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法律制度判断论文

摘要：世界经济高速发展，不少国家把发展对外贸易看作是生命线，信用证因有银行信用作担保被跨国交易商广泛使用。然而因为信用证制度的理论缺陷和法律漏洞以及信用证在国际社会发展不平衡、维权成本较高等弊端导致各种信用证欺诈问题层出不穷，我国关于信用证欺诈的法律制度也有不足，如缺乏专门的法律法规、举证责任的要求过低、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等等。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信用法律制度判断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信用法律制度判断论文 篇1：

论信用证欺诈的法律防护

摘 要：本文分为三个部分，前两个部分分别从概念性质和实务操作两个层次来论述在信用证欺诈中法律调整的介入空间，最后一个部分拟从法律制度上探讨法律保护的具体实现方式。

关键词：信用证的金融属性;法律的介入空间;实务的类型化分析;法律防护的制度性实现

一、信用证的性质和法律调整的消极介入空间

信用证是主要适用于国际贸易的付款方式之一，信用证制度并非源自法律的设计，信用证是职业商事活动的经验产物，即信用证制度是脱胎于贸易实务的实践型金融工具，是商人整体在日益纷繁的交易实操中的智慧凝结和充分博弈的自发创设性结果，商人之间的长时间持续应用使得信用证制度作为金融性制度工具得到了固定和推广，这也就意味着法律对于信用证制度而言是一种宣示性的存在而非创设性渊源，信用证中各个主体的经济性权利义务关系是在实践中不断相互碰撞相互妥协实现的，具有习惯性、相对稳定性、相对公平性、事实强制性等现实特点。而法律作为一种二阶制度，其目的在于更好的维护这种已成的交易秩序，强化交易行为的可预测性以及提供国家强制力后盾保障制度的实现。

这样的商事事实基础和法律的公信性价值就界定了法律制度的介入空间即法律制度对于信用证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的设置空间较小，法律应当更多的作用于信用证制度的外围，注重于关注主体对信用证制度的负效应行为，因为信用证的实效性得因于实践的遵守，那么实践主体的失信行为将构成对制度实效本身最大的削减，由此法律以其权力正当性矫正非理性私主体行为从而保障相关一阶制度本身的实效性不会流失。因此法律应当在信用证制度实现的全过程中发挥补位作用，即当信用证制度本身运行失灵时，法律要以其强制动力保证制度继续正常运行（即对非善意不作为加以强制履行，对非善意作为加以矫正）。

我认为信用证交易过程可以具体从三个方面索取法律制度给付：

第一，法律的原则性规定。原则性规定的目的是规制行为主体理性，通过倡导性、宣示性的规定给予行为主体以警示和观念上的影响。例如将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在信用证制度的保障中加以体现，要求信用证制度各方在实现信用证权利义务时应当诚实信用，正当实现自身利益，不得背离信用证制度约束或不正当规避合理的交易义务等。同时，原则性的规定也构成法律追责的依据（主体违反诚实信用的行为无效且应对给他人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原则性的规定可以说是一种事前的防控。

第二，公法的制度补足。在信用证制度的实现过程中，法律应当给予贸易实操技术漏洞以补足，信用证制度的风险中不能倚靠贸易实操技巧得到规避和消化的部分即需要法律制度的补位和防控。

第三，司法救济上的特殊保护。因为信用证具有很强的涉外性，所以不适当的救济行为会导致更为严重的负外部效应，我国的银行就曾一度的陷入因破坏信用证独立性而丧失国际信誉的困境中，从而很大的影响了我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所以在利益保全和商事信誉中如何做有效的平衡甚至实现二者的双赢是法律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这就是法律的过程干预。

以上是本文的第一部分，论述了法律制度对于信用证制度具有消极介入性，法律的作用在于保证和保障而非创制，法律的实效应当是通过消极性的介入发挥积极的作用以实现对不当的信用证行为进行矫治和追责。

二、信用证欺诈的实务类型化分析

第二个部分主要聚焦于信用证欺诈行为在实践中的具体形式，通过对常见的信用证欺诈模式的分析找到信用证的制度漏洞以及法律的具体介入基础。

最常见的信用证欺诈模式大致有以下五种：

（一）使用伪造、变造或者确已失效的信用证

这种情况为买受人单方实行的信用证欺诈行为，为纯粹的有信用证之名而无信用证之实的诈骗行为，这种情况下并不存在信用证制度下的基本关系主体即并没有作为信用中介的银行的存在，事实上这种行为在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已经逐步可以实现完全的规避，出卖人通过和银行的核实以及银行之间通过电开密押对接等贸易操作程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信用证的验伪。同时，法律上将此类行为直接予以刑法规制，对这种简单粗暴的侵权行为给予刑罚震慑。

