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格式合同的法律效力

怎么判断格式合同的法律效力（精选8篇）

篇1：怎么判断格式合同的法律效力

格式合同效力的判断标准

1、违反民法和合同法强行性规定的格式条款无效

“所谓民法和合同法强行性规定，是指不依赖于当事人意志而必须无条件适用的法律规范，此类规范仅依法定事由的发生而适用，且内容不得以当事人意志改变或删除。”因此，如果格式合同条款的内容违反了法律强制或者禁止性规定，无论是否基于自由意思而订立，都应该认定为无效。“以强行性规制技术调整格式合同条款，使格式合同失却效力，不仅表明了法律对某些格式条款的坚决态度，同时也昭示了法律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干预。”

2、违反民法基本原则的格式条款无效。

“由于格式合同条款订入合同并没有双方当事人的协商，即使存在不公平、不合理的内容，相对人也无法提出异议，对此类合同条款，就应当依据民法基本原则，如

公序良俗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显失公平原则、平等互利原则等作为判断依据。”

在各国立法与司法实务中，主要采取了三个民法基本原则作为判断格式合同条款效力的依据，即公序良俗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

(1)严禁权利滥用原则。所谓权利的滥用，系指权利人行使权利背离权利本旨或超越权利界限之违法行为。法律对此行为予以否认或限制其效力，即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我国《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58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这些规定在我国确立了禁止权利滥用原则。

(2)公序良俗原则，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原则是行使民事权利和从事民事行为的基本指导原则，对于合同中违反公序良俗的内容，各国法律均认为无效。我国《合同法》第7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这实际上包括了公序良俗原则。所以，格式合同条款的内容如果违反公共秩序，应当认定为无效，从而不发生拘束合同相对人的效力。

(3)诚实信用原则，我国《民法通则》第6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合同法》第6条也明确规定：“当事人在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得有欺诈行为。”

诚实信用原则是现代民法最基本的指导原则;在对格式合同条款的效力进行规范时，首先就应当考虑如何借规范格式合同条款的内容，以维护合同当事人间利益之均衡，从而保障合同正义。在民法的基本原则中，可以维护合同当事人利益的均衡为优先目的者，当属诚实信用原则。

我们知道，在违反一些基本原则的情况下会避免导致格式合同无效。格式合同被判定无效后，相关当事人就会受到相应的损失，这样是不利于合同目的的实现的。所以，了解格式合同效力的判断问题是很有必要的。关于格式条款的其他内容你还需要了解的，可以咨询网站的在线律师。

篇2：怎么判断格式合同的法律效力

1、违反民法和合同法强行性规定的格式条款无效

“所谓民法和合同法强行性规定，是指不依赖于当事人意志而必须无条件适用的法律规范，此类规范仅依法定事由的发生而适用，且内容不得以当事人意志改变或删除。”因此，如果格式合同条款的内容违反了法律强制或者禁止性规定，无论是否基于自由意思而订立，都应该认定为无效。“以强行性规制技术调整格式合同条款，使格式合同失却效力，不仅表明了法律对某些格式条款的坚决态度，同时也昭示了法律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干预。”

2、违反民法基本原则的格式条款无效。

“由于格式合同条款订入合同并没有双方当事人的协商，即使存在不公平、不合理的内容，相对人也无法提出异议，对此类合同条款，就应当依据民法基本原则，如

公序良俗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显失公平原则、平等互利原则等作为判断依据。”

在各国立法与司法实务中，主要采取了三个民法基本原则作为判断格式合同条款效力的依据，即公序良俗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

(1)严禁权利滥用原则。所谓权利的滥用，系指权利人行使权利背离权利本旨或超越权利界限之违法行为。法律对此行为予以否认或限制其效力，即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我国《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58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这些规定在我国确立了禁止权利滥用原则。

(2)、公序良俗原则，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原则是行使民事权利和从事民事行为的基本指导原则，对于合同中违反公序良俗的内容，各国法律均认为无效。我国《合同法》第7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这实际上包括了公序良俗原则。所以，格式合同条款的内容如果违反公共秩序，应当认定为无效，从而不发生拘束合同相对人的效力。

(3)诚实信用原则，我国《民法通则》第6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合同法》第6条也明确规定：“当事人在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得有欺诈行为。”

篇3：论民间借贷合同的法律效力

(一) 肯定民间借贷的合法性

在1986年我国所公布的《民法通则》中第58条第5项中提出“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在此条文中可以明确看出是对公共利益和受保护的权益进行了有效的明示行为保护, 对部分自由进行了干预和限定, 但是与此同时相对应的是对公共权益和受保护的权益对大自由化的保障, 这一条文结合《民法通则》就导致人们对于其所提出的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出现了误解, 即认为违法或违反法律或公共利益的行为方式均视为无效。从而导致在司法认定中的“法”进行了扩大化应用, 使得违法的“法“包括了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只要违反上述文件或法律条款, 均视为合同无效。这就容易导致在一旦产生合同纠纷, 违法方往往会找出各种政策文件对合同的合法性予以辩驳, 导致出现合同违法, 不具备法律效益, 从而逃避责任与违法处罚, 这样的行为严重损害了社会经济的公平性, 违背了市场交易的诚信原则, 扰乱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秩序。

