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管辖

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管辖（共8篇）

篇1：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管辖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和管辖

网友提问：我父亲是做工程的，现在又一些工程上面的纠纷，请问不知道怎么解决呢?

回答：

为正确、及时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结合民事审判实际，就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作如下规定，

第一条发包方与承包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无效：

(一)承包方不具有法定资质;

(二)不具有法定资质的单位或个人以挂靠、联营、内部承包等转包形式使用具有法定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建设单位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三)招标投标法规定必须招标的建设项目未招标的;

(四)至起诉前发包方未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建设工程规划审批手续。

第二条因本解释第一条第(二)项原因合同无效，导致建设工程不符合质量标准造成损失的，由转包方和具有法定资质条件的建筑施工企业对建设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建设单位在签订合同时明知或应当知道单位或个人不具备法定资质的，由各方按过错大小承担责任。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人民法院应当将具有法定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向转包方收取的管理费予以收缴。

第三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工程款根据承包方已完成的工程量，参照当年适用的工程定额标准据实结算。承包方不具备法定资质的，按等外标准取费。

按上述结算方法计算的工程款数额与合同约定的工程款数额的差值由双方按过错责任分担。

第四条 承包方垫资施工的，发包方应按约定向承包方返还垫资款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

第五条超越资质等级的承包方在履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取得与承接工程相符的资质等级，应认定合同有效。

第六条发包方以排挤其他投标人为目的，利用其在签约中所处的优势地位，就同一建设工程除与承包人公开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外。

篇2：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管辖

篇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诉讼管辖地的确定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诉讼管辖地的确定

《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将建设工程合同定义为：“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工程价款的合同”。建设工程合同包括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合同，因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属于建设工程合同的一种。建设工程合同的性质从民法角度分析属于承揽合同。

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项“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的规定中的“因不动产提起的诉讼”，是指所有权确认、买卖、互易、赠与、租赁、征用拆迁、侵权损害等案件标的物与不动产有直接联系的诉讼案件。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其所完成的工作成果虽然构成不动产，但该类合同的订立和履行与不动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之间有着本质区别。

过去司法实践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归入房地产纠纷而适用专属管辖，即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只能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这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性质是相违背的，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性质出发，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的管辖作出了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以施工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也即表明对该类合同纠纷的处理，并未纳入专属管辖的范畴。因此，此类纠纷应当按照一般合同纠纷的法律规定来确定管辖，即被告住所地与施工行为地法院均有管辖权。

篇二：建筑工程设计合同如何确定管辖权

建筑工程设计合同如何确定管辖权

一、基本案情

XX年原告L市某建筑设计院（以下称“设计院”）与L市下属某县的一家单位（以下称“某单位”）就其单位办公楼工程签订了一份建设工程设计合同，某单位委托设计院对其单位办公楼工程进行设计。后因某单位拖欠设计费，设计院多次催讨无果，XX年便以其经营地L市某区为合同履行地向L市某区人民法院（以下称“区法院”）提起诉讼。被告某单位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异议，认为合同履行地和被告住所地均在L市某县，案件应由被告住所地某县法院管辖。

二、法律分析

《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一般来说，在建筑工程设计合同纠纷中，原被告双方对被告住所地问题都不会有争议，争议的焦点通常在于合同没有明确约定情况下如何确定合同履行地，所以如何确定建筑工程设计合同管辖权实质上是一个如何确定建筑工程设计合同履行地的问题。

尽管从法律到司法解释，已经就“合同履行地”有一些较为明确的规定，但关于如何确定建设工程设计合同履行地的问题至今尚无针对性的明文规定。

在司法实践中通常有这样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在合同履行地没有有明确的约定情形下，以设计项目的建设地点为合同履行地。第二种观点，按照特征履行地的规则来确定合同履行地，以设计单位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持第一种观点的人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4条规定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以施工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这实际上是将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等同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来处理。

笔者持第二种观点。根据《合同法》第269条规定：“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建设工程合同包

括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合同。”《合同法》第287条规定：“法律对建设工程合同没有特别规定的，适用法律对承揽合同的有关规定。”可见，建设工程设计合同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同属建设工程合同，均是承揽合同的一种特殊类型。但是二者又有所不同，施工合同的承揽作业地是工地，但设计工作大多数是在设计单位内完成，设计合同的加工承揽地应当为设计单位所在地。根据特征履行地的规则并不难判断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的履行地。

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8月8日《关于如何确定加工承揽合同履行地问题的函》（[1989]法经[函]字第22号）、1989年11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如何确定加工承揽合同履行地问题的电话答复》的规定，加工承揽合同以加工承揽人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因此，建设工程设计合同应当以承揽人（即设计单位）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第三，《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三）项明确规定：“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纠纷，义务人交付的既不是货币，也不是不动产，而是建设工程设计图纸，属于《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其他标的”。因此，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的履行地是负有交付建设工程设计图纸义务的一方所在地，即设计单位所在地。

综上所述，建设工程设计合同，应当以设计单位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但合同中对履行地另有约定的除外。可见，本案中，应当以设计院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确定管辖法院。

三、法院审理结果

经审理，法院依法作出裁定书，认为：原告设计院与被告某单位未明确约定设计合同的履行地，对管辖亦未进行书面约定；虽然设计项目的建设地点在被告辖区，但因建筑工程设计合同在原告经营地履行，原告经营地位于区法院辖区。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属于区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因此裁定：驳回被告某单位提出的管辖异议。

