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投资环境论文

2022-04-15

摘要：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及不断贯彻落实，重庆作为中国西部地区唯一一个直辖市，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伴随重庆市自身的发展和国内外对其经济地位的不断认可，近年来一大批外商选择在重庆落地，因此，研究重庆地区的外商投资环境变得尤为重要。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外商投资环境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外商投资环境论文篇1：

浅析新时代外商投资环境变迁与对策

◆摘要：国际经济环境日益开放包容的当下，外商投资是我国经济持续性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也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有利条件。本文基于新时代形势下，分析我国外商投资环境近年来的变化概况和面对的挑战，并探讨如何结合国家新的发展格局进行投资，营造更为健全的外商投资环境。

◆关键词：外商投资环境;变化与挑战;产业转移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始终鼓励积极吸收外商投资以推动国内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在过去的四十余年中，中国实现了GDP的高速增长，经济发展也正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十四五规划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结合国家新的发展格局进行投资，对外商投资来说，既是新机遇，也是新挑战。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商投资环境的变迁

（一）改革开放初期的外商投资引进政策

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指导下，我国的外资引进工作开始了初步的政策确立与实践。1979年，全国人大五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同时建立了深圳蛇口工业区;1980年至1981年，又先后建立珠海、厦门和汕头经济特区，开始大胆地进行政策的实践，引进和利用外资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二）工业化和转型升级加速期的外商投资政策转变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和外资引进政策的推进，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与之而来的是工业化社会体系和面临转型升级的经济结构。

（三）结合国内国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外商投资

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标志着我国的外资引进政策也迈入了新阶段，其政策重心应当从单一的外商优惠转移到国内外企业的互利双赢，要从单纯的“引进来”逐步转变到“走出去”，实现国内国外经济良性双循环。

二、新时代外商投资的现状分析

发达国家通常以减税等政策吸引中高端制造業投资回流，扶持第三产业的飞速发展，而发展中国家多利用劳动力、自然资源等优势承接产业转移。新时代下，面对发展势头刚猛、格局复杂的世界经济环境，我们要靠什么继续吸引外资？

（一）稳定的国内环境和强大的国内市场需求

当前，我国经济仍处于向上发展阶段，经济总量再创新高，经济增速仍保持在预期目标区间，明显高于全球经济增速。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733元，环比上年实际增长5.8%，与GDP增长基本同步。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内需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愈发明显。

（二）优秀的劳动力资源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我国人口总量达到141178万人，其中，15—59岁人口为89438万人，占63.35%;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36万人，文盲率由4.08%下降为2.67%[2]，说明我国青壮年人口素质不断提高，与越南、印度等东南亚地区劳动力素质相比，我国劳动力人口素质有着数量与质量上的双重优势。

（三）各地的自然资源优势

我国地大物博，不同地区都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可结合当地特有的资源优势调整外商引进政策。例如，西北地区光照充足、水资源较紧张，与以色列的国情条件类似，可尝试引进其农业滴灌技术，在最大化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同时大力发展现代农业。

三、新时代环境下强化外商投资环境的策略

（一）规范外资引入制度，建立高效能的管理系统

目前，鼓励引入外商投资仍然是我国经济建设发展中的一项长期战略性任务，因此，在切实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制定的有关鼓励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之外，应规范外商投资引入、协调等相关制度，建立高效能的协调管理系统，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统一管理，提高市政府等单位的整体管理水平和办事效率[3]。

（二）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对口吸引外商投资

作为现代经济布局的重要形式之一，产业集群就是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将某一行业的上下游企业及相关服务配套聚集在一起的产业发展形态。这种形式具备高度的规模化、专业化和市场化，不仅能够吸引大量的人才、技术、设备资源，更能带来源源不断的经济活力，是一个区域经济保持经济增长的关键手段之一。

（三）多措并举，为持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保驾护航

对任何性质的企业来说，盈利是决定其能否长久运转下去的关键性因素，对于外商投资经济来说，同样如此。

在优化我国的外商投资环境时，首先应摒弃狭隘的民族保护主义，防止利益分歧分化过程中出现各类社会矛盾，阻碍企业的健康发展，并对于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利益受损者给予一定的帮扶或补贴，从而助力形成多边双赢的和谐局面。