（二）买受人和开征行串通欺诈出卖人（和议付行）

在信用证制度中开证行的角色本应是作为信用中介，通过银行机构的信用强化出卖人的回款信心同时保障买受人支付行为的实现，从而促成跨时空交易。因而，一旦银行背离了其信用责任，无论其倒戈哪一方，无疑都是对信用证制度价值最大的折损。这种操作比较容易出现在开立远期信用证或者是循环信用证（不等比付款）贸易中，银行仅通过承兑取得单据而当期限届满时并不实际履行。可以说这种模式是最为棘手的欺诈手段，信用证本身具有形式真实性，却丧失了银行信用的实质表达力，这使得制度本身成为了欺诈行为的助力（甚至可以说是制度实现了欺诈）。由于市场本身是一个高密度信息容体，信息的拥堵使得有效扩散需要一定的时间，同时使得信息的真伪性难以辨识，市场的自然代谢就有一定的滞后性。市场反馈滞后的间隙是法律应当实现制度补位的所在，在市场主体的谨慎作业，行业组织的协助同時，行政相关部门应当建立相应的信用披露制度，以官方权威剥离市场中无效和失真的信息，有效促成相关信息的传递，协助主体实现理性的商事选择。

（三）出卖人和船运公司串通欺诈买受人

信用证制度将商事贸易活动转化为了纯粹的单据买卖，单据在信用证制度中被赋予了“产品”外观，事实上在法律调整的过程中，每一次事实和形式的分离都意味着风险，这是实然与应然之间的当然缝隙也是法律调整的代价。在信用证的单据买卖规则中，出卖人串通船公司恶意签发船运提单的具体情况要做进一步的分类处理：A）船运公司在无实物货品的情况下签发提单，在这种情况下船公司明显恶意，构成和出卖人的共同侵权，在法律调控中应当明确船公司的责任地位，即在诉讼法中确定船公司的共同被告的程序性责任地位，同时在实体责任关系上按照共同侵权原理实行对外连带责任制。B）船公司在有实体货物的情况下签发提单，但货物的基本规格标准和包装形式明显与货描标的不符，在这种情况下司法防护的作用非常重要，即在厘定责任时，应当由船运公司对其签发提单举动的善意举证，因为船运公司在货描和实物明显不符的情况下签单是没有尽到行业性的一般注意义务的，由此给基于信任其专业行为的法权相对人造成的损失应适用过失推定责任，如果船运公司不能证明自己的行为不存在过错，即通过举证证明自己的行为具有符合一般证明标准所要求的正当性。司法方面的举证责任安排虽然没有直接触及信用证制度中的实体权利，但通过程序性权利义务的设置实现了对信用证主体的越轨行为的规制以及对合规行为的保护，提供合理追责合理求偿的法律要件基础。

买受人当然可以通过CIF、CFR等贸易操作方式来尽可能的降低出卖人和船公司的恶意串通的可能性，但是法律制度的补位在实现救济和提供警示上的作用是不可舍弃也是无从替代的。另外，从行政法角度，市场本身对于信用构成和评估需要一个很长的消化反馈过程，这个时空上的位差使得不当牟利行为有了可扩张空间，严重影响了市场基本秩序的安定性，当然的具有公权力的介入需求，行政部门应当积极介入的行业公信系统的建立，尤其对于境外的商事主体，应当以公权力为推动和支点及时收取市场信息，及时整理及时公示，弥合市场的滞后性缺陷，提升市场的信用代谢能力。

（四）出卖人和议付行串通欺诈买受人

信用证的独立性在信用证制度中处于核心地位，单据作为实现信用证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流转的唯一动因，当议付行买进形式无瑕疵的单据之后，开证行即负担了必须赎买的义务，即使在此过程中买受人和开证行确实有理由怀疑货物的真实性或质量，也无法实施止付，这就使得如果议付行和出卖人串通，就会掌握时间上的主动权，将买受人和开证行置于明智受欺仍要付款的尴尬境地。这类问题在实务中难以得到妥善处理的原因在于，开证行的止付行为将直接影响其商业信誉，银行机构的存在和竞争基石就是信誉，商业信誉的丧失会直接影响其业务能力，例如中国的银行就因为止付问题而丧失了独立的信用证支付地位，即中国的银行所开立的信用证普遍需要保兑行保兑才具有可接受性。这对一国的贸易能力可是说是巨大的折损，同时在金融一体化不断深化的今天，国际性的金融制度话语权无疑需要实力的金融实体做依托，银行作为最重要的资本中介，是一国的金融信用象征，所以如若不能在营业利益和企业信誉发生矛盾时做技术性的处理，那么长远利益必定难以实现。

由于独个的贸易行为本身就有一定的隐秘性，合同是相对的，合同内容对第三人而言通常具有不可识别性，进一步在信用证制度的规定下，交易进一步抽离合同本身，成为了纯粹的单据买卖，由此在单据适格的情况下实行止付的行为在形式上是对信用证制度的绝对背离，这种背离的负外部效应即是止付行为人的商业信誉受到质疑的事实依据。由此问题的症点即在于止付行为的外部表达力和其内部的真是原因难以得到充分的体现和论证，这种过于粗糙的处理方式导致了行为的实质公平获得了形式上的失信外观。法律在介入这一问题时应当利用正当的程序力量，即司法前置，并且是国际性司法前置，中国的银行的止付行为一再被误解为失信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把本来就相对隐蔽的问题做了隐蔽化的处理，使得问题的真是矛盾被掩盖，跨境贸易的止付纠纷应当通过国际性的司法程序预计完全披露和充分论证，止付请求可以作为诉前保全的一部分。积极诉求国际性商事司法救济的优势在于：第一可以通过保全制度合法实现止付，保护正当的经济利益。第二将违背信用证制度义务行为的正当性通过充分披露充分论证获取国际市场的认可和支持，在披露交易相对方不当行为的同时，强化国际商贸主体对本国金融机构维权能力的认识，在国际贸易合作中开证行的维权能力也是其参与行业竞争的重要筹码之一。所以法律应将积极推进商事司法国际化，加强国际间商事司法合作，降低跨境商事纠纷解决成本作为制度性课题予以发展，在保障本国正当经济利益的同时贡献国际贸易环境的秩序和稳定。

