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精选8篇）
篇1：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怎样理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提出，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不断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这一重要论述，对于正确把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更无从谈起。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民的事业，没有人民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和谐社会建设就只能是空中楼阁。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坚决贯彻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从法律和制度上保证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社会才能充满活力，人民群众才能主动地参加到和谐社会建设的事业中去，发挥聪明才智，积极贡献力量。
安定有序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让更多的人在法制的轨道上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合理地处理利益关系、调整利益格局，及时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特别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充分发扬民主，充分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才能有效地防止和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保持社会的安宁；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使全体社会成员的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不断增强，才能为和谐社会建设创造出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稳步发展。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保障。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出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首先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应积极发展党内民主，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不断提高管理社会事务的本领、协调利益关系的本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维护社会稳定的本领，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其次，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应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完善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注重扩大基层民主，完善城乡基层政权、基层自治组织和企事业单位的民主制度建设。第三，必须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立法工作要体现民主的要求和人民的意志，制定和完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公民权利、规范社会管理和维护社会安定的法律；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下大力气解决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问题。第四，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创新社会管理体制。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完善干部人事制度，解决好选人用人问题；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体制，建立起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妥善化解和处理社会矛盾的机制，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和及时应对国内外重大突发事件的机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战略任务的提出，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新认识。只有用民主的方式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运用法律的规范引导和约束人们的行为，通过政府的有效运作更好地履行管理和调控的职能，才能使人民内部矛盾得到正确处理，使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使社会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从而逐步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篇2：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许昌高级中学 邹发亮
在教学中我深感高三思想政治教学应特别注意同一概念在不同语境中，不同关系中含义的丰富性及多样性。笔者对“民主”这一概念在教材中多次出现的不同含义作简要的如下归纳，供同行们参考。
作为国家制度（又叫国家形式、国家形态）的民主与作为国家制度的专制是根本对立的。（民主制与专制制相对立）。一般而言，原始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也存在民主，但这种民主是非国家形式的民主，没有阶级性。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国家制度是专制制，其特征是君主个人专制独裁，是建立在奴隶主与封建地主阶级的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基本特征是等级森严、不平等及人治。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社会一般实行民主制，民主制取代专制制是历史的巨大飞跃、进步。虽然资本主义民主制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建立的经济基础不同，但基本特征都是具有阶级性，是统治阶级的民主，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平等，讲究法治。但社会主义民主制第一次实现了全社会绝大多数人——人民的民主，是新型的民主。
作为国家职能（政治职能）的民主与专政是辩证统一的，任何民主制国家都是对统治阶级实行民主和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统一。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享有管理国家的权力，而广大人民虽然形式上（法律上）享有。但事实上（财富上的不平等地位）不可能真正享有。只能接受资产阶级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专政。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掌握政权对敌人实行专政。不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民主是专政的政治基础，专政是民主的政治保障，二者是辩证统一的。
作为我国国家机构组织和活动的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中的民主和集中是辩证统一的，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在人民和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和其它国家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国家机关这三组关系中，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定法律和通过决定及法律和决定的贯彻执行中，无不体现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离开正确集中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而是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不会有统一的意志和行动；离开民主这一基础，不会形成正确的集中，只能形成官僚主义，独断独裁，专制主义等。由此可见民主与集中是辩证统一的。二者相互结合而形成的民主集中制是与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制根本对立的。
