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农业技术的进步发展

中国古代农业技术的进步发展（精选6篇）

篇1：中国古代农业技术的进步发展

中国古代农业技术的进步发展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被称为人类的“母亲产业”。早在远古时代，农业就已经是人类抵御自然灾害和赖以生存的根本，农业养活并发展了人类，可以说没有农业就没有人类的一切，更不会有人类的现代文明。尤其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由于我国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只有重视农业生产才能保证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稳定，农业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也曾创造了中华文明的辉煌。农业的发展与农业技术的进步密切相关，主要体现在生产工具、耕作技术的进步，水利工程、灌溉工具的进步，农作物的种植推广等方面。

1．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的进步

（1）原始农业的耕作方式是刀耕火种，主要工具有石斧、石铲、木耒、骨耜、石镰等。

①河姆渡出土的骨耜和装有木柄的骨耜复原图

②“古之人民皆食兽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劳作……”。

──《白虎通义》

③河姆渡原始居民已使用磨制石器，用耒耜耕地；半坡原始居民普遍使用磨制石器，他们用磨光的石器和木制的耒耜等开垦荒地，用石刀收割庄稼。

──人教版七年级上册历史教材

（2）商周时期出现少量青铜农具

（3）春秋时期，开始使用铁农具和牛耕；战国时期铁农具普遍使用，牛耕进一步推广。牛耕是我国农业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

战国时期铁锄范

战国铁双镰范

战国时期的铁农具

铸造铁农具示意图

（4）西汉的耕犁安装了便于碎土的犁壁，牛耕普遍使用二牛抬杠的耕作方法；还发明了新型播种工具──耧车。

汉代牛耕图

耧车

曲辕犁

（5）唐朝时，南方水稻广泛采用育秧移植栽培，江南成为重要的粮食产地；制造了曲辕犁。

2．水利工程：农业生产的发展离不开水利工程的兴建

（1）原始社会末期：大禹治水的传说，反映了上古时代先民为战胜自然灾害、发展生产而兴修水利工程的艰苦历程。

（2）战国时期各国兴修水利，最著名的是秦国李冰父子在岷江中游修建的都江堰，使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

六字炳千秋，十四县民命食天，尽是此公赐予； 万流归一汇，八百里青城沃野，都从太守得来。

──纪念李冰父子的二王庙大殿联

（3）西汉武帝下令治理黄河；东汉明帝派王景治理黄河，疏通河道，修筑黄河大堤。

（4）魏晋南北朝时修筑了许多水利工程，为江南经济开发提供条件，江南经济开发为我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奠定了基础。

（5）隋炀帝时开凿了贯穿我国南北的大运河，北起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杭州）。

3．灌溉工具：古代灌溉工具的进步，也是推动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

（1）三国时期发明翻车。

（2）唐朝时创制了新型灌溉工具──筒车

《调笑令》：“翻倒，翻倒，喝的醉来吐掉，转来转去自行，千匝万匝未停。未停？未停？禾苗待我灌醉。”

《水轮咏》：“孤轮运寒水，无乃农自营。随流转自速，居高还复倾。”

4．农作物的种植推广

（1）原始社会时期，河姆渡原始居民培植了水稻，半坡原始居民培植了粟。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培植水稻和粟的国家。

（2）商周时期，后世所说的“五谷”已齐备；并知道选种。

（3）张骞通西域后，农作物新品种不断传入。唐朝时传入许多新品种，多从西域传入；茶叶在江南农业中占重要地位，全国盛行饮茶之风。（唐朝出现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作者陆羽被称为“茶神”。）

（4）宋朝时，从越南引进占城稻，水稻产量明显增加。太湖流域的苏州、湖州成为重要粮仓，流传着 “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棉花种植也由两广、福建扩展到长江流域。表明经济中心已经转移到南方。

（5）明朝时，引进原产南美洲的玉米、甘薯，清代不断推广；明朝还引进了马铃薯、花生、向日葵等。

中国古代农业虽然有“养活了庞大的人口，创造了灿烂的文明”等伟大贡献，但也存在很多方面的不足：（1）农业经济发展所付出的生态环境方面的代价太大。为了开垦土地，大量烧荒伐林，大片森林消失，造成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恶化。（2）科技含量低。虽然中国古代也有一些新工具新技术的改进使用，但总体看中国农业走的是一条依赖劳动力投入的粗放型经济，抗自然灾害能力差。（3）一直未突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范畴，商品化程度低。