（五）出卖人预借倒签或质换清洁提单

这种情况多发生在真实贸易背景下，在信用证制度中属于违背信用义务的行为，但在个案情况中往往基于现实的情况需要而具有一定的合情理性，所以对于此类行为法律的规制空间应当是以严格禁止为价值倡导，但在责任制度的设计中应当采取结果追责主义，即按最终是否发生危害结果追究相关主体责任（结果责任）。买受方的损失由出卖人和船运公司连带，船运公司不以出卖人与其的相对性承诺获得免责。

另外还有两种在信用证作业中常见的欺骗性手段，一个是关于买受人和出卖人虚构贸易欺诈银行，另一个是关于软性条款的问题，之所以没有将这两类问题列入分类是因为我个人觉得这两类问题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信用证欺诈，买卖双方以虚构贸易的方式通过开立信用证套用或套取银行资金的行为并无损于信用证制度的交易价值，反而从另一个方面凸显了信用证独立性的核心特征，这一问题的实际解决主要应当靠银行的技术性操作的精进，在开证主体授信制度上的严格把控、特殊情况下对开证保函的规定和独立审单的强化等。法律上应将此行为并入重大经济犯罪予以警示和遏止。关于软条款的问题事实上更多的依赖于商事主体自己的商业判断和风险掌控，法律的过度保护反而会阻碍商事理性的成长和发展。

三、信用证欺诈的法律制度性实现

（一）关于原则的规定

法律原则具有宏观统领力，贯穿于立法司法执法以及民事法律行为的全过程，法律原则性的规定具有宣示性和倡导性，在行为主体的正向观念形成上具有潜移默化的推动效用，同时法律原则的存在强化了法律裁决的说理性和正当性，给法律的问责机制提供了坚实的释法准则和依据。法律对于信用证制度的确认和保护应当从原则的确立开始，无论是诚实信用还是公平正义甚至是善良风俗，事实上信用证制度本身就是脱胎于这些最为基础的商事价值观，所以法律将其作为违背信用证制度的问责依据也应是制度的当然之意。

（二）政行为的给付性保障

市场作为高密度的信息载体往往使得有效信息的传导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这使得对市场主体的信用识别难度加大，短期内难以实现市场的自净功能，这就成为了市场秩序隐患。公权力介入私主体活动的正当性来源于公共利益的需求，市场秩序隐患关系到不特定的大多数的市場主体的交易安全，在市场难以“作为”的情况下，积极的行政给付是弥补市场滞后性的有力法律措施，行政主导建立境外企业信用评级制度，定期公布境外相关行业资信分析报告，引导市场主体理性选择贸易对象，加快实现市场代谢，以积极的政府引导实现市场环境的健康，秩序的稳定。信用制度的测评对象应当包括国内外的交易主体、船运公司和银行等信用证相关主体。

（三）跨境司法救济的制度健立建全

信用证的独立性和商事交易的相对隐蔽性在一定程度上将开证行置于了制度上的弱势地位，而涉外贸易的止付行为会给银行机构带来信誉上的损坏，从而使得银行在国际贸易的金融性介入中丧失竞争性，这对一国的经济发展是一种极大的负作用。金融性制度话语权在国际竞争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强势的金融实体作为结构后盾，很难将制度付诸实现。鉴于金融机构信誉的重要性和波及力，交易安全和机构信誉之间的处理就需要更为慎重的方式，跨境司法救济无疑是最为理想的方式，在高度透明和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实现止付，保障交易安全，同时强化金融机构的利益保全能力，树立国际性形象。所以法律在推进跨境商事纠纷的国际解决机制上应当给予更多的制度性和程序性支持，比如推进相关国际合作，进一步和相关国际组织加强沟通和协作，指导国内企业采取国际司法救济程序，降低跨国诉讼成本等。

参考文献：

[1]王晓英，王素梅.信用证方式的风险及防范.经济师，2007年第04期.

[2]王芳.浅谈国际贸易中信用证诈骗以及防范措施.金融市场，2008年第05期，第66-67页.

[3]姚大伟.国际商务单证理论与实务.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作者：贾敏

信用法律制度判断论文 篇2：

国际信用证欺诈及其法律规制探析

摘要：世界经济高速发展，不少国家把发展对外贸易看作是生命线，信用证因有银行信用作担保被跨国交易商广泛使用。然而因为信用证制度的理论缺陷和法律漏洞以及信用证在国际社会发展不平衡、维权成本较高等弊端导致各种信用证欺诈问题层出不穷，我国关于信用证欺诈的法律制度也有不足，如缺乏专门的法律法规、举证责任的要求过低、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等等。而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提高信用证欺诈的举证责任标准、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并加强国际司法界在审理信用证案件方面的沟通与合作等措施，有利于减少信用证欺诈现象，维护国际社会上通过信用证进行交易的正常法律秩序，并让中国在世界经济领域的角逐中占据上风。

