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来谁著史》读后感

《五百年来谁著史》读后感（精选5篇）

篇1：《五百年来谁著史》读后感

漫长的16世纪和19世纪

———————读《五百年来谁著史》有感

学习历史，我们总会看到一个词“漫长的19世纪”，对于世界来说这主要是指19世纪初，英国受工业革命的影响开始向海外扩张，开辟了一个新时代。而对于我们国家来说，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走上了屈辱抗战的道路。那么为什么英国成为了这个时期的主导者，而中国一直以来的霸主地位却逐渐没落呢？

答案就在《五百年来谁著史》里，这是韩毓海教授所著的一本从金融与历史角度讲述明清500年兴亡的大著作。教授上看财政金融，下看基层组织，内看我国历史，外看世界大势，重新审视了世界格局中的明清兴衰，提出了“官无封建，吏有封建”、“国家组织能力”等著名论断，有力印证了：近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取决于“国家能力”的强弱。

韩先生的书，对于漫长的19世纪，有其精彩独特的说法。他认为，欧美资本主义发展最重要的就是金融资本，而这个金融资本其强盛的原因在于它背后是以国家为支撑的货币体制的建立。它们通过世界货币危机、金融危机来掌握世界货币体系，掠夺世界的经济，从而积累了自己发展的利润。简而言之，就是通过货币获取利润，把别的国家作为自己发展的养分，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处在人口和资源都贫困的孤岛，拥有货币资本的国家，来支配全世界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这样一个贫困与富饶颠倒的关系。19世纪还有一个内涵就是世界资本市场的产生。尼采曾说过，资本体制的核心在于“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近代西方世界，可以说是通过债券体制为战争融资产生的，而东方各国从来没有发展过这种金融体系，这也是中国被列强超越、被压迫的主要原因。

《五百年来谁著史》又叫“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形式上是借自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但在内容上还是以一个国家——中国为中心，具有浓重的中国问题意识，他意在以中国为本位去观察和描述最近500年的历史，最终目的是为了探讨深处大转折时代的当代中国的世界观。当然对于漫长的19世纪的研究离不开自1500年以来的漫长的16世纪的研究。因为19世纪中“欧美资本主义霸权的形成并横扫世界，中华民族在逐渐衰落之后走向伟大复兴”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有一个缓慢而且漫长的发展阶段。

关于漫长的16世纪的内涵，在韩教授看来，有两个重大问题需要探讨：一是官无封建，吏有封建，二是国家组织能力。

官无封建，吏有封建是指自唐代之后，役法和吏治就败坏了。一方面是官员无为和无能，另一方面是胥吏胡作非为，导致基层的共同体瓦解了。当然这是由于我国历朝历代以来一直都是封建社会，采取中央集权制，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韩教授认为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里，对于治水、医疗、教育等公共事业，是需要建立在“人人参与、人人有份”的基层共同体“共治”之上的。若是基层共同体瓦解了，那么国家就失败了。

而国家综合实力之间的比拼就是国家组织能力之间的战争。在韩教授看来，西方之所以兴起而中国之所以衰落，主要原因并非在于西方采用了资本主义制度，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得到好的发育，而是因为西方建立了“军事—金融—国家”相结合的特殊组织形式，以“军商合一、军政合一、资本和国家合一”的体制培育了较高的国家能力；而中国在明清时期的社会组织能力比较孱弱，因此尽管经济上并不落后，但国家能力非常低下。社会组织能力孱弱的表现为，皇权无法直达基层百姓；货币供应委之于国外的货币市场，逐步丧失了财政金融上的自主权；豪民与外贸商人勾结，市场垄断和土地兼并加剧；小生产者和小农流离失所，最终税收无着落，财政崩溃，无以养兵，军队不堪一击。国家组织能力逐渐被落化甚至瓦解。韩教授借鉴了“世界体系理论”，重新解释了近500年来中国的兴衰史，指出在世界殖民史中，中国兴衰的关键在于国家能力的强弱，也即社会组织能力的强弱，对基层的组织程度和跟基层的联系紧密程度。

《五百年来谁著史》一书，将中国史与世界史融合的宏大叙事，改变了以往史学著作“中国史是中国史”、“世界史是世界史”的状况。作者的兴趣不仅仅在于诠释中国，而在于解析当代中国道路的来路和去向。认为只有结合16世纪和19世界才能更加全面的了解近代西方欧美国家的强盛，东方古国的败落，近代作为古代和现代的分界线，这个分析历史的看法才会显得更有意义。而只有了解欧美资本主义霸权的形成并横扫世界和占人类1／4人口的中华民族在逐渐衰落的历史原因，我们才能更好的缅怀历史，面向未来，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奠定基础。

