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银行并表管理办法（共4篇）
篇1：招商银行并表管理办法
并表监管(Consolidated Supervision)亦称合并监管、综合监管，是相对于单一监管而言，从银行或银行集团的整体出发，不论其机构注册于何地，都应由母国监管当局综合考虑其全球业务面临的风险及对资本充足性进行汇总性监测的一种方法。
并表监管是一个实践先于理论的问题，况且，中国对并表监管的研究起步较晚，因此在并表监管的理论研究方面，中国仍处于落后状态。实践中，为适应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中国对外资银行的政策日益开放，中资银行也纷纷“走出去”，在跨国业务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中国银行业并表监管的法制状况仍然不尽如人意，尽管银监会于2004年出台了《外资银行并表监管管理办法》(简称《办法》)。但是，《办法》只是针对外资银行进行并表监管，未涵盖中资银行。这当然与中国银行业从事全球业务的状况有关，但是，随着中国银行业的发展，金融全球化进程加快，中国银行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的规模不断扩大，在这方面的立法需要亟待解决，在这种情形下，《指引》呼之欲出。于是，2008年，银监会颁布了《银行并表监管指引(试行)》(简称《指引》)。《指引》借鉴国际监管实践，结合中国商业银行并表监管的现状，兼顾原则性和操作性，将中国并表监管实践进行了总结和完善，进一步规范了中国并表监管框架和监管要求，同时对银行集团的并表管理作出了要求[1]。
二、《指引》的内容
首先，在并表监管的基本内容方面，就并表监管的范围，《指引》主张“实质重于形式”，以控制能力为主，兼顾风险相关性的原则，确定并表监管范围;同时，《指引》规定并表监管应包括以下几种要素：资本充足率并表监管;大额风险暴露并表监管;内部交易并表监管;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和声誉风险等风险的并表监管，由此确立了中国监管当局进行并表监管时的关键内容;对于并表监管的方式，《指引》规定并表监管包括定量和定性方法。定量监管主要是针对银行集团的资本充足状况、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等各项风险状况进行识别、计量、分析和检测，进而在并表的基础上对银行集团的风险状况进行量化的评价。定性监管主要是针对银行集团的公司治理、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等因素进行审查和评价。其次，关于银行业监管当局的跨境监管，《指引》规定了银行集团在采取一些措施[2]的时候必须事前向银行业监管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才可以向东道国机构提出相关申请。此外，监管当局会定期或不定期评估东道国的监管环境。
三、对《指引》的评价
首先，《指引》首次将银行集团纳入监管范围，弥补了中国长期以来的监管空白。所谓银行集团，根据《指引》第2条，指的是在中国注册的商业银行及其附属机构。附属机构是指由银行控制的子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非金融机构。由此扩大了银行监管的范围，顾及了了金融风险的传染性，符合当前并表监管的发展趋势，保证了并表监管的有效性。其次，《指引》中规定的并表监管要素十分全面，尤其使用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的操作风险进行监管，从而保证了资本充足率的有效计算。而且对于风险的监管由于其性质的不同而采取定量与定性两种方法，这也是符合巴塞尔委员会规定，从而有利于中国监管标准与国际的接轨。再次，《指引》强调银行集团的内部管理机制，这种内部管理制度是相对于外部监管制度而言的。实际上，由于跨国银行组织体系庞大，业务多元且分布广泛，外部监管很难独立东西和监察跨国银行的内在问题和危机隐患，内部监管实际上便是防范银行风险的“第一道防线”[3]。当然，由于监管当局和银行等在安全与效率的目标定向上存在着极大地一致性，因此，两者之间也存在一定交叉与重叠。但是两者的侧重点不同，性质不同，作用力度与深度也不相同。最后，注重与外国监管当局的合作，提倡与签订备忘录等方式进行沟通，消除监管的不顺畅。在信息共享方面，更是将东道国的管理规定是否存在信息传递障碍作为条件，监管当局可据此禁止或限制银行集团及其附属机构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设立机构并开展业务。同时，《指引》规定母国在履行现场检查义务时，应履行告知东道国的义务，由此可知，中国对于并表监管的合作是持欢迎态度的，不仅要求东道国与中国在信息交流方面要合作，同时，中国作为东道国也会履行自己的义务，随时将信息告知东道国，只有保持信息通畅，才会使并表监管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保证。
