的《长生殿》则是集大成性质的作品。全书打破诗文词曲的畛域，可谓杨贵妃故事演变的体系性研究；尤其令人惊喜的是全书迄于鲁迅的腹稿《杨贵妃》，打破了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界限；而将一部并不存在的作品列入文学史讨论，则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提示了一种新的视角。

著者根据许寿裳、郁达夫、孙伏园的记载，考定鲁迅曾计划写一部以杨贵妃为题材的小说或戏剧，认为戏剧的三幕题目可能是“清平乐”、“舞霓裳”、“雨淋铃”，展示出鲁迅对李、杨爱情的重新认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誓言反倒看出两人已无爱情，否则何须立誓？否则何以以天子之尊不能保全爱妃性命？可惜这部令人期待的作品始终只是腹稿，并未形成文字，这主要是因为鲁迅的西安之行。著者认为鲁迅亲见之西安与阅读所得之西安相去甚远，经过“时间旅行的幻灭”，鲁迅最终放弃了杨贵妃故事。这一论述展示了文学史现场的神秘力量，显示了文学史现场还原的必要性，同时也展示了文学史论述的多种可能性。

竹村教授的文学史论述多以考据的面目出现，如考定《白氏文集》中所附的陈鸿《长恨歌传》，其实经过白居易改编，实则可以算作白居易本人的作品；第五章的标题就是《〈华清宫和杜舍人〉诗的作者是谁？》，通过细致的考察，最后定为张祜；考证《隋唐演义》对《惊鸿记》的袭用等等。书中大量的版本、语句乃至语词的对比，无不显示著者考据的功力，初读之下，颇以为这样正显示了日本学者论学的特色：小切口、重实证。

但是，我要指出的是，此书在考证的外表下，有着一颗文本主义的心。著者认为杨贵妃可能出身于南方的低贱人家，根本不以新旧《唐书》所载为依据，史传在真实性上并不具有优先地位，著者仅视其为整个杨贵妃文学史之一环而已，很有后现代史学的特点。著者指出“一骑红尘妃子笑”的“笑”，不只解作“喜形于色”的开心，而是从互文性的角度，指出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三首是一个整体，都是以骊山为背景，而“骊山”与“笑”的结合，还有一个“前文本”，即《史记》中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为博褒姒一笑而身死骊山的故事，在这样文本的脉络中，杜牧笔下的“笑”获得了更为丰富的阐释，这样的考证通向了接受美学。再比如第十六章《〈长生殿〉的季节推移》一文，指出《长生殿》中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故事的时间与史实不符，故事的季节变换是与情爱的转变相应的，这颇有文学人类学的论述角度了，而且说明这种故事时间与史实时间的分离始于《长恨歌》。这样每一个论述的对象既处于每个时代共时文本的观照中，也处于历时文本的互文体系中，这也正是著者关于中国文学演变论述方法的巨大贡献。

从读者的角度看，这册日本学者的杨贵妃文学史，还缺少“日本”这一环节。众所周知，杨贵妃甚至在日本还有坟墓，这更增加了李、杨爱情的浪漫气息，而此书极少提到杨贵妃文学史在日本的发生与演变的过程。期待著者再接再厉写出杨贵妃文学史的“日本篇”。

《中国的文学史观》

川合康三编，《中国の文学史観》，东京：创文社，2002年。

这书出版至今已有十年，这十年间中国学者关于文学史学的研究成果丰硕，如戴燕《文学史的权力》、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董乃斌等《中国文学史学史》、《文学史学原理研究》、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等已先后出版，讨论的议题更为丰富，而且该书收录的十篇论文中，有三篇是蒋寅、陈国球、戴燕三位中国学者所撰，使该书带有中日共同研究性质，因此十年后再来阅读似乎没有必要了。不过，该书提出的问题和提供的线索，仍值得深入讨论。

最重要的线索是该书的资料编《日本刊行的中国文学史》。这个资料编中，列出日本明治时代刊行的《中国文学史》共十七部，大正至二战前共九部，二战后至平成九年共十九部，每条书目都撰有详细的提要，多数还附录目次，以便读者得其概况。这些资料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中国文学史》编纂的发生学研究，明治时代刊行的《中国文学史》与晚清民国时期中国人编纂《文学史》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学科建制到著述体例，从章节编排和具体论述，从文学观到文学史观，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学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明治时代的《中国文学史》编纂一方面学习西方，同时又影响着中国，可以这说是学术全球化的重要中介，有必要根据该书提供的线索深入研究。

