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阿q正传》读后感600字

鲁迅小说《阿q正传》读后感600字（共14篇）

篇1：鲁迅小说《阿q正传》读后感600字

我没事干便倒在床上，随手抓过一本书来看——《阿Q正传》——不久从弟弟家借来的。于是随便翻开一页瞧瞧，不久，就被阿Q调戏小尼姑的情节吸引住了，逗得我哈哈大笑……于是我翻到了第一页…… 我一口气读完了它，读完后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又觉得可笑，又认为可悲。同时又佩服鲁迅先生的才华。

《阿Q正传》是一个被那个时代所抛弃的人，他一无所有，只靠打工度日。尽管他“真能做”，但社会的沉重压迫和剥削，使他时时处于生命危机，受尽欺凌。他用“精神胜利法”来自我安慰，自欺欺人，浑浑噩噩，苟且偷生。被别人打时，他自我安慰说：“是儿子打老子。”他的“精神胜利法”可谓天下第一。

阿Q是悲哀的。他并不懒惰，他是靠自己的劳动获得食物的;阿Q也有梦想，他想有一个家，享有名声、有地位——但他在别人的心中永远是卑贱、微不足道的。

现在，我们已经远离阿Q那个时代了，但他那种“精神胜利法”似乎依然可行。

一个胆小的人受到别人的欺辱，嘴上虽然不敢说，但心中一定是愤愤不平，在背后说那人的坏话，将那人骂得体无完肤了。

一位机关干部受到上级领导的批评，心中一定想：“总有一天，你“下”了，我“上”了，你就会栽到我手里……”

阿Q的“造反有理”似乎也流传至今。

一个孩子看到父亲吸烟，而自己却受到了父亲的管制不准吸烟，便觉得这个社会太不公平了!

可笑却又顽固的阿Q精神依然存在，存在于所有人心中…

篇2：鲁迅小说《阿q正传》读后感600字

《阿Q正传》读完了，《阿Q正传》的形象便印在我的心中。《阿Q正传》是一个被那个时代所抛弃的人，他一无所有，只靠打工度日。尽管他“真能做”，但社会的沉重压迫和剥削，使他时时处于生命危机，受尽欺凌。他用“一精一神胜利法”来自我安慰，自欺欺人，浑浑噩噩，苟且偷生。被别人打时，他自我安慰说：“是儿子打老子。”他的“一精一神胜利法”可谓天下第一。阿Q是悲哀的。他并不懒惰，他是靠自己的劳动获得食物的;阿Q也有梦想，他想有一个家，享有名声、有地位——但他在别人的心中永远是卑贱、微不足道的。现在，我们已经远离阿Q那个时代了，但他那种“一精一神胜利法”似乎依然可行。

一个胆小的人受到别人的欺辱，嘴上虽然不敢说，但心中一定是愤愤不平，在背后说那人的坏话，将那人骂得体无完肤了。

一位机关干部受到上级领导的批评，心中一定想：“总有一天，你“下”了，我“上”了，你就会栽到我手里……”

阿Q的“造反有理”似乎也流传至今。

一个孩子看到父亲吸烟，而自己却受到了父亲的管制不准吸烟，便觉得这个社会太不公平了!

篇3：鲁迅小说《阿q正传》读后感600字

一、看客文化中的替罪羊

鲁迅的伟大之处在于他非常典型地以二元对立的结构写出了貌似祥和的社会环境下一些小人物始终被排除在体制之外的情节模式, 整个封建文化氛围与个人不能解脱的救赎、精神与现实的矛盾冲突等等, 造成人物悲剧的不是哪一因素独立作用的结果, 而是在整个看客文化背景下综合作用的结果, 不幸的是他们成为承受精神奴役、被动接受不平等命运的替罪羊, 他们从社会中孤立出去而成为悲剧的一种标志和符号。隐形的等级制度形成一种看客的心理, 对人性的漠视和事不关己的嘲讽在整个社会的文化中根深蒂固, 比如《药》中华老栓和其他人一样等待着对夏瑜的斩首, 民众对鲜血的麻木, 对革命者的不理解, 都成为整个时代悲剧的一个缩影, 而貌似善良的华老栓在这场屠杀中正是充当刽子手的帮凶, 还理所应当地等待着用人血馒头救治下一代的生命。对于看客们来说, 这司空见惯的场景与自己并没有一点关系, 以至于形成一种看客文化, 就是盲目的依从或追从时代的主流, 必要时担任一定的职责来促使主流的顺利发展。那么有看客现象的存在就一定会有人成为这种屠杀中的牺牲者, 他们渺小、卑微、低贱, 他们努力地想成为社会群体中的一员, 但却找不到出路, 最终被社会所抛弃甚至成为人们嘲讽的对象, 就像弗莱所说的那样:“悲剧性讽刺作品的主人公不一定就存在悲剧性缺陷或执迷不悟到了悲惨的境地, 他不过是个遭到社会孤立的人而已。”

《祝福》中以鲁镇庆祝新年为背景凸显出祥林嫂这一角色与环境的格格不入, 重在凸显出祥林嫂受奴役的牺牲者形象。鲁镇文化不仅在政治上压迫着祥林嫂, 在经济上剥夺着祥林嫂, 在男权话语的环境中统治着祥林嫂, 这些她都是在默默地忍受, 但她的存在成为封建黑暗社会的缩影, 她的悲惨遭遇只能成为鲁镇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没有获得任何的怜悯和同情, 她成为时代强加在她身上的替罪羊, 所有的矛盾和缺陷、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在她的心理构成中凝聚和升华。在《祝福》中鲁镇成为整个社会文化、风气的缩影, 它成为人与人之间对立、冷漠、排斥的屏障, 祥林嫂极力地想在这缝隙的文化中寻求出路和解脱, 她用她的麻利、不争、捐献试图找到精神的出路, 或者是得到一点点人性的关怀, 但一张无形的等级使她始终难以融入到社会之中。在初到鲁四老爷家时, 她用自己的麻利能干赢得了人们在把她的逃婚、改嫁、丧子当做趣闻来谈论, 祥林嫂的悲剧在于她把整个社会包袱都背负在自己的身上, 她渴望在精神上被救赎, 但却逃脱不了舆论的枷锁。《祝福》结尾中祥林嫂悲剧性之死使她暂时逃脱了舆论精神对她的压榨, 但是这并不代表人性的黑洞及禁锢的思想链条就此斩断, 也不能说明类似的替罪羊模型得到了遏制, 事实是替罪羊的角色在不断的变换而人性的悲剧还会重演, 这才是时代的悲剧, 是人性麻木的悲哀!