当然，《指引》并非毫无瑕疵，它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并表监管主体的确认方面，《指引》采取的是注册主义，这与欧盟的“发证主义”有类似之处，但是，需注意的是，欧盟实行“发证主义”是与其特殊的背景有关，即欧盟是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其成员国受共同的欧盟银行法规范自己的行为。但是，中国采取注册主义，最直接的结果是容易与采取“控制利益”的国家发生监管权的冲突。而随着巴塞尔委员会影响的扩大，采取“控制利益”标准的国家愈来愈多，因此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也愈加凸现出来。其次，没有解决中国并表监管手段过于落后的问题。当前，中国并表监管的手段主要是非现场检查。这是因为进外现场检查成本较高，长期以来分业体制下现场检查集中于境内银行，并且这方面的人力资源匮乏。但是，非现场检查可能造成的信息虚假性不言而喻。除此之外，中国由于自身的制度，在实行非现场检查时也存在局限性。一是并表监管信息的破碎性。目前各地的银监局仅就所辖区域内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进行检查，之后再将所得信息上报银监会，这样银监会所得到的信息是破碎而缺乏系统性的。二是非现场检查系统的落后性。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普遍使用电子数据交换系统，而中国大量的数据统计与分析依然是人工主导型的，这不仅影响了非现场检查的效率，同时也进一步影响到数据的准确性。再次，对于与东道国的合作问题规定的较为简单，尤其当金融隐私权与并表监管发生冲突时，《指引》并未说明解决方案，只是规定遵循保密信息有关规定。而且，在与他国进行合作时，仅是签订备忘录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因为备忘录并非一种正式的国家法律文件，其更多地类似于“君子协定”，因此其对双方的约束力就大大降低了，但是《指引》却并未明确提出双方监管当局应签订双边合作协议这一具有约束力的规定，尽管，在实践中，中国已经与美国、英国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合作协议，但是《指引》却并未提到，这也说明《指引》有一定滞后性，仍需完善。
四、《指引》的完善建议
首先，在并表监管的主体确认方面，笔者认为，应该参照巴塞尔委员会的做法，采用“控制利益”标准。这是因为在跨国银行监管方面，巴塞尔委员会的影响力最大，虽然其文件的约束力有限，但是影响力却日益扩大，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都表示要执行巴塞尔文件内容，因此，为了不与别国发生管辖权的积极冲突，中国也应当适应这一趋势，并且，在并表监管的范围问题上，《指引》提出了控制能力的标准，这对并表监管的主体确认问题起到了辅助作用。当然，这一办法在主体确认问题上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因为，中国主张的标准可能得不到他国的认可。其次，在实施并表监管的手段方面，要采用多种相结合，而不是单纯依赖其中的一种。就目前来看，中国多采用非现场检查，笔者认为，应当把非现场检查作为一种发现问题的手段，即通过检查银行提供的报表资料，发现其中的问题，然后再针对问题通过现场检查找证据，找出问题的根源，因此，非现场检查应当与现场检查有机结合起来，相得益彰。关于现场检查，中国应该引进类似美国“骆驼”(CAMEL)指标的评级体系，通过对跨国银行的汇总报表分析，进行合规性和风险性评级，对不同级别的银行及其境内外分支机构区别监管，正如美国监管当局对于被评为第五级甚至第四级的银行，会进行早期监管干预，这样便可以提高监管的效率。此外，可以将评级的结果公之于众，这样银行客户便会谨慎选择银行，通过这种市场竞争以及社会力量，银行本身也会更加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产生一种良性循环。当然，在适当的时候也应当考虑到外部审计的办法，比如就当前而言，当监管资源不足以满足并表监管需要时，可以使用外部审计手段代替现场检查。再次，在与相关国家的监管协调方面，笔者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与对方签订合作协议，在协议中明确各自的监管责任。目前，中国多采用签订备忘录的方式，但是，备忘录由于不是正式的国家法律文件，其约束力有限，因此，从长远看，还是应当与对方监管当局签订双边合作协议，并把双边合作协议作为一种是否允许对方的银行进入本国的一项必备条件。如果双方达成协议，若其中一方未能遵守协议，另一方便可以禁止对方以后再进入境内开办银行，另外，以后母国其他银行再次进入东道国，就不必再为签订监管合作协议而重新谈判，原则上可以适用双方监管当局最初订立的监管合作协议，只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可能要作一些修改和补充。所以，初次签订双边合作协议十分重要，协议要对双方责任进行划分，如风险监管责任、信息分享责任、紧急救助责任等等，并且协议应当解决有碍于并表监管顺利进行的问题，比如当并表监管与金融隐私权发生冲突时，协议应当明确在何种情况时可以不受银行保密义务的限制。
摘要：跨国银行并表监管是目前银行监管的一大热点。目前, 金融创新层出不穷, 跨国银行并表监管出现了许多新问题, 尤其在当前美国金融危机波及全球的背景下, 并表监管的实施更是十分有必要的。对此, 中国银监会于2008年颁布《银行并表监管指引 (试行) 》, 初步构建了中国并表监管的法制框架, 但是其中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关键词：跨国银行,并表监管,监管主体,监管手段,合作
参考文献
[1]杨松.跨国银行境外机构母国监管问题[EB/OL].国际经济法网, 2008.
[2]范军.银行并表监管的理论基础和实践难点[J].海南金融, 2008, (4) :54.