篇三：建设工程合同的债权转让引发管辖纠纷 建设工程合同的债权转让引发管辖纠纷

核心内容

债权经转让引发纠纷的案由确定，需要区分当事人之间发生争议的究竟是哪个合同。如果在债权转让合同生效后，因原合同的履行发生纠纷诉至法院的，则诉讼标的是原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即应按照原合同类型确定案由。原合同约定的管辖协议继续有效并限于原合同约定的管辖协议范围，并不能因债权转让而改变管辖协议约定。另外，管辖协议具有独立性，即使合同被确认无效，该合同项下的协议管辖条款仍然有效。

基本案情

XX年9月，成都市政公司(承包人)从万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包人)处承包了浑南新城电力排管一期工程(六标段)，后与重庆新世公司(分包人)签订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作协议，约定合同价款人民币三千五百八十万元。协议中约定管辖范围：双方发生争议协商不成，交由双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XX年9月25日，重庆新世公司进场施工。12月底，在完成部分工程量后停工。XX年1月，双方签订会议纪要，终止施工合作协议。XX年3月，成都市政公司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称，由于重庆新世公司和被告安阳新世公司未按协议履行义务，出资不到位，供管材料不及时，且数量不足、质量有问题，导致工程于XX年11月就处于停工状态，XX年1月宣布正式停工，重庆新世公司和被告安阳新世公司根本违约，诉请法院判令解除合同，并判令两公司支付违约金1100万元。

法院判决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XX年4月18日受理本案，并于XX年8月13日判决驳回原告成都市政公司的诉讼请求。主要理由是，成都市政公司作为诉争工程总承包人，将工程整体转包给没有资质的重庆新世公司和安阳新世公司，违反合同法“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第三人。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这一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不能作为主张违约金的依据。

二审判决

成都市政公司不服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XX年11月22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情进展

XX年4月25日，重庆新世公司与安阳新世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重庆新世公司将自己对债务人成都市政公司到期债权(工程款)两千万元(依据监理公司对完成部分工程的核算)以一千八百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安阳新世公司，并且重庆新世界公司对该工程款的实现承诺负共同清偿义务，请清偿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担保责任。并于XX年6月28日重庆新世界公司通过邮寄的方式通知了成都市政公司，保留了《快递回执单》。

XX年7月24日，安阳新世公司以成都市政公司和重庆新世公司为被告向重庆省长兴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成都市政公司支付工程款2千万(基于债权转让合同)，重庆新世公司承担共同清偿责任。XX年8月29日，成都市政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安阳新世公司与重庆新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同一人，关联公司之间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属于恶意串通的关联交易，目的是改变关系，违反诚信原则，行为无效。长兴县人民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而涉及三个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正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申请将该债权转让合同纠纷移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合并审理。

法院对管辖异议作出裁定

重庆省长兴县人民法院针对成都市政公司的管辖异议，经审查认为：鉴于安阳新世公司提供的《浑南新城电力排管一期工程(六标段)施工合作协议》有关于成都市政公司将该六标段工程转包给重庆新世公司进行施工建设并在发生争议协商不成时，交双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的约定，因此对该“双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可以认为是双方选择了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的意思，应为有效的协议管辖约定。其次，安阳新世公司另提供的债权转让协议能够证明重庆新世公司已将上述协议所涉工程款债权转让给了安阳新世公司，因此安阳新世公司同时取得了选择向长兴县人民法院起诉的权利，即以该管辖约定选择长兴县人民法院管辖具有合法性依据。

XX年8月29日，重庆省长兴县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裁定驳回成都市政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一审裁定不服 向中级人民法院上诉

成都市政公司不服长兴县人民法院一审裁定，于XX年9月4日向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撤销并移送本案至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其主要理由：

一、本公司与重庆新世公司并无债权债务关系，涉案工程的相关纠纷正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诉讼，且被告为重庆新世公司和安阳新世公司。

二、重庆新世公司和安阳新世公司为同一法定代表人并从事同一行业的生意，因此两公司之间存在关联交易，现其试图通过虚假债权转让方式达到在原审法院审理本案的目的。

三、重庆新世公司与安阳新世公司之间明为债权转让，实为安阳新世公司替重庆新世公司在被告重庆新世公司所在地法院追诉本公司所谓欠付的工程款。

被上诉人安阳新世公司及重庆新世公司均未答辩。

二审经过听证查明与其他方式查明三点内容：一是成都市政公司与重庆新世有限公司双方在平等自愿的条件下签订《浑南新城电力排管一期工程(六标段)施工合作协议》，内容真实有效，协议中并且约定进行施工建设时若发生争议协商不成时，交双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的约定;二是《债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由重庆新世有限公司与安阳新世公司签订，约定重庆新世公司将自己对债务人成都市政公司到期债权(工程款)两千万元(依据监理公司对完成部分工程的核算)以一千八百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安阳新世公司，并且重庆新世界公司对该工程款的实现承诺负共同清偿义务，请清偿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担保责任;三是在安阳新世公司起诉之前，成都市政公司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诉求解除与重庆新世公司和安阳新世公司分贝签订的《浑南新城电力排管一期工程(六标段)施工合作协议》和《建设工程内部承包协议》，并赔偿违约金1100万元。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成都市政公司的诉求，且二审高级人民法院也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于XX年12月9日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律师探讨

本案是一起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项下的债权经转让引发纠纷后涉及管辖权异议的案件，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在履行中发生纠纷正在另一法院审理，故被