(二) 否定部分民间借贷行为的法律效益

通过对上述问题所发生事件的反省, 我国颁布的《合同法》在第52条第5项中进行了明确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被认定为无效。此条款重在说明能够对合同合法性予以否定的仅限于法律政策和行政法规, 其他下位阶的法律规范对不足以构成对合同违法性的认定。由次条款可以看出其主要是对合同的违法性认定加以了限制。但在实际的司法实践过程中, 这一条款未能得到彻底的贯彻落实, 地方法院往往在审理设计民间企业间借贷合同时对多依照的是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所颁布的《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的相关条款予以执行, 即“企业借贷合同违反有关金融法规, 属无效合同”。但在我国的法律以及行政法规中, 对于民间企业借贷合同的管理规定最为适用的就是《贷款通则》第61条所规定的“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但这其中所涉及的矛盾点和疑点却无法展示其公正性, 因为《贷款通则》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 属于人民银行的部门规章, 布局本对合同效力进行否认的权利。因此人民法院也不能将其作为判定合同是否违法的依据, 不能确定企业间借贷的合法性, 此种做法也违背了我国《合同法》第52条第5项所规定的判定民间借贷合法的标准及准则。

(三) 打击涉及违法犯罪的民间借贷活动

对于此类案件的审理发展至今, 虽然在司法判定中已经引起了重视, 但依然没有减少对于民间借贷合同无效的判定, 更多的是依照“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条款予以审理。在司法机关的审定中进行这样审判的举要宜居是:地方级行政规章是地方政府在行使政府职能时所发布的便于对于当地政府机关开展工作, 促进地方政府经济效益提升, 协调地方经济发展, 主导地方经济健康有序, 其所发布的行政规章必然具有一定的事实依据, 体现一定的社会公共利益。虽然作为下位阶的规范, 但若是合同违背其准则, 也必然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从而影响整体宏观经济, 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在王利明先生的观点中认为:地方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其出发点在于维护地方的社会公共利益, 若违反地方发行法律文件就必然带来对公共利益的损害, 其合同也将会被视为无效。然而, 在实际案件当中, 部分行为虽然违背了法律本身, 但却不一定危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二、无效的民间借贷合同

(一) 有复利约定的民间借贷合同

复利在我国自古至今就是一个敏感的司法问题。在现今法制社会下, 我国《合同法》将借款合同单独列为一章进行规定与阐述, 并未作出明确规定, 而涉及复利的问题是在两个司法解释中有所涉猎。我国的部分学者对这些条款进行了分析, 认为, 我国在司法上并不保护复利的利益。第一个司法解释是1988年最高院所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第125条:“公民之间的借贷, 出借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 不予保护。”, 第二个是1991年所颁布的《审贷意见》第1条:“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审理中发现债权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 其利率超出第六条规定的限度时, 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在一个司法解释中明确阐述了国家司法对于复利不会予以保护, 对于复利作出了一个限定, 以国家利率作为审判标准, 标明一是不得将利息纳入本金, 而是复利超出国家利息的不予以保护。由此可见这两个司法解释存在一定的矛盾点和不相容性, 相互冲突, 根据我国《立法法》规定的, 在没有上位法规规定的情况下, 如果出现法律法规相互矛盾时, 需要遵照新法优于后法原则继续宁处理, 这就是说涉及的相关案件需要依照91年所颁布的《审贷意见》予以执行保护, 超过四倍利率的不予以保护。同类的案件可以找的条款可以参看重庆高院所颁布的《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在其13条中指出“出借人根据约定将利息计入本金请求借款人支付复利的, 只要约定利率不超出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就意味中在民间借贷过程中, 若涉及到法律允许范围内的复利应当予以保护。

(二) 为赌博而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

对于为赌博而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 其主要分两种情况审定, 其一为, 贷款人对于借款人将款项用于赌博事宜并不知情, 借款人始终声称采用欺骗或其他方式导致贷款人对其借款签订借款合同的, 其合同不具备法律效益, 将依照可撤销的民间借贷合同一节予以处理;其二为, 借款人明知借款人所接款项为赌博或赌债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 (法「2011]336号) 规定所涉及到的赌博和吸毒贷款的分情况处理, 若形成赌债, 构成企债和胁迫的, 按照合同撤销处理, 若明知其为借贷赌博的, 依照《合同法》52条判决合同无效。

三、民间借贷合同效力认定后的风险防范措施

(一) 争取担保落实

截至到现在我国尚未出台具有正式意义的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就现在的社会经济发展而言, 民间借贷行为正在蓬勃发展, 其非但没有对我国的市场经济持续造成影响, 相反的还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其解决了很多正规金融机构无法满足的部分企业和个人金融业务的需求, 分担了部分的额金融风险, 解决了中小企业和个人发展中所遇到的融资难问题, 解决了企业发展中的部分后顾之忧, 对于我国企业发展, 乃至国家经济发展也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现在出现民间借贷市场行情的混乱与不可控制性, 更多的根源在于我国对于民间借贷的法规不完善所造成的, 政府出于维护市场紧急与金融稳定安全的考虑, 对于民间借贷一直持有否定的态度, 对其监管也一直游走在法律边缘, 使其在不断壮大中所出现的问题层出不穷。要扭转这种局面, 我们就需要对民间借贷转变态度, 将否定和打击转变为支持和肯定, 将其纳入法律正常的监管范围之内, 这一要求首先要做到的就是确定民间借贷的合法性和给予法律上的正式规定, 加以约束和管制。

(二) 进行合同公证

进行合同公证是民间借贷行为有利保障最有效的措施之一。虽然大部分民间借贷合同是有效的, 但是部分合同依然存在一定的风险。这种风险的主要来源就是民间借贷背后的一些列活动都有可能会影响到贷款人对最终借贷合同中的本息归还问题。对此, 笔者建议推广对单个的民间借贷合同进行专门机构的公正或者登记, 其主要目的在于保障民间借贷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的合法利益。第一就是由专门的机关对发生民间借贷关系的双方进行相关的资格审查, 有效的避免弄虚作假、隐瞒实情、非法吸收贷款的行为发生;第二进行公正和登记是对借贷双方及他人的一种公示, 公示其借贷行为的存在性, 也为借贷双方的信息进行了公示, 使得双方了解各自的信息情况做出更好的应对。这样就可以避免借贷双方可以对自身不利信息的可以隐瞒而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影响民间借贷的信誉问题。