篇2：招商银行并表管理办法
关键词：银行集团；金融控股公司；金融风险；并表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04-0054-04
2007年10月31日，银监会发布《银行并表监管指引(征求意见稿)》，对并表监管的定义、要素、方式和并表范围等内容作出明确指引，首次将银行集团纳入监管范围，弥补了我国长期以来的监管空白。该指引的制定，标志着我国金融业向综合经营体制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为金融控股公司法的制定奠定了基础。并表监管作为一种有效的金融监管工具，发源并成熟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理解和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并表监管的理论与实践，对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银行并表监管概述
20世纪70年代，金融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促使其纷纷进行金融创新，规避金融监管，开拓国外金融市场，电子信息技术的进步使这一切变成了现实。世界范围的金融创新，尤其是跨国银行及银行集团的出现，对传统金融监管的模式和方法提出了挑战，也对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造成了较大的冲击，例如，早期德国赫斯提(Herstatt)银行和意大利安勃西亚诺银行(Ambrosiano)的倒闭，以及后来国际商业信贷银行(BCCI)的倒闭。这一时期，各国和国际组织对跨国银行和银行集团所产生的风险的监管过程，也是对并表监管逐步深化认识的过程。
作为一种风险监管工具，并表监管没有统一的定义，各国或者国际组织大都围绕审慎监管原则，尤其是资本充足率标准，对并表监管进行定义。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从银行风险的识别、防范、化解角度，对并表监管作了描述性规定，“银行监管的一项关键内容就是监管当局对银行集团进行并表监管，有效地监测并在适当时对集团层面各项业务的方方面面提出审慎要求。”[1]由于各国国情的差异，决定了并表监管无法完全统一标准。我国在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将并表监管定义为在单一法人监管的基础上，对银行集团的资本、财务以及风险进行全面和持续的监管，识别、度量和监控银行集团的总体风险情况。
我国对银行并表监管的规定分散在各规章、条例中，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外资银行并表监管管理办法》。《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第六条、第十条，分别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须并表计算和并表的范围作出了规定，但是这种并表核算多局限于会计意义上的并表，是广义并表监管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按照《银行并表监管指引》的规定，广义的并表监管包括定量监管和定性监管两个方面，定量监管除了监管上述银行集团的资本充足性之外，还要对银行集团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等风险状况进行计量、监测；定性监管主要是针对银行集团的内部风险控制、公司治理等进行实质的审查和评估。
《外资银行并表监管管理办法》中的并表监管与《银行并表监管指引》的并表监管，在本质上都属于目标监管，都是一种银行风险监管工具，但是，两者却有着很大区别。首先，从监管对象看，前者针对外商独资或者合资的银行集团在华的分支机构的总体经营表现和风险状况进行监管，后者是对在中国注册的银行集团进行监管。其次，依照巴塞尔委员会发布的《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2006年修订)的规定，外资银行并表监管侧重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监管信息的交流和监管关系的协调，要求外资银行的母国对其进行并表监管，东道国在共享监管信息的基础上，对外资银行在本国的总体经营和风险情况作出评估；国内银行集团并表监管实际上是履行母国的监管职责，即以母公司为监管对象，对其附属机构进行并表。
二、银行并表监管的理论基础
典型的商业银行是接受存款，然后向个人或者公司发放贷款，即作为借款人和放款人的中间机构，现代银行业的本质是从事各种风险经营，以承受最低风险获取最大收益，风险、收益和监管始终并存的机构。银行集团至少存在四个方面的风险，这些风险构成了对银行集团并表监管的理论基础。
(一)银行危机的外部性
不完全和非对称信息问题同样会存在于金融市场，当金融市场中的一家银行发生风险或者破产倒闭时，由于不完全和非对称信息问题，其他银行的储蓄者会对整个银行业的信誉和经营情况产生误解，纷纷要求提取自己在银行的储蓄，整个银行业面临挤兑，出现“传染效应”和“羊群效应”。因此，单个银行的风险问题或者倒闭导致了整个银行业的系统风险，使社会公众蒙受巨大损失，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打击。现代银行财务的高杠杆特点，使得银行危机的外部性更加明显。[2]
(二)银行集团的风险敞口(risk exposure)
银行的风险敞口是银行监管的重要内容之一，比如银行的信用风险敞口(credit exposure)，银行对特定自然人或者组织的授信额度受到严格的限制。[3]对于单一结构的银行而言，其风险敞口相对较容易监管，而银行集团的风险敞口的大小则难以控制。首先，银行集团的附属机构都是独立的经营主体，也会存在风险敞口问题，因此，单一结构银行的风险敞口在银行集团中就变成了母子银行共同的风险敞口。其次，银行集团的附属机构可能是银行，也可能是非银行金融机构或者非金融机构，因此，各附属机构间的经营业务存在较大差别，如果设定一个适用于整个银行集团的统一风险敞口比率，这是非常困难的。基于单一结构银行与银行集团的这种差别，监管者在对银行集团的风险概况(risk profile)进行评估时，要综合考量银行集团及其附属机构的风险敞口。
(三)银行集团的股权结构
银行集团，尤其是跨国银行集团，公司治理结构和法律适用都存在较大差异，通常具有复杂的股权控制关系，这一方面是集团运营发展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又是银行集团故意模糊股权关系，规避有效监管的一种手段。反向持股、交叉持股等复杂的股权结构常常导致资本金重复计算，以及控股公司的财务杠杆比率过高。例如，母公司向子公司拨付资本金，由于这部分股本已计入子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就会发生一次资本金重复计算；当上述子公司又持有集团内部另一公司(孙公司)的法定股权时，资本金又被重复计算一次。资本金重复计算直接导致银行集团资本金总额虚增，导致同一笔资本金被用来抵御多个子公司的风险，影响监管者对集团资本充足性的准确判断。此外，银行集团复杂的股权控制关系导致大量银行欺诈、内幕交易和腐败成为可能，使得银行有效监管变得更加困难。同时，这种现象又会减弱公众对银行公司治理的信心，导致整个银行业的萎缩。