在《阿Q正传》中, 鲁迅塑造出一个自欺欺人的形象, 他是芸芸众生中的渺小者, 正如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所说在反讽式的悲剧中“主人公论体力和智力都比我们低劣, 使我们感到可以他们受奴役、遭挫折或行为荒唐可笑的境况, 他们便属于‘讽刺’类型的人物。”造成阿Q精神胜利的是周遭人的利己主义, 他们对弱势群体的辛辣嘲讽正是整个文化氛围的缩影。鲁迅在塑造这样一物质和精神上的一无所有人物实际上也是为整个时代风气的描摹。人们习惯于生活在自己的精神胜利之中, 以想象的象征符号达到转败为胜的模式, 从另一角度也可以看出鲁迅在将个人的悲剧演绎成时代悲剧的讽刺模式。

二、自我牺牲意识下的替罪羊

中国人总是习惯以“听天由命”作为自己不能逃离现实苦痛的说辞, 实际上这只是人们自导自演的一种自我牺牲精神, 在《祝福》中祥林嫂一次次的捐门槛、一次次的受人白眼, 在她的潜意识中她认为自己应该被如此对待, 在不自觉中就成为封建吃人的礼教束缚中一个可悲可怜的人物, 成为维护封建正统思想、正统文化的替罪羊。同样在《阿Q正传》中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是这一自我牺牲意识。

可以说阿Q从生到死都是在这样自欺欺人的环境中生存, 也就是这样的环境才能够让他自然地摒弃世俗观念, 甚至认为这样的欺辱、不公平待遇是上天安排的, 睡醒一觉就什么都没有了。从阿Q的身上更能折射出中国人的心理防御机制, 它表现为一种等级攀比。中国的文化属于一种集体主义的文化, 与西方倡导个性的个体主义文化相比, 中国人更习惯于把注意力放在社会大集体中, 以及与人的关系方面。所以, 中国人的心理防御机制相应较多地体现了它的社会内涵, 典型地表现为“高人一等”的欲望以及自尊心掩盖下的虚荣心。当一个中国人处于困境的时候, 这句话大概是最好的安慰剂:如果你没有了鞋穿, 想想你周围还有没有脚的人。按理分析, 听到这句话, 第一反应是深刻的同情。而一般中国人拿他来当自己的安慰剂珍藏, 从别人的惨状中找寻自己的幸福。很明显, 这种幸福建立在与别人对比胜利的基础上。“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足以自欺欺人, 自欺欺人也正是阿Q被批判最多的地方。

鲁迅描写了很多“替罪羊”的角色, 他善于将国民的劣根性, 时代的悲剧性通过一个貌似不相干的人但实际上与这个社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联系在一起, 他把无尽的苦难一股脑的压在一个人的身上, 让社会的压力、封建礼教的束缚、个人的牺牲全在同一时刻显现出来。就像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解释:“我们不能光是说替罪羊是无辜的或是有罪的。当说他是无辜时, 是指他所遭受的不幸大大超过他的所作所为应得的报应, 就像登山运动员一声喊叫竟引起一场雪崩一样。说他有罪, 是指他是一个罪恶社会的成员;或者说, 在他生活的世界中, 类似的不公正构成了生存的无法回避的一部分。”这成为鲁迅小说中的一种反讽模式, 成为标榜人性和社会现实的标志。

摘要：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论述了悲剧性讽刺中典型的牺牲者形象, 本文以弗莱的讽刺性替罪羊角度着手, 试图分析《祝福》和《阿Q正传》中祥林嫂和阿Q悲剧典型形成的根源, 并阐释时代精神或作家笔下替罪羊的象征性意义。

关键词：替罪羊,看客文化,自我牺牲,象征

参考文献

篇4：鲁迅小说《阿q正传》读后感600字

关键词：鲁迅　《药》　《阿Q正传》　辛亥革命

鲁迅先生在1919到1921年写了《药》和《阿Q正传》，两篇小说的公共点在于都涉及到了辛亥革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都描写了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农村的社会生活图景。从时间顺序来看，《药》写的是辛亥革命前，《阿Q正传》写的是在革命期间。作品反映了辛亥革命这个历史阶段里中国国民真实的生存环境，并且深入的剖析了中国国民的精神状况。

《药》第一次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剖析了辛亥革命领导者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双重本质，从而艺术的揭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并对辛亥革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药》写了明暗两条线，明线写开茶馆的华老栓到刑场买人血馒头给儿子治病，药是假的，当然治不好，结果是悲剧。鲁迅小说中多次写到愚弱的国民羸弱的病体，这虽也是当时的现状，但这一题材的选择是有意识的，鲁迅先生少年时的经历使他意识到拯救病弱的灵魂比拯救病弱的肉体更加重要，因此他选择了弃医从文的道路。暗线写革命者夏瑜的被捕被杀。小说通过华老栓买人血馒头治病，批判了人们的愚昧、迷信和落后。通过对夏瑜的描写，不仅表现了他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也总结了辛亥革命未能发动民众的沉痛教训。对于夏瑜的牺牲，小说中的群众表现出三种不同的态度。其一是华老栓，夏瑜是为了解救像他这样的受苦人而英勇牺牲的，但他不仅不谈不问，反而去买他的血给儿子小栓治病；其二是那些茶客，他们都不理解夏瑜的革命活动和他的被杀，反而说他疯了；其三是夏瑜的母亲，连革命者的母亲夏四奶奶也不明白自己儿子所从事的伟大事业，在清明节上坟时反而在人前觉得羞愧。因此可以说，小说的悲剧是对旧民主主义革命悲剧的十分深刻的反映，它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提供了有益的历史教训。鲁迅先生把这个历史悲剧和教训反映出来，无非是为了告诉人们：要革命，首先必须做好思想发动工作。要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封建、反迷信，把广大群众从封建迷信的长期统治下解放出来，革命才有成功的希望。

《阿Q正传》是鲁迅另一篇总结辛亥革命历史教训的小说。这篇小说的后三章，集中描写了惊天动地的辛亥革命在未庄引起的变化。小说中重点刻画的主要人物是贫苦落后农民阿Q。由于资产阶级革命不注重组织民众、发动民众，使得阿Q对革命一无所知。他原“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但由于他被压迫被剥削的社会地位所决定，当革命到来时又必然会给他带来一定的好处，因此当革命的消息传到未庄时，他看到举人老爷到乡下来藏东西，是那样害怕革命，赵太爷等人对他也变得异常和气，因此他开始神往了，但他对革命根本不理解，他认为革命只有三件事：一是抢东西；二是报私仇（当然他也分不清敌友）；三是解决女人问题。本来应该是革命依靠对象的阿Q，对革命却是这样理解能怪谁呢？当然责任还应是在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同时，这部小说较《药》更为深刻之处，还在于着力描写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地主阶级的投机革命。辛亥革命的失败不仅仅是没能发动民众，动员民众，而且革命很不彻底。从小说中看，城里的革命党人只追求形式上的革命，忙于剪辫子，这辫子虽是中华民族愚昧、落后的象征，但在革命刚刚取得胜利时，它却不应该是革命的首要任务。如果宣传好民众，他们是会自己动手剪掉的，用不着革命者亲自动手。相反，因为没有宣传民众，就是剪了辫子，也解决不了人们的思想问题。因此，未庄的秀才不敢进城，阿Q也不敢进城，因为革命党人只追求形式上的问题，对于城里举人老爷、未庄的赵太爷都没有给予狠狠的打击；同时还让这类人物钻进了革命的政权机关，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举人老爷当了“民政帮办”，假洋鬼子和赵秀才加入了“柿油党”。未庄仍然还是赵太爷的天下，贫苦农民阿Q却被诬为盗贼而抓去枪毙了。这说明了辛亥革命所实现的和它应该完成的历史任务是不相容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作品深刻揭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以及它与封建势力的血缘关系，从而否定了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

鲁迅先生写作这两篇小说时，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十年左右。他把自己刻骨铭心的亲身经历与多年来的理性思考熔铸在一系列文学形象中，把夏瑜的悲剧和啊Q的悲剧联结起来，表达了对中国前途与民族命运的深刻思考。辛亥革命为什么会失败？一是因为夏瑜这样革命精英势单力薄；二是因为封建反动势力过于强大；三是革命阶级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民众的愚昧和麻木构成了封建反动统治的社会基础，使他们不知不覺地构成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巨大阻力。

鲁迅先生深刻的洞察到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成为“万难打破的铁屋子”，就是因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利用地理环境的封闭，把传统文化中糟粕的沉淀于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相结合，成功地将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使国民不仅表现出无意识的服从，而且是自觉、自愿的认同。这种精神上的奴化与毒害不仅妨碍了他们作为真正的人而存在，也严重妨碍了中华民族的进步。正是因为如此，鲁迅先生坚持认为中华民族的进步与解放首先必须是人的思想解放，必须改造国民性弱点。

（作者单位：河南省沈丘县第一初级中学）

参考文献：

[1]张海洋.精致、凝练-谈鲁迅小说《药》的艺术技巧[J].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1.12.