作为公民依法享有的民主权利与公民依法履行的义务是辩证统一的。公民的民主权利主要体现为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政治权利与自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政治自由，监督权等，与此相对应而存在的是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政治义务：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维护国家利益、荣誉与安全。（民主）权利与义务是统一的。任何公民既是权利的主体，也是义务的主体，权利的实现要求义务的履行，义务的履行要求权利的实现。任何公民依法享有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义务。“义务是权利的真正源泉”。
作为公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和法律是统一的。自由也是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如宗教信仰自由、通信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游行自由、示威自由、结社自由、人身自由等。世界上没有脱离法律的民主自由权利，法律是自由的体现和保障，自由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公民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使民主自由权利，可见自由（民主权利）与法律是统一的。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点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党执政的实质就是领导、支持、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党的领导是人民民主与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首要的就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法定程序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法律。所以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就是确保人民当家作主。
作为党的生命——党内民主和党的集中统一相结合，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具体运用。作为《党章》中所规定的党的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组织、领导制度，在中共执政掌握国家政权之后，理所当然地将这一原则制度推广到国家机构之中，所以《宪法》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党内民主和党的集中统一是不可分割的。党是执政党，所以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要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必须保持高度统一。
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具体体现为国体意义上的民主和政体意义上的民主，前者规定民主的阶级性即统治阶级性，后者规定享有民主的统治阶级采取何种方式来组织自己的政权机关。二者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又叫“民主制”，无论资本主义民主还是社会主义民主，都存在民主性质和民主程度的区分，民主性质是民主质的规定性，体现为民主的阶级性；民主程度是民主量的规定性，体现为民主的发展程度。资本主义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这是民主的性质，它经过300多年的发展，其议会制、三权分立制、政党制度发展的较成熟，较完备，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和根本利益。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民主，这是民主的性质，它是新型的民主，从类型上高于资本主义民主。我国的人民民主的发展程度还不够成熟，不够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在某些方面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实现，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篇3：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从民主本身的特质以及历史发展来看, 民主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和历史趋势。民主的价值就不仅在于它具有某一项优点, 而在于它具有的许多优点。这些优点包括:第一, 自由与政治参与在人类生活中的天然重要性;第二, 在促使政府对公众需要负责方面, 民主提供政治鼓励机制的工具重要性;第三, 民主对于形成价值观、理解公众需要、权利和职责的建设性作用。当民主成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观之后, 实行民主可以为公民提供一个相互学习的机会, 并有助于整个社会形成价值观和找到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民主除了具有在公民幸福生活的天然价值和政治决策方面的工具性价值外, 还具有重要的建设性价值。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民主的兴起会成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发展的原因。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 自由、平等、公正、尊严是人类普遍的政治价值。在世界各国的政治实践中, 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结束专制走向民主。民主政治已经成为人类普遍的政治认同, 集中体现了人类的政治文明和政治进步, 民主离不开法治, 离不开人民选举, 离不开公民参与, 离不开监督, 离不开社会自治。
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一百多年间, 中国的民主发展历经了民主启蒙, 民主革命和民主建设几个重要阶段。1978年,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 中国的民主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即全面的民主建设, 无论在民主理论还是民主实践方面, 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都有了很大的成就, 在中央, 我国民主集中体现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这一制度从根本上体现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 表明了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根本形式和途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其他各项政治制度建立的基石, 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事务领导的根本途径,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途径。中共十六大也指出,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把党的领导, 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统一起来, 要健全民主制度, 丰富民主形式, 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的重要载体。但问题是“民主不是形式上的民主”, 有关专家指出, 特别是不能将选举作为是否实行民主体制的唯一尺度, 民主的质量还要依赖于自由、公正和责任等方面的发展水平。