(四)银行集团的道德风险
银行业中的道德风险问题通常包括两方面，一是指在交易完成之后，由于借款人从事了与贷款人意愿相背离的活动，增大了贷款违约的可能性，导致贷款人承担较大的风险，这是银行因交易第三方产生的风险。二是监管者与银行之间的道德风险，由于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尤其是当银行支付的保险费率与其风险资产不匹配时(即存款保险费与银行所选择的资本和风险条件下的存款保险价值不相等)，银行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偏离审慎经营的原则，导致银行风险敞口扩大。在银行集团背景下，道德风险可能产生于银行集团内部。如果银行集团附属机构的经营者是非银行金融机构或者非金融机构，并且这些附属机构相信银行监管者为避免风险的传染效应采取了必要的监管措施，那么，他们就会为追求利润而过度冒险，这种风险在单一结构银行中是不存在的。
三、实施银行并表监管的难点
银行并表监管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风险监管实践中已经被使用多年，是一项发展较为完善和成熟的金融监管制度设计。转型经济国家的金融业发展一般较为落后，相关的法律制度和监管文化都与之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在银行并表监管实践中必定会遇到许多的困难和不适应。
(一)监管模式选择：分类监管、统一监管还是功能监管
目前，银行集团的监管模式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分类监管模式，以法国为代表；二是统一监管模式，以英国(FSA)为代表；三是功能监管模式(或者称牵头监管模式)，以美国为典型。三种监管模式最主要的差别在于监管信息的共享机制，从分类监管、功能监管到统一监管，监管信息的共享要求依次降低。监管模式直接决定了监管有效性的高低，是金融业稳健发展的基础和保障，因此，监管模式选择问题历来是争论的焦点。
从目前世界各国监管模式的实践来看，统一监管模式成为银行监管的趋势。比较而言，统一监管模式具有以下优势。一是统一监管将监管权集中于一个监管机构，避免了监管信息共享时的收集成本和传递成本。二是可以有效的识别、监控银行集团附属机构之间的风险传递，避免监管套利。三是能够在银行集团内部实施统一的监管方法和标准，可以有效地监管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提供的相同金融产品和服务。四是多头监管体制中，各监管机构对存在交叉的金融创新产品，会出现相互推诿或者相互争夺监管权的现象，统一监管则有效地避免了这种现象的发生，促进了金融创新。五是有利于发挥监管机构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优势，降低了监管成本，提高了监管效率。
然而，对统一监管模式持否定态度的观点则认为：一是统一监管模式下，监管机构往往成为“超级监管者”，不利于对监管机构的监督制衡，容易滋生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二是实践经验表明，统一监管模式一般适用于金融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对于金融体系发展不成熟的国家，统一监管未必最具效率。三是分类监管模式下，各监管机构更具与监管相关的金融业务的知识，专业化程度更高，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四是美国银行集团的监管实践证明，多头监管模式下，可以建立高效率的监管信息共享机制。五是统一监管模式下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优势并不明显。[4]
监管模式是中性的，没有明确的对错之分，只有适合与不适合。各国国情迥异，金融监管模式、金融体系结构、金融发展水平三者密切联系，金融监管模式选择受制于现有的金融体系结构，并且应当与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相适应，同时要考虑一国的监管文化和法制完善程度。对于统一监管而言，其是否具有监管有效性，是否有利于金融创新，需要什么层次的金融市场和制度条件，这些都没有定论。因此，金融监管模式变革具有复杂性、长期性，不能武断地说哪种模式更优越。
(二)控制力的界定：实质还是形式
控制力是指母公司对被投资机构的支配能力。对控制力的理解决定了银行集团并表监管的范围。首先，控制力是区分控股公司与投资公司的关键。投资公司以投资其他公司的证券为经营业务，最常见的投资公司是共同基金公司。虽然两者都持有其他公司的股份，但是持股目的和持股数额不同，控股公司通常通过持有过半数的股份获得该公司的控制权；投资公司持股是为了获得收益，对持股数额不作要求，并且投资公司在控制了该公司之后，一般会将其解散。当银行集团参股特定的公司时，银行集团是投资公司，其参股的公司不列入并表监管的范围。
如何定义控制力，各国实践存在较大差别。依据美国1956年《银行控股公司法》的规定，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都属于控股：母公司直接或者间接持有被投资机构25%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份；或者控制了被投资机构半数以上董事的选举；或者美联储认为母公司直接或者间接的对其他公司或者银行的经营决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日本《由控股公司解禁所产生的有关金融诸法整备之法律》规定，银行控股公司指拥有子公司已发行股票的50%以上份额的银行。
如前述分析，在实践中，银行集团的持股关系非常复杂，形式上的持股数额标准无法完全界定母公司对被投资机构的控制能力，有时控股公司虽然没有达到控股要求，但仍会对被投资机构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监管机构对银行集团实施并表监管时，遵循“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以控制力为主，兼顾母子公司间的风险相关性。
(三)监管协调、信息共享机制
在分类监管或者牵头式监管模式下，监管协调、信息共享机制，直接决定了银行集团并表监管的有效性。银行集团的业务和地域分布非常广泛，管理和风险结构的复杂性增加了监管机构获得有效信息的广度和深度。
监管协调、信息共享机制的建立是分类监管体制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在银行集团内部，各附属机构的业务种类各不相同，尽管附属机构之间都建立了防火墙，但是，复杂的股权结构、广泛的地域分布等特点，导致关联交易、资本充足率低、风险集中度高等问题时常存在，对监管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高效率的监管协调、信息共享机制，降低了各监管机构重复收集信息的搜寻成本，提高了监管的透明度，进而避免了监管部门之间相互推诿或者相互争夺监管权的现象，使上述问题得到缓解。