告成都市政公司提出管辖异议，申请将案件移送原合同纠纷审理法院一并审理。本案是一起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项下的债权经转让引发纠纷后涉及管辖权异议的案件，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在履行中发生纠纷正在另一法院审理，故被告成都市政公司提出管辖异议，申请将案件移送原合同纠纷审理法院一并审理。本诉审理期间，原合同纠纷之诉经另一法院审理认定合同无效，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本案涉及三方当事人的两个合同纠纷，关系复杂，涉及以下焦点问题：一是本案的案由应定债权转让合同纠纷还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本案的管辖应依据协议确定还是依据法律规定若确定案由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那么原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的协议管辖条款是否仍然有效若确定案由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已经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为无效合同，该合同项下的协议管辖条款是否有效本案起诉前，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受理了成都市政公司诉重庆新世公司和安阳新世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本案是否应当移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合并审理

一、如何确定本案的案由

案由的确定关键要区分当事人争议的究竟是哪一份合同。本案表面上来看是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原告安阳新世公司也是基于债权转让合同起诉到法院的。客观上而言，债权转让合同也已经生效，重庆新世公司与安阳新世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并书面通知了成都市政公司。债券转让合同只需债权人和受让人转让意思一致，不需要征得原债务人的同意，因此重庆新世公司与安阳新世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对此并无纠纷。本案纠纷的本质是因原合同的履行而产生，案件的诉讼标的也是原合同所涉及的权利义务。一般而言，因原合同履行发生纠纷，诉讼当事人多为债权受让人与原合同债务人之间产生纠纷，而因债权转让合同发生的纠纷，诉讼当事人就是债权人和受让人。本案中，发生纠纷的主体是债权受让人安阳新世公司和原债务人成都市政公司，而原债权人重庆新世公司是因为债权转让合同中约定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而作为第二被告。另一方面，纠纷产生主要还是基于原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工程款。该工程款尽管经监理公司核算为元，但该债权并未经原债务人确认，相反，成都市政公司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重庆新世公司和安阳新世公司的行为，正好也验证了原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存在纠纷。综上，应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作为本案的案由。

二、如何确定本案的管辖法院

本案中，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了管辖协议：“协商解决，解决不成，交双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合同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中，基于双方当事人的合意确立的管辖协议只要不违反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并且该法院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都可以进行约定。当然，该管辖协议是否有效，还要进一步审核确定。一般情况下，管辖协议存在以下几种无效的情形：一是针对身份关系订立管辖协议;二是无诉讼能力人订立的管辖协议;三是针对不特定法律关系纠纷订立的管辖协议;四是约定不明确的管辖协议;五是浮动的管辖(仲裁)协议。关于“双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的理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双方当事人协议约定发生纠纷各自可向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如何确定管辖的复

函》，可以视为选择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的情形可能产生疑问的就是该管辖协议是否属于约定不明确的情形。笔者认为，约定明确与约定唯一并非同一概念，因此，即使将“双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的约定理解为既可以由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辖，也可以由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也不属于约定不明确，完全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如果两个原告均向两个以上的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进行管辖”的规定，解决管辖权的积极冲突问题，没有必要认定约定管辖条款无效。而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作为起诉方的原告自然会选择其所认为的有利于自己并且方便自己的法院，也就是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辖。因此该管辖协议约定是明确的，且不违反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那么本案中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是以原债权人重庆新世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为管辖法院，还是以现债权人安阳新世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为管辖法院笔者认为，作为债权受让人，安阳新世公司的债权是受让于原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那么其权利和义务的范围都限于原合同的约定，应当受原管辖协议的约束，因此，即使其作为原告起诉，也应向原债权人重庆新世公司住所地重庆省长兴县人民法院起诉。

另外还要说明的是，管辖协议虽然是合同的一部分，但其作为争议解决机制，与合同其他内容相比具有独立性，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甚至无效，都不影响管辖协议条款的效力。因此，尽管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成都市政公司与重庆新世公司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但合同无效并不影响管辖协议的效力。

三、本案是否应当移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或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合并审理

篇3：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管辖

一、涉外合同案件的诉讼管辖权

涉外合同案件诉讼管辖权问题属于涉外民事案件管辖权范畴。我国关于涉外民事案件诉讼管辖权的规定, 一方面体现在国内立法和司法实践方面的规定中, 另一方面体现于我国缔结或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中。

立法上, 我国关于涉外民事案件管辖权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年《民事诉讼法》和$%%%年《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中;司法实践中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和&’’$年$&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中, 虽然《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章只就部分民事案件的管辖权作了规定, 但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 该法中某些关于国内民事案件管辖权的规定同样可适用于对涉外民事案件管辖权的确定。

从立法和司法实践看, 我国关于涉外民事案件的管辖应遵循以下六个原则:

$ (地域管辖原则。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和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凡被告住所或经常居所地在我国境内的, 由被告住所地或经常居所地法院管辖;对不在中国境内的被告, 提起的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 由原告住所地或经常居所地法院管辖;对在中国境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的合同或其他财产权益的诉讼, 如果合同的签订地或履行地、或诉讼标的物所在地、被告可供扣押的财产所在地、被告代表机构所在地在我国境内的, 由上述所在地法院管辖。

& (专属管辖原则。我国《民事诉讼法》在第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百四十六条, 就专属管辖作了规定:在我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 由我国法院管辖;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 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因港口作业中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 由港口所在地法院管辖;因继承遗产纠纷提起的诉讼, 由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主要遗产所在地法院管辖。

!"协议管辖原则。《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确定协议管辖的原则。该条款规定, 涉外合同或涉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用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法院管辖, 选择我国法院管辖的不得违反诉讼法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推定管辖原则。《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涉外民事诉讼的被告对人民法院的管辖不提出异议, 并应诉答辩的, 视为承认该法院为有管辖权的法院。”

