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对华直接投资

2024-05-09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精选十篇）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篇1

(1) 我国生产要素价格上升, 优惠政策不再, 外商生产成本加大

1. 劳动力价格上升

随着我国经济近年来的快速发展, 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我国的劳动力价格水平也日益提高。据统计分析, 我国2008年城镇职工的人均工资水平是1978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水平的48倍。至此我国劳动力要素的优势已不复存在。

2. 生产用地价格上升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吸引外资, 我国政府大力建设经济开发区, 主动为外资企业规划生产用地并以及其优惠的条件交给外商使用。近年来, 中国的房地产业不断发展, 土地供应不断减少, 地价水平不断提高, 使得外商获取生产用地的成本和租金不断提高, 这使得外商的成本进一步提高, 竞争优势减小。

3. 人民币升值使得出口压力增大

近年来人民币不断升值, 使得外商的出口困难, 成本增高, 利润不断下降。据统计, 从2005年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来, 人民币对美元几乎是单边升值7年, 从8.28升到今年4月份的最高点6.27, 升值幅度超过31%, 而仅2011年, 人民币对美元的累计升值就达到了5.11%。

4. 中国不再对外商实行优惠税率

自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 为吸引外资、发展经济, 对外资企业采取了有别于内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尽管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均为33%, 但对一些特殊区域的外资企业实行24%或15%的优惠税率, 而内资中只有微利企业能够享受27%或18%的照顾税率, 这有助于吸引外商投资。但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的通过, 我国对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统一按25%收取, 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不复存在。

(2) 国际经济环境改变, 产业向国外地区转移

1.外国一些国家生产要素价格水平相对中国较低

相比我国而言, 像东南亚的越南、印尼等国家生产价格要素水平较低, 相对我国有成本优势。2012年七月中旬, 德国著名运动品牌阿迪达斯宣布将关闭在中国苏州的唯一的一个自有工厂, 并将其迁至东南亚, 因为就是那里有更为廉价的劳动力。

2.外国实行鼓励投资的政策

越南等刚刚开放市场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经济, 进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提供优惠的投资政策, 完善政府的服务职能打击腐败, 这一系列措施大大吸引了外商。而美国等发达国家, 为了刺激经济走出经济危机的低迷, 也采取了吸引在外投资的本国公司回国投资。2004年美国颁布了《就业机会创造法》, 2005年又颁布了《本土投资法》, 将针对美国公司海外收益的所得税税率由35%下调至5.25%。受这类政策调整因素影响, 美国的跨国公司纷纷将留在国外的投资利润汇回美国或者直接回国投资。

二、产业转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1) 积极方面

外商将生产转移, 使得我国的经济面临着一种全新的挑战, 我国不得不做出调整。一方面, 外商的撤出使得我国依赖的进口加工的贸易模式走向衰退, 中国不能一味以出口拉动经济, 需要扩大国内消费刺激经济增长;另一方面, 外商的撤出也给了自主品牌和本土企业一定的机会, 让他们进行产业升级, 提高技术含量和核心科技, 增强竞争力。制造业的出走, 也给了我国的第三产业发展的好机会, 我国的第三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一直没有制造业水平高, 现在制造业陷入了发展的徘徊期, 正是第三产业发展的机遇。

(2) 消极方面

1. 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减小

外商减少对华直接投资毫无疑问会使投资水平和规模下降, 这无疑会减少三驾马车中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一直以来, 投资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都是三驾马车中都起主导作用, 尤其是在2009年因为国际经济危机的原因我国出国对经济的增长是负的, 导致当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92.3%。当前外商投资的撤离对我国经济的伤害不言而喻。

2. 出口减少, 贸易顺差减小

我国的出口主要是来料加工贸易和制造业带动的。外商投资撤离对来料加工贸易的打击是致命的, 这大大减少了我国的出口额。据商务部监测, 2012年1-7月, 我国出口增长11312.4亿美元, 增长7.8%, 远远没有达到年产计划的10%的水平, 这其中很大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加工贸易的萎缩造成的。而出口减少, 反而要进口原本在本国生产的产品, 贸易顺差将减小。

3. 就业岗位减少

外商撤出对华投资最直接的影响莫过于对就业的影响了。外资企业在华生产需要大量本地劳动力, 在外资撤出后很大部分劳动力是失去工作, 失业问题成为了社会的重大问题。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同志在第四届“中外跨国公司CEO圆桌会议指出”中国约有4500万人的就业机会来自于外资企业。这样的问题处理不好, 必然会变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三、产业转移对外部经济体的影响 (1) 对外商来说

1. 积极方面

外商重新合理配置资源, 降低成本。当外商把产业转移到东南亚等比中国生产要素水平低的地方, 他们又可以把成本降到相当低的水平, 从而提高了利润率, 合理的配置了资源;把产业转移回本国的企业接近了市场, 减少了贸易壁垒。在本土进行生产销售, 无需再经过繁琐的贸易程序和海关检验, 更加接近消费市场, 有利于产品的销售。

2. 消极方面

首先, 重新投资的成本大。外商把产业转移到其他地方, 厂商重新选址, 培训工人都需要大量的机会成本。非熟练工人的效率低, 更易出错, 对机器的磨损更加严重, 机器停工时间增多, 人员流动频繁, 这都无疑增加了厂商的成本。其次, 进入中国市场的壁垒增加。中国是全球重要的市场, 许多企业都对中国依赖很大, 当厂商选择从中国退出投资, 那么他们要把商品销售到中国市场必须要经过复杂的贸易程序和繁琐的海关检验, 鉴于中国的市场机制不完善, 进入壁垒很多, 这都给厂商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2) 对产业承接国来说