研究学习中国古代农业发展史给我们的启发：（1）农业经济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人民的辛勤劳动。（2）稳定的政治局面，是经济发展的保障。（3）只有三大产业结构合理协调发展，农业经济才有长足发展，所以要把发展农业放在整个国民经济三大产业的大结构下思考。（4）发展农业、发展经济要与环境保护相结合，甚至可以说要以生态环境的保护为前提，只有如此才能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篇2：中国古代农业技术的进步发展

(本栏目内容，在学生用书中以活页形式分册装订！)

一、选择题(每小题5分，共60分)1．(2011·东北四校联考)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中指出：“理学并不仅仅是前秦和两汉儒学的继承和发展。它部分是对传统的重新发展，部分是全新的创造。”“全新的创造”是指()A．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并且凸显人性的尊严 B．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使儒学发展形成新的理论体系 C．融合阴阳家、黄老之学以及法家思想而形成了新儒学 D．强化了儒家的纲常伦理道德并借此维护封建专制统治

解析： 本题考查理学与先秦、秦汉儒学的关系。A项是理学与先秦、秦汉儒学的共性，不属于创新；C项是指董仲舒的新儒学，不选；D项不属于理学的“创新”，不选。理学是在吸收佛教和道家思想基础上形成的全新的儒学体系。

答案： B 2．(2010·北京海淀期中)北宋大儒张载是理学创始人之一，他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对这句话的理解不正确的是()A．体现了学者匡时济世的理想追求 B．反映了理学以继承儒学正统为己任 C．理学家具有反对君主专制的要求 D．说明理学思想有利于稳固统治秩序

解析： 理学强调的“理”是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理学对维护专制主义政治制度起了重要作用，成为官方正统儒学，故C项错误。

答案： C 3.右图反映的是宋代学者杨时和游酢向程颢、程颐拜师求教的故事。其求教内容最有可能是()A．救国治国之术 B．“天理” C．“知行合一” D．“民贵君轻”

解析：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提出的，“民贵君轻”是荀子提出的，二程的主要思想是“天理”。

答案： B 4．(2011·威海模拟)在今天的台北有一风景区——阳明山，它以前叫草山，蒋介石到台湾后，由于崇拜明代思想家王阳明，所以改名阳明山。王阳明是()A．理学的集大成者 B．心学的集大成者 C．三教合一的集大成者 D．首先向正统思想发起挑战者

解析： 本题考查学生知识迁移理解能力。以阳明山的来历为切入点考查王阳明的思想成就，独具特色，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其他三项均与之不符。

答案： B 5.“桃园三结义”是罗贯中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的名篇。刘备、关羽和张飞三人在涿郡桃园，祭告天地，结为异姓兄弟。以后他们都忠实地坚守着这个承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罗贯中笔下的这种思想直接源于()A．“仁政”思想 B．“天人感应”思想 C．宋明理学思想 D．“经世致用”思想

解析：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理解能力。罗贯中是我国明代时期的小说家。当时理学是官方哲学，这一思想注重民族气节和做人的品质，强调重义轻利。他笔下的这种忠义思想来源于理学思想。

答案： C

用心

爱心

专心

C．商品生产 D．重农抑商

解析： 从题干中的材料反映出的关键词“顺天时，量地利”，可以看出作者重视的是天时地利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答案： A 12．假如你生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你可以享受到的文明成果是()①根据《九章算术》来计算田亩面积 ②运用圆周率计算谷仓容积 ③阅读《伤寒杂病论》 ④使用《授时历》来安排农业生产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④

解析： 《九章算术》成书于东汉时期，圆周率是南朝时期出现的，《伤寒杂病论》成书于东汉时期，《授时历》成书于元代。故排除含④的选项。

答案： A

二、非选择题(第13题18分，第14题22分，共40分)13．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尝谓三教之大，其不可遗也。行五常、正三纲，得人伦之大体，儒有焉；绝圣弃智，守雌保弱，道有焉；自因克果，反妄归真，俾千变万态，复乎心性，释有焉。