美国是典型的多头监管模式，属于牵头式监管。美联储、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州保险监管署分别依据金融控股公司的主营业务，确定牵头监管人，对于银行控股的金融控股公司，一般由美联储监管(又被称为伞形监管者)，是监管协调机制的牵头人；对于银行集团中的银行类子公司，由美联储、货币基金监理署、州银行监管者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共同监管，证券、保险类子公司分别由证券交易委员会、州保险监管署负责监管。
美国是多头监管体制下，监管协调、信息共享机制有效运行的国家之一，因此，也就成为批判统一监管模式的一个有力证据。在分类监管体制下，如何建立有效的监管协调、信息共享机制，以及如何通过监管协调、信息共享机制由分类监管向统一监管模式过渡，是目前大多数国家面临的问题，尤其是转型经济国家。
四、完善我国银行并表监管的对策建议
近年来，我国金融业综合经营的趋势日趋明显，在实践中，虽然没有银行或者金融控股公司之名，却有银行或者金融控股公司经营之实。现有的一些集团公司，如中信集团、光大集团、平安保险集团，实质上就是银行或者金融控股公司。目前，各商业银行开始涉足证券业、保险业和信托业，纷纷成立自己的基金管理公司，积极进行海外并购扩张。尽管并表监管指引会将上述金融发展中的这些新问题纳入监管框架。但是，我国的监管模式将做何种选择，在现有体制下如何实现有效监管，这些都是并表监管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一，我国的金融业发展改革，一直在吸收和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因此关于监管模式选择问题，依旧可以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借鉴美国的成功模式，在分类监管模式下针对银行控股公司实施并表监管，在此基础上，将银行控股公司升级为金融控股公司，采取牵头式的分类监管模式，最终建立起一套综合经营，统一监管的金融体制。
第二，建立高效的监管协调、信息共享机制。首先，对相关的法律规章做出修改，消除监管部门之间信息传递中的体制性障碍；其次，进一步完善现有的“一行三会”监管协调机制或者联席会议制度，充分发挥监管协调人在监管协调和信息收集、共享中的积极作用；再次，明确监管权限，平衡监管责任，避免出现争抢监管权力和推卸监管责任的现象。
第三，在时机成熟时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并表监管并非一劳永逸，并表监管在监管对象上具有局限性，其只是针对银行集团进行监管，对于以证券、保险为主营业务的集团公司，尤其是非金融类集团公司，并表监管指引不具有指引作用。例如，像山东泛海、四川新希望、东方实业等集团公司，实质上属于非金融类控股公司，在实践中已经大量存在，对此如何监管，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章予以规定。因此，在时机成熟时，需要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统一各种集团公司的名称，对更具广泛意义的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监管。
参考文献：
[1] Core Principles for Effective Banking Supervision(October 2006)， 参见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网站文件， http：//www.bis.org/publ/bcbs129.pdf.
[2] George A. Wallken. The Law of Financial Conglomerates：The Next Generation 30 International Lawyer，1996.
[3] Ronald Macdonld， ‘Consolidated Supervision of Banks’， Bank of England Handbooks In Central Banking .NO. 11， 5(1998).
[4] Richard Abrams， Michael Taylor， Issues In The Unification Of Financial Sector Supervision， Int'l Monetary Fund， Working Paper WP/00/213， Dec. 2000.
Bank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Theory and Practical Difficulties
FAN Jun
(Center for Law and Economics CUPL，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and Law，Beijing 100088，China)
Abstract：Consolidated supervision is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the regulation of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ies， which has been utilized as a financial supervisory risk management technique in more advanced countries for many years. In our country， although the title of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doesn’t exist， the existent groups， which functioned in practice under the separate regulation system， and haven’t been regulated because of lacking of interrelated rules， belong to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virtually. The Consolidated Supervision Directive can settle the problem partially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grated financial operation. However， in our transition economies， we will face many difficulties during the implementing consolidated supervision effectively.