1.积极方面。 (1) 创造了就业。产业承接国因为承接产业转移, 带来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使得本国的就业提高, 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稳定繁荣。 (2) 拉动了出口。由于转移来的产业大部分是以出口为目的的制造业, 产业承接国的出口额将大幅提高, 从而拉动经济的增长。 (3) 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外商转移产业需要重新建厂, 政府也需要为其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 这都会带动投资的增加, 经济的增长也是必然的事情了。

2.消极方面。制造业对环境的污染严重, 是生态遭到了破坏。由于产业承接国承接的这些产业都是以资源消耗的制造业为主, 所以会加大的资源的索取, 同时排出污水废气, 产生工业垃圾, 对自然环境产生极大的污染, 是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四、我国应对产业转移的措施 (1) 改善投资环境

既然外商撤出其对华投资的意愿已经显现出来, 那么必然是存在着不利于投资的问题的。面对这种局面, 我们必须去主动面对问题, 改善投资环境。首先要做到继续完善基础配套设施, 完善企业的上下游生产体系, 产生集群效益, 方便投资者现在的和未来的生产和销售;其次是完善信息配套设施和物流体系, 现代的经济首先离不开的就是对信息的把握, 完善信息配套设施就是搞好网络建设, 提供市场信息, 建设物流中心, 让厂商更能把握市场脉搏, 增加竞争力;最后, 改革政府职能, 加强服务意识, 杜绝腐败。

(2) 扩大内需刺激消费

当投资和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下滑的时候, 保证经济继续稳步增长的措施毫无疑问就是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了。当前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大约为40%多一些, 上升的空间很大。要扩大内需, 首先是要增加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 使得大家有钱花;其次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分配制度, 让老百姓敢花钱;最后我们还应该注意加大城镇化水平, 据分析表面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 将拉动消费增长1.6个百分点。

(3) 支持创业, 扶持自主品牌

在继续吸引外资的同时, 我们也应该加强对创业的支持和对自主品牌的扶持, 让民族品牌走向世界。我国经过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 经济已经走向活跃, 应该全力支持民族企业发展, 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那样中国就可以摆脱对外资的依赖, 使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 同时对世界产业的发展拥有话语权, 从而为发展创造更好的机遇。

(4) 调整产业结构, 进行产业升级

中国经济在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取得辉煌的成绩, 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就表现在我们的产业结构低级化, 产业结构不合理, 而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却正好给我们进行产业升级提供了机遇。所谓产业升级, 主要是指产业结构的改善和产业素质与效率的提高。产业升级必须依靠技术进步。产业结构的改善表现为产业的协调发展和结构的提升;产业素质与效率的提高表现为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以及产品质量的提高。为了对产业进行升级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1. 注重技术创新, 增强核心竞争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是创新的灵魂, 没有科学技术作支撑就没有核心竞争力。现阶段我国的产业还是以加工制造业为主, 缺乏高科技产品的设计的能力, 这极大的限制了我们的产出能力。我们要想真正从制造大国想创造大国迈进, 就必须加强技术的创新, 做到引领世界的科技潮流。

2. 对产业进行组织创新, 用科学的方法管理

现代的社会的生产除了要有领先的科技作支撑还必须有科学的管理方法做保障。成功的企业不管从事什么产业, 都有着科学的管理方法作为指导, 能够最大的发挥企业的创造力。事实证明, 在21世纪里没有科学的管理方法等待企业的只能是被市场所淘汰。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生产和管理所创造的价值将比漫无目的的生产有效率的多, 并且能把握市场的脉搏。这就要求我们对产业进行组织创新, 科学管理。

3. 对传统产业进行体制创新, 用市场选择强者

体制创新可以为传统产业升级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和有效的运营机制。没有体制创新, 企业就没有活力, 也就不可能有其它方面的创新。无论是对传统产业进行信息化改造, 还是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创新、组织结构创新, 都有赖于企业的改革。我们在新经济形势下, 首先就要做到政企分开发挥企业的能动性, 创造出最大价值;其次形成公平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 使得各个行业处于同一起跑线, 让市场决定企业的生存, 这样才能留下最适合市场的, 最有活力的企业, 自然是代表了产业的发展趋势的企业。

摘要：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生产要素价格上升, 投资成本加大, 中国的投资环境出现了一些不利于外商的因素, 一些外商从中国撤出了其生产部门, 转移到本国或其他成本较低的国家。对中国来说, 这一方面给中国经济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进一步减小, 出口减少并使我国的贸易顺差减小, 就业岗位也随之减少;另一方面也给中国经济转型带来一个机会。对外部来说, 一方面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成本加大, 重新投资的成本不小;另一方面, 外商重新找到了廉价的生产要素并降低了成本;对产业承接国来说, 有利于增加了本国的就业和出口, 刺激经济的增长, 但也对本国的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为了应对上述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我国也应该积极应对。

关键词：对华直接投资,产业转移,经济增长,产业升级

参考文献

[1]小岛清.对外贸易论[M]周宝廉译.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7[1]小岛清.对外贸易论[M]周宝廉译.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7

[2]肖卫国.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的经济效应分析[J].《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年04期[2]肖卫国.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的经济效应分析[J].《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年04期

外商直接投资趋势渐缓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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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趋势渐缓

