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亚萍的人生故事（通用9篇）
篇1：邓亚萍的人生故事
邓亚萍的出色成就，改变了世界乒坛只在高个子中选拔运动员的传统观念。体育明星名人故事：邓亚萍的励志故事
邓亚萍是乒乓球历史上最伟大的女子选手，她5岁起就随父亲学打球，1988年进入国家队，先后获得14次世界冠军头衔;在乒坛世界排名连续8年保持第一，是排名世界第一时间最长的女运动员，成为唯一蝉联奥运会乒乓球金牌的运动员，并获得4枚奥运会金牌，其中包括单打和与乔红组合的双打。童年的邓亚萍，因为受当时体育教练父亲的影响，立志做一名优秀的运动员。但是她个子矮，手脚粗短，根本不符合体校的要求，体校的大门没能向她敞开。于是，年幼的邓亚萍跟父亲学起了乒乓球，父亲规定她每天在练完体能课后，必须还要做100个发球接球的动作。邓亚萍虽然只有七八岁，但为了能使自己的球技更加熟练，基本功更加扎实，便在自己的腿上绑上了沙袋，而且把木牌换成了铁牌。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是多么难能可贵!这不但要使身体备受煎熬，心里方面也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小小的她，每闪、展、腾、挪一步，都可以用举步维艰来形容!腿肿了!手掌磨破了!这是家常便饭!但他从不叫苦，不喊累!负责训练的父亲，有时心疼得掉眼泪!付出总有回报，由于邓亚萍的执着，10岁的她便在全国少年乒乓球比赛中获得团体和单打两项冠军。
进入国家队后，邓亚萍都是超额完成自己的训练任务，队里规定上午练到11时，她就给自己延长到11时45分，下午训练到6时，她就练到6时45分或7时45分，封闭训练规定练到晚上9时，她练到11点多。邓亚萍为了训练经常误了时间，她就自己泡面吃。
在队里练习全台单面攻时，邓亚萍依旧往腿上绑沙袋，而且面对两位男陪练的左突右奔，一打就是2小时!在进行多球训练时，教练将球连珠炮打来，邓亚萍每次都是瞪大眼睛，一丝不苟的接球，一接就是1000多个。
每一节训练课下来，汗水都湿透了邓亚萍的衣服、鞋袜，有时甚至连地板也会浸湿一片，不得不换衣服、鞋袜，甚至换球台再练。长时间从事大运动量、高强度的训练，从颈到脚，邓亚萍身体很多部位都是伤病。为对付腰肌劳损，她不得不系上宽宽的护腰，膝关节脂肪垫肿、踝关节几乎长满了骨刺，平时只好忍着，实在痛的利害了就打一针封闭，脚底磨出了血泡，就挑破它再裹上一层纱布接着练。就算是伤口感染，挤出脓血也要接着练。邓亚萍的出色成就，改变了世界乒坛只在高个子中选拔运动员的传统观念。
篇2：邓亚萍的人生故事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邓大松40岁，母亲蔡荷珍36岁。父亲性格很内向，不爱说话，属于意志品质特别顽强、特别有韧劲儿的那种人，一辈子勤勤恳恳工作。母亲性格外向，很要强。我的性格融合了他们两人的特点。
父亲一生酷爱乒乓球，他年轻时是河南省队的主力，拿过中南五省男子单打冠军，退役后在河南省队执教，曾任男队主教练。
从我两岁多开始，父亲常常把我放在他的自行车上，带着我到工人俱乐部看他们打球。我从小打球特别认真，就是脾气不好，不能输球，一输就急，拉住对手不放，非要和人家再打一场不可。因为这个急脾气，我小时候没少挨父亲说。每次我输了球，父亲并不怨我，但他会不停地给我讲，告诉我输在哪儿了。我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他推着车，一路上不停地唠叨。有时候进了家门，坐在饭桌前，他还在说。这时候妈妈就会提意见：“有什么话吃完饭再说。”看我输了球撅着嘴，妈妈就逗我：“瞧你撅着嘴，都能挂个油瓶了。”
在我成长的道路上遇到过很多困难。因为个头矮，省队不要我，这些情况父亲都跟我说了，我明白他的意思：别人说你不行，你就要自己争口气，要加倍苦练才行，所以我从小就很乖，训练特别能吃苦。1983年我进了郑州市乒乓球队，小队员们经常去附近一家旱冰场玩，父亲一直不允许我去，怕我受伤影响训练。有一天我忍不往好奇心，和几个小队员偷偷跑去溜旱冰，父亲到宿舍找我，看我不在，就找到了旱冰场。从小到大，我从来没见父亲发过那么大的脾气。在领我回队的路上，他越说越生气，照我的屁股踢了一脚，这是好脾气的父亲唯一一次打我。
我13岁那年获得全国冠军，第二年入选国家青年队。到北京后，经常收到父亲的`来信，教育我要刻苦训练，早出成绩。等我拿了世界冠军，他又告诫我：要谦虚谨慎，从零开始……他总是这么教育我。我在一次国内比赛中输了球，自己没有太在意。过了很久以后，父亲见到我时竟提到了那次比赛，很认真地说：“我对你那场球不满意。”我当时挺惊讶，女儿都拿了十几个世界冠军了，父亲对一国内比赛还是那么看重。现在我才明白父亲一直用高标准要求我，不管我拿了多少冠军。
在事业上，父亲对我的影响和帮助很大，而母亲则在生活上关心我、疼爱我。虽然我14岁就离开了家，我和父母还是挺亲的。这些年比赛多、训练忙，很少有时间回郑州，每次回家都是来去匆匆，总觉愧对父母。10月份，我在北京买的住房装修妥当后，就把父亲接到北京住了半年，有时间就尽量多陪陪他们。父亲身体不好，我自己开车载着他四处求医问药，为他做全面的身体检查。
篇3：评《人生》中的黄亚萍
黄亚萍的父亲是县武装部长和县委常委,可谓是生在官宦之家。由于是独生女,她更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而溺爱有加。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她兴趣广泛,文学、音乐、绘画,甚至国际问题都有涉猎,真可谓是博学多才。
在读高中期间,她发现高加林涉猎广泛、眼界宽阔的独特气质后,完全不顾班上同学的流言蜚语,积极主动地接近他,和他谈论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再到后来,她由于深爱高加林,决定跟张克南断绝关系遭到父母反对时,仍然坚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在她看来,追求个人幸福是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谁也没有权力干涉她的追求”。