本书中多次提及而引起我兴趣的是关于“最早的中国文学史”问题。日本最早以“文学史”为题刊行的著作为末松谦澄的《支那古文学略史》（1882），如吉川幸次郎《中国文学研究史》一文批评的那样，末松谦澄此书虽题作“文学史”，但从内容上看，却不能算作“文学史”，而是以英国式的功利主义为基础的诸子学论述。明明题作“文学史”而又不能看作是“文学史”，这样的问题在中国也有相似的例子，林传甲的《文学史》也被认为是“错体”的文学史。这些日本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又涉及中日、东西的文学、文化交涉，理应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因为这些是非错正之间的判断，其实也是一个“文学观”和“文学史观”的问题。

“现实描写”的历史

小松谦著，《“現実”の浮上——“せりふ”と“描写”の中国文学史》，汲古书院，2007年。

小松谦著有《中国历史小说研究》、《中国古典演剧研究》等，在这些具体研究的基础上，他在《现实的浮上——说白与描写的中国文学史》一书中探讨更大的问题：二十世纪初，文学革命和鲁迅出现以来，急遽发达的“现代小说”，果真只是西洋冲击而诞生的吗？与此同时，中国文学自身有无其源头？全书经过八章细致论述的长途跋涉，作者在《终章：“现代”的登场——文学革命之的原因》中给出了答案：初见之下，“现代文学”是模仿西方文学的产物，但是通过本书的论述可知，宋代文言文地位的确立以来，口头语言也在缓慢地书面化，“现代文学”不过是这一书面化运动的归结点罢了，而西方文学的影响，只是最后阶段的助推器而已。作者认为“现代文学”是“前现代”中国文学自身孕育的结果。

作者这一结论的切入点是“现代文学”与“现实描写”两者须臾不可或离的特点，或者可以说作者将“现实描写”作为“现代文学”的主要特征来处理的。所谓“现实描写”是指通过语言精细、客观地再现环境的意思，这里的“现实”不是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环境，也不是指社会现实环境，而是指某一时代作者身经目击后所反映出来的主观的情景。要讨论这“现代文学”这一特点，就必须回到文学的语言研究上来。该书第一至四章分别为《中国书面语言的出现》、《书面语言的确立》、《书面语言的展开与现实描写》、《多用途书面语言的诞生与现实描写的成立》，第五、六两章为《白话文学的登场》、《白话文学的确立》，就是依语言为中心来分析“现实描写”的演变过程，在第七、八章《“现实”的浮出》、《通向“现代”》中，才正面论述“现实描写”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全书紧扣文学与语言关系来讨论。这其中“白话文学”隐隐成了全书论述的主轴，因此有论者将此书视为胡适《白话文学史》、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一系的著作（土肥克己《書評：小松著『「現実」の浮上——「せりふ」と「描写」の中国文学史』》，载《未名》2008年）。

篇4：日本书纪（二）

町田三郎，《明治の漢学者たち》，1998；《明治の青春》（续明治の漢学者たち），2009，东京：研文出版。

町田三郎《明治时期的汉学者们》及其续篇《明治的青春》大多以汉学者为中心展开论述。日本研究汉学者的著作其实颇多，如吉川幸次郎编著的《东洋学的创始者们》（讲谈社，1976）、礪波護和藤井讓治编著的《京大东洋学百年》（京都大学出版会，2002）、陶德民《明治汉学者与中国》（关西大学出版部，2007）等。其中《京大东洋学百年》多为名家论名家，如我最感兴趣的是兴膳宏论吉川幸次郎，犹如杜甫写李白，实在令人心动；陶德民教授则讨论重野安绎、西村天囚、内藤湖南三人的中国观，颇多新见史料，论述引人入胜。因为这些著作中部分论文已经翻译成中文，读者自可查阅。另外，李庆教授《日本汉学史》对汉学家的介绍相当完备，该书出版以来，已经取代了同类研究。

相比之下，町田三郎这两种著作，在规模和视野上并没有特别之处，不过，作者的关注点倒是值得介绍。《明治时期的汉学者们》（本书大陆尚未有中译本）一书首篇《明治汉学备忘录》一文，将明治时期四十余年的汉学分为四期，每个时期都有各自的重心：第一期从明治元年到明治十年，主要表现为汉学的衰退与启蒙思想兴盛；第二期为明治十年初到明治二十二、三年间，主要为帝国大学古典讲习科与斯文会的活动；第三期为明治二十四、五年间到明治三十五、六年间，表现为东西哲学的融合与关注日本学；第四期为明治三十七、八年到明治末年，主要表现为日中学术综合、汉文大系面世。这里以事件为中心而展开的汉学史的划分，是值得思考的。

明治十二年（1879），综理东京大学的加藤弘之向文部省提案设置古典讲习科，但未获得允许。明治十四年（1881），再次建议而获得许可。明治十五年（1882），附属于文学部的“古典讲习科”成立，主讲“国学”，而后设立“支那古典讲习科”，讲授“汉文学”，至明治十七年（1884），分别改称为“国书课”、“汉书课”。当时招生名额计四十名，而明治十六（1883）年第一届报名人数达一百六十名。