现阶段我国相对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呈现短缺，在没有相对稳定的、可靠的替代政策的情况下，应该保持吸收外资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土地清理整顿等因素引起的利用外资调整期”的临近结束，外商直接投资摆脱了2005年持续负增长的局面，进入缓慢的增长期。今年1～5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到229.89亿美元，同比增长2.78%，预计今年外商直接投资高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

从国际环境来看：

首先，从全球经济形势看，2006年世界经济增长的基本态势不会改变，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06年世界经济增长4.3%。在经济保持较高增长水平的大背景下，全球资本市场日趋活跃、投资便利化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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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制定和实施等因素，将推动跨国直接投资继续回升。

其次，由于当前全球经济处于扩张期且仍将保持稳定增长，今后国际直接投资的恢复性增长态势仍将继续。尽管从中期来看，可能会受主要工业国家经济增长减速、石油和原材料价格波动、全球恐怖活动等风险因素的影响而转弱，但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国际直接投资将成为世界经济长期的活跃因素，在世界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三，在经济全球化加速过程中，国际资本流动出现了明显的特征，流入发达国家的资本有所减少，流向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和越南等)的比例有所上升。面对激烈的全球市场竞争，跨国公司通过产业转移降低成本、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动力仍在，空间依然较大。数据显示，2005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增长49.0%，比重上升到43.2%。说明新一轮直接投资增长的主要特点是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尤其是并购投资增长将快于全球平均水平。这些背景对于我国吸收跨国投资无疑会成为利好因素。

第四、国际竞争更加激烈。为了吸引更多的跨国投资，近年来，各国政府不断加大引资的政策和措施力度。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不断加深，发达国家也纷纷出台更具吸引力的措施，特别是周边发展中国家，纷纷出台更为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发达国家的投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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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吸引外资构成压力。另一方面，投资领域的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主要表现为一些国家(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加大了对本国能源产业和重要经济部门的保护，为外资市场准入设置障碍。一些发达国家也开始采取措施减缓本国产业的对外转移，或鼓励跨国公司回到母国投资，以求留住就业和增加本国的就业，尤其是在服务业和高新技术领域。

从国内形势来看：

首先，2006年是我国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国经济将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市场前景较好，产业基础不断增强，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劳动力、基础设施等比较优势仍较明显，为我国利用外资继续保持较大规模和质量提高创造了基础条件。据专家预测，2006年国内经济增长总体上仍然会保持8～9%左右的速度;同时在温和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作用下，投资需求虽然可能低于2005年水平，但仍有可能实现15～20%的增长速度。2006年国内经济将保持较快增长，继续为外商投资中国提供良好的条件。

第二，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平稳快速发展，对外开放水平正不断提高;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日趋完善，国民收入水平稳步提升，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新的投资机会不断涌现。当前及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我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实际上是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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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了网s.yingle.com 的，且有不断提升之势。

第三，随着中国加入WTO后过渡期的临近结束，目前仍然保留着一些市场准入限制的领域，尤其是服务贸易领域的对外开放将会进一步扩大，将为跨国公司，特别是金融保险、商业和运输服务等领域的跨国公司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

第四，我国十一五”规划已经把区域平衡发展列为重点方针。在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提高的背景下，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发展态势，以及这些地区所具备的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廉价的土地、劳动力等优势，为外商投资中国提供了新的商机。

第五，随着2006年入世”过渡期临近结束，我国根据入世”承诺将可能调整利用外资政策，目前外商投资企业所适用的特殊所得税制度等优惠政策随着国民待遇的实施可能会有些变化，一定程度上使外商担心企业成本提高、利润下降，影响外商投资的积极性，人民币升值预期也给吸引外资带来了负面影响。

第六，由于能源价格高位运行和汇率波动等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的风险、发达国家资本市场上升产生分流效果、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引资竞争日趋加剧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吸收跨国公司投资的外部环境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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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发达国家的资本能流出多少到发展中国家，还是个未知数;另一方面，在流向亚洲的国际资本中，资金投资对象不仅有中国，还有韩国、东盟各国、印度等，流向相当分散;况且，东南亚国家经过金融危机后也在调整吸引外资的政策和改善投资环境，与中国一争高低。现在我们国家的优惠政策与周边国家地区和其他不少国家相比，优势并不明显，仅靠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等比较优势，难以在吸收外资的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尤其现阶段我国相对劳动力成本在上升，资源又短缺，在没有相对稳定的、可靠的替代政策的情况下，应该保持吸收外资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综上述分析以及综合考虑我国经济发展形势及政策变化，以及跨国投资的流向，预计外商直接投资将出现以下趋势：

1、长三角仍是外商投资的首选地区

长江三角洲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开放城市带和沿江产业密集带的接合部，具有得天独厚的江海交汇、南北居中的区位条件，是我国最具活力与竞争力的经济区域之一。近年来，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依靠改革和开放两轮驱动，使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细胞被激活，推动社会进步的生产力被释放。去年在全国利用外资增幅下降较大的情况下，长三角地区实际利用外资仍然增长了40%以上，说明外商仍然看好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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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区。

2、环渤海和中部地区将成为投资的热点区域

以京津唐为核心的环渤海地区处于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地带，是欧亚大陆桥的东部起点之一。这一区域经济增长率在中国三大经济圈中连续3年居第一，经济总量目前已占全国GDp的23%，尤其是，京津唐主要城市间在城际高速交通体系建成后将构成30分钟经济圈。这些地区所具备的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廉价的土地、劳动力等优势，为外商提供了新的投资机遇。