——(宋)智圆

材料二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大学章句》

材料三 王守仁：“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

请回答：

(1)材料一反映了什么历史现象？(2分)(2)材料二主要体现了朱熹怎样的观点？在朱熹看来，认识事物的最终目的是什么？(6分)(3)材料三主要阐述了王守仁的什么观点？(4分)(4)材料一对材料二、三有何影响？(6分)解析： 第(1)问应依据材料概括三教合一，第(2)问应紧扣朱熹“格物致知”作答，第(3)问注意从材料三中获取有效信息，指出王守仁“致良知”的观点，第(4)问应归纳“理学”的形成。

答案：(1)三教合一。(2分)(2)观点：格物致知。目的：“穷理”，朱熹把探究“理”作为认识的最终目标。(6分)(3)天理就在心中，要克服私欲以“致良知”。(4分)(4)儒学融合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6分)14．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至论天下之理，则要妙精微，各有攸当；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圣人为能尽之，而其所行所言，无不可为天下后世不易之大法。

——朱熹《行官便殿奏礼》

材料二 前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夫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固未尝有是非耳。

——李贽《藏书卷》

材料三 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即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用心

爱心

篇3：中国古代建筑防火技术与建筑发展

一、古代建筑防火起步的土木时代

中国先民的居住形式是穴居半穴居并开始将木材应用其中。为了防火,氏族人在柱排列的壁体上涂泥,并且烧硬表面,使之初步陶化。另外“屋盖塌落的草筋泥残块发现粗面抹有白细土光面两种,又有平面烧得历害的迹象,据以推测,屋盖椽木内表面也涂有草筋泥,这是出于防火的需要。”[1]恩格斯指出:“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质或木质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之能耐火而产生的。”[2]据此“制陶术较为发达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半坡人把这经验用于建筑中木构件的防火是完全可能的”。[3]

虽然,氏族人采取了把建筑全面涂土陶化的防火措施,但是,这些建筑大部分仍然毁于火灾。许多“发掘时尚保存坍塌的原状,河南大河村遗址几乎全毁于火。”这就是说木骨泥墙的做法,不能完全防火,只能缓燃。

夏代,已经出现了夯土技术,高台建筑就是夯土技术的成果。在建筑中,木骨泥墙的厚度只有二十多厘米,而夯土版筑墙的厚度则“为五十八至七十五厘米”。[4]从防火角度看,木骨泥墙表面的涂土只能延缓燃烧。据现代实验测定,木骨泥墙的耐火极限约0.8h;而夯土墙则是一种防火墙体,其耐火极限超过4h,显然,夯土墙较木骨泥墙的防火能力强。

这个时期,建筑中还广泛使用了土坯墙。土坯是从自然材料向人工材料发展的过渡,是砖墙的前奏。土坯墙的草创为中国古代建筑承重结构和围护结构互相独立、构件预制奠定了基础。土坯墙有防火预制、取材便利、用土节省等优点,农村至今尚有使用。

在发明砖瓦以前,中国建筑处于纯自然材料的“土木时代”。在这个建筑发展的初步阶段里,古人已经创造了一系列的防火措施,为以后木构建筑的防火迈出了可贵也是艰难的一步。

二、砖瓦的产生普及与建筑防火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发明了砖瓦技术。砖瓦是非燃材料,给建筑创造了一个非燃的外壳,限定了防火的空间单元。并使建筑面貌焕然一新。一种技术的出现,人们往往只注意其直观效果,而忽略了其潜在的效益。这是科技上的一种“湮没”现象。正如人造卫星,人们只注意其明显的目标是探索外层空间;其实卫星最大用途是通讯,是信息革命的重要工具。瓦的发明和应用也是这样,人们会想到其最明显的防雨功能,而忽视其防火功能。“災,即灾,为起于下,焚其上也”[5]每当火灾发生,首先烧毁屋顶,延烧传播最快的也就是屋顶,屋顶材料是建筑防火的关键。所以,与其说瓦的发明是防雨构件的发展,不如说是建筑防火的一次革命,是古代木构建筑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对瓦顶防火的积极效果,古人有着深刻的认识,并作为一种先进的文化加以传播。《新唐书·宋璟传》记载:“广州旧族,皆以竹茅为屋,屡有火灾,璟教人烧瓦,改造店肆,自无复延烧之患,人皆怀惠立颂,以纪其政。”又《新唐书·杨于陵传》记载:杨于陵“出为岭南节度使,教民陶瓦,易蒲屋,以绝火患。”另外,“州人覆茅为屋,岁多火,克明选北军教以陶瓦,又激水入城,以防火灾。”[6]湖北光化县“多竹,民皆编为屋,康直教以陶瓦,以宁为火患。”制瓦技术随仕大夫的频繁调任而传播,说明瓦屋对古代木构建筑防火的重要意义。琉璃瓦的出现是制瓦技术的又一进步,从而使瓦的技术性和艺术性高度地统一起来,给唐以后的宫殿等重要建筑带来了金碧辉煌的顶面。瓦的发展普及不但影响着单体建筑形象,而且整个城市也因此面目一新。