篇2：《五百年来谁著史》读后感

公管101李乐乐

历史上一直非常遥遥领先的中国，曾经拥有220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远洋船队，为什么从1840年开始，却坠入了屈辱苦难的深渊？以前我们学习中国近代史，除了扼腕痛惜之外，被告知的原因就是：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船坚炮利，和中国封建政府的腐朽无能。

而今，韩毓海，一位北大学者，却通过大量的史实，并引用近年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建立在缜密基础上的论证，揭示了一个真正的原因，那就是“500年来中华民族衰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货币金融上受制于西方垄断。”洋洋洒洒29万字的《五百年来谁著史》，就是通过大量的论证告诉我们，由于中国明清两朝一直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的货币金融体系，而且在银储备非常短缺的情况下“鬼使神差”地确立了银本位制，从而将国家的金融经济命脉拱手交给了外国资本主义；同时由于明清两朝实行“无为而治”的“文化大一统”，中央政权对边疆、少数民族、外藩满足于文化上的认同，而不是军事和经济上的强力控制；国家对散布在基层城乡的亿万小农缺乏强有力的控制和组织能力。所以，这个表面上繁荣的庞大帝国，经不起1840年的轻轻一击，从此开始了分崩离析的命运。

倘若仅仅为了告诉我们上述这些，这并不是《五百年来谁著史》这本书的价值所在。韩毓海把剖析的利刃同样对准了“漫长的19世纪”，对准了素来被史书描绘成科技发达、民主科学理念立国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作者以大量无可辩驳的史实，剥下了长期以来笼罩在这些所谓民主国家头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

作者告诉我们，1648年，当清王朝入主中原，奠定了220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帝国的时候，欧洲才通过《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结束了长达几个世纪的200多个小国混战不休的局面。而欧洲30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正是建立在200多个小国混战的结果之上，通过不断地向民间金融资本借债，然后发动战争进行还债的循环史。绝非马科斯·韦伯等西方学者美化的那样，说什么地球上存在着对立的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以基督教为道义核心的西方文明远比以儒学为基础的中国文明先进得多。

十九世纪开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被西方史家描绘成科技推动欧洲主导的对人类道德谱系的重新书写，使得“武力征服和支配“成为19世纪欧洲道德的核心、法律制度的核心。然而，韩毓海以“上穷碧落下黄泉”的钻研精神，找到了被西方学者掩盖和美化了的真相：在“亨利五世（1387-1422）的图书室里只有六本手抄本，其中三本还是从修道院借来的。”的欧洲，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兴起，只能是大规模借鉴和引进中国、阿拉伯世界的科学知识的结果。那种认为单靠全欧洲修道院里不到100本的羊皮书就导致了近代科学的产生，这足以沦为天方夜谭，这种天方夜谭恐怕连“上帝“自己也不会相信。而深刻影响了近代生产力发展的蒸汽机车等机器的发明，也绝不是如西方史书所吹嘘的由天资聪颖的西方科学家研究出来的。

可以说，正是某些西方学者不顾历史事实，自恋式的研究和自说自话式的表述，才形成了把中国愚昧化、妖魔化的历史价值标准，这不仅深深地影响了西方的意识形态，也对五四救亡前后的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至今流毒不散。如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仍是西方列强把持话语权的世界，他们在人权、民主、贸易、国际法和全球化等方面实行双重标准，大肆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进行攻击谩骂，而刻意掩盖和避讳自身的血腥发展史。这样的论调也迷惑了相当一批中国人，以至于他们一提起西方的民主自由就馋涎欲滴。殊不知，《五百年来谁著史》这本书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起源和实质，是为了讨好市民阶级以发行战争公债，从而针对殖民地攫取更大的利益。

作为一名富有正义感的中国知识分子，韩毓海在充分发掘史实和严密论证的基础上，从金融货币体系和国家能力这个新颖的角度，再次验证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把中国亿万农民发动起来，进行自下而上的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由于西方反华势力的努力，和国内一些别有用心的精英的配合，在目前的中国存在着一股非常不好的思潮：有些人一看到“毛～泽～东”这三个字就大倒胃口，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被蓄意描绘成一片漆黑、一无可取之处。然而，韩毓海却以无懈可击的论证，再次揭示了新～中国独立自主搞建设，在八面封锁的恶劣环境下，建立起独立的金融经济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的历史必然性，以及这种历史必然性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腾飞的无可抹煞的基础作用。

