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投-外商关注问题解答

风投-外商关注问题解答（精选4篇）

篇1：风投-外商关注问题解答

外商关注问题解答

外国企业如何设立常驻代表机构

设立条件

凡外国的贸易商、制造厂商、货运代理商及经济团体、经济组织设立常驻代表机构，按照业务性质由国家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及主管部、委、局审批。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及北京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委托的代理报批单位代理以上类型公司的报批手续。机构设立后的活动只能够涉及业务联系、产品介绍、市场调查、技术交流和咨询服务方面的工作，不得从事直接性经营活动。

需提交的文件及办理手续

设立机构的申请书内容包括企业背景、业务情况、设立目的、机构名称、负责人、业务范围、设在地点、设立期限等，申请书需由该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签署并加盖公司印章（提供原件）。

由该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签署的派驻机构代表的授权书（提供原件）。由公司所在国或地区有关当局出具的合法开业证书的影印件（港澳地区的公司除提供注册登记外，另需提供有效期内的商业登记证书的影印件）。

由公司所在国或所在地区的银行提供的银行资信证明。

资信证明中应注明公司的注册资本和日前银行的存款位数及帐户开立后资金往来的信誉情况等内容，并由该行负责人或业务经理签字（提供原件）。

提供派驻机构代表的简历，要求详细、具体、真实、包括学历及工作经历，时间不能有间断.每位代表提供两张照片。

提供代表身份证明：外籍人员提供所在国护照影印件。如国内人员出任机构首席代表或代表，需先经过北京市外国企业服务公司同意，出具证明文件。

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机构在获得批准证书后３０天内，首席代表持机构批准证书正副本各１份、上报材料影印件一式２份、与设在地点签署的租房协议书影印件１份、首席代表照片３张，在北京市工商局企业注册处办理注册登记手续。

其它手续

在领取工商注册证书后办理下列手续：

在银行开户手续；

在海关办理进口办公设备和生活用品的手续；

在北京市国家税务局涉外分局办理纳税登记手续；

在北京市地方税务局涉外分局办理纳税登记手续；

在外国企业服务总公司办理雇佣中国雇员的手续；

在北京市公安局办理外籍代表长期居留手续。

变更及延期手续

机构登记事项如发生变更（如名称、地址、业务范围）或登记证有效期届满，应及时到登记注册机关办理有关手续。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一次批准有效期为３年，如有延长驻在期限的需要在到期前３个月报承办单位，办理延期报批手续。

什么是Ｚ字签证？

Ｚ（职业）签证发给来中国任职或就业的外国人及其随行家属；

持证人须自入境之日起３０日内办理外国人居留证或外国人临时居留证；

可发壹次、两次或多次入境有效；

申请Ｚ字签证，须有中国聘雇单位的聘请或者雇用证明，或者被授权单位的函电

来华居留１年以上的，在申请入境签证时，还须交验所在国政府指定的卫生医疗部门签发的并经过公证机关公证的健康证明书。健康证明书自签发之日起６个月有效。

外国人在华就业须知

未取得居留证件的外国人和来中国留学的外国人，未经中国政府主管机关允许，不得在中国就业。持Ｆ字（访问）、Ｌ字（旅游）、Ｇ字（过境）、Ｊ-2字（临时记者）和C字（乘务）签证的外国人未经劳动人事部门同意不得就业或谋职。

外国人应聘工作后，应履行聘雇合同或协议，不得私自接受其他单位的聘雇。如协议中止雇员另寻工作，应重新提出申请并获得批准，否则将视为非法谋职。

外国人在一单位任职期满后转到另一单位时，应持原单位终止任职证明和新单位的聘雇证明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办理变更手续。

外国人未经批准私自谋职，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将在终止其任职或就业的同时，可以处１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限期离境。

三资企业中的外方人员怎样办理外国人居留证、签证手续？

三资企业中的外方工作人员申请办理居留证须提供下列证明材料：

1.隶属北京市政府的三资企业须提供经北京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审核的《北京市外商投资企业外籍和港澳台侨胞签证或居留事务审核申请表》（简称二联单）。二联单内的各项内容要填写清楚，不得涂改，特别是在审核申请表“Ａ拟向北京市公安局外国人出入境管理处申办何种手续”一栏内应明确填写要申办的签证、证件名称；在聘任职务一栏内应标明在三资企业内所任职务名称。隶属中央各部委的三资企业须提供中方单位上级主管部门的司局级公函；