$"优先适用国际条约的原则。我国已参加的涉及涉外民事管辖权的国际条约有:《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 (%&$!年参加) 、《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 (%&$’年参加) 、《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 (%&’ (年参加) 。

此外, 我国与有关国家签订的一系列司法协助协定中, 也有涉外民事管辖权的规定。根据“条约必须遵守”的一般国际法原则和我国法律的规定, 我国法院在确定涉外民事案件管辖权时必须信守上述条约的规定。

) "特殊情况下适用国际惯例的原则。在应当适用我国法作为准据法时, 如果我国法律与我国缔结的国际条约未作规定的, 可适用国际惯例。

二、涉外合同案件的法律适用

我国关于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规定, 立法上主要见于:%&’) 年《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五条, %&&&年《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二条, %&&*年《海商法》第二百六十八条、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二百七十六条, %&&$年《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条;司法实践方面的规定主要见于:最高人民法院于%&’’年发布的《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

从立法和司法实践看, 我国关于涉外合同案件的法律适用有以下五个原则:

%"意思自治原则。意思自治原则是涉外合同案件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 即涉外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在实践中, 我国一般要求合同当事人的法律选择, 必须是明示的, 而拒绝承认默示选择法律方式;允许合同当事人在合同订立时或发生争议后选择法律;要求合同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必须是现行实体法, 而不包括冲突规范和程序法。

关于合同当事人缔约能力的法律适用问题, 司法实践中对自然人基本采取的是行为地法原则, 对法人采取的是本国法兼行为地法原则。

*"最密切联系原则。即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处理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时, 法律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法律。

司法实践中, 我国以“特征性履行”作为对合同的最密切联系地进行界定的依据, 即哪一方行为属于合同中最具特征性的履行行为, 就适用哪一方所在地国家的法律。

在通常情况下是:国际货物买卖合同, 适用合同订立时, 卖方营业所所在地法律;银行贷款或者担保合同, 适用贷款银行或者担保银行所在地法律;保险合同适用保险人营业所所在地法律;加工承揽合同, 适用加工承揽人营业所所在地法律;技术转让合同, 适用受让人营业所所在地法律;工程承包合同, 适用工程所在地法律;科技咨询或者设计合同, 适用委托人营业所所在地法律;劳务合同适用劳务实施地法律;成套设备供应合同, 适用设备安装运转地法律;代理合同, 适用代理人营业所所在地法律;不动产租赁、买卖或者抵押合同, 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动产租赁合同, 适用出租人营业所所在地法律;仓储保管合同, 适用仓储保管人营业所所在地法律。

实践中, 我国还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上述涉外合同法律适用原则的例外条款。即:若合同明显的与另一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具有更密切的关系时, 人民法院应以另一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作为处理合同争议的依据。

此外, “最密切联系原则”还是我国解决属人法连结点积极冲突的依据。即在当事人有一个以上营业所时, 就以与合同有最密切关系的营业所为准;当事人没有营业所时, 以其住所或居所为准。

!"仅适用中国法律的特殊原则。《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 在我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合同、中外合作经营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 必须适用中国法律。

#"国际条约优先适用原则。凡中国缔结参加的与合同有关的国际条约, 与准据法不同时, 优先适用国际条约。

%&’’年我国加入《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公约的第一条第一款规定, 缔约国公司间达成的货物买卖合同如不另作法律选择, 则合同规定事项自动适用公约的有关规定, 发生纠纷或诉讼, 亦得依据公约处理。

$"特殊情况下适用国际惯例的原则。在应当适用我国法作为准据法时, 如果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的国际条约未作规定的, 可适用国际惯例。

涉外合同案件的管辖权不仅是一国法院得以审理涉外合同案件的前提条件, 而且是其作出判决, 得以在外国获得承认与执行的必要条件。管辖权问题与法律适用问题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管辖权的确定取决于适用的准据法;法律适用问题取决于何国法院对案件具有管辖权。为了保证我国主权行使, 保护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 我国司法就必须随着涉外经济的发展不断调整完善我国涉外合同案件的管辖权和法律适用制度, 这是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接轨的发展要求, 也是世界经济发展一体化的要求。

篇4：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管辖

关键词: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合同计价条款;设计

中图分类号:F2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8937(2009)22-0071-02

近年来,随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等政策措施,政府投资数额急剧增长,每年“政府投资工程”占到约10%,达3500亿元左右。然而政府投资项目丑闻频发,不断刺激着大众的感官。这一切都召唤我们必须立即对我国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管理模式进行改革。合同管理是工程管理的核心内容,投资控制又是工程建设“质量、安全、投资”三大控制中一个重要环节,有关工程价款相关的条款在合同中相当重要,且对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尤为重要。与合同价格(Contract Price)相关的条款在政府投建项目合同中的重中之重,文章正针对此展开研究。

1明确“应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方式”

在建设工程中,被人们所广泛采纳的的工程计价方式是源自于英国的工程量清单计价方式。该方法是指在建设工程招投标中,招标人委托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编制反映工程实体消耗和措施性消耗的工程量清单,同时将它变成招标文件的附件让投标人参考,由投标人依据工程量清单报价的计价方式。

在现行的“99”合同示范文本公布的时候,我国仍然采用传统的定额计价的固定总价合同,除了在沿海的少数地区和一些涉及国际工程承包中,因此在当时并不具备将工程量清单计价方式用合同来规范的条件,可是2003年《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的出台,却使得工程量清单计价方式取代了传统的定额计价并得到广泛的采纳而且《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强制要求,国有资金投资为主的大中型建设项目应执行该规范。