中部地区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已拥有便捷通达的水陆空交通网络，比较雄厚的工业基础、产业门类齐全，可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形成了独特的竞争优势。尤其是国务院于今年4月发布的《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这一纲领性文件为促进中部六省的经济发展提出了36条政策措施，为外商投资中部地区提供了政策保障。

3、服务业将成为吸引外资的重要领域

随着加入WTO过渡期的结束，服务业市场将全面开放。国际服务业对华转移放量增长期”几成定局。由于各国服务贸易领域的市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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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度越来越大，金融、保险、电信、流通等行业的跨国购并成为推动跨国投资的最重要力量。而传统制造业领域，如汽车、电子、医药、化工等的跨国购并，也在更深程度上依赖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目前，中国服务业开放度为62%，发达国家一般是80%左右。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为30%，发达国家占60%至70%，香港地区接近90%。因此，中国服务业吸引外商投资的潜力很大。

4、外资在金融领域中的地位将不断提升

随着中国入世”后过渡期临近结束，目前仍保留着一些市场准入限制的领域、尤其是金融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将会进一步扩大。作为服务业开放中最引人瞩目的银行业，去年12月6日起我国进一步扩大银行业对外开放，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扩大到汕头和宁波，并提前开放哈尔滨、长春、兰州、银川、南宁5个城市。外资银行在华业务近年来发展非常迅速，资产、存款和贷款的年增速均在30%以上。随着对外开放战略重点向金融等服务业的转移，外资入股金融企业的案例将越来越多，外资持股比例将逐渐增加，外资在金融企业中的地位将不断提高。

纵观上述分析，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前景广阔，外商在中国的投资仍具有一定的增长空间。一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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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外商投资的重点领域，跨国并购会日益成为利用外资的重要方式，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域格局也将由东部地区向内陆地区逐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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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篇3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不断扩大。国内的许多学者也都对FDI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李平、高峰(2003)在理论上重构东道国的贸易自由化对FDI流入影响的分析框架,并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贸易与FDI流入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计量分析的结果表明,中国的贸易自由化与FDI的流入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

冼国明、严兵、张岸元(2003)运用单位根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证明了外资与我国的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出口的增加反过来对我国吸收FDI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

张长春(2003)通过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投资环境进行评估,推断环境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前者主要指交通设施、通讯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后者则主要从经济发展水平、开放度和科教水平等方面来衡量。

谢正勤(2003)在张长春结论的基础上,考虑到模型的可信度、变量的量化、数据的获得等限制,选取了苏南四市并选取GDP、累计FDI、职工平均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和高校在校生占全部人口的比例等指标进行了回归分析。证明了除固定资产投资对FDI的影响不显著外,国内生产总值、累计外商投资水平对FDI的流入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职工平均工资和高校在校生比重对吸引FDI有相反的影响。

本文选取实际汇率、工资水平、交通运输能力、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四个解释变量来分析它们对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得到交通运输能力和实际汇率对外商直接投资有促进作用,而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和工资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负的影响。

二、模型建立

我们采用1980～2006年数据选取外商直接投资为被解释变量,汇率、工资水平、交通运输能力、劳动者受教育水平为解释变量。其中,汇率(hl)采用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工资水平(gz)采用的是人均平均工资;交通运输能力(jt)是采用铁路和公路的运输总长;劳动者受教育水平(edu)采用平均每万人中高校大学生数量。

为了验证每个解释变量是否对被解释变量(外商直接投资)有显著影响以及估计的系数是否具有预期的符号,我们先采用OLS对自然对数形式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下表1:

数据显示R2接近1,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很好;但F检验的相伴概率为0,反映变量间呈高度线性,回归方程高度显著。所以,下面我们进行协整分析。

为了检验各变量的时间序列特征,我们采用Augment Dickey Fuller (ADF)的单位根法来检验模型中各变量一阶差分的平稳水平。对于任意变量Yt,检验零假设Yt～I(1)相当于检验是平稳的。用ADF方法对样本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上表可以看出五个变量的原始序列都不平稳,而它们的一阶差分变量都是平稳的,即它们都是I(1)序列,因此在此基础上进行协整检验。

接着我们使用Johansen和Juselius等人提出的基于向量自回归(VAR)的多变量系统极大似然估计法对模型进行选择和协整检验。首先必须确定VAR模型的结构即VAR模型的滞后阶数。令Xt表示lgyt、lzyrs、lzc构成的列向量并进行VAR模型设定。为了保持合理的自由度使模型参数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同时又要消除误差项的自相关,因此选择最大滞后阶数为四阶,从四阶依次降至一阶来选择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使用AIC、SC信息准则和LR统计量作为选择最优滞后阶数的检验标准,并用自相关LM统计量检验残差序列有无自相关,JB检验(Jarque-Bera)检验残差的正态性。检验结果表明滞后阶数为二阶的VAR模型(以下用VAR(3)表示)整体及各子方程拟合较好,残差序列具有平稳性,不存在自相关且服从正态分布,因此确定VAR(3)模型为最优模型。用Johansen方法的得到的结果如表4所示:

方程(2)表明了1980年-2006年间的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以上结果表现在样本区间内,模型中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工资水平 (gz)、实际汇率(hl)、劳动者受教育水平(edu)和交通运输(jt)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如预期的一样,实际汇率、交通运输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有正的相关性,工资,劳动者教育水平对外商投资有负相关性。

三、脉冲响应分析及Grange因果检验

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描述的是当某一内生变量的扰动项受到一个单位的冲击而其他变量及其扰动项不变时,对所有内生变量的当前值和将来值的影响。