篇3：招商银行并表管理办法
(一) 并表监管的概念。
并表监管是指监管当局以整个银行集团为对象, 对银行集团的总体经营和所有风险进行监督。并表监管是各国监管当局在总结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国际商业信贷银行 (BCGI) 倒闭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举措, 现已成为国际通行的审慎监管标准。
2008年2月18日, 中国银监会发布《银行并表监管指引 (试行) 》 (以下简称《指引》) 。《指引》界定了并表监管的概念, 指出并表监管不局限于会计意义上的并表, 而是更为广义的监管并表。会计并表是指商业银行按照财政部颁发的《企业会计准则》, 以母银行及其附属机构组成的银行集团作为会计主体, 由母银行编制综合反映银行集团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股权变动状况的会计报表。并表监管包括定量和定性两个方面。定量监管主要是针对银行集团各项风险状况进行识别、计量、分析和监测, 进而在并表的基础上对银行集团的风险状况进行量化的评价。定性监管主要是针对银行集团的公司治理、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等因素进行审查和评价。
(二) 金融隐私权的概念。
金融隐私权权能的核心是对信用信息及其利益的支配, 即信息持有者对其信用信息享有控制支配权。
金融隐私权是指银行拥有保守客户金融信息之隐秘性的权力与职责。强化对金融隐私权的法律保护是国际立法趋势之一。
金融隐私权与传统的隐私权不同, 它与信息持有者的经济利益或财产权利紧密相连, 是人格权与财产权利的有机统一, 并从人格利益向财产利益转化, 具有经济价值而又与人身不可分割, 兼具人格性和财产性, 并且财产性日益突出。金融隐私权的权利主体具有对自有权利所有处分的民事权利, 因此自然具有不愿被其他主体知晓金融隐私内容的权利;当其他民事主体利用各种方式知晓、泄露权利内容时可寻求法律救济措施, 其他民事主体不管是谁、以何种方式理应对其进行民事甚至刑事补偿。
二、跨国银行并表监管与金融隐私权冲突
(一) 跨国银行分行、代理处的并表监管与金融隐私权没有冲突。
对于跨国银行分行、代理处的监管, 这一点没有任何疑义。因为从法律定性上来讲, 分行和代理处属于海外总公司, 按照国际公法和现行各国国内立法分行和代理处全权由海外总公司监管。但是, 必须明确地指出分行作为外资银行准入东道国的重要组织形式, 与普通公司法意义上的分公司不同, 其在法律地位上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即外资银行分行虽然在东道国没有独立的法律人格, 却有相对独立的商业营运资格。在关注外资银行母行状况 (包括母国监管) 的同时, 不能忽视东道国的本地监管。
(二) 东道国公司对于跨国银行全资子行和控股子行的并表监管与金融隐私权的冲突。
母行对跨国银行全资子行和控股子行存在着资本控制关系, 因而其母国应为母行的所在地国。并表监管已经被公认为跨国银行监管的一项核心原则, 在国际银行监管实践中亦得到频繁适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曾对并表监管提出了若干原则, 其核心理念是监管当局应以整个银行集团为对象, 并采取有效措施管理集团的总体风险, 防止出现跨境监管责任不清、监督检查难以有效实施的局面。各国银监总局对此也都有类似规定。
子行具有独立的法人主体资格, 按照属地原则, 全资子行和控股子行属于东道国法人主体, 东道国具有充分当然的监管立场。银行监管者要保证跨国银行的安全稳健经营, 母国在实施并表监管的情况下势必会和东道国当地监管形成一定范围的积极冲突和消极冲突。母国监管者和当地监管者在监管过程中的冲突一定会对跨国银行全资子行和控股子行的金融隐私外泄或者“黑色”金融隐私监管空白。商业银行是跨国银行集团的子公司, 最终监管权属于跨国银行所在地的银行业监管机构。例如, 香港金管局会考虑审慎地借鉴其母银行/控股公司的本国监管机构所做出的评估, 监管合作的正式安排可以通过香港金管局和单个海外监管机构签署备忘录或协议书的形式进行, 在备忘录或协议书中明确各监管机构的相关职责。
(三) 对于少量参股的银行以及合资行的监管与金融隐私权的冲突。
对于跨国银行少量参股的银行以及合资行的监管, 由于没有一家母行对其具有“控制利益”, 因而没有任何单一母国可对其行使并表监管责任。有些成员国主张由各监管当局按照母行参与比例确定其并表监管责任, 但这是违背并表监管本意和巴塞尔委员会原则精神的。1992年巴塞尔委员会发布的《对银行集团及其跨境机构的最低监管标准》中明确指出, 只能由一个监管者来承担母国并表监管责任, 不允许在此问题上作出任何自行安排。对于这种情势的出现, 金融隐私权更是无从保护。BCCI案件, 即1992年国际商业信贷银行的倒闭案件将再次重演。那么, 如何解决这种冲突, 原则上符合并表监管条件的外资银行应聘请同一会计师事务所, 负责对其境内营业性分支机构和附属机构进行审计和并表审计。
三、跨国银行并表监管与金融隐私权冲突的解决