关键词：国际贸易;信用证欺诈;防范救济

信用证是当今全球经贸活动中较为常见的结算方式，在商事交易领域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然而信用证付款机制因其自身属性致使信用证结算中出现了严重的欺诈问题。目前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并未对信用证欺诈的相关问题作出明确指示，司法实践中各国主要适用国内法来防范和救济信用证欺诈。中国为减少信用证欺诈带来的损失出台了《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司法解释来调整此类纠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方面的法律空缺，但对比信用证欺诈防范法律制度更为完善的欧美国家，中国的信用证制度不管是立法体系还是在司法程序都略逊一筹。本文尝试从法律制度方面来探讨信用证欺诈与反欺诈，通过借鉴其他国家法律法规，结合我国现行法律实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提出完善建议，使我国能够更好地防范信用证欺诈。

一、信用证欺诈的原因分析

实践中对信用证欺诈的认定主要有两种观点：狭义的信用证欺诈和广义的信用证欺诈。狭义的信用证欺诈仅指单据方面的欺诈，广义的信用证欺诈还包括基础交易中的欺诈。[1]本文认为信用证欺诈是指受益人故意失实叙述或者进行其他不实举动或者隐瞒真实情况，导致银行信赖虚假事实，從而在银行的损失中获取利益的行为。

（一）信用证自身存在的理论缺陷

独立抽象原则与严格相符原则是信用证区别于同类交易方式的两大重要原则，也是国际贸易合作商选用信用证的首要原因。但信用证的独立性也导致银行采用单证表面相符原则进行审单，并把这一条件当作其对外支付的唯一准则。根据UCP600①的规定，银行不具备确认单据是否真实的责任。不法分子利用信用证结算中的法律漏洞，通过伪造、变造单据或证明文件等形式进行欺诈，给对方当事人和银行的权益造成破坏。

（二）信用证欺诈防范的立法缺失

目前关于信用证欺诈的统一立法尚未面世，判断是否涉及欺诈主要还是依赖各国国内法，很多国家将信用证欺诈定性为普通的财产纷争。除美国统一商法典和包括英国在内的少数发达国家存有司法判例之外，大部分国家尚不具备此类立法。中国关于防范信用证欺诈的相关制度也仅在个别的部门法和司法解释中略有表示，如刑法分则中关于信用证诈骗的罪责规定。虽然中国有一部专门针对信用证的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本国并未单独拟定过有关信用证欺诈的法律。

（三）国际打击力度不够且跨国诉讼程序复杂

信用证欺诈纠纷往往牵涉到两个甚至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即便受害人所在国愿意联合欺诈人所在国进行打击以保障本国正当权益，但此类活动通常不会涉及到欺诈人所在国和其他第三国的利益，故国际打击力度严重不足。在双方当事人位居不同国家情况下，要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跨国追索不可避免。[2]不同于一国国内司法程序，跨国诉讼涉及到当事国家之间在法律适用、司法辅助、管辖范围甚至引渡等方面的规定，鉴于大多数国家对这些政策尚未统一观点，跨国诉讼追索财物的难度可见一斑。

（四）信用制度发展不平衡

杨良宜先生曾提到过，联合国为解决商业诈骗至少两度召开会议表明要制定一份国际公约，但因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司法体系的质疑，提案均未能顺利通过。主要是因为欧美发达国家在历史进程中较早地开始了对外贸易活动，信用体制发展到现在也算是比较完备的了;但发展中国家的外贸公司及银行开展国际货物买卖的时间普遍不长，业务能力较弱，精通信用证支付方式的人才稀缺，容易发生信用证欺诈。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当前的信用证轨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别程度还很大[3]。

二、国际社会防范信用证欺诈法律制度的现状

（一）UCP600下的信用证欺诈防范

1.UCP600为改善信用证欺诈采取的措施

为遏制信用证欺诈，UCP600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不小的改进。形式上UCP600归并和重组了UCP500里的大量条款，省略了UCP500里无足轻重的语句，简化条款;校正了UCP500中无法满足贸易需求的法则，使UCP600变得条理分明、层次清晰。而且UCP600对UCP500中容易误解的词项作出了说明，缓解了各国人民对条文内容的认识分歧。内容上剔除信用证可撤销这一说法，避免了利用可撤销信用证进行诈骗的行为[4];改进了单证相符，交单付款的规定，提高了国际贸易中预防信用证欺诈的能力;进一步规范了可转让信用证的条款，有效减小了利用信用证实施不法行为的概率。

2.UCP600在防范信用证欺诈方面的欠缺

UCP600仍然未能给信用证欺诈作出权威的界说，而且依然坚持信用证“独立抽象性原则”和“表面相符原则”，为信用证欺诈的存活制造了生存空间。另外就是UCP600没有考虑到信用证电子化带来的隐患，遗漏了部分规则。[5]电子化交单审单这种交易方法很有可能会架空传统信用证中银行的担保作用产生信用证诈骗举动。

