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盘点典型反腐案件

2024年盘点典型反腐案件（精选6篇）

篇1：2024年盘点典型反腐案件

媒体盘点2014年反腐典型案件

2014年5月，王岐山在与部分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企业、国有金融机构负责人座谈时表示：“要重点查处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等四类干部，形成有力震慑。

王岐山所指的这四类干部包括，十八大后还不收敛不收手的、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的、群众反映强烈的、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

再加上去年多个中央巡视组的巡视报告反馈，成为了贯穿在2014年反腐败进程中的一条主线，更是“治标为主”策略的进一步深化。尤其是在当前的反腐形势下，严查情节严重的、影响大的，能提振反腐信心，摧毁腐败分子气势，对贪官起到更大震慑。

No.1 围捕最大“老虎”

典型意义：打破“刑不上常委”的误区

代表案件：***案

众所周知，就反腐大势看周案，早已震慑天下官员，影响深远。12月5日，***被移送司法，流传多年“刑不上常委”的江湖传说就此作古。

围捕***，中央纪委给各地纪委上了一堂生动的“打虎课”。先是查处他在地方工作时的一大批贪腐“嫡系”，再是“石油帮”的轰然倒塌，紧接着政法系统的“小弟”们、贴身秘书们。在剪断外围羽翼后，***的多名亲属也先后落网，最终形成对他的合围。

再看***的所作所为，与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身份已格格不入，尤其是“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泄露党和国家机密”，让人触目惊心。***以及腐败下属们热衷拉山头、搞宗派、划地域，由此组成利益共同体，导致山头式腐败泛滥，对于这种“山头主义”、“圈子文化”正是实施重点打击的对象。

No.2 晋官难当，山西塌方

典型意义：当前反腐的多个样本聚合

代表案件：令计划领衔的团伙腐败案

冬至夜，令计划落马。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号“侠客岛”随即发文称，在这两年的“山西反腐记”中，隐隐看出，令计划便是那个“坐在腐败阵营中军帐中的执牛耳者”。

山西官场的顽疾，早已深入骨髓。盘根错节的各种圈子、家族腐败、畸形政商关系、红极一时的“政治明星”被查、纪检干部“灯下黑”、不收敛不收手的腐败„„山西反腐的身上似乎具备着今年反腐重点的多个剧本。

年内已经落马的山西高官金道铭、令政策、申维辰、陈川平、白云等人，相互之间的交集，更是给人莫大想象空间。令政策落马时，新华社“中国网事”为此写了一篇评论，标题叫《朝里有人也不灵》。

有人猜测，令计划的倒台，会不会是山西反腐的终结。这显然是片面之辞。廉政瞭望在2014年做过两期封面策划《晋官难当》和《重振山西》，提出从十八大后一系列反腐举措来看，反腐从未设立过底线和禁区，只要有情况，肯定是一查到底。就山西反腐进程而言，家族腐败、连环落马„„公众们看得“热闹”，背后则是中央整治山西官场顽疾和重建山西的苦心。

No.3 军中反腐，号角嘹亮

典型意义：去军队反腐神秘化，拿下“硬骨头” 代表案件：徐才厚案、**案

去年是甲午年，总书记多次提到，甲午战争为中华民族的剜心之痛，甲午战争也恰恰是败于军中腐败。反腐强军，军队改作风反腐败在去年呈现了以上率下、层层紧压态势。

有种传统观念认为军队以稳定为主，轻易不会由人事异动或者其它因素造成震荡。而今年以来的“军中打虎”，由**这个“中老虎”到徐才厚这个“大老虎”，先易后难，循序渐进。说明在“稳定大如天”的军队系统，从来就不会容忍腐败。

在总政出台的新古田会议精神解读文件中谈到，要以大案要案牵出的问题为线索一查到底，不仅要拔出“萝卜”，还要洗去“泥”。可以预见，包括军队系统在内，反腐败战场还将持续深入向前推进。有专家预测，也许还会有更大的“老虎”被拿下。

No.4 省级“山头”，轰然倒塌

典型意义：前省委书记落马对应一地官场的“差序格局”

代表案件：苏荣案、白恩培案以及牵出的两省多起大要案

苏荣和白恩培这两个人，有着很多共同点。都是曾出任过多个省份的“一把手”，执政经验可谓丰富，任期届满后都到全国人大或政协出任新职，他们的相关线索都来自于中央巡视组，案发前后均引发了当地多名副省级干部和厅级干部落马。

以苏荣为例，先是有江西三名省部级官员陈安众、姚木根、赵智勇接连“出事”，辅之坊间关于苏荣及其家人的种种负面传闻，中央在江西“打虎”进度走向纵深。苏荣6月14日被宣布受查，让江西官场那只“悬着的靴子”落地。在云南，也先后有沈培平、孔垂柱、张田欣3名副省级官员身败名裂。这样的腐败，已经具有集团腐败的性质，且是基于利益而非志趣结成同盟的官场“山头”，大行投机主义。据媒体报道，云南官场如同一张网，各个“山头”之前的关系从来就不是单线条的，里面充满了买官卖官和明争暗斗。

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官场生态之下，干部们怎么能放开手脚去干工作，更遑论造福人民了。专家指出，严查苏荣、白恩培等案件，也表明了中央对净化地方政治生态的决心和力度。

No.5 “政治明星”，能人腐败

典型意义：防止重要岗位上的“边腐边升”

代表案件：万庆良案、毛小兵案

去年落马的一干所谓“政治明星”中，大多都是“年纪轻轻”就执掌了重要岗位，自我感觉良好，平时在公众面前也是竭力展现出自己的“能干”和“亲民”。

年轻是他们的优势，但是仕途太顺并非是绝对的好事。有的人本身意志不强，也缺少实践和思想的磨砺，走起路来难免漂浮。

2014年以来，主政西宁、广州等省会城市的毛小兵、万庆良相继落马，这些干部均历经党政多岗锻炼，后者更曾是广州最年轻的市长。江苏的李连玉、蒋国星等曾担任过县委书记职务的落马官员，也被一度视为是“明星”、“能人”。中央第十二巡视组在江苏的巡视报告中就指出，当地“能人腐败”问题突出，要求深刻总结教训，在选人用人上摆正“德”与“能”的关系。

廉政瞭望曾专门分析过，查处“现在重要岗位官员”和“政坛潜力股”，则可遏制其滥用权力，防止带病提拔，中央将这样的人及时揪出，可防止重要岗位上的“边腐边升”。

No.6 “天下第一司”的“人去楼空” 典型意义：失控的绝对权力危害

代表案件：价格司窝案、魏鹏远案

发改委价格司因掌控了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医药、银行收费等诸多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定价权，被称为“天下第一司”。

据最高检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徐进辉日前介绍，2014年最高检共查办发改委受贿案11案11人，其中价格司有5人，偌大的价格司领导层仅剩下一名巡视员和一名副巡视员，两名司局级领导。上述5名官员出事前，几乎都以改革派形象示人，他们正是以改革的名义，走进了利益的棋局，并最终在其中迷失。

此外，同属于一个系统的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更是因为家中被搜出2亿元现金，成为建国以来检察机关一次起获赃款现金数额最大的案件。

这种“审批崩塌式腐败”的背后，正暴露了目前某些部门审批权过大、过于集中，缺少监督的问题，审批公章俨然成为少数官员的摇钱树。在2014年反腐风暴背景下，国家发改委（包括国家能源局）是目前落马官员最多的部委。这让外界再次看到，绝对的权力被人滥用，会导致怎样的后果。

No.7 “下山老虎”末路

典型意义：打翻“退休保险箱”