2.《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或合作）经营企业批准证书》复印件；

3.《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4.本人聘书（或委任状）复印件；

5.２寸近期正面免冠照片２张；

6.北京市卫生检疫局签发的健康证明书。北京市卫生检疫局地址是北京市安定门外和平里北街２０号，电话：６４２１６２７３

7.如果外国人住在合资单位的内部，申办居留证明的，还需提供合资单位所在地区、县公安局出具的批准证明。

在三资企业中任职的外方工作人员申请办理多次入境签证须提供有效护照、居留证和二联单。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办理居留证的有关事宜

在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中工作的外籍人员及家属在华期间，需办理《外国人居留证》或《外国人临时居留证》。办证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来华前，必须向中国的外交代表机关、领事机关或者外交部授权的其他驻外机关申请办理“Ｚ”字签证。

2.入境后，凡持“Ｚ”字签证入境需在北京工作、居住的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的外籍工作人员及其家属，须自入境之日起３０日内到北京市公安局外国人出入境管理处办理居留证件。

3.申请居留证件时，应交验如下证明：

（１）、有效护照及“Ｚ”字签证。

（２）、中国审批单位的《外国企业在中国常驻代表机构批准证书》副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外国企业在中国常驻代表机构登记证》副本以及《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工作证》。

（３）、近期２寸正面免冠半身照片２张。

（４）、北京市卫生检疫局签发的健康证明书（１６岁以下儿童免）。凡由外国卫生部门签发的健康证明书需经北京市卫生检疫局认定。

（５）、填写《外国人居留申请表》，并由申请人签字或加盖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的公章。

（６）、外籍工作人员的家属单独办理居留证时，还需持代表的居留证和申请办理一次或多次再入境签证和居留证延期，应提交与申请事由相应的证明，并交验有效护照和居留证件。

篇2：外商投资环境研究问题探讨

1对投资环境的理解上, 缺乏全面的视角

关于什么是外商投资环境, 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潘霞、范德成 (2007) 认为, 投资环境是指某一地区或国家为接受或吸引外来投资所提供的各种条件的集合。崔宏楷 (2007) 认为, 投资环境是一定时间和空间内, 能够影响或制约投资活动及其结果的各种因素的有机结合, 包括政治、经济、自然、社会等诸方面因素的复杂系统。周国富等 (2011) 认为投资环境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 影响或制约投资主体决策、投资活动进行和投资活动结果的各种相互作用、相互交织、相互制约的条件或因素所形成的有机统一整体。

认识投资环境的视觉, 当前主要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我认为, 对投资环境的理解, 要从投资者和引资者的两个视角来考虑, 不能只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考虑。而且投资环境是一个综合、内涵广泛概念, 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投资环境的动态性体现在:第一, 投资环境自身在不断变化;第二, 引资国对投资环境的理解在不断变化;第三, 投资环境随着引资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断变化;第四, 投资者对投资环境的理解也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投资环境的理解应该用系统的眼光、发展的眼光、多视角的眼光来看待。

2在引资者看来, 认为引进的外资越多说明的投资环境就越好

这个问题看似是一个无可争议的问题, 但是通过对现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 引资多少、外资为什么到一个国家或地区投资是一件复杂的事情, 有时候这个假设并不一定成立。

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国际生产折中理论、投资比较优势理论可以一定程度上预测外资投向哪个国家或地区, 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理论可以完美地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流向。马晶梅、贾红宇 (2009) 从大量文献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证明了市场规模、市场增长速度等与市场相关因素是决定国别及区域外国直接投资环境竞争力最主要的因素。周国富等 (2011) 对2000-2008年各省区的投资环境做了纵向和横向比较, 得出各省区在产业集聚、科技水平、对外开放度、文化教育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对每个省区的投资环境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孙赫、董钰 (2011) 利用我国1994-2007年的面板数据, 对我国制造业FDI和服务业FDI进行比较, 发现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容量、集聚效应、自然资源是制造业FDI流入的主要动机;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容量、制度因素和开放程度是服务业FDI流入的主要动机。Du, Lu and Tao (2008) 探讨了政治风险、制度和引进外商投资的关联性。利用1984年到2003年间发展中国家的83个样本, 研究结果显示, 政府稳定、内部外部冲突、腐败和民族关系紧张、法律和法规、政府的民主可靠性、政府管理质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外商投资的流入。Kang和Lee (2007) 利用大量的韩国企业在中国的数据, 探讨了决定韩国跨国公司投资的区位决策。韩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分布不均衡, 60%的企业位于中国东北三省。市场大小、政府政策、劳动者素质、交通基础设施在投资区位选择上有积极影响;劳动力成本、内水航运、距离对投资有负面影响。Cassidy和Callaghan (2006) 研究了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分布决定因素。结果显示高等教育水平、内陆水运、沿海区域对日本在中国的投资有积极影响。Awokuse和Yin (2010) 考察中国吸引外资中知识产权所做的贡献, 结果表明中国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对吸引外资有积极影响, 并且影响巨大。