(三) 保存借贷凭据

因为民间借贷本身出于相对高回报的考虑, 其自身本身存在一定的风险, 所以在民间借贷合同中能够进行有效担保就能较大的保护双方的利益。这需要我们借鉴现代的投资担保公司的操作理念对现在的民间资本运作下的民间担保机构予以借鉴。这样成系统成规模的对民间借贷行为进行操作, 就容易组织力量对借贷行为的主体进行审查, 从而避免民间借贷的高风险, 维护借贷双方的合法利益, 满足资金需求的主题融资。担保机构作为担保方, 一旦借贷合同出现死帐、烂账, 那么借款方将把担保机构作为责任方予以起诉。相对个人而言担保方在获取自身利益后其必须剧本审查贷款方的义务, 同时因为其经营规模与专业性, 对于风险的规避能力也较强, 能够顺利的推动民间借贷行为的发展。

(四) 注意诉讼时效

对于民间借贷合同的诉讼时效性, 分为两种情况, 即民间借贷合同确定了还款时间和未确定还款时间的。若在民间借贷合同中签订了具体的还款日期, 出借人在合同还款日期抵达后所提出的归还借款的权利诉求在诉讼时其应当按照民法通则中所规定的以还款日期后一天开始2年记为普通时效。对于民间借贷合同中不定期还款的还款诉讼请求, 现在判定的有效时间准则是自借出人提出合理的还款时间, 待还款时间抵达后次日开始计算。由于在民间借贷合同中未确定还款时间, 出借人可以随时催要借款人还款, 但一旦走到司法程序, 在诉讼时本着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精神, 一般自提出合理归还日期后, 将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长期不确定性予以规定, 平衡借贷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基本依照最长20年的诉讼时效予以判决, 即, 从借贷关系发生之日起, 20年内出借人可以随时催要还款, 超出20年则丧失还款的胜诉权。

四、结语

民间借贷合同的使用已经越来越平凡, 不再局限于自然人之间, 也会发生在自然人与企业, 甚至是企业与企业之间。在我国未来法制建设与经济建设时, 我们要适当的加大对于民间借贷的支持甚至是扶持, 在政策上予以保护, 将民间借贷行为纳入法律保护范围之内, 通过法律条款的规定和规范来促进民间借贷合同的合法化和民间借贷合同的利益保障, 同时尽量通过规范化的、程序化的操作规避民间借贷合同中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民间借贷合同的处理可能存在很多的经济问题、金融问题、法律问题以及社会问题, 本人学识有限, 若本文着存在不足或者疏漏在所难免。还望关于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早日出台, 规范民间借贷行为, 维护民间借贷的权益。

摘要：民间借贷现今社会愈演愈烈, 仅在湖北境内前段时间所曝光的大型民间借贷案件就有两起, 蕲春1.3亿民间借贷融资案, 襄樊3000万借贷融资案逐渐浮出水面, 其对于市场经济的扰乱以及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有着极为不利的影响, 也影响了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的发展。本文中将结合我国对民间借贷的法律条文条款进行研究, 结合民间借贷的实际情况, 对民间借贷合同的界定、特征以及认定依据、成立与生效等方面的内容, 结合具体案例对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进行分析和研究, 进而对民间借贷合同效力认定后的风险防范进行探讨。

关键词：民间借贷,合同效力,对策

参考文献

[1]宋一鸣.我国民间金融的现状、问题与对策思考[J].财税金融, 2013 (1) :71.

篇4：论格式合同的法律效力

摘 要:文章从格式合同的定义与特征入手,在明确定义以及意义的基础上,从格式合同判断标准,判断后果等方面出发进行了一系列的论述,从而得以最终明确了作为合同特殊形式的格式合同的特有法律效果。

关键词:法律效力;格式合同;公平;效率

中图分类号:D91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8937(2009)24-0159-02

1格式合同的概念及其特征

格式合同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法律上称谓有所不同,在德国法上称为一般交易条款,法国法上称为附合合同,英国法上称为标准合同,我国台湾地区称为定型化契约。我国合同法采用了格式条款的概念,根据合同法第39条的规定,所谓的格式条款即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此种表述是法律方面的最终取向,在学术层面又有许多不同的称谓。“格式合同又称为定式合同,附从合同,指由一方当事人,有关团体或国家机关指定的,或由国家法律直接规定的,包括全部交易条款的合同。”或指“由一方当事人依法通过固定形式提出涵盖全部合同条款的要约,并由不特定的相对人承诺而明确相互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其实这些不同称谓或者表述方式只是形式上的争论而已,在实质层面上并没有多大的区别,所以对于格式合同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①格式合同的双方的不平等性。这种不平等是事实上的不平等而不是法律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表现为一方的经济,社会地位的优势,对于知识的垄断,而相对方则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没有过多的讨价还价的余地。使得格式合同的提供方有提供格式合同的可能和能力,也使得格式合同的接受方有接收的必要。而这可以称之为格式合同存在的现实基础。②格式合同的反复使用性。反复使用是滋生格式合同的原因所在,格式合同的出现本身就是为了免除一一商谈对于交易效率的损害和交易成本的无端浪费,所以通过对于大量的定型化交易采取格式合同的形式,在相同或者类似的交易中予以反复适用,以此来避免商事效率的低下和交易双方的不便。③格式合同的书面性。格式合同必须以书面的形式予以表现,不具备此种形式不能称之为格式合同。当然某些行业的规则或者惯例,事实上是一种准法律,已经为双方当事人所认同,会成为格式合同的潜在条款,无需载明。