[2]沈大为.鲁迅与辛亥革命[J].呼兰师专学报,1994.3.

篇5：鲁迅小说《阿q正传》读后感600字

改造国民性，“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是鲁迅创作思想的主要特点。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吧，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①“不幸的人们”，指贫苦农民、贫民、下层知识分子、劳动妇女等广大群众的病苦”，既是物质的“病苦”，更主要的是精神的“病苦”：国民劣根性、封建思想等。通过“揭出病苦”，使人们惊醒起来进行“疗救”：改造国民性，清除封建思想的毒害，进行有效的抗争。鲁迅说“诗歌小说虽有人说同是天才既不妨所见略同，所作相象，但我以为究竟也以独创为贵。”○2

《阿Q正传》是体现鲁迅创作思想的代表作。鲁迅对阿Q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哀怜他不幸的生活遭遇，恼怒他有着精神胜利法等国民劣根性而不起来抗争。它的深刻性在于它把对阿Q这一经典形象的塑造同辛亥革命这个中国的历史大变动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所以便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没有一个深刻的思想变动，便不会有一个深刻的社会变动。

阿Q自欺欺人、自我安慰。其特点是用从幻想中求得胜利、从精神上战胜对方的方法来消除耻辱，取得安慰。阿Q虽然用“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来解脱被人揪住辫子在墙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的难堪的局面，虽然在赌赢的一堆洋钱被抢走后用自打耳光而以为是打别人的耳光的“转败为胜”的办法来“战胜”对方，但是，这一切并不能掩盖他实际上处处是一个失败者。这便是“精神胜利法”。

阿Q爱面子、讳疾忌医，不敢正视自己的弱点和缺点。他连身上的虱子不如王胡多也觉得“大失体统”。他很自尊，可偏偏头上有几个癞疮疤，因而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阿Q既自尊自大而又最能自轻自贱，这两种对立的东西在他身上奇怪地统一着。正如王富仁所说：“但这二重人格又有其统一性，又有相互联结的纽带，这个纽带就是他的自我意识的缺乏、个性意识的缺乏。”○3

阿Q还欺善怕恶、欺弱怕强。他遭到失败后往往不敢向真正的敌手做斗争，比如被赵太爷打了耳光，他不敢抗议，换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他也不敢抗争。却转而向弱小者去报复。他的调笑小尼姑、与王胡以及小D的打架，都是他欺弱怕强的典型表现。

阿Q形象是具有深广的典型意义的。他是“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4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并非只属于落后农民，它是在长期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普遍存在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劣根性。因此阿Q形象对中国人都有针砭意义，它惊醒国人起来改造这落后麻木的国民劣根性。《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也写道：“阿Q是一个人，同时又是所有人。”○5

阿Q主义是一种具有社会性的精神病态，鲁迅对它的解剖意在批判整个旧社会，小说的谴责对象广泛涉及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几十年来，阿Q精神已经成为一切自欺欺人、因循守旧的腐朽思想的通用名词，人们常常用它来讽刺敌人和批评群众中的落后现象。今天，阿Q所生活的时代和环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这个形象至今仍具有现实教育意义，能鞭策我们进一步向旧思想的残余影响进行坚决斗争。

参考文献：

1：参见鲁迅《呐喊》，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第二版，序言 ○

2：参见《中国现代文学史》，党秀臣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95年 ○

3参见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8○

月第1版，第138页

4：参见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序传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三版，第15页。○

篇6：鲁迅阿q正传读后感

这章讲了：阿Q刚从城里回到未庄，却一言不发。天快黑了。他穿着新棉袄，走进柜台，从腰间抓了一大把铜的和银的，说，打酒来!阿Q给掌柜说，他去城里了。然后，全村人都知道了。他给白老爷帮忙。他似乎对城里人不太满意。阿Q开始表演杀革命党，吓得王胡和别人好几天都不敢走近他身边。阿Q从城里带回许多旧东西，邹七嫂、赵太爷都想要，阿Q却说“没有、没有，只剩门幕了”，他只好把门幕卖给了有权有势的赵太爷。阿Q的态度让秀才、邹七嫂非常气愤，然而，邹七嫂将阿Q的可疑之点传了出去，从此，村人对他的敬畏忽而变相了。

我最喜欢文中描写阿Q吹嘘、炫耀，不知羞耻地表演杀革命党那一段了：“‘你们可看见过杀头么?’阿Q说‘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他摇了摇头，将唾沫飞在正对面的赵司晨脸上。这一节，听的人都凛然了。但阿Q又四面一看,忽然扬起右手，照着伸长脖子听的出神的王胡的后项窝上直劈下去道：‘嚓!’王胡吓了一跳，同时电光石火似地赶快缩回了头，而听的人悚然而且欣然了。从此，王胡和其他的人再也不敢走近阿Q身边了。”因为作者用不同的手法把这一段写的淋漓精致，让人读了还想再读一遍，还把阿Q的炫耀、自作聪明写了出来，所以我喜欢这一段。我想：阿Q不知道革命党是帮穷人解除困难，是让受压迫的农民能够解放出来，能有更好的生存环境而惨遭杀害的吧!我真为阿Q的无知而感到气愤、也深深为当时民众的愚昧而感到难过!这一段也充分说明了当时的革命者脱离了人民群众，革命思想不能为民众真正所理解，生活在最低层的、受压迫的、没有进过城的农民以能看到杀害革命党为荣，并深深理解了鲁迅先生当时的哀痛与唤醒民众的强烈心声!

篇7：鲁迅阿Q正传的读后感

最早读这篇小说是在上初中时，那时读了没有现在的深刻认识，只是感觉文笔轻松滑稽，今人发笑，但是现在再读有了一种更深的`感受。阿Q正传，不只是教人笑，而是譬喻灵活，意义深广，其中包含着一种严肃的意义，不只是刻画了一个叫阿Q的乡下无赖，更重要的是他从中反映出的中华民族的劣根性。

读了这本书使我感到书中的阿Q有一种似曾相识是感觉，这也就是作者的高名之处，写出了中国人普遍有的一种劣根性。首先是卑怯，书中写到阿Q喜欢与人打架，但是要先估计对手，力气小的他才打，与王胡打架输了，便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假洋鬼子哭丧棒才举起，他已伸头等挨打了，对势力弱的小D则摆出挑战的架子，对小尼姑则动手动脚。二就是精神胜利法，阿Q与人打了架吃亏时，心里就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象样，居然儿子打起老子了。于是他心满意足的俨如得胜地回去了。这种精神胜利法是中华民族懦弱的劣根，也就是被人期侮了也不自强，从自己找原因，而是归为别人更强，或某种客观原因。正是这种精神胜利法，倒致了中国封建时期的落后。三是善于投机：阿Q本来痛恨革命，等到辛亥革命大潮流震荡到未庄时，赵太爷父子都盘起辫子闹革命，他也眼热，也想做起革命党来，但是阿Q的目的非常明确，也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一为假洋鬼子所拒拆，就想到衙门里去告他谋反，好让他满门抄斩。

篇8：《阿Q正传》新说

一、“看”与“被看”