我国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主要由三个方面来体现:党内民主、行政机构的以及作为国家主人翁的人民的民主。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世情变化给党内民主和党的领导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 加强党的监督也是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为了发展党内民主, 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在行政管理方面, 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上级监督不到, 同级不敢监督, 下级不好监督, 舆论无力监督, 在权力过分集中于“一把手”的情况下, 地方的这些机构在监督当地“一把手”时很难发挥有效作用, 出现了很多钱权交易的腐败, 这本身说明了我国的民主在实践过程中存在很大的问题, 就像现在, 虽然人民普遍都有了民主意识, 可是我们骨子里还是惧官, 因为官员手中握有权力, 似乎难道是人们不知道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吗?当然, 答案是否定的, 只是我们的很多官员被民主推举出来之后, 就把民主遗忘了, 即使要说有, 那也可能只是形式上的, 这种被形式化的制度和过程包裹着的民主, 试问我们能相信吗?还有我们的信访制度, 为什么很多时候民主的意见得不到尊重, 我们只能靠不断的上访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果说专政是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服务, 那么民主就应该为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服务, 但现实情况呢?我常会觉得我们的人民是否被这种政治的游戏欺骗了, 很多时候跟资本主义论战时, 常常能够把社会主义的民主说得非常的圆满, 不知道这是否也属于自我标榜?当然, 我是绝对地坚持民主的社会主义方向的, 我只是觉得, 当我们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方向, 不随“西化”逐流, 并不意味着我们全盘否定资本主义民主的某些进步因素, 相反, 对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中那些反映社会化大生产要求, 体现民主政治共性和普遍性的某些具体形式和做法, 我们应大胆的吸收和借鉴。具体说, 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些原则, 如主权在民原则、自由权利原则、人权原则、平等原则、分权制衡原则;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些具体制度, 如选举制度、公务员制度、舆论监督制度、法律制度等都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理论中没有这些内容, 相反, 我们已经说得够多了, 我们必须承认西方的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些方面的确比我国做得好, 我们是应该有危机感和使命感的, 很多时候在现实生活中人民并不需要不切实际的长篇大论和遥远的宏伟蓝图, 我们需要的是现实愿望的实现和保障。人民民主不仅要体现在人民以委托的形式治理国家上, 更应该体现在公民直接参与政治生活上。在现代民主社会中, 公民既是公共政策作用的对像, , 但同时又可以参与到公共政策的过程之中, 拥有公共政策主体和客体的双重身份。
今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任务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不断探索、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各种实现形式。在基层民主方面基层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石。正确认识基层民主在实践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并针对其问题对症下药, 对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 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 目前基层民主在实践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 这些问题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民主被虚置;一些很好的制度如社会公示制度、听证制度在执行中流于形式;选风不正等, 加强对公民民主意识的培养;根除一些错误的理念和做法;加强制度化建设以及加强监督。
法治是实现民主的保证, 而只有在政府的权力受到法律的严格制约的情况下, 才意味者法治的真正建立和完善。法治的功能有两个:一为制约和监督国家权力, 二为保障公民权利。在这两者中, 前者只是手段, 而后者才是目的, 由此可以看到, 法治的核心内容是为保障个人的权利而对国家的权力施加必要的限制, 由此也实现国家的秩序和社会的稳定。在我国, 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 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 推进依法行政,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尊重和保障人权, 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 。把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治结合起来, 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邓小平多次指出, “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制。我们的民主同法制是相关联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民主要坚持下去, 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 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 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治结合起来, 社会主义民主才会在更广范围和更高的水平下建立起来。
摘要：民主思想的兴起与世界各国民主政治的建立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发展, 民主有其独特的优越性, 当民主成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观之后, 我们更应思考如何才能做到更完善更真实更切合实际的民主。中国的民主发展是全球化和世界民主化浪潮影响的结果, 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相结合, 法治是实现民主的保证。
关键词：民主政治,民主法治,人民民主
参考文献
[1]《全球背景下的中国民主建社》重庆出版社
[2]《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北京出版社
篇4：民主-社会与民主-政治权力
托克维尔区分的这两个维度是：民主—社会（见托克维尔手稿：《民主是社会的一种存在方式》，《民主在美国》，édition E. Nolla, Paris, Vrin, 1990, t. II, p.38)和民主—政治体制。托克维尔的直觉意识是：不能再像卢梭那样，把民主仅仅视为人民主权的政治制度。不过托克维尔的看法可以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第三篇和第四篇）和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找到线索。这一直觉意识服务于双重目标：一是理解现代人构成的、与国家分离的公民社会的民情、信仰和理想；二是回应“各类权威的绞杀”(见一八四四年在议会演讲的草稿：《在各类权威对社会、对各等级进行绞杀之后，没有某种权威就不能维系精神和道德世界》(CEuvres complètes, Gallimard, vol. III-2,p.551）这一令人焦虑在现代世界中，家庭、教会、社会生活和代议制国家都有表现。
这种关于现代人的民主的见解，其最重要的结论是什么？首先应该理解，民主—社会隐藏着一种不同于国家的权力，它通常与后者（如议会、行政机构、政党等政治制度）处于竞争状态；其次，民主制的“思想权威”的源泉和场域是民主—社会，而不是国家、国王、贵族阶级或精英代表(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西耶斯，在他看来，议会是确定公意的场所，是民族的政治代表，这是因为议会是政治专家组成的。西耶斯表明的是一种政治职业化的立场)。按托克维尔的说法，这种思想权威来自公众，公众在公民社会内部自我表达，表达的形式就是所谓的公共舆论，这是民主国家中一种非制度化的新型权力。
由此还引出其他的推论，它们深刻改造了既定观念。例如，不可把民主等同于自由。民主—社会可以与政治专制主义的国家相容，而且，民主—社会凸显了与自由、与现代人的个人主义的矛盾。民主有可能在最上层是专制主义，但在底层盛行民主风俗。这种错位会导致革命或暴动：我们可以想想今日的马格里布。另一方面，与法国的重大传统相悖的是，政治权力不是社会存在的“原因”。代表这一传统的不仅有绝对君主制的构想者（如博须埃），甚至还有雅各宾派的唯意志论革命者。可以回想圣鞠斯特的说法：“立法者掌握未来。”随着民主制的扩展，社会将成为政治权威的来源：应该将美国式的“自下而上”的建构逻辑（社区、县、弗吉尼亚州或新英格兰、最后是“一出于多”的联邦国家），与法国“自上而下”的民族建构及国家权威建构逻辑进行对比。美国存在真正的民主制，因为到处都存在市镇自治，而法国的民主是从构想出来的，因为一切都来自上面。在法国人那里，国家是社会的创造者（拿破仑）(见本人的报告：《行政国家和自由主义：法国的历史》，Fondation pour l’Innovation politique,2009〔下载地址：www.fondapol.org〕)。最后，我对托克维尔的评论的主旨可以浓缩在这一观念中：他有一个总括性的解释原则，即在美国，“社会行动是自发的、自为的”(这个说法见托克维尔的旅行笔记，但它没有出现在《民主在美国》中〔第一卷第四章：论美国的人民主权原则〕。我们后文还将对这个说法进行探讨）。在法国，人们将长期把自由主义和民主对立起来（左派的观点尤其如此），但美国不是这样。