该书《东京大学“古典讲习科”的人们》一文，通过学生的回忆，重建“古典讲习科”的历史场景，指出明治维新以来，硕学凋零，汉学命脉几乎断绝，而“古典讲习科”具有承前起后的巨大作用，虽然它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并不长，犹如民国时期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但同样在学术史上有巨大影响。在我看来，网罗中村正直、三岛毅、岛田重礼、井上哲次郎等人进入“古典讲习科”的教授阵营，其实就是让古典学研究进入现在学术体系，更何况“古典讲习科”还培养了一批著名的学生，其对汉学的意义当然重大，作者因此而视为此一时代汉学发展的重要事件，自然很有说服力。

《关于汉文大系》一文介绍了明治四十二年（1909）至大正五年（1916）间刊行的大型丛书《汉文大系》的情况。该丛书由富山房出版社社主坂本嘉治马提议，服部宇之吉编集，解题者有重野安绎、星野恒、小柳司气太、安井小太郎、冈田正之、岛田均一、儿岛献吉郎、井上哲次郎等一批汉学研究最高水平的学者。该丛书共二十二卷，计三十八种，选目可谓是中国古典知识系统的基本图书。刊行这一丛书，通过精审校注、详细提要解说，介绍了中国古典的代表作，同时也是幕末以来日本汉学成果的集大成，作者还说明了该丛书也吸收了当时中国古典学的研究成果，可以说这一丛书具有世界汉学的里程碑意义。

《明治的青春》一书也是以汉学者研究为中心，不过视野较前书为广，个别论文的论述更为细致，如《久保天随的日本汉学史研究》一文比较具体集中在汉学者的汉学史研究。该书中《福冈的汉学》一文的视角比较少见，一般认为福冈人尚武重商，而作者则以人物为经，以教育为纬，展示了日本汉学的地域传播特点。

明治汉学

三浦叶，《明治の漢学》，东京：汲古书院，1998。

《明治的汉学》书中《明治汉学的盛衰》一文，与町田三郎《明治的汉学者们》对明治时代汉学发展有着不同的认识，了解不同立场、不同视角的学术史划分，有助于整体把握明治汉学的发展。町田三郎侧重于事件为标志的划分，而三浦叶此书则侧重于汉学与洋学的此消彼长的竞争状态。

作者指出，明治初期延续幕府而来的汉学素养尚存，至明治五年（1872）政府发布《学制》，取缔私塾，汉学开始衰退，至明治八九年（1875—1876）间，以汉诗文为主的几种杂志刊行，可见汉学已成欧化背景下的一种潜流。明治十五年（1882），东京大学设古典讲习科，地方上三岛中洲的二松学舍、岛田篁村的双桂精舍、蒲生褧亭的有为塾等也开始发力，京都的草场船山、大阪的藤泽南岳等墪生达到三四百人，汉学在洋学盛行的背景中也仍有一定势力。直至明治十八年（1885）森有礼主政文部省，推行极端欧化教育，私塾衰退，汉学衰微。

明治十八年后，汉学首要任务是反欧化宗教、道德，针对提倡欧化的《国民之友》杂志，汉学者们也创办《日本人》提倡国粹主义。明治十九年（1886）东洋学会、东洋哲学会创立，一时之间东方哲学研究兴起，当然，这也是在欧化背景下展开的。明治二十年（1887）前后，当时日本人的中国观发生了变化，学者也开始在中国史学研究上开始用力，至明治二十八年（1895）儿岛献吉郎《东洋史纲》、三十年（1897）市村瓒次郎《东洋史要》、三十一年（1898）桑原騭藏《中等东洋史》等刊行，一时风头颇盛。从作者的论述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汉学其实是欧化思潮刺激下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看，该书对明治以前并非“不知有汉”，其实是侧重于“学”的逻辑，这与李庆教授《日本汉学史》从明治时期开始书写，具有相近的“汉学”范畴观。

该书还特辟四章来交代明治时期的各种汉学观，其中第一部第五章《启蒙思想家的汉学观》尤其值得细读，作者详细列举了新岛襄、内村鑑三、中村敬宇、福泽喻吉、西周、加藤弘之、中江兆民、西村茂树、井上毅的汉学观，他们的汉学观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汉学的发展。第六章还介绍了明治时期文人学者如高山樗牛、大町桂月、田冈岭云、山路爱云的汉学观。汉学史著作中回顾汉学观，这对学术史写作很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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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对明治时期中国文学的研究并不特别深入，只是介绍了当时几部中国文学史，作者认为这些中国文学史之作可能是受到了日本文学史写作的启发。众所周知，这些日本汉学者的中国文学史对中国人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有一定影响，可惜目前关于日本文学史写作与中国人编写中国文学史之间的联系，少有人发掘。作者对这些“文学史”的介绍颇为简略，倒是相关几篇文章对这些文学史的作者作了比较深入的论述，如第二部第一章主要是论述“赤门文士”，第二章直接讨论儿岛献吉郎，相关资料都值得注意。