研究者提出鲁迅的小说叙事“‘看/ 被看’的二元对立”情节、结构模式;我认为, 一者, 不能将此看成是贯穿鲁迅小说的一种“模式”, 因为这在对鲁迅的不少小说的解析中是会“卡壳”的;二者, 在这一“模式”中, “看”作品的读者被悬置, 而“预设读者”在鲁迅基于自我人生体验创作的小说中是相当重要的, 或者说, 他是在通过小说寻找有着相同“境遇感受”的读者, 自然重视小说的“读者效应”, 特别是这篇《阿Q正传》;更主要的是, 从《呐喊·自序》说“弃医从文”之因由言及的“示众”与“赏鉴这示众”出发, 可以发现他的一些小说的人物塑造、场面描写和整体意境确实存在着“看”与“被看”的关系, 但这并非是简单的“二元对立”, 进一步说, 在他的小说中并没有纯粹的“看者”与纯粹的“被看者”, 而且, “看”与“被看”的关系也不简单地体现为“先驱者与群众”、“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医生与病人”、“牺牲者与受益者”。

鲁迅为了凸显小说人物的“看”与“被看”关系, 一方面展示了“被看者”向“看者”的转化, 如《狂人日记》的文言体“小序”就颇不引人注目地把“狂人”送回到“看者”行列中, 这是鲁迅艺术个性中更内在的类似尼采的因素的显现, 直至一年中《孔乙己》、《药》等小说及《我之节烈观》发表后, 这才有了傅斯年的可称为相近“境遇感受”的反响, 但傅也仅仅是要跟着“疯子”找“光明”, 难以感受到这一更“阴暗”的内涵。再如, 《孔乙己》中的叙述者小伙计, 在读者眼中开始难说他之于孔乙己是一个“看者”, 读者是通过他的述说去感受孔乙己的命运的, 但在他述说孔乙己的过程中渐渐地显露出他与那些“喝酒的人”一样, 也仍然是一个“看者”, 这无疑极大地深化了作品的意蕴。

另一方面在鲁迅小说中也许更为突出, 就是“看者”向“被看者”的转化, 在这方面, “看者”并非“始终作为一个‘群体’出现, 不以个体而存在”———“只有一些不分明的形体, 杂沓的动态”, “构不成一个统一的人物”, “或者只是某种‘借代’, 或者是一些‘个性特征仍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的人物”;相反, 不仅“被看者”向“看者”的转化存在着“个性化”趋向, 就是“看者”向“被看者”转化过程中也存在着“个性化”趋向———诸如孔乙己、华老栓、七斤、闰土, 他们又何尝不是一个“看者”, 不过作品在展示他们“被看”的过程中没有着意突出他们本质上的“看”的一面, 而且他们程度不同地都是“个性化”的, 正是在这一“个性化”趋向中, 出现了他们的精神兄弟阿Q, 这个在作品中被写成“生平本来最爱看热闹”的极其个性化的“看者”, 同时, 他的命运又显现出他是一个极其个性化的“被看者”, 这个形象是本质上的“看者”与在作品中主要表现为“被看者”的有机融合与高度统一。

就阿Q本质上的“看者”一面而言, 鲁迅并不让阿Q生活的“未庄”脱离自己笔下一再写到的“鲁镇”、“临河的土场”及“丁字街”、“茶馆”, 如作品中就写到未庄人都知道“邻村的航船七斤”被“剪了辫子”, 又如阿Q为“生计”进城看到了“杀革命党”, 还有“未庄赛神”之类的民间习俗等;但是, 阿Q与鲁迅其他小说相一致生存环境中的“看者”是同中有别的, 他重在写阿Q身上的国民劣根性, 如相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类的说法, 在“思想”上“样样合于圣经贤传”, 他也“无师自通”地视女人为祸水, 特别是他的“精神胜利法”———就此而言, 阿Q无疑应属于鲁迅所说“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中极其显著的一个。

但《阿Q正传》又主要是将阿Q作为“被看者”来表现的, 在这方面, 他不仅“个性化”, 更主要的是被“典型化”了, 这尤其应给予重视。“典型化”的理论近些年来人们似乎不大谈了, 鲁迅对他的小说就说过这个“没有专用过一个人, 往往嘴在浙江, 脸在北京, 衣服在山西, 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的典型化手法。所以, 阿Q作为“被看者”的典型, 所产生的“被看者效应”, 就不仅仅体现在他之为末庄的一个“弱者”。弱而又“强”, “强”而又弱的戏剧性表现, 引起的周围“看”他的“闲人”们特别是赵太爷、赵秀才、假洋鬼子以及赵司晨、赵白眼之流的变化, 视他为“草芥”、“虫豸”, 又曾称他为“老Q”, 最后拿他的命去“报官”请赏, 正显现出“人性的残忍”;更重要的是, 阿Q作为“被看者”, 对“看”作品的读者产生的“反讽的距离”———鲁迅曾就《阿Q正传》被改编为剧本要搬上舞台, 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提出:“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 一下子就推诿掉, 变成旁观者, 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 又像是写一切人, 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这里反映出的人物与读者之间“看”与“被看”关系, 也并非是绝缘的, 而是互相转化的。

二、显现“国人的魂灵”

鲁迅把阿Q写成“被看者”的典型, 主要意图是“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 实现他悟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那种“显示出灵魂的深”。对此, 研究者开掘颇深, 诸如提出阿Q体现了“人类精神的弱点”, 而将这一典型释为“思想性典型”、“精神寄植者”、“精神胜利法的‘共名’”以及人类“精神典型”等;但这些解释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 即鲁迅一再提到的他笔下这个人物是“阿Q”, 他并非将这个人物悬置以获取广泛的时代内涵或某种人类性, 而是在这个“看者”的“被看者”化与“被看者”的“看者”化的过程中, 始终保持着与自己的精神联系。

比如, 《阿Q正传》的“叙述策略”, 开篇“序”有意以“调侃”的语调和方式拉大人物与作者 (还有读者) 之间的距离, 让人物表演“客观化”, 其后人物的表演, 在读者几乎难以察觉即不知不觉中, 被作者有意或者并非有意地在人物身上渗入的主观感情所带动———如小说第二章“优胜记略”, 阿Q因他的“癞疮疤”, 受“闲人们”的一再欺辱, “汗流满面”地赌钱也输, 巧而赢钱又被哄抢, “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了”, 用打自己嘴巴自认为是打别人的方式得到精神满足后, 鲁迅用了四个字:“他睡着了”———显然, 较之在太阳底下那种无休止地“精神耗竭”, 阿Q的“睡着”就显得极其“珍贵”, 不是这样吗?这, 也惟有鲁迅体味得出, 读到这, 不能不使人感到, 阿Q对“‘精神胜利法’的选择几乎是无可非议的”:阿Q (我) 也是人, 如果他 (我) 不这样做, 又能怎样呢?

又如第九章“大团圆”, 题目就颇耐人寻味, 阿Q自己也莫名其妙地被押赴“法场”, 临刑前“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 这使他从精神幻觉真正回到自我人生境遇:四年前遇到的“永是不近不远地跟定他, 要吃他的肉”的“饿狼”, 此刻那对“狼眼睛”“闪闪地像两颗鬼火”, 与现实中正指向他的枪口合一了, 这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 不仅“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 而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 他生平第一次真正感到恐怖, 要喊“救命”, “早就两眼发黑, 耳朵里嗡的一声, 觉得全身仿佛微尘似的迸散了”———显然, 阿Q一生中最清醒的瞬间, 却醒而即殁, 这是无以名状的人生悲剧, ———鲁迅 (由此也带动了读者) 的心在颤抖。

完全可以说, 《阿Q正传》所显现的鲁迅对阿Q的同情, 较之他笔下的孔乙己、华老栓、闰土甚至包括单四嫂子, 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同情基于他的现实人生境遇体验与感受, 是与他所说的“目前的梦”内在相联系的, 即人应该有本于自己的“天性”的正常生活。