接下来我们考察民主—社会与民主—政治权力相互竞争甚至斗争的三个领域：去中央集权化、舆论之中的新权威和经济消费领域。民主观念在三个领域内的实践原则如下：一、人民散布在地方性的社区权威中，这是其拥有全面权力的根基。托克维尔改造了主权观念：当社会权力“分散化”（托克维尔的说法）时，便酝酿出全面的权威。二、民主制有自己的信仰和宗教：舆论。一个新的“思想权威”诞生了，随之而来的还有它的先知和受排斥者（异议分子）。三、“物质享乐”（托克维尔的用语），或以当下的术语来说，消费，既是民主制的推进器（个人状况的平等化），也给民主制带来自我毁灭的危险，因为物质平等的激情既能激发自由，但有时也会使自由陷入瘫痪，从而有利于统治者。
总之，民主既是政治的，也是道德的、宗教的、社会的、经济的。在托克维尔看来，如果将一个维度与另一个维度分离、弱化或强调一方，都不能理解“人民主权”包含的全部内容。即使这全部内容都存在，那也不能说它们都是和谐的，恰恰相反！因此应该协助民主更好地认识自己，这就是托克维尔公开宣称的目标，他认为民主既充满威胁，也让人放心，既粗俗平庸，也能产生“卓越”的事物。有些人认为，这种看法不过是一个不愿随自己的阶级一起消亡的贵族知识分子的梦想。在十九世纪末的法国，人们对待《民主在美国》的态度十分傲慢，然而，当今世界的状况很大程度上应验了他的见解。
我想对上述三点做进一步的阐发。
一、国家超验论的民主化：地方权力是人民主权的根基
我们要研究的重要篇章是《民主在美国》的第一部分第四章和第五章。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托克维尔对法国遗产的思考，也就是对法国的政治文化（主要是以天主教高卢教会为基础的绝对君主制）的思考。对于这一思考，我称之为“超验论的民主化”（démocralisation de la transcendance）。在我看来，这一思考受到了拉梅内那本轰动一时的《论宗教冷漠》（一八一七）的启发。拉梅内教士是极端的天主教保王派（即博纳尔和迈斯特的学派），他曾提出所谓的“权威的社会途径”。权威是社会性的，因为它来源于信徒构成的社会，信徒通过“普遍理性”或“常识”来认识存在于福音书、贮存于教会之中的真理，教会的首脑是罗马教皇，他是普世的真理守卫者。在拉梅内（他后来两次受到罗马的谴责）看来，教会既不外在于、也不高于信徒群体——即天主教的人民，教会与这一群体是合一的。信徒群体在逐步迈向天主教真理的时间和空间中的统一得益于对集体信仰权威的服从，教皇只是这一权威的人格化表征和守护者。
显然，拉梅内是将教皇的权威类比于法国君主的权威，前者的基础是信徒的认可，而君主作为全体人民的首脑则凝结着民族精神或法国人的“共识”。
托克维尔深谙天主教君主派的话语，他认为在美国看到了类似于“超验论的民主化”的状况：国家、行政、权力、指挥权和政治决策都是直接来源于美国人民。而在法国，国家是外在于社会的，国家据有人民主权，以“人民的名义”说话，唯有国家能认识和界定公共利益。法国式的精英观念在西耶斯阐发的代议制理论中表现得很清楚：民族唯有通过其代表才存在，民族的意志只能通过代议机构来表达。另外，西耶斯将代议制政府（唯一合法的现代政府）与民主对立起来，认为后者只适合于没有劳动分工、没有身份明确的精英阶层的小型社会。在西耶斯看来，政治是、并且应该是专业人士的事务。公民把政治活动委托给专家们：在法国，这种观念至今仍然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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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看这两章，托克维尔是怎样论述美国的呢？他评论说，有些国家的主权是外在于社会机体的（如在法国），有些国家的权力是由各群体、国家以及社会来分享的（如封建制度）。但美国呢？
美国的情况完全不同，社会的行动是自发自为的。权力只存在于社会内部⋯⋯可以说是人民自己治理自身事务⋯⋯人民主宰美国的政治世界，正如上帝主宰宇宙一样。(《民主在美国》第一卷出版于一八三五年，文中标为DA I,版本为加利马尔参考本〔两卷〕一九六一年，DA II 指一八四○年问世的第二卷。故此标为DA I, p.56, Gallimard。我们同样还参考了弗朗索瓦·孚雷作序的Garnier-Flammarion袖珍版，两卷本，一九八一年，此处标为DA I, p.119—120,GF)
引人注目的是，作者认为不存在外在于社会的权力，这与主权理论（博丹、霍布斯、卢梭是其代表）恰成对立。这就意味着，作为公民社会的“人民”与作为政治实体的人民没有什么区分：这是个相当新颖的见解，因为法国的传统总是把私人的和公共的、普遍的和个别的、卢梭所谓的作为个人利益承载者的人和作为“公意”持有者的公民严格区分开来。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与上帝的类比（可能巧妙地引用了拉梅内）。这个上帝是人民—上帝，他不是超验的，他统治着这个他身处其中的世界，统治着他自身。这样的人民通过市镇（township）“散布”到社会之中。而且，正是从社区之中产生了启示，这启示就是人民主权的原则和“信条”。
美国革命爆发了。人民主权的信条来自社区，主导着政府⋯⋯它成为万法之法。社会内部也发生了一场几乎同样迅速的转变。继承法终于打破了地方影响力。(DA I, p.55, Gallimard, p.118, GF)
我们还应注意到政治与公民社会的平行和交汇：在国家中，人民成为主权者，因为在社区中，在英国殖民统治下，人民已经默默地成为主权者；在社会中同样如此，因为由于遗产的分割继承，人民拒绝了占有土地和奴隶的贵族制。人民—上帝在家庭中、在政治大会上统治，这不是因为它是一个遥远的、受人敬畏的、无所不知的主权者（如法国的国家），而是因为主权就体现在社会的所有层次上，一切都应服从平等的法则，主权在每个社区大会上都要表达自己的意志：上帝是内在的，而不是超验的。上帝在街头交谈中，在地方协会中，在市政府中，在当时实行直接民主制中而非选举产生的市政会议上发言。
对美国的社区制度，托克维尔再次强调“人民主权原则体现在英属美国人的所有政治制度中”。他赋予这个原则以首要的含义，并称这部著作的其余部分将导出其另外的含义。
我们先看首要的含义：人民主权可以推出这样的看法：“每个个体都构成主权之中平等的一分子。”这就意味着，既然每个人都是“其个人利益的唯一的、最佳的裁决者”，他就能将自己公开的合法的利益与社會的要求进行比照。然而，社区“只是一个个人一般的个体”，它也可以同其他的社区进行自我比照，可以同它所从属的国家做比照，同国家的代表大会做比照。当联邦的某个州的立法者决定某件事时，社区可以审查立法者是否有这样的权利，它可以服从，但它保留对法律实施的监控权，立法者表决通过创办一所学校，社区负责建设、筹资和领导工作。个人—社区是人民—上帝的细胞，它在利用外部资助时仍保持独立自治。托克维尔还说，社区的收税官分摊并征收税赋，负责投资监控工作：
在法国，是国家收税官征收社区税赋；在美国，是社区收税官征收国家税赋。因此在我们这里，中央政府向社区派出代理人；在美国则是社区向政府派出公职人员。(DAI, p.65, Gallimard, p.130, GF）
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的民主是想象出来的，虽然一七八九年大革命以来民主化的民情在发展中，但法国的民主不是去中央集权化的，市长由中央政府任命，精英们“以人民的名义”制定法律，而“公务员担保法”（波拿巴一七九九年宪法）则防止他们在普通法庭前出庭，其案件的审理留给“行政司法机构”，即省和国家的行政法院，这个司法机构防止国家受社会的侵害。美国的民主是实在的，因为人民主权的推论应用在选举制和联邦制中和社会民情中：每个“个体”（个人、家庭和社区）都对自己的选择负责，都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的个体利益，只要它懂得如何同时有益于共同体。这就是美国人的“正确理解的利益”学说，我们这里不拟对此进行探讨，但在托克维尔眼里，美国的这种功利主义与自由和民主是协调的。人人都服务于别人，因为这会让我们受益，这种利益如荣誉、尊重、社会交往、金钱、社会关系的连续性。
在托克维尔看来，这种极具利害关系的无私精神尽管十分虚伪（尤其是在一个清教民族中），但它必将成为未来民主制的道德观。作为一个具有詹森主义倾向的贵族，他并不喜欢这样，但他了解它的力量。从这个观点来看，“力量”同样在于社会，而不是首先在于国家。
二、根本的民主信仰：民意是人们信赖的主权者
享有主权的个人是人民主权信条的一个推论，个人自认为与所有其他人是平等的；但这对个人思想和集体思想产生了直接影响；“平等在每个人心中唤起自己评判一切事务的欲望”（DA II, I, 10, p.46, Gallimard, p.53, GF）。实际上，民主制的平等规范倾向于实现思想方面的平等：你们的看法并不高于我的，我是和你们一样出色的评判者，每个人都会这么说，这就引出了普选权；托克维尔写道，所有试图维持等级制的纳税选举制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
但是，虽说个人在自己眼中如此受重视，但应该承认，一个人民—社会、一个集体也应有同样受尊重的价值。如果只承认平等和主权同等的个人，我们就看不到社会。因此“论民主人民信仰的主要来源”（DA II, I, 2）一章探讨的就是这个问题。
没有共同的思想就没有共同的行动，没有共同的行动，人虽然还能存在，但不构成社会整体⋯⋯社会若要存在⋯⋯所有公民的思想应始终通过某些重要观念团结凝聚起来；除非他们中间的每个人都时常从同样的源泉中提取观念、除非每个人都同意接受一定数量的现成信念，否则就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DA II, I, 2, p.16, Gallimard, p.15,GF)