关于“赤门文士”，目前国内学界的研究并不多。作者称这批“赤门文士”为新汉学者，他们都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学科（关于东京大学的学科发展，可参见东京帝国大学所编的《东京帝国大学学术大观》、《东京帝国大学五十年史》等论著），校内的“赤门”为其重要标志。这一学科的毕业生中，汉学科有：藤田丰八、狩野直喜、桑原騭藏、白河次郎、久保天随、铃木虎雄等；国文学科有：大町芳卫、武岛又次郎等；国史料科有：笹川种郎、幸田成友等；哲学科有：姉崎正治、蟹江义丸等；汉学科选科有：田冈岭云、小柳司气太等；哲学科选科有：西田几多郎。这一批赤门文士其实就是后来汉学界的中坚力量，其实值得从教育史、汉学史等多角度作一个群体研究介绍给中国学界。

虽说此书出版已有一段时间，其中所论今天看来似乎也失去了前沿性，比如作者在书中概括出明治汉学的四个特点：一为洋学的影响；二为学风较幕府时代更为自由活泼；三为明治汉学家具有国际视野；四为汉字研究。看起来在卑之无甚高论，但作者引证的材料却仍值得关注，如在第三点中作者指出明治时期，很多汉学家用汉文来翻译西方作品，不但有文学作品，甚至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也被中江兆民翻译成了汉文《民约译解》，这一现象似乎还没有引起国内学者足够重视。

汉学与洋学

岸田知子，《漢学と洋学：伝統と新知識のはざまで》，大阪：大阪大学出版会，2010。

三浦叶的《汉学史》从汉学与洋学的关系角度下考察汉学，其所谓的汉学，几乎可以说是西方学术体系下的产物，是“洋学”所催生出来的一门学问。但汉学与洋学的关系还存在着另一种形态。岸田知子这本《汉学与洋学：传统与新知识之间》描述了现代学术体系建立之前的“汉与洋”的关系。

该书所谓的洋学，其实是指幕府时代的兰学，更具体地说是从荷兰人那里传来的医学。医学在日本学术史上的意义，可能与地理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意义相近，这些知识传入之初，可能是作为传统学问、技术的一种旁证，但它们所具有的强大实证能力，对传统知识人的认识世界具有颠覆性的作用，传入中国的地理学打破了中国人的天下观，而传入日本的荷兰医学，也具有类似的作用。

从文化交涉的角度看，它们是如何进入传统东方学术体系的呢？岸田知子该书《洋学者与汉学》一文列表统计，指出当时很多学者是用汉文来吸收兰学的。笔者所见《重刻解体新书》就是以汉文写成的医书，虽然书中加了假名训读，若当时读者不深通汉文，恐怕是无法接受西方医学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所谓兰学要搭上汉学的车才能进入日本，而明治时代汉学要进入现代学科体系才能发展，这时洋学成了搭载那辆的车，这之间的变化很值得深入深思。

不过，岸田知子该书属于普及性质，对于学术史和思想史角度的阐发是不足的，该书介绍了中国的五行与兰医中的四元，介绍了幕府时代兰学学习的情况，介绍了当时日本学者如何运用朱子学中格物穷理的观念来接受兰医，但总体上来看，仍多属于介绍性的文字。我希望读到是“汉学”观念映照下的“洋学史”，这在中国和日本似乎都没有理想的著作。

近代日本的汉文学

村山吉广，《漢学者はいかに生きたか》，东京：大修馆书店，1999。

本书的主体当然是八位汉学者的传记，也许题目可以译成《汉学者传略》，不过全书第一部分有三篇文章分别介绍了明治以来的汉文学情况，倒是可以与其他的汉学史著作参看。该书中《明治的汉学》一文就非常不同于三浦叶的写法，三浦叶侧重于学术性的汉学研究，相比之下，本书作者的“汉学”则侧重于汉文学，他认为虽然明治时代洋学盛行，可汉诗文创作也非常发达。作者认为明治中期可以说是“爱好汉诗文”的时代，社会上层人士倾倒于汉诗文，甚至流传有“现在参议都是书生”的话头，他们出口即为汉文，出手即是汉文调的文章，当时较为流行汉文和汉文直译体。其次在现代新语词的形成中，当时学者往往援用汉语词汇，甚至借中国古典语词创制新词。对明治汉学两种不同的论述，正可以丰富我们对明治汉学和汉文学的认识。

