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边形势与对策

中国周边形势与对策（共6篇）

篇1：中国周边形势与对策

中国周边形势与对策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外交领域不断有大手笔，大作为，大布局。尤其是在周边地区，一年来周边外交亮点纷呈，成果丰硕。然而中国作为邻国最多国家，地缘矛盾最多，最复杂的战略主体与周边国家在领土、领海等权益上，都存在重大问题，影响我国周边安全的主要因素：恐怖主义、极端宗教主义、民族分裂主义、领土纠纷、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他们或是个体，或是组织，或是国家，对我们来说都是不安定因素。所幸的是，我们一直在国际势力的围堵中进行艰苦的反围堵战斗，从政治、经济、外交与军事等等方面进行不懈的努力与奋斗。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大意，而是应当时刻关注我国的周边形势。正如古人云：居安思危。目前我国周边形势具体表现为：

1、半岛局势僵局难破，未来走向不明

从近代开始，以朝鲜半岛为核心的东北亚地区一直对中国安全形成挑战，2010年，“天安号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的先后发生，使朝鲜半岛局势出现了1953年朝鲜停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加剧了朝韩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和日本趁机迅速介入，在朝鲜半岛西部和东部海域进行规模空前的军事演习，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雏形初现。金正日去世后，年轻的金正恩接班，半岛局势的不确定性变得更大。面对东北亚的危机，中国政府游说于美、俄、韩、朝之间，并提议迅速开始六方紧急磋商，但遭到美、韩，日三国的拒绝。中国在东北亚面临着安全威胁与外交压力的双重挑战。

2、日本“远交近攻”，中国成其主要防范对象

中日关系在21世纪开始就出现许多问题，“政冷经热”成为中日关系的一大特点。近年来，中日关系波澜四起：中日关系撞船事件态度的强硬、钓鱼岛事件、野田上任之后对防卫重点的调整、第一岛链的设想、与印度的联合军演等等，欲意包围中国。

3、印度对我国安全的严重威胁

近年来，中印之间加强了政治、经济、文化合作和边境问题的磋商，两国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印度对我国安全的影响依然存在。战略上，印度积极谋求地区霸权，视中国为主要战略对手和潜在威胁。军事上，印度在非法占领的中国领土上（藏南地区）建立了攻防兼备的防御体系，加紧针对中国的战场建设，并不断增加军费开支，加速更新武器装备。帐篷事件便是威胁的显著证明。

4、海上矛盾激化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与周边国家就出现了海上纠纷。进入21世纪以后，纠纷不断升级，海上矛盾日益激化。尤其是最近两年来，矛盾已经突破双边关系的范畴，成为公开的、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 在东海，有中韩渔业资源之争、中日钓鱼岛主权之争和东海资源之争； 在南海，南海领土争端就更加激烈，尤其是与越南和菲律宾，程度几近剑跋扈张。

5、美国对我国安全的综合性威胁

美国虽然和我国并不接壤，其本土也与我国相隔万里，然而我国周边安全形势未来的走向面临的最强烈挑战依然来自美国。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霸权主义国家，称霸世界的野心从未泯灭。在中国东部，凭借美韩共同防卫条约、美日共同防卫条约，以及其在韩日和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实力对中国进行遏制。在中国东南，为了控制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连接通道，在西北太平洋地区构成了三道岛链防线。在中国西南，美国实施了联印制华政策。在中国西部，美国借反恐之机将军事实力渗透到了阿富汗，为插手中亚事务、遏制中国制造条件

面对如此严峻的周边安全局势，我们应该坚决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和资源，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强软实力建设。和平、发展与合作是历史潮流，我们必须顺应潮流，紧紧抓住这来之不易的战略机遇期，加速和平崛起的进程。

但真正的国家强弱在于其国民精神和国家意志而不在于其经济和国防实力。经济和国防的状况是 国家强大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有了精神意志，国家可以由穷变富，由弱变强。国家的命运和其国际地位常常是通过战争来决定的，国家经济和国防实力的强弱也是通过战争来体现的，而战争则是对国家的精神和意志的凝聚和提炼。中国在新时期尤其需要战争来恢复国家的精神意志，否则中国将永远没有可能在外交上逃脱失败的命运。

在以美国利益为主导的现有亚洲安全秩序之下，中国不可能取得战略主动权，因此中国只有不断给美国的亚洲安全秩序“制造麻烦”，才有可能为自己创造机会；只有同美国积极对抗，才 能增加自己手中的外交筹码；只有懂得用战争来作外交，才能在谈判桌上争得战略利益。美国一 直对中国采用“麻雀战”策略，用西藏问题、台湾问题、人权问题等不停地骚扰中国，给中国制造 了各种麻烦，结果中国被美国敲诈去不少利益和筹码。中国应该果断地拿出一些行动（台海战争、转 让导弹技术、出售武器等）给美国出难题，使美国作出利益的取舍。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中国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中国周边形势对策也必将不断续写更加恢宏的偏正，不断开创更加崭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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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中国周边形势与对策

我国作为世界上邻国最多国家，地缘矛盾最多，最复杂的战略主体与周边国家在领土、领海等权益上，存在巨大问题，而影响我国周边安全的主要因素有：恐怖主义、宗教权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领土纠纷、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这21世纪的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下面就围绕着我国周边的安全形势、当前现状以及相关的应对策略作出浅析。

一、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

我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疆土，有2.2万公里长的陆地边界线，与我国接壤的国家有14个。我国还有1.8万公里长的大陆海岸线，与6个海上邻国的领海相接或相重叠。近期我国周边多个方向频繁出现异常情况，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增加新的变数，不稳定不确定性有所上升，究其原因，既有不利因素也有有利因素。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当前中国周边的整体安全环境可谓喜忧参半，总体上呈现“北稳”、“西热”、“东闹”之势。

1、在中国与近邻国家之间，还存在着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未解决的边界问题。其中包括中印边界问题、中日钓鱼岛问题，还有南中国海问题。在这些领土和领海的划界问题上，虽然中国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加以解决，但一些邻国不断采取各种手段，试图强化对争议地区的实际占领。这反映了周边某些国家的一种机会主义的心态，它们试图利用中国的和平主义政策，造成对中国不利的既成事实，谋取现实的利益，或者强化自身在未来边界谈判中的地位。2、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中国必然向海洋型经济方向发展，中国的海洋权益日益重要，自近现代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洋权益的冲突争议日益增多。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非法占领我南中国海的岛屿，开采油气资源，严重损害我国领土主权和经济权益，越来越不利于中国的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南海之争，不仅存在岛屿之争，还有海域划界和资源开发之争。中国和日本除了钓鱼岛的主权归属之争外，还有专属经济区和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中国和朝韩在东海域划界问题上也有分歧，这些问题都是关于资源和地缘优势争端，而这些海洋权益一旦丧失，将危害中国国土安全。