当高加林还在农村当社员时,黄亚萍觉得城里没有谈得来的人,虽然有一个老实憨厚的张克南陪伴着她,但她仍然感到生活过得有点沉闷,希望能有一点浪漫主义的东西。当高加林到城里工作之后,黄亚萍由于有了谈得来的人而兴奋不已,因为“加林的性格、眼界、聪敏和精神追求都是她很喜欢的”。
黄亚萍因为与高加林情趣相投而重新确立了恋爱关系。在恋爱方式上,她更是追求“现代的”、“罗曼蒂克式”的恋爱方式:“中午去城外水潭里游泳,戴着墨镜躺在河边沙滩上晒太阳;傍晚到东岗消磨时间,天上地下的说东道西,一首连一首地唱歌”。她身穿上海出的时兴成衣,按照自己的审美观点将高加林打扮一番,显得非常浪漫。甚至为了故意引人注目,她与高加林同骑一辆自行车,洋洋得意地通过县城的街道,根本不去理睬社会的舆论。甚至为了考验高加林对自己的爱情,恶作剧地让他冒着大雨给她寻找并未丢失的削苹果刀子。所有这些,都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具有浓厚小资产阶级情调的“现代新女性”形象。
二、利己主义的爱情观
爱情本来是一个神圣的话题,我们每个人对待爱情应该抱以严肃的态度。在这一点上,黄亚萍做得却不够。在她刚踏上工作岗位时,由于单位上人生地疏,加上她的傲性子别人又不好接近,倍感孤独,是在副食部门工作的张克南一直守候在她身边,对她的话也是言听计从。用黄亚萍自己的话说,“甚至把刀放在克南的脖颈上都发不起来火”。此时高加林正在农村当着农民,黄亚萍只是“渐渐受了感动,接受了克南对她的爱情”,并非真正喜欢克南,在她的内心深处,真正爱的人其实是高加林。
当高加林当上县委通讯干事进城工作后,对她来说非常害怕的前提(即爱高加林而又怕他当农民)已经不复存在的同等条件下,她将两个人放在她爱情的天平上一衡量,发现克南的分量远远比不上加林之时,毅然决定要和高加林生活在一块,中断同张克南的恋爱关系。并且分手的方式仅打算给张克南写一封信,“在感情上我没有什么特别痛苦的,只不过同情和可怜他罢了”,这充分体现了黄亚萍在爱情上完全不顾及他人是否会受到伤害的利己主义的爱情观。试想:当黄亚萍再次遇到比高加林更加出众,更有“分量”的男人时,她也会像抛弃张克南一样抛弃高加林的,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当高加林告知他和巧珍的关系时,黄亚萍的表情“先是半天没说”,后来对加林与农村女人巧珍结婚感到极度的惊讶,“这简直是一种自我毁灭!我真不理解你当时是怎样想的!”她不但自己没有意识到这种利己主义爱情观是有害的,反而将这种不正确的爱情观灌输给别人,这说明她受这种思想腐蚀甚深。除此之外,在与黄亚萍深入接触之后,她任性的性格也让高加林一时无法适应,“她大部分是按她的意志支配他,要他服从她”,这从侧面也体现了黄亚萍的利己主义的爱情观。
三、充满矛盾的性格
就家庭、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这些方面而言,黄亚萍都比生在农村的高加林强。在上高中时,她对农村来的学生存在偏见,根本看不起他们,认为他们不会太出色的,只是由于和高加林接触后,才让她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在班上也更接近他。
高中毕业后,生活的变化使他们相隔甚远,成为了两个世界的人。她虽然很爱高加林,但她还不能为了爱情嫁给一个农民,她吃不了农村的苦。为此,她割舍了自己对高加林的爱,转而与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张克南谈起了恋爱。当高加林进城工作后,黄亚萍担心的前提不复存在之时,她为了和自己“谈得来”的高加林生活在一起,决定抛弃张克南。当高加林走后门参加工作的事被揭发,再次变成农民之时,她马上又陷入了痛苦之中。“她真诚地爱高加林,但她也真诚地不情愿高加林是个农民!她正是为这个矛盾而痛苦!”正是由于她没有确立和坚定自己的生活原则,才会陷入这种生活的矛盾之中,她在严峻的生活考验面前才会显得无所适从,既爱高加林而又怕他当农民,这体现了她充满矛盾的性格。
参考文献
篇4：邓亚萍的人生攀登
【精要评点】
邓亚萍以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成功。毫无疑问，这样的攀登人生，更值得称道，也更能激励年轻人去奋斗。
【适用话题】
真正的成功、战胜自己、激励、做最好的自己、人与路……
篇5：邓亚萍的奋斗故事
北京申奥形象大使
去年12月，邓亚萍知道自己与杨澜等人一道成为“北京申奥形象大使”。当时她正在瑞士洛桑参加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会议，北京奥申委代表团也到了洛桑，奥申委主席刘淇向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作了北京20奥运会申办工作的陈述报告。刘淇市长和袁伟民局长给邓亚萍布置的任务是负责做好运动员委员会的工作。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共有11个人有投票权，其中一个是加拿大人，所以直接投票的有10人，再加上正副主席，共有12人参加投票。2月20日，邓亚萍在诺丁汉大学考完最后一门课程，第二天立即赶回北京，参加申奥评估团的接待工作。送走评估团之后，她就留在北京，继续完成清华大学的一些课程。