（二）美国信用证欺诈防范法律制度

作为英美法系国家的典型代表，美国为解决各州之间司法实例当中出现的法律冲突，保持信用证结汇手段在美国贸易融资领域的地位，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和美国法学会在充分考虑各方参与者现实利益的前提下，经过多次探讨修改后，在全美范围内推出了统一商法典，对信用证相关问题进行统一的规范和调整。美国统一商法典认可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C第5编确认了信用证项下的结算规则独立于基础买卖合同中的义务，强调了信用证独立抽象性的原则，但信用证欺诈现象也因单证表面相符的付款准则而出现。UCC5为减少这种事情的出现，在其第5-109条中设立了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许可信用证付款机制独立于基础交易合同的同时，也同意了一些例外情况，即在信用证交易中若是受益人被发现确有欺诈举动，开证申请人可向法院申请禁令以拦截银行对信用证进行支付的行为。[6]欺诈例外原则因其本身的属性在信用证付款方法中得到了普遍的支持，但在个别环境中即便确有诈骗行为，只要单证表面严格相符，开证行就需凭单付款，不得以欺诈例外原则为由拖欠，这表明欺诈例外原则是一种有限的规矩。

（三）德国信用证欺诈防范法律制度

德国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典型代表，尚未针对信用证及其相关法律问题出台一部成文法。关于信用证的独立抽象性原则：根据德国民法典的相关阐述，信用证被认为是一种抽象的债务约定，它的本质属性仅在发生一些不常见的情形时才有可能被破除。关于信用证的严格相符原则：德国法通常不准许银行在审查单据时自行判断该单证是否符合双方当事人的基础商业交易，但若发生了欺诈等特殊情形，法院可以不局限于单证表面，按照德国民法典第157条中提到的诚实信用原则去核对基础交易合同，从而认定成立欺诈，并为遭受损失的一方提供与之相匹配的司法救济。德国允许建立在独立抽象的本质属性上的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的存在。不仅如此，德国法对乱用契约权利这一现象也提出了破例的制度。德国法院结合诚实信用原则和乱用权利的举动来断定国际经贸活动中的信用证欺诈行为。在例外情况下，为了保障信用证项下的结汇能够在国际贸易中顺利开展，也是为了保护“先支付，后起诉”这一规定不被侵蚀，受益人未能在合理限度内行使自己的权利可以成为信用证独立抽象性原则的抗辩事由，但超出限度的举措必须要达到违法的程度。

三、中国关于信用证欺诈的法律制度

（一）信用证欺诈在中国的立法情况

中国关于信用证欺诈防范法律制度的探索起步较晚，到目前为止仍缺少一部管理信用证欺诈防范问题的特定法律，本国的贸易商在对外交往中采用信用证支付时通常会受到UCP600的影响。由于我国不是一个判例法国家，因此依据本国的立法现状，人民法院在审查信用证欺诈案件时，主要参考现行的法律规范和司法解释。

在我国成文法中，刑法第195条对利用信用证实施金融诈骗的行为人规定了其具体应该承受的罪责刑制度;合同法第6条指明了诚实信用原则在雙方当事人按照约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时的导向作用;民事诉讼法第100-105条是关于财产保全的规定，人民法院可据此将保全制度纳入信用证欺诈行为的救济措施里。另外为保证法院在办理此类诉讼事件中能够谨慎遵循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款行事，最高人民法院又特意发布了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这一司法解释来督促法院合理审查财经类的纷争。不止这部解释，为调整信用证交易中存在的法律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出台过多部司法解释及指导性的法政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沿海地区涉外、涉港澳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承认了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可以作为司法补救措施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能否对信用证开证保证金采取冻结和扣划措施问题的规定阐明了在当事人约定信用证付款的前提下，若出现意外情况，法院对开证保证金采取保全措施或强制执行的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禁随意止付信用证项下款项的通知重述了信用证独立抽象性原则的法律根本，责令审判人员严格适用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自2006年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信用证的独立抽象原则和严格相符原则这两大基本原则作出了恰当的解释，对信用证欺诈的定性进行了规范，从严限制了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的运用。该项司法解释的出台有助于防范和救济信用证欺诈举动，能够鼓励中国对外经贸活动持续性的平稳进步。

（二）中国信用证欺诈法律制度的不足

1.缺乏专门的法律法规

由于国际社会尚不具备信用证的统一立法，在跨国交易出现信用证欺诈纠纷时，法院需凭借各国国内法进行审判。不同国家法院对案件援引的法律也不同，当一国法院通过援引本国国内法作出判决后，欺诈人有可能去另一国法院申诉或上诉，利用另一国的判决干预之前的法律裁定，从而减轻自己的责任。我国尚未制定和信用证有关的成文法典，案件审理只能依靠司法解释和一些指导性的法律文件。同部门法相比，司法解释往往是根据某一具体问题制定出来的，考虑的内容不够全面，法律效力比不上成文法。以此作出的审判结果在国内都难以令人信服，外国法院更是存在极大的可能拒绝承认判决书不予执行。[7]我国最新的一部司法解释离现在也相当之久，在经济和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已无法完全适应眼下的信用证欺诈纷争，欺诈人很有可能利用法律漏洞逃避制裁，使受害人的损失无法得到有效救济。为改善这一局面，中国制定专门解决信用证纷争的法律可谓迫在眉睫。

2.举证责任的要求较低

虽然中国现有的司法解释对申请信用证的止付令作出了严格限制，但法院在审判过程中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财产保全制度时，往往会不自觉地放宽提出请求的一方当事人所承担的举证责任标准。同英美国家相比，我国司法审判对申请人举证责任要求较低，举证责任的标准也不明晰。只要申请人能够证明其合法权益正面临着不可逆转的伤害，不立刻采取措施将影响审判结果的有效执行，法院就可以签发止付令。但我国法院在裁定通过止付令申请时，忽视了申请人之外的信用证参与者的正当权益。止付令的颁布会暂时或永久性阻截银行履行关于信用证的承诺，给银行的信用和其他当事人的经济利益造成不良效果，也会妨碍信用证结汇的良好运转体制。[8]我国司法机关在理信用证欺诈纠纷案件时可以适当参考其他国家的相关经验，统一举证责任标准，降低止付令带来的负面影响。