从上图可以看出:(1)实际汇率的一新息对外商直接投资在前8都产生正的影响。虽在9期产生了负的反应但只是短暂的,从10期开始又发生正向反应。(2)外商直接投资对交通运输能力的一个标准差新息冲击在前7期发生正向反应且第7期达到最大。随后一期发生负反应,紧接着又发生正向反应,整的来说交通运输能力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正反应。(3)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在前6期对外商投资产生负的影响,但影响不强。随后2期内发生正的冲击.从第8期后开始又发生负的反应.总的来说是发生负反应的。(4)工资水平在前9期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正的影响且反应不大,但从9期以后就一直发生强的负反应,说明工资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是负相关的。

外商直接投资(fdi)、实际汇率(hl)、劳动都教育程度(edu)、工资水平(gz)、交通运输能力(jt)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这表明他们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因果关系。Engle & Granger(1978)提出的因果关系检验是解决这类问题的常用方法,Granger因果关系是基于VAR的F检验来实现的,如果要检验序列x是否是序列y产生的原因,先估计当前的y值被其自身滞后期取值所能解释的程度,然后验证通过引入序列x的滞后值是否可以提高y的被解释程度。如果是,则称序列x是y的格兰杰成因(Granger Cause),此时x的滞后期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文章结尾表格)

说明:H0表示列变量不是行变量的Granger原因,P值是根据Wald系数检验x2统计量计算出的相伴概率,df是自由度,由软件Eviews5.0给出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10%的显著水平下实际汇率、劳动者受教育水平都是外商投资的原因。同时实际汇率、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工资水平、交通运输能力四个变量联合检验更表明在1%显著性水平下,四者都是lfdi的Granger原因。

四、结论和政策

对影响我国吸收FDI的因素分析表明,交通运输能力、实际汇率对外商直接投资有促进作用,而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工资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负的影响。说明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越好、实际汇率越高对FDI的吸引力越强,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功经验。这对于我国西部地区的发展可以起到借鉴作用,同时,我们应该加大力度引进技术含量高的外,以改变人力资源状况与FDI不相称的格局,将重点放在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上。

参考文献

[1]谢正勤.吸引FDI主要因素的实证分析——以苏南地区为例[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3

[2]孙晶晶,王林涵.FDI流入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对我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实证研究[J].赤峰学院学报.2007

[3]王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引致因素的实证分析[J] .经济经纬.2007

[4]Laza Kekic.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Balkans: recent trends and prospects. Economist Intelligence,2004

[5]Bruno Merlevede, Koen Schoors.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ransition economie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4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篇4

最近十几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外商直接投资(简称FDI)也一直保持着稳步增长的态势。联合国贸发组织最新发布的《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FDI流入量从2007年的20 999.73亿美元跌至2008年的17 708.73亿美元,跌幅为16%;2009年则更进一步跌至11 141.89亿美元,跌幅高达37%。但是中国的FDI流入量却仍然保持着相当稳健的发展势头,2008年比2007年增长了30%,高达1 083.12亿美元;2009年则为950亿美元,连续两年(2008-2009年)都保持着全球第二大吸收外资国的地位[1]。可见,中国仍然是全球最有吸引力的投资地之一。全球FDI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走出低谷,2010年上半年更是缓步回升,这些都进一步增强了全球FDI在后危机时代逐步回暖的态势。因此,作为全球名列前茅的吸收外资国,中国需要在后危机时代重新审视FDI所带来的技术转移效应,以便更有效地应对新形势下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目前,FDI的技术转移效应已成为中外学者共同关注的课题。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FDI的技术转移给发展中东道国带来的正面影响上。陈飞翔、胡靖(2006)认为,大规模的FDI流入主要是发挥出了示范效应,从而使得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在中国工业内部,FDI确实存在技术转移效应[2]。赵媛媛、陈忠红(2005)认为,跨国公司以技术战略为核心进行的直接投资,有利于东道国的技术进步[3]。叶耀明、王胜、丁明洁(2005)认为,FDI的技术转移对于亚洲发展中东道国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出口结构、产业结构、人力资本等的改善都产生了实际效应[4]。Maja Bacur(2009)指出,FDI的技术溢出是通过东道国子公司与当地供应商之间的后向关联来实现的[5]。就目前研究文献来看,中外学者都侧重于分析FDI技术转移给发展中东道国所带来的正效应,而对FDI技术转移的负效应则分析不足。本文结合全球FDI的现状给中国所带来的严峻挑战,从市场垄断效应、本土研发挤出效应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效应这几方面分别对FDI对华技术转移效应进行冷静、客观的实证分析,以期在后危机时代对FDI的技术转移效应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本文所采用的“FDI技术转移”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跨国公司自愿的技术输入和非自愿的技术溢出。