金融隐私权是银行生存与发展的生命线, 是维系客户与银行之间信任关系的纽带。但是, 跨国银行监管特别是母国的并表监管是跨国银行良性运转不可或缺的监管程序, 否则就会出现“监管空白”, 如何协调解决好跨国银行母国并表监管与金融隐私权的关系是目前全球都致力解决的问题。并表监管的本质实际上是母国对跨国银行海外机构经营信息的汇总、评估、审查和监督, 因而并表监管的有效实施, 须以母国监管当局能够获取银行海外机构的经营信息为前提。而各东道国关于金融隐私权的硬性法律规定, 无疑是阻碍畅通信息流的重大障碍, 不妥善解决这一障碍, 就难以实现母国的有效并表监管, 就会出现BCCI事件中英格兰银行“有心实施, 无力监管”的尴尬局面。
(一) 遵守巴塞尔协议规定, 奉行母国并表监管责任。
巴塞尔委员会仍然坚持一贯奉行的母国并表监管责任的重要性。2006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公布《有效实施新资本协议:母国与东道国信息共享》, 简称《有效实施新资本协议》) , 专门针对跨国银行在有效实施《巴塞尔协议II》时, 母国与东道国信息共享中的责任进行规定。”“实施新协议时, ……母国监管当局应牵头负责协议与各东道国监管当局之间的合作”。明确地肯定了母国在跨国银行监管中的地位——牵头负责, 即由母国制定监管计划、实施方案, 与各个东道国协商进行监管分工。在这里, 并表监管作为对跨国银行有效监管的基础, 再次得到重申, 它只能由母国实施。
(二) 母国并表监管实施措施的严谨深入性。
母国监管者应当确定东道国对其国内银行当地业务的监管内容及水平。可以通过跨国银行海外分子机构和合资机构报送的内部财务报告实施合理充分监管。并表监管所涉及的监管制度方法和技术手段都提出全新要求, 对所涉及的有关法规和非现场信息报送体系应不断修订和完善。当东道国监管不完善时, 母国监管当局需另外采取措施加强监管力度, 如通过现场检查, 或要求银行的总部或其外部审计师提供额外的信息。如果这些方法都不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考虑到其中的风险, 母国监管当局也许别无选择, 只能要求关闭其海外机构。
母国监管当局可以采用目前实施的监管措施包括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管方式, 监管的具体内容主要是被监管单位的资产负债比例情况、资产流动性、资本充足性、资产质量、风险情况、财务状况、损益、负责人变动等。母国监管当局应该更加致力于有效监管, 监管实施措施更加深入有效。实施有效的母国并表监管可以实行实时监管, 提高信息化、标准化手段来深入母国并表监管。
(三) 母国并表监管贯穿银行监管的全部过程。
母国并表监管原则实质上是运用各种可行的方式方法实施持续性监管, 监管对象包括银行母行/控股公司及其海外分行、子公司以及参股公司等, 在一定条件下还包括该银行下属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其所涉的金融企业集团。监管过程中势必会对金融隐私主体权利在会计报表核定过程中知晓, 但这种监管有利于反映银行集团内部各个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 不可缺少, 并且持续银行监管的全部过程。
(四) 加强母国与东道国监管当局的密切合作。
获得东道国对母国并表监管的谅解与支持是实现有效并表监管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巴委会于1990年4月发布了《银行监管当局之间的信息交流 (巴塞尔补充协定) 》。《巴塞尔补充协定》是针对1983年《巴塞尔协定》发布后, 母国监管当局和东道国监管当局之间的信息交流相对匮乏而制定的。《巴塞尔补充协定》阐述了“母国监管当局对信息的需要”和“东道国监管当局对信息的需要”, 在这两个部分中明确了双方监管当局的所需信息内容。由此, 就奠定了双方监管当局需要打破阻碍, 进行信息交流的基调;达成制度化监管合作安排的最佳方式是东道国签订双方协议, 只有这样才能对信息交流、现场检查、监管责任分工、联合行动等细节问题作出具体安排, 保障并表监管的实施效率和效果, 建立联系并交换信息。这种联系应表现为, 在东道国监管当局发照之前要征求其母国监管当局意见。在一些情况下, 有些监管当局之间已经达成了双边协议, 这些协议可以帮助确定分享信息的范围和在一般情况下分享信息的条件。除非能就获取信息达成满意的协议, 否则银行监管当局应当考虑禁止其国内银行在其保密法或其他法规不允许提供给监管者所需信息的国家内建立机构与开展业务。
摘要：跨国银行母国具体实施跨国银行并表监管过程中, 会遇到东道国保护金融隐私权的法律障碍。因此, 由于金融信息披露和金融信息交流所引发的并表监管和金融隐私权保护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本文从跨国银行母国并表和东道国金融隐私权基本概念入手, 深入阐述两者之间的冲突, 从而提出相互制衡的解决方式。
关键词：跨国银行,并表监管,金融隐私
参考文献
[1]郭洪俊.跨国银行监管中监管当局间的信息共享评析[J].法学评论, 2000.1.
[2]蔡奕.跨国银行并表监管实施的法律问题——兼评国际商业信贷银行的倒闭.http://www.wtolaw.gov.cn/display/displayInfo.asp?IID=200307291620096052.