2 格式合同的效力及其判断标准

2.1格式合同效力的基本判断标准

格式合同作为一种对于传统的契约自由的修正和变通,是对民法意思自治的极大限制,所以基于公平正义以及公共政策的考虑,必须对于格式条款的效力予以明确,予以限制,所以这就涉及到了格式合同的判断标准问题。格式合同也遵循了合同的一般规则,所以格式合同的效力无非可以归结为有效,无效,可撤销,效力待定等四种形式,在此对于基本的判断标准及原则标准予以论述。

①违反法律强行性规定的格式条款无效。所谓法律的强行性规定,在此可以具体为民法和合同法的强行性规定。是指必须无条件适用的法律规范,此类规范仅依法定事由的发生而适用,且当事人不得随意改变和删除。所以,如果格式合同条款的内容违反了法律强制或者禁止性规定,无论是否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意思,都应作为无效处理。 这是国家基于公共政策以及公平合理的需要强力介入市民社会的表现,是对于民事意思自治的必要限制和干预。

②违反民法基本原则的格式条款无效。合同作为民法债的表现形式之一,必然应在民法的允许范围内活动。而民法的基本原则,作为一切民事行为的行为准则也并然应该为格式合同行为所马首是瞻。所以公序良俗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显失公平原则、平等互利原则都应该在规制格式合同的恣意性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违反民法基本原则的行为应当有与违反法律的强行性规定有相同的法律后果。

公序良俗原则。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原则是行使民事权利和从事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违反公序良俗各国法律均认为无效。而我国的《民法通则》也采纳了世界通例,对于公序良俗亦作为基本原则规定在了总则部分。这条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公序良俗原则。所以,格式合同条款的内容如果违反公序良俗原则,应当认定为无效,不得拘束合同的相对人。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权利滥用即指权利人行使权利背离权利设立的本来目的或者超越权利应有界限的越权违法行为。法律对于此种权力恣肆行使持否定的态度,这就是所谓的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民事法律中的民事活动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等等都是我国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具体体现。而一旦格式合同中的某些具体条款符合权利滥用的构成要件都将毫无商量余地的归于无效,合同双方不得以意思自治为由进行相反的抗辩。

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是民事法律中的帝王条款。在民事法律制度中起到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任何民事法律施行,任何民事权利行使的基本准则。所以在对格式合同条款的效力进行规范时,首先就应当考虑如何以诚实信用原则规范格式合同条款的内容,以维护合同当事人间利益之均衡,从而保障合同正义的有效实现。

2.2 格式合同的效力审查

格式合同作为一种合同首先应符合一般合同的所有效力要件。合同法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此种规定表明合同一但被确认有效,合同双方即受到双方自主的意思表示的约束,非经法定主体依法定程序重新意思表示一致不得撤销、变更。

对第一项缔约人应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即当事人缔约时具有相应的缔约能力的要件在司法实践中比较容易查明。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人从事与其年龄、智力状况相应的民事活动。而与其年龄,智力情况不相适应的行为即为所谓的效力待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此种行为若想取得完全确定的效力必须得到监护人的补充确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从事民事活动须由监护人代理,通常情况下,他不能成为格式合同主体,除非无行为能力人订立的自己纯获利益的合同和与其智力、年龄相适应的满足其日常学习、生活的合同,如接受赠与的合同、购买文具的合同无须追认当然有效。第二项,意思表示真实在格式合同方面是有其特殊性的,此处的意思表示真实应该理解为客观外露意思的真实,即所谓当事人之真意,不是仅指当事人之主观内心之真意,而是从意思表示受领人的立场去认定之客观表示价值。第三项意思表示一致,即为格式合同的接受人签字予以确认之现象,在此处所谓的意思表示一致应该做形式意义的理解,而不是实质意义上的,理由基本上和第三点的内容相同。第四项关于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这和格式合同的判断标准相一致在此不做赘述。第五项合同必须具备法定的形式。非书面的格式合同是存在极少或者根本就不是格式合同。

2.3格式合同的特殊效力问题

格式合同在具体的运用过程之中会出现诸如解释,部分条款无效,以及免责条款等等问题,由于这些问题涉及到格式合同的具体实效问题,而且由于其特殊的地位,所以再此作特别的阐述。

①格式条款的解释争议时的法律效力确定。成立合同后在审查格式条款内容的有效性之前,应先解释该条款的含义。格式条款的解释,是指根据一定的事实,遵循有关的原则,对格式条款的含义做出说明。应当按照常理予以解释。格式合同是大量的商业行为的定型化,所以对于知识,经验层次各异的人而言应该在尊重合同条款文意的基础上作出能为一般人所能理解接受的解释。对条款提供者作不利的解释。格式条款是由提供方作出的,所以提供方会基于自己的利益出发而把意义不明确的文字加入格式合同并以此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所以基于保护相对弱者使得民事行为最大程度公平的角度出发,应在条款不清楚时对条款制作人做出不利的解释。

②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时的效力问题。非格式条款是指经个别磋商而约定的条款。当格式条款与非格式条款不一致时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即非格式条款取得优先于格式条款的效力。在格式合同中,格式条款是由一方预先制定的,因此在格式条款与非格式条款的含义不一致时,应当由非格式条款效力优先于格式条款效力。

③免责条款的法律效力。是指格式合同中含有免除格式条款提供者按照通常情形应当承担的责任的条款。免责条款在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承认,格式合同可以有免责条款,但是免责条款应该能够引起相对人足够的注意,即应当明示并且以突出的位置向相对人表明,否则不得因此而免责。