代表案件：阳宝华案、赵少麟案

武侠小说中，武林中人退隐时常公开举行“金盆洗手”的仪式，想表明自己弃刀封剑，以此来求得远离是非全身而退。不少贪腐官员往往也抱着“只要退出就不会再生事端”的侥幸心理，以为退休就进了“保险箱”。很显然，这一如意算盘在去年彻底落空。除了***、徐才厚这些“特大下山老虎”外，中央纪委对省部级的“下山老虎”的查处力度，在去年也得到空前加强。如果说前年退休的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阳宝华在去年案发，仍属于时间“较近”的话，那么曾服务过3任省委书记，退休已8年的江苏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少麟的落马，足见中央反腐的纵深。

按理说，一定级别的官员在官场上关系网本就庞大，十八大之后查处的“下山老虎”，不少就是在查新案时带出的“旧案”，新旧案一起查，也再次表明了反腐没有禁区和休止符。

No.8 严查“不收手不收敛”

典型意义：防止腐败增量，使之不敢腐

代表案件：谭力案、韩先聪案

年末，在中央纪委纪录片中，我们看到了万庆良顶风吃喝的天价会所，而在实际案件的查处中，还有出入高尔夫球场的海南省原常务副省长谭力、被查当天手机信息显示还有两场饭局的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韩先聪，因大吃大喝受到党政纪处分的一名交通部副部长。他们都属于中央纪委要严查的“不收敛、不收手”干部。

有的人心存侥幸心理，他们仍然有着“隔墙扔砖头”的心态，砸住谁谁倒霉。这种心理好似一堵“障眼墙”，能遮了他们的双眼；再就是有种“破罐子破摔”的惯性心理。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多年做下的“事”，一旦发于东窗，必定插翅难逃。他们已经在贪腐路上走得太远，不能回头也无法回头，于是硬着头皮走向深渊。

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就曾感慨：“从最近查处的案件来看，有的人还不收敛、不收手，令人震惊。”严查此类干部，旨在遏制腐败“增量”，传递了抓典型、除首恶，抓铁有痕的信号。

No.9 小官巨腐之“虎蝇” 典型意义：“苍蝇”的负能量，有时不亚于“老虎”

代表案件：马超群案

恐怕谁都想不到，刷新全国“小官”贪腐记录的，是一个并没有掌握太多行政资源的科级干部：河北秦皇岛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总经理马超群。

大家知道，供水属于垄断行业，马超群作为一个区域的供水公司总经理，相当于一人掌握了一个区域的供水资源权力，不过上亿的涉案金额仍然让人吃惊。

更触目惊心的还在后头。据《学习时报》统计，自2013年以来，全国各地公开村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中，涉案总金额高达22亿元，涉案金额超过千万元的案件有12起。

查处马超群这样的“腐败标本”的意义在于，让公众看到这样一个事实：贪官腐败涉案金额不在于级别有多高，而在于其权力有多大，其手里有没有掌握大量资源。严查小官巨腐，是因为他们目标小，隐蔽性强，又发生在群众身边，影响恶劣。

No.10 消灭“灯下黑”，管好“自己人”

典型意义：自我净化，清理门户

代表案件：魏健案、曹立新案

荀悦在《申鉴·政体》中说：“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意思是说善于用禁令治理社会的人，必然自己先按禁令要求自己，然后才能要求别人。

历来，监督最怕“灯下黑”，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王岐山说过：“对纪检监察干部的违纪违法行为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2014年以来，已经有多名与中央纪委有关的官员被查，包括曾在中央纪委任职多年的金道铭，中央纪委委员申维辰和梁滨，中央纪委原四室主任魏健、监察专员曹立新。据《财经》报道，魏健曾利用职务之便，向***通风报信。种种迹象表明，中央纪委反腐没有“特区”，消灭“灯下黑”是反腐“大手笔”的应有之意。

此外，对纪委干部在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处罚上，也做到了一视同仁。12月，江苏泰州市姜堰区纪委公款消费的“内部账”被人“晒”在了网上，其中大部分消费都是原姜堰纪委书记栾立平个人接待或“送人”用的，引发网民“围观”。这本身就说明，纪检监察机关并非天然的“避风港”或“保险箱”，和其他官员一样，纪检监察干部也不具备天生的“免疫力”，需要更加从严要求。

篇2：2024年盘点典型反腐案件

1、赵仕永案：“温和腐败”发人深省

2009年6月29日，云南省麻栗坡县委原书记、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民政局原局长赵仕永被法院一审以受贿罪、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650万元。法院经审理查明，赵仕永在任职期间，受贿索贿400多万元、贪污公款50多万元。

赵仕永的敛财方式有五种:为人提供帮助受贿、利用县委书记的核心权力决策作用收钱、去企业调研捞钱、直接或间接地开口要钱、个人购物公家报销。赵仕永一直认为自己是在为麻栗坡办好事的情况下收的钱，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常行为。直到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他才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犯罪。赵仕永发明了两个词———“暴力腐败”和“温和腐败”。他认为，那些不给钱就不办事的人是“暴力腐败”;像他这样在为人办好事的情况下收点钱，是温和的，所以他说自己是一个“温和腐败的县委书记”。

赵仕永的“温和腐败”论，反映了时下腐败动机的复杂性，貌似搞笑，却值得深思。专家指出，“温和腐败”仍然是腐败。因为“温和腐败”本质上仍是运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利益，只不过是形式“温和”。“温和腐败”相对于“暴力腐败”，只是形式和手段上的变化，是用表面上的为民办事来掩盖背后的为己牟利，权钱交易的实质没有改变。

2、徐国元案：“草原巨贪”利令智昏

2009年8月21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原市长徐国元因犯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庭受审的还有他的妻子李敏杰。她被法院以受贿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法院审理查明:徐国元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其妻李敏杰非法收受他人财物1258.17万元，且在2006年6月纪检监察机关开始对其收受别墅一事进行初核后，仍大肆收受他人款物，情节特别严重。徐国元归案前，其家庭尚有1410.6万余元的财产明显超过合法收入，本人不能说明来源合法。

被媒体称为“草原巨贪”的徐国元，推崇“办事送钱、送钱办事”的潜规则，该办的事没钱他不办，该出面的事没钱他不去。他的自我评价是:“我不是一个昏官，也不是一个庸官，但却因为廉洁问题成了一个出了事的贪官。”然而，司法机关对其犯罪事实的认定以及对他的判决，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利令智昏必成贪。

徐国元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是迄今为止内蒙古自治区查办的职务最高、案值最大的党员领导干部腐败案。

3、孙瑜案：上升很快落马也快

2009年8月3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孙瑜因犯贪污罪、受贿罪，被南宁市中级法院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没收个人财产100万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4年下半年至2006年11月，孙瑜利用其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的职务便利，指使他人虚构项目，共同骗取国家资金共计400万元，其中80万元未遂。2003年底至2007年8月，孙瑜利用上述职务便利，为他人在解决原料供应、审批木材采伐指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先后索取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328万余元。

有媒体称，从一名镇党委书记到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孙瑜只用了7年便跨越了5个台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他任自治区副主席时，年仅41岁。而他也成为自1999年以来第4位被查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高官。

4、陈同海案：单笔受贿创造纪录

2009年7月15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对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陈同海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陈同海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经审理查明，1999年至2007年6月，陈同海利用其担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在企业经营、转让土地、承揽工程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钱款共计折合1.9亿余元。

陈同海受贿时间跨度长达8年，在企业经营、转让土地、承揽工程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钱款共计折合1.9亿余元。其单笔最高受贿金额达1.6亿元，创建国以来单笔受贿金额之最。陈同海还创造了“每月交际一二百万元算什么，公司一年上交税款200多亿元”的“名言”。