该书中另有一篇《大正昭和的汉学》，描述了孤军奋斗的汉诗文作家，但将历史追溯到甲午中日战争，认为日本战胜以后，国民心态急剧膨胀，报纸杂志上的“汉诗栏”渐次衰退，终于消失，而汉诗文作家也迅速减少。作者所举例的汉诗文作家仅聊聊数人，如国分青厓以批判时事的“评林诗”闻名于世，而后就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几位毕业生，包括久保天随和铃木虎雄等人。至于在汉文学的形态上，则已大不如明治时期的前辈了，他们开始以日语翻译汉诗，当时称为“汉诗和译”，著名的有土岐善麿、佐藤春夫、井伏鳟二等人。

《战后社会与汉学》一文从仓石武四郎说起（仓石武四郎也有《本邦汉学之发达史》的讲义，似乎已经翻译成中文出版）。仓石武四郎关于训读的观点，在本书作者的笔下，成了汉学转型的标志性事件，汉学开始蜕变成东洋学。这一转变并非只是一个名词上的变化，而是整个学术体系的调整。

欧美汉学和中国国学研究，似乎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甚至在研究方法上也可以互通有无，其区别看起来只是研究者的身份不同。但从学科体系的角度看，中国学术研究对象往往从时间上分，如先秦思想、唐宋文学、明清史等，虽然国学研究的定义言人人殊，但最大的共识应该是在时间上；而欧美汉学研究往往从属于东亚系，是作为区域研究而展开的。换言之，国学是历史研究，而欧美汉学则是地理研究。而日本汉学却近于中国的国学研究，日本汉学转向东洋学，事实上就成了历史研究转向地理研究，虽然他们也还是关注古典中国，但论述的前提却转换成了当下。本书作者认为，二战结束以来，日本东洋学界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凌越欧美汉学自不待言，很多成果连中国学者都不能无视，可惜未作详细分析。

篇5：日本书纪（三）

東英寿，《歐陽脩新発見書簡九十六篇：歐陽脩全集の研究》，東京：研文出版，2013.

日本九州大学东英寿教授致力于欧阳修研究近三十年，发表了若干相关论著，但从未预想自己能发现欧阳修的佚文，更不敢想像是数量巨大的九十六篇佚简。原因很简单，欧阳修这样的一流文人，一直为世所重，自南宋编纂一百五十三卷的《欧阳文忠公集》以来，直至明清，其诗文数量相当确定，清代欧阳衡找到七篇佚文，已是十分难得了，今天想找到欧阳修一两篇佚文难于上青天。所以，2010年6月，东英寿教授发现这九十六篇佚简时，也不敢贸然确信，经过考证确认后，至2011年才向学术界公开了这一消息，随即引起东亚媒体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东英寿教授所发现的九十六篇佚简，现在已经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2012年第一期），而且也有了一些相关的研究。

东英寿教授这本《欧阳修新发见书简九十六篇》披露了发现佚文的经过和相关版本考证。全书上编主要考证九十六封佚简的真实性，其中第二章为九十六封佚简的整理校点稿，已发表的校点稿将底本的文字改为通行字体，本书中的校点稿力图再现底稿文字字形，唯一遗憾的是没有影印全部佚文内容。下编主要对欧阳修全集版本源流的考证，其中有三篇是书评，对中国出版的几种欧阳修文集作了直率的评论。全书最后还有一个附篇，记叙了寻找考证相关版本和佚文的经过。

这里根据该书，先说说东英寿教授何以可能发现这些佚简。他是在研究《欧阳文忠公集》版本问题时发现这批佚简的。《欧阳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为南宋周必大等人编纂，目前能见到的宋刻本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十种；台湾藏本三种，一种破损严重，无法考察，另两种记录已表明是复刻本；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本一种，存六十七卷；奈良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藏本一种，东英寿教授就是从这个本子上发现九十六篇佚简的。“天理本”虽有后人补写，但最大程度上保存了宋刻原貌，因此被日本定为国宝，能接触到的人比较少，这是佚简一直不为人知的原因之一。第二个原因是图书馆目录著录和先行研究都认为“天理本”与“宫内厅本”皆为周必大原刻本，与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一种相同，所以一般人不可能会想到其记载错误，加上中日两国之隔，更是难以对这些版本加以比对，事实上东英寿教授说自己获得国宝“天理本”和“宫内厅本”的复印件已经有十年左右，但一直没有意识到佚简的存在。