其次，要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如制造业相关的能源供应、原材料供应等。在强化外商投资环境时，应充分利用这些已有的资源优势，保证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正常供应和运输，而对于外资企业所需的配套资源，同样应予以重视。

再者，当成本低廉这一传统引资优势在全球化经济态势中不断被削弱时，我们不仅要依据国内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积极寻找新的引资优势，同时也要改善外资来源结构，做到引资优势多元化、外商投资来源多样化、外商投资环境健康化。

四、结束语

合理利用外商投资是促进我国整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鉴于外商投资拥有自主选择性，为了持续引进高质量外商投资经济类型，我国应始终重视对外商投资环境的打造，以国家政策为指导方针，从制度完善、流程优化、细节助力等角度出发，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的物质环境与社会环境，深入发挥外资企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长足性影响。

参考文献

[1]宁吉喆.中国经济运行呈现十大亮点[J].求是，2020（3）.

[2]桑百川.新时代外商投资环境变迁与未来选择[J].中国外资，2019（3）.

作者：张晓奇

外商投资环境论文篇2：

"一带一路"下的重庆市外商投资环境及发展建议

摘要：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及不断贯彻落实，重庆作为中国西部地区唯一一个直辖市，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伴随重庆市自身的发展和国内外对其经济地位的不断认可，近年来一大批外商选择在重庆落地，因此，研究重庆地区的外商投资环境变得尤为重要。本文主要通过对其外商投资环境的优势、劣势的分析，针对重庆市自身发展的特点提出未来发展建议以吸引更多外商在渝投资，改善当前外商投资环境。

关键词：重庆市；外商投资；发展建议；经济发展

一、吸引外商投资的优势及潜在机会

1.市场消费能力

与国内其他大城市相比，重庆地区的生产总值呈稳步上升趋势，截至2016年底，GDP增速同比达10.7%，增速排名第一，经济发展空间具有强大的增长潜力。而重庆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上升趋势也体现了其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其中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2034元，同比增长9.6%。除此之外，2016年恩格尔系数达34.2%，比上年下降1.0个百分点。同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271.35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3.2%，实际增长11.7% 。持续增长的居民消费能力进一步刺激了重庆地区的需求，并由此带动了一系列新产业的出现和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从而吸引大批外商涌入重庆地区市场。

2.特殊的优惠政策

重庆市在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机遇的同时，一系列地区优惠政策正在不断提出并深入贯彻落实。寸滩港的运营、出入境检验检疫政策的落实，为外商在渝投资提供了方便可行的通道；支持鼓励类产业的企业，积极响应“一带一路”的号召，降低企业所得税率至15%，使之大大低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以及外汇政策、保税港区仓库、厂房租赁实行价格优惠的政策等，这些优惠政策为重庆地区的长期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激发了外商在渝投资的兴趣。

3.物流成本、融资成本有所下降

伴随着“一带一路”的提出，“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也应运而生，这一合作成为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的新引擎、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带动内陆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开放发展。此项目将金融服务、航空、交通物流和信息通信技术作为重点合作领域，通过四大方面的建设与政策协调，“中新项目”的合作，使得重庆的区位辐射力度进一步增强，尤其使得加工贸易方面得到了长足发展。“一带一路”的政策背景下，这一项目将促使更多的国家与重庆合作，在物流成本、融资成本、通讯便利度等方面将吸引更多外商的目光，促使外商在渝投资。

二、发展劣势及“瓶颈”

1.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重庆地区是西三角唯一拥有大量区县和农村的城市，广大的不发达的农村地区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总体竞争力和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农村人口众多，截止2016年底，农村人口有1178.14万人，占常住人口的39.06%，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过于依赖于第一产业，降低了外商投资的吸引力。严重的城乡二元化问题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差距，降低了农村人口生产效率和生产积极性，导致地区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不平衡的地区经济发展模式降低了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实力，也降低了外商投资的信心。