3 格式合同的无效或被撤消的法律后果

①格式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消后,将导致格式合同自始无效。《合同法》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自始无效,是指合同成立之时就不发生合同履行的效力。无效格式合同所具有违法性和可撤消格式合同所具有的意思表示不真实性表明,这两类合同都可导致格式合同的相对人受到损害或者使用国家、集体、第三人的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为了体现法律保护合法行为、制裁违法行为的职能,法律要保护无过错的当事人的利益不因合同无效或者被撤消而受到损害,同时还要强制对合同无效或被撤消有责任的当事人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因合同被撤消,当事人之间也应承担返还财产和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②对于格式合同效力被否认后应本着以下的处理原则。第一,格式合同无效或者被撤消后,依法朔及格式合同成立之时,格式合同自始没有法律拘束力。第二,制裁过错方,即对格式合同无效或被撤消负有责任的当事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一般情况下这种过错方应当为格式合同的提供方。对格式合同无效而言,由于其关系到某种社会公共利益,所以基于公共政策的需要,有过错的当事人除了要承担民事责任外,还可能承担行政责任。第三,格式合同和一般的自主合同一样,作为一种原则格式合同条款的部分内容无效,并不影响格式合同本身的效力。第四,以返还财产为原则,以折价补偿为例外。《合同法》认为合同无效或被撤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所谓返还财产是指合同当事人在合同确认无效和被撤消以后,对已交付给对方的财产享有返还请求权,而已经接受财产的当事人则有返还财产的义务。返还财产旨在使财产关系恢复到合同订立前的状况。

4 结 语

篇5：怎么判断格式合同的法律效力

一、审判案例的详细内容

案由：借款合同纠纷

案情：2001年10月25日，上海钱璟国际货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钱璟公司）与招商银行上海分行新客站支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钱璟公司向招商银行借款人民币900万元，贷款种类为流动资金贷款，借款期限至2001年11月5日至2002年11月5日止，借款利率为年息6.435%，按季结息，结息日为每月的20日。钱璟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按时足额偿还贷款与利息，如钱璟公司未能履行借款合同规定的各项义务，招商银行应按照该合同规定要求钱璟公司提前归还贷款或停止支付钱璟公司尚未使用的贷款，借款合同还约定了其他条款。

同日，上海威达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达公司)与钱璟公司达成协议，为 钱璟公司作担保，并向招商银行出具了不可撤销担保书一份。约定威达公司为钱璟公司的借款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的范围为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包括借款合同项下贷款人民币900万元和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一切有关费用；如招商银行依约提前收贷，不影响其依担保书承担担保责任等。合同签订后，招商银行于2001年11月5日向钱璟公司发放900万元贷款。因钱璟公司至2002年6月20日结息时尚欠利息118,998.90元，招商银行遂诉至法院。

另，2002年7月，一审过程中，威达公司向上海公安局举报钱璟公司骗取贷款担保，公安机关于同年7月18日立案侦查。威达公司将该情况书面告知了一审法院，并辨称钱璟公司与招商银行间实际存在勾结，串通骗取威达公司担保事实申请法院终结审理，将本案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基于以上事实，一审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涉案借款合同、担保书均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并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合同约定招商银行提前收贷的前提条件已经成就。至于招商银行诉前未向威达公司发出书面索偿通知书，并不影响威达公司依约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招商银行请求钱璟公司归还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逾期罚息，以及威达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符合合同约定，应予以支持。至于威达公司关于招商银行于钱璟公司存在勾结、窜通骗取威达公司担保事实，本案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以及终结本案诉讼之称，缺乏法律事实及根据，不予采纳。

威达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在二审中，威达公司提供了公安机关在侦查中队钱璟公司所作的审计报告及有关财务凭证，以此证明钱璟公司用虚假的资产负债表骗取了银行贷款与威达公司的担保；900万元放贷后，付款凭证载明用途为付运费，但实际用于归还浦发银行的旧贷，招商银行对此是明知的。

基于以上事实，2002年10月31日，二审中，二审法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对于威达公司提供的公安机关在侦查中对钱璟公司所作的审计报告的有关财

务凭证，二审法院认为：威达公司虽提供审计报告主张钱璟公司以虚假的资产负债表骗取了银行的贷款，但不能证明钱璟公司申请贷款时使用了该报表，并因此获取了招商银行的贷款，即使钱璟公司用欺诈手段与招商银行签订借款合同，该合同也仅是可撤销合同，作为债权人有权选择行使撤销权或者主张合同权利。现债权人招商银行主张合同权利并无不当。威达公司虽称钱璟公司也是用该报表骗取其进行担保的，但不能证明招商银行知道或应当知道钱璟公司骗保的事实，也不能证明招商银行与钱璟公司有串通骗保的行为；威达公司提供的900万元的财务凭证虽反映该款用于归还旧贷，但并非归还招商银行的贷款，而该款的使用情况与本案纠纷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况且威达公司与钱璟公司又存在互保关系，故原审判决认为本案应属民事纠纷，并根据合同约定做出处理，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正确，威达公司认为本案涉及刑事犯罪应移送至刑事部门处理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之后，上海复兴明方会计师事务所受上海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总队委托，于2002年12月10日出具了复会师业第2236号审计报告。该报告载明，钱璟公司自1999年1月1日至2002年6月30日间，向招商银行等银行借款合计382,499,048.44元。将银行资金划至境内外关联公司金额138,296,955.32元；用于归还前期银行借款金额176,510,000元；用于正常经营资金67,692,093.12元。尚未归还本金合计余额135,659,048.44元（含本案系争900万元贷款）。

2004年3月19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认定：1999年1月至2002年6月期间，钱璟公司向威达公司等四家公司提供了由其财务童敏芝负责制作的虚假财务报表，骗得上述四家公司的信任，并先后签订对等担保协议。钱璟公司以支付运费、付税等名义先后向招商银行等六家银行申请贷款，有童敏芝向银行提供虚假财务报表等资料，在威达公司等四家公司为其担保的情况下，向上述银行骗取借款总额为3.6亿元（含本案系争900万元贷款）。上述资金中除用于钱璟公司正常经营费用和归还前期贷款外，其中1.3亿余元钱璟公司以虚构名义的方式打入其境内外关联公司，至案发无法收回，并对公司账目进行非法处理。该刑事判决认为，钱璟公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用提供虚假财务报表等方法，骗取钱款折合人民币1.3亿余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经构成合同诈骗罪。