比对几种通行的本子之后，东英寿教授决定到北京仔细核对，才能确定这些佚简的可靠性。他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通过胶卷查看了十种内的八种，另两种没有胶卷，不能查看，不过恰巧这两种也缺失《书简》部分，对调查不影响。他在其中一个仅剩九卷的本子中，发现了“天理本”佚简的九十六封中的三十六封。这让他很沮丧，因为他原先假设这些佚简是“天理本”独有，不过，转念一想，这也证明了“天理本”的佚简并非日本人的伪作。

接下来就是要确定这些佚简的来源，也就是这几个宋刻本的关系问题。《关于周必大原刻本〈欧阳文忠公集〉》一文指出，《欧阳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由南宋周必大整理刊行，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邓邦述跋本”就是当时的原刻本，该本仅存二十至二十三共四卷，其中第二十卷最后，其他版本添加了一段编校说明，而此本独缺，应该可以证明其为原刻本。这个本子原先没有引起东英寿教授的注意，当时他去北京，通过朋友联系到了图书馆的人，希望复印另外一个本子，但送来的却是这个四卷本，最后通过比对，意外在认为这正是周必大的原刻本。

第二次刊行的刻本比原刻本增加了十九篇书简。通过刻工名字等相关调查，可以确定日本“宫内厅本”与东英寿教授称为“国图本”（四十六册，卷三至卷六、三十八至四十四、六十一至六十三、九十五、一百三十四至一百四十三配明抄本，该本国图藏三种，另两种残缺更多）为同一版本，东英寿教授认为原刻本刊行之后，周必大等人又找到了十九篇书简，就直接加在“书简”部分的相关位置。这一系统的版本后来进入明代内府，而明代内府本为目前各种通行版本的祖本，如清代欧阳衡本、民国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等，也即这些本子的祖本与“国图本”相同。

“天理本”是原刻本的第二次增订本。“天理本”的刻工名字与“国图本”、“宫内厅本”皆不相同，该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也藏有一个仅九卷的残本，东英寿教授认为这是周必大之子周纶的修订本，增加了九十六篇书简，即这是其他版本所没有而为东英寿教授发现的佚简。“天理本”收藏经过十分清楚，日本鎌仓幕府建立金泽文库，自中国购入大量书籍，此时，想必南宋末年战乱等原因，此本在中国反而没有保存下来，也没有进入明代内府。金泽文库收藏后，经京都堀川的伊藤家，现在入藏于天理大学附属图书馆，1952年成为日本国宝，源流十分清楚。通过这一系列的版本考查，可以确定这九十六篇书简的真实性及其价值。

呜呼哀哉

佐藤保、宫尾正樹，《ああ哀しいかな——死と向き合う中国文学》，东京：汲古書院，2002.

这个书名应该译成“呜呼哀哉——面向死亡的中国文学”，因为编者在前言说它来自杜甫《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的结尾，其实不必指定，这样的感叹在碑诔文的结尾俯拾皆是，只不过，今天哀悼之文中已经不常见而已，初见日本学者也有此主题的研究，颇有意外之感。全书不计前言后记共十七篇文章，虽不是通史式的写作，但将哀悼传统延伸到当代——最后一篇论文是石井惠美子的《茹志娟与邓友梅：追忆的文工团》；研究邓友梅的《阿姐志鹃》，有评论说邓文是一篇连茹志娟女儿王安忆也写不出的文章——很是可观。

矢岛美都子的《陆机的〈吊魏武帝文〉》是从汉魏以来“吊文”的系谱角度看陆机的吊文。陆机游秘阁得读魏武帝《遗令》，发现《遗令》竟以身边琐事为意，颇有英雄气短之概，失望之余，作《吊魏武帝文》。矢岛美都子论文例以《文心雕龙》所论汉魏以来诸作，认为陆机此文相对于正统的吊文是一个异例，几乎要称其为破体之作了。当然，章太炎《菿汉雅言劄记》中已经指出了陆机《吊魏武帝文》：“此虽吊文，抑何似谤书也。”矢岛美都子似乎没有看到章太炎的论述，但仍从文体的角度响应了章太炎的观点。论文指出吊文其实暗含着陆机本人的身世之感，还展示了英雄之死与魏晋复杂的文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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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田真美子的《魏晋的悲怆》以《世说新语·伤逝篇》为中心，考论魏晋士大夫的生死观。魏晋既有士人任诞放纵反礼教，也有士人强调“名教中有乐地”，这两种相对的观念也表现在《伤逝篇》的“哀悼”之中。而这里哀悼所表现出来的生死观，弥漫着对死亡的恐惧。