国际奥委会规定，委员不可以到申办城市考察，这样对北京就很不利，因为很多人没有来过北京，不了解北京。邓亚萍说，运动员委员会的这十几个人，只有两三个人来过中国，波波夫最近一次来中国是，还是去上海;澳大利亚游泳运动员苏珊·奥尼尔，1987年到过上海，美国排球运动员鲍伯，也是1988年来过中国。那时的中国跟现在没法比，但给他们的印象非常深刻，“你们穿的衣服都是灰色的，楼房也是灰色的。”所以做他们的工作也挺费劲的，因为他们不了解现在的中国。不能请进来，只好走出去。“我有一个比较有利的条件，这四五年，我与运动员委员会的同事们相处得很好，大家都当过运动员，又是年轻人，比较容易沟通。”邓亚萍说。她事先与在欧洲的委员们联系了一遍，询问他们是否有时间在他们住的城市碰面，然后按着预约的时间开始跑。到瑞典见一位冬季项目的哈萨克斯坦运动员，到卢森堡拜见卢森堡大公，到意大利见两个运动员委员。为了见美国的鲍伯，邓亚萍曾在三天里从北京到洛杉矶打了一个往返，在飞机上的时间比在美国停留的时间还长。两三天跑一个地方虽然很辛苦，但邓亚萍觉得很值，她向这些人介绍北京的现状，跟他们印象中的北京截然两样。她告诉他们，我们的政府和人民都非常想举办一次奥运会，对运动员来讲，那肯定是一次不同以往的奥运会。
去莫斯科之前，北京奥申委已经把各方面工作都做得非常充分细致，我只是做了其中的一点点工作而已，很多人已经忙了两年多，没有节假日，非常辛苦。像何振梁先生、国际羽联主席吕圣荣等，他们要做得工作更多。
两次申奥 两次陈述
北京两次申奥，都是让邓亚萍作运动员代表。1993年，邓亚萍刚刚登上事业的顶峰，在头一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获得女单、女双两项冠军，并深得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喜爱。投票前一个多月，邓亚萍得到通知，让她代表现役运动员在最后的陈述中讲几句话。“但那时我根本不会讲英语，国际司的刘北剑替我写好了几句话，一句一句地教我，让我硬背下来。”如今已在英国诺丁汉大学读了两年书的邓亚萍，觉得那次陈述经历真“悬”：“陈述的头一晚我基本没有睡觉，嘴里反复叨唠那几句话，比参加世界大赛还紧张。因为自己心里一点把握都没有，万一忘了词怎么办，纸上的英文又一句都看不懂。轮到我上场时，我感觉心砰砰直跳，真紧张啊!但毕竟打过那么多世界比赛，一上场还是能够镇定下来，把那几句话顺利地背下来了。”
在莫斯科同样代表运动员作陈述报告，不仅仅是邓亚萍自己心定多了，所有听过邓亚萍讲英文的人都对她充满了信心。她现在可以用英文写论文，用英语作报告，在美国学习过的杨澜也对邓亚萍的英语水平赞不绝口。此外，还有一点令邓亚萍自信，“这四年我一直在清华大学和诺丁汉大学读书，书没有白读，我感觉自己比上一次申奥时成熟多了。”
虽然已经把陈述词背得滚瓜烂熟了，但为了保险，邓亚萍还是带着稿子上台了，万一卡住了，看一眼稿子就可以接着往下说。尽管久经沙场，邓亚萍上场前还是觉得有点紧张。“8个陈述人，加上杨凌共9个人，我们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陈述好了，是应该做的，可能一票都不会加上去，如果陈述不好，就很可能会减票，北京奥申委前面做了那么多工作就会因此打了折扣，所以我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此前，几位陈述人在北京做了很多次练习。邓亚萍说：“当时在亚运村的国际会议中心，完全按着国际奥委会会议的讲台尺寸布置会场，按着乒乓球的术语，就是模拟训练。每个人的陈述词都改了几十遍，讨论，推翻，再讨论，再推翻，最后终于定稿时，已经到了7月初了，时间非常紧张。真正到了“比赛”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发挥得非常好，北京做完陈述报告以后，大家都感觉北京的陈述报告要比其它几个城市好。北京准备得太充分了，大家对北京获胜充满了信心。”
等待投票表决的时候，五个申办城市的代表团都坐在一个大厅里。“虽然心里也紧张，但我们很有信心，甚至觉得第一轮就有可能过。第一轮没过，我们心里反倒有点紧张了：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但是大家还能够沉住气。”邓亚萍回忆说。“第二轮投票以后，我们一看监票的三个人都走了，就知道有结果了：肯定是北京!因为只有北京可能在前两轮胜出，而绝对不可能在前两轮出局，这一点北京奥申委是非常有把握的。所以第二轮出结果，那肯定是北京赢了。”
篇6：邓亚萍的励志小故事
身高仅1.50米的邓亚萍手脚粗短，似乎不是打乒乓球的材料，5岁时就开始学打乒乓球，因为个子太矮被河南省队排除在外，只好进入郑州市队。 但她凭着苦练，以罕见的速度，无所畏惧的胆色和顽强拼搏的精神，10岁时，在全国少年乒乓球比赛中获得团体和单打两项冠军，后加盟河南省队，1988年被选入国家队。 13岁就夺得全国冠军，15岁时获亚洲冠军，16岁时在世界锦标赛上成为女子团体和女子双打的双料冠军。1992年，19岁的邓亚萍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又勇夺女子单打冠军，并与乔红合作获女子双打冠军。1993年在瑞典举行的第四十二届世乒赛上与队员合作又夺得团体、双打两块金牌，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乒坛皇后。
邓亚萍的出色成就，改变了世界乒乒坛只在高个子中选拔运动员的传统观念。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也为邓亚萍的球风和球艺所倾倒，亲自为她颁奖，并邀请她到洛桑国家奥委会总部做客……
后，她先后到清华大学、英国剑桥大学和诺丁汉大学进修学习，并获得英语专业学士学位和中国当代研究专业的硕士学位;邓亚萍在国际奥委会道德委员会以及运动和环境委员会两个委员会担任职务;，邓亚萍成为北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的一名工作人员。
篇7：邓亚萍故事
申奥：用售货员的故事打动大公
作为形象大使和户外员代表的陈述人，邓亚萍参与了两次申奥。
第一次以两票惜败的一幕，她至今想起来还十分真切。“每个人相顾无言，默默流泪。”那种挫败感她永生难忘。
20底，在英国求学的邓亚萍，接到了参与第二次申奥的通知。赶在国际奥委会观察团来临前，她回到了中国。
一天，她到超市买东西，这时一个售货员跑过来，拉起她的手，热切地说：“你是形象大使，必须发奋让北京申办成功，好吗?”