请注意语言的力度：“所有人的思想”，“始终”⋯⋯民主制并不嘲弄确立集体联系的事物！民主制有一种思想的、精神的、意识形态的权威形态。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自认为是拥有主权的公民，如果民主制像人们习惯说的那样“就是自由”，这种权威形态如何可能呢？
这是平等的效应，精神平等的信仰的效应：少数人或个别人会说，他们或他无法独自反对多数，如果多数已经呈现在他面前（如在民意调查或全民公决中），如果多数派人数很多的话。然而，如果所有人在思想上都是平等的，当数百万人的看法都一样时，很可能他们是对的⋯⋯正如笛卡儿说的，如果人们不认为“常识是世界上最通行的见解”的话，那就不存在真正的民主制。
托克维尔认为，对公众的尊重是集体见解的假定的源泉，它与个人对多数的敬畏一起缔造出一种十分强大的倾向：在公开的多数派面前，拥有主权的个人觉得被逼放弃自己的主权。在民主制中，“可以预见，对公众意见的信任将成为某种宗教，多数派就是这一宗教的先知”。
因此，拉梅内所谓的“常识”和“权威的社会途径”从教会移植到了民主社会中，尤其是美国的民主社会中。但仍然存在教会和宗教方面的事物：这就是托克维尔提到的“某种宗教”。我在自己的著作中曾指出，托克维尔在这一章提到了“权威的保有者”（即多数派和公众,参阅《托克维尔：自由的贵族根源》，127—131页)；这个词曾经并仍然被用于天主教会：从古代以来、自基督创立他的宗教以来，教会就是真理和信仰的保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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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认为，对思想自由而言，没有什么比当时美国的民主更缺少宽容的了。美国是个很强调习俗的国度。但是，人们看不到任何有具体形态的专制者：现有的压力是所有人对每个人的压力，因为每个人都惧怕所有人（虽然他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对此托克维尔称为“多数暴政”。
概而言之，这就是现代民主的第二个构成要素：集体意见始终在塑造个人意见，不过个人意见也是集体意见的来源。民主—社会通过强大的社会“力量”使每个人感觉到它的存在，这一力量同时又是每个人协同构成的利维坦。这种民主利维坦内在于社会整体又超越于它。
当然，思想力量也表现在对统治者和国家的关系中。公众舆论的至上地位，就是人民通过社会途径表达的主权意志。当今的社会关系网，如Twitter和Facebook，似乎是对托克维尔直观意识的一种新回应。
要想摆脱这种景象，只能不相信它：不相信多数派，不相信集体，甚至怀疑民主的价值。但这样的道路是危险的，它会将我们置于被歧视、受排斥的境地。托克维尔提出的补救方案是让民主制变得更自由，增加各种可能的选择以便多数铁律能够松弛一些，具体措施如：赋予少数派权利，为个人的司法救助提供方便，以结社自由来促进各种形态的“局部社会”(正如人们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所说的那样，但该术语当时带有贬义)的发展。
三、作为热衷于物质利益的民主制
托克维尔既是道德学家（十七世纪法国人的气质），也是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他是最早明确地把物质享乐的研究与作为人民政治主权的民主制联系在一起的思想家之一。孟德斯鸠曾说过，“商业是平等人的活动”。托克维尔对这个简短说法做了长篇发挥：经商、致富、商品和利润消费是从民主制平等中导出的一种激情。“对福利的喜好构成民主时代不可磨灭的突出特点。”(DA II, I, 5,《在美国，宗教如何服务于民主的天性》，p.33, Gallimard, p.35, GF)
然而，不是所有对平等的追求都必然是民主体制下的事实：像亚里士多德和孟德斯鸠一样，托克维尔也认为，专制者可能照顾到平等（奴役状态下的平等）。但在民主制的平等之中，就是说，在每个人都表现为与其他所有人处于自由竞争状态、市场联系侵入所有领域的体制中，托克维尔看到了自由带来的演变历程。《民主在美国》下篇第二部分第十四章对这个历程做了精彩的简述。
实际上，自由是个充满矛盾的循环过程。首先，自由是追求物质消费和普遍市場化的制度的基础：
民主时代的人们要成为自由的人，以便更方便地取得物质享乐，对这种享乐的追求人们乐此不疲。(DA II, II, 14,《美国人对物质享乐的追求如何与对自由的热爱和对公共事务的关心结合起来》，p.146, Gallimard, p.175, GF)
在这一点上，民主制社会偏离了贵族制崇尚的价值观，如荣誉、伟大、忠诚，因为贵族阶级不认为“物质享乐”是生活的目标。再者，追求经济成就、物质满足和与他人平等化的欲望（这是物质追求的无形的发动器），会让人忘却优先目标：维护政治自由。社会自由和自由政府的捍卫者们可能专注于私人享乐，从而忘记公共利益，并投靠“崭露头角的头领”，如果这个头领知道如何保障他们的秩序、既得利益和表面看来不断增长的消费的话。
当托克维尔描述自由与奴役这一循环时，他预感到了法国的危险：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前言中，他复述了《民主在美国》中的文字（导言，几乎一字不差），他认为第二帝国很好地说明了政治自由与物质福利之间的演变关系，而法国社会则接受了这个演变，而且接受了平等的保障（拿破仑三世恢复了男子普选权）。
因此，“物质享乐”的民主制中始终存在公民非政治化的危险：“行使政治职责在他们看来让人恼火，因为它分散了从事实业（就是追求利润的活动）的精力。”追求物质利益的个人自认为这符合自己的个人利益，但实际上，这为他们利益的毁灭敞开了道路。
不过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人知道，“他们的主要事务是由他们自己（我着重强调这一点）来确保政府能允许他们获取期望中的利益”(DA II, p.148, Gallimard, p.178, GF）。因此，虽说美国人的公民精神是功利主义的，即上文强调的“正确理解的利益”原则，但这种功利主义是清晰的、自省的、明智的：分权制衡使得在制度层面上可以限制那些试图麻痹人民的野心家。
结论
在政治领域内，美国人“由自己”来设立政府，这个事实与下述论点是一致的：在美国，“社会的行动是自发的、自为的”。两种民主（社会的和政治权力的）可以结合起来，相互维持，虽然它们也会相互斗争。
在今天的世界中，我们可以在西方民主制中看到两个现象，这两个现象正在不断拉大政治世界和社会领域的距离，甚至有让二者分离的危险。一方面，正如我们在欧洲看到的，公民社会表达出各种逻辑（如性别的、宗教的、文化的和地域的身份认同）和通常独立于专业党派和选举制的理想，以致要酝酿出一场政治危机。可以说，政治合法性更多体现在社会运动中，而不是在选举中。另一方面，贸易的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抹去了民族国家的棱角，我们看到了超民族现象的产生，它以水平的方式把各个“想象的共同体”联合在一起：在这一点上，新的合法性超越了传统的国家—议会的范畴。人们从互联网吸收的追随者比党派忠诚招引的追随者还要多。但是，即使政党开始适应互联网时代，它们也并不见得会取得成功，这个事实似乎证明，政党制度自身正在丧失合法性。
我们可以思考，我们时代的这一重大现象是否是民主—社会与民主—政治权力的断裂，或曰它们的对话是否经常中断？民主—社会正处于完全无序的扩张中，民主—政治权力很少与动荡的、多元的、通常狂暴的世界打交道，而这个世界却是它要领导的。
因此，应该重新审视民主观念本身，这正是托克维尔对我们的启迪所在。一方面，公民对合法性的评判（针对法律和政府）已经成为重大主题，在某些时刻，这一主题由于重要的舆论现象而变得多样化；另一方面，与西耶斯期待中的政治专家的权力相对立的是，人们可能希望出现另一类型的权力，它更贴近价值多元化的现代社会的期待，更适应其流动性。托克维尔认为，在美国，倾听社会呼声的角色是律师、法官和各种法律人士。这种争议性质的司法民主模式似乎应该推广开来，包括在法国这样的国家——在法国，司法只是一种“权威”而不是权力，而且这一权威是服从于行政机构的。
因此，当前的民主—社会似乎应该召唤别的公民身份，制度设置也应有所创造，以适应世界化公民社会的急剧扩张。
篇5：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保证。列宁曾经把无产阶级专政又称作“无产阶级民主制”，就是突出其发展民主的职能。随着专政职能的逐渐缩小，民主职能的逐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将得到充分发展，最后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也将归于消亡.。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阶级执政党为之奋斗的崇高目标和根本任务。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诞生，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无产阶级专政是人类社会国家发展史上的伟大飞跃，它是人类社会最后的也是最进步的新型国家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工人阶级领导全体劳动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以消灭剥削`消灭阶级为使命的新型国家政权。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社会最高类型的民主。与以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少数人的民主在性质上根本不同，社会主义民主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他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无产阶级专政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需要。