篇4：招商银行并表管理办法
由于资产证券化业务会影响财务指标和监管指标, 因此关于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基础资产是否出表、结构化主体是否属于发起人或投资方的并表范围等会计问题需要关注。同时在设计类似性质的结构化产品时也需要考虑此问题。
一、资产证券化业务所涉及的会计准则
当基础资产打包入池后, 通过合同安排, 转移给特定目的实体时, 需要对相应资产的转移程度进行分析, 即基础资产是否符合出表条件, 涉及《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 与此相对应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为《I F R S9:金融工具》中的终止确认 (Derecognition) 部分。金融资产转移后, 需要判断发起人是否仍对相应金融资产保留控制权, 如保留控制权则需并表, 涉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 与此相对应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是《IFRS10:合并财务报表》。合并财务报表准则在2011年由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重新修订, 提出了以控制为单一合并基础的合并原则, 为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合并提供了更为规范的会计制度环境。
二、资产证券化发起人的会计问题分析
发起人在进行资产证券化结构设计时, 首先需要明确资产转移给特殊目的实体的程度如何, 从而确定是否应将资产做出表、并表等会计处理。具体流程如图1所示。
(一) 基础资产终止确认
出于增加流动性、进行完全的破产风险隔离、减少风险资产占用等目的, 发起人可能将与信贷资产相关的所有风险和报酬进行转移, 将其现金流权利所依附的所有权全部转移给特殊目的实体, 从而在实质上形成基础资产的真实销售, 将基础资产在表内终止确认。由于风险和报酬已全部转移, 不满足控制的“权力”、“可变报酬”、“权力影响可变报酬的程度”三要素条件, 自然不需并表。
(二) 基础资产不出表
风险自留行为的规定出台后, 在设计资产支持证券的结构时, 尤其对于过手型的支付方式, 通常将其交易结构按照基础资产信用风险分为优先档和次级档, 发起人需要持有不低于全部发行规模的5%, 同时持有最低档次的比例不低于最低档规模的5%。为保证发行顺利, 在设计结构时, 发起人有时会提高自持比例。假设, 优先档、次级档比例为1:1, 如果自持比例为全部发行规模的50%, 即持有全部次级档, 此时, 基础资产的信用风险可能几乎全部留置在次级档, 发起人保留了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 基础资产不应出表。
(三) 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 需考虑发起人对特殊目的实体是否拥有控制权
如果发起人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基础资产所有权上的风险和报酬, 但是保留了对基础资产的控制权, 在这种情况下, 发起人需在报表日将特殊目的实体的相应资产和负债并入合并资产负债表。例如, 发起人自持最低档比例为最低档规模的5%时, 则首先需要对资产所有权上风险和收益的转移程度进行量化评估。如果发起人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资产所有权上的风险和收益, 则需要继续判断其是否控制特殊目的实体。此时需要运用IFRS10合并财务报表准则中的控制三要素, 即权力、可变报酬、权力影响可变报酬的程度。如果发起人控制特殊目的实体, 则需要确认继续涉入资产和继续涉入负债, 并在编制合并报表时, 将特殊目的实体纳入并表范围。如果发起人不控制特殊目的实体, 则将基础资产从表内转出, 并确认转移事项中产生的权利和义务所对应的资产和负债, 不需并表。
三、资产证券化投资方的会计问题分析
当银行将资金投向其他金融机构的资产支持证券时, 在会计处理上, 银行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将投资成本按照金融工具准则计入相关的投资类科目, 但是投资方仍然面临着是否需要合并特殊目的实体的问题。例如, 特殊目的实体的优先级分层为80%优先级, 20%劣后级, 银行投资了全部的劣后级, 由于银行承担了几乎全部的风险, 则需要将特殊目的实体进行并表。
四、对设计资产证券化以及其他结构化产品的启示
《IFRS10:合并财务报表》对银行资产证券化和其他结构化主体产生重要影响, 会限制某些以出表为目的的业务设计, 同时也可能将原来没有纳入合并范围的结构化主体进行并表处理。银监会于2014年8月发布的《商业银行并表管理及监管指引 (修订征求意见稿) 》, 以替代原有的《银行并表监管指引 (试行) 》的通知 (银监发[2008]5号) , 试图将并表监管思维渗入银行内部管理。银行在设计结构化产品时, 应该关注如下问题:
(一) 需要关注有控制权的条款
银行在设计相关的结构化项目时, 需同时考虑出表和并表问题。资产在形式上的转出, 并不一定满足经济实质上的出表条件, 因此, 在设计产品时需要首先评估出表条件。同时, 如果发起人仍然保留对结构化主体的控制权, 结构化主体中全部的资产和负债都需要进行合并。因此, 在设计合同条款时, 应特别关注对结构化主体有控制权的条款, 如持有劣后级比例、投票权、决定投资方向等。
(二) 应考虑结构化产品的整体绩效
结构化产品会带来名义上的收益, 但纳入合并的结构化主体同时也会耗用资本、占用加权风险资产, 因此, 应考虑结构化主体的名义收益、资本占用、加权风险资产占用的综合绩效。如果名义收益不能冲抵资本占用和加权风险资产, 则表明其开展的必要性不足, 优化结构或寻求其他资源配置途径更为有利。
(三) 项目应注意前期评估, 兼顾事后评价
结构化产品的种类较多, 涉及金额较大, 在设计结构化主体并开展相关业务时, 应提前评估其综合影响, 注重事前评估与事后评价相结合。
摘要：资产证券化业务是商业银行减少资本占用、增加资产流动性、盘活存量的重要手段。由于资产证券化业务会影响财务指标和监管指标, 因此关于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基础资产是否出表、结构化主体是否属于发起人或投资方的并表范围等会计问题需要关注。
关键词：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出表,并表
参考文献
[1]莫小鹏, 郑博.资产证券化中有关发起人会计确认问题的研究——兼论我国资产证券化的相关规范[J].中国总会计师, 2006 (8) .
[2]王天平.浅析资产证券化的应用——以隧道股份和华侨城A为例[J].中国总会计师, 2014 (11) .
[3]司振强.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相关会计问题探讨[J].金融会计, 2006 (8) .
[4]宣和.如何化解信贷资产证券化相关会计问题[J].金融会计, 2013 (12) .
[5]林华等.资产证券化相关的法律法规和会计问题[J].金融会计, 2014 (7) .
[6]IASB.IFRS9:Financial Instruments, 201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