3.美国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对中国周边安全构成的威胁，在性质上具有根本性，在程度上具有严重性，在时效上具有长期性。冷战后，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是最有实力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在欧亚大陆地缘战略又与中国的安全利益存在重大冲突，美国将中国视为有能力挑战其全球利益的地区性大国和谐在对手。美国在东亚的存在及中美战略结构性矛盾的深化，表明美国从战略上防范中国及对华施压的政策不会改变，在亚洲东面，美国依靠美日军事同盟联手遏制中国，在西亚，美国借反恐名义向西亚地区渗透，在东南亚地区，与东南亚地区国家加强军事合作，美国还靠多年与台湾形成默契，打“台湾牌”制约中国的崛起；在北亚、美国加与蒙古的全面关系。

二、增强综合国力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长久之计

从苏联解体以及冷战历史教训得出，国家的竞争主要是以科技为先导，以经济为发展中心，以军事为后盾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因此，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才是确保国家安全的长久之计。

1、自主建新，建立军事新思想

在科技强军上，向跨越式发展道路发展，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宏集型向科技宏集型的较变，以信息化作为军事建设的发展方向，建立一支远洋海军，应考虑建造航母舰队，以捍卫中国海洋，国土和重要海上通道安全。建立一支反应速度快，机动能力强信息化高的陆军部队，以及战略空军部队，全军提高军事感慑和作战能力。

2、中国应理直气壮的发展国防现代化

当代中国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面对内忧外患，中国需要强大的国防力量。中国相对于欧美国家以及日本，中国国防力量依然落后，而中国威胁论对制约着中国国防建设。对于中国的现实国情，中国没有必要过于关注别国言论，威胁论是它国面对大国崛起由不习惯到习惯，有反对遏制到逐步接受的过程。中国就是在威胁论中发展起来的，现在西方国家逐渐接受中国的崛起，威胁论反而下降。只要我们国防力量保持在积极所规定的合理水平，我们就应该大胆投入，不必顾虑中国威胁论。中国通过积极军事外交，宣传我国和平崛起国策，并且在国际社会担负起负责任大国，国际社会会把中国军力发展视为正常的。3.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 军事领域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也是打赢信息化战争的关键，信息化时代对军事人员的要求也是全面的，除了政治素质上，最重要的是科技素养，军事院校要从提高学员的创新能力开始，加大培训力度和培养步伐。同时建立一种能留住人才，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这样才能培养大批军事人才，提高国家军事力量。

三、结语

篇3：中国周边形势与对策

关键词：能源安全,中国,石油,战略

1 中国能源安全形势现状分析

就国内能源供给现状来看,我国能源基本处于安全状态,总体较为平稳。但同时也存在诸多方面的问题。

1.1 我国能源剩余经济可开采量少,人均低。

能源储量分布不均衡。我国煤炭剩余经济可开采量可供百年开采,人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5.4%;石油可供开采14年,人均是世界平均值的11.1%,天然气可供开采32年,人均是世界平均值的4.3%。[1]我国能源储量最为丰富的煤炭大部分集中在山西、陕西一带,石油天然气分布在东北、西北一带,能源分布不均衡。

1.2 我国能源结构消费结构不合理(见表1),环境污染严重,能源利用效率低。

煤炭在我国能源结构中占52.6%,在能源消费中更是位居首要地位占69.3%-70.5%(2003-2010年BP统计数据),其次是石油和水电。(见表1)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直接导致了新能源、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费比重中所占比例较小。同时,煤炭的过度使用所排放的大量废气及两高企业(高耗能、高污染)的大量存在对环保的无视态度,导致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酸雨区,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位居世界第二,环境污染严重。污染严重“成为中国能源安全的致命缺陷”[2]。我国能源利用率低,浪费严重。我国能源消耗强度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3倍。总体能源利用率为33%,比发达国家低10%。

根据BP公司《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1》中《Primary Energy》的历年数据制成表1.http://www.cngascn.com/html/news/show_news_w1_1_9307.html.

1.3 能源对外依存度高。

能源的对外依存度是衡量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指标之一。依赖度越高能源安全系数越低。目前我国已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2009年我国原油进口2.04亿吨,成为世界原油进口第二的国家。对能源的极度渴求导致我国能源供应紧张,能源对外依存度高。1995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为7.6%,2009年为52%超过了50%的国际预警线,2010年为54.8%,2011年8月为55.2%。业内人士指出我国石油对外高依存度2012年还将持续上升。中国能源蓝皮书甚至预测2020年我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超过65%。

1.4 我国对外能源进口来源过于集中,进口路线过于单一,海上能源运输存在风险。

我国对外能源进口大部分来自于非洲及中东两个地区。如,2005年中国从中东、非洲地区进口的能源分别占进口总量的47.2%和30.3%。对能源进口国的高度集中导致我国石油进口的85%要途经马六甲海峡,进口路线过于单一,而马六甲海峡的不安全性(海盗恐怖袭击猖獗、交通秩序混乱、交通事故多)及美国对马六甲海峡的威慑增加了中国能源安全的隐患。除此之外,中国海军能力弱,无法承担大量的对外海上能源运输。中国目前海上原油运输的90%主要靠外国船队,成本高,同时也增加了中国能源运输安全的不确定因素。

1.5 国际石油价格呈“过山车”波动,我国成品油定价机制受到挑战,价格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国际油价波动严重,且呈“过山车”趋势。1997-2003年涨幅不大,比较平稳;2004—2008年变化较大,从04年3月份的35美元/桶涨到08年中期的140美元/桶,09年1月又跌至35美元/桶。仅2011年一年之内高低点价差达每桶38.26美元(最高113.93美元/桶,最低75.67美元/桶)。国际石油价格的波动对本来就不合理不成熟的中国成品油定价机制形成了挑战,促使中国政府兼顾国内外形势,尽快实行价格并轨,制定既符合国际市场规律又贴近我国国情的合理定价机制。目前,我国政府对能源价格的宏观调控及强势干预已成为制约影响我国能源价格体制改革的主要障碍,一定程度上使我国能源定价体制呆板不合理。价格体制改革是确保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保障,2011年国家发改委已将新的成品油定价相关方案上报国务院,有报道称中国成品油定价机制有望2012年“破冰”。

2 对策建议

针对中国能源安全所面临的形势现状,我国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法规确保我国能源安全、稳定、持续供给。

2.1 改善我国能源消费结构,推进煤炭制油等新技术的开发和研究,实现技术突破和推广应用,减少环境污染。

我国应加大能源消费结构中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的比重,在确保安全性的基础上加强核能的继续开发与研究使用。在12五计划的实施过程中继续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促进生物质能等新型能源的开发。除此之外,加快新技术的开发研究。目前,中石化柴油加氢技术可使柴油产品中硫含量比国3车用柴油标准硫含量下降80%以上,[3]可有效减少对大气的污染。2011年7月我国神华集团承担的百万吨煤炭制油技术通过鉴定,煤制油技术在一定规模上得到实践应用。同时,在条件允许的地区,采用鲁奇工艺提高煤制天然气的技术。通过煤制油和煤制天然气技术强化国内能源生产,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结构。加快制定开发页岩石生产非常规天然气的政策,用非常规天然气代替天然气,提高我国能源自给率,通过新技术的突破和推广应用确保我国能源安全。