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但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决不是可以不要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国内斗争，有些同时也是国际斗争，两者实际上是不可分的。事实上，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无产阶级专政的意思绝对不是对大多数人民实施独裁的统治。无产阶级专政是用暴力镇压少数地主资本家剥削者的反抗。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使民主的形式和机关发生变化，而且，一般说来，正是这种变化使得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能空前广泛地实际享有民主，是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阶级有实际享有民主权利和自由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甚至在最好的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中国采取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也是无产阶级专政。
篇6：如何理解民主与集中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从“七大”开始，就在党章上对民主集中制的运行机制作了表述，说“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从“十四大”开始，党章又在这一表述的末尾加上了“相结合”的字样。党章上的这项表述，是对列宁民主集中制运行机制的科学概括。
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是间接民主制度的产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从成立之初，就把民主制确定为党的管理形式，只不过由于党员人数众多，地域辽阔，整个党不能只设一级组织，实行直接民主制，而必须设多级组织，实行间接民主制，即代表式民主制。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解决了。但是，实行间接民主制，就需要有一定的结构形式，党的权力才能运行。那么，党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结构形式呢？在这个问题上，党内出现了严重分歧，有人主张采用分权型的结构形式联邦制和自治制，列宁主张采用集权型的结构形式集中制，他认为，为了实现无产阶级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政党不应当是一个结构松散、任由每个组织各自为政的党，而应当是一个统一集中、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的党。经过长时间的激烈争论，联邦制和自治制先后被否定，集中制被接受。列宁所主张的、民主制加集中制组成的民主集中制被载入了党章。
由于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制加集中制，整个党实行民主集中制，就要求党的各级组织既要实行民主制，又要实行集中制。但是在对待这两种制度的态度
上，上级机关和下级机关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而有着不同的倾向。一般说来，上级机关偏爱要求下级服从上级的集中制，嫌民主制“碍手碍脚”，它们不愿意受到制约。下级机关的倾向相反，它们偏爱能让自己“主事”的民主制，不太喜欢要求下级服从上级的集中制，它们不愿意受到管束。为了防止党的权力机关出现异化，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根据上级机关和下级机关地位的不同，对它们如何实行民主和集中分别规定了不同的要求，对上级机关的要求是，实行集中制要以实行民主制为前提，对下级机关的要求相反，实行民主制要以实行集中制为前提。所谓实行集中制要以实行民主制为前提，是说，上级机关要求下级机关服从自己，首先自己必须实行民主制。列宁所说的民主制，是同君主制和贵族制相对而言的政体形式、政治制度。权力机关实行民主制，就要体现应当由权力机关体现的、使民主制区别于君主制和贵族制的基本特征。这样的特征有三项。
第一，必须选举产生，选举制是代表式民主制的启动方式和必要条件。列宁把公开性和选举制视为民主制的两个标志（《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131―132页。本文中的引文都引自《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以下引文只注卷次页码），他把建立在选举制基础上的代表式民主制称为“理想的民主制度”（第16卷第95页）。列宁强调选举制对于民主制的意义，是因为，与君主制和贵族制不同，民主制的权力机关只能由选举产生。正因为如此，今天世界上所有实行代表式民主制的地方，选举制和代表式民主制总是相提并论，形影不离。
第二，必须集体决定重大问题，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是民主制的权力运作方式。列宁说：“民主制是人民掌握权力”（第37卷第67页）。所谓“人民掌握权力”，在间接民主制度下，就是权力机关即代表机关集体决定重大问题。集体决定重大问题是民主制区别于君主制和贵族制的权力运作方式。在权力运作方式上，如果不是集体决定重大问题，而是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或者很少一部分人
决定重大问题，民主制就成了君主制或者贵族制，民主集中制就成了君主集中制或者贵族集中制。
篇7：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根本制度。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决案》第十二条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这是民主集中制第一次载入党的章程，并一直保留下来。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对民主集中制第一次作出比较充分的规定的，是八大制定的党章。八大党章这样规定：
“第十九条 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
民主集中制，就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它的基本条件如下：
(一)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由选举产生。
(二)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在地方范围内是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各级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向代表大会负责并且报告工作。
(三)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经常听取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意见，研究他们的经验，及时地解决他们的问题。
(四)党的下级组织必须定期向上级组织报告工作。下级组织的工作中应当由上级组织决定的问题，必须及时向上级请求指示。
(五)党的各级组织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任何重大问题都由集体决定，同时使个人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六)党的决议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党员个人必须服从党的组织，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组织必须服从上级组织，全国的各个组织必须统一服从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
上述规定的第一句是民主集中制的属性。七大党章原来的提法是：“党的组织机构，是按照民主的集中制建设起来的。”八大党章改变了提法，把“党的组织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改成了“党实行民主集中制”。
关于党实行的民主集中制，邓小平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作了明确说明：“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是党的根本的组织原则，也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应用。”邓小平在这里说，党章上规定的民主集中制有两种，一种是党的根本的组织原则，它源自列宁，另一种是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邓小平说的第二种民主集中制，指的是六项基本条件中的第三项。他说的第一种民主集中制包括两部分条款，一部分条款就是六项基本条件中的其余五项，另一部分条款就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一表述。在前一部分条款中，第二项基本条件是党在通过自己的根本大法向世界宣告，它实行的政治制度是民主制，是间接民主制，代表式民主制。其余四项基本条件中，有两项是民主制原则，还有两项是集中制原则。既然民主集中制由两种原则组成，各级机关如何把它们结合起来实行?第二部分条款回答说：上级机关结合的办法是，实行集中制原则要以实行民主制原则为前提，集中是在民主基础上集中;下级机关结合的办法相反，实行民主制原则要以实行集中制原则为前提，民主是在集中指导下民主。