由土坯脱胎而来的砖,在战国时期已应用于装饰墙面、地面和墓室。汉代更多形式的砖相继问世,许多砖用于拱的特殊位置,如企口砖等。砖的发展促进了拱券技术的发展。据研究,拱券技术与窑洞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拱券技术的发展也许是源于窑洞建筑,而不是陵墓。只是陵墓中的拱劵保存较好,而被后人误认为墓中的拱券就是最早的拱券。

在明代长城以及各类城墙、无梁殿、砖塔,层出不穷。在中国建筑史上,明代可以称是砖木时代。对于砖的防火功效古人认识颇深。据《天府广记》所载;“易旧制板屋以瓦砖,可以避风防火烛。”又“由居民皆编竹之壁,久则乾燥,易于发火,又有用板壁者,天竹木皆酿火之具,而周回无墙垣之隔,宜乎比屋延烧,势不可挡......尝见江北地少林木,民居大率垒砖为之,四壁皆砖,罕被火患。”另“今木屋易火,易之以砖,则不火,此理至明。”[7]古人的认识和宣传,促进了建筑易竹木壁板为砖墙,加速了建筑向难燃化和非燃化方向发展。中国古代建筑中瓦的产生早于砖,而且瓦的应用和普及速度也比砖的普及速度快。建筑史表明,瓦在西周出现发展到两汉时期就广泛用于各类建筑,而砖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发展到明代才广泛用于各类建筑。这二者发生发展的时间差和速度差表明,建筑技术的发展和人们生活需要的紧迫程度有关。屋顶的防火要求更高、更紧迫。促使了瓦的迅速发展与传播。

三、天井和庭院的产生发展及其防火意义

用防火的技术来解释院组织建筑群体的现象,有一定的道理。文献记载的秦阿房宫就是用栈道、浮桥、廊庑把殿堂及离宫别馆连成一片,虽然气势磅礴,但建筑“檐庑相逼”、“邑宇逼侧”、“重屋累居”、“高台重榭”、“接屋连阁”,极易“屋比延烧”。[8]古人对于房屋群体无间隔不利于火防有着深刻的认识。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南宋行宫中房屋,“逼窄,于防谨火烛不便”,朝廷指示,将太庙左右“各撤屋十五步以备不虞。”另“嘉靖十年,大内东偏火,延烧东西十四连房俱尽。”[9]连屋易于延烧,明世宗指出,这是由于“宫中地隘而屋众,且以通栋,所以每有火患。”并指示“闻南京宫中诸门皆砖砌,不用木,今为毁者,量为规划,务使道途疏阔,堂舍简陋,门俱南京制,斯免惊扰。”[10]使“堂舍简陋”、“避免通栋”、“量为规划”、“道途疏阔”,正是群体布局中的关键问题,解决的方法就是用院组合建筑,拉开单体间距,阻断火灾的延烧,文献记载“焰及院北垣,即消灭,”[11]也证明院的防火功效。

中国古代选择用合院的形式组合建筑群,含有防火的技术因素,而合院的发展变化更受防火意念的影响。合院除本身的发展外,还演进为庭院和(小院)天井的形式。典型的合院有三合院和四合院。初期的合院是通过两厢加廊庑连接前后的主体建筑。这种形式在序列上是连续的层次,且避风雨。然而,由于建筑构件相连,虽有中部的院落可作为前后建筑的间距,但有时还会延烧。对这点古人已有认识。据《北齐书.后主本纪》所载:“天统三年正月,邺宫九龙殿灾,延烧西廊。”又《宋会要辑稿》记载:宫内“火势已盛,命宿卫数百人拆回廊连屋……”另“既而火至承天门西烧仪鸾司,复烧朝元殿、后阁门、长春殿南廊,拆西北廊、主廊以绝火势。”[12]基于上述认识,人们通常在相连长廊中,每隔一定距离设一防火间,间内全为砖石构筑,廊的一边失火不易蔓延另一边,如北京故宫的廊庑。而更多建筑群的院是在主体建筑和两厢房间设一段无附着连廊的墙体。庭院有隔火救火的功能,同时还有避难的功能。据《宋会要辑稿》:“帝与皇太后、皇后避火于苑中”。院落“隔”的功能发展成为庭院,兼有“隔”、“救”和“散”的功能。可见庭院的技术性和艺术性进一步发展,更臻统一。