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出, 影响外资在选择到海外投资的因素有很多, 如:文化、政治、地理位置、知识产权、市场条件、制度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等等, 市场条件、经济发展程度、政策等因素可能是投资者考虑的首选因素。在这些因素中, 有些因素在一些外国投资中站主要因素, 比如韩国主要投资中国东三省, 主要考虑是地理位置, 而地理位置是不可控因素;有些是可控因素, 比如投资制度;有些因素是变动的, 如经济发展水平、制度;还有一些因素很难变化, 如地理位置、文化等。考察一个国家的投资环境, 有些环境可能对所有的投资者都有利, 有些条件对来自有些国家的投资者可能有利。鉴于投资环境的复杂性和综合性, 一个国家的投资环境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会有利或有害。我们应该具体分析这些投资环境, 针对可以控制的投资环境进行改善和优化。

3没有明确引资的目的, 认为引进的外资越多越好

引资国引进外资的目的主要有三个:弥补引资国资金短缺、获得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管理经验。实际研究表明外资对引资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有利也有弊。

中国引资最清晰的战略是“市场换技术”, 即通过向外资开放市场, 引进外资, 以便获得中国缺乏的技术。而这个目的基本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徐亚静、王华 (2011) 利用30个省市1999-2008年间的面板数据, 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 (FDI) 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发现:就全国层面面言, 单独的FDI并未对我国专利申请量产生促进作用、东部地区的FDI对专利申请量几乎没什么影响、中部地区FDI对专利申请量显著为正, 但其贡献程度不大、西部地区FDI对专利申请量则显著为负。

中国希望利用外资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 这个目的也似乎难以实现。黄春媛 (2011) 通过对文献综述, 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溢出效应分为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或不存在溢出效应和负溢出效应。颜伟、刘冬荣 (2010) 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加剧了我国区域经济结构失衡、城乡经济结构失衡、农业经济与非农经济结构失衡、外向型经济与内向型经济结构失衡。

中国希望利用外资带动本土经济的发展, 研究发现也出现一些与希望不符的结果, 外资的出现带来了挤出效应。彭红枫、鲁维洁 (2011) 研究结果表明:FDI对中国国内资本产生了挤出效应, 对东、中、西部地区分别产生了微弱的挤出效应、显著的挤入效应及严重的挤出效应。孙致陆、肖海峰 (2011) 根据中国1979-2009年的数据, 对FDI与中国国内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 FDI与国内投资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从长期来看, FDI对于国内投资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而在短期内, FDI对国内投资具有较强的挤入效应。可见外资并不一定就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一般说来, FDI对东道国就业数量的增加是有贡献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1994年世界投资报告》中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生产经营活动既直接创造就业机会, 也间接创造就业机会。中国的学者通过对外资对中国的就业得出一些积极的影响的结论, 但是也有不同的结论 (任志成、张二震, 2007) 。如冯明等 (2008) 通过中国30个省2002-2006年的面板数据, 检验了中国入世以来经济增长、外贸、FDI等对于就业的作用。经济增长显著促进了就业增加;FDI促进了就业增加, 但拉动作用较小, 东部与西部的FDI并未显著促进就业。

而中国引进外资带来巨大的环境效应, 中国成为“污染避难所”, 即随着国家间FDI的流动和规模不断加大, 使污染密集产业不断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郭红燕和韩立岩 (2008) 认为FDI存量的增加使工业污染排放增加, 也优化了经济结构和提高了技术水平, 进而又减少了工业污染排放, FDI对中国环境的总效应是正面的, 但影响程度较小;于峰和齐建国 (2007) 认为, FDI存量诱致的经济规模扩张和经济结构变化带来的我国环境效应均为负面的, 而其诱致的技术转移带来的我国环境效应为正面的, 但FDI存量的总体环境效果则是消极的。张金艳、卢泽回 (2010) 基于1987-2008年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工业“三废”排放量或产生量的数据, 对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因果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是导致工业废气排放量增加、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增加的Granger原因, 而不是工业废水排放量增加的Granger原因。