2.2 对内继续加强能源生产勘探开发,对外有侧重点的实施能源多元化战略。

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关键必须依赖国内资源。中国是个资源丰富的大国,但由于我国在能源勘探和开发上技术性的不足,我国还有大量能源资源有待被探明。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晓平先生指出:自1993年以来,我国“为维持GDP平均9.7%增长,石油需求平均保持在每年5.77%的增长幅度,而国内产能增加幅度仅1.67%,新增需求主要转向国际市场采购”。因此,加强国内能源的生产勘探开发对于确保中国能源安全是十分有必要的。

伊拉克战争后,新的国际能源格局形成。欧佩克能源地位受到冲击,俄罗斯中亚里海地区异军突起,非洲、北美、拉美、伊拉克等国的能源地位稳步提升并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我国应在务实的基础上有侧重点地开展能源多元化战略,遵循“近交远攻”的策略,稳固周边尤其是对能源生产大国俄罗斯及中亚各产油国的能源外交,在俄美争夺的缝隙间寻求与中亚各国独立自主的双赢合作。在新的能源国际格局中,发挥能源安全委员会机制的作用,积极制定相关政策,同时大力开展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代表的公司能源外交,加快能源企业融资,支持、鼓励、允许我国有能力、有条件、有意愿的民营能源机构走出去,参与国际能源勘探开发合作,实现投资经营主体多元化,实施能源多元化战略。

2.3 积极开展多边能源合作

在地区上利用东北亚合作机制推动建立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东北亚能源开发发展银行,强化与日韩在东亚地区的合作,促进日韩中新的能源利益共同体。利用上合组织推动建立上合组织能源俱乐部,上合组织能源论坛机制,发展开放型的能源供应和多边合作体系,为确保我国及地区能源安全提供组织保障。发挥中国在全球能源组织和区域能源组织中的作用。目前,在区域能源组织中,由于中国能源市场的庞大,各国都比较重视与中国之间的合作。而在如独立石油输出国集团、世界能源理事会、世界石油大会等全球国际性的能源机构及组织中,中国作为成员国并没有实质性的地位,缺乏决策权,中国与他们的合作程度低,缺乏实质性合作。而其它大的国际能源机构也总排斥中国。因此,中国应将多边能源合作的重点放在能源宪章、亚太经合组织、海合会、东盟、上合组织等区域性能源合作上,并积极主动争取决策权,稳固中国在区域能源合作组织中的地位,站稳脚步寻求中国在国际能源合作组织中的发言权、决策权。

2.4 建立完善石油战略储备石油储备

石油储备是建立能源安全确保国内经济发展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保障,同时丰富、完善的石油战略储备对推动我国掌握国际能源定价权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目前,中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是由国家出资、国家宏观计划、企业来实施的,这种体制还处在初期的摸索阶段,还很薄弱,很不完善。我国在2001年十年规划中正式提出了建设石油战略储备的计划。我国的石油战略储备共分为3大阶段,并从2003年起,开始启动第一期国家战略石油储备,截至目前为止,第一阶段的石油储备工作已经完成。第二阶段计划始于2009年现已全面展开,并取得了较大进展。第三阶段正在规划中。2007年12月中国国家石油储备中心正式成立,负责计划、加强、管理中国石油战略储备。2011年7月据业内人士透漏我国石油储备已可满足36天的能源消费,和国际能源署要求的90天能源储备还相差甚远,我国需建立长期稳定高水平的石油战略储备体系。因此,我国还需在政府和国家能源储备中心的指导和管理下,进一步研究完善国家石油战略储备的体制,推动我国3个阶段石油战略储备的顺利完工,并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和能源领域的变化加快制定涉及能源安全和战略储备方面的法律法规,适度调整中国能源战略储备体系,促进国家、企业、地方建立石油战略储备确保我国能源战略储备与时俱进地完善。

总之,中国目前的能源安全战略体系还不完备,还有许多需要进一步地研究完善和改进,需要国家政府的大力扶持。目前,我国应立足长远,通过多种能源外交方式为有实力、有潜力的的企业提供对外合作平台和融资渠道。同时,在中国能源安全合作委员会的支持和参与下,加强能源安全的立法,为我国能源安全提供法律保障。

参考文献

[1]刘书坦.国际能源新形势下的中国能源安全战略研究.黑龙江对外经贸,2009,(10).

[2]门洪华.确保中国能源安全的战略意义.太平洋学报,2005,(1).

篇4：周边安全形势四大变化与中国对策

美国借道双边同盟重返亚洲，在地区安全秩序上试图构造“雁型安全模式”。美国重返亚洲加大了周边国家对我国的离心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有所减弱，使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增加了复杂的不利因素。

说起“雁型模式”，人们都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一种说法：东亚经济发展犹如一队大雁在飞翔，其中日本是领头雁，“亚洲四小龙”紧随其后，再后是其他国家……

而目前在亚洲正形成一个新的“雁型模式”，即以美国为领头雁的“雁型安全模式”。这个“雁阵”中的第二梯队是美日、美韩同盟；借势朝鲜半岛的争端，美日韩又在进一步磋商建立三边军事同盟。第三梯队是美国与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等盟国的关系。第四梯队是美国与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的关系。美国特别强调东盟作为地区多边主义支点的重要性，同时承诺将提高印度的国际地位，尤其是承诺赋予印度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

在美国试图塑造的这种亚洲地区安全秩序的第二梯队中，美日同盟被置于首要位置，是美国与亚太地区接触的“基石”。2010年是美日同盟建立50周年，美国高调要求日本复兴军事同盟关系，尽管日本民主党的鸠山政权初期不打算应承，但随着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的发生，日本迅速改变了政策，强化了同盟关系。美韩同盟也因“天安” 号事件和朝鲜炮击延坪岛事件而进一步强化。7月21日，美韩举行了两国历史上首次“2+2”会议，决定深化和扩大同盟合作。

此后，美日韩逐步走向三边同盟。在12月初举行的美日韩三边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声称，美国与日本、韩国的条约同盟是数十年来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基石，而日本与韩国的伙伴关系又有助于这种稳定与合作的三角关系。三国外长会议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关系。

第三梯队是美国与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的密切合作。美国启动了与泰国的《创造性合作伙伴协议》，与菲律宾签署了《千年挑战和约》，以加快菲经济发展，减少贫困。美国和菲律宾计划于2011年1月首次举行两国间的“2+2”战略对话。美国和澳大利亚于2010年11月8日举行“2+2”会议，双方表示要强化军事与防务合作关系，两国官员同意设立一个工作组，探索加强双方军事合作的方案，其中可能包括美国军队使用澳大利亚的港口、机场和军事基地等。