2.科技竞争力相对较弱

重庆的科技实力远远落后于其他大城市，产品的科技含量较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难以完成转型，科研人员不足、设施陈旧、资源不能充分利用等因素，阻碍了其他国家的厂商在重庆建厂生产，造成外商撤资，生产的硬条件有漏洞，不利于吸引外商在重庆投资。

3.全球经济增速放缓

伴随着世界局部国家反全球化的干扰，2016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仍然处于艰难的经济复苏期。经济的迟滞低迷使得外商缩小投资范围，国际直接投资活动减缓、债务水平继续升高、金融市场持續动荡、大宗商品市场低价运行、降低投资信心，并进一步缩小厂商的利润空间。跨国企业普遍面临资金上的困难，资不抵债，低迷的大环境挫伤了外商投资的信心，导致外商在渝撤资。

三、发展建议分析

1.鼓励走特色经济发展之路

“一带一路”政策的带领下，重庆市应充分挖掘优势资源的开发价值和发展潜力，激发经济发展新活力。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并带动其他产业一同发展。工业方面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淘汰落后产能，加快化解过剩产能，必须将工业发展的重点转移到创新驱动的轨道上来。着力把工业园区发展为产业聚集区与科技创新区相结合的新城。农业方面走节约资源型、环境友好的新型农业发展之路，针对“三山夹两槽”的“山城”地理特点，发展立体农业，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生物资源和人类生产技能，实现由物种、层次、能量循环、物质转化和技术等要素组成的立体模式的优化。

2.注重提升地区科技竞争力

重庆要加快与国内外交流与合作，加强文化、政策、法律法规、商务贸易等方面的合作，吸收国内外具有新鲜活力的新科技，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企业要提高薪资待遇和福利水平，进一步吸引国内外先进创造性科研人才涌入重庆本土。第一，重庆市政府要进一步强化孵化功能，为创新创业者提供发展的基础和空间，提供专业化、全方位的孵化服务。第二，要进一步健全投资体系，引导各银行及金融机构开发利于推动创新的金融产品，为各种创新活动提供资金上的支持。第三，政府要鼓励创新商业模式。面对一些旧设备、旧生产理念应该加速更新。主动借鉴国外先进生产手段和技术，主动更新生产链。

3.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首先，重庆市政府要进一步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最大限度地缩小企业投资核准范围，加大项目审批权下放制度。对于一些资金少、面广、对点多的项目，除政府应提供一些资金上的补助外，其他项目问题可以由企业自主解决，进一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其次，政府应尽量简政放权，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成长空间。再次，外商投资项目和境外投资项目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实行核准及备案管理。企业应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规范外商投资法律法规，营造一个公平安全的投资环境。

4.进一步改善物流水平

虽然重庆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和长江经济带的枢纽，其交通运输和物流水平已经有很大的改善，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然而仍然存在很多挑战，重庆应进一步充分利用运输成本较低的交通方式如铁路、水路等。首先，要夯实国际物流大通道。利用“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发达的交通设施，加快建设联通中亚、欧洲等地区的陆路运输系统，进一步开发水陆交通，充分开发渝新欧铁路和长江水道。其次，要加快重慶地区物流企业与国际型物流公司的紧密度，与其他物流企业密切合作，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物流方面的合作，提高运输效率。

参考文献：

[1]陈钧，崔曜.五大主要因素促使外商投资重庆.重庆日报，2017，（3）：1-2

[2]陈钧.投资要素充足，环境宽松高效.重庆日报，2016（4）：1-1

[3]刘娜，胡华.重庆与中西部十省区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因素比较.西部发展评论，2005，（1）：8-9

[4]胡艳霞.重庆市外商投资法制环境分析及建议.重庆社会科学，2003，（4）：1-2

[5]陈与.汇聚全球顶级智慧，重庆加速打造国际大都市.重庆与世界，2012，（10）：1-2

作者简介：

于海威，出生年月：1996.02，性别：女，民族：汉，籍贯：吉林省松原市，学历：本科，研究方向：金融学方向.