杨德才 (2010) 总结了外资对中国的效益, 认为外资在中国的真实效应并不主要地体现在弥补资金短缺、技术溢出等效应上, 而是主要地体现在制度贡献、市场贡献、就业贡献和视域贡献上。外商直接投资在给中国创造正效应的同时, 也带来了行业垄断、挤压效应、环境污染、利润外流、加剧产业与区域发展不平衡、金融风险等诸多负效应。基于FDI在我国正效应的不断弱化及负效应的不断增强, 我国政府有必要对当前的外资政策做出适度调整。

中国研究者通过对外资在中国投资对中国的影响得出:外资对中国的经济有利的一方面, 如就业、出口、产业调整、竞争态势、制度优化等上有积极的一面;但同时外资对也带来了行业垄断、挤压效应、环境污染、利润外流、加剧产业与区域发展不平衡、金融风险等诸多负效应。特别是经济越不发达, 这种效应越明显。这说明外资并不是万能的, 我们在引进外资的时候不能我们在引进外资时要注意这些负面效应的发生, 所以不能盲目地引资, 而压制本土企业的发展, 同时付出环境代价。

4中国对外商投资环境评价缺乏对引资国主体的考虑

中国对外商投资环境的评价大都基于外资的视角, 如张小青等 (2006) 运用“满意度指数”法, 测评了外资对湖北投资环境满意度指数。汪峰 (2010) 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湖北省76个县域的投资环境进行评价也是基于对投资者的视角的考虑。朱小梅、翟午阳 (2007) 用投资主体评价的分析对湖北省外商投资环境的现状进行分析也是这一视角。在调查中选取的调查对象也都是外商投资企业, 没有将内资企业纳入调查范围;而且调查中也很少有外资对当地产业结构的完善或贡献的项目, 因此仅仅从外资这个角度来看投资环境的好坏, 没有考虑到引资国主体对外资的期望和引资的目的, 会产生引进外资的负面效应, 如对内资的挤出、垄断等。

5一味借鉴外国的投资环境分析方法, 缺乏角色和时间的转换

很多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要进行对外投资都要进行海外市场投资环境分析, 这些分析当然是站在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投资环境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方法有:美国学者伊西·特利法克和彼得·班延的投资环境冷热比较分析法、道氏公司动态分析法、投资障碍分析法、美国科尔尼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信心指数”、密西根州立大学国际商务教育与研究中心推出的市场潜力指数 (MPI) 、国家组合分析 (, CPA) 、哈佛大学教授Ghemawat (2001) 提出的CAGE分析框架等等。

从这些西方的投资环境调查工具来看, 它们都是站在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一个海外市场的可投资性, 主要从市场的潜力、风险以及成本或障碍来进行分析, 通过这些分析, 为管理者进行海外市场投资做决策参考。而我们要做的投资环境分析, 应该从引资国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分析指标的选取可以借鉴投资国企业考虑的因素, 但是引资国应当有自己的视角、有自己的目标, 因此这些方法和指标只能供引资国做参考, 而不是照搬西方的工具。比如用“满意度指数”评价体系来评价一个国家的投资环境是否满意, 东道国的环境条件越松, 投资者可能越满意;投资国给外资越多的优惠条件, 外资越满意。但是, 这会对引资国造成环境伤害、抑制本土企业发展。显然外资满意并不能够成为改善东道国投资环境的参照指标。

另外, 这些西方的分析工具大都是在企业投资之前进行的投资环境分析, 投资前与投资后的对海外市场的感受应该有一定的差异, 因此, 在调查中国的外商投资环境时应该考虑到这些因素的影响。

6对投资环境缺乏系统分析, 一味地强调“优化”与“改善”

在评价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环境时, 环境指标很多。即有软环境、也有硬环境;即有改变不了的环境、也有容易改变的环境;即有短期可变的环境、也有需要长期才能改变的环境。比如, 地理位置是难以改变的, Kang 和 Lee (2007) 研究得出韩国企业60%的企业位于在中国东北三省, 这说明投资环境中有些不可控的因素起到很大的作用, 而引资国却难以通过优化投资环境能够做到吸引这些外资来进行投资。另外, 语言、文化、政治体系这些环境是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发生变化的, 而研究也表明, 到海外去投资倾向于选择与本国文化接近即所谓“心理距离”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有些环境是很难一下子改变的, 比如劳动者素质、配套产业的完善是很难一下子得到很多改善。