尾形幸子的《悼不遇的诗人》是从中国历代诗歌选集、类书等“哀悼”的分类开始说起，如《文选》、《艺文类聚》、《文苑英华》、《唐诗类苑》等，都有“哀悼”这一分类，足见哀悼在中国文学中所占的位置。论文特别分析了方回《瀛奎律髓》“伤悼类”中的贾岛。贾岛有两首“哭诗”，哀悼不遇的诗人孟郊，“伤悼类”中同时也收录了唐人两首诗，哀悼同样“不遇的诗人”贾岛。方回同时收录伤悼孟郊和贾岛的诗作，正是置两诗人于“不遇的诗人群象”之中，死本堪伤，何况其一生不遇？方回这一做法，是因为孟、贾两人在文学史上，早已经形成了“寒瘦”的形象，方回不过是这一传统的延续而已。读这些伤悼之作，伤悼的传统及其意义脉络早已占据读者心中，而如何恰当还原其个性化的场景，则是读者所要面对的问题。

大西阳子的《死亡的日常风景的具象化》论述了北宋诗人梅尧臣。大西阳子笔下的梅尧臣几乎是书写哀悼的专业诗人，妻子、次子、父母、朋友乃至身边小动物，死亡成了梅尧臣周围的日常事件，他经验着死亡的悲哀，对死亡有着敏锐的感受。本不应是“日常”的死亡，诗人不断书写，以致成为一个“日常”的风景，而梅诗就是这一风景的具象化。

全书虽然成于众手，但都注意发掘中国文学中哀悼的传统，或侧重于吊文的文体脉络，或侧重于文人哀悼的思想脉络，或侧重于诗歌分类的思想脉络，甚至还有一篇论述中国文哀悼传统在日本的例子——直井文子《书写墓铭的山阳先生和拙堂先生》，通过对这一传统的重新检视，我们也许有机会再认识古人的生死观和情感世界。

唐诗推敲

静永健，《唐詩推敲：唐詩研究のための四つの視点》，东京：研文出版，2012.

静永健的《唐诗推敲》里有很多奇思妙想，值得深入讨论。全书分四个部分：音声、典故、校勘、域外，这就是副标题中所谓的“研究唐诗的四个视点”。四个视点中，我认为日本学者最难的应该是“音声”，即唐诗的格律，这需要很深厚的汉语功力，比如平仄的分辨，这对中国人来说，也往往需要借助方言才能奏效，因为古代的入声字在现代汉语中不容易辨别，所以仄声字往往容易出错，对于一个外国人而言，这应该更有难度。

但是，读完全书，我最喜欢作者讨论“音声”的部分。关于格律，作者以自己的经历破题，说求学时经常记不住《代悲白头翁》妙句，不知道是“岁岁年年花相似，年年岁岁人不同”还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后来学了格律，就知道前者为非。而且他还在文中介绍了一种方法，通过日语汉字的读音来分辨入声字：若日本汉字旧读的最后一个发音若为“フ、ク、キ、ツ、チ”中的一个假名时，一般都是入声字，算是开了方便的法门。这样日本人也能如中国人那样分辨平仄了。

也是在“音声”部分的《贾岛“推敲”考》一文中，作者根据格律的要求，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贾岛“推敲”的典故是众所周知，而且也知道这个典故并不可靠，作者考证了这个典故的“创作”过程，然后指出这个典故还是应该有一定的依据。他随后提出的问题更值得关注：为什么贾岛会难以选择“推”或“敲”呢？因为这两个字都合乎格律，放在句中都没有问题。作者经过统计后指出，在贾岛时代，“推门”或“敲门”都不是常见诗语，而贾岛之前，最常用的诗语应该是“叩门”，而“叩”为仄声字，放在句中不合格律，所以贾岛要新铸诗语，自然犯难了。而最后选择“敲”字，作者认为是因为“敲”字与“叩”字中古音读法更接近，而且日语中“敲”字也比“推”字更接近“叩”字的读音。这样的解释，也许给“推敲”这个典故带来更多值得推敲的内容吧。

静永健这本虽然是新书，但部分文章已经在中国大陆发表，比如《“卫公宅静闭东院”考》一文已经发表在《白居易写讽谕诗的前前后后》一书中了，作者认为白居易《新乐府·牡丹芳》一诗中“卫公宅静闭东院，西明寺深开北廊”的“卫公”，不是指旧注所说的卫国公李靖，也不是指李德裕，而是用典，是指汉代名将卫青，而与这一古典相对的今典，则是指其功堪比卫青的唐人郭子仪。这一点已经有傅绍磊《白居易〈牡丹芳〉中的“卫公”指谁》（《江海学刊》2009年第一期）有了深入讨论，傅文在大方向上认可静永健的用典说，但是与古典相对的今典，傅文认为是杜鸿渐。

也许作者是白居易研究专家，所以该书虽题名为唐诗，但所讨论往往以白居易为例，如第三部分“校勘”、第四部分“域外”几乎都是讨论白居易，并没有形成唐诗研究的新方法，所谓四个视点倒不如文章中一些奇思妙想更值得讨论。

白居易文学论研究

秋谷幸治，《白居易文学論研究：伝統の継承と革新》，汲古书院，2012.