鲁迅对阿Q寄予深深的同情, 却又否认了“以……哀怜为目的”对作品的理解, 他同时又把阿Q“无情”地“放逐”了,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显示灵魂的深”, 即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了精神的苦刑”把他笔下的人物送到“那犯罪, 痴呆, 酗酒, 发狂, 自杀的路上去”———于是, 我们在鲁迅笔下看到阿Q的酒后胡话连篇, 与赵太爷攀亲称大;因为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 推而广之, 连“光”、“亮”、“灯”、“烛”也讳;王胡的络腮胡子“太新奇”, 他看不上眼, 就以捉虱子牙咬比响斗气;怕“断子绝孙”就跪下来求吴妈和他“困觉”;更不要说他的参赌, 能骗, 硬抢, 行窃……———这一切为鲁迅笔下本分农民如闰土所不为的劣迹, 又都是阿Q性格顺乎其然地表现。

深一层看, 阿Q实际上处于未庄社会的最底层, 在与赵太爷、假洋鬼子、王胡、小D以及那些没有名字的“闲人们”的“冲突”中, 他始终是真正的弱者和永远的失败者, 这形成了他掩饰自身孱弱地位与失败命运, 变失败为胜利的“精神胜利法”, 诸如, 以“儿子打老子”以至自以为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之类的自譬自解嘲, 而“心满意足的得胜”;其实, 阿Q周围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闲人们”在“玩笑”阿Q后的“心满意足的得胜”, “酒店里的人”对阿Q欺侮小尼姑的“九分得意的笑”, 还有那个与阿Q几乎是一母同胞的小D, 这些人的境遇与阿Q并没有根本区别, 自然有类似的表现;就是也采用“盘辫”法的赵秀才和戴“银桃子”的假洋鬼子, 不也和阿Q一样, 不过抢先一步到静修庵把老尼姑“当作满政府”痛打加之砸与偷以示“革命”吗?怯而称“老Q”的赵太爷不也是因为儿子有了一块“银桃子”而“骤然大阔”、“目空一切”了吗?而实际上, “晚饭早”而“定例不准掌灯”可见拮据的赵府。鲁迅以“只有钱赵两姓是大屋”以见“未庄”, 显现阿Q性格与所在环境的内在一致性, 这与《药》设置“华”“夏”两家一样, 使其精神胜利法富有典型性, 以见“国民的魂灵”。

但是, 鲁迅同样反对“以滑稽……为目的”对作品的理解, 直至30 年代仍然不同意将《阿Q正传》“改编剧本及电影”, 说阿Q“一上演台, 将只剩了滑稽”, “其中情景, 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因为在现实中国任何“沉重”的东西都可能被戏谑化, 这“沉重”含有他的生命, 反映了他与这个“老中国”及其“儿女们”割不断的精神联系;因此, 他又不可能将阿Q真正地“放逐”, 他一再述说着自己从“阿Q的运命”中强烈感受到的, 是“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 ……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 ……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 是中国的“百姓”“默默的生长, 萎黄, 枯死了, 像压在大石头底下的草一样, 已经有四千年!”

三、“梦”与“境遇”

鲁迅说:“阿Q的影像, 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 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他早期论文一再言及的, 中国近代以来不敢正视被奴役的生存境遇而沉醉于虚幻的精神胜利, 即所谓“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 (作者在《阿Q正传》中插入议论直接点出) , 在《阿Q正传》动笔之时的中国, 突然有了异乎寻常的表现, 这促使他决意“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 以揭示“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 用瞒和骗, 造出奇妙的逃路来, 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 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 懒惰, 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 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 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鲁迅执着于“目前的梦”, 执意要破除的又绝非仅仅是“瞒和骗”的“旧梦”, 在他看来, 更需要打破的是与“旧梦”相联系的“新梦”, 或曰“将来的梦”。

阿Q向来沉醉于毫无根据的“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和“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的精神幻象, 即“梦”中, 正是那场“革命”, 使他有了真切的“新梦”:“两碗空肚酒, 愈加醉得快”, 在“飘飘然”中的“造反了”———“我要什么就是什么, 我喜欢谁就是谁”的喊叫, 而后具体化为土谷祠中他的那个似新实旧的“梦”, 虽然未庄 (中国) “样样都照旧”, 但执迷于那场“梦”的他, 连到“钱府”投奔“革命党”被“假洋鬼子”打出也不自觉, 抱着“精神幻象”当了“赵家遭抢”的替罪羔羊, 一命呜呼。

鲁迅对阿Q施以“精神的苦刑”, 就是为了真实再现衰败民族“国民的魂灵”至今仍在精神幻象的自我陶醉中, 不敢正视自我及中国人的生存境遇而借助祖传的“精神胜利法”, “由旧梦而入于新梦”, 在他看来, 这正是中国自近代以来历次变革中未受触及反而加固的精神桎梏之一, 他针对“将黄金时代的出现豫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 借N先生之口说:“阿, 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 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 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

所以, 高一涵在《闲话》中说“《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 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 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 甚至有人自认“昨日《阿Q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 因而猜疑“是某人作的”, 这应该是真实的, 正所谓《阿Q正传》的“被看者效应”, 亦即“读者效应”, 这种“对号入座”应主要发生在为“将来的梦”所裹挟的新文化倡导者身上;但又如高一涵在《闲话》中所说, 他们当得知作者“巴人”非“某人”, 且与自己“素不相识”而豁然解脱, 又禁不住让人打一个寒噤, 又证明这些“老中国”的“新”儿女们摆脱这一精神桎梏, 几乎是遥遥无期了。阿Q临刑前“游街”不就说“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么, 鲁迅对此说得更为明确:“据我的意思, 中国倘不革命, 阿Q便不做, 既然革命, 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 也只能如此……民国元年已经过去, 无可追踪了, 但此后倘再有改革, 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 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 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 而是其后, 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

我以为, 正是这种“将来的梦”的“西学东渐”背景, 而使鲁迅深深感到“古老鬼魂”的繁衍不绝, 又根源于其的某种人类性特征。正是针对这种世界主义的文化现象, 钱理群《丰富的痛苦》一书, 对体现“人性的两极”的唐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 在“神秘的东方古国”呈现出的“中国现代唐吉诃德的乌托邦试验”, 及其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中几乎无法根绝地蔓延的追溯与批判, 那看似“轻松”的笔触是含有他严峻的思考的, 即:人为自己的生命本质所决定, 不能没有对超越现实的理想的向往与追求, 但是, 这种对“彼岸世界”的向往与追求, 是从人的“此岸世界”体验和感受出发的, 应构成对“此岸世界”现实人生困境的批判性审视, 成为处于“此岸”现实中的人不满现状、进而变革现实的精神动力, ———进一步说, 人对“彼岸世界”的“梦”的向往与追求, 是从“此岸世界”人的“境遇”出发的, 只有直面现实人生困境才可能产生超越现实的要求, 这是一种直面现实与超越现实相联系的精神特征。

篇9：浅谈鲁迅《阿Q正传》的思想意义

《阿Q正转》的内容极其广泛、丰富，其思想意义更为深刻。

一、批判封建礼教——强烈的反封建

作者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对旧社会的丑恶、罪恶和病根作了深入揭露，对封建社会、封建思想礼教进行了批判。揭示了封建势力对人民的压迫、剥削、掠夺。揭露了封建主义制造的一系列人生悲剧，而悲剧的主人公，就是阿Q一样的农民。阿Q是未庄的一个贫苦农民，这未庄是赵太爷、钱太爷的天下，阿Q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孤苦伶仃的寄住在土谷祠里，连姓赵的权利也没有。他得到的是奚落、荒凉、精神上的刺痛和创伤。阿Q的聪明、才智、意志、情感、人格……被压迫得一无所有。鲁迅把他写得多么可怜：