宋代以后,城市迅速发展。江南重镇在突破坊里制度之后,建筑面街,用地紧张,民居中院的尺度压缩成小院天井或天井(下称天井)之后定型为进厅式建筑。一个天井为一进,组合起来可大可小,封闭内向,每进为一个单元,建筑可以一次竣工,也可以逐渐加大,设计标准化,施工方便,同时适宜南方气候特点。天井在表面上只保持了院的通风采光功能,失去了防火间隔功能;其实,天井仍保持了院的排热、稀烟、减缓延烧的功能。天井一般设在屋顶两坡交接处,简化了交接构造。遇到火灾,特别是火灾初期。天井对火有一定的抽吸作用,减缓了火灾水平延烧。更重要的是天井能及时排除室内热烟,为扑救疏散以及抢救财产争取了时间。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建筑群体中院的形成,尤其是合院的形成与发展,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防火技术的影响。院的发展,丰富和变化了建筑群体形态,增强了建筑整体环境的艺术效果。这正是中国古代建筑防火技术与建筑环境艺术的有机统一。

四、建筑外壳不燃化

基于“易旧制板屋以瓦砖,可以避风防火烛”[13],中国古代建筑逐渐普及砖墙形式。由于砖砌墙体封闭性能好,且有防火的优点,故古代建筑的结构柱也往往由砖墙包封,为了防御火灾,古建筑逐渐地减少了木构件,大多数重要建筑都发展成为砖木混合建筑。如果抽象而论,就是外部非燃难燃,内部可燃。这种形式对于控制内部火灾外延和外部火灾入侵都有一定的效果,达到“此屋之火不能烧彼屋之木”之目的。现存古建筑中无论是唐宋的寺庙或是明清的宫殿,多数都是以木为架,用砖作墙。就殿堂而论,墙体有一半以上的面积是砌砖。如果按实体六个面积计算,五个面是非燃材料,占4/5比例。这也说明防火措施深刻地影响了古代建筑的发展。纵观建筑发展史,建筑是从木构件向砖石构件发展的历史,也是用非燃材料代替或包封易燃材料,即不断减少可燃性危险的历史。

那么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选择砖石结构体系,或用砖石结构完全取代木构?中国古代砖石结构技术早就比较发达,拱券技术成熟较早。但是,许多因素的制约导致了中国古代主要发展了木构体系。早年刘致平先生认为:“我国最早发祥的地区—中原等黄土地区,多木材而少佳,所以石建筑甚少。”[14]英国学者李约瑟则认为:中国的奴隶社会制度不易调征大量奴隶做工“总之,木结构形式和缺乏大量奴隶之间是多少会有一些相连的关系。”[15]而《华夏意匠》的作者李允鉌先生则认为:“中国建筑之所以长期被确认为最合理的构造方式,是一种经过选择和考验而建立起来的技术标准,”并认为中国没有“神权时代不企望房屋永久”从精神方面做出解释。[16]还有些专家认为:中国依靠农业,经济水平低,建造砖石瓦房的经济实力不够。龙非了先生从木构省时易建,适应中国农业社会时令性强的社会实质出发,指出冬官管理冬营的必然性和科学性;并从木结构本身柔性,具有防风抗震优势分析,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中国建筑长期采用木构体系的主要原因是物质技术客观条件方面的原因,然后才是精神艺术主观方面的因素。考虑到中国建筑就地取材原则的普遍性(大量的民居)和非就地取材的特殊性(皇宫殿宇),也考虑到木材与中国文化的相关性和木结构便于加工等因素。因些,中国长期采用木结构的原因是综合的,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某一种原因使然。木结构长存的原因是:

1. 木结构建期短,适应中国农业社会冬闲营屋的时令特点。这关系到政治社会的稳定。

2. 铁工具出现较晚,木构已占优势,形成社会定势,并且对木构技术更深的认识,创造了一套定型化、标准化的设计施工方式。

3. 砖石结构的胶结材料未能很好的发展,制约了砖石建筑的推广。

4. 中原地区多木少石。

5. 木结构防震的结构优势。

6. 对木材温性的认识与审美心理等。

由于上述综合原因,尽管木构有易火的弱点,但中国古代仍然主要发展了木构建筑体系。同时创造了一套防火的技术措施。

五、中国古代高层木构建筑没有充分发展的原因

中国古代曾有一个时期(主要是东汉),建筑做过向高空发展的探索。然而,高层木构建筑在做了短期的试探后,人们向高空发展的兴趣大减。从整个科技史来分析,中国古代高层木构没有向上发展的主要原因是有火灾的毁坏。李允鉌先生在《华夏意匠》中写道:“中国建筑占领空间的意念为什么逐渐的减弱呢?大概到了不再利用堆土台作为向空间发展的手段时候,木结构虽然可以承担这个任务,但是却出了一个致命弱点,这就是“防火”问题。[17]据文献记载,高层建筑楼阁和塔(木塔、砖木混合塔),毁于火者甚多。著名的江南三大名楼:黄鹤楼、腾王阁、岳阳楼都曾多次毁于火灾。据研究,中国古代木塔、楼阁多数毁于火灾。从防火角度分析,高层建筑的火灾特点是:火势发展快,蔓延途径多,扑救困难。所以,中国古代高层木构建筑未能充分发展的主要原因是防火技术的制约,导致古建筑从平面上展开数量上加多,发展成合院组织的群体建筑。结合前文有关院的论述,会发现火灾制约高层木构的发展,火灾又制约低层木构建筑簇拥式堆积,要求分散而联系,这就导致用院组合木构建筑群的必然。

六、中国古代砖石建筑的发展与建筑防火

中国古代砖石建筑起步于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古代砖石发展的初期主要是用于防潮和防火。防火技术促使古代建筑不断易木材为砖石,构件不断非燃化。砖石塔和无梁殿则登峰造极,形成了中国的砖石建筑体系。可以把中国古代砖石建筑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东汉以前砖石用于建筑的初步阶段,第二是明代以前对砖石结构不断认识与发展时期,第三是明代以后砖石建筑发展的高峰期,这个时期砖石在建筑中的比例(体积比)有的已超过木材。也许是地震之故,中国古代在汉以前没有砖石房屋保存下来,但可以肯定,当时有砖石房子。《史记》记载:“驺子之燕,照王痈彗先驱,请列第子之座而受业,筑竭石宫亲往师之”,另“史于石室金匮之中”。中国的铁工具是春秋时期开始推广使用,这就为砖石建筑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地下“建筑”的发掘,展示了汉代砖石结构的技术已能筑拱券和穹窿,完全掌握了砖石结构的技术。由于没有理想的胶结材料,砖石结构的地面建筑很少,也不能保留下来。汉以后,中国的砖石结构有了较大的发展,南朝墓室有6.7m的砖跨,隋赵州石拱桥跨度37.37m,矢高7.23m;北魏的嵩岳寺大塔高39.5m,这些高层大跨的砖石结构标志着古代砖石结构的成熟。促进砖石结构建筑发展的正是日益发展的建筑防火技术。南北朝至唐代,曾出现了许多木塔,后多毁于火。这些教训促使唐代出现了许多砖塔、砖木混合塔。宋代以后出现了更多砖石塔,建筑史上有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当一座木塔被火焚毁之后,后人多在原位改用非燃材料重建之,如开封铁塔的前身是木塔。广州六榕寺花塔的前身是木塔,焚毁后重建了砖木混合塔。又“如现在的福建泉州开元寺双石塔塔址处,最初就是末藩将王审知所造七层木浮图,木塔焚毁后,曾造砖塔,至宋代才改为石塔。”[18]河南洛阳白马寺释迦舍利塔原来是九级木浮图,后焚毁建十三层,高一百六十尺的砖塔。[19]另一个杭州的六合塔、山西阿育王塔等也是如此。现存的古塔除应县木塔外,全是砖塔、石塔或砖木混合塔;而且到明代以后几乎就没建木塔,前朝的木塔几乎都毁于火从这一史实更能悟出古代砖石用于建筑的防火意义。