“为什么?”
“如果北京举办奥运，我家的房子就能拆迁了，就能住漂亮的新楼了。”
简单的几句话，让邓亚萍感慨不已。“我觉得这个售货员代表的不是她自己，而是千千万万最底层的北京老百姓。他们自己无力改变生活的现状，于是把期望寄托在奥运带来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上，我一下觉得肩上沉甸甸的。”
于是，她把这个故事讲给了所有她负责公关的十几个委员听。她甚至在见到卢森堡大公的时候，也给他讲了这个故事，大公十分感动。大公的态度，能影响很多人。
她的方式很有效。
而实际上，邓亚萍之因此用讲故事的方式敲开委员们的心灵，是她理性思考的结果。
“第一次的经验，让我们知道了游戏规则，以及同委员们打交道争取赞成票的潜规则。也有了更多的国际视野，因此第二次我们的工作更细致，更人性化。我做的工作同其他人比起来微不足道，我只是要尽力让我负责的委员从点滴中感受到中国人的真诚。”
按照规定，委员们不能到申办国去，而委员们有一半多人从未来过中国。“不了解怎样投票?于是我就跑到他们的国家去，为他们讲述北京的变化与发展，讲述中国的经济社会形势，还有古老的文化。为此，我专门很认真地学习所有相关的知识。”她知道外国人很重视情感的表达，于是她就把北京普通老百姓最真实的情感传达给世界。
“是学习和国际组织的工作经历让我的思维打开了另一扇门。”邓亚萍这样总结她令人惊喜的成长。
征服：萨翁交给我一把钥匙
，亚特兰大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冠军的颁奖台上，萨马兰奇轻拍邓亚萍脸颊的经典镜头在观众的心中留下一个问号：这个在世界各国享有盛誉的奥运泰斗为何如此喜爱这个球场上杀气腾腾的中国小姑娘?
“在她身上，我看到了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萨翁如此回答某个记者的提问。
1991年，邓亚萍以一个户外员的身份被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邀请至国际奥委会的总部。
作为户外员，这是唯一的一次殊荣。对于萨马兰奇，这也是唯一的一次例外。
而实际上，萨马兰奇对邓亚萍的影响远不止这些。
“那次他邀请我到总部，对我十分认真地说了一点期望，就是必须学好英语。让我掌握这把开启世界的钥匙，拿到这个与世界交流的工具。”
我做到了，也就是在做到之后，才深刻明白了萨翁的深意。
众所周知，萨马兰奇点名给了邓亚萍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名额，让她进入国际组织工作，开阔眼界，但在邓亚萍准备到剑桥读博士时，萨马兰奇说，你记住，你必须要回到你的国家做事。
“就应说，萨翁不仅仅在教我做事，更教我做人。”邓亚萍说。
表面看，是萨翁给了邓亚萍一个机会，但客观地说，是邓亚萍先给了自己一个机会，是她的精神先征服了萨翁，也是她的发奋学习先给自己驾起了云梯。
“机遇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采访中，邓亚萍曾万分感慨地说，她期望人们不好被她或者其他成功人士的光环所吸引，大家需要知道的是辉煌因何而来。
“没有超人的付出，不可能有超人的成绩。我既不是乒乓天才，也没有深厚的文化功底，一步步走来，靠的都是汗水和咬着牙的孤独地坚持。”
邓亚萍差点正因身高无缘乒乓球，而她对这一段“历史”毫无回避之意。回忆着往事，她的眼里流露出一丝怀念。“我的成名是在湖南”，她说，“虽然我是生在河南长在郑州，但我的老家却是湖南，而被国家队盯上，也是在湖南怀化”。
邓亚萍十岁进入专业队时，并不是河南省队，而只是郑州市队。但由于成绩不错，于1986年被省队借调打全国锦标赛。也就是在怀化的那年比赛中，邓亚萍因战胜当时的世界冠军戴丽丽而一战成名。随后，她又在全国比赛中与队友合作，战胜当时拥有陈静、胡小新与乔红等世界冠军的湖北女队夺得冠军。从此，邓亚萍开始进入国家队。
仅输过三位外国选手
在进入国家队后，邓亚萍很快就凭无可挑剔的战绩征服了国家队教练，并走上乒坛的最高峰。邓亚萍也成为一个不可战胜的神话。而在她的户外生涯中，仅输过三位外国选手(韩国选手李粉姬、俞顺福以及一位匈牙利选手)，且都是第一次交手，而第二次再相遇时，她全都取胜了。
“在我的印象中，最让人难以忘记的还是1994年亚运会与小山智丽的那场球。”邓亚萍说，“抛开其人其事不说，仅是她对于这场球以及为这场球而做的一切准备，我就很佩服。”
对于外界一向流传的“邓亚萍后悔没能再与小山智丽决战”，邓亚萍坦言说：“其实我是没有这么想过。正因1995年的世乒赛，我们又差点相逢。乔红的运气要比我好(1994年小山智丽是在战胜乔红后闯进决赛再战胜邓亚萍的)，她跟小山智丽分在一个半区，结果乔红赢了。”
在乒乓之外证明自己
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认识后，他便开始影响我，让我产生了要在乒乓球之外来证明自己的想法。”
“临近退役时，我便开始设计自己将来的路。”邓亚萍静静地说道，“有人认为我们当户外员的可能只能在自己所从事的户外项目领域中继续工作，我就是要证明给他们看，户外员不仅仅能够打好比赛，同时也能做好其他事情。”
退役后的邓亚萍，选取了到清华大学学习，在拿到本科文凭后又到英国开始留学。其间，她作为北京申奥成员，亲赴莫斯科为北京赢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作出了巨大贡献。目前邓亚萍在剑桥攻读博士学位，同时还在2008年中国奥运会市场企划部工作。
“其实选取剑桥，除了它的课程设置刚好贴合自己的要求外，就像打球一样，我也期望自己所选取的学校是最好的。”邓亚萍毫不掩饰自己对“最好”的追求。
有孩子才是幸福人生
对于私人生活，已经年届而立的邓亚萍没有羞涩，而是落落大方地说：“我有了男朋友，但我认为只有有了孩子以后，人生才是幸福的。”
尽管退役已经六、七年了，但为了完成学业、为了北京奥运会，邓亚萍一向把精力投放在学习与工作上，甚至不惜辞去了自己在国际奥委会中的职务。“我是那种很要强，性子也很犟的人。因此做任何一件事情，我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发奋去做好。”
而对于自己的个人生活，邓亚萍说：“由于打小就从事乒乓球训练，因此在生活中我们很难有十分知己的朋友。”她坦言道：“虽然自小就跟许多队友在一齐练球，但队友更多的是一种竞争关联。我此刻已经有了男朋友，我们基本上无话不谈。但我认为，只有当有了孩子后，人生才是完美的!”