第四梯队是美国与越南、印度尼西亚以及印度的关系。2010年7月，希拉里依次访问了阿富汗、巴基斯坦、韩国和越南。越南总理在2010年10月底的东亚峰会上表示，金兰湾将再次开放，与外国海军共享。尽管越南方面表示越南不会成为美国的军事盟友，不依靠美国实现其安全方面的目的，但鉴于越南在东盟的地位，此举将给东盟造成重大影响。11月初奥巴马接连访问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尽管目前美印贸易只相当于中美贸易的1/9，但美国认为印度是一个像中国那样在未来可以取得经济业绩的巨人，某种程度上也具有对抗中国地位的战略意图。而印度尼西亚则是该地区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也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出生地。

第四梯队呈现出网络化发展趋势，是美国塑造亚洲地区秩序的最广阔依托。印度学者曾提出了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观点，即中国寻求一个多极世界、单极亚洲的格局，而美国需要的是一个单极世界、多极亚洲。也就是说，中美双方对亚洲地区秩序的理解存在显著的差异。美国一贯以塑造地区秩序来彰显实力，现在被塑造的对象轮到亚洲了。9月，希拉里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一次讲演中，提到与“地区”相关的词语的次数多达24次，表现出对亚太地区的高度重视。

奥巴马政府强调亚太地区的新局面，要求搭建新的机构性架构，以最有效地实现合作前景、建立互信并减少竞争摩擦。2010年1月12日，希拉里在夏威夷专门就亚洲的地区性架构发表讲话，阐明指导美国与该地区进行积极接触和发挥领导作用的五项原则。尽管希拉里强调美国在亚太各种机构中的参与和领导作用可以让各方受益，但实际上最终美国获得的利益实现了最大化。

美国非常重视东盟的作用。希拉里于10月28日在出访亚太地区之前在夏威夷发表的政策讲话中，提到美国把东盟视为东亚地区正在形成的地区性结构的支点，是“诸多政治、经济和战略问题上不可或缺的机构”。美国2009年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为加入东亚峰会铺平了道路。2010年，希拉里参加了在河内举行的东亚峰会，美国也表示2011年东亚峰会在印尼召开时，奥巴马总统会重返印尼。日本媒体称，这标志着亚洲迎来以中美日为核心的新一轮博弈。

除此之外，奥巴马政府致力于扩大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早在2005年，新西兰、智利、新加坡和文莱即签署《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TPP）。2010年美国积极申请加入该协定，同时申请加入的还有澳大利亚、越南和秘鲁。美国向TPP的迈进，可能有助于重新确立美国在未来地区经济一体化讨论中的领导地位。马来西亚学者认为，未来该地区的经济前景可能由三个不同区域强国主导的彼此重叠的模式构成：美国将主导TPP八国（P8)，中国寻求全东亚自由贸易区（EAFTA），日本则将寻求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CEPEA）。美国试图拾起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遗产，在泛太平洋地区构建自由贸易区，在某种程度上，这分离了目前正在谈判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势力，并且还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

在美国看来，一个没有美国参与的东亚新秩序是不能容许的，美国介入亚洲的目的是维持和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力。有分析人士认为，无論是东亚峰会的扩容，东盟10+8防长会议机制的建立，还是TPP进程的强势推进，都潜藏着亚太地区国家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和对中国崛起方式的深度疑虑。

朝鲜半岛：“软肋”面临的威胁

中国周边安全的最大软肋是东北亚，朝鲜半岛形势是风向标。2010年是近10年来朝鲜半岛局势最危急的一年，在同一年发生两起严重的军事安全事件，这在朝鲜停战后57年来不曾有过。美国和日本趁机迅速介入，在朝鲜半岛西部和东部海域进行规模空前的军事演习，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雏形初现。这给中国带来了安全威胁，使朝鲜半岛出现了停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东北亚地区是中国安全的致命弱点。历史上，1895年的甲午战争、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及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都在这个地区。新中国成立后，上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以及60年代中国与苏联的珍宝岛冲突都对中国安全造成极为严重的威胁，改变了中国的发展方向。

2010年是近10年来朝鲜半岛局势最危急的一年。在同一年发生两起严重的军事安全事件，这在1953年7月朝鲜停战后57年来不曾有过。不仅世人关注的“六方会谈”迟迟未能重启，因韩国“天安”号沉没等突发事件引起的一系列联动效应，更使朝鲜半岛局势急转之下，进入新一轮动荡期。

“天安”号事件后，美国和韩国转而推行对朝强硬路线，试图以强大的武力来震慑朝鲜。而朝鲜对外政策也趋于强硬。延坪岛炮击事件后，美国与韩国在西海（即我黄海）举行历史上双方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标志着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进一步升级。

不过，朝鲜半岛形势虽然危急，但仍在可控范围之内。临近年底，朝鲜的政策出现了缓和迹象。朝鲜向国际社会宣布，朝鲜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以便于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

在现阶段乃至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在朝鲜和韩国、美国、日本阵营之间，由于缺乏基本的战略互信，突发事件可能在短时间内引发地区性的危机，且危机还可能持续升级。在现阶段，各方缺乏进行多边安全对话的基础和意愿，更遑论建立一种各方认可的多边安全合作的制度安排。总体上看，目前对抗和冲突的逻辑支配半岛事态的发展。

朝鲜半岛事态发展为美国积极介入创造了机会，美韩、美日的联合军演意味着一个兼具攻防能力的美日韩小型多边安全机制雏形隐现，这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新的威胁。由此可见，朝鲜半岛的军事对峙行为和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挤压，已经使中国面临严重的双重挑战。亚洲国家彼此间的窝里斗，是美国在此地坐收渔翁之利的最大“助缘”。

美国和韩国对中国在“天安”号事件和延坪岛事件后的反应不满，指责中国不主持公道，一味偏袒朝鲜。中美关系和中韩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损害。特别是韩国国内对中国的不满情绪迅速上升，而且仍在持续。

延坪岛炮击事件后，中方关于迅速开始六方紧急磋商的提议再次遭到美韩日三国的拒绝。中国的朝鲜半岛外交遇到了复杂的难局。

尽管如此，中国仍然是促使朝鲜半岛形势“转危为机”不可或缺的斡旋者。因为只要敌对各方均缺乏发动全面战争的意愿或能力，它们最终会约束自己的行为，回到谈判桌前解决问题。而这离不开中国的帮助。因此，在各方可能“擦枪走火”的情况下，中国所要做的是静观局势变化，以静制动，而不是轻易作出情绪化的反应。

海上风浪：海洋安全环境恶化

海上安全成为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紧张的重要来源，中国的海洋战略已成为国际社会判断中国是否和平崛起的重要指标。中国的深海战略已经触及美国的亚太乃至全球利益，周边国家借美国重返亚太之势在海洋问题上结成利益共同体抗衡中国的潜力大大增强。因此，中国的海洋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中国深海战略面临的海上压力将常态化。