如果说砖石塔是防火的产物,那么无梁殿就是防火建筑。著名的故宫皇史宬无梁殿是古代优秀的砖石建筑(防火建筑)。无梁殿式的砖石建筑最早始于何时暂无查考,但山西省清徐县的香岩寺金代石构佛殿(1190年),可算是最早的实物之一。

除了纯砖石建筑在防火意义上做了许多积极地探索外,更多的砖石用于防火的措施是在木构建筑的某些部位代替木构件,如围护的墙体等。随着防火技术的发展和对火灾规律认识的加深,许多有识之士专门著书立说,呼吁并积极推行砖墙建筑,以利城市防火。据《火灾私诫》记载:“四壁皆砖,罕被火患,间或有被者,不过一家或数家而止……今后若有砖者必不毁,其延烧都必竹木也。”另据《杭州治火议》中载:“盖中国屋制,四海一辙,北土南砖,俱足御火”。“一室之中,惟栋梁、柱是木则火不成势”,“此屋之火不能烧彼屋之木”,故“今木屋易火,易之以砖则不火,此理之至明。”[20]基于这些认识,明清建筑许多都用了砖墙。现存的民居许多都是砖墙房屋,明代以后的寺庙、宫殿等大型建筑更是围以砖墙。

建筑中除墙体外,柱、栏杆、窗易木为石者甚多,其技术原因主要是防火(也有防潮)。明代城墙包括州县的城墙多用砖筑,为了防御火攻,城门也从元代开始改木梁眉式为砖石劵拱式,利于防火。

总之,从砖石建筑的发展史看,中国古代曾出现了砖石的高层建筑和大跨度的无梁殿建筑,这两种建筑的产生与发展是在防火要求的促使下探索发展的;而大量的建筑围护墙体,防火意义则更加明显。所以说中国古代砖石建筑的发展与建筑防火技术有着密切的联系。

七、涂土在中国古代建筑中的防火作用

涂土在中国古代建筑中起着重要作用,一直伴随着中国建筑的发展。从氏族人半穴居中的木骨泥墙起步,涂土一直作为古建筑墙面粉刷和砌墙的胶结材料,并发展成木楼板的铺垫灰被,屋顶椽板的苫被以及竹木筋墙等。古建筑在它初期阶段就利用涂土包封木材达到防火目的。“茅茨”屋顶涂土后具有一定的防火功效,发展成瓦屋后,这层土作为苫被还保留在某些建筑中。以后的古建筑在楼板上铺一层灰被。灰被的构造是在木板上,将稻草切成两寸长度,用水浸泡,唐宋以后多用石灰水浸,然后调入土中。草筋泥中也可加入石米、蚌壳等作骨料,铺在楼板上,厚度约5cm,面上抹光,甚至绘作图案。这种方法对于加强楼板的防火性能,有一定的效益。对于涂土的防火,古人认识很深,经常应用,广为传播。涂土不但用于防火,而且用于灭火。早在春秋时期“襄公九年,宋灾,乐喜为司城,先使火所末至,彻小屋,涂大屋,陈畚,具绠缶,备水器,蓄水潦,积土涂,鳝守备,表火道,储正徒,郊样之民,使奔火所。”[21]其中“涂大屋”“积土涂”正是涂土防火的具体应用。另唐代杜佑在《通典》中提出:“城门扇及城堠以泥厚涂备火”,又“火之蔓延,得木则炽,遇土则不能入”,“常见往年胶群,所居瓦屋,则用砖裹讪檐,草屋则用泥圬上下,既防延烧,且易救护。”[22]基于以上认识,古代建筑中一切有可能发生火灾之处都用涂土封之。涂土用于屋面、楼面、柱梁、墙壁及地墁等,在古建筑中占很大的比重。如果定量地估算一下,一座清式大殿中,涂土所用的部位占建筑所有表面积的2/3左右。涂土的使用与发展,同建筑防火技术不可分割。在发展中,涂土演进为古建筑中的粉刷技术。在营造中称之为“土作”,土作中灰浆已从涂土发展成黄土、麻刀、红土、石灰、青灰等,有的加进桐油、糯米浆等。这些灰不但仍用于古建筑易火的部分,作为保护层;同时也用于其它地方。涂土对于古代建筑形象的塑造是相当关键的一环。墙面山尖的彩绘、壁画、浮雕大多须在这层土作上进行,或直接用土做浮雕(泥塑)。还有许多殿堂的壁画都是在土层粉刷制作。涂土在封建社会后期的建筑中,防火的技术意义在一些部位逐渐弱化主要让位于艺术意义,有些构件上涂土的技术和艺术意义并存,结合完善。