篇3：2024年盘点典型反腐案件

案件一:苹果与唯冠i Pad商标权纠纷案

苹果与唯冠商标权之争可追溯到2000年。2001年唯冠国际集团大陆子公司深圳唯冠注册了i Pad中国商标, 并将该商标应用于自主研发的液晶显示器等电子产品。2006年, 苹果公司开始推广i Pad手机, 并计划推出苹果电脑。2009年12月23日, 台湾唯冠集团跟苹果IP公司签署协议, 从唯冠国际手中买下全球10个i Pad商标。然而, 商标权转让合同上没有“深圳唯冠”的盖章, 也没有“深圳唯冠”的签名授权, 中国内地i Pad商标权仍在深圳唯冠的手中。2010年6月, 苹果在深圳中院起诉深圳唯冠, 要求确认苹果对深圳唯冠i Pad商标的合法拥有权。2011年3月, 深证唯冠向北京市西城区工商局提出投诉, 认为i Pad商标没有转让, 深圳唯冠是i Pad商标权人, 苹果在中国内地销售i Pad属于侵权销售。2011年12月5日, 深圳中院作出苹果败诉判决。苹果不服继续向广东省高院上诉, 二审于2012年2月29日开庭。2012年7月2日, 旷日持久的苹果公司与深圳唯冠i Pad商标纠纷尘埃落定。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布, 双方在法庭干预下已经达成和解, 苹果公司为获得i Pad内地商标权向深圳唯冠支付6000万美元。

苹果公司其所犯的本质错误是忽视了不同法律文化间的冲突, 外国公司必须谨慎确定商标战略, 尊重中国本土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苹果应该咨询中国专业代理机构或中国律师而不是通过英国律师进行商标权转让, 没有合法的商标权而强行进入中国市场使得苹果i Pad商标和解赔偿额成为到目前为止中国知识产权司法案例中的最高赔偿额。苹果公司与深圳唯冠争夺i Pad商标权案警示企业经营者, 企业在国际化发展进程中, 一方面要加强自身的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 不仅要把知识产权当作一种专有权利, 更要把它作为一种重要资产和资源进行管理和运营;另一方面要分析目的国的知识产权布局, 要熟悉目的国的知识产权法律。

案件二:苹果与三星外观设计专利纠纷案

苹果与三星专利纠纷的核心是移动科技产品的设计专利问题。苹果认为三星抄袭了i Phone和i Pad的外观设计并借此牟取高额利润, 包括13款智能手机、两款媒体播放器、两款平板电脑。苹果建立了多个财务模型计算赔偿数字, 三星售出的2270万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 总计销售收入约为81.6亿美元, 带给苹果的直接损失高达27.5亿美元。三星抄袭设计行为已经违反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规定, 要求三星承担侵权责任并支付损害赔偿金27.5亿美元。三星在诉讼中反驳, 自己拥有技术专利, 通过应用在智能手机上的基本技术已经实现了相关的外观设计。苹果的首款i Phone在三星开始研发移动电话技术的20年后才走向市场。如果不是利用了三星的专利技术, 苹果也不可能研发出i Phone。三星同时还出示了苹果的市场研究报告, 解释消费者当时购买搭载谷歌Android操作系统手机的原因。三星在发布广告时都将这一点作为区分与i Phone的一个重要元素。所以, 三星售出一部手机并不代表苹果少卖一部i Phone, 苹果索赔要求的财务模型证据并不充分。在加州圣何塞的联邦法院的庭审中, 苹果向陪审团证明, 其创新能力不仅能获得市场认可, 在法庭上同样无可辩驳。三星回应称, 很多相互竞争的产品外观都很相似, 在这场诉讼中, 苹果想要扼杀合法竞争, 并限制消费者的选择, 以此攫取高额利润。

法院对于科技产品的专利保护, 历来都更重视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 因为这类创新可以带来全新的任务完成方式。一旦获得专利权, 实用新型专利可以享受20年的保护期。从苹果的专利申请组合可以看出, 苹果十分看重设计创新, 苹果会将那些他们自认为独特的设计申请为专利。尽管智能手机市场处于迅猛增长态势, 但实际上赢家只有苹果和三星。苹果发起的这场诉讼是要保护2013年或2015年乃至之后发布的产品。事实上, 苹果的法律攻势已初见成效, 三星已改变了设计方向, Galaxy SⅢ是第一款由律师注重专利而设计的智能手机, 它避开了几乎所有可能侵犯苹果公司的专利元素。毫无疑问, 苹果未来几年将陆续推出更具革命性的产品, 这场诉讼的意义就在于阻止三星的发展, 并向其他公司发出明确的“禁止剽窃”信息, 这场诉讼的影响远比27.5亿美元的赔偿更为重要。

案例三:百度与奇虎360不正当竞争及著作权纠纷案

2012年10月16日, 百度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奇虎360不正当竞争及著作权侵权, 索赔1亿元, 要求奇虎360停止抓取百度网站内容并公开道歉。2012年8月16日, 360搜索上线并迅速获得国内搜索市场10%的流量份额。8月28日百度对360搜索采取反制措施将来自360搜索的用户请求跳转至百度首页, “3百大战”就此爆发。百度在起诉状中称除搜索服务外, 百度网站还设有百度知道、百度百科、百度新闻、百度音乐、百度旅游等栏目, 百度对这些内容享有著作权及其他合法权益。奇虎360违背国际通行的行业规则, 罔顾百度的权利声明和技术措施, 非法抓取、复制百度网站内容, 直接以快照形式向网民提供, 严重侵害百度的合法权益。奇虎360认为, 搜索爬虫的Robots协议仅是一种技术协议不是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合同契约更不是法律, 因此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违反或遵守。而百度以此为由, 限制后进入者公平参与竞争涉嫌违反《反垄断法》。

奇虎360认为自己并未侵犯百度著作权。首先, 未侵犯百度搜索的网页版式设计权。从搜索结果网页展示的整体上可以明显发现百度搜索结果页面存在推广链接, 而360展现的是纯自然搜索结果, 也没有抄袭百度的搜索算法。其次, 搜索结果的整体排序不具备显著的独创性, 因而不能成为《版权法》的规制、保护对象。百度图片、音乐、地图等垂直类搜索也同样不能成为《版权法》的保护客体。再次, 百度公司对百度百科、百度知道等网站内容不享有著作权, 这些信息内容由网友创建并上传, 其著作权应属于上传网友而非百度公司, 百度公司仅对其网站平台架构和设计编排享有著作权。最后, 网页快照也不构成复制侵权。网页快照是搜索引擎为了有效向用户提供基于关键词的搜索结果, 使用蜘蛛爬虫程序对网页进行扫描并复制至自己的高速缓存中从而形成快照。整个过程自动完成, 没有发生人为干预和参与的过程, 因而搜索引擎在快照形成过程中, 并不构成复制行为, 不构成侵权。

目前该案正处于庭前调解阶段, 但双方是否接受调解尚未可知。网络用户可以发现自从奇虎360推出搜索后都是百度针对360的搜索业务展开制裁, 但凡从360综合搜索进入百度旗下产品的页面都将直接被跳转到百度首页。虽说360也随即展开了反制裁行动, 将搜索结果中所有百度产品页面全部引向其百度快照, 但是, 双方无论何种做法都属于为争取流量而不惜牺牲用户体验的行为。搜索平台应当提供给用户一个健康的环境, 而不是利用平台打压对手。百度此次延续的腾讯手法, 要用户在360综合搜索与百度搜索之间二选一, 这种因商业竞争而抛弃用户利益的行为实在发人深省。