作者：于海威

外商投资环境论文篇3：

论“履行要求禁止规则”对外商投资环境的影响

摘要：近年来，履行要求作为东道国用以管理和引导外商投资的措施，越来越遭到各国政府和学界的质疑。一些双边和多边投资协定开始将某些履行要求禁止规则纳入其中，这些规则对一国的外商投资环境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应当辩证地分析履行要求禁止规则对中国外商投资环境产生的影响，对于不利于中国产业升级和调整的履行要求应予禁止；对于某些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履行要求，可以适当利用投资条约中的例外规则及保留条款，包括利用跨国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对其加以保留和适用，以适应投资自由化的趋势，这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升级。

关键词：“履行要求禁止规则”；外商投资环境；企业社会责任；投资自由化

一、“履行要求禁止规则”的涵义与法律表现

（一）“履行要求禁止规则”的涵义

国际投资中的履行要求，是指东道国要求外国投资者承担特定的限制性义务，以有利于达到东道国预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具体措施包括当地成份要求、出口实绩要求、贸易平衡要求、国内销售要求、汇出限制、技术转让要求、当地雇佣要求等[1]。履行要求禁止规则，则是指基于国际法原则或相关条约的规定，禁止各东道国在国际投资过程中对外资准入、流向或处置等环节采取某些履行要求性质的限制措施。

长期以来，履行要求作为一种投资管理方式，在国际投资活动中一直被世界各国广泛采用。然而，伴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迅速发展，跨国投资者对于国际投资自由化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作为资本输出国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开始质疑实施履行要求的合理性及必要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对履行要求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履行要求是政府对市场采取的不合理干预政策，干扰了投资者依据国际市场因素自由作出投资决策的权利，妨碍了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自由化进程[2]，由此，禁止履行要求的国际规则应运而生。

（二）“履行要求禁止规则”的法律表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积极鼓励和推动发展中国家彻底摒弃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限制[3]。因此，晚近时期所制定的一些投资协定中明确规定东道国必须进一步减少或者放弃对外资准入方面的干预，主要表现为对“履行要求”的禁止或限制。在国际投资条约中，曾经明确提出履行要求禁止规则条款的文件有：

1.美式双边投资协定。美国在其对外签订的BIT中增加了“履行要求禁止”这一条款，并形成范本[4] 。“依据美国式BIT的规定开始推行“履行要求禁止条款”，该范本第2条第5款通常规定：“缔约任何一方均不得施加任何履行要求，作为投资项目建立、扩充或维持的条件，即要求或承诺，同意把生产出来的货物出口外销；或明文规定某些产品或劳务必须就地购买；或者把任何其他同类要求或措施强加于人。”[5]

2.《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TRIMS协定第2条明确规定，在国际投资过程中，任何成员国都不得实施与GATT当中的国民待遇条款和一般取消数量限制条款不相符合的投资措施。原则上，WTO成员国在引导或限制投资措施的时候，必须考虑到这些措施是否会对国际贸易产生扭曲作用，凡是与GATT中的国民待遇原则或一般取消数量限制原则不相符合的那些投资措施，包括一些国内法或强制性以及可予以强制执行的措施，都应当归于禁止之列。

3.《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依据NAFTA协定第1106条，禁止一成员国对另一成员国或非成员国的投资施加履行要求，包括投资的设业、取得、扩展、管理和经营运作方面的履行要求[6]。NAFTA协定当中所列出的履行要求禁止清单包括贸易平衡要求、出口实绩要求、技术转移要求、当地成份要求和生产强制要求。另一方面，NAFTA第1114条对成员方降低健康、安全和环保要求进行了限制，防止成员方以此诱引外国投资者。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成员方运用此类管理上的刺激吸引投资者，从而导致以环境和人权的损害为代价的恶性竞争[7]。

4.《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南》。近年来，一些还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对未来国际投资立法具有重大影响的国际文件中，已经明确表露出对履行要求的反对态度，1992年由世界银行制定的《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世界银行指南指出，用来作为外资准入条件的某些履行要求通常是起反作用的，而放宽外资准入制度则是吸引外资更为有效的方法。该指南进一步解释说，对外资准入附加某些履行要求会阻碍投资或鼓励滥用，而对外资准入采取限制性列举（即列举禁止、限制、允许外国投资的部门）的方法更为可取[8]。