二、FDI技术转移的市场垄断效应

随着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不断增长,跨国公司对中国子公司进行的技术转移步伐也不断加快。这种技术转移在增强国内产业竞争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明显的市场垄断效应。根据商务部2006年6月发布的《中国产业外资控制报告》:在中国业已开放的各大产业中,市场份额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的占21个[6]。以日用化工产业为例,跨国公司通过对其中国子公司进行技术转移以及在华并购,逐步拉大了和东道国本土日化企业的距离。2003年法国欧莱雅集团收购中国护肤品牌“小护士”,2007年德国拜尔斯道夫收购丝宝集团85%的股份,2008年美国强生完成对北京大宝化妆品有限公司的收购。目前,日化产业70%以上的市场份额都已被外企巨头宝洁、联合利华、强生、欧莱雅所占据[7];本土企业如浙江纳爱斯、广州立白等只是在中低端细分市场上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根据贝恩分类法[8](见表1),CR4≥70%,由此可见,中国日化产业的市场结构属于寡占III型(中等程度垄断)。这种被外资垄断的产业正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商务部《2008年中国产业安全状况年度评估报告》[9]表明,外资在中国的并购领域正不断拓宽,由一般消费品行业向装备制造业、原材料等基础性行业拓展;外商独资化倾向日趋明显,外商投资企业中外商独资企业所占比重由1984年的3.8%上升到2007年的78%;外资并购的战略意图显著增强,近年来外资并购国内知名企业甚至龙头企业的情形日益增多。因此,我们在看到FDI技术转移的正面效应(如“示范效应”并进而提升东道国产业竞争力等)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跨国公司通过绝对控股或跨国并购等非对称性竞争方式,在技术基础相对薄弱的发展中东道国很容易取得市场竞争优势,迫使本土企业逐步退出市场,从而导致了市场呈现寡占型垄断格局。

资料来源:Bain,J.S.Industrial Organization。

三、FDI技术转移的本土研发挤出效应

伴随着FDI技术转移的深入发展,部分跨国公司相继在中国设立独立的研发机构,或与具备一定技术创新能力的中国本土企业建立研发(简称R&D)联盟,共同开展研发工作。跨国公司的这一做法,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R&D投入的不足,对中国本土企业的研发与创新能力的提升起到一定的示范效应[10]。然而,由于中国本土企业受整体研发能力低下、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习惯性依赖心理等因素的影响,这种示范作用并没有给中国本土企业带来相应的市场压力和内在动力。一方面,出于对技术转移“回飞镖”效应的担心[2],跨国公司在进行技术转移时往往对技术机密实施严格的控制,这就给中国本土企业对接跨国公司的R&D资源设置了很大的障碍[10];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本土企业研发能力低下、缺乏有效的R&D发展战略以及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习惯性依赖心理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一种对FDI技术转移的长期依赖,而这种依赖性无疑会加强技术提供者在转移技术时的谈判法码[11],从而对技术受让方提出诸多要求与限制,这些要求与限制又会给本地R&D能力的发展制造屏障,进一步加强中国本土企业对FDI技术转移的依赖,导致中国本土研发陷入恶性循环。目前,有不少企业仍然停留在简单的模仿加工甚至OEM阶段,导致研发水平得不到进一步的提升。

历经三十多年的体制改革,中国企业逐渐成为R&D活动的主体。据统计,2007年中国企业R&D经费支出占全国总支出的比重为72.3%[12]。但与此同时,中国企业R&D经费中外商投资企业所占比重也在逐年提高。比如,按统一口径计算的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总额中,外商投资企业2003年仅占23.2%,到2007年则上升到29.1%[13]。由此可见,在中国企业R&D经费支出的增长额中,很大一部分是FDI技术转移的贡献。

从R&D经费投入强度(即R&D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来看,中国在最近十几年间呈现出稳步增长的态势(见表2)[14]。

资料来源:Main Science&Technology Indicators:2009/1 edition。

根据表2的数据,运用时间序列模型进行线性拟合,可求得中国R&D经费投入强度模型:

其中,t为时间(设定1995年t=1),yt为对应时间的R&D经费投入强度。经检验,相关系数R=0.997 9,相关度极高。假定今后一段时期中国R&D经费投入强度保持相应的增长速度,则用上述模型可预测出今后一段时期中国R&D经费投入强度(见表3)。由预测结果来看,2010年中国R&D经费投入强度与国家“十一五”科技发展规划所确定的发展目标(2010年达到2%)[13]仍有不小的差距。

资料来源:Main Science&Technology Indicators:2009/1 edition。

中国的R&D经费投入强度不仅与发达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见图1),甚至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6%)[14]。若以中国2010年的GDP预测值371 405亿元来计算,R&D经费投入离规划缺口达1 062.22亿元(1)。

技术自主率(即R&D经费与技术引进经费的比例)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OECD)等国际组织用来测度各国对外技术依赖程度的重要指标。该指标值越高,则说明该国的对外技术依存度越低。笔者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2-2008年》的统计数据,可以计算出中国的技术自主率(见表4);并将中国的技术自主率与OECD最新一期《主要科学技术指标》所公布的部分其他国家的技术自主率进行对比(见表5)[14]。从技术自主率来看,中国的技术自主率仍然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见图2)。过低的技术自主率意味着FDI技术转移对中国本土研发存在挤出效应。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2-2008年)》;《2008中国贸易对外经济统计年鉴》。

资料来源:Main Science&Technology Indicators:2009/1 edition注:NA表示无数据。

资料来源:Main Science&Technology Indicators:2009/1 edition。

四、FDI技术转移的知识产权保护效应

随着FDI技术转移的不断加强与深入,外资企业在华的科技活动经费占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经费的比重逐年上升(见表6),由此而带来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也日益突出。虽然FDI技术转移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但是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增强、知识产权立法保护强度的加大并不能完全代表中国实际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强度与执法强度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和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敏感度有很大关系。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2-2008年)》。