故此,在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专用合同条款中首先应明确政府投资建设项目采用的计价方式为工程量清单计价方式。其次,在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专用合同条款中应订立与招投标相配套的计价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相关规定,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基本均应采用招投标方式确定承包单位,因此合同专用条款应实现与招标投标的有效衔接。工程招标投标过程就是在订立合同过程,且招标的文件内容与双方订立的合同内容互相映照和补充。在国际通用合同条件中将招标到合同订立都由示范文本进行规范。从99版示范文本的实际运用过程中及目前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要求,示范文本的内容应对招标开始至合同的订立提供“一揽子”服务。从便利招标工程使用角度,应订立相关的合同条款。再次,工程计价调整的情况及方式也应在专用合同中订立相关条款,工程计价的调整应考虑到工程本身及社会因素、个人情况的变更导致的造价调整等调整因素。

在FIDIC合同条件和NEC合同文本中,均采用国际通行的清单计价方式,因而单价也是相对固定的,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允许改变单价和重新计算价格。造成调价的原因是实际的工程量和原先的工程量之间有很大出入而且导致实际工程的成本也改变,使得承包商得到更多的利润而购房人却支付不合理的房价,所以为了使承包人与购房人的利益得到一定的平衡,有必要对单价进行一定得调整。而且国际上对此也有通行的做法,因此我们也可以参照并纳入合同中

2 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合同计价相关条款设计

2.1合同价款约定依据的确定

2.1.1招标工程合同价款约定

在建设工程中的招标工程合同价款由发包人和承包人根据中标时的价款在签订合同时进行商定。招标工程实行工程量清单计价的,合同价款约定方式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①采用固定单价合同形式的,中标价即为合同价款,结算时工程数量根据设计图纸、变更签证、现场签证按实计算,单价按中标单价以及约定的调整方式计算。

②采用固定总价合同形式的,应在确定中标后28天内核对清单工程量,核对后的清单工程量作为完成招标图纸施工内容的包干数量,相应总价即为合同价款,结算时按合同价款进行审核结算。采用固定总价包干合同,未在28天内核对清单工程量,按固定总价包干合同进行结算。合同价款外工程数量根据变更签证、现场签证按实计算,单价按约定单价以及调整方式计算。

2.1.2非招标工程合同价款约定

非招标工程的合同价款由发包人与承包人依据双方确定施工图预算的总造价在本合同协议书中约定。

2.2工程量清单解释条款约定

工程量的总额包括施工、安装等,若在这过程中承包人有过错既不能解除合同也不能豁免其按约定应承担的责任。这里所说的工程量是根据资料确定的而非承包人在实际工程中应完成的。

2.3同时对计量结果复核说明条款约定

承包人对工程师所确定的计量结果有异议,应当在受到通知的7日内向工程师提出书面意见并附上其认为正确的计量结果和相应的资料。工程师收到后,应与承包人进行复核,确定最终的计量结果,若协商不成则按合同的争议条款处理。

3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合同计价调整条款约定

3.1合同价款调整因素约定

除另有约定外,调整因素应包括但不限于:①工程量的偏差;②工程变更;③物价及后继法律法规的变化;④费用索赔事件或发包人负责的其他情况;⑤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造价调整;⑥专用条款约定的其他调整因素。

3.2 风险调整办法约定

①实行风险包干的,应当计取相应风险包干费用。风险包干系数根据风险承包范围和工期合理确定,工期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一般为2%以内,工期在一年以上的一般为1%～3%。

②实行包工包料的,合同应当约定发、承包双方承担主要材料价格风险的幅度。主要材料价格市场变动未超出约定幅度的部分,由承包人承担或受益;超出约定幅度的部分,由发包人承担或受益。主要材料的种类根据相应材料费占工程造价比重确定并在合同中予以约定。

③采用固定单价、固定总价合同形式的,合同应当约定合理的风险承包范围。承包人风险承包范围不包括下列事项:工程地下地质条件的变化;设计变更、;现场签证;不可抗力;双方约定的其他内容。

3.3 各种因素调整办法约定

①概述。当项目工程量偏差在百分之十以上,且该偏差使合同价款变化超过了 0.01%,则超过 10%部分的项目综合单价应予调整。如果因为非承包人的原因而删除了合同中原有的某项工作,致使承包人开销或(和)预期可以获得利益无法得到弥补的话,则其有权要求补偿。

②分部分项建设工程项目费的调整。在分部分项建设工程的项目,如果因法定或者合同约定的合理原因导致最终完成的工程量与工程量清单中开列的工程量相差在百分之十以上的;且相关合理变化致使扣除零星工作项目费和预留金后的合同价款变化超过了0.01%,则该超过10%部分的综合单价应当予以调整。除合同另有约定的外,调整应按照以下规则进行:

A 在“Q1>1.1Q0”的情况下:由造价工程师按第67.3款规定核实竣工结算文件时向承包人提出P1,经合同双方确认后,按照“C=1.1Q0×P0+(Q1-1.1Q0)×P1”的公式加以计算调价。

以上两式中:C是调整后的分部分项工程清单项目结算价;Q1是最终完成的工程量;Q0是工程量清单中开列的工程量;P1是调整后的清单项目综合单价;P0是承包人在工程量清单中填报的综合单价;S1是最终完成的分部分项工程项目费;S0是承包人报价文件的分部分项工程项目费;M1是调整后的结算措施项目费;M0是承包人在工程量清单中填报的措施项目费。Cn′为调整后第n支付期间应支付的合同价款;Cn为调整前第n支付期间应支付的合同价。