鲁迅同情阿Q被压迫、被侮辱的遭遇，他憎恨封建思想对中国人的束缚，他见到的、感到的、甚至受到的，关于生命被压迫和伤害太多了。《阿Q正传》批判了封建礼教的罪恶，作者渴望人们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从严重的精神病态中解放出来。

二、揭示社会的精神病态——精神胜利法

《阿Q正传》揭露了封建思想势力造成了人们物质上的“病苦”，更暴露了人们精神上的“病苦”。阿Q生活在阶级矛盾非常尖锐，阶级对立十分严重的江南农村——未庄，他是一个极其贫困的流浪雇农，穷得只剩下一条裤子，连名字都没有。但是，他的可悲却主要不在物质生活条件被剥夺，而在于他精神生活被扭曲。他生活在最底层，什么人都欺负他、嘲弄他，使他的人格受到难以容忍的伤害，然而，可悲的是，这样一个被损害者，却似乎并无真正的愁苦，倒反而那么得意，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在阿Q身上，束缚着一种可怕的精神枷锁，那便是精神胜利法。分明是挨了别人的打，他却想：这是儿子打老子，分明是别人借乱抢走了他赌赢的钱，他却在愤怒之下抡起巴掌打自己的耳光，仿佛在打别人一样。就算是受了再厉害的欺凌，他都能依靠类似这样的方法转败为胜，最后莫名其妙的高兴起来，他从不正视自己的缺点，妄自尊大。这就是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是被压迫者身上最不可救药的一种精神病态，表现为，首先，自欺欺人，自我安慰。其次、爱面子，讳疾忌医，不敢正视自己的弱点和缺点。再次，欺善怕恶，怕强欺弱。最后，麻木不仁、健忘。

我们可以看出来，贯穿阿Q精神胜利法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奴性，一种遭受压迫之后不敢反抗，甚至不敢正视这压迫的奴性，在阿Q的反抗中，本来是包孕着反抗的萌芽的，但这萌芽要长大，却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恼恨必须进一步发展成为憎恨和报复的冲动。可是阿Q却把这恼恨改变成为自我欺骗的动力，这就泯灭了反抗的可能。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被压迫者身上不可救药的精神变态。

三、揭露现代国人的灵魂——愚昧、软弱

清醒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使得鲁迅成为中国人灵魂的最尖锐、深刻的解剖者，民族精神最精警深邃的反省者，终其一生，他都在批判与战斗中度过，它不仅是新文学的开拓者，还是对中国社会了解最为透彻的思想者，他直面现实，充满勇气揭露、批判和斗争，最能体现其精神实质的是他对中国国民性痼疾的揭示。

四、提高国民素质——启发农民的思想觉悟

鲁迅在《阿Q正传》中提出了农民问题：即农民的悲惨生活境遇和他们缺乏民主主义觉悟的矛盾，农民的生活境遇如此悲惨，主要是他们缺乏民主主义觉悟。阿Q靠打短工为生，过着被剥削、受压迫的生活，但他没有觉悟。作者把阿Q放在辛亥革命中考察，他有革命的要求，这是他活不下去的社会地位和境遇决定的。但是他的革命观中有狭隘的报复心理，糊涂的思想。他没有摆脱精神胜利法，处于失败的地位但不正视现实，蛮目的自尊自大，最后糊里糊涂地当作抢犯枪毙了。

篇10：鲁迅的《阿Q正传》―读后感

小说的内容，博大而精深，并且无一不闪耀着作者智慧的光芒。本文试从作品中所反映的女性观、传统习惯、革命观、奴隶性及看客态度几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一、女性观

自古就有“红颜祸水”之说，在士大夫的眼中，女人的意思有两个：要么是泥美人似的玩物，要么是破国亡家的狐狸精。大抵前者多用于诗词，如“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施;而在做史论时则是后者的一套论调了，“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啊!男人对女人，一面是轻蔑，一面是追求，连屈辱不堪的阿Q面对静修庵里的尼姑也是或“唾骂”，或“伸出手去摩着伊新剃的头皮”并说着下流话，但同时又是小尼姑引起他对女人的无限联想并出现了对吴妈的调戏。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女人是奴隶，当男人也成为奴隶的时候，女人便成为物品，连人也称不上了，男尊而女卑。

二、传统习惯

“从来如此，便对么?”作者借阿Q这一人物对这个问题作了阐释。在阿Q眼中，凡是不合未庄老例的，他都认为是错的，阿Q的逻辑是墨守成规，反对变革，排斥异己。凡有变化的，他都要加以排斥。小尼姑不合儒教，是他排斥的对象;而假洋鬼子进洋学堂，剪掉长辫子自然也是异端，因而成为他最厌恶的一个人;因城里人将长凳称为条凳、煎鱼用葱丝不合未庄老例而不满意;对革命他一向就是“深恶而痛绝之”的。

传统有精华与糟粕之分，习惯有好坏之别。尊老子幼，文明礼貌，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这些都是好传统、好习惯，值得发扬光大;至于女人缠足，男人脑后留条长辫子，虽是传统习惯，则不是什么好习惯，确确实实是有弊无利。

三、革命观

阿Q的革命畅想曲――报私仇、分财物、讨老婆，这些是他的自我设计，是他对革命的理解，也是他向往革命的目的。对“威福、子女、玉帛”(权力、女人、金钱)的追求反映了农民为了“生存和生活”的合理要求，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大小丈夫”们的最高理想。因此，我们可以想见：即使阿Q成了“革命”政权的领导者，他也将只会以自己为核心重新建立起一个新的未庄封建等级社会，这也是历代农民起义的结果。

四、奴隶性

鲁迅对国民精神弱点批判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奴性人格的批判，作品主人公阿Q是一个双重性格的奴性人物。“见了狼，自己就成为羊;见了羊，自己又变成狼”，这是阿Q性格中最为突出的一面。在“假洋鬼子”、赵太爷这些“狼”面前，阿Q表现出空前的软弱，乖乖地做“羊”了，任其欺辱。在王胡面前，阿Q虽然不甚服气，并试图获得胜利，然而，在王胡真的动了气同他打起来的时候，他又软下来了，“君子动口不动手”，这是弱者的哲学，也是由狼变羊过程中的心理安慰。阿Q式的人物，就是这样一种两面人：“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

五、看客态度

篇11：《阿q正传》读后感600字

阿Q在村庄中倍受冷眼，他被人欺负后，总有话语来安慰自己，这种精神被称为“阿Q精神”。这是这部中篇小说讽刺意味最能体现的，也是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的。 从作者的出发点来看待阿Q精神，这是人懦弱、虚伪的表现。阿Q每次受欺负后，他总是找到安慰自己的办法。在一次醉酒后，阿Q说自己是本村名人赵太爷的本家，赵太爷听说后打了阿Q的嘴巴。这件事却因赵太爷的名气在村里流传开来，阿Q因此出了名，即使是不好的事情，阿Q也得意了好久。被人打嘴巴本是一件羞耻的事情，阿Q却觉得值得高兴，因为他出了风头。这是盲目乐观、不理智、不客观的心理，这是中国人病态的表现，是中国社会的典型现象。 整部书中最令我眼前一亮的是，鲁迅先生改编的古代故事。鲁迅先生在故事中融入了自己的观点，加入了当时中国的时代元素。在《采薇》中，叔齐和伯夷在首阳山上不食周粟，只吃山上的薇菜。一日一位阔人家的婢女路过，对二人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们吃的薇，难道不是圣上的吗?”二人听后不再食薇，二十多天以后被发现饿死在山洞中。婢女听说二人的死讯不以为然认为自己不过是奚落了他们几句，她们的脾气不好，死了与自己无关，其他人竟纷纷信服，爱国忠烈叔齐，伯夷成了众矢之的。鲁迅先生选择这段故事揭示了人性中的冷漠自私，正是当时中国社会底层人民的真实写照，古为今用，鲁迅先生的构思实在巧妙!