一方面,跨国公司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敏感度不高。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目的,决定了其技术转移的很大一部分流入了标准化程度高、技术密集程度低的产业。这些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往往较低,对跨国公司所转移的技术以及相应产品的模仿率较高。如果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过高,虽然跨国公司作为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得到了一定的保护,但其所面临的专利申请、侵权诉讼等成本以及由此造成的资源浪费也都相应增加。另外,如果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过高,跨国公司将改变其参与国际竞争的最佳形式,会选择技术许可而不是FDI[15],那么其原本拥有的内部化优势及区位优势就会削弱甚至丧失。因此,跨国公司在加强对华技术转移的同时,并没有对中国目前较低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提出过多的异议,其关注度及敏感度都不高。

另一方面,中国本土企业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敏感度不高。中国本土企业在技术上处于劣势,再加上研发创新能力有限,主要以模仿加工为主。如果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过高,仿冒、复制将被禁止,中国本土企业的模仿成本将会加大、模仿成功率也会降低[15]。除此之外,中国本土企业的侵权应诉成本、R&D经费投入以及使用技术所支付的知识产权许可费用等都将增加。而且,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加大无疑会提高FDI技术所有者对技术的垄断权,对市场价格进行垄断并对中国的技术接受者及使用者提出种种不合理的要求与限制。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本土企业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都将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中国的本土企业在对各种需要及利益进行权衡之后,对中国目前较低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也不敏感。

由此可见,FDI技术转移所涉及的企业各方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敏感度都不高,而这种低敏感度也令FDI技术转移对中国目前的知识产权保护现状没有起到较强的改善与促进作用。根据国际产权联盟的研究结果,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为4.4,在115个抽样国家中仅排名第70位,低于亚太国家的平均水平(5.31),也低于全部抽样国家的平均水平(5.14)(见图3,括号内数字为该国在115个国家中的排名)[16]。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Property Rights Index(IPRI)2009 Report。

五、结论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全球FDI流入量缩减,但是中国的FDI流入量却仍然保持着相当稳健的发展势头,FDI对华技术转移的进程也不断深入。但是,FDI对华技术转移的加强和深入,也给中国带来了产业集中度较高的市场垄断局面;FDI对华技术转移令中国的本土企业产生了依赖心理,技术自主率低,从而导致了本土研发的挤出效应;另外,FDI对华技术转移难以从总体上促进和改善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在国际上仍然停留在较低水平。综上所述,中国需要在后危机时代对FDI技术转移效应进行冷静的思考,以更有效地利用FDI对华技术转移并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摘要：外商直接投资对华技术转移的加强和深入,在增强中国产业竞争力的同时,一方面带来了产业集中度较高的市场垄断局面,中国本土企业产生依赖心理,导致本土研发的挤出效应,另一方面对促进和改善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效果也不明显。因此,在后危机时代,中国需要对外商直接投资对华技术转移效应进行冷静思考,以更有效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并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篇5

优化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结构的对策探析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飞速发展,现已跃升为世界第一.然而,形成已久的`外商直接投资结构问题,诸如技术结构、市场结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来源结构等,却未因引资规模的扩大而有所消减.事实上,随着内外引资环境的变化,还会有进一步变化的趋势.应通过完善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大力扶持民族产业、提高中西部地区引资力度、扩大引资来源等途径措施,合理解决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中存在的问题,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作者：徐燕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经济研究所,浙江,金华,321004刊名：丽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LISHUI TEACHERS COLLEGE年，卷(期)：26(1)分类号：F120.2关键词：技术结构市场结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

西部应该如何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篇6

西部FDI占全国的比重有走下坡趋势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全球投资前景评估机构”2004年发表的专题工作报告中，中国被列为全球对FDI最具吸引力国家。2003年中国吸引外资达570亿美元，创历史性最高，占亚太地区外资流入量的一半以上。然而，大量涌入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呈现出极度不平衡分布的特点。

历年来，东部一直都是中国吸引FDI的主要聚集区位，比重大多在85％以上，而中西部的比重仅7％一16％区间，尤其1990年起，西部的比重为最低，大约只占到4％左右。

尽管2000年以来，中央政府给予了西部一系列优惠政策，但不均衡趋势并未得到有效转变，西部FDI占全国的比重有走下坡趋势，从1997年的5．58％到2003的3．25％。

为什么FDI不向西部集聚呢?有的学者认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北上”趋势有所加快，而“西进”的趋势则不明显；从长远看，外商对西部地区的转进不可能是“大跨越式”的。其原因是西部改革开放严重滞后，投资环境尤其是投资软环境更令人担忧，此外由于政府机构臃肿庞大，行政办事效率低，手续复杂繁锁，增加了交易成本。

有的学者则认为，外资“西进”趋势并不明显，原因是，西部地区观念落后，配套能力不高，基础设施不完善，专业人才供应不足，东部地区政府不愿意外资从本地转移出去。此外由于信息不对称，外商对西部缺乏了解，害怕上当受骗和安全没有保障。尽管中央对投资西部有优惠政策，但他们有的不敢贸然进入西部投资，有的还没有投资的打算。

优惠政策效应趋弱

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国家陆续在东部和中西部等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但优惠政策对各地区的影响是不同的，这表现在下述两方面原因：一是东部先于中部、西部实行优惠政策；二是三大区域的第二轮优惠激励政策的时间不同步。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首先赋予东部地区一系列吸引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1992年起中部、西部地区也开始享受东部地区原先的优惠政策，而这时东部地区因更全面开放及累积效应进入第二轮优惠政策激励。但中国实施开发大西部重大战略，并赋予西部地区更优惠的政策，即西部地区进入第二轮优惠政策激励，却是从2000年起。

优惠政策的激励效果的确比较明显。以中部地區为例，1992年以后，中部地区开始享受先前东部地区FDI优惠政策，吸引外资飞速增长，从1991年的16734万美元到1993年的234273万美元，仅仅两年的时间，增长了13倍。