现阶段很多对外商投资环境的研究并没有将投资环境进行可控性和非可控性分类, 笼统地提出外商投资环境要做出哪些改进, 并不考虑这些改进和优化的时间和可能性。因此提出的建议可行性较差。因此需要对投资环境进行可改进和不可改进性分类;可改进的环境还要按改善的时间进行区分, 哪些是短期可以做到、哪些需要长期努力才能够做到, 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有效地进行环境优化和改进。

7结论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目前我们对引进外资、外商投资环境内涵、外商投资环境评价、优化和改善上都存在一些误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 引进外资也30多年, 对这些问题也应当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了, 这样能够使我们更好地改善环境、引进高质量的外资。

摘要：外资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各国都采取很多措施来吸引外资。中国很多地方也纷纷改善投资环境, 希望筑巢引凤。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外商投资环境、希望改善和优化当地投资环境, 以便更好地引资外资。但是在研究外商投资环境时却有种种问题。着重研究这些问题, 以便能够更好地认识投资环境、更好地引进外资已经改进投资环境。

篇3：风投-外商关注问题解答

“敢开风气之先”的广东出现了一种以经营性家电租赁的新模式，这为家电企业找到了新的终端渠道。

租赁业的行业想象

“最新的办公设备会极大增强客户的信任感。”官先生所在的广告公司因办公设备更新快而在圈内小有名气。官先生说公司并未因此花更多的钱，因为这些设备都是租来的。

次贷危机逐渐波及全球，中国依赖出口和外资的经济增长模式在次贷危机的冲击下显得更加脆弱。在这种情况下，消费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呼之欲出。扩大内需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破解困局的必然选择。这中间，租赁消费成长空间巨大。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对租赁业在国内的发展表示乐观：“解决内需启动始终不理想，而租赁给出了一个新的解决内需的模式。” 他说，中国产业面临的情况与二战后的美国非常相似，就是产能过剩。美国的解决之道是开拓租赁业。至今美国的租赁业绩还占GDP的30％左右，而中国的租赁业绩仅占GDP的1～3％。

租赁已不仅仅起着“拿明天的钱今天用”的融资功能，它更多地是在发挥加速现金流动、盘活存量资产、改善财务报表、实现合理避税的理财功能和制造商在拓展客户、回笼货款中强劲的促销功能。

能给家电业带来什么？

复星国际投资总监刘根东表示，中国积压着大量利用率低的家电等设备。2006年底全国乡级以上的工业企业库存商品累计总值达33276亿元，如果加上全国商业、乡镇企业的库存，总值已逾7万亿元。发展实物性租赁是把“死货”变成“活钱”的有效途径，也是调动社会闲置财产、最大限度实现其使用价值的重要渠道。

对家电厂商来说，同租赁公司打交道好处多多。多一条渠道，不仅可以拓展客户，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而且由租赁公司打点一切，自己可以专心搞生产，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另外，更大的好处就是一次性回笼了货款。既增强客户的购买能力，又增强了企业再生产能力和占有市场能力。

蓝博智业营销机构首席顾问赵为民表示，借助有实力的租赁公司的采购渠道，家电企业能顺利进入租赁市场，一来可以迅速提升品牌在国内市场的认知度；最重要的是，可以了解国内消费者习惯，以最经济的方式参与到国内市场的建设。

风投看好连锁租赁

2007年底，保健品名企绿色世纪决定向租赁业转型，成立了邦家租赁服务有限公司。通过有限的渠道披露其创业计划后，吸引了十几家国内外知名风投机构。据估算，国内租赁市场的交易额有望达到上万亿元，利润空间接近千亿元。现在进军租赁行业正逢佳时。

邦家租赁最吸引人的地方莫过于“租赁连锁店”的概念，这对解决国内租赁业的“小、弱、散、乱”的局面提供了富有针对性的方案。利用绿色世纪的原有保健品渠道，邦家的初步计划是2008年在广州地区发展40家加盟店，两年内在全国20个大城市，发展近600家加盟店。从租赁到维修，从设计到服务，依靠“一站式”的管家型服务吸引消费者。

深创投高层李夏先生把邦家的租赁连锁模式视为产业转型的一个助推力量：“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一个不断扩大的城市郊区化的过程，市场也随之而变，邦家是围绕这个过程变化的。邦家的创新租赁，将为广东的产业转型探索出一条新路。”