上面所提到的那种非常不好的思潮，还有一个突出的表现：有些人一看到为新～中国自力更生和改革开放摇旗呐喊的作者和著作，就破口大骂，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恨不得这个被他们认为一无是处的“又黑暗又落后”的中国被美欧彻底征服才算解恨。而我们一些富有正义感和爱～国良知的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尽管对这种观点和这种汉奸走狗深恶痛绝，但是却因为掌握资料的有限和史学思维的不足，而只能基于义愤与之接口对骂，从而被贬损为愤青。做一名爱国愤青固然光荣，但是，韩毓海却不是这样的愤青，前面我已经说过，他的辩驳是完全建立在掌握史料之丰富、论证之严密、推理之精当的基础上的，与愤青言论的浅薄无知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为真理之光增添了一抹艳丽的色彩。

这本书的书名起得非常有深意。五百年来谁著史？从公元1500年到现在，主导世界价值标准的恰恰是西方列强，而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的中华民族，如今却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拼命”地屈就西方确立的贸易标准、人权标准、全球化标准。而西方为什么能够取得标准的制定权？依靠的就是资本主义的血腥掠夺与侵略。作者在无情揭露这一事实的同时，以优美的文笔赞美中华文化的顽强的生命力和广博的包容力。作者“隐晦”地预示：未来能够主导世界价值标准的，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

一本好书能丰富人的精神世界。《五百年来谁著史》就是这样的一本好书。最初我是从孔和尚的博客上看到他推荐的。由于一直以来对愤青的正气有余而深度不足的印象，所以一开始我对这本书并未能引起太多的注意，只是抱着在网上浏览几页的态度。然而，几页过后，我便立即通过网上书城下了订单。就因为通过浏览那几页，我感到这不是一本泛泛浏览的书，它是值得我无论是端坐在书桌前，还是倚在床头灯下，都精心阅读、思考、甚至必须在上面密密麻麻地做笔记的好书。这本书所引用的国内外学界的资料成果之丰富，极大地拓展了我这个知识贫乏的读者的认知外延。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对于书中引述的其它著作和观点，不惜放慢阅读速度也要在网上搜索而获其概貌。所以，韩先生的这本书读下来，就阅读量而言，并非仅仅这一本书而已。

篇3：五百年来谁著史

1567年，明穆宗朱载垕隆庆元年，明帝国开放“银禁”与“海禁”，通俗地说：这等于把帝国“央行”从北京搬到了拉美矿山。

道光年间，中国国库银先是因国际金融投机、继之以战败赔款出现大规模外流之际， 《海国图志》的作者魏源在《军储篇》中就曾这样提醒国人说： “今人只知中国之银出漏于外洋，而不知自昔中国之银大半来于外洋也”；魏源明确地将白银的大规模进口，追溯到明隆庆、万历年问的田赋纳银政策之推行，更指出中国之白银，“自产者十之四三，番舶者十之六七”，即明清以降的银子，七成左右是依赖进口的。

明清两朝败亡的教训自然很多，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重要原因，就在国家发行信用的努力失败之后，反而将货币出路委之于海外白银进口，从此彻底丧失国家货币主权。

这就要涉及货币理论的一些常识。其中很重要的第一点，就是区分何谓“主权货币”，何谓“外贸凭证”。所谓主权货币，就是指国家发行的信用，它以国家税收为基础，以国家法律为保障。主权货币既是以国民税收来清偿和保证的，故只要建立起有效的国家治理结构，得以支撑起清楚合理的税收制度，国家就有发行信用货币的保障。

那么，什么是外贸凭证呢?简而言之，历史上的白银和今天的美元即是。外贸凭证并没有国民的税收和国民生产总值的保证，因之就必须以贵金属和其他产品和服务作保证。

放弃“主权货币”而采用“外贸凭证”来调控、维持经济，这其实就是明清两朝所做的糊涂事。对明朝而言，这当然就是指放弃了“宝钞”而采用白银，它造成如下结果：

第一，由于国家丧失了发行信用的能力，从此明以降的中国，就无法以国家信贷的方式，直接补贴基层民生、支持基层和地方经济发展。这又进而使得基层民生和生产活动，不得不完全依赖于地方豪绅的高利贷和宗法制度。因为地方豪商掌握了大量的稀缺资源——白银，而国家却不能通过“发行信用”这一最大的利器有效动员社会，与之抗衡。

第二，明朝中期以来，粮、盐、棉布、海关四大税种渐次收银，而银又主要从海外贸易中得来，这是明与前代的一个重大不同之处。富裕地区纷纷放弃种田而改为植桑、织布，这就是“以对外贸易换银”的发展道路使然，而导致明王朝垮台的直接动因(农业危机和大饥荒)，自然也是这个畸形发展道路所造成。同时，导致明朝的劳动力工资不断下降，消费日益下降，基层生产活动因资金、资本匮乏而落人“高度平衡陷阱”，从而使得中国没有发生产业革命，说到底最终也是这一依赖白银而放弃主权货币，从而导致国家资本匮乏的政策所铸成。