B在“Q1<0.9Q0”的情况下:由承包人按第67.2款规定在递交竣工结算文件时向发包人提出P1,由造价工程师核实并经发包人确认后按照“C=0.9Q0×P0-(0.9Q0-Q1)×P”的公式加以计算调价;

③措施项目费的调整。如果工程量的偏差使分部分项工程项目费的变化超过了百分之十,则超过部分的“措施项目费”应予调整。除另有约定外,“措施项目费”应按照以下规则予以调整:

A在“S1>1.1S0”的情况下,由承包人按第67.2款规定在递交竣工结算文件时按照“M1=M0×(S1/S0-0.1)”的公式予以计算,并向向发包人提出,由造价工程师核实并经发包人确认后执行

B在“S1<0.9S0”的情况下,由造价工程师按第67.3款规定核实竣工结算文件时按“M1=M0×(0.1+S1/S0)”的公式向承包人提出,经发包人承包人确认后执行。市场、政策法规变动引起的合同价款的调整:合同履行期间,由于市场变动、政策法规变动引发的物价变动时常出现。当国家工程造价行政机关发布的相关价格指数(包括但不限于人力、材料、机械等价格变动超过)超过合同工程基准期价格 10%时,发包人或承包人中不利的一方应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相关信息的14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另一方。按下述公式调价:Cn′ = Cn * Pn = Cn (a + b * Ln / L0 + c * En / E0 + q * M n / M0),式中Cn′为调整后第n支付期间应支付的合同价款;Cn为调整前第 n 支付期间应支付的合同价款;Pn为第n支付期间合同价款调整系数a为固定系数,表示合同价款中不作调整的那部分合同款;b、c、……、q分别表示人工、材料、机械等各相关要素占合同价款总额的权重系数,应在专用条 款中约定,要求 a+b+c+……+q=1;Ln、En、……、Mn与 L0、E0、……、M0分别表示工程所在地工程造价管理部门公布的第 n 支付期间和基准期各相关要素的指导价格。

3.4其他因素调整办法

①在合同文件中应增加“招标文件”且在碰到合同文件竞合时其解释的顺序优于中标通知书劣于合同协议书;②承包人投标报价时应以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和自己获取的资料为基础,同时该价格被认为已经考虑的周全后才确定的;③承包人在投标报价时被认为已经认同了合同中其应尽的义务;④若承包人在投标报价时没有填写单价和总价的费用,则视为这两项金额已经列入相应的价款中;⑤明确招标工程合同价款由发包人和承包人在合同中参考中标价款自行约定。

参考文献:

[1]尹勤着.政府投资委托代建合同示范文本研究[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06.

[2] 郭娅.FIDIC和NEC施工合同对比研究[D].北京:华北电力 大学,2005.

篇5：工程合同纠纷的管辖权如何确定？

[案情]

福建省三江制衣有限公司在井冈山市投资办厂，经注册登记成立井冈山制衣有限公司(即本案的原告)，12月30日，原告井冈山市制衣有限公司与被告(所在地为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签订建设工程设计合同，合同未对交付设计图纸的地点进行约定。合同签订后被告多次到井冈山市实地勘验，最后把设计完成的一部分设计图纸交付给原告井冈山市制衣有限公司的总部福建省三江制衣有限公司(所在地为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一部分交付给原告井冈山市制衣有限公司的筹建办公室(所在地为江西省井冈山市)。由于被告未按期交付全部设计图纸，且交付的图纸有的为无效图纸，为此引发纠纷，经双方多次协商未果，原告井冈山市制衣有限公司选择以合同履行地确定管辖法院，并以江西省井冈山市为合同履行地，向江西省井冈山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合同。

[分歧]

对本案的管辖法院存在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是建设工程设计合同，不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的合同标的是建设工程的设计图纸，而非建设工程本身，义务人履行义务在于交付书面的设计图纸，不是交付建设工程，

建设工程设计合同属建设工程的分合同，但《合同法》没有规定建设工程所在地为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的合同履行地，本案的当事人所签订的建设工程设计合同也未约定合同履行地。本案属履行地不明确，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本案属建设工程设计合同，义务人交付的既不是货币，也不是不动产，而是建设工程设计图纸，属于《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其他标的”，本案的合同履行地是负有交付建设工程设计图纸义务的一方所在地，被告是负有交付建设工程设计图纸义务的一方，即本案的合同履行地为被告所在地。由于本案的被告所在地和合同履行地都是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因此本案有管辖权的法院是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

篇6：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管辖

【要点提示】

甲乙双方在合作协议中约定“如乙方违背以上任何条款，甲方可向西峰区人民法院直接提出起诉。甲方违背以上任何条款，乙方可向长武县人民法院直接提出起诉。”乙方向其住所地法院起诉该法院对本案是否有管辖权？

【案情简介】

2006年3月2日甲方（庆阳市富康果品有限责任公司）与乙方（原长武县果品套袋厂）签订合作协议书，协议书约定：联合组建“庆阳市富康果品套袋厂”

一、合作办法及双方责任：„„四.如乙方违背以上任何条款，甲方可向西峰区人民法院直接提出起诉。甲方违背以上任何条款，乙方可向长武县人民法院直接提出起诉，以法解决，望双方尽职尽责，共同遵守。2007年1月至今被告再未组织生产果袋，亦未通知原告不生产果袋。2009年7月诉讼法院后，经双方协商私下处理这一纠纷，原告撤回了诉讼。协商未果原告（乙方）又于2011年4月14日向长武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在答辩期间内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书。