案件四:朗科科技诉北京旋极信息技术公司发明专利纠纷案

朗科科技公司于2012年5月15日向广西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北京旋极信息技术公司、中国农业银行及农行北海工业园支行侵犯公司发明专利权, 要求停止侵权并索赔6000万元。被侵权专利名称为“用于数据处理系统的快闪电子式外存储方法及其装置”, 专利号99117225.6, 于2002年7月24日获得专利权。朗科科技认为, 对北京旋极信息技术公司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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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向中国农业银行及下属支行销售和许诺销售产品与涉案专利进行数据处理对比分析后发现, Comyi KEY220使用涉案专利所保护的快闪电子式外存储方法, Comyi KEY220的结构与涉案专利所保护的装置结构相同或等同。被告未经朗科科技许可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销售和许诺销售涉案产品的行为, 涉嫌共同侵犯朗科科技的涉案专利权。被告应当立即停止侵权行为, 依法对公司因其侵权行为所受经济损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旋极信息认为, 旋极信息对Comyi KEY220产品拥有其全部知识产权, 公司对该产品研发思路清晰、形成产品的研发过程和时间流程完整、明确, 并拥有相关的软件著作权 (Comyi KEY220软件V1.0) , 属于旋极信息独立研发的产品。该产品与朗科科技涉诉专利的权利要求存在显著差异, 不属于朗科科技所主张的涉诉专利权要求保护的范围, 不构成对朗科科技涉诉专利侵权。

目前, 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此案但尚未审结。据了解, 专利授权许可收入为朗科科技重要的业务经营模式之一, 2011年朗科科技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3亿元, 实现净利润1631万元, 其中专利授权许可收入为1048万, 毛利率高达98.21%。对于全年净利润仅为1600万的朗科科技来说, 诉讼一旦胜诉, 6000万赔款将是一笔极为可观的收入。不过由于专利侵权诉讼周期漫长、费用较高等特点, 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即使此案胜诉, 赔偿金额也未必达到索赔预期。专利权授权许可本是保护专利权人权利的一项制度, 但在市场竞争中如果出现企业滥用许可权而打压竞争对手的行为, 则需要市场纠正和法律调控双管齐下加以规制。

篇4：盘点2013年“反腐新气象”

1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一年来，多名副部级以上官员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查，这一长串“老虎”名单包括周镇宏、刘铁男、倪发科、郭永祥、王素毅、李达球、蒋洁敏等。与此同时，雷政富、“房叔”蔡斌等更多的基层官员在今年被查处或已受法律惩处。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认为，“老虎”“苍蝇”要一起打，如果不打“苍蝇”，有一天“苍蝇”也可能变成“老虎”，而不打“老虎”的话，“苍蝇”也会有恃无恐。

给权力涂上防腐剂

3月26日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把反腐倡廉推向深入，坚持有贪必肃、有腐必反，用制度管权、管钱、管人，给权力涂上防腐剂，真正形成不能贪、不敢贪的反腐机制。李克强要求抓紧推进职能转变，下决心把该放的权力放下去，这是反腐倡廉“釜底抽薪”之策，也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和创造力，释放制度红利。不能干了市场的活儿，弱化甚至失了政府的责。新一届政府以转变职能、简政放权为突破口，取消和下放了一大批行政审批事项，进一步激发了市场和社会活力。进一步简政放权和转变政府职能。从源头上预防腐败。

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

5月27日，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电视电话会议强调，纪检监察干部要以高标准要求自己，牢固确立凡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自己必须做到，正人必先正己，在活动中“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增强宗旨意识和群众观念，自觉抵御各种诱惑。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实施以来，广大党员干部通过“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见到了实效，官场新风也减小了滋生腐败的空间。

“签字背书”强化问责

国务院国资委纪委书记强卫东10月21日在通报“中国铁建8.37亿元业务招待费”检查情况时说，中央纪委要求有关监管责任人在核查报告上“签字背书”，并表示今后要在中央企业纪检监察工作中推广运用“签字背书”这个新方法。《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制定实施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无论是党委、纪委还是职能部门，都要对具体承担的责任行为进行“签字背书”，对敷衍塞责、不抓不管而造成不良后果和恶劣影响的，要依照规定分清责任、严肃追究。“签字背书”是王岐山提出的要求，由监管责任人在核查报告上签名后上报，以利监督和责任担当。

管控节庆易腐节点

10月31日，中央纪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金融机构，严禁用公款购买、印制、邮寄、赠送贺年卡、明信片、年历等物品。抓住节庆易腐节点进行有力“警示”、注重点滴细节、反腐形式更为灵活，正在成为中共新一届领导人治奢反腐的突出特点。

八项规定已实施一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对党政机关经费管理、国内差旅、因公临时出国（境）、公务接待、公务用车、会议活动、办公用房等作出全面规范。节俭新风，不仅节约了公款，还遏制了腐败，为整个社会形成良好风气做出了表率。

探索实行官邸制度

11月15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近年来，部分领导干部“以权谋房”，已经成为领导干部腐败的新形式、新趋势，干部住房监管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决定》提出，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不准多处占用住房和办公用房，不准超标准配备办公用房和生活用房，不准违规配备公车，不准违规配备秘书，不准超规格警卫，不准超标准进行公务接待，严肃查处违反规定超标准享受待遇等问题。探索实行官邸制。

加强派驻，巡视全覆盖

1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京主持召开部分中央和国家机关纪检组组长座谈会。他强调，派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建立健全约谈制度。派驻机构要眼睛亮一点、耳朵长一点、鼻子灵一点，善于监督、敢于执纪，严格责任追究，切实承担起监督责任。向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派驻纪检监察部门和人员是中国特色反腐倡廉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中央纪委监察部将进一步探索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全面派驻纪检机构，创新巡视方式方法，实现巡视全覆盖。

中央印发預防腐败五年工作规划

12月25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通知指出，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是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重要部署，要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各级纪委要充分发挥党内监督专门机关的作用，承担监督责任，协助党委抓好各项任务分解，搞好组织协调，加强检查监督，推动工作深入开展。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牵头单位和协办单位要切实负起责任，密切配合，多措并举，整体推进，形成工作合力，严肃认真地抓好任务落实。

抽查核实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

12月29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不断强化对领导干部的监督，进一步做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通知》明确，领导干部要严格遵守报告纪律。对无正当理由不按时报告、不如实报告或隐瞒不报的，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限期改正、责令作出检查、诫勉谈话、通报批评或者调离岗位、免职等处理；构成违纪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凡不如实填报或隐瞒不报的，一律不得提拔任用、不列入后备干部名单。

推进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公开要进一步明确公开的渠道和方式，让干部曝光在阳光下，接受到群众和社会监督，这也是建立干群之间信任关系的重要基础。

编辑：施杨 shiyang0915@126.com

篇5：2024年盘点典型反腐案件

***落马

我国反腐10年典型案例盘点：***落马上榜

反腐败是世界性难题，也是执政党生死抉择的课题。纵观十年来的反腐倡廉之路，最重要的一点是既坚决惩治腐败分子，又努力从源头上预防腐败，惩防并举，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之路。

反腐十年路

文_连宗

2003年：“全方位下雨”

反腐足迹：

本年度，在改革和完善纪检体制方面，进行了三个大动作。一是地方纪委仍由同级党委领导，但不再强调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二是组建了专门的巡视机构中央巡视组；三是在对试点的一些部委派驻机构实行了统一管理，直接领导。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出台，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全面、系统的自我约束与发展的条例；《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则具有从制度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重要作用；年底，中国签署联合国历史上第一部指导国际反腐败工作的法律文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典型案例——刘方仁、程维高、田凤山集中落马

在一年内查处多名正省(部)级干部，为改革开放以来所罕见，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年度特点：2003年是中共新领导集体执政的第一年，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查处省部级官员最多的年份之一，中央既抓各个领域中的腐败分子，也抓这些领域中的制度建设，被舆论称为全方位“下雨”。