第三，币制的混乱。仅就清代而言，铜钱之外，所流通银币有西班牙元、威尼斯银圆、法国王冠银币和丹麦、瑞典、荷兰及德意志铸造的Rixdollar，进入民国，军阀割据，币制更可谓大坏。仅杜恂诚先生《中国金融通史》中所列举，便有银两、银元、角银、铜钱、外国银行钞、中交两行钞、政府纸币等多种货币同时通行，实银更分元宝、中锭、锞子、散碎诸种，，称量及品质更分库平、关平和漕平诸色，其混乱复杂程度，实为世界货币史上最大之奇观。可见五百年中国货币政策的失败，到清后期，随着欧洲列强放弃银本位而采用金本位制，而走向财政彻底崩溃，届于民国期间更至江河鱼烂，造成无法收拾的局面，从而无可避免地导致外国货币长期代替中国国家发行的信用和主权货币，支配中国财政与经济发展，而这就是约500年中国历史所发生的最大偏颇。

从世界史的视野看，1570年代以降，又是世界史之大转折时期。从那个关键时刻起，西方不但在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中产生出民族(国民)国家政体。且更要紧的是：西洋国家通过发行信用的手段为战争牟取财政资源，从而推动了围绕着国家生存而建立起来的金融业的发展。

今天看来，中国与西洋之间真正的“大分流”就发生在1570年代之后。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秉承勤劳革命和市场经济道路创造国民财富的中国，却恰恰放弃了国家货币主权，即国家放弃了通过发行信用这个利器谋发展的道路。随着1564年西班牙占领菲律宾(所谓“菲律宾”就来源于“菲利普二世”之名)并据此向中国大规模出口白银，明王朝竟然“顺应世界大势”，以进口白银替代了国家信用货币——宝钞。

如此一来，中国的金融命运就委之于外国，中国国家亦再无通过发行信用的方式促进自身经济发展的能力。中国与西洋各国国家力量之间的大逆转，中国命运的大逆转，亦由此奠定。

实际上，历史上的白银，即如同二战后的美元一样，不过是“国际贸易凭证”而已。但是，自1971年8月15日美国政府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既不能以贵金属(黄金)、也不能以美国的生产能力来保证，如此一来，美元也就不再是国际贸易凭证。而当代世界最为奇妙或荒谬之处却在于：美元反而从此由国际贸易凭证，一变而为美国迫使全世界接受的“主权货币”，这也就意味着美元成了美国向全世界收税的工具，甚至意味着美国成了世界中央政府，即意味着全世界都成了美国的纳税人。

例如，我们以宝贵资源和诚实劳动所换取的大量美元，由于无法在国内消费，所以只能送回美国购买美国债券，客观上铸成美国得以再利用这些钱反过来继续剥削中国。且随着美国不断乱发钞，为维持我们自己手中的美元不贬值，我们的出口产品就只能越来越便宜，我们的劳动力工资就会越来越低，我们国内老百姓的消费就会越来越少。中国手里有2万多亿的美元资产，但是我们不能放开手脚大规模投资教育、投资医保、投资高科技，甚至没钱提高农民工工资，何以如此?最简单地说，就是因为我们有美元，但却没有人民币。

今天，面对世界经济危机，当经营美元的世界主要金融机构纷纷倒闭之际，中国政府果断地以大规模发行主权货币，即以增发人民币的方式直接刺激中国经济，扩大内需，刺激百姓消费，提高国民工资；同时，更以争取在对外贸易中尽可能以人民币结算的方式，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以摆脱美元霸权，这乃是从危机中觅得历史契机。 “读史方知今日事”——正是历史告诉我们，这一重要战略调整，乃是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实践。

“官无封建，吏有封建”

实际上，中国人对于现代经济体制，特别是货币体制的领会，产生最早、实践也最早。元世祖中统元年发行了中华帝国第一套、但也是最后一套国家信用纸币——中统钞。这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最广泛地对于现代货币制度的天才尝试。

但是，国家信用货币的发行与确立，并不能仅靠对于现代货币体制的天才敏感、超前的领悟与设计(恰如今人所谓“现代金融工具”、 “金融衍生品”之天才设计一样)。因为金融体制创新，与一套动员全社会的紧急机制(战争机制)之间，有着密切而悖论的关系。同时国家信用的发行与确立，亦要有全社会相应的财富支撑能力。但从根本上说：

国家信用之发行，根本还在国家形成有效地培养社会财富、同时向社会汲取财富、再形成集中社会财富办大事——即推动财富放大的机制。因此，所谓国家命脉在财政，财政基础在制度。而所谓制度，即一方面是国家“为民制产”、为民生财，一方面则是理顺国家税收。同时，只有以国家信用放大财富，才能刺激经济不断发展。