八大党章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规定，后来发生了两种变动。
第一种变动：为了强调集中，九大、十大党章对原有规定作了删减。十一大党章进一步删减后，只留下了四条集中制纪律，但恢复了对民主集中制运行机制的表述，并把它从“党的组织制度”那一章移到了“总纲”。十二大党章恢复了所有被删部分并一直保留下来，但对民主集中制运行机制的表述做了改动，删除了“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一表述，保留了“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这一表述。十四大党章恢复了十二大党章的上述删除，并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一表述之后加上了“相结合”的字样。除内容上的变动外，在六项基本原则(从十二大开始，“基本条件”改为“基本原则”)的排序上也有变动。八大党章把四条集中制纪律排在末位，强调民主是第一位的，八大以后的党章把四条集中制纪律排在首位，强调集中是第一位的。
第二种变动：八大以后的党章先后增加了由党的三代领导人提出或表述的民主集中制。
1.增加了毛泽东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即“人民内部实行的民主集中制”。它是九大党章作出的规定。九大党章在“第五条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中谈到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内容时，增加了一段毛泽东对民主集中制的如下表述：“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十大党章对此未作任何变动。在十一大党章中，这项规定不再作为党章条文而被移到了党章总纲。十二大党章删除了这项规定，十三大对十二大党章作了一些局部性的修改，但对此表示了认可。十四大党章在突出邓小平理论、把邓小平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表述写进党章的同时，把毛泽东表述的民主集中制重新写进党章总纲，并一直保留下来。
这一表述出自毛泽东的《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同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所说的民主集中制，即“人民内部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是一脉相承，都是强调一个精神：民主(自由)是受集中(纪律)制约的，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
新增的民主集中制和八大党章规定的两种民主集中制在属性上不同。前者是人民内部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是每个公民应当遵守的制度，后者是党内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是每个党组织和党员应当遵守的制度。新增的民主集中制跟党的两种民主集中制在内容上没有关联。
2.增加了邓小平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表述，即：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它是十四大党章作出的规定。邓小平的表述原来见于他在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十四大把这一表述写进了党章。十四大党章在《总纲》中说：民主集中制“既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把民主集中制视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这从党章把它归入“组织制度”这一章可以看出来。而“民主集中制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则是邓小平自己的表述。邓小平没有提出新的民主集中制，他只是作了这一表述，从十四大的党章起，《总纲》中的这项规定一直保留下来。
3.增加了江泽民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即党委内部的决策方式。它是十六大党章作出的规定。十六大党章在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第五项基本原则中增加了一段论述：“凡属重大问题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这里的“民主集中”，就是新增的民主集中制。
八大党章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规定，后来发生了两种变动。
第一种变动：为了强调集中，九大、十大党章对原有规定作了删减。十一大党章进一步删减后，只留下了四条集中制纪律，但恢复了对民主集中制运行机制的表述，并把它从“党的组织制度”那一章移到了“总纲”。十二大党章恢复了所有被删部分并一直保留下来，但对民主集中制运行机制的表述做了改动，删除了“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一表述，保留了“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这一表述。十四大党章恢复了十二大党章的上述删除，并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一表述之后加上了“相结合”的字样。除内容上的变动外，在六项基本原则(从十二大开始，“基本条件”改为“基本原则”)的排序上也有变动。八大党章把四条集中制纪律排在末位，强调民主是第一位的，八大以后的党章把四条集中制纪律排在首位，强调集中是第一位的。
第二种变动：八大以后的党章先后增加了由党的三代领导人提出或表述的民主集中制。
1.增加了毛泽东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即“人民内部实行的民主集中制”。它是九大党章作出的规定。九大党章在“第五条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中谈到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内容时，增加了一段毛泽东对民主集中制的如下表述：“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十大党章对此未作任何变动。在十一大党章中，这项规定不再作为党章条文而被移到了党章总纲。十二大党章删除了这项规定，十三大对十二大党章作了一些局部性的修改，但对此表示了认可。十四大党章在突出邓小平理论、把邓小平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表述写进党章的同时，把毛泽东表述的民主集中制重新写进党章总纲，并一直保留下来。
这一表述出自毛泽东的《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同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所说的民主集中制，即“人民内部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是一脉相承，都是强调一个精神：民主(自由)是受集中(纪律)制约的，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
新增的民主集中制和八大党章规定的两种民主集中制在属性上不同。前者是人民内部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是每个公民应当遵守的制度，后者是党内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是每个党组织和党员应当遵守的制度。新增的民主集中制跟党的两种民主集中制在内容上没有关联。
2.增加了邓小平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表述，即：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它是十四大党章作出的规定。邓小平的表述原来见于他在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十四大把这一表述写进了党章。十四大党章在《总纲》中说：民主集中制“既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把民主集中制视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这从党章把它归入“组织制度”这一章可以看出来。而“民主集中制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则是邓小平自己的表述。邓小平没有提出新的民主集中制，他只是作了这一表述，从十四大的党章起，《总纲》中的这项规定一直保留下来。