2010年，围绕南海争端主要有两件大事：其一，一些国家利用所谓“南海是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下文简称“核心利益说”）指责中国“日趋明显的扩张性军事行动和强硬外交政策”。其二，美国适时利用南海事务，多次坚称自身在南海的航行自由权，与中国就此数次展开激烈的交锋，并支持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

2010年4月，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一篇题为《中国军队寻求扩张海军力量》一文，7月该文被日本共同社引述，引起中国和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文中声称，中国政府于2010年3月首次向访华的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贝德声称，南海是关系到中国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不允许任何人干预南中国海事务。而在这之前，中国只将台湾问题、西藏和新疆问题等定位为“核心利益”。

“核心利益说”一经出台，便被国际社会不加分辨地全盘引用，成为佐证中国外交转向扩张的重要论据。而这一说法并没有官方来源，没有得到官方确认。学界和各种智囊机构的态度也较为谨慎并提出质疑，有军方学者撰文表示，“南海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提法仅见于中国个别学者的言论，并非高层领导的正式表述，更未写入国家战略性报告或者法律性文件。

长期以来，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这并不代表放弃主权要求。只是中国在美国高调介入亚洲事务时彰显主权，会成为将东南亚国家及背后支持的西方国家团结在一起、对中国实施遏制的一个契机。

国际社会对“核心利益说”的强烈反应，表现了南海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对中国崛起的严重忧虑。国外把“核心利益说”解读为崛起后的中国在划分东亚的势力范围，中国今后的外交政策会日益咄咄逼人。国外还普遍将“核心利益说”与钓鱼岛“撞船事件”相提并论，据此判定中国将采取日趋强硬的外交政策，中国崛起会对世界秩序产生重大的不确定性。

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的争端，一直以来就是中日之间的领海领土主权之争，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的爆发，一方面反映出中国外交的新举措，以及中国突破美国海军的传统势力范围之后对旧地区秩序造成的冲击。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周边国家对中国海军远洋能力的疑虑。

“撞船事件”后中国的反应速度与力度，让日本外交界感到中国的反应“超出了迄今为止的底线”，与以往发生冲突时中国尽量防止事态发展成全面冲突不同，此次日本人认为中国的反应似乎已顶掉了“安全阀”。甚至有日本学者呼吁，为阻止中国一意孤行，各国将从经济、资源和安全保障领域构筑对华包围圈，日美两国应肩负起主导构筑对华包围圈的重任。

“撞船事件”发生后中国的对日措施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一些国外媒体和学者、官员将中国的反应“升级化”看待，将中国描绘为“粗暴大国”，甚至给中国的反应与举措戴上“中国威胁论”的帽子。

与中国存在南沙群岛主权纠纷的东南亚国家对中国“撞船事件”后的“强硬态度”也表示了担忧。日本学者紧紧抓住这种“担忧”将南海问题与钓鱼岛问题“扯”在一起。日本学者夸张地断定，“当前的中国外交似乎是以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历史为鉴，将列强的侵略手法运用至侵犯越南和菲律宾领土以及日本的领海上”。毋庸置疑，日本学者的这种 “逻辑论证”旨在离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蛊惑东南亚地区人民对中国的信任和友好，实现日本联合东南亚“共同对付”中国的企图。

但也必须看到，“撞船事件”后，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增大了。对于钓鱼岛问题，中日在认知上是有偏差的。在认清这个事实的前提下，中国要避免为美国拉拢东南亚国家联合牵制中国创造“可乘之机”，从而使中国在领土维护时处于更不利的局面。

在钓鱼岛“撞船事件”之前，2010年4月，中国海军舰艇穿越宫古海峡（琉球群岛主岛冲绳岛与宫古岛之间的公海）进行正常训练。日本媒体对此进行了大肆渲染，并将之视作中国突破第一岛链、挺进西太平洋区域的突破性举动。

如果从海上安全审视中国周边安全，那么南海争端升温、钓鱼岛“撞船事件”就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南海、黄海、东海等区域都出现了相当的动荡和不安定，以美国主导的、周边国家参与的海上军事演习贯穿整个2010年度，而中国也相应地加大了对抗力度。亚太海域频繁军演固然与一系列突发性事件相关，诸如“天安”号事件、朝鲜炮轰延坪岛等，但更长期性的、根本性的原因是美国重新高调介入亚太事务、试图维持其在亚太的军事优势的战略意图与实力上升中的中国实施“走出去”、加强国防现代化的战略转型相互碰撞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海洋战略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中国的行为更多的是为了适应中国的客观需要，国防现代化尤其是海军现代化是中国国家现代化的一部分。海洋战略的转变是适应国家需要的客观之举，与“走出去”战略相适应。

对此，国际社会高度重视，将中国海洋战略作为判断中国崛起路径的重要指标。一些国外舆论认为，目前中國海军仍然相对落后，短期内仍无法与美国抗衡，但是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率为其军队的转型和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支持，经济危机后的中国在外交上已不仅仅是自信而是咄咄逼人，中国加快了军事现代化的步伐。因此，面对中国海军的快速发展，国际舆论十分关注，周边国家尤为突出。故而，当美国提出重返亚太，中国周边国家多采取欢迎的态度，虽然他们也怀疑美国在国内经济状况一片糟糕的情况究竟能够采取多少实质性的措施。

在中国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美国高调重返东南亚的背景下，中美围绕南中国海的角逐，意义早已超出了问题本身，它标志着中美将在打破和维持现行亚太安全秩序上进行长期博弈。而随着中国海军现代化的发展，中国面临的海上压力将会常态化，海上安全将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水”的考验：周边非传统安全形势

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影响国家政权稳定和国家间关系好坏的重要因素，2010年中国周边非传统安全形势凸显为水的问题，诸如水灾、河流等跨境问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对中国公共外交构成重大考验。

2010年7、8月份，巴基斯坦发生特大洪灾。洪水淹没了巴基斯坦近1/5的土地，波及约2000万居民，近200万人无家可归。

洪灾后，为有效应对灾难带来的系列混乱，巴基斯坦军方的授权被大大提升。与军队的积极参与形成对比，文职政府在抗洪上的反应很不得力。有很多评论认为，巴军队不会放弃自己在政府和政坛的至高地位。如果军队介入政府并对联合力量施压的话，军队有可能重新控制政府，巴基斯坦国内的政治不稳定性增加。

此外，洪灾与反恐成效、非政府组织之间也存在关联性。为巩固之前的反恐成果，争取民心，巴基斯坦政府原计划在开伯尔—普什图省花费数十亿美元兴建发展项目，而洪灾将大大延迟这一进程。为了争取民意，各种力量开展了对巴民众的公众外交，很多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且大都比政府机构更有效率，这就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