感动一个普通人的成长，颇为感触。正因看到一个仅仅正因自己的身材矮小而屡屡受到社会歧视的女孩子在成长成功后回首自己的时候的感言。
儿时被河南省队拒绝仅仅正因她的个子矮，她很幸运，爸爸透过朋友关联让她进入了郑州市队，这个时候并不是说邓亚萍球技差需要受到照顾，恰恰相反，她在省里的比赛中是打败了所有选手后还不是能进入省队，小亚萍在郑州市队唯一的想法就是打败河南省队!时刻给了她机会，一场省队与郑州市队的比赛，让省队的教练不得不佩服小亚萍，于是重新把她招入省队，那年代表河南女队参加全国比赛，在决赛时打败湖北队拿了冠军，那天让小亚萍至今难忘，印象之深刻甚至超过她获得奥运会冠军的那刻，正因小亚萍难忘许多从河南各地赶来的父老乡亲挤满了体育馆，一种真正从内心涌出的骄傲。
但骄傲并不没继续延续在这个走了很多坎坷路的小女孩身上。国家队知道了认识了这个女孩，但绝大数教练反对她进入国家队，理由还仅仅是个子矮小。在漫长的等待后，其实用她自己的话说是煎熬。她遇到了人生中的“伯乐”张燮林教练。张教练用数据说服其他教练，而这个过程之后告诉小亚萍是整整三轮，国家队在这之前很真没为了一个选手讨论过这么久!张教练的思维很有新意，他认为个子矮小的队员看任何球都是比自己高的，反而比那些高个子的队员更敢下手!他用数据显示小亚萍每局平均自己丢分为11分(当时21分制)但结局还是小亚萍赢!这个要是其他选手在丢失这么多分的状况下还不早输了……而小亚萍赢了原因就在于她更多的是主动得分，为什么她这么敢主动?原因就在于她看到每个球的时候都是高球，为什么不去进攻?
进入国家队的小亚萍也算一帆风顺。第一个世界冠军就是和以后成为好伙伴的乔红夺得世乒赛女双冠军。但第41届千叶世乒赛上作为主力的邓亚萍在女子团体的决赛中输给了韩国从而导致中国女队九连胜的终止。原因是裁判在开局时判了邓亚萍发球违例两次，使得邓亚萍不敢放开手打球。第二天晚上的男子团体邓亚萍都不敢去那块场地了，从电视转播中看到那块场地时她哭了，第一次哭了，就连她夺得她生平第一个冠军的时候都没哭过!邓亚萍自己一个人跑到训练室单个练反手发球整整一个晚上!历史给了她将功补过的机会，单打16进8的对手正好是团体决赛中失手的韩国选手(我发现她就是刚刚结束的上海世乒赛上把王楠淘汰的文炫晶的教练，呵呵，当初她很强啊!)结果对手对邓亚萍的反手发球很是发懵!
邓亚萍看待成功更多的是在让更多的人认可自己，要知道这个矮小的体育选手，参加承担了多少非议和压力。用她的话说：自己就是站在悬崖上打球，失败了就掉下悬崖去，胜利了也没有人关心你，继续让你站在悬崖上迎接下一场比赛。因此为什么场上的邓亚萍总是让人感觉到霸气和拼劲，邓亚萍自己笑着说：不那样行吗?此刻的邓亚萍在另一个赛场实现自己的梦想，拿到了博士学位后在北京奥组委工作。她说当初还是很多人劝她不用那样苦读，正因她已经能够过着比一般人舒坦自在的生活，下半生衣食无忧……但邓亚萍说，我知道每个人都不能完美，但我自己想尽力使自己的一生完美。任何时候都不想回忆拼搏过的日子，很苦很苦，她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打乒乓球，但她如果选取了乒乓球，就必须让他/她懂得拼搏的重要，其实我们这个国家每个行当都要这种精神，压力无处不在，那些自由自在顺顺当当就成功的人在邓亚萍眼里是很少很少的。
内心力量的作用是伟大的，不论你信不信，社会是不公平的，但社会也是公平的!
邓亚萍眼中的成功
在《咏乐汇》中看到邓亚萍的一期节目：
有人问她什么是胜利?她答复说：把自身所做的工作做好，就是胜利!