国家发行信用的体制与国家税收体制，此即 “国家能力”的重要方面——而这里的关键，尤在国家动员基层的能力。王安石有句名言： “夫合人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这些话深刻地说到了中国制度的根本。

唐之“两税法”之前，中国的国家形式比较简单，相应而言，基层的事务更是非常之少，故基层事务，主要由义务性的民间事务员轮流担任，斯所谓“役”；但“两税”之后，国家事务日渐庞杂，基层事务更为繁琐，基层义务性的民间事务员，于是渐成掌握会计、征发、诉讼之庞大的胥吏阶层。本来胥吏出自人民轮流为政府服无偿劳役的“役法”，可是，当胥吏变成了职业化的专门工作人员之后，政府却依然根据“役法”，不发给其俸给。如此一来，胥吏只能通过向百姓收取手续费、好处费来谋生。宋明清以来，胥吏队伍日益庞大，基层县衙中是二三百人，多者高达千人。如同明代皇帝将一切公务文牍委之于内阁学士一样，各级官员则将一切文件、税收委之于胥吏。这种上行下效的“无为主义”，于是造成胥吏将公文、公事当作私人所有物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就是世界政治史上最具中国特色之“国家行政大包干”——即国家基层行政由胥吏承包。

从此以来500年，中国国家只有选官机制，而无任吏机制，胥吏遂成为一师徒父子相授的世袭职位。明代胥吏地位，甚至可以出租买卖，于是富商热衷于担任“乡官”，便成为明代一大特色。除了商人之外，无缘入仕的举人、监生、贡生，更纷纷加入了吏的队伍。到了明朝后期，胥吏已经发展到“虽未掌握武装，亦已掌握粮仓”的局面。恰如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中所描述：天下饥荒而放手聚敛者，其实就是这个掌握着粮仓的阶级，与宗法制度相结合的“基层吏治”从此根深蒂固。

自宋代陆象山、叶适(水心)提出“官无封建，吏有封建”的核心论断以来，从黄宗羲、顾炎武到梁启超等大家论中国政治，都以此为立论根本，此绝非偶然，它都说明了“吏不良，有法而莫能守”的道理。而帝国为了治官和治吏，自然也设计出各种巧夺天工、别出心裁的方案。例如：明代正是因为对“以官治官”的“监察”机制绝望，方才发明了太监这种监察官的机制。同样的，明清两朝亦发明了以“幕僚”这种官员的私人亲信，来监察吏的机制，甚至于将胥吏分成两班，以利于互相监督揭发(所谓“上班”、 “下班”之说，即来源于此)。但其结果可以说是完全相反——这反而使得吏之上有幕僚，官之上有太监，幕僚与吏互相勾结，官与太监相与沆瀣。可见，倘若国家采“无为主义”，将行政——特别是基层行政、司法、财务、赋税全部承包给吏去处理，而又不肯发俸于吏，这就是顾炎武所说的——等于国家“放百万虎狼于民间”，胥吏最终沦为背靠官府的黑社会势力，这就是500年中国体制之大弊端。

历史上被广为探究的熙宁变法，其核心其实是以货币改革为手段，而以吏治改革为目的。王安石自称“理财”之官，实则是长于“理政”，因为王荆公明白：两税法后，国家放弃分配土地，即等于放弃了最核心的经济职能，或者意味着国家官僚在个体小农眼里只干两件事：一日收税，二日征发。既然国家提供不了什么有价值的服务，反倒是地方豪强可以提供些保护、救济、种子农具之类，长此以往，臣民自然只知有“豪族”不知有“国家”，政权根基自然因之松动、流失。 王安石更认识到：放弃分配土地的职能，并不意味着国家可以高枕无忧只等收税，而是意味着国家必须开拓新的思路、为基层提供新的服务，否则就要为民众所抛弃，继而为基层民众依赖的地方豪强所挟持。

而他所开拓的新思路，就是提供以“青苗钱”为核心的国家信贷服务。豪强之所以能在没有公权力的前提下控制地方，令小民百姓趋之若鹜，是因为他们手中掌握着稀缺的经济资源，若有急难，不靠他们自然不行。故而根治豪强的办法，就是让他们手中垄断的资源不再稀缺。青苗法的实质，就是国家以财政实力为后盾，与地方高利贷者竞争基层信贷市场，即通过向乡村大量注资，压低利率，保护农民的土地不被兼并。因为在国家无法再分配土地的现实中，保护农民现有土地就是国家可能提供的最宝贵的服务，也是国家建立基层信誉的最有效途径。