巴基斯坦洪灾后，国际社会给予了巴很大的援助，这对缓解巴基斯坦自然灾害、进行人道主义救助、维持地区和平与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国际合作的背后，传统的地缘战略竞争并未消失。除了“声望”等软性因素，美国积极参与救灾背后还有很浓的“阿富汗”色彩，美国很可能以救灾来换取巴基斯坦政府对打击阿富汗境内极端势力的支持。另外，美国还将巴基斯坦洪灾与气候问题联系起来，再次证明了美国作为全球性大国设立议事日程的能力。

作为历史上与巴基斯坦有过不友好经历的国家，巴基斯坦部分民众对政府接受印度捐款发出了不同声音。巴基斯坦部分媒体认为，“接受印度这样一个历史上曾是巴敌人国家的捐赠，正好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巴基斯坦政府在救灾上表现不力”。更重要的还不是巴基斯坦国内民众对接受印度捐款的态度和认知问题，而是洪灾可能带来的巴基斯坦实力削弱、印巴力量对比不平衡加剧以及可能对整个南亚安全架构产生影响的问题。

中国政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巴基斯坦灾民安置和灾后重建提供了支持和帮助。然而，外媒对中国的救灾也有不少负面评价。这种评价一方面显示出中国的公共外交仍有待加强，中国的国际形象和舆论影响力非常有限；另一方面，更反映了外媒借洪灾造势、担忧中国在南亚的系列举措（如中国对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孟加拉国的吉大港的港口援建）、给中国崛起设置障碍的意图。

对中国周边安全形成挑战的另一项非传统安全是湄公河流域的水资源争端。2010年初，湄公河下游四国泰国、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发生了严重旱情，导致湄公河水位下降到近20年来的最低水平，部分地区的水位仅33厘米。受干旱影响，泰国等国的大米产量受到严重冲击，而且湄公河的低水位严重影响了湄公河沿岸国的旅游、航运和渔业的发展。同样遭遇旱灾的还有中国的西南地区，其河流水位也降到50年来的最低水平，人民生活也因此受到影响。澜沧江—湄公河流域遭遇旱灾之苦在历史上不算少见，但2010年的旱灾却引发了一场关于湄公河水量下降和旱情原因的争论，而这场争论造成的后续效应会对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产生重要影响。

湄公河干旱所导致的周边国家和域外国家的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对中国“大坝威胁论”和中国“干旱责任论”的渲染和攻击，不仅严重误导了中国周边国家民众对中国的认识与态度，继而影响到其政府对中国的行为判断，破坏了良性发展的周边关系。而且这些对“中国威胁论”的推陈出新会严重地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与和平发展所需要的国际舆论环境，给中国带来更多国际社会的压力。另外，美日等国也乘势介入中国周边事务的处理，扩大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牵制中国。

面对相关的湄公河水域开发争端，我们当前需要做的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思考中国如何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创建相关的沟通与协调机制，在机制框架内协调解决澜沧江—湄公河的环境保护与开发问题。二是思考在美日介入湄公河地区事务已成为现实的情况下，中国如何发展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双边关系，如何减少美日牵制的消极后果。

中国应调整周边外交战略

随着美国高调介入亚洲事务引发的连锁性反应，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趋于恶化，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互动进程，正在告别过去十年的稳定态势，进入了一个战略摩擦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将减弱，周边国家对我海洋经济资源的争夺将加剧，尤其是，中美之间的角逐将越来越决定亚太地区的秩序，为此中国应该调整周边外交战略。

中美关系的调控空间缩短、缩小，战略性摩擦在所难免。今年以来，美国在中国周边的一系列动作，包括强调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权、加强美越安全合作、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美日韩三边合作的强化等都释放出明确的信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加深，美国要把中国的崛起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绝不允许中国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为防止中国对美国领导地位形成挑战，美国加强了对亚洲外交的力度，在中国周边步棋设子、巧妙经营。美国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利用周边国家之间存在的问题，见缝插针式地介入到亚洲地区秩序中，相互联动制造和利用摩擦与争端。

《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将成为以中国—东盟自贸区为代表的模式与以美国为代表的模式之争的焦点，有可能导致中国投入颇多的“10+3”机制名存实亡。在后危机时代，美国如要振兴其经济，就必须深度参与区域贸易。美国在TPP 中将处于绝对优势，在跨太平洋合作中的引领作用将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强势推动TPP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由于TPP成员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各异，特别是包括越南、马来西亚等与西方“另类”的国家，可以预见，民主、人权等问题不可避免会成为各方争议所在。目前中国尚不是TPP成员，日本、韩国加入TPP，有可能导致中国投入颇多的“10+3”机制名存实亡。

印度2011年的动向值得分外关注，将成为检验大国关系的试金石。除了美国拉拢印度之外，日本与印度迅速走近，将影响中国在地区内的经济竞争力以及对东盟的影响力。2010年9月日本与印度就签署“经济伙伴协议”（EPA）基本达成一致。10月，印度总理辛格借出访越南之机出席东盟与印度领导人会议。12月，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印度，双方一致认为“中印关系超越双边范畴，具有全球和战略意义”。2011年，印度如何在美国、中国、日本之间作出进一步的抉择，可以看作是大国间关系亲疏远近的一面镜子。随着印度经济复苏、军事力量提升以及国际环境利好趋势进一步发展，印度国内对华强硬派的声音将上升，温和派将面临压力，执政当局维护中印关系健康发展的难度增大。在未来五至十年内，印度与美国、日本、越南等国家的关系将进一步发展，但印美关系仍将是印度大国外交的重中之重。鉴于美日同盟体系，印美关系的良性互动为印日关系的深化提供了基础平台。越南是印度深化“东向政策”的重要纽带，是印度军事力量辐射西太平洋的中转站，双边在安全上的合作意义明显大于经贸关系对两国关系的作用。

周边外交中经济的战略化趋势将更加突出，但其使用的时间和方式要慎重。2010年，中國对外经济政策具有了国家大战略的含义，中国通过经济手段实现了巩固和平的周边环境、塑造稳定的周边秩序的目的。即便是国际市场，也不完全是一个自由市场，政治手段和谋略可以发挥战略性作用。中国应该对国际市场的战略性含义做深入的研究，对中国自身在经济的战略化运用上的手段、管理能力以及市场行为体的应对能力做出更进一步的评估。从理论上讲，经济战略的有效性取决于对方受到这一经济手段影响时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尽管敏感性会随着中国国力增强而增多，但对方的脆弱性却可以通过其国内战略进行调整。并且，中国自身也会受到对方使用经济战略的影响。由于这种互动性的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因此利用经济的战略化效应时还须慎重。