八、中国古代建筑中墙体的技术和艺术意义

篇4：浅谈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原因

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这是农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原因，主要表现在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生产技术的提高上。

1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工具是生产力水平的标志。各朝代都非常重视对工具的改进。商周时人们以木、石、骨、蚌作為主要的生产工具，到春秋战国时期已出现了铁农具；秦汉时期改进铁农具：耕犁上安装了犁壁，西汉发明了耧车，提高了播种速度；隋唐时进一步改进，发明了曲辕犁，便于水田耕作；北宋时出现了犁铧和踏犁，满足了不同地区的耕作需要。农业生产水平逐渐提高，推动着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

2生产技术的进步。第一，耕作和管理技术。夏商周时，人们已懂得使用粪肥、草木灰和绿肥；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使用犁耕，并逐渐推广；西汉时在使用二牛抬扛式耕作方法的基础上又发明了一牛挽犁法和代田法，汉水流域还出现了稻麦轮作的种植方法；隋唐时普遍推广“圩田”，农产品产量大幅度提高。第二，灌溉技术。水利是农业发展的命脉。春秋时期的桔槔、芍陂。战国时期的都江堰、郑国渠，西汉时的天然陂池、坎儿井。魏晋时的翻车，隋唐时的筒车等都是著名的灌溉工程或灌溉技术，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二、生产关系的调整

主要包括土地政策和赋役制度的调整。

1土地政策的调整。两汉时期开始推广的屯田制，北魏时期推行、延续到隋唐时期的均田制，虽然是各代统治阶级为缓和阶级矛盾、增加政府收入而作出的调整，但毕竟满足了部分人占有和使用土地的愿望，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2赋役制度的调整。简化征收手续和名目，逐渐废除了税、杂税和户税，突出田亩税，由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转变，是赋役制度调整的整体趋势。从两汉的编户齐民到北魏的租调制、隋唐时的租庸调制和明清时期的一条鞭法及摊丁入亩等，使农民的负担相对减轻，对政府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松弛，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三、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

战乱年代农业发展必然受到影响和破坏，如魏晋时期、唐朝安史之乱时期北方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相反在政治稳定时期农业发展就迅速，如两汉、隋唐时期，尤其是隋唐时期封建经济的发展进入繁荣阶段。

四、统治者的重视

中国古代历来重农抑商。很多明君(如汉文帝、汉景帝、唐太宗等)均实行过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等积极政策。西汉还将铁器推广到西域。这些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五、农业交流的程度

分为内部交流和中外交流两种情况。民族间交往越兴盛、中外交流越频繁。越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如，两汉时期随“丝绸之路”的沟通，民族间的交往和融合加快，中原的铁农具和耕作技术传，促进了西域地区的开发；明朝时，美洲的玉米、甘薯传入我国，使不适宜种植稻麦的土地得到利用，粮食总产量大幅度增加，同时还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商品化。

六、人民的辛勤劳动

篇5：中国古代农业技术的进步发展

农业科技的巨大进步使我国农业科技整体水平跃升发展中国家前列，一些重大科技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和领先水平，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由27%提高到48%，农业综合机械化程度达到38%；超级稻、杂交玉米、转基因抗虫棉、杂交油菜、地膜覆盖技术等一大批突破性科技成果的研发和推广应用，使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95%以上，大大提高了粮棉油等大宗农作物的生产能力，粮食总产量从6000亿斤跃上了1万亿斤的台阶。畜禽品种改良和规模化养殖、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名特优新水产品养殖技术的进步，使我国畜牧、水产养殖业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0%以上，肉类、禽蛋和水产品总产量跃居世界首位。

篇6：中国古代农业技术的进步发展

浅谈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是紧密相连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曾对世界和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是由于当时提供了适宜的.人文环境和条件.历史发展规律证明:人类进步的真谛是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作 者：许效红 Xu Xiaohong 作者单位：山西省煤炭职业技术学院,山西,太原,030031刊 名：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英文刊名：S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COLLEGES OF SHANXI年，卷(期)：19(6)分类号：C09关键词：中国古代 科学技术 社会进步 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