篇4：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研究

关键词：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经济集聚,新经济地理学

一、传统区位选择基本要素剖析

由于FDI是追求经济集聚所带来的正的外部效益, 因此FDI在我国的整体分布情况是东部沿海领先、中部地区乏力、西部地区落后的不对称三角状, 从传统的经济思想来考虑, 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法律制度、政策优惠等因素是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基本要素, 因为这涉及到建设厂房、生产运输、宣传销售等各个方面的成本构成。

1. 市场规模

从FDI在中国发展轨迹就可以看出, 市场因素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关键要素, 因为市场是实现利润的核心要素, 产品一旦没有市场需求的支撑, 成本低、质量硬、服务好的产品也是实现不了利润最大化这一目标, 通俗的来讲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要是羊都没了, 剪羊毛的刀再锋利也无用武之地。

2. 劳动力成本

众所周知, 成本控制是企业管理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是影响企业长远发展的重要关节, 任何一种产品从材料采购、产品生产、宣传流通、市场销售等各个方面都需要人来操控, 人是经济发展中最核心的要素, 因此低廉的劳动力是降低企业成本最为关键的生产要素, 一般来讲, 越是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地区FDI的份额会越高。

3. 基础设施

毫无疑义, 基础设施对FDI的区位选择影响非常之大, 主要是:第一, 完善的生产配套体系是企业正常生产的重要保障, 基础设施的好坏直接影响到FDI的固定成本的高低;第二, 基础设施的好坏会影响外资企业未来的企业竞争力, 继而对企业的获利能力造成影响, 进而会影响FDI的投资回报率。

4. 其他要素

诚然, 上述的三大要素是传统的FDI区位选择的核心要素, 但是投资地的自然资源、政策倾斜、人文环境、开放程度等等也是影响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 并且这些要素对FDI的影响都是潜移默化的, 相互之间的关联性非常强, 特别是一些类似于政治局势、法律体系、政策激励等对投资风险判断权重比较大的要素, 对FDI的影响就更为关键了。

资料来源:王剑.基于聚集经济的FDI区位选择研究[D].南京:东南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 2006:54-55。

二、FDI集聚的空间演化———来自新经济地理学的解释

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FDI也渐渐呈现出新的空间分布特征, 传统的经济贸易理论已经不能完全解释清楚FDI的区位选择缘由, 传统的区位要素决定理论也不能完全解释FDI的分布流动, 例如以Broadman为首的一些经济学家研究发现:低价劳动力成本与FDI的总量呈负相关关系, 因此我们关于FDI的区位选择要以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去探讨, 牢牢把握住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两个基本前提, 从聚集经济、外部性、规模效益等角度分析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

集聚的本质是基于产业关联为前提, 为追求集聚经济的规模效应、正向外部性、以及技术溢出效应, 所形成相关经济要素在空间分布高度集中的一种现象和过程, 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 FDI的集聚因素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去分析:首先, 高效的成本控制, FDI一旦集聚在某个区域, 那么该区域必定在投产成本上有绝对优势;其次, 合理的分工左右, 21世纪没有单独生产的产业, 科学、高效、安全的生产分工流水线作业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主要元素之一;再者, 知识溢出效应的存在, 知识溢出效应有时也简称技术外溢, 是一种外部经济的表现, 在现代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下知识溢出效应有时候是产业集聚的根本动因。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的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三大结论:⑴制度改革对FDI的促进作用非常之大, 无论是对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部转型都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⑵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不仅不一定是吸引外商投资的法宝, 而且还有可能对FDI份额的增加产生负的作用, 国内外许多研究也已证实了这一点;⑶经济要素空间集聚仍然对外商投资有较大吸引力。

综述所述, 我们依次探讨我国东、中、西部如何招商引资, 提高本地区FDI份额, 促进区域经济健康、稳定、持续的发展。东部作为目前我国的产业集聚区, 以谋求经济转型为目标, FDI份额相对高, 应该加快制度改革、加大开发程度、加速人才培养, 把目前的集聚优势可持续化;中部作为承接产业转移取, 以谋求经济崛起为目标, FDI份额偏低, 应该加快制度改革、完善基础设施、加大政策倾斜力度, 且跨国并购是解决中部招商引资难的一大法宝, 当然在此过程中的经济安全防范也很重要;西部作为产业发展落后区, 以谋求经济发展为目标, FDI份额很少, 应该科学规划, 从政治、经济、人文、法律等各方面进行规划和改革, 不急于求成, 走一条新型的可持续化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王剑.基于聚集经济的FDI区位选择研究[D].南京:东南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 2006.

[2]汪秋明.我国东、西部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比较分析[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