鲁迅先生一直在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不管是赴日学医，还是后来弃医从文，他的爱国之心始终未变。“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对他一生最好的诠释。近当代中国，已有无数作家，评论家无数篇文章谈及鲁迅先生，因为他是最伟大的“医生”，他的文字化作锋利的刀片，划破国人心中的灰霾，他的精神犹如黑暗中的灯塔，指引中国文坛的前进方向。

篇12：阿q正传读后感600字作文

阿Q无名、无姓、无籍贯，是辛亥革命前后生活在江南未庄的一个流浪雇农。他上无片瓦，下无片地，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过活：“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也是当时社会中被压迫、被剥削的最最底层的人。

现实生活中的失意、失败，却未能激发阿Q的斗志，他对来自统治阶级的残酷迫害竟然麻木健忘，自轻自贱，自欺自慰，甚至用欺侮弱者来发泄自己被别人欺压的不平之气，以获得心理平衡。

篇13：《阿Q正传》教学探微

《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一篇中篇小说, 也是其小说创作的经典, 让人百读不厌, 常使你有一种走入富含珠宝的山谷, 时时有着不同寻常的新发现。它的思想深刻, 它的语言艺术更是匠心独运, 堪称字字珠玑。细细品来, 余味无穷。

第一, 矛盾中求准确。第二章写阿Q在戏台下赌博一事时有这么一句话:阿Q不幸而赢了一回。作为一个赌徒, 赢本是幸事, 可在这里却与不幸连在了一起, 这一矛盾的组合, 巧妙地把那个时代颠倒黑白的现实写了出来。第六章写阿Q嫌举人老爷太“妈妈的”而炒了举人老爷的事说给未庄人听时, “听的人都叹息而且快意”。“叹息”分明表明了听者认为能为举人老爷做事是件荣耀的事, 失去了这样的机缘当然是值得叹惋, 而“快意”又真切地写出了自己没有这个机缘, 而连姓氏都没有的阿Q有机缘但怎么配呢?他失去了是天经地义的事, 当然是值得称快的了。这一矛盾的组合, 众人的麻木、自私和幸灾乐祸跃然纸上。这一章里写阿Q目睹城里杀革命党后, 说:“咳, 好看。杀革命党。唉, 好看, 好看, ……”夸耀之后便在王胡后项窝上直劈下去道“嚓!”……听的人又都悚然而且欣然了。“悚然”就是因砍头而害怕, 而“欣然”又是以砍头为游戏而高兴。讲的人高兴, 听的人陶醉, 这悲喜矛盾细腻地写出了众人心理上的变化过程, 又入木三分地揭示众人的麻木和革命者的悲哀。第九章中写赵家挨抢时, 未庄的人大抵很“快意而且惊慌”, 他们快意于有势之人遭了抢, 又怕危机到自己而恐慌。这一快一慌之间则揭示了辛亥革命没有充分发动贫苦农民而导至了最终失败的教训, 这是何等的深刻呀。这一章中写阿Q临死时从众人的眼里看到了“又钝又锋利”, 死前本能地感到了死亡的恐惧。钝就是不锋利, 他一直生活在冷酷无情、恣睢自私等麻木的包围之中, 从未感到这钝也是锋利, 也能杀人。这一钝一利一针见血地指出, 麻木的人们充当了狼的帮凶:钝刀也能杀人, 直抵人的灵魂而血迹绝无。

矛盾词语的组合, 细腻、准确、透彻, 既揭示了人物内心复杂的心理变化, 也揭示出了精深的思想内涵, 耐人寻味。

第二, 含糊中求含蓄。在这篇小说中, 使用频率最高的是“似乎”和“大约”, 它们分别出现了30次和14次。如果在一般人的笔下, 大都不会如此, 因为它总有一种词语贫乏之嫌。但在这篇小说中, 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小说第一章中有这样一句话:有一回他似乎姓赵……他大约未必姓赵。一个人可以无兄弟、无姐妹, 但一定有父母, 有父母就一定有姓氏, 可这“似乎、大约”却分明地表明了姓氏的不确定性。在此作者匠心独运, 心酸地为读者道出了阿Q卑微的、备受欺凌的社会地位。第二章写阿Q戏台下赌博被打时, 是这么写的:“身上几处很似乎有些痛, 似乎也挨了几拳几脚似的……”之后便是自贱地打起自己来, “可是似乎打的是自己, 被打的是别个自己……”这三个似乎使阿Q肉体上的苦痛化为虚无, 使身心上的屈辱变成了精神上的胜利, 夸张而又具体地诠释了阿Q健忘、自贱、麻木的精神胜利法。第五章中在阿Q与小D争斗时, 这样写众人:“好了, 好了!”看的人们说, 大约是劝解的。这绝对是讽刺。这里分明是煽情, 怎么可能是劝解呢?阿Q对小尼姑凌辱时, 他们用鉴赏家的眼光去欣赏, 用他们那得意的笑去鼓舞, 以达到他们精神上的满足, 这里他们岂能错过这样的良机。

这篇小说中大量地使用虚词, 使得小说字里行间充满了无穷的张力, 为读者在品读时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让读者有慢慢地去品味, 去想象, 去思考。这种不确定的表现形式, 使我们看到这样一位在黑暗中摸索的先驱形象:他既是良医, 又是猛士;既是艺术家, 又是探索家。

此外, 这篇小说中还有大量传神的动词, 如写阿Q欺凌弱小的小尼姑时, 用了手去“摩”她的头皮, “摩”是摩擦之意, 既写也出了他行为的下流, 也写出了他内心的肮脏等;有针对性极强的回环运用, 如阿Q与小D的对骂“记着吧, 妈妈的……”“妈妈的, 记着吧……”写出了一对被欺侮与被凌辱者之间互相争斗的针锋相对与麻木无情;有语言上的独创, 如写众人观看阿Q欺辱小姑而发出的“九分得意的笑”的“九分”, 那缺的一分哪里去了呢?因为他们只是过足了眼瘾, 而没有“身体力行”, 故不能十分的得意。揭示出了人物内心的冷漠与麻木;也有标点符号上的创新使用, 如阿Q在临死前无师自通地喊出“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时小说中这样写道:“好!!!”从人丛里便发出豺狼的嗥叫一般的声音来。就死者的麻木, 麻木观者对就死的快意, 作者写作时的憎恶, 读者品读后的痛惜, 尽在这三个惊叹号中。这一切形成了他和他们的“精神胜利法”的根源, 最后阿Q在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的怒斥下, 用画圈来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小说给读者营造了一层“浓黑”的悲凉, 正因如此, 才有我们对辛亥革命的深沉的思考, 那就是———辛亥革命只是剪掉了大清王朝的一根辫子而已, 而这一深刻的涵义, 作者巧妙地把它刻在了阿Q的“Q”字最后的一笔上, 这是何等高妙的一笔呀。

篇14：《阿Q正传》的反讽艺术

关键词：鲁迅 《阿Q正传》 反讽

“反讽”一词来源于希腊，原指希腊喜剧中一种被称为“一个佯装无知者”的角色，后来“反讽”被解释为“讽刺”、“嘲弄”，使用在修辞学中，19世纪上半叶被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理论家扩展为文学创作原则。布鲁克斯把“反讽”定义为“语境对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即文本的词语和陈述会因为语境而发生扭曲、变形，让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的不一致，出现“新义”，而且这“新义”应该具有讽刺效果。