实际上，今天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大幅扩大小额低息信贷，挤压农村地区的高利贷市场，遵循的也是相似的思路。荆公目光之锐利，由此可见一斑。而王安石能坚持推行保甲法而不担心基层离心力失控，底气就来自于他对青苗法的信心：农民离不开只有国家才能提供的低息贷款服务，因为如果没有国家财政资金的介入，涌入基层和农村的资金永远是用于兼并的多、用于生产信贷的少，普通农户就永远无法摆脱资金短缺的困境，地方豪强把持的高利贷市场，就会一直对农民的土地构成威胁。

惜乎阴差阳错，王荆公终于没能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其中关键，就在于他所推行的“免役钱”，即让民间交钱“助役”，这说白了就是让老百姓出钱养胥吏。其结果反而是使胥吏暗自中饱私囊，变成了公开的掠夺。如此终于使改革失去民心。而从这个角度，似乎也才能理解隆庆、万历时代高拱、张居正两位大明栋梁的作为：二人接手者，为嘉靖严嵩留下的烂摊子，要填补国库亏空，自然就得先把钱拿到手里再说。倘不想直接去搜刮百姓，或得罪胥吏，造成基层行政瘫痪，除了进口点银子来花，还能怎么办呢?不过，一旦确立白银的法定货币地位，一切改革措施的初衷和根本指向——树立国家货币的信誉，也就被彻底放弃了——而中国之命运，自此舍一场根本性的大革命则无以改变了。

宫崎市定有言：中国式的贵族特权制，自古便不来自天子赐土，而是来自“郡望”——即地方望族之相续。近世以来，随着国家事务繁杂而庞大的吏的阶层，更与随经济发展而形成的豪商阶层结合，产生了一个新的地方郡望阶级——这乃是中国式封建主义的根本。鸦片战争以来，如果没有他们的服务和协助，帝国主义的势力其实是无法如此深入到中国内部的。而民国以来，一切军阀的根子，其实也就在地方的土豪劣绅，这正是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这篇早期文献中的洞见。何谓中国之革命?它仅仅是在英美等世界“领袖”扶持下实现的形式上的主权独立，还是要从中国社会最基层出发去斩断“三座大山”的根本?而这又是1940年代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围绕着“两个中国的命运”所进行激辩的核心所在。

亨廷顿有一名言：国家之间的主要区别，不在于政权的形式，而在于政权的能力。 (the most important politi-cal distinction among countries countries not their form

of government，but their degree of government.)而国家能力之核心，就在基层动员能力。关于明清衰亡，议论很多，但近代以来，能看到中国封建主义根源就在土豪劣绅、黑社会把持地方，从而使得国家完全丧失信用与能力这一点的，只有毛泽东、共产党而已。倘不能改变这种状况，中国的国家衰弱就是不能遏制的，而从晚清立宪派到国民党人恰恰就是没有认识到：对于明清帝国来说，政权的形式是满是汉，是君主是议会，是专制是立宪，这其实都难以解决基层的无组织问题，亦无以突破“吏不良，有法莫守”的五百年难局，自然更无法扭转在与欧洲现代国家的对抗中任人宰割的颓势。富国、强兵、有效的司法、主权货币，——归根到底，无一不是建立在国家对基层的有效组织之上，无一不是建立在为基层所认可的国家信用之上。因此，只有一个强大到可以不为任何特殊利益集团所挟持的国家，才能树立这样的信用，才配享有这样的信用。而这就是中国革命的成果，这就是五百年来的历史教训，这就是两千五百年来的历史规律，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起源。

“反对自由主义”

500年来中国国家能力衰败的直接原因固然在于“吏治”，但根源则在“官制”，推求而至于基础，又在社会精英阶层士大夫这个阶层。所谓“变仕风易，变士风难，变士风易，变世风难”，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足为彪炳千古、百代传诵的政治名篇，就在于荆公从科举制度的弊端出发，深刻地论及了“士”这个阶层的败坏，而这种败坏进一步使得依赖于士大夫阶层的国家行政机制之垮台，成为不可避免；而士之不关心天下国家之事，而沉湎于记诵课试文章，恰恰又是中国科举制度、学术制度、教育制度的痼疾使然。

一旦这种“朝夕从事于无补之学”的“人才”被任用为官(“猝然责之以天下国家之用”)，其必然就是无能之官。这样的官也就必然要将行政司法财政付诸“能折腾”的胥吏，而所谓胥吏者，如王安石所说： “往往天下奸悍无赖之人，苟其才行足自托于乡里者，亦未有肯去亲戚、而从招募者也。”