篇5：中国周边形势与对策

2012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分析与对策

众所周知我国本土内的西藏与新疆问题还没得到有效解决之际南海又出现了重大问题。东部的日本、韩国南部的菲律宾、越南西南部的印度以及在那遥远西方的美国都对中国虎视眈眈中国的经济正在高速发展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无时不刻的在发展壮大自己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到2010年GDP成功赶超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国。但是在这成果的背后却有着诸多的问题呈现出来了。周边国家越来越害怕中国怕中国真正崛起于是美国就搞了个重回亚太想要挽回美国在亚太经济区的霸主地位一连串的事件接踵而至。菲律宾在黄岩岛问题上于中国纠缠印度不断发展军事力量好似在为战争做准备日本与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仍然争执不休、、、、、中国周边安全问题已经刻不容缓。2011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呈现出五大基本特征朝鲜半岛局势陷于僵局海上问题矛盾激化美日同盟关系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相互刺激军备竞赛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与2010年相比较本年度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并没有明显改善特别是以非传统安全为主要内涵的海上安全问题极为突出。展望2012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两大议程值得关注第一中美竞争加剧美国仍会通过圈围方式遏制中国崛起第二周边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入大选年其内部政治变化可能引发地区外交格局新变化。2011年南海问题出现危机表面上看是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的主权争端但其实质是中美海权的较量。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维护海洋权益和稳定周边海域日益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内容。这与视太平洋为其“内湖”的美国的战略利益不可避免地产生冲撞。南海问题成为美国重返亚太的“抓手”未来美国与周边国家深化海事安全合作结成利益共同体抗衡中国的趋势将增加。为制约中国军事实力尤其是海军实力的增长美国未来还将通过其主导的“雁型安全模式”加大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军事存在。对中国而言海洋是国家利益拓展中必须坚持的内容其挑战是如何让周边国家接受一个新的海洋秩序。受限于技术中国发展航母短期内根本不会对美国海上安全直接构成挑战但是在外交层面上会使得美国的对华政策更加政治化。中国发展航母的目的十分明确中国不当海上霸主不争夺海上霸权和地区霸权不以任何国家为作战目标不对他国构成安全威胁。中国将来拥有航母只会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中国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和近海防卫战略不会改变。但是对美国的一部分人而言中国海上力量增强却是挑战海上安全的信号。一部分专家认为面对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美国无需立即改变其军力发展计划只要持续增加在太平洋西海岸的海军部署并加强与该地区盟友的防务合作以及提升美国航母在该区域内港口的存在就可以维持美国在西海岸的海上优势。2012年美国、韩国、俄罗斯、中国台湾地区等都将迎来大选中国也面临着领导人换届。处于大选年的各国政府可能更加关注国内问题但是选举中议题的炒作也可能给地区国际关系调整带来新的压力和动力。冷静地分析中国周边国家的力量对比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过去没有现在依然没有短期内也不会出现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均势。尽管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获得了持续的经济收益但未来20年内权力的分配优势(尤其是军事能力)还是在美国这一边特别是美国的同盟体系。按照客观的实力分布那么只能说周边国家是追随美国而不是制衡中国。弱小的一方依赖强者并不与历史经验相违背。如果历史经验还具有某种长期合理性的话那么周边邻国不制衡中国的行为是符合东亚的历史情境的。中国外交依然要着眼于为发展创造条件和环境。看待中国与周边的关系需要足够长远的眼光。尽管目前中国已经是周边数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似乎出现了某种经济上依赖中国的局势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如果把美国及其同盟体系算作一个整体基本上所有的周边国家最大的贸易对象集团还是西方世界开创的贸易体系甚至于中国本身也得益于这个开放的经济增长体系至少加入 WTO的10年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回顾自工业革命以来两百多年的历史哪一个国家能够不断推动经济增长让越来越多的人拥有高质量的生活那么这个国家就拥有权力。因此对中国而言要创造性地塑造稳定的周边战略环境。一方面要增强与美国的战略互信与合作管控双方的分歧既要对美重视但也不必处处围绕美国转。另一方面要调整中国的亚洲战略让周边国家更多地分享中国崛起的好处减少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焦虑。如此中国才能继续持续发展实现崛起也并不是不可实现的愿望。

篇6：形势与政策论文——中国周边形势

形势与政策

【摘要】中国作为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地缘矛盾也相应最多。中国作为最复杂的战略主体，与周边国家在领土、领海等权益上，存在巨大问题。而影响我国周边安全的主要因素有：恐怖主义、宗教权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领土纠纷、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安全问题就像一条“V形热点线”，呈放射状特点，在北部、西部、南部、东部和东南部都存在着不安全因素。

进入21世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但世界和平与人类发展面临新的严峻挑战。我国周边安全环境得到较大改善，但周边形势趋于复杂，各种挑战趋于严峻。中国作为邻国最多的国家，地缘矛盾也相应最多。中国作为最复杂的战略主体，与周边国家在领土、领海等权益上，在北部、西部、南部、东部和东南部都存在着不安全因素。目前，我国周边安全环境面临的突出而又迫切的问题主要有：中亚五国与中国安全之间的问题，俄罗斯与中国的安全，中日关系存在历史问题、钓鱼岛主权之争和东海大陆架划分问题，南海地区与东南亚国家存在岛屿主权和海域划分问题，朝鲜半岛核危机问题，中印关系存在严重领土争端，美国力图建立新的反华包围圈以全面遏制中国。

中亚五国独立后，由于中亚显要的地缘战略地位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得世界各国势力在中亚展开了角逐。这也进而使中亚的政治局势更加不稳，另一方面也使中国西北边疆的安全环境复杂化。战后，推行霸权政策的美国在阿富汗建立亲美政权，以及在中亚个别国家建立军事基地，这不仅打通连结扩大了北约和强化了北约和美日安保同盟的战略通道，还可以以中亚为地缘战略支点，以北约组织和美日安保同盟为两翼，抑制俄罗斯的复兴，阻止伊斯兰原教有旨主义的扩展，遏制中国的崛起。中亚国家还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作为中国的邻居，中国在中亚的经济利益是显而易见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将日趋增加，进入21世纪，中国同中亚国家加强了经济合作，扩大了在中亚国家影响力，间接损害了了俄罗斯的传统利益。而美国、俄罗斯在中亚角逐加剧，以获得经济利益。

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从沙俄时期到至今，一直是中国北方最大的邻国和影响中国国家安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从地缘政治上，中俄之间有漫长的边境线；从综合国力上看，俄罗斯仍是世界性大国，并有可能再度成为“世界超级大国”。而作为俄罗斯的邻居，中国尤为关心，复兴后的俄罗斯所奉行的对外战略是否会一如从前的咄咄通人。俄罗斯拥有雄厚的军事技术实力及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是中国实现国防现代化可以借助的力量，尽管俄罗斯处于经济持续恢复阶段，但对华能源战略已透露出俄罗斯未来的战略运筹信息。强大的邻国就像一把双刃剑，假如它对你友好并能给你带来利益，就会由于它是你的邻居而使利益倍增，这个邻居越强大，你所获得的利益可能也越大，反之亦然。所以说，复兴后强大的俄罗斯对中国安全的影响是中国周边国家无法无拟的。