之后，威达公司不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向检查机关提出申诉。

基于以上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且违反法定程序。

（一）、终审判决认定涉案借款合同及不可撤销担保书均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缺乏证据证明。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确认，钱璟公司以提供虚假财务报表的方式签订对等担保，向银行借款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钱璟公司以提供虚假财务报表的欺骗手段，骗的威达公司与招商银行的信任，使威达公司像招商银行出据不可撤销担保书，自己与招商银行签订借款合同的事实中，招商银行、威达公司签订上述合同的行为均是被诈骗而为，显然并非本案当事人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二）、终审判决认定本案借款合同及不可撤销担保书为有效合同系适用法律错误。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钱璟公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采用提供虚假财务报表。虚构用途等方法，骗取900万元借款的事实，已被生效刑事判决确认构成合同诈骗，借款合同及不可撤销担保书并非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钱璟公司以签订借款合同及骗取威达公司出具不可撤销担保书为手段，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其行为不仅

侵犯了招商银行的财产权利，损害了国家利益，同时也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属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也为我国刑法所明文禁止，因此，借款合同及担保书当属无效。终审判决认定涉案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有效，认为钱璟公司用欺诈手段签订的借款合同仅是可撤销合同，招商银行有权选择主张合同权利，实际上是未审查上述行为是否损害国家利益这一法定要件，且混淆了民事欺诈与形式诈骗犯罪之间的区别，系适用法律错误。

（三）、在公安机关已刑事立案侦查的情况下，法院仍继续审理并对本案作出实体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本案一审审理期间，威达公司向公安机关举报钱璟公司有实施刑事合同诈骗犯罪的嫌疑。公安机关在本案一审判决前对相同事实以刑事立案侦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应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查机关”的规定，原审法院理应裁定驳回招商银行的起诉，将本案移交送公安机关处理。但终审判决以威达公司提出的本案涉及刑事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为由，不予支持，属违反法定程序。

所以，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

（二）（六）项，第二款及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请求依法再审。

二、所存在的问题：

我认为本案是一起案情非常复杂的案件，它所涉及到的关键问题有：如何正确的认定无效合同与不可撤销担保书的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检察院给出了一份与一审二审法院判决截然不同的抗诉书，原因就在于对无效合同与担保合同的认定不同。合同的有效与否是本案正确审理的关键所在，而我本人认为：

（一）、钱璟公司与招商银行的借款合同为无效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抗诉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的有关规定，当民事案件涉及到刑事犯罪时，法院应该终结审理，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民事案件的诉讼时效暂时中断，应等刑事案件审判后，在刑事案件的基础上审理民事案件。所以，本案当中一审二审法院的审理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所以本案应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后，重新审理。根据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钱璟公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用提供虚假财务报表等方法，骗取钱款折合人民币1.3亿余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刑事判决中，钱璟公司的行为已经犯罪，所以钱璟公司与招商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当属无效。这是从刑事犯罪上来确定借款合同的效力。但是另一方面，基于此刑事判决，我们也可以从民事案件的角度找到此借款合同无效的根据。所以我认为此借款合同无效的民事审判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无效”。我赞同最高人民检察院认定借款合同为无效的结果，但是我不赞同最高人民检察院所采用的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认为，钱璟公司以欺诈的手段与招商银行签订合同的犯罪手段，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当属无效。而我认为此处采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使合同无效的依据是不恰当的。由案情可知，此案中不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因为招商银行与威达公司都是被欺骗，都是本案的受害者，所以我们可以暂且单独的来看借款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有效与无效。在借款合同中，钱璟公司以欺骗的手段骗取招商银行的借款，在公安机关侦查后，得知钱璟公司将付款凭证载明为用途为付运费的借款，而实际用于归还浦发银行的旧贷。而我们知道，还旧贷是合法的，并不是法律上所禁止的“非法目的”，所以我认为检察院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法律依据并不科学。我认为此借款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合同的依据应该是“损害国家利益”。因为钱璟公司的借款除用于公

司正常经营费用和归还前期贷款外，其中的1.3亿余元钱璟公司以虚构名义的方式打入其境内外关联公司，至案发无法收回。钱璟公司把银行贷款打入境外的行为致使案发无法收回的行为，损害了国家经济利益，也就是损害国家利益，所以借款合同为无效合同的原因是：钱璟公司以欺诈的手段骗取招商银行的借款，并将此借款打入境外至案发无法收回的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而至于一审与二审法院均认为其为可撤销合同，显然是忽视了“损害国家利益”的这一客观事实。从抗诉书中的“实际上是未审查上述行为是否损害国家利益这一法定要件”这句话不难看出，钱璟公司“把国家的钱送至国外以致不能追回”的事实确实是损害了国家利益，所以借款合同无效。

（二）、威达公司向招商银行出具的不可撤销担保书为无效担保。依据有两点如下：（1）威达公司向招商银行出具的是不可撤销担保书，而不可撤销担保书是独立担保的一种形式。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对独立担保的态度是，区分国内和国际的两种情形，承认独立担保在对外担保和外国银行、机构对国内机构担保上的效力，认为独立保证在国际间是当事人自治的领域。对于在国内企业、银行间的独立担保采取否定的态度，不承认当事人对独立担保的约定的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屡次以判决的形式，否定了独立担保在国内运用的有效性。而本案中的独立担保（即不可撤销担保书）是国内企业、银行间的担保，最高人民法院不承认它的有效性，所以它仍然只能是“从合同”的性质。（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的法律规定，此担保合同是本案借款合同的从合同，而本案的主合同借款合同是无效合同，所以此担保合同随主合同而无效。而且威达公司对于此担保合同不存在过错责任，因为威达公司是被欺骗才签订。所以根据无效保证的法律后果中，保证合同因主合同无效而无效的情况，保证人无过错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所以本案中的保证人威达公司无过错，不承担民事责任。招商银行应向钱璟公司索要赔偿。