不过，从长期效应看，这种政策效应已逐渐呈弱化趋势，如2000年起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在近几年对西部地区吸引FDI影响不显著。这可从2000年至2003年西部的FDI占比4．64％、4．15％、3．82％、3．25％等四个逐步下滑的比值中得到验证。这表明，在新的引资发展阶段中，各区域不应过度开展区域间优惠政策的竞争。

低劳动力成本不再是获得投资的优势

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似乎一直是中国各区域引资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东部引资的初期阶段，低成本优惠更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主要的因素，但随着更多的跨国公司及高质量外资进入，在东部其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已不存在了，更多的高质量外资倾向于以较高成本留住高素质优秀人才。

通过研究发现，当前东部的低成本优势已逐步消失，而且职工平均工资还有了提高。比如在1986—1991年第一阶段，职工平均工资每降低1个百分点，FDI就增加0．409个百分点。然而，在第二阶段，也就是从1992年到2003年期间，职工平均工资每提高1个百分点，反而促进吸引FDI提高了0．39个百分点。

这一新的变化基于两个方面原因：一是东部地区的职工素质提高了，无法以原来的低成本获取足够的劳动力，这可以从该阶段后期东部地区，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的“缺工”显著现象得到证实。如果不适当提高工资，这一地区的“缺工”现象将持续。二是东部地区FDI已从第一阶段的以低质量外资为主转向以高质量外资为主，即一些大型跨国公司等高质量的外商直接投资陆续进入我国，他们更愿意通过高工资来吸引高素质人才。

而目前进入西部的还是低质量的FDI，对劳动力质量要求不高，更偏好于低成本的劳动力。但随着高质量FDI的进入，低成本劳动力对FDI的弹性影响存在弱化趋势。所以，西部今后若要提高FDI的质量，还需通过进一步优化人才结构，加强人才教育与培训来提高劳动力质量，以吸引高质量外资的流入。

提高第三产业比重

东部吸引外资的初期，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当时还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正处于萌芽状态，市场很不成熟，因而外商直接投资更愿意选择GDP大的地区。而且，从东部地区在1986—1991期间的企业结构分析看，大批量的民营企业或乡镇企业为能享受到外资优惠政策，纷纷戴上“洋帽子”、“红帽子”，这部分企业也大多以国内市场为主。

但重要的是，在东部引进外资的初期，FDI主要集中在出口加工型产业，这与打造“中国制造”是吻合的。在东部1992年以前，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第二产业比重的提高，或第三产业比重的下降，均可以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东部。

然而，这个趋势在1992年后有了新的变化。1992年以来，中国的FDI进入一个高速增长期，即随着大量高质量外资的进入，提高东部地区第三产业的比重，降低第二产业的比重，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东部。

不过，在西部，迄今为止第三产业比重变化对外商直接投资流人的反向影响仍然十分显著。统计显示，西部第一二产业的总比重增加1个百分点，FDI流入量会增加2．509个百分点。这说明在西部引资的整个历程里，FDI更倾向于投资其第一或第二产业。

目前中国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电石、汽车、铜冶炼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水泥、电力、煤炭、纺织行业也潜存产能过剩的问题。比如铁合金行业，现有生产能力是2200多万吨，企业的开工率目前仅仅是40％左右；焦炭行业的产能也超过1亿吨，同时还有在建和拟建的各3000万吨。

从对外资的影响来看，一方面，外商对这些行业的投资必然会减少甚至逐渐淡出；另一方面，原本打算投入这些领域的国内资金，会改投其他领域，从而对其他领域的外资产生挤出效应。因此，从长远来看，西部在通过信息化改造来提升第一、二产业的附加值的同时，还应重视研究如何能更好地通过提高第三产业比重，来推动更多外资流入。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篇7

(一) 第一阶段 (1992—1996年) 。

1992—1996年, 外商投资总额由1992年的1684.82亿美元增长到1996年6733.72亿美元, 增长了3倍。外商在华投资企业登记数大幅度增加, 从1992年的84371户增加到1996年的239763户, 增长1.8倍。1992年, 邓小平在市场经济姓“资”姓“社”问题上一锤定音, 不但解放了思想、加速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步伐, 也加速了对内开放、对民企开放的步伐。在这一期间, 各类外资企业在我国相继设立, 特别是1993年, 年末新注册外资企业83136家, 几乎和1992年以前累计注册外资企业的数量持平。

(二) 第二阶段 (1997—2001年) 。

1997—2001年我国外商投资总额由1997年的7230.91亿美元增长到2001年的8101.42亿美元, 增长了21.48%, 在这一阶段外商投资总额相对第一阶段增幅放缓。外资企业的注册数量由1996年的239763家减少到1997年的234975家, 到2001年减至201653家, 减少了15.89%。主要是由于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 各投资国回笼资金, 导致在华投资企业数量下降。随着危机的减缓和各国政府各项救济措施奏效, 在华投资外资企业数量减少势头有所缓和。

(三) 第三阶段 (2002—2008年) 。

2001年中国加入WTO, 为实现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 中国相继开放各种市场, 积极吸引外资企业在华投资。外商投资总额快速增长, 2002年外商投资总额累计9074.09亿美元, 外资企业数量从2002年的207378家增加到2008年的434701家, 增长率109.62%。

外商投资总额快速增长, 由2002年的9074.09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27755.67亿美元, 增加2倍多,

(四) 第四