朝鲜半岛问题是东亚地区冷战最大的遗产。进入21世纪后，美国政府对朝鲜采取强硬姿态，最终导致朝美核问题的第二次集中爆发，半岛局势再度趋紧。新世纪初期的半岛局势仍将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发展态势。一方而，促进和解、推动谈判、制约战争的内外因素继续存在和发展，特别是“六方会谈”进程的继续为和平解决争端提供了重要机遇，半岛和平进程有可能在曲折中前进；另一方面，朝鲜与美国、韩国之间的矛盾根深蒂固，各自的国家利益和政策目标大相径庭，半岛局势的发展仍存在较大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不排除出现武力对抗和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朝鲜半岛是中国东北部安全的战略缓冲，半岛局势的紧张将破坏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将影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日本是中国的海上强邻，是当今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又是一个曾经对中国进行侵略统治并至今对此没有清醒反省的国家，还是一个拥有巨大潜力掌握核武器的国家。日美安全、同盟的重新定位，美日联合研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等行为将导致亚太尤其是东北亚地区战略力量的严重失衡，成为影响未来地区安全的重要不稳定因素。进入21世纪，日本决定建立对付“中国海军舰艇活动”的“护岛部队”，2004年更是确认中国为“安全威胁”，实现了安全战略从“防御”的“进攻”的政策转变。

在南亚的印度半岛，印度自称是一只大象。印度21世纪的宏观目标是控制南亚和印度洋，所以，印度大力发展本国经济的同时，其21世纪军事战略是发展强大的军事力量。目标是威慑巴基斯坦，制弱小邻国，遏制中国，拦阻地区外大国向南亚渗透，实现控制印度洋，跻身世界一流大国行列。印度洋是中国与中东、波斯湾、地中海、东非等地联系的海上必经之路，印度控制了印度洋，就等于控制了中国通往这些地区的海上通道，威胁到中国的石油安全。而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冲突更直接是中国周边安全环境重要隐患。印巴冲突是包括领土、民族、宗教之争的综合性、长期性矛盾与争端。近年来，两国在核军备和常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在克什米尔冲突时紧时缓，印巴冲突对南亚安全局势，和我国西部边境的安全有着重大关系。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中国必然向海洋型经济方向发展，中国的海洋权益日益重要。自近现代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洋权益冲突争议日益增多。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非法占领我中国南海的岛屿，开采油气资源，严重损害我国领土主权和经济权益，越来越不利于中国的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南海之争，不仅存在岛屿之争，还有海域划界和资源开发之争。中国和日本除了钓鱼岛的主权归属之争外，还有专属经济区和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中国和朝韩在东海域划界问题上也有分歧，这些问题都是关于资源和地缘优势争端，而这些海洋权益一旦丧失，将严重危害中国国土安全。

当前我面临的安全环境，既不同于冷战时期，也有别于冷战后初期。要求我们必须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辩证的态度，复杂的眼光，尽可能做出全面准确的判断。在看到机遇的同时，更要看到挑战和不利的一面。

地缘环境是影响我国家安全的长期性因素，“先天不足”的特点警示我们：无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努力做到未雨绸缪。

没有和平，安全难以保障；而有了和平，安全也不一定得到保障。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历了 20多年的和平建设时期。但局部威胁却呈上升之势。确保战略机遇期和中国的崛起，需要营造既和平，又安全的周边环境。当前，要做到综合国力协调、有序、均衡、全面的发展，仅仅依靠常规定式是不行的，必须在一段时期内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采取超常措施和手段，将某种实力过去的缺失弥补回来。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经历必要的补课期来缩小各单项实力之间差距之后，才谈得上协调、平衡、有序、全面的发展。这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国家的战略意志和决心。

2011年底，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宣布了塑造“美国太平洋世纪”的战略安排，试图从安全与经济两个方面加强美国在亚洲的存在感。安全上，美国继续升级“雁型安全模式”，不仅强化了美国与各亚洲同盟国的联系，也进一步推动“雁型安全模式 ”中不同梯队间的合作，以共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和中国崛起。经济上，强势推进TPP框架协定，塑造新的亚太经贸版图。TPP不仅是经贸安排，更是一个战略的考量。美国的目的除了要分享亚洲高速经济增长外，更看重的是掌握亚太区域统合的主导权。

展望2012年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有两大战略态势值得深入关注：

第一、中美战略竞争将持续加剧。一方面，奥巴马总统首次参加东亚峰会，在地区合作进程、地区议程的设制以及区域内其他合作机制等都发表了相关构想，这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将产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南海问题矛盾升级，这一问题本来是中国与越南、菲律宾之间的主权争端，但近来的发展越来越表现为中美战略利益的较量。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使得维护海洋权益和稳定周边海域日益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内容，但这与视太平洋为其“内湖”的美国的战略利益不可避免地产生冲撞。南海问题成为美国牵制中国的“抓手”。未来美国与周边国家深化海事安全合作，在海洋问题上结成利益共同体抗衡中国的趋势将增加。对中国而言，岛屿因涉及主权问题，毫无疑问是核心的利益，而海洋利益是国家利益拓展中必须坚持的内容。未来的挑战是周边国家在何种程度上愿意接受中国改变既有的海洋秩序。

第二，2012年是周边国家的大选年，各国国内政治变化可能引发地区格局新变化。2012年，美国、韩国、俄罗斯、台湾地区等都将迎来大选，中国也面临着政府换届。各国政府将更加关注国内问题，但是选举中议题的炒作，可能给地区国际关系调整带来新压力和动力。新领导人上台，财经政策变革将对市场走势产生重大影响，这种波动有时足以影响到国家的对外政策。更为直接的是，新领导人为满足国内民族主义压力，以对外政策的强硬缓和国内矛盾，可能让周边国家在观察政策走向时产生误判。

对中国周边环境产生持续影响的选举，其复杂性还在于政策调整的频率、幅度在短期内都会加剧，这有可能将使那些建立在经验积累上的外交手段失效。由于调整的叠加效应，即便是选举国自身也很难测度政策变化对地区局势的影响，从而使亚太地区存在着若干无法掌控的选举引爆点。在不确定性加大的态势下，对各国领导人的政治掌控能力、外交决策部门的反应能力都是一项严峻的考验。

文化作为国家力量的软实力，日益成为国家安全的有力保障和国家安全运用的手段，是一个民族必须守望好的精神家园，党的十五大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自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手段对我国文化进行渗透。西方国家利用强大的经济实力，传播其民主思想和价值观念，力求使之成为加强接触、灌输思想，移植观念的主要渠道。在现代宗教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中国西北地区迅速蔓延，鼓吹“圣战”，采取暴力手段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某些西方国家也继续利用宗教干涉我国内政，把宗教作为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一种手段，而我国新疆，西藏等地之所以出现民族分裂活动，与某些西方国家利用宗教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中指出“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我们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推动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现振兴和发展；应该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关系”。因此，我们要制定独特的文化战略，以维护中华文明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