2004年：标本兼治的新阶段

反腐足迹：

1月召开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将沿用多年的“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变为“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反映了反腐败价值取向的进步。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反腐倡廉十六字方针。对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的“派驻机构”，由过去中央纪委监察部和所驻部门“双重领导”改为由中央纪委监察部“直接领导”。

中央还先后颁布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并试点“领导家属境外留学定居备案制度”。

典型案例——徐国健“失足”

原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徐国健成为了全国第一个落马的省级在任组织部长。较之“官商勾结”式的腐败，吏治腐败为害更烈。

年度特点：这一年，反腐进程中最为突出的进展是两个“加大”：一是加大“治本”力度，反腐制度建设取得新进展；二是中央及各地纪检监察机关继续保持反腐高压，继续以查办大要案为突破，加大“治标”力度，形成标本兼治之势，反腐斗争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2005年：着力源头预防和防治

反腐足迹：

年初，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明确提出，用发展的思路和改革的办法防治腐败，强调“反腐倡廉教育要面向全党全社会”，并在党的文献第一次提出“廉政文化”这一概念。

7月，中央纪委常委会讨论通过了《关于纪委协助党委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规定(试行)》，将纪委协助党委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纳入到规范化的轨道。

8月，中央纪委、监察部、国资委、安监总局联合发出通知，清理官煤勾结。

典型案例——“双开”王有杰

河南省人大原副主任王有杰敛财数百万元被“双开”，被中纪委“两规”，在此之前，王的儿子、女儿、女婿、妻子先后被有关部门“两规”或调查，被人称之为“全家腐”。

年度特点：《实施纲要》的颁布实施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正式生效。这两大里程碑事件，标志着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在国内和国外两个战线都有了完整的战略布局和通盘规划，并且实现了国内国际两盘棋的整合。

2006年：加强对权力运行监督

反腐足迹：

这一年，中国政府吹响治理商业贿赂的号角。2月，中央印发《〈关于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央纪委牵头成立由22个部委参加的“反商业贿赂领导小组”。

中央对全国省(区、市)纪委书记大调整，加大了中央直派、异地交流和异地任职的力度。

《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相继出台。

典型案例——郴州窝案

湖南省郴州市连曝腐败案，包括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原市委宣传部长樊甲生、原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原副市长雷渊利在内的一批人落马，一个系统或一个地方的窝案现象成为了舆论关注的一大热点。

年度特点：本年度，中央重拳出击商业贿赂，有 促进市场经济秩序的规范，也标志着反腐败视角从权力领域拓展向社会领域。

2007年：首提反腐倡廉建设

反腐足迹：

1月9日，胡锦涛在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发表讲话，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提升为反腐倡廉战略方针。国家预防腐败局的成立，是我国将反腐败战略调整后的一项重大举措。

5月30日，中央纪委下发了被人们称为“八项禁令”的《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7月8日，“两高”联合出台被人们称为“十条意见”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为有效惩治新型权钱交易行为提供了执纪执法武器。

典型案例——郑筱萸伏法

6月22日，北京市高级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以受贿罪、玩忽职守罪，判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7月10日被执行死刑。

年度特点：6月25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时第一次提出反腐倡廉建设的概念。十七大报告则第一次系统论述了反腐倡廉建设，并且把反腐倡廉建设同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并列起来，作为党的五大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反腐倡廉工作”提升为“反腐倡廉建设”，是我们党对反腐倡廉的新定位，表明党中央对反腐倡廉规律性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008年：让阳光成为最好的防腐剂

反腐足迹：

这一年里，《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工作规划》颁布实施。《工作规划》确定了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处六项工作部署，形成了对惩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总体布局。

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施行，政务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更有效防治腐败。

全国人大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最高刑由5年提高到10年，并将受贿罪的主体扩大到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和已经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

典型案例——陈良宇定谳

4月11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

典型案例——周久耕的天价烟

南京市江宁区房管局长周久耕案开启了网络反腐先河，对于公权力机关来说，也开始利用网络平台，尊重民意表达，更好地吸纳和整合民间智慧来推进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

年度特点：2008年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30年，也是我国正式展开反腐败行动第20年。在这一年里，中国不幸遭遇了汶川特大地震，中央对灾后重建的捐款或基金的使用上，建立了严格的监督制度，保障了救援资金的安全，是“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一次成功实践。

2009年：以反腐新成效取信于民

反腐足迹：

中央纪委先后开展了小金库和工程领域专项治理工作。12月，“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组”正式更名为“中央巡视组”。

中央十七届四中全会将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再次强调要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加大教育、监督、改革、制度创新力度，更有效地预防腐败。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等一些制度紧锣密鼓陆续出台，“两高”还确定了反腐新罪名——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典型案例——王华元被抓

4月，原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他也成为了第一个在职被抓的纪委书记。王华元曾说：“领导干部与腐败分子之间并没有天然屏障”，用在他身上，真可谓一语成谶。

年度特点：这一年里，中央纪委十七届三次全会将连续几年的“保持查办案件工作力度”的提法，升级为“加大查办案件工作力度”，许宗衡、郑少东、王华元、陈绍基、皮黔生、李堂堂、黄瑶等省部级高官相继落马。

2010年：制度反腐全面升级

反腐足迹：

国务院发表反腐败首部白皮书《中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全国数省相继成立了预防腐败局。

《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意见》、《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等陆续发布。

典型案例——“足囚协会”

2010年年初，足坛开始地震。然后震级逐渐上升，震中由各地俱乐部老板移至中国足协高层。原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杨一民，以及谢亚龙等大鳄渐渐浮出水面。一张由足协高层头头组成的利益操作的复杂关系图，也摆在了公众视野中。这是建国60年来，首次对体育腐败展开的大规模惩治，几乎整个中国足球产业链的每个环节均有要员涉足其中。

年度特点：《廉政准则》的颁布实施，标志依靠党内制度治理腐败进入新阶段。体现了我党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和把握逐步成熟，也确立了党员领导干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廉洁从政的基本规范。

2011年：公开、透明的换届之年

反腐足迹：

出台了《关于加强廉政风险防控的指导意见》、《关于严肃换届纪律保证换届风清气正的通知》、《中央企业贯彻落实〈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实施办法》，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专门新增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党中央、国务院在全国开展了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严惩“车轮腐败”，出台《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选用车型目录管理细则》。

典型案例——“铁老大出轨”

原铁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志军涉嫌严重违纪，这意味着铁道部多年的掌舵人这回彻底翻车了。刘志军提出的“铁路跨越式发展战略”，为全国高铁快速发展拉开了序幕，但他也反映了当前腐败的新特点，即“想方设法干工作”同时“千方百计搞腐败”的典型。

年度特点：换届之年，也是我党成立的90周年生日，对领导干部而言，特别地讲求风气。在“5个严禁、17个不准”的“约法三章”下，中央及地方在保证换届纪律上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本次换届中违纪行为大大减少，呈现出不少新气象。

2012年：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

今年4月，中央再次强调在继续加大力度查办大案要案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的同时，把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摆上更加重要的位置来抓，明确提出着力查处十个方面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基层纪检组织的建设得到了更加关注。

中央纪委在年初的全会报告中，首次强调了互联网、微博客等新兴媒体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提出要发挥广大网友在惩治和预防腐败方面的积极作用。

典型案例——***落马

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原重庆市委书记***严重违纪被“双开”，原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被判15年有期徒刑……对***严重违纪问题的查处，进一步体现了我们党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和依法治国的执政理念，进一步表明了我们党反对腐败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