像马基雅维利一样，王安石其实是深刻地指出了中国的学术制度、教育制度、考试制度，何以不能“理性化”的问题，而所谓制度的“不能理性化”，就突出地表现在学术、学者其实并没有服务的真正对象，政治从业者也根本没有服务的技能，如此一来，士大夫阶级实际上只能为自己这个特殊阶层服务、为自身谋利益，由于没有真正的执政技能，故而他们只能以课试和记诵的方式，通过标榜“祖宗之法”和“万世法”而自况。

而当王安石变法之后约400年，康有为在《统筹全局疏》中再次痛心疾首地谈到中国“处列国竞争之世”，却标榜“行一统垂裳之法”时，则这样一语中的指出了所谓“万世法”的实质：

况今兹之法，皆汉唐元明之弊政，何尝为祖宗之法度哉!又皆为胥吏舞文作弊之巢穴，何尝有丝毫祖宗之初意哉!今托以祖宗之法，固已诬祖宗矣。

与马基雅维利、马科斯·韦伯、安东尼·葛兰西等人所描述的“职业政治家”、“有机的知识分子”完全不同，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既不以君主和贵族为服务对象，也不以国家和人民为服务对象。相应的，他们当然也没有服务干上述四种力量的任何能力和职业操守。他们只是附着于各个势力之上，实质仅仅为自身谋利益而已。于是，也正如马基雅维利所指出，一旦这样一个阶级垄断权力，那么，所谓国家能力、国家效率非但完全谈不上，甚至国家内部更将埋葬着涣散瓦解的永恒种子。

而悖论的是：在中国政治史上，缺乏职业操守和职业精神的士大夫阶级，却往往又总是以“操守”、 “清流”和“道学”相标榜，这更不可避免地在官僚阶层和国家内部中造成“朋党”和党争。而对于士大夫阶级的缺乏职业操守而导致国家能力下降，对于没有职业操守者偏偏以“清流”和“道学”相标榜而进行的党争，对于这种争斗所导致的国家能力的衰败，历代政治家中，又以爱新觉罗·雍正(雍正帝)的《御制朋党论》所见为深，例如其中这样说到“公”与“私”的问题：

“夫朋友亦五伦之一。朋党不可有，而朋友之道不可无。然惟草茅伏处之时，恒资其讲习，以相资助，今既登朝莅官，则君臣为‘公义’，而朋友为‘私情’，人臣当以公灭私，岂得稍顾私情而违公义?而出身事主，其身尚不能为父母有，况朋友乎?况可藉口于朋，以怙其党乎?”

他又尖锐批评欧阳修说：

“宋欧阳修朋党论，创为异说日：君子以同道为朋，夫惘上行私，安得为道?修之所谓道，亦小人之道耳。自有此论，而小人之为朋者，皆得借同道之名，以济同利之实。朕以为君子无朋，惟小人则有之。且如修之论，将使终其党者则为君子，解散而不终于党者，反为小人乎?”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因为对于今天而言，现代无产阶级和劳动者阶级的革命和建国运动，同样需要以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群众为服务对象，同时又具备专业技能的政治家和有机知识分子，即它同样要求这样的政治家具备职业的操守、职业的道德和职业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也正如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所说：经济领域和市民社会或许可以“自由主义”为规则，但对于一个执政党而言，“自由主义”却从来就不是一种政治道德。“自由主义”亦从来不是一种政治学说，它仅仅是“伪装成政治的经济学说”——它仅仅是“工团主义”的思想而已，因此，任何一个执政党都不可能以“自由主义”作为政治道德和组织原则，对于政治和政党而言，它实际上就是腐败和自我瓦解的温床。

而毛泽东更指出：所谓的“自由主义”还不仅仅是一种“伪装成政治的经济学说”即小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的政治伦理，而且，它也是士大夫阶级伦理对于现代政治伦理的瓦解和侵蚀。在1937年的《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他列举了种种“自由主义”的表现，如“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如“不是为了团结，而是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如“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这些其实正是历代政治家所指出的中国政治的痼疾，而毛泽东则深刻地指出：这种“自由主义”，恰恰就是导致中国国家能力持续下降，直至“一盘散沙”的根本原因所在。

篇4：读《五百年来谁著史》有感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古人的话语向我们透露出读书是改变自身境遇的一条绝佳出路，用现代的话来讲即知识改变命运。

近来，我认真阅读了省委书记袁纯清同志到我省山西上任时推荐给全省各级干部的《五百年来谁著史》一书。原本打算从网上搜一下浏览浏览，然而在看了几段之后便感到这是一本需要把它捧在手上详细阅读的书，于是便到书店买来详读。记得以前读过一篇关于读书方法的文章，其中提到了“狼莽牛猫”四种读书方法，《五百年来谁著史》就是这样一本需要我们像猫吃东西一样，一点一点细细的咀嚼、品味其中的奥妙与精彩的书。作者在书中所引用的资料之丰富、看问题的角度之新颖、分析问题之透彻，极大地拓展了我的认知外延。