该书由作者的博士论文修订而成，从白居易的诗序、书信等材料中发掘其文学理论。第二章论述了白居易的“美刺”说及其渊源；第三章结合元和年间的社会风尚及青年期白居易的经历，论述了白居易对律赋的批评；第四章论述江州司马时期的白居易的文学见解，为这一时期其讽喻诗和杂律诗数量变化提供了理论的背景。

白居易研究可以说是日本汉学中的一门显学。想要在众多高质量的研究中出类拔萃，应该对先行研究作深入的考察，才能发现前人未及的论题。本书的开头正是白居易研究综述。对日本白居易文学理论研究，作者考察了铃木虎雄、兴膳宏和静永健三位学者的研究。

二战以来，日本对白居易的研究主要是以讽喻诗、闲适诗以及《长恨歌》为中心展开的作品研究，所以下定雅弘《日本的白居易研究》这一研究综述性的文章中就没有展开“白居易文学理论”这一项，而关于白居易文学理论的研究，主要有铃木虎雄《白乐天的诗说》、兴膳宏《白居易的文学观——以〈与元九书〉为中心》、静永健《诗集四分类的构想》、《白居易〈新乐府〉的创作态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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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木虎雄《白乐天的诗说》（见氏著《白乐天诗解》前言）考察了白居易《与元九书》，认为白居易重视讽喻诗，而认为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一样，可以删去不存，但在其《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十二》中又对《长恨歌》和《琵琶行》这样的感伤诗自矜自得。铃木虎雄揭出的这一矛盾在兴膳宏的文章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解释，兴膳宏认为《与元九书》中否定《长恨歌》并非白居易的本意。而静永健的两篇文章（收录于氏著《白居易讽喻诗研究》一书）也指出白居易在《与元九书》和《新乐府序》中表达的思想并没有实际的作品，所以认为这里的文学思想也许并不是白居易的本意。

作者考察了上述三位白居易研究的重要学者，指出这些白居易文学理论的研究中存在两个问题。第一，白居易关于文学言说的矛盾；第二，白居易文学理论与创作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其实是对白居易文学理论的理解不够全面造成的，所以全书从白居易的文学理论的研究展开。

作者对静永健的批评，在静永健对此书的书评《文学理论家：白居易研究的第一步》（《东方》第387号，2013年5月）一文中得到了首肯，并作了进一步的考察，并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白居易的恋情文学论

諸田龍美，《白居易恋情文学論：长恨歌と中唐の美意識》，勉誠出版，2011.

白居易研究真可谓是日本汉学中的一门显学，近年除了前面提到秋谷幸治《白居易文学论研究》，还有下定雅弘《陶渊明与白乐天》（角川学艺出版，2012）、诸田龙美《白居易恋情文学论》等。诸田龙美所摄取的关键词“恋情”，在日本白居易研究中是颇为独特的。

诸田龙美这部书中所谓的“恋情”是指“恋慕异性的感情”，侧重指“感情”。作者认为中国文学直到了白居易时代，对“恋情”的率真表现和描写恋爱行为都是持否定的态度，到了中唐才从“人情的自然”这一立场出发，对这一“偏颇”的传统作了根本的变革。诸田龙美此书的第一个写作目的是论述白居易文学中所具有的“普遍的魅力”；其次是以《长恨歌》的流行为切入点，讨论中唐的价值观和审美意识，挖掘读者之所以能产生共鸣的原因；最后讨论中唐的恋情文学对后世的影响。

作者认为恋情的角度观察，可以说白居易是一个“多情的官能的诗人”：醇酒妇人、音乐美食无所不好，确信“身体”与“感情”一体，而“情”是诗歌的源泉。因此作者认定白居易文学的本质就是对“情”的根源性的深刻认识，而这一文学本质贯穿其讽喻诗、闲适诗和感伤诗，如讽喻诗是表现“情的普遍性”，闲适诗是表现“情的身体性”，而感伤诗（恋爱诗）则表现“情的根源性”。全书试图通过“恋情”这一角度来重新考察白居易的诗作。

作者通过与杜甫的对比来突显白居易的“恋情”特色。杜甫《哀江头》中“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是在永远的自然面前的喟叹人生，而作者认为白居易《长恨歌》中所表现的是“天长地久有尽时，长恨绵绵无绝期”那样，相对于自然，感情才是永远的，正与杜甫是相反的认识。而中唐社会审美意识的成熟，发展出“好色的风流”的观念，艳情诗流行，尤物论自成系谱，显示了“恋情”观念的长足发展。不过，我认为以“恋情”考察白居易，这样的白居易似乎很多日本文学的特色，或许这正是白居易在日本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