在节目标最后，主持人让她总结一下成功的经验。她说：胜利是须要四颗心。
第一个心：决心
人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目的，而在做事情之前都要先下定决心，只有有了决心，潜质尽力去做事情。
第二个心：恒心
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帆风顺的，都会遇到困难，而也只有困难才会使ni跨上一个个的台阶，才可能让ni提高。而很多时候往往就差那么一步，因此必定要有一颗持之以恒的恒心。
第三个心：信念
人必定要对自身有信念，坚信自身必定能够做好这个事情。人的才能是能够不断进步的，而首先ni要坚信自身。
第四个心：平凡心
篇8：邓亚萍讲述申奥背后的故事
14次世界冠军，4次奥运会冠军，这些辉煌已被她抛在脑后。今天的邓亚萍，坐在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器材装备中心的办公室里，笑意盈盈，俨然一位自信干练的职业女性。今年3月，她接受新的任命，即将上任北京奥运会组委会奥运村部副部长。
从1997年退役后，邓亚萍的学习和工作一直和奥运会息息相关。她参与了前后两次申奥工作，也品尝到其中的甘苦。她说参与申奥工作最大的体会就是：“没有强大的祖国做后盾，胜利仍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是作了一些工作，但真正的原因是：中国强大了！”
奥运会是要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北京奥申委曾经做过民意调查：有94%的北京市民支持申办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同样在北京做了调研，他们的调查结果更高，是95%。为什么这么多的北京市民支持北京申奥？邓亚萍讲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故事。
那是2001年2月，还在英国诺丁汉大学读书的邓亚萍接到北京奥申委的通知，回国参加奥组委评估团的接待工作，同时担任5位申奥形象大使之一。
回国后不久的一天，她到劲松附近的一家商场买东西。刚一进门，一个售货员看见她，十分激动地跑过来拉住她的手。开始她还以为是自己的球迷，可是对方开口却说：“邓亚萍啊，你是申奥形象大使，你一定要努力工作，多拉选票，一定要让北京办奥运会！”邓亚萍当时还有些意外，为什么一个普通的售货员会对奥运会有这么大的热情？她反问道：“为什么您这么希望北京办奥运会呢？”售货员回答说：“如果我们北京办奥运会了，我们家的老房子马上就能拆迁了。”
“我当时真没想到是这样的回答。这句话一直在我脑海里回响。我可以想象她的处境，如果申办成功，她就可以住新房子了。她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而是一个阶层，他们比谁都需要机遇，他们需要这次机遇改变自己的生活。我们申办奥运为什么这么得人心？中国老百姓期盼奥运会，不仅仅是因为奥林匹克精神，更是因为奥运能让我们的国家更美，让北京更美，也让我们的生活更好。”
后来，为了成功申办北京奥运，在给国际奥委会委员做工作时，她时常讲起这个例子。“大道理他们很难听进去，这个鲜活的例子却能打动他们”。
卢森堡的亨利大公是国际奥委会委员之一。因为他是国家元首，很难有机会见到他。在整个申奥过程中，只有邓亚萍曾经被他召见。开始，邓亚萍以为只是一次礼节性的见面，谁知道一谈就是半个小时。邓亚萍介绍了中国的申奥理念、计划、准备情况之后，也把自己经历的这个故事讲给大公听。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亨利大公很激动。“他意识自己手中的一票能改变千千万万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和命运，这是非常神圣的一票。”
后来，就在投票的当天，何振梁在莫斯科碰到了亨利大公，亨利大公主动对何振梁说：“我将想着你们”。
“实际上，奥运并不仅仅是弘扬体育精神，还有更多的内涵，比如说国际奥委会委员们希望奥运会能够帮助更多人。北京有1300万市民，能够让他们的生活得以改善，不是比在任何其它城市举办意义更大吗？”邓亚萍也经常跟委员们说：“传播奥林匹克精神，是不是要到人更多的地方传播？从这个逻辑上来讲，也应该到中国来办啊。”
用真诚化解偏见
两次申办，历时8年，这是一条漫长而艰苦的路，邓亚萍用“残酷”来形容其过程。“1993北京在最后一轮以两票之差失利。在第二次申办时，我们更加谨慎，不放过任何一票，因为任何一票都可能是致命的。”
在向国际奥委会委员宣传中国的过程中，最大的困扰是大部分委员没有来过中国，对中国不了解，有些甚至抱有成见。“从第一次的失利中我们总结了很多经验教训。2001年的这一次，我们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在给委员做工作的时候更加人性化。”邓亚萍讲了一个例子：瑞典的一位奥委会委员公开反对北京申奥，跟他预约见面他也拒绝。为了争取他这一票，国际羽联主席吕圣荣得知了他的生日，又通过驻瑞典大使馆找到了他的住址，在他生日这天上门拜访。他住得偏僻，几番辗转才找到，不巧主人还没在家。吕圣荣在门口等待良久，只得把带来的鲜花留在门口才离开。这位委员回到家后看到门口的鲜花卡片，又听邻居说那位中国朋友如何苦苦等待，十分感动，“因为人心都是肉长的，对方能感受到我们的真诚。之后他对中国申奥的态度也转变了。”
身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以及体育和环境委员会委员的邓亚萍自然责无旁贷。“我有一个比较有利的条件，我与运动员委员会的委员们共事过，大家都是运动员出身，比较容易沟通。”
运动员委员会的十几个人，只有两三个人来过中国，且是多年以前。用他们的话说“你们当年穿的衣服只有三个颜色。”可他们哪里了解中国这十多年的变化是多么地翻天覆地。为了做他们的工作，邓亚萍先与在欧洲的委员们联系，然后按着预约的时间开始跑。一次，为了找到一位哈萨克斯坦委员，邓亚萍一直追到瑞典，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硬是找到了这位委员的住处。那天，她回到旅馆时，已是凌晨3点。为了见到在美国的鲍伯，邓亚萍曾在3天里从北京到洛杉矶打了一个往返，就是为了跟对方吃顿饭。澳大利亚游泳运动员苏珊·奥尼尔是一个很难攻克的“堡垒”。由于中国也是游泳强国，她本就有所抵触，且她早年来过中国，对中国有些成见：“你们游泳池的水脏得要命，我想象不到如果我们的运动员到中国比赛将是个什么环境。”再加上中国以前出现过兴奋剂问题，她的态度很强硬，每次约她答复都是“没什么好谈的。”邓亚萍还是一有机会就抓住她谈，“真是磨破了嘴皮子”。在投票前一天晚上，邓亚萍约她吃饭，跟她谈了3个多小时，“我跟她讲，要看积极的一面。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每一年都是大大低于世界平均值的。只有中国把反兴奋剂条例写进了体育法，说明中国政府反兴奋剂的决心。我们有信心举办一次高质量的奥运会……”最后，虽然对方没有给出任何承诺，但是邓亚萍能感觉到她被自己说动了。北京申办成功后，苏珊·奥尼尔参加了大使馆举办的宴请会，“如果她不支持中国，怎么会来呢？”