二、“履行要求禁止规则”对各国投资影响的实践分析

美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关系到公共政策与国家安全的领域如通讯、航空、秘密政府合同、沿海和内河航运、水电、原子能、海关经纪人、广播、承运商、联邦土地矿业开发、无线电台、通讯卫星、金融服务、海底电缆、家用单向卫星传送、电子音频服务和直播卫星电视等[9]，都不应全面向外商投资者开放，外商投资必须遵循一定的履行要求并且通过相关部门的审批，方可获准进入美国国内市场。美国1958年《联邦航空运输法》规定，跨国公司对美国航空公司的收购率不得超过25%，而航空公司的董事会成员里有本国国籍的董事控股比例不得低于全体董事的三分之二。对于这些特殊领域的市场准入限制有利于维护国家公共安全及社会安定，更好地统筹国家经济全局的发展，同时也是积极维护国家经济主权的体现。

关于营业额汇兑方面，新加坡于1978年6月取消了对外汇的管制，外国投资者可以在新加坡境内自由地兑换外币，其资本和利润汇出不再受到限制，也不需要缴纳任何利润税；对于使用当地产品方面，新加坡并没有特殊的规定，但却有当地雇佣的要求，外来人员在新加坡就业前必须取得相关的许可证；而对于出口义务方面，新加坡以税收优惠对其加以鼓励，并不是一味地要求外国企业必须承担一定的出口义务。新加坡以这种独特的外资政策为外资的流向提供了有效的引导，促进外国先进生产设备、技术和工艺的吸收和引进，为其国内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1992年，印度政府大幅度修改了《外汇管理法》，取消了外商投资企业无论从事任何活动都必须事先得到印度银行批准的这一规定，此外，印度政府开始逐渐取消外商投资审批制度，放宽了外商准入条件。印度的这一举措加快了审批过程，使得外商投资企业的产业结构日趋合理。

三、“履行要求禁止规则”对外商在华投资环境的积极影响

为适应世贸组织的要求，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时，对其中一些不符合TRIMS协议的规定进行了修改和完善。站在东道国立场上看，一些外资履行要求，可以有效地引导和刺激外资的流向，更有效地发挥外资的作用，同时减少外资给本国带来的消极影响。然而，在具体的投资实践中，无论是限制还是鼓励，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内外资的差别待遇。前者阻碍投资主体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后者则从另一个角度造成企业间的不公平竞争，从而产生投资扭曲效应[10]。

因此，在管理外商投资中，某些对中国产业调整升级具有阻碍作用的履行要求应当予以禁止，从而为外商投资活动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其原因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一）履行要求禁止的实施有利于实现外商投资自由化

目前中国投资法中涉及外商投资的部分尚未实行全面开放，外商在华投资的自由化程度还不是很高。例如，中国独资企业法第八条中明确规定，个人独资企业中的投资人必须且只能是一个自然人，而此处所指的自然人仅指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自然人，不包括外国国籍的自然人。此外，为确保企业交易安全和便于筹办企业活动，中国公司法第七十九条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中须有半数以上在中国境内有住所。上述规定均对外商在华投资活动有着不同方面的限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商在华投资的自由，挫伤了外商投资者的积极性。在外商投资企业准入和设立阶段，对某些履行要求加以禁止，能够引导外商投资进入良性的发展阶段，同时将更好地融入外商投资自由化的国际潮流，实现中国市场资源在各经济体之间的优化配置。

（二）履行要求禁止的实施有利于实现国内产业升级

近年来，中国依据TRIMS协议的规定，对外资企业的设立条件做出了修改，适当地降低了外商独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槛，中国在2007年修订的《指导目录》中列出的产业大部分都是国内技术和市场都较成熟的产业，对于这些产业中国采取放宽股权比例要求的政策，甚至允许外商独资控股。

从积极方面看，放开对外资的管制，扩大外资准入范围能够为中国深化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动力。目前，中国公司治理机制尚未完善，通过向外资出售国有资产和国有股份，有利于引进外国先进的公司管理理念及管理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中国产业的优化升级。外资收购部分国有资产和国有股份，能够促使外商向其控股的公司输出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会使中方有更多的条件和机会与外商共享其经营理念，有利于中方国际化经营能力的提升[11]。