3.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

在审理信用证欺诈案子的时候，整个诉讼过程都需要运用到审判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并且只有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才能用来辩驳信用证的独立抽象性。在我国的司法中，只有向法院提交足够充分的证据表明在商品买卖过程中确实发生了实质性欺诈行为，案件才会适用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问题在于现行规范中并没有详细阐述需要将证据提交到何种程度才行，故实质性欺诈的断定需要法官根据现实情况自行斟酌，法官需要准确把握实质性欺诈以确定案件的性质到底是属于买卖合同违约还是信用证欺诈。定性为信用证欺诈纠纷后，审判人员专业素养和道德修养的差异也会造成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程度的不一，导致类似案件出现不同结果，所以依规治理法官自由裁量权至关重要。

四、针对信用证欺诈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建议

在密切联系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的先决情况下，鉴戒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中的相关做法，结合我国现有的立法体系及司法实践，针对信用证欺诈的防范和救济措施提出完善建议，从而更好地维护我国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升中国在国际商贸活动中的话语权。

（一）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

统一成文法的欠缺阻碍了中国对信用证诈骗活动的反击，也限制了我国司法实践的进步。若是能够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律来调整信用证欺诈行为，显示我国对信用证支付方式的重视，表露出我国打击信用证欺诈行为的决心，让欺诈人明确知道实行诈骗举动所要承担的严重后果，对不法分子产生强烈的震慑力。不仅能够对潜在的犯罪分子起到良好的警醒作用，也能够让守法公民更好地了解信用证欺诈行为，在实际操作中更有力地防范信用证欺诈。当然，针对信用证问题的系统性立法并非是对已有行为规范的单一叠加，而是由专业法律人士策划的，符合我国当前对外贸易的现状，并能适应未来一段时期内国际社会整体经济贸易发展趋势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权威法典。实际上，在信用证欺诈纠纷中真正通过司法程序来维护自身利益的当事人在整个受害群体中所占比重少之又少。因跨国交易带来的取证难问题会耗费当事人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对比于最后的判决结果，很可能会得不偿失，故很多受害人放弃了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出台一部专门的成文法来规范审判过程中的取证问题，也会提高受害人维权的积极性，更好地打击信用证欺诈行为。

（二）提高信用证欺诈的举证责任标准

信用证欺诈例外是信用证业务交往中唯一能够对抗独立抽象性的特别准则，当事人在觉察基本买卖过程中发生诈骗举动时，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并请求法院签发止付令以降低或避免自己受损。法院在向银行颁发止付令后便阻截了正常的信用证交易，直接影响到银行的信用和其他当事人的利益，因此需要严格限制信用证欺诈的断定。但在中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只要当事人宣称情况危急并能适当提供一些材料，法院便会裁定签发止付令。这归因于中国现下还没有专门针对信用证诈骗防控和援助的法律条款，并且对法院止付令的签发缺乏高标准要求，[9]审判人员在查办案件时只能适用民事诉讼法中的财产保全制度，而该制度对证据的要求又比较宽泛，即使证据不完全充分，也有很大的几率获得止付措施。国外的相关標准则比我国要严苛许多：美国法院主张提请禁令的一方当事人定要提供能够证实确有实质性欺诈举止的证据，方能得到法院的认可。德国法院则会根据利益均衡原则去分析案件情况及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得失。因此中国可参考国外的判定方法，在综合考量各方当事人证明义务的前提下，提高我国信用证欺诈的举证责任要求。

（三）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审理信用证欺诈纠纷时，从案件定性到止付令裁定的整个过程都涉及到审判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开展法官职业技术学习活动，提高法官综合素质的同时，对法官司法工作进行监督，依规治理法官自由裁量权，对信用证欺诈防控工作的展开具有特殊意义。实践中可通过以下办法确保法官能恰当合理地行使自由裁量权：首先，中国可以在法官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作出一定的规制，并对超越限度滥用权力的审判人员作出相应的惩处，让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时候能够遵守规则。[10]其次，为法官提供学习专业知识和国际经贸知识的机会，规范法官员额制选拔内容，提升整个行业的工作能力，也有助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合理使用。最后，加大对复审案件的监察力度，监督在上诉程序中审查信用证欺诈案件的法官是否有恰当地使用自由裁量权，尤其是申请人已经向法院请求裁定颁发止付令的情况下，法官要严格审查申请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是否充足，申请人是否拥有提供担保的财力，同时要维护对方当事人能够正当行使自己的知情权，确保判决结果的公正性。