年度特点：2012年，是落实《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的收官之年，把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作为工作重点，不断调整和充实专项治理的工作内容，是工作的重点，也是我国十年来反腐倡廉工作的一项重要经验。

篇6：2010年典型证券案例大盘点

案例一 黄光裕案：内幕交易行为肆虐(一)黄光裕案

2010年4月22日，国美原董事局主席黄光裕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检方指控他的罪名有三：非法经营罪、单位行贿罪、内幕交易罪。5月1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黄光裕犯非法经营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八年，并处没收个人部分财产人民币2亿元；以犯内幕交易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亿元；以犯单位行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亿元，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亿元。法院以内幕交易罪判处黄光裕妻子杜鹃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亿元。以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判处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许钟民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亿元；以单位行贿罪判处许钟民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亿元。国美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美公司)、北京鹏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鹏房公司)也因单位行贿罪分别被判处罚金人民币500万元与120万元。

8月30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黄光裕案进行了二审宣判。黄光裕三罪并罚被判十四年以及罚没8亿元人民币的判决维持不变；其妻子杜鹃被改判缓刑，即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三年，并当庭释放。黄光裕案成为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内幕交易案。

9月，即有投资者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内幕交易民事赔偿诉讼。(二)其他案例

2010年，因内幕交易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案件也不在少数。

1、2010年1月18日，佘鑫麒买卖四川圣达股票内幕交易案。

2、2010年4月13日，耿佃杰买卖大成股份股票内幕交易案。

3、2010年4月19日，马中文、赵金香、马忠琴、党建军买卖S*ST光明股票内幕交易案。

4、2010年6月23日，辽河纺织、由春玲、赵利买卖辽源得亨股票内幕交易案。

5、2010年6月30日，姜永贵买卖深天健股票内幕交易案。

6、2010年8月9日，李际滨、黄文峰买卖粤富华股票内幕交易案。

7、2010年8月9日，况勇、张蜀渝、徐琴买卖海星科技股票内幕交易案。

8、2010年9月17日，姚荣江、曹戈等人买卖天山纺织股票内幕交易案。

9、2010年11月19日，上海北孚(集团)有限公司、秦少秋、倪锋、柳驰威买卖ST兴业股票内幕交易案。

10、2011年1月7日，张小坚买卖SST集琦股票内幕交易案。另外，厦门中院还审理了上海祖龙景观开发有限公司、陈榕生买卖创兴置业股票内幕交易案。

点评：据统计，2008年以来，中国证监会共调查案件564起，其中内幕交易案件227起，占40%。

所谓内幕交易，是指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的发行、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的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以获取

利益或减少损失的行为。打击内幕交易行为，是监管机关与司法机关今年的工作重点之一。2010年11月16日，中国证监会、公安部、监察部、国资委、预防腐败局五部门前所未有地联合下发了《关于依法打击和防控资本市场内幕交易的意见》。

根据《证券法》、《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及《内幕交易行为认定指引》(试行)，中国证监会可依法对内幕交易人做出行政处罚。

根据《刑法》第180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补充规定》及《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检察院可依法提起公诉，对内幕交易责任人予以刑事制裁。

而投资者也可依法起诉，要求内幕交易人承担侵权民事责任并赔偿投资损失。2007年5月30-31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在全国民商审判工作会议(南京会议)发表讲话，明确表示根据《证券法》，投资者因内幕交易而对侵权行为人提起的民事诉讼，相关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而相关的司法解释正在起草中。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最高人民法院也规定了证券内幕交易纠纷案由。

案例二 短线交易老鼠仓：类内幕交易泛起

在证券市场中，除了内幕交易行为外，还出现了一些类似内幕交易的违法行为，如短线交易、老鼠仓、PE腐败等。(一)短线交易

2010年1月12日，中国证监会公布了对三起短线交易行为的行政处罚决定。

1、祁连山公司监事卢宪斌，短线交易祁连山股票，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警告并罚款5万元；

2、海螺水泥公司副总经理王建超，短线交易海螺水泥股票，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警告并罚款5万元；

3、金发科技公司副董事长夏世勇，通过妻子委托他人短线交易金发科技股票，金发科技董事、总经理李建军委托他人短线交易金发科技股票，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警告；

4、浏阳花炮公司董事赵伟平短线交易浏阳花炮股票，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警告并罚款15万元。点评：禁止短线交易主要是规制和防止上市公司内部人员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获取不正当利益。短线交易是指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上市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在法定期间内(一般为六个月)对公司上市股票买进后再行卖出或卖出后再行买入的行为。如果这种行为产生利益，所得利益归公司所有，即公司享有归入权。对此，《证券法》第47、195条均有规定。目前，已有上市公司向违法者行使归入权的案例。

如果上市公司董事会怠于行使归入权，根据《公司法》第152条的规定，连续180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的公司股东，在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董事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遭拒绝或者

自收到请求之日起30日内未诉等情况时，可以代表公司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要求短线交易行为人向上市公司退还非法收益，并追究上市公司董事会怠于行使职权的法律责任。但目前尚无此类案例。

(二)“老鼠仓”

2010年9月，中国证监会公布了三起基金经理涉嫌“老鼠仓”事件。因涉嫌“老鼠仓”行为，1、景顺长城基金原基金经理涂强被没收违法所得37.95万元，罚款200万元，终身市场禁入；

2、长城基金原基金经理刘海被没收违法所得13.47万元，罚款50万元，3年市场禁入；

3、长城基金原基金经理韩刚因为获利较大，情节严重，被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点评：所谓“老鼠仓”行为，是指违法者在用公有资金拉升股价之前，先利用自己或相关亲友、关系人的资金在低位建仓，待用公有资金拉升到一定高位后让个人仓位率先卖出获利的行为。2009年2月28日，针对基金经理等的“老鼠仓”行为，在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180条第四款中，增设“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该罪最高可被处10年有期徒刑。同时，全国人大着手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最高人民法院亦着手起草涉“老鼠仓”行为的司法解释。(三)PE腐败

PE腐败目前正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的新“毒瘤”，这种腐败表现为投资银行经理、保荐代表人等在辅导、推荐、保荐拟上市公司发行上市或重整、重组上市时，利用职权攫取巨额违法利益的行为。具体表现为：除了以权谋私索取巨额拟上市公司股权外，还有突击入股、隐

名股东方式，形成券商、创投机构、保荐人、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在内的PE腐败地下产业链。2010年以来，中国证监会前所未有地五度召集保荐人培训会议，就IPO过程中的历史沿革、突击入股、关联交易、成长性、募集投向等核心问题，做出明确提示，试图从源头上遏制PE腐败现象。1、2010年5月，国信证券发布内部通报，原投行四部总经理李绍武因在执业过程中违反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被公司开除并解除劳动合同。据揭露，李绍武通过其妻设立公司的方式，参股已上市公司莱宝科技6万股、轴研科技65万股，以及拟上市公司河南四方达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100万股，总投入143万元，而市值却高达3000余万元，此案被称为中国“PE腐败第一案”。

2、原中信证券投行部执行总经理谢风华，因涉嫌在ST兴业重组项目中存在违法行为，受到监管部门调查，谢风华与其妻、前华泰证券执行董事安雪梅随即逃往海外，而两人均为中国证监会公布的首批保荐代表人。点评：对于“老鼠仓”行为的惩处，已成为证券市场与司法界关注的热点，但目前仅限于刑事制裁与行政处罚，对于如何使基民与股民积极参与到反“老鼠仓”行为的民事维权中来，如何让权益受损的基民或股民追偿损失，确定“老鼠仓”行为的责任人及连带责任人，如何分别在投资关系或信托关系条件中确定因果关系、举证责任，都是法律与司法解释亟待解决的课题。