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发展一直处于世界遥遥领先的地位。我们曾经拥有220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拥有闻名世界的四大发明、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远洋船队......然而，为什么到了近代发展慢了下来？为什么列强架几尊大炮便可随意要挟我们？为什么我-1-

们的国家坠入了屈辱苦难的深渊？以前，我们总是归因于资本主义列强的船坚炮利和中国封建政府的腐朽无能。久而久之思维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问题有了标准答案，我们对近代挨打落后的原因便不再深入研究思考。

然而，一位学者通过大量的史实和近年来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从另一个角度对问题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分析。“500年来中华民族衰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货币金融上受制于西方垄断。”作者通过大量的论证告诉我们，由于中国近代一直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的货币金融体系，且在白银储备非常短缺的情况下错误地实行了银本位制，从而使将国家的金融经济命脉为外国资本主义所把持；同时，明清两朝实行“无为而治”的“文化大一统”，中央政权对边疆、少数民族等仅满足于文化上的认同，而不是军事和经济上的强力控制；国家对散布在基层城乡的亿万小农缺乏强有力的控制和组织能力。因此，在历史的发展中，一直处于领先低位的泱泱大国，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枪炮之下，走向分崩离析的局面。

对于新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作者同样从金融货币体系和国家能力这个新颖的角度，再次验证了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把中国亿万农民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正是由于新中国独立自主搞建设，在列强封锁的环境下建立起独立的金融经济体系，才取得了建国初期经济建设的重大成就，而这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腾飞起了重要作用。

五百年来谁著史？近代以来，主导世界价值标准的是西方列强，而中华民族如今却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拼命”地屈就西方确立的贸易标准、人权标准、全球化标准。作者在揭露西方依靠资本主义的血腥掠夺与侵略，取得标准的制定权。作者预示：未来能够主导世界价值标准的，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中华文化的顽强的生命力和广博的包容力才是未来一系列全球问题解决的关键所在。

读罢全书，伏案沉思，历史的发展轨迹清晰的在脑海浮现。500年来中国一步步走向衰弱，再一步步艰难地走向着伟大的繁荣复兴，除了制度原因外，作者又为我们开了一扇新的窗户，迎面扑来一丝与过去不一样的清新空气，我们不能不为之精神一震。中华民族走向复兴，需要做的事还很多，需要走的路还比较长，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士能够像韩毓海一样多角度的分析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引领社会发展潮流，并最终走在时代前列。

篇5：《五百年来谁著史》读后感

铁凝说，阅读是有重量的精神运动。重量，来自通过阅读得到的厚重的知识、感动和力量。而运动在于，阅读伴随着思考和领悟，是将书中的思想内化为心再外化为行的过程。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五百年来谁著史》是一本从金融与历史角度讲述明清500年兴亡的大著作，揭开了近代中国逐步衰落的根本原因，并借此重估了中国的体制问题。其中关于基层建设的一些论述，给了我深刻的启示，在读后感之外，另作为心得来谈一谈。

书中，作者多次强调了一个观点，即“国家能力”。所谓“官无封建，吏有封建”，其实针对的正是我们基层组织建设。国家直接管理至县，而在广大乡村实行由缙绅地主阶级代理的自治体系，这样的组织及其功能在明清政权里发挥了一种稳定局面的作用，但是积习所至，上下断层的组织架构必然对整个国家能力造成恶劣的负面影响：一是造成人民对于国事日益冷漠，国家凝聚力、动员力极度不足；二是土地兼并严重，人民流离失所，生产力无从提高。日益松散的组织结构，日趋衰弱的国家能力，正是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之一，也是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试图克服的千古难题。

最终，五百年痛苦的挣扎和探索用事实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民族复兴之路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通过彻底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同时产生了另外一个意义深远的结果，那就是使得数千年以来的“乡村自治”模式急剧向“乡村政权管理”模式转变，将中国最关键、最尖锐的基层结构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重建，造就出焕然一新的基层组织，使得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力、组织力达到空前的强大，而且农民对政府的依赖感远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深厚。自此，公权力开始大规模、有组织地全面渗透到乡村社会的各个细胞，从而夯实了民族复兴的根基。在“为有牺牲多壮志”的革命斗争年代，在筚路蓝缕、一穷二 1

白的共和国大厦破土动工的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物质资源去激励和动员劳苦大众，之所以能够“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就在于共产党人能够使中国人民心悦诚服地相信：“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就在于共产党人有办法启发人民的觉悟：每个中国人自己就是革命的主体，每一个老百姓都是新中国的新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