【评析】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在答辩期间内提出管辖权异议，并认为合同的签订地、履行地均在庆阳市西峰区，故本案应移送庆阳市西峰区人民法院。原告与被告在合作协议中约定“如乙方违背以上任何条款，甲方可向西峰区人民法院直接提出起诉。甲方违背以上任何条款，乙方可向长武县人民法院直接提出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利公司与金海公司经济纠纷案件管辖问题的复函 法函【1995】89号“如甲、乙双方发生争议，有守约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该约定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应认定协议管辖的条款无效。本案应由被告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甲乙双方合伙协议的约定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应认定该协议管辖无效。依法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确定管辖，故应由被告住所地庆阳市西峰区人民法院管辖。本案裁定移送庆阳市西峰区人民法院处理。

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在答辩期间内提出管辖权异议, 但原告与被告在合作协议中约定“如乙方违背以上任何条款，甲方可向西峰区人民法院直接提出起诉。甲方违背以上任何条款，乙方可向长武县人民法院直接提出起诉。”该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协议管辖，同时没有违反民诉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原、被告的约定合法、有效，原告在其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长武县人民法院对该案有管辖权，故应依法驳回被告的管辖权异议。

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行为。合同是发生、变更、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合同是两方以上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民事法律行为。合同是以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为的目的的法律行为。本案中，原、被告通过充分的协商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的法律行为签订了合作协议书，协议书对发生纠纷的管辖约定：“如乙方违背以上任何条款，甲方可向西峰区人民法院直接提出起诉。甲方违背以上任何条款，乙方可向长武县人民法院直接提出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协议管辖，同时没有违反民诉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原、被告达成的合伙协议约定合法、有效，原告向其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长武县人民法院对该案有管辖权，故本案应按第二种意见处理。

篇7：合同纠纷管辖法院

1、买卖合同履行地问题

(1)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仅约定了交货地点的，交货地点为合同履行地。

对履行地点、交货地点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或者虽有约定但未实际交付货物，且当事人双方住所地均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以及口头购销合同纠纷案件，均不依履行地确定案件管辖。

(2)购销合同的实际履行地点与合同中约定的交货地点不一致的，以实际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

2、承揽合同履行地为承揽方所在地;

3、租赁合同、融资租赁合同以租赁物使用地为合同履行地;

4、补偿贸易合同，以接受投资一方主要义务履行地为合同履行地;

5、证券回购纠纷合同履行地

(1)凡在交易场所内进行的证券回购业务，交易场所所在地应为合同履行地;

(2)在上述交易场所之外进行的证券回购业务，最初付款一方(返售方)所在地应为合同履行地;

二、由法律规定的管辖法院

1、因保险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保险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如果保险标的物是运输工具或者运输中的货物，由被告住所地或者运输工具登记注册地、运输目的地、保险事故发生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2、因票据纠纷提起的诉讼，由票据支付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票据支付地，是指票据上载明的付款地。票据未载明付款地的，票据付款人(包括代理付款人)的住所地或主营业所所在地为票据付款地。

3、因铁路、公路、水上、航空运输和联合运输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运输始发地、目的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篇8：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管辖

关键词：刑事管辖权，属地原则，再认识

（一）关于"领域"的认识

所谓一国的领域，依照国际法公认的原则，是指一个国家能够行使完全排他性主权的范围，可分为"实质领域"、"准地域"、和"想象领域"。第一，"实质领域"的具体范围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通常是指一国具有管辖权的领陆、领水和领空。领陆是"领域"的最基本部分，指国家疆界以内的全部陆地，包括大陆、岛屿、滩涂等；领水是指内水（包括内河、内湖、内海以及同其他国家交界水域的一部分）和领海（宽度从领海基线起 12海里）及其领水以下的底土；领空是指国家领陆、领水之上一定高度的空间，它只及于空气空间，不包括外层空间。第二，"准地域"是一国实质领域的法律延伸，包括大陆架、毗连区、专属经济区。无论一国在其刑法典中是否明确规定了对大陆架、毗连区和专属经济区具有刑事管辖权，各国及地区对上述准地域均主张其管辖权。但根据一些国际公约的规定，沿海国的权利也应有所限制[1]。第三，近些年，因计算机互连网的发展普及，开始出现利用互连网进行刑事犯罪的活动。网络犯罪的出现也同时产生了对该类犯罪的刑事管辖问题。因而有的学者提出网络是刑法管辖中的"想象领域"，具体我们将在虚拟空间的刑事管辖中进行详细阐述。但不管怎么说，上述研究仍然没有超出传统的地域管辖范围。

（二）关于"本法"的认识

我国刑法学界通说将该条中的"本法"理解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典，从文义上看，这么理解无可厚非，但从目的解释论的角度看，这显然违背立法原意。"因为，世界各国在刑事立法中作类似规定，都在于强调在本国领域内犯罪都要适用该国刑法，包括该国的地区性刑法和特别刑法，以达到维护国家主权的目的。"而且，"这种理解与我国刑法学界认为刑法第6条第1款规定的是我国刑法（注意：不是我国的刑法典）的属地原则的通说自相矛盾，如果一方面承认刑法第6条第1款规定的是我国刑法的属地原则，另一方面又认为适用我国的特别刑法和地区性刑法就是属于'法律有特别规定'不适用上述原则的情况，这不是等于说我国的特别刑法和和区域性刑法就不是我国刑法，港、澳、台地区就不是我国的领域吗？"[2]由此看来，这里的"本法"表述明显不当，建议修改为"我国刑法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这样，就可避免将适用我国特别刑法以及港、澳、台地区刑法和民族自治地区的变通条例理解为适用我国刑法属地原则的例外这种不应有的混乱。