而打击PE腐败的努力尚属初期阶段，只要股市向好，发行上市或重整、重组上市的规模不断扩大，打击这类违法犯罪行为的任务将是

长期的。因此，如何协调各部门的执法资源、统一零散的法规制度，将成为目前重要的课题。

案例三 汪建中案：操纵股价违法作业(一)汪建中案

2008年10月23日，中国证监会认定，汪建中构成了《证券法》第203条所述的“操纵证券市场”行为，按照规定，对汪建中进行行政处罚，没收汪建中超过1.25亿元的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1.25亿元。同时，对汪建中采取终身市场禁入措施，并将该案移送司法机关。检察机关认定，2007年1月9日至2008年5月21日间，汪建中利用其实际控制交易的9个证券账户，交易38只股票，操纵证券市场共计55次，累计买入成交额52.6亿余元，累计卖出成交额53.8亿余元，非法获利共计1.25亿余元。检察机关认为，汪建中的行为应当以操纵证券市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2010年10月28日，汪建中操纵股价刑案在北京二中院开庭审理。(二)林忠案

2010年7月2日，中国证监会通报了林忠操纵山煤国际股价案。2010年6月1日，山煤国际在收盘前两分钟，股价由21元附近拉升至涨停，涨幅达13.7%，引起了广泛关注。

经调查发现，6月1日前，林忠使用其亲属账户持有山煤国际143.86万股，账面亏损。为减少亏损，6月1日14时58分至收盘期间，林忠利用资金优势，控制两位亲属的证券账户，采用对倒方式以涨停价大量申报买卖山煤国际股票。经调查，这两个账户对倒成交量为102.56万股，占当日市场成交量的32.46%，占收盘前15分钟市场成交量的69.49%，占收盘前2分钟市场成交量的78.13%，最终将

山煤国际股价锁定在涨停价23.89元。6月2日，林忠将两个亲属账户中的山煤国际股票全部卖出，合计亏损314.17万元。中国证监会认为，林忠的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的规定，决定对林忠处以60万元罚款。

点评：所谓操纵股价，是指少数人以获取利益或者减少损失为目的，利用其资金、信息等优势或者滥用职权，影响证券市场价格，制造证券市场假象，诱导或者致使普通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证券投资决定，扰乱证券市场秩序。

根据《证券法》、《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及《证券市场操纵行为认定指引》(试行)，中国证监会可依法做出行政处罚。根据《刑法》第182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补充规定》及《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检察院可依法提起公诉，对操纵股价责任人予以刑事制裁。

而投资者也可依法起诉，要求操纵股价人承担侵权民事责任并赔偿投资损失。2007年5月30-31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在全国民商审判工作会议(南京会议)发表讲话，明确表示根据《证券法》，投资者因操纵股价而对侵权行为人提起的民事诉讼，相关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而相关的司法解释目前正在起草中。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最高人民法院规定了操纵证券交易市场纠纷案由。

案例四 中捷股份案：民事赔偿大和解

2010年8月26日，在杭州市中院法官主持下，股民诉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中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蔡开坚虚假证券信息纠纷案的原被告双方达成全面和解。该案共有案件150余起，涉及金额约2000余万元，经调解协商，中捷股份同意据起诉金额的71%支付款项，并承担全部诉讼费。相关款项目前均划至各起诉的股民账中。

2008年4月22日，中捷股份发布《关于中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违规占用资金导致中捷股份可能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提示性公告》称，4月16日，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局主席蔡开坚向有关监管部门汇报了中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占用公司资金的违规事实，称其在未经任何审批程序及公司董事会不知情的情况下，自2006年起指示相关人员多次直接或间接向中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划拨资金，相应资金月平均占用额约2亿元。4月18日，公司被立案调查。4月30日，中捷股份发布《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称截至2008年4月21日，大股东中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已经直接或间接归还所占用公司的全部款项，故未计提坏账准备，因此对上的经营成果无影响。

2008年5月16日，中捷股份发布《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致歉公告》，称因被查出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而未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中捷

股份、中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蔡开坚、唐为斌等人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对独立董事及有关高管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

2008年7月1日，中捷股份公告称，其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国证监会认定，中捷股份存在以下信息披露违法行为：

一、未按规定履行临时报告义务，二、2006年中期报告、2006年报告、2007年中期报告虚假记载。因此，中国证监会决定：对中捷股份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的罚款；对中捷股份原公司董事长蔡开坚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的罚款；对中捷股份原公司董事、财务总监唐为斌给予警告，并处以5万元的罚款。同时，中国证监会认定蔡开坚为市场禁入者，5年内不得从事证券业务或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2008年7月18日，江苏股民蒋某、王某诉中捷股份两案材料，送至杭州中院，7月31日，杭州中院下达《立案通知书》。点评：中捷股份证券民事赔偿案是股民因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违法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而提起民事赔偿的第一案，也是继东方电子案、银广夏案、科龙电器案、大庆联谊案、生态农业案、杭萧钢构案之后的第七大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

案例五 苏州恒久案：上市前夕许可被撤销

2010年6月23日，苏州恒久刊登《返还投资者本金及利息公告》称，按照本次发行股数2000万股计算，最后确定每位投资者将得到的每股退款本金为20.80元，6月24日中午12时之前，所募集资金本金及利息划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账户，申购苏州恒久新股的投资者将于6月25日拿到退款，每股退款额约为20.87元，较该股发行价20.80元高出约0.07元。由此，苏州恒久成为创业板首家先获批后撤市的公司。

早在2010年3月9日，苏州恒久公开发行2000万股，并完成申购及摇号抽签的全部过程。但是，就在该公司上市前夕，媒体曝出其招股说明书和申报文件中披露的全部5项专利以及2项正在申请专利的法律状态与事实不符一事。一石激起千层浪，证券监管部门要求苏州恒久的保荐机构对有关问题先行进行稽查。

之后，监管部门开始调查，证监会发审委认为，苏州恒久招股说明书和申报文件中披露的全部5项专利及2项正在申请专利的法律状态与事实不符。6月13日，中国证监会决定撤销此前关于苏州恒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行政许可，于是，苏州恒久上市资格被撤销。除了发行人退还资金外，参与苏州恒久发行的保荐人和律师事务所也受到相关的惩罚。

点评：苏州恒久被撤销上市是遵循《证券法》第26条的结果，该条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对已作出的核准证券发行的决定，发现不符合法定条件或者法定程序，尚未发

行证券的，应当予以撤销，停止发行。已经发行尚未上市的，撤销发行核准决定，发行人应当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证券持有人；保荐人应当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有过错的，应当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责任。”

在证券市场中，迄今为止只有3家公司被撤销上市，一是通海高科，二是立立电子，苏州恒久成为第三家。中国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在苏州恒久事件发生后重申，创业板上市的标准并没有调整，部分规模偏小企业之所以遭到否决，是由于其在持续盈利能力等相关方面存在问题，与其规模并无关系。中国证监会也再次强调了保荐人的义务和守则。

苏州恒久因媒体行使监督权而被撤销上市，无独有偶，2010年12月17日，因涉嫌造假，深圳中小板拟上市公司胜景山河在上市前一小时被紧急宣布暂缓上市，也缘于媒体的一系列报道。

案例六 江苏三友案：隐瞒6年信息遭曝光

2010年6月26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告确认了江苏三友虚假上市、隐瞒MBO(管理层收购)长达6年的事实，对江苏三友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并计入公司诚信档案。当日，江苏三友向投资者发布《致歉公告》。