（四）加强国际司法界在审理信用证案件方面的沟通与合作

鉴于国际社会缺乏统一立法的现实环境，以及中国目前在信用证这部分的立法制度和司法实践情况，当事人在我国起诉的信用证欺诈案子在人民法院审判结案后，其最终结果通常很难获取别国法院的认可，无法在国外操作。同样的案件经由外国法院审理后，最终的判决结果可能会与原审结果大相径庭，我国法院判为胜诉的当事人可能会因为法律适用的不同变成败诉，从而给我国银行业的信誉和金融利益造成双重伤害。为改善当下信用证方面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尴尬处境，中国的立法机关应该对接国际惯例，制定一部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法制部门应该在保证中国司法主权独立的基础上，加深与异国司法机关在处治信用证案件方面的联络与协作。国家之间可以通过举办关于解决信用证欺诈纠纷的多边会议的方式，探讨出一个相对公正并能被各国接受的处理办法，即能够针对信用证欺诈这一问题在司法审判方面达成某种共识，提高不同国家之间法院判决的认可度和执行力，最大程度地保护案件当事人和相关银行的正当权益，以有效解决信用证欺诈纠纷。

五、结语

为防控信用证欺诈，推动信用证付款体系持续稳定进步，各个国家都付出了巨大努力。国际商会制定了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英美法系代表的美国专门出台了统一商法典，并在其中对信用证支付方式进行了专章说明;德国作为大陆法系的代表国家也在它的民、商法典中体现了处理信用证欺诈纠纷的法律原则。中国可以借鉴国际社会上的做法，制定和信用证有关的专门法律，规范法官在审理案件时的自由裁量权并提高信用证欺诈的举证责任标准，以规范信用证支付方式;另外还可以加深与异国司法机关在处治信用证案件方面的联络与协作，从而对信用证欺诈行为进行更好地防控，让中国在世界经济领域的角逐占据上风。

注 释：

①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600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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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杨星.论我国信用证欺诈救济制度研究[D].重庆大学，2016.

[8]刘定华，李金泽.关于信用证欺诈例外的若干问题研究[J].中国法学，2002（3）.

[9]黎娟.从湘林木业案论我国信用证止付制度的完善[D].中南大学，2012.

[10]井涛.法律适用的和谐与归一——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姜月婷（1996—），女，汉族，山东威海人，单位为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研究方向为法律（法学）。

（责任编辑：董惠安）

作者：姜月婷

信用法律制度判断论文 篇3：

论信托法律制度中的信用基础及其强化

摘要：信托制度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之上的法律制度。离开信用，信托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信托业是我国金融业中比较年轻的一类业务，对信托业的法律规范是保障信托业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强化金融信用，完善信托法律制度，对促进我国信托业的发展将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信托法律制度；信用；强化；完善

文献标识码：B

信托制度发源于英国，在英美法系国家获得了普遍的发展，信用在信托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国信托业起步较晚。因此，如何规范信托业，强化信托中的信用，是信托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一、信托制度的信用基础

“信托是信任基础上的委托”，信托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与信用紧密相连，没有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就不会有今天的信托。

从信托的产生来看，它是人们规避法律的产物。当时人们为了避开法律的不合理的限制，而将财产转移给第三人，指示其帮助自己实现预想的财产目的。由于此种行为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当然也就得不到法律的保护。那么，委托人完全凭借对受托人的信任，将财产所有权转移给受托人，受托人也是凭借其良心与诚信，帮助委托人实现财产目的，维护受托人的利益。这种信用的程度，在今天看来是相当高的，因为受托人是否守信是不受法律约束的，而且，最初的用益设计是在委托人死后受托人帮其实现财产目的的，这时，甚至连委托人对受托人的制约都不存在了，受托人是否信守诺言完全凭其良心与诚信。就是这样的信任与诚信，信托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不断地发展，最后竟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在人类的法律制度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因此，不得不说信用是信托的根基，信托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实际上是信用战胜不公正、不合理的法律的历史。在不公正、不合理的法律面前，人们选择信用而不是法律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信用也就从那时起成为信托的基础与支撑。

从信托的制度设计来看，信托包括三方当事人，即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受托人是委托人与受益人之间的桥梁与媒介，这一桥梁与媒介是要横跨时空的。信托区别于其他三方当事人法律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发生所有权向受托人的转移，这是财产权利空间上的变化；另外，信托的效力可以延伸到委托人死后，受托人仍要履行义务，实现受益人的受益权直至所有权，这是财产权利在时间上的延续。财产权利在时空上这样的跨度，没有受托人的信用是很难实现的。而且，英国早期的信托设计是非营业性的，受托人并不收取报酬。

从信托的救济来看，英国早期的“用益设计”是得不到普通法的保护的，受托人在普通法上完全是所有人的地位，他是否遵守契约完全依其个人意愿，“对于他的所有权的限制不是法律上的，而是道德上的。他不是依照法律而是依照良心，应当象好当家人那样管理财产”，所以，如果受托人背信弃义，委托人也没有救济途径，无可奈何。但是，当时英国有这样的法律理念，即国王是最高的有审判权的人，应向臣民保障正义。基于良心和正义，个人有权请求国王干预，请他采取便利诉讼进行的决定或强制接受正义所要求的解决办法。起先国王亲自审理此类案件，后来交给大法官审理，大法官以正义的名义进行干预，其理由是不能容许极端的法导致极端的不公正。大法官一方面承认受托人在普通法上所有人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又以正义与良心的名义，使受托人为受益人利益管理财产的义务具有效力，并授予受益人依衡平法院程序请求受托人履行义务的权利，信托由此有了救济途径。而救济的标准是依据良心与正义对是否诚信所作的判断。