（三）关于犯罪地标准的认识

在这一部分，我们分为两部分来讨论。

首先，从犯罪行为表现的不同，我们可以从作为和不作为以及个人犯罪和共同犯罪的方面来对犯罪地标准做一个再认识。这里主要对共同犯罪和不作为犯罪做一个认识。

第一，共同犯罪的犯罪地标准认识。共同犯罪案件的犯罪地确定，目前主要有两种主张。一种主张是根据共同犯罪从属说来确定共同犯罪的犯罪地，即认为在共同犯罪中，帮助犯、教唆犯的犯罪行为皆依附于正犯的犯罪行为而成立，故应以正犯的犯罪行为实施地作为共同犯罪的犯罪地。另一种主张是根据共同犯罪杜里说来确定共同犯罪的犯罪地，即认为在共同犯罪中，帮助犯、教唆犯的成立及其可罚性决定于他们自身行为的危害性和危险性，并非依附于正犯的犯罪行为而存在。因而帮助犯、教唆犯和正犯的犯罪行为实施地皆可作为共同犯罪的犯罪地。我国刑法没有对共同犯罪案件的犯罪地作出具体规定，但是根据具体司法实践，不难看出，我国境内实施了共同犯罪的共犯使用我国刑法毋庸置疑，而对在我国领域外试试的共犯，个人认为应该视为在我国领域内的犯罪，一并使用我国刑法[3]。

第二，不作为犯罪犯罪地标准认识。对于以不作为形式所实施的犯罪地，如何认定，现阶段也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不作为犯罪地，应为行为人未履行而应履行的义务行为所在的地点和场所，这事义务行为地说；另一种观点则主张，不作为的犯罪地，应为行为人因实施其他行为致不履行义务时所在的地点和场所，这是他行为地说。而在我国，以义务行为的应实施地点和场所作为不作为犯罪地是符合我国刑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的内涵的。

（四）关于属地权冲突的认识

对于跨境犯罪和跨国犯罪来说，经常出现的问题就是属地权的冲突。这里的跨境犯罪指的是跨越了两个以上的法域边境。著名刑法学家赵秉志教授把跨境犯罪定义为："犯罪行为的准备、实行或犯罪结果跨越了一国内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法域，使得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法域的法院都可以依照各自的法律对其进行刑事处罚。"[4]

1.内地与港澳刑事管辖冲突。

刑事管辖是对刑事犯罪进行侦查、起诉、审判和惩治的追诉活动。根据宪法和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内地与香港、澳门的刑事法律不能兼容，刑事管辖权并没有形成隶属关系，因而，内地与港澳对刑事案件的受理与分工权限都规定了不同的法律原则。内地刑法对案件的管辖在确立以属地主义为主的前提下，还同时规定了属人、保护和普遍管辖为补充的原则，这四项原则共同构成内地刑事管辖权体制的主要部分。香港适用普通法的属地主义，香港刑法一般没有域外效力，实行的"以事情发生地点决定案件管辖权"的制度，并对案件发生地作了比较宽泛的解释。在香港外发生的犯罪案件，除非有个别成文法授权，香港法院才行使管辖权，可见，香港法院对刑事案件采取的是比较严格的属地管辖原则。澳门则秉承了大陆法系的法律渊源，在刑法典中明确规定了以属地主义为主，兼以属人原则和保护原则为补充。跨境犯罪死刑案件，不仅涉及的中国内地与港澳死刑政策及立法上刑事管辖的冲突，而且也涉及到人权观念、法律意识的冲突，因此，加强立法协调和司法协助是解决跨境死刑案件的有效途径。在"一国两制"体制下妥善解决刑事管辖冲突，是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有效惩治和预防犯罪的有效手段[5]。

2.跨国犯罪

所谓跨国犯罪，即犯罪行为的準备、实施或结果跨越了至少两个以上国家的国境线，便得至少两个以上的国家可以对其进行刑事处罚。解决跨国犯罪属地管辖权冲突问题应坚持以下原则：第一，国家刑事司法权平等原则。所谓国家刑事司法权平等原则，指任何国家对发生在本国领域内的犯罪都有独立管辖权力。第二，或起诉或引渡原则。确定起诉或引渡原则为解决跨国犯罪的属地管辖权冲突原则的内在依据是惩治跨国犯罪的需要，如果不实施这一原则，一些犯罪就可能被放纵。第三，国家间刑事合作原则。由于犯罪的复杂，犯罪主体可能涉及多国公民，每个国家在行使管辖权时不能不要求相关国家给予合作；由于尊重他国主权的需要，一国只能有条件、有限制地行使刑事司法管辖权，故也需要相关国家给予合作。以上三原则是相互关联、紧密联系的，解决跨国犯罪的属地管辖权冲突要全面考虑这些原则[6]。

参考文献：

[1]陈燕. 我国刑法关于属地管辖权规定的几点认识[J].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7）

[2]陈忠林.《关于我国刑法属地原则的理解、适用及立法完善》[J].现代法学，1998，（5）

[3]阮方民. 论我国刑法中属地管辖权的"犯罪地标准"[J]. 杭州大学学报， 1997，（3） .

[4]赵秉志. 跨国跨地区犯罪的惩治与防范[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1996.3-4.

[5]陈晖. 跨境犯罪中死刑问题研究[J].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2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