三、审判中的可疑之处：

另外，在二审中，钱璟公司答辩称，原审将本案作为民事纠纷处理是正确的，请求二审能依法处理。我认为从这里可以看出钱璟公司的恶意欺诈与想要逃避刑事法律制裁的故意性。钱璟公司请求维持原判，则必然使威达公司的利益受损，并且让威达公司陷入认为钱璟公司与招商银行恶意串通的误区，从而也损害招商银行的利益。所以，钱璟公司归根到底是本案的罪魁祸首，法律应该予以严惩。

本文所用到的法律法规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

篇6：赠与合同的法律效力

在附义务的赠与合同中，受赠人要承担一定的义务，并以此作为取得赠与物所有权的一个条件，但这一义务对受赠人所产生的负担是远远低于其所获得的利益的。

第四，赠与合同既有诺成合同的特点，又有实践合同的特点。

一般地，赠与合同自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时成立，不要求以接受赠与物作为合同成立的要件，从而表现为诺成合同的特点。

但公民之间的赠与关系或者当事人有特别约定的合同，可以赠与物交付作为合同成立的要件，使得这部分合同具有实践合同的特点。

二、赠与合同的成立

一般情况下，赠与合同是实践性的合同，即除当事人的合意外，还需交付标的物才能成立。

但我国《合同法》第188条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的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

篇7：集体合同的法律效力

(1)集体合同对人的法律效力

集体合同对人的法律效力是指集体合同对什么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中国《劳动法》的规定，依法签订的集体合同对用人单位和用人单位全体劳动者具有约束力。这种约束力表现在：集体合同双方当事人必须全面履行集体合同规定的义务，任何一方都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集体合同。如果集体合同的当事人违反集体合同的规定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劳动者个人与用人单位订立的劳动合同中有关劳动条件和劳动报酬等标准不得低于集体合同的规定。

(2)集体合同的时间效力

集体合同的时间效力是指集体合同从什么时间开始发生效力，什么时间终止其效力。集体合同的时间效力通常以其存续时间为标准，一般从集体合同成立之日起生效。如果当事人另有约定的，应在集体合同中明确规定。集体合同的期限届满，其效力终止。

(3)集体合同的空间效力

篇8：浅析图书出版合同的法律效力

关键词：作者,出版社,图书出版合同,法律效力

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同时, 文化产业和图书出版行业得到快速发展, 随着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人们追求更加高品质的精神文化生活, 喜欢读书看报的同时, 也纷纷开始提笔写书立传, 这些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机构, 出版著作开始多起来。这些作者如何与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达成出版协议?首先作者需要了解图书出版合同的具体内容, 其针对作者和出版社的不同条款, 双方必须遵从的国家法律制度和国家出版管理条例。其次明白双方在自愿平等条件下必须履行的权利和义务。为什么双方签订图书出版合同是必须履行的一般法律约定, 明白图书出版合同签订后的法律效力。

一、图书出版合同所具有的法律意义

(一) 作者和出版社形成“契约关系”

在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的今天, 公民的法律意识得到普遍提高, 为保护作者和出版社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维护社会经济秩序, 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出版事业稳步发展, 创作作品的作者和制作图书的出版社, 他们必须签订图书出版合同, 了解著作权法和出版管理条例, 双方形成“契约关系”。一方面, 作者的著作权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和著作财产权、邻接权;另一方面, 出版社拥有版式设计专有权和专有出版权。

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 文化创作产业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图书出版行业也得到空前发展。2014年中国图书出版产业发展数据显示, 中国是世界上图书市场潜力最大、图书品种增长最快的国家, 目前我国有500多家出版社, 大大小小的文化图书公司四千多家, 2014年全国共出版图书41.9万种, 其中新版图书19.8万种, 再版、重印图书22.1万种。从这些数据来分析, 按照2014年各出版社出版19.8万种新版图书, 如果一种图书由一位作者撰写并和出版社协商出版事宜, 至少有19.8万位作者要与出版社形成“契约关系”, 签订图书出版合同。

(二) 明确作者和出版社的权益

首先, 合同双方约定中, 作者必须保证对自己的作品负责, 不侵犯任何第三人的合法权利。保证不得含有任何违背宪法和损害国家利益、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宣扬邪教迷信和暴力赌博、危害社会公德、妨害未成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这在图书出版合同中的条款, 属于《图书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要求的内容。其次, 作者作为作品的著作权主体, 拥有作品的多项权利, 而我国著作权法采用自动保护原则, 作品一经产生, 无论整体还是局部, 只要具备了作品的属性就产生著作权。第一是人身权, 该权利由作者终身享有, 不可转让、剥夺和限制。第二是财产权, 作者对其作品自行使用和被他人使用而享有的以物质利益为内容的权利。

出版社一旦拥有该作品的专有出版权, 根据双方约定出版方式, 双方协商支付费用的方式。根据出版方式不同, 根据作品的社会效益和出版价值, 可分自费和本版图书, 即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作品, 属于作者自费图书还是出版社发行在图书市场销售的本版图书。作者自费出版, 出版社必须按照《图书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有关规定自费出版图书要求进行管理。自费图书, 双方约定根据书稿所用材料的成本核算, 由作者支付图书出版费用。出版社发行的本版图书, 根据书稿内容或字数, 双方约定采取一次性支付稿酬、印数稿酬或者根据图书销售情况选择版税支付。

二、图书出版合同包含的权利和义务

图书作为一种特定的产物, 具有社会效益和出版价值。作者与出版社签订图书出版合同, 作者和出版社都有双方应享有的权利和履行的义务。双方应享有什么样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 根据《著作权法》相关规定, 结合图书出版合同条款和出版社现状涉及的具体内容分析如下:

(一) 出版社的权利和义务

出版社按双方约定的期限出版图书, 明确印数、保证质量和如何支付报酬。出版社与作者签订出版合同后, 双方约定出版年限、地域、文种、修订再版, 在约定期限内作者不能一稿多投, 不得随意转让其他出版社出版同一作品。以前双方约定出版年限直接是十年, 现在很多作者只签五年, 甚至也有签两三年的。尤其是畅销书和知名作者, 他们与出版社约定的出版年限越来越短, 稿酬也越来越高。由于近年来文化产业的繁荣, 图书市场的品种繁杂, 读者的品位提升、选择增多, 市场竞争也越来越大, 促使出版社不仅要选择更加优秀的作品, 而且要求图书编辑更加严谨治学、严格把关;对图书的装帧设计更是精益求精, 力求内容和装帧更加完美。

出版社拥有专有出版权的同时, 也拥有版式设计专有权。为了保证作品顺利出版, 首先安排设计师对图书进行装帧设计, 根据作品的字数多少、主题内容和双方约定不同的图书开本 (成品尺寸) , 确定书的大小形态。一本图书整体设计的构成要素, 主要是内文的版式设计和封面的美术设计。其中封面设计包括封面、封底、背脊、扉页或版权页, 都是图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按新闻出版总署对封面设计标准的规定, 封面上必须有书名、作者名、出版社名称或社标识。封底必须有按国家标准设计的书号条码和定价、图书上架建议。内文设计包括正文的版式设计、满载图书版权信息的版权页、前言或序言、目录、后记等构成图书的设计基础部分。设计师根据早确定好的图书开本 (成本尺寸) , 设计内文的行距、字距和字的大小, 书眉和页脚, 有的排版疏朗, 有的排版紧凑, 有的图文并茂, 有的纯文字、图表, 都是为了和图书内容完美的结合, 形成独具特色的设计风格。

其次实行责任编辑制度, 进行“三审三校”编辑流程, 由初审、复审、终审, 和不同级别的校对人员进行至少三次校对工作。编辑加工图书, 由初审负责, 再请具有专业资格的不同人员审读, 使作品内容更加完善, 提升图书质量, 使作品达到可以出版的水平后由总编辑签字同意出版;再由印制部门人员和设计师一起负责印制, 根据书稿内容和设计风格选择封面用纸和内文用纸, 使用不同的印刷工艺, 提升图书的形态美。形成一本内容和质量都堪称上乘的图书。

(二) 作者的权利和义务

我们看到的每一本图书, 都有书名、作者名和出版社名称。图书上的作者名, 就是作者所享有的署名权, 而且出版社不管何时、何地再版、重印, 作者的署名权都不受任何限制。作者提供给出版社准备出版的作品, 出版社有权要求作者要保证作品的内容符合图书出版管理条例, 达到出版要求, 要求其作品具有完整性, 但作者作品一旦出版, 其作品的完整权的保护期也不受限制。

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书稿, 必须得到作者许可, 可以对作品进行修改、删减, 进行“三审三校”的编辑加工流程, 出版社返请作者修改的作品, 作者也要在约定时间内返回, 编辑对书稿的加工和作者对书稿的反复修改, 都是一个共同的目的, 使书稿更加完美, 都是为了提高图书的质量并按合同约定保证按期出版。

三、签订图书出版合同的法律效力

(一) 双方的法律责任

作者和出版社签订图书出版合同后, 都会约定出版期限, 根据《著作权法》相关规定, 出版社不能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出版图书, 应提前告之作者, 再协商出版日期, 如果无法协商, 应承担违约责任, 赔偿作者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或者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作者经出版社出版的图书, 作者享有其出版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的发表权。图书内容的其他许可使用和转让使用, 出版社需要告之作者和支付相应的报酬。

出版社对图书的装帧设计享有使用权, 其他出版社不得或其他作品不得抄袭, 采用他人的图书版式和封面设计, 否则构成侵犯他人对版式的专有使用权。出版社有权许可或者禁止他人使用出版的图书的装帧设计。出版社每本图书的装帧设计的保护期为十年, 截至首次出版后至第十年的12月31日。

(二) 双方的法律保障

图书出版合同的签订, 使作者的利益得到法律的保障, 作者向出版社投递作品后, 当确定出版社收到书稿之日起在六个月内, 出版社必须向作者发出使用或不使用的通知, 超过六个月不采用也不通知的, 作者有权要回作品, 并要求出版社赔偿损失。只是目前作者的作品基本上是电子文档形式, 出版社也要求作者提供电子文档, 很多投稿的作者一般发书稿目录和内容简介, 或者个别章节给出版社, 这样就很少有遗失稿件的情况。

对于重印、再版图书法律保障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出版社如果要重印、再版图书, 必须事前通知作者, 并支付报酬。二是作者如果知道图书脱销后, 可通知出版社重印、再版, 出版社拒绝, 作者有权终止合同。只是现在的图书出版合同, 双方都会约定, 在出版期限内, 出版社可自行决定重印、再版。出版社做到事前通知作者, 并请作者修改作品, 告知再印的数量和支付稿酬的时间、方式, 如果作者在规定的时间内不答复或不修改, 出版社就按原版印刷和按约定方式支付稿酬。

图书作为一种文化载体的特殊商品, 有专门的图书批发市场、新华书店、网店等销售形式, 出版社发行图书, 读者购买图书, 都属于商业行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信息的广泛传播, 人们对法律、经济意识的增强, 作者和出版社双方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作为平等主体的前提下可以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依法签订图书出版合同, 从签订之日起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履行权利和义务并受到法律保护, 产生法律效力, 有利于图书出版行业的稳定和发展, 更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议的和谐和繁荣。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M].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