（三）履行要求禁止的实施有利于扩大投资领域

TRIMS协议中所禁止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包括：贸易平衡要求，当地成分要求，进口用汇限制和国内销售要求。东道国为了保护国内产业的发展，同时更好地引导外资流向，通常会对特定投资领域进行限制，这种履行要求使得外商投资者无权对某些特定行业进行投资，挫伤了外商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而对于这些履行要求的禁止将给外商投资者带来更多更大的投资机遇，使得外资比例在各行各业中得以良好的配置。

四、正确运用“履行要求禁止规则”以实现政策目标

（一）对企业设定相关社会责任要求以实现政策目标

中国在2007年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作出修改，强调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对于中国当前稀缺的或不可再生的重要矿产资源方面不再鼓励外商投资，并且限制或禁止高能耗、高污染的外商投资产业准入。中国当前国内法缺乏与服务贸易有关的环境保护的规定，因此，中国环保法律中应当设立可以基于环保义务而做出的暂时背离国民待遇以及最惠国待遇的例外规定，还可以要求外资企业履行更高的环境保护的要求，在投资准入的环节上设定有利于环境的技术转移的条件等等。对于跨国公司劳工标准偏低问题，政府应当加大法律监督和查处力度、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同时，提高工会的法律地位，利用职工工会的力量来制止侵害劳动者权益的行为，从而保障和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二）充分利用现存条约中的例外规则和保留条款

中国应当充分利用现存条约中关于准入自由和投资措施管制方面的例外规则和保留条款，使这些例外规则和保留条款成为服务于发展中国家推行“渐进准入自由化”和“逐步减少履行要求”策略的工具。利用国民待遇原则对发展中国家的放宽政策，结合中国当前的国情，有条不紊地逐步放宽投资限制[12]。

例如，中国在修改或删除那些与TRIMS协定不相符条款的同时，可以合理利用其中尚未予以禁止的履行要求，如出口义务要求，借此对外资的准入起到同等的引导作用。也可援引TRIMS协议中禁止的履行要求的例外，继续保留该履行要求的适用。例如，TRIMS协议第3条规定，1994年GATT向下的所有例外均应适当地适用于本协议的规定，因此在基于保护幼稚工业、维护社会公德和国家安全等例外情况下，对外资准入采取的履行要求并不违法[13]。

（三）采取“以竞争促技术”的政策促进跨国公司核心技术的转移

“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是一种静态的技术获取策略。对外方而言，它只是为获取准入而进行交易的筹码，是一种被动行为。中国在加入WTO以后，一方面政府难以通过一些履行要求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技术[14]；另一方面，处于控股乃至独资地位的跨国公司对技术控制更为严密。这就要求中国在掌握跨国公司技术转移与技术溢出规律的基础上，借鉴国际经验，通过营造环境与政策设计来引导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并在此基础上诱导技术溢出，从而来推动中国的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15]。而对于一些高新科技产业，鉴于技术资金壁垒，中国国内大部分的企业在短时间内尚不能达到跨国公司投资企业的水平，这种情况下可以在一个产品领域内同时引进多家外商投资企业，使得它们之间形成不相上下的竞争关系。通过这种变相的技术转移要求，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促使跨国公司和中国国内企业提高各自的技术水平。

参考文献：

[1] 叶兴平，杨静宜.国际直接投资自由化的法律政策分析[J].武汉大学学报，2002，（4）：465.

[2] Paul R.Krugman & Maurice Obstfeld，International Economics：Theory and Policy[M].Beijing：Qinghua University Press，2003：11-21，

23-28，68-69.

[3] 徐泉.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269.

[4] 为区别于欧式BIT，此处将此范本称为美式BIT.

[5] 刘笋.投资条约中的履行要求禁止规则[J].武汉大学学报，2001，（6）：739.

[6] NAFTA第1106条第1款.

[7] Jurgen Kurtz.A Gen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 in the WTO？ Lessons From Chapter 11 of NAFTA And the OECD 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J].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vol.23（2002），Page740.

[8] 余劲松.国际投资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346.

[9] 张国平.外商直接投资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