事情要从六年前讲起。2004年6月5日，出让人南通市纺织工业联社与受让人张璞、常晓钢等9人签署了《南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转让的标的是联社名下的南通友谊实业有限公司(简称友谊实业)53.125%股权分别转让给张璞等人，其中，张璞受让比例为25.50%，常晓钢为8.025%。当时，友谊实业的净资产为16900万元，联社的公有股占总股本53.125%股权即为权益9030万元。同时，根据南通市政府专题会议精神，按照对管理层奖励原则及一次性支付等因素，联社实际转让价为7922万元(目前价值超过40000万元)。2006年5月19日，友谊实业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从而，持有江苏三友的大股东友谊实业之控股股东从联社变成为张璞，张璞持有友谊实业股份30%，刚好比联社多出0.225%，张璞由此成为江苏三友的实际控制人。

但是，这些情况在江苏三友2005年的《招股说明书》与《上市公告书》并未披露，在其后的报告中亦无表述，甚至在2006年友谊实业完成工商登记变更后仍是如此，直到2010年3月26日，江苏三友突然发布《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为止。

点评：江苏三友的这种行为，明显侵犯了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也违反了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指引》的相关规定。于是，被深交所予以公开谴责。

应该讲，江苏三友的这些行为是虚假陈述行为，再严格点讲，其虚假陈述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欺诈发行，二是虚假陈述中的重大遗漏。根据《证券法》规定，对于已发行未上市的欺诈发行行为，可以退还申购款并终止上市。江苏三友已上市多年，不便终止其上市，但监管部门可依法作出处理。

回想一下，江苏三友的虚假陈述行为，与过去的大庆联谊虚假陈述案有几分相似。2000年3月，中国证监会曾对大庆联谊公司、承销商、证券登记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及直接责任人员作出了处罚。而后，有679名大庆联谊投资者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赔偿诉讼。在大庆联谊虚假陈述案中，中国证监会认定大庆联谊存在欺诈上市及1997年年报虚假陈述。

案例七 东盛科技案：大股东占款信披违规

2010年7月22日，股民袁某等二人诉东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股东西安东盛集团有限公司与陕西东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虚假证券信息纠纷赔偿案被西安市中院受理，两案涉及34100股，起诉金额合计47654.83元。

2010年5月8日，东盛科技发布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下达的(2010)1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国证监会认定：东盛科技2002年至2008年期间，未按规定披露将资金提供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未按规定披露对外担保和银行借款事项，涉案金额合计近27.7亿元。东盛科技的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相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东盛科技给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罚款；对时任董事长郭家学、董事张斌分别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和20万元罚款；对杨红飞等其他十三名时任董事分别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3万元罚款。同时，中国证监会还认定郭家学为市场禁入者，10年内不得担任任何上市公司和从事证券业务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职务。而在2006年10月27日，东盛科技刊登公告予以停牌，10月31日，东盛科技刊登《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提示性公告》，公开承认公司存在重大财务差错。该会计差错更正公告导致公司股价连续5个交易日跌停，投资者损失惨重。

点评：根据《证券法》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因虚假陈述受到中国证监会、财政部等行政处罚且权益受损的投资者都可以向有管辖权 的法院提起民事赔偿诉讼。东盛科技股民因公司虚假陈述导致投资损失(包括投资差额损失、印花税、佣金及利息)，可依法起诉，要求东盛科技承担责任，赔偿损失，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案例八 袁近秋案：基民收益权也要保护

基民维权之诉并不多，2010年见报的有两起，一是袁近秋案，一是戴朝钢案。(一)袁近秋案

袁近秋诉南方基金公司分红纠纷仲裁一案，于2010年3月23日，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做出仲裁裁决。

此案基于南方稳健成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产生的2007年分红事由而起。2006年6月29日，南京投资者袁近秋认购了南方基金公司管理的“南稳贰号基金”基金份额49026.12份，在认购时，选择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后基金拆分为104194.64份，至提起仲裁前，袁近秋一直全数持有。2009年6月3日，袁近秋提起仲裁，仲裁请求为：要求南方基金公司将涉案的违法收取的管理费2041.49元退还给“南稳贰号基金”(即退至基金的资金池)，赔偿袁近秋红利损失65,257.10元及利息1329.42元。

经过庭审，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做出仲裁裁决：南方基金公司向“南稳贰号基金”退还管理费702.71元；仲裁费5011元，由袁近秋承担20%，南方基金公司承担80%。但南方基金公司违约行为与袁近秋所主张的财产损失之间无因果关系，驳回袁近秋要求赔偿红利损失及利息的仲裁请求。

点评：此次的袁近秋案系2003年的王源新案、2008年的于畅案以来的又一基民维权案。王源新案即诉银河基金要求召开持有人大会对封闭式的“基金银丰”转换成开放式事项的诉讼案，于畅案即诉上

投摩根因“上投摩根阿尔法基金”经理唐建老鼠仓事项要求赔偿的仲裁案，两案在当时均被驳回。但是，这些案件的产生，对促进基金持有人权益维护、基金管理公司依法合规守约行事，成效也是明显的。王源新案后，不少基金实施“封转开”；于畅案后，全国人大制订了《刑法修正案(七)》，修改了刑法180条；而袁近秋案产生后，各基金合同的分红条款全面得到了完善。

就袁近秋案而论，仲裁申请人的仲裁请求只得到部分支持。尽管如此，袁近秋案的仲裁裁决仍有重大突破，即在七年的漫长博弈后，基民终于有了一次部分的胜利，虽任重而道远，毕竟是个好的开端。(二)戴朝钢案

根据媒体公开报道，深圳市证监局在例行检查宝盈基金公司过程中，发现基金管理人存在诸多运作不规范的行为，于是，监管机关向其下达了《关于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场检查的反馈意见函》，而按照基金契约，基金持有人有权取得与宝盈基金公司有关文件资料的复印件。但基金公司却以“上级对下级的检查是不公开信息”为由拒绝了北京盲人投资者戴朝钢的请求。

于是，戴朝钢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三度前往北京顺义区人民法院，向基金管理人索赔。2010年4月，戴朝钢以证券投资基金交易纠纷为案由，要求宝盈基金公司提供深圳证监局《意见函》复印件为诉请，提起诉讼并被立案。受诉讼管辖地限制，案件已移交至深圳市福田区法院。

点评：这实际上是一场知情权诉讼案。过去，有依《公司法》提起股东知情权诉讼、依《证券法》提起股民知情权诉讼的，而今天，依《基金法》提起基民知情权诉讼，尚属首次。毫无疑问，基民对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运作是享有知情权的，在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敏感的商业机密如持仓、融资、交易等细节等是不可随意泄露的，但到事后，则沒有封锁的必要，而这次监管部门现场检查的结果，并非商业机密，不存在保密而不能公开的问题。

不过，在《基金法》中，基民的知情权只限于公开信息披露文件，而在《基金契约》中，基民的知情权范围可通过约定有所扩大，但仍不充分、不全面。因此，修订现行《基金法》、完善基民法定知情权范围，就变得更为必要。

案例九 律师团维权：谨防公司假重整真逃债

2010年11月2日，来自全国各地的长期从事证券市场维权的20位律师发表声明，共同组成松散的、开放式的“资本市场破产重整案件之债权人/出资人权益保障律师团”，宗旨是根据《企业破产法》(俗称新破产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提供司法保障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精神，在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中为债权人、出资人等提供法律服务，以推动即将出台的新破产法司法解释中完善破产重整的法律程序与申诉机制。

点评：组织这样的律师团，在中国资本市场是首个，可以实现在各个案中律师服务的合作协同、资源共享。这之前，许多律师已零散地为债权人、出资人等提供过法律服务。

参与新破产法立法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民商经济法学院导师李永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均对“破产重整维权律师团”的成立表示嘉许，他们认为，破产重整程序的规范，确实需要更多的人来推动和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