回忆起那段日子的辛苦忙碌，邓亚萍说：“我做的工作其实是寥寥的。北京奥申委和国家体育总局已经把各方面工作都做得充分细致，像三位中国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何振梁先生、于再清先生、吕圣荣女士及还有很多的人员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投票前的激战
投票前一天，还有一场“硬仗”要打。5个申办城市——大阪、巴黎、多伦多、北京、伊斯坦布尔分别在莫斯科斯拉夫饭店主新闻中心举行了各自的新闻发布会。这是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的统一安排，可称之为“指定动作”。
新闻发布会安排在投票前一天，其成败对第二天的陈述、投票都将直接构成影响。各申办城市都使出浑身解数，派出最强阵容，来对付来自世界各地的上千名记者。
北京的新闻发布会是5个候选城市发布会中记者最多、气氛最热烈的。发布会尚未开始，工作人员正在布置主席台时，摄影记者们就开始一拥而上，把台上台下围得水泄不通。北京代表团成员北京奥申委代表屠铭德、王伟、楼大鹏、廖秀冬、邓亚萍入场时，全场掌声四起，记者们抢着拍照，场面异常火爆。
记者们提出很多富有挑战性甚至是刁钻古怪的问题，但代表团成员都从容作答。每个人都说着十分流利的英语，北京成为当天新闻发布会上惟一一个不用母语进行新闻发布的城市。从台上看，发言人显得很轻松，但实际上为了新闻发布会，代表团绞尽了脑汁。为了本次申奥，特别是到莫斯科以后，代表团的领导及工作人员们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构思、策划，可以说他们没在凌晨1时半以前睡过觉。
新闻发布会临近尾声，一位瑞典记者起身问道：“为什么瓦尔德内尔极力支持北京申奥？因为他参与拍摄北京申奥宣传片，瑞典民众对他意见很大，你们怎么看？”这个与运动员有关的问题，自然由邓亚萍回答。她微笑着说：“瓦尔德内尔从80年代初就在中国训练，没有中国，就没有他今天的成绩。他真正看到了中国20年来的发展，所以我理解他为什么愿意拍这个宣传片。再说，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作为乒乓球运动员，他当然愿意奥运会在热爱乒乓球的国家举行啊。”她的英文发音和她的回答一样无懈可击，话音方落，记者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邓亚萍说，“这么多的中国运动员，我能赶上这个机会是很荣幸的。我也逼着自己必须学很多东西，把我们上下五千年的文化，改革开放这些年来的成就熟悉了解，还要通俗易懂地讲明白，不然就没有办法应对。”
两次陈述
两次申奥，邓亚萍都作为运动员代表作投票前的总结陈述。93年的时候，邓亚萍还一句英语不会，由原乒乓球和羽毛球管理中心的外事处长刘北剑写好几句话，她一句一句硬背下来。“陈述的前一晚我基本没有睡觉，嘴里反复叨唠那几句话，比参加世界大赛还紧张。轮到我上场时，我感觉心砰砰直跳。但毕竟参加过那么多场的世界比赛，一上场还是能够镇定下来，把那几句话顺利地背下来了。”
2001年再次准备申奥总结陈词时，邓亚萍已经在清华大学外语系攻读英语本科学位，可以用英语写论文了。为了突出运动员的特点和感受，北京奥申委决定由邓亚萍自己来写这段陈述。短短两分钟的发言，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邓亚萍反复思考，写了好几稿都被自己推翻。这时，邓亚萍回忆起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时候，自己参加火炬接力，那时她真正感受到了老百姓是怎么看待奥运会的。“家家户户都把桌椅搬到了路边，喝酒、聊天，每张脸上都是笑容，就像过节一样。”这时，一群孩子围过来了，问她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从哪来啊？”“为什么选你当火炬手啊？”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指着邓亚萍手中的火炬问她：“我能摸摸吗？”邓亚萍微笑着蹲下身：“当然可以啊，你可以拿着它拍照。”
“那个孩子的眼睛里闪着惊喜的光。他那一刻的笑容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我当时就想，我们国家有4亿青少年，如果让他们能感受到这种喜悦，那多好啊。”
于是，邓亚萍把这段经历写进了最后的陈述中。2001年7月15日的那一刻，邓亚萍对世界这样说：“让我与您及我的朋友杨凌分享我在悉尼参加火炬接力时的一段经历。人们高兴地欢笑着。一个小男孩向我走来，当他触摸到火炬时，眼睛一下子就亮了。我能感觉到，在那个时候，他的一生发生了变化。如果奥运圣火能够来到中国，在4亿青少年的心中点燃，那该有多好啊！……现在，我们请您给我们一个亲身经历一届伟大的奥运会的机会。北京的奥运会将成为奥林匹克历史和中国历史中的一个里程碑。这将是激动人心的时刻，现在，我想与我的朋友一起与您们分享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陈述结束后，邓亚萍觉得更有信心了。“大家都感觉北京的陈述报告要比其它几个城市好。我们准备得太充分了。”
“任何事情从现在开始做都不晚”
从5岁开始打乒乓球，一直到24岁退役。她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放在训练和比赛上。1997年，由中国奥委会推荐，萨马兰奇亲自任命她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后来又担任体育和环境委员会委员。但是由于语言不通，无法跟其他委员沟通，因此，她选择到清华大学英语系学习，就是为了过英语关，以胜任奥委会的工作。