鲁迅是中国作家中比较自觉地运用反讽艺术的人之一，他笔下亦庄亦谐的语言，喜剧式的悲剧人物，戏谑般揭示的严肃主题，很好地反映了反讽的艺术效果。《阿Q正传》是其比较优秀的作品，小说的标题、立意和语言都体现了反讽的成功运用。

一、小说标题构成的反讽。作者用了一章来解释标题，首先指出“阿Q”这一人物名字的来历。在这个解释过程中，我们发现“阿Q”的原名，无论是“阿贵”还是“阿桂”都具有殷实的气象，而且虽然阿Q姓不姓“赵”似是而非，但毕竟阿Q的姓也是与当地一个旺族、大姓联系在一起的，所以“阿Q”这个名字还是比较富贵的。但生活中的阿Q既不富也不贵，像虫豸一样生活在贫贱之中。就在对阿Q姓氏的考证中，作者还插入了一段生活情景，那就是赵太爷的一句“你哪里配姓赵”如何剥夺了阿Q姓赵的权利。正如另一部作品《祝福》中的“祥林嫂”，她的悲惨遭遇是对“祝福”和“祥林嫂”的“祥”字的彻底否定。标题中“正传”一词更是有着反讽意味。“正传”是指章回小说、评书的正文，或指要叙述的正题，作者在文中也说道：“……便从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所谓‘闲话休题，言归正传这句套话里，取出‘正传两个字来，作为名目……”“正传”一词既像是杜撰又与阿Q一生卑微处境形成矛盾。不只《阿Q正传》和《祝福》，还有《药》和《明天》，小说的标题都有反讽意味，“药”是救治民众的愚昧麻木的革命党人夏瑜的血，却被愚昧麻木的民众吃了下去；“明天”是充满希望给人新生的意象，而《明天》中单四嫂的“希望”儿子宝儿还是死了。

二、小说中对阿Q生活喜剧的表达和其人生的悲剧本质形成反讽。小说中的阿Q总会给人带来“欢笑”，因为他的行为举止常常超出人们的正常思维，出其不意地用他的方式解决各种问题。因为癞头疮，他和未庄人发生冲突，被别人抓住暴打一顿、还被要求承认是人打畜生时，他会和人商量：“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他输了钱，切实地感到了苦痛，却“擎起右手，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打完后心平气和起来。突然萌发的“爱情”让他毫无征兆地跪在吴妈面前，赤裸裸地表达“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因这件事被打后，“似乎一件事已经收束，倒反觉得一无挂碍似的”。阿Q被抓进了栅栏门，在画押时，他伏下身去“使尽平生的力画圆”，“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阿Q惟一一次立志的事情却并未完成得完美，使他佷“羞愧”。直至阿Q要被砍头示众了，他很想唱“手持钢鞭将你打”，但两手都被捆着，于是无师自通地喊了半句从来不说的话“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带着一些遗憾。在整个故事中，作者没让阿Q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悲伤和痛苦，他自娱自乐地活着，并用他喜剧性的表现愉悦着未庄人和读者。我们惯用的以伤痛来表达悲剧的手法在这里被打破了，在《阿Q正传》里，一切的“笑 ”比“哭”更透彻地揭示着悲剧的主题。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他的需要层次理论中将人的需要分成了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其中生理需要指能满足个体生存所必须的一切需要，如食物、衣服、性欲等等。尊重需要是指能满足他人对自己的认可及自己对自己认可的一切需要，如名誉、地位、尊严、自信、自尊、自豪等等。《阿Q正传》中在作者戏谑般的描摹之下，阿Q的人生被剥夺得一无所有。

阿Q是没有人格的，他的人格先是被别人否定，后来是被他自己否定。“阿”是他名姓中唯一可确定的东西，沦落到大街上一只猫狗一样的地位；他的身体可以被恣意殴打，常是被“抓住辫子”“拉到墙上照例去碰头的”。而阿Q呢，先骂自己是虫豸，接着是“擎起右手打自己两个嘴巴”，用践踏自己的人格换来心理的满足，化解所受的屈辱，精神胜利法是阿Q的人格遭受否定、被剥夺后扭曲变态的发泄。阿Q有过生理的需要，但他向吴妈表白后，吴妈哭着要上吊，赵大爷用一支大竹杠将阿Q打出赵府，并借此与阿Q签定了五个条件，地保也讹去了四百文，未庄的女人们见着他“便个个躲进门里去”，也没有人再雇他干活。阿Q因为要追求情爱失去了一切。不仅如此，阿Q对自己想女人的这种思想也是感到羞愧的，在他心里“‘男女之大防历来是非常严的”。情爱不在压抑中爆发就在压抑中死亡，当然这种死亡的形式还可以是情欲的变态。前者如《红字》中的男主人公丁梅斯代尔，在清教徒的生活中他遇到了梅丝特，被她吸引屈从了人对情爱的需求。而在最后，他在人性的爆发中撕开衣服，露出刻在胸前的红A字，和梅丝特一起承受苦难；后者如《巴黎圣母院》中的克洛德，“他一方面憎恨宗教的非人性，一方面又在心里激起了对自己人性要求的憎恨。他极力把这双重的憎恨搅合在一起，使自己成为一个无法解脱的疯狂的人。于是在爱而不得中，他设置了一系列阴谋，劫持爱斯美拉达，诬陷她，直到把她送上绞刑架……”阿Q处境和克洛德一样，色情的眼光、猥亵的行为，便是阿Q情爱被压抑后扭曲、变态的发泄。作品中阿Q与女人的接近有两次：一是调戏小尼姑；二是五六年前，曾在戏台下的人群中拧过一个女人的大腿。如果说马斯洛的五个层次体现人的需要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那么由人格到生理需要的被剥夺便将一个人的人生悲剧深化了。

三、小说语言上反语的大量使用。鲁迅笔下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由于大量使用反语调侃，有人认为他的语言过于油滑。对于这一点，鲁迅也明确地说：“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被认为油滑的作家不止鲁迅，老舍也有嫌疑，然而他们还是不同的，老舍是慈善的温和的劝慰，鲁迅却是犀利的严酷的揭露。鲁迅似乎也无意改正自己这种风格，他在《故事新编》的序言中说：“过了十三年，依然并无长进。”反语是鲁迅让丑相无处遁逃的武器。《阿Q正传》中反语的使用加强了喜剧效果，也让我们在微笑中更见作者的泪和怒。革命发生后，“假洋鬼子回来时，向秀才讨回了四块洋钱，秀才便有了一块银桃子挂在大襟上了，未庄人都惊服，说这是柿油党的顶子，抵得上一个翰林”，这里的“银桃子”是革命党徽章，“柿油党”就是自由党，虽然作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说：“‘柿油党……原是‘自由党，乡下人不能懂，便讹成他们能懂的‘柿油党。”用未庄人的未见过世面来阻止读者的疑惑，我们仍然强烈地感受到作者隐去的意图，这里显然用了一个克制陈述，革命应该是轰轰烈烈、众人皆知而且严肃的，却以“银桃子”“柿油党”这样滑稽的语言戏谑地写出，其目的在于“故意把话轻说，但使听者知其重”。鲁迅对革命一直有着冷静的思考，他内心热与冷矛盾冲突着，他满腔热情，希望革命改变现状、改变民众的精神，而又冷眼看穿其中的种种弊端，这句话既反映了未庄人愚昧保守，更批评了革命的不彻底和脱离群众。

文学的魅力来自文本巨大的张力，在有限的文字里给读者尽可能多的意义；文学的魅力还来自文学语言的陌生化，突破正常表意的方式，给读者带来新奇感从而关注它更深层的含义，而“反讽”使得《阿Q正传》具备了这些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