综上，信用构成了信托的根基，直到今天，它也随信托植入了法律制度中，因此，如何维护和强化信用也成为信托法律制度设计的重要内容。

二、完善我国信托法律制度，强化金融信用

(一)完善对受托人诚信义务的规范

受托人是信托法律关系的核心，明确受托人的义务是规范信托行为的关键。为了使受托人能够诚实、守信，对受托人的诚信义务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

第一，强化受托人的忠实义务。委托人之所以设立信托，一方面是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另一方面是通过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管理与处分，使受益人能够享受到信托利益。并且，为了实现信托目的，委托人还要将信托财产转移给受托人，这是信托的基本特征。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对受托人忠实义务的要求就更高。因此，各国信托法都要求受托人要忠实于受益人，不能置身于与受益人利益相冲突的地位。受托人在管理信托财产、处理信托事务的时候，既不能为自己谋取利益，也不能为第三人谋取利益，只能忠实于受益人，为受益人谋取利益。这是对受托人忠实义务的基本要求。这一要求在各国信托法中都有体现。《美国信托法重述》第170条规定，受托人对于受益人负有完全为其利益而管理信托的义务。受托人为自己之计算而与受益人为易时，对于受益人负有公平交易之义务，并应将其所知或所应知之一切与交易有关之重要事项，通知受益人。日本、韩国的信托法规定，受托人不得以任何人的名义享受信托利益，但受托人属于共同受益人之一的除外。而且韩国信托法还规定，受托人无论以任何人的名义，都不能获得将信托财产转为固有财产或者与此有关的权利，但明显地对受益人有利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并经法院许可的例外。日本信托法也作了类似的规定。但我国信托法只规定了受托人不能利用信托财产为自己谋取利益，而没有排除以其他人的名义取得利益。应当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在立法中明确受托人不论是以自己的名义还是以其他人的名义，只要从信托财产获取了利益(排除除外情况)，就是违反了忠实义务，这样的规定在我国信托发展初期尤为重要。所以，在立法中要阻断受托人可能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渠道，培养受托人忠实的职业道德和习惯，为我国信托业的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第二，提高受托人的谨慎义务程度。中国没有民间信托的传统，因此，中国引入信托制度以来，基本上都是由专业信托机构从事的营业性的商事信托。根据我国从事信托的机构和人员的专业性和其营利性的性质，应对受托人课以较高的谨慎义务。继受信托制度的大陆法系的国家和地区一般都规定了受托人的善良管理人的谨慎义务。日本《信托法》第20条规定：“受托者须按信托的宗旨，以善良的管理者应有的慎重处理信托事务。”韩国《信托法》第28条规定：“受托人应根据信托的宗旨，作为一个善良管理人而管理和处理信托财产。”我国台湾地区《信托法》第22条规定：“受托人应依信托本质，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处理信托事务。”相比之下，我国《信托法》第25条有关受托人的谨慎义务的规定过于笼统，为受托人开脱责任提供了借口，也为受益人主张权利增加了难度。为了保证受托人的信用，必须提高受托人的谨慎义务，并给予明确规定。我国受托人的注意程度应当比普通人的注意和同等谨慎义务更

高，而应采用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要以交易上的一般观念认为具有相当知识经验的人，对于一定事件所应有的注意为标准，客观地加以认定。即需达到受托人所从事的职业或阶层应该普遍要求达到的谨慎程度。只有对受益人课以更高的注意义务，才能有助于促进受托人谨慎行使信托财产的管理处分权。

(二)完善对信托业的法律规制

一是制定规范信托业的法律。我国在规范信托行为的法律中授权国务院制定规范信托业的具体办法。这样，规范信托业的法律就应是行政法规了，在位阶上比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信托法》要低。由于我国目前信托业立法的滞后和政出多门，使我国信托业不规范的局面一时难以改善。笔者认为，用行政法规规范信托业只能作个过渡，为了信托业的长远发展，还是应以法律的形式进行规范，使信托业真正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二是强化对信托业的监管。信托监管的关键是选择一个科学、高效的信托监管模式，建立一个完善的信托监管体系。目前，世界各国信托监管模式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集中监管型，即指由政府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信托业的监管，以日本为主要代表。二是单层多头型，即只在中央一级设立几家机构共同进行信托监管，以英国为代表。三是双层多头型，即在中央和地方两级设立多家监管机构来负责信托业的监管。这种监管体制多存在于联邦制国家，主要以美国为代表。由于中国属于中央集权制国家，而且信托业本身缺乏良好的自律意识与自律传统，因而不宜采用双层多头型监管模式；同时针对我国金融业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现状，也不宜采取单层多头型模式。因此，我国的信托监管模式可采用集中监管型。在集中监管的模式下，根据我国目前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情况，信托业作为金融业中一项独立的业务，也应象其他金融业一样，有自己独立的监管部门，设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负责信托业的监管。在信托业的立法中应把信托的监管从人民银行分离出来，成立信托业监督委员会，明确其机构组成及职责。另外，我国应建立起由信托监管机构的专门监管、信托行业自律监管和社会监督组成的三位一体的信托监管体系。当然，在条件成熟时可设一个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在这个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下，分设银行、证券、保险和信托监管机构；这既可以避免出现监管的空白，也可以协调监管中出现的问题，更好地保证监管的效率。

(责任编辑：古岩)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白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