刚进清华时，老师想看看她的水平,让她写出26个英文字母，邓亚萍费了好大劲才写出来，还是大小写不分。“当时知道自己的水平，肯定是最差的一个。但是我做了一番分析，我经历的事情，我所承受过的压力，是其他同学无法和我比的，这是我的优势。我也坚信，任何事情从现在开始做都不晚。抱着这样的信念开始读书。”
每天5点起床，读音标、背单词、练听力，直到上课；晚上整理讲义，温习功课，直到深夜12点。每天14个小时，她拿出训练时的勤奋，与英语搏斗。快一年过去了，她开始找到自己的路子，“我开始逐渐找到自己学习语言的门道了。虽然语言和打球是两回事，但任何事情做到一定高度后，其实都是通的。”最终，邓亚萍凭借论文《国球的历史及发展》顺利拿到了清华大学的本科文凭，更在毕业典礼上用流利的英语向老师致词。
过了英语关后，邓亚萍又发现仅仅会语言是不够了。“在国际组织里中国人没有多少。怎么样有中国人的声音，怎么样有中国人的一席之地，真的要看个人。国家是强大的后盾，但个人的魅力也要有。于是越发感觉到自己的知识不够，还是要往前再走一步。”
在这个信念的激励下，邓亚萍又到诺丁汉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专业是中国当代研究。2002年底，她以4万多字的论文《从小脚女人到奥运会冠军》，顺利获得了硕士学位。后来这篇论文被收藏在国际奥委会的博物馆。如今，她又把目标锁定了剑桥大学博士学位。从2003年开始，邓亚萍一边工作，一边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奥林匹克品牌，“我的专业就是发掘奥林匹克的商业价值，实际上是寻求奥林匹克发展的原动力。”目前邓亚萍已完成了对部分奥运TOP赞助商的深度访谈，进入撰写论文阶段，为了完成博士生论文的一部分，她曾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整写了20几天，没有下过楼，每天吃速冻饺子。长时间固定姿势写稿诱发了邓亚萍的颈椎病，头不能移动，她就以一种固定的姿势坚持查阅资料和写作。
多年的国外留学经历，邓亚萍认为西方教育给自己最大的收获是：“做任何事情都要先去调查研究，做深入的扎实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做决策，就可以把风险降到最低。”
篇9：邓亚萍故事
人物简介：邓亚萍，1973年生于河南郑州，身高150CM。曾获4枚奥运会金牌，14次获得世界冠军头衔，连续8年女乒世界排行第一，是世界上唯一一位蝉联奥运会乒乓球单打金牌的户外员。19退役，先后到清华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和剑桥大学学习，获硕士学位;2008年11月29日将英国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收入囊中。目前担任国际奥委会户外员委员会委员、中国奥委会执委等职。
剑桥：每一天凌晨5点起床攻读
2月26日邓亚萍怀着复杂的情绪，飞向剑桥。对她来说，这自然是十分难得的机会，但却又是一个艰难的起步。
“第二天就是开学上课的日子，全班一共9个同学，教室不大，9张课桌椅向着黑板，摆成半圆形。老师先让大家做自我说。接下来给每人发了两张讲义就开始讲课，课堂上没什么纪律，讲解方式也很随意，老师一边讲课，同学们一边七嘴八舌地抢着回答问题。我在云山雾罩中上完了课。四五个星期过去了，每一天十五、六个小时的付出，但收效并不大，英语水平的提高也不显著。作为一个插班生要赶上其他同学困难太大。加上没有教材，每次上课才能拿到老师发的讲义，这种教学方法也很难让我适应。”
“生活的环境也不尽如人意。到英国留学的留学生，多数都是住在学校所安排的英国人家里，我也不例外。本想住在英国人家里，一来能够更多地了解英国的风俗民情，二来能够有更多的英语会话机会。但是我所居住的这个女房东家，距学校太远，而且房费伙食费很高，每月除了要交200多英镑房租，还要交100多英镑饭费，两项合起来每月的支出约合人民币将近5000元。对于自费到英国上学的我来说，惜金和惜时同样重要。”
“记得当我头一次穿着防雨户外衣，骑着自开车到学校时，许多同学见了都大为不解：怎样世界冠军还骑自开车来上学?是啊，世界冠军也是凡人，我的所有，是我用汗水换来的，它来之不易，我务必十分珍惜它。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困扰着我，我急切盼望能改变这种状况。”
“刚到英国不久，我想往家寄点钱，然而到邮局拿了单子，却不知如何填写，邮局的人在单子上指指点点，我却一脸茫然，我站在邮局前，两眼发呆，我能怎样办?问谁去?问了，自己还是听不懂，最后，只好悻悻而归。”
“开学前，为了让我熟悉一下环境，房东开车送我去学校转了一圈。第二天人家不送了，我虽然买了辆自开车，却找不到上学的路了，七拐八拐，赶到学校已经上课了。一向守时的我成了迟到生。我急得迸出几个单词解释，然而解释不明白，那味道，那窘迫，此刻都忘不了!”
邓亚萍就读的纽汉姆学院是隶属剑桥大学的一所小学院，类似于国内的语言进修学院。那里的学生主要以外国留学生为主，而邓亚萍是唯一来自中国内地的留学生。
“刚到剑桥的那段时刻，我虽然比较刻苦，效果却不明显。我知道，这是正因自己的语言基础还相当薄弱，要想在剑桥这个精英云集的学府里站得住、学得好，更需要全力以赴地去拼搏。做学问与体育训练一样，没有任何捷径可寻，更不会有天上掉馅饼的美事儿，一切靠自己去拼去搏吧。”为了赶功课，邓亚萍起早贪黑，每一天只睡几小时。
“开始的一两个月之内，根本听不懂老师在上方讲什么，我把老师所有写在黑板上的东西照抄一遍。回到家里以后，自己再翻字典，再看。每一天的生活比较单调，上课时刻是四个半小时。下了课还有很多作业，吃饭对我来说好像都很费事，中午休息的时刻只有一个小时，我一般都不回宿舍，就是吃上午带去的三明治，然后看一会儿书。晚上经常吃的东西就是自己做的方便面条加青菜、西红柿和鸡蛋。几乎每一天都要学习到12点才能睡觉。”
虽然基础比其他同学差，她总是不甘心，想超过别人。这种好胜的心理之后才慢慢开始转变：“毕竟基础不一样，从户外员到学生是一个十分大的转折，学习上升也要有个过程。”
回到清华，邓亚萍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国球的历史及发展》。从开题报告、到第一次提交论文、以至论文的最终修订，邓亚萍不仅仅每一项都到达标准，而且步步提前，赶在时刻表前完成。
“我最后戴上了学士帽，在毕业典礼上，我用流利的英语向老师致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