篇8：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 诠释了民主。列宁指出:“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 一种国家形态。因此, 它同任何国家形态一样, 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 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 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这里揭示了民主的三重含义:
首先, 民主是一种阶级统治。马克思认为, 世界上没有纯粹的民主。在阶级社会, 民主是同相对应的阶级统治密切联系, 具有浓厚的阶级性。其次, 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或国家形态。这不仅表明民主是一种阶级统治形式, 而且表明民主与国家是紧密相连的。再次, 民主意味着公民的平等和参政的权利。列宁在强调民主是一种阶级统治的同时, 也指出民主这种国家形式, “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 承认大家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
综上, 马克思主义对民主的认识是深刻和全面的。“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 科学地揭示了在阶级社会中, 民主与国家之间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从而揭示了作为国家形态的民主的阶级实质。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指的是中国特色的民主, 它是依据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建立的民主, 内涵如下:
首先, 从国家层面上讲, “民主”是指人民掌握国家的一切权利。这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 它是我国国家制度的核心要求。由于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目前还无法达到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真正的民主。但为了实现真正民主这一目标, 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 我们现在不仅要在理论上更要在实践中要贯彻“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
其次, 从社会层面上讲, “民主”是指社会活动、社会生活的民主。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问题容易显现出来, 如贫富差距问题、教育改革问题、地区行业经济不平衡问题、环境问题、劳工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等, 各种矛盾随着改革的深入会不断涌现出来。要解决这些问题, 就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发挥民主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化解社会矛盾, 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再次, 从个人层面上讲, “民主”是指人们的一种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一个社会的民主要想得到真正的落实, 关键在“人”。人们在思想意识里要有民主的概念, 把自己当成国家的主人;并且在社会生活中积极行使民主的权力、参与政治管理, 这样才能将民主贯彻到实处。把“民主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作为民主个人层面的要求, 有利于更好地处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 进而推动我国民主制的蓬勃发展。
三、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主在国家、社会、个人层面有如上要求, 因此, 在推进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也应从国家、社会、个人这三方面着手。
(一) 从国家层面上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从国家层面上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从我国的政体方面, 要积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是实现和完善人民民主的根本保障。首先, 人民代表要代表人民的利益。建立健全听证机制, 加强人大代表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了解群众所需, 及时反映人民群众最关心、最迫切解决的问题。其次, 提高人民代表大会立法的质量。使立法的过程更加的规范化、制度化。再次,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职能, 保证人民可以行使国家的权力。
(二) 从社会层面上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从社会层面上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要积极推进协商民主向广泛化、多层化、制度化方向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 积极拓宽民主参与的渠道, 广泛的吸收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使政府的决策更加的民主、科学。首先, 要扩大协商民主的覆盖面, 促进协商民主的广泛化。其次, 完善协商机制。进一步完善协商民主的保障机制、运行机制, 加强沟通交流、广纳群言、增强合力。再次, 提升协商质量。民主协商的质量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要积极调动人民政协和各界人士在政治协商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通过协商提出有利于人民的决议。
(三) 从个人层面上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从个人层面上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要积极推进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加强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 是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首先, 要提高居民和村民的民主意识, 建立自治制度。使基层群众进行自我管理、自我监督, 并扩大有序参与, 吸引城乡的基层群众参与基层事物的管理, 增强主人翁的意识。其次, 在企业、事业单位健全、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职工代表大会, 负责联系着国家、企业和职工三方的关系。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可以保障基层职工权益的实现。
党的十八大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引领作用, 对民主政治建设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这有助于推动人们从思想意识层面对于民主政治的认识水平, 有助于推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和完善。
摘要：十八大以来, 我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推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的内容, 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关联性。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 有助于推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
关键词：民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主政治建设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年:257.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年:219.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三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2.
[4]王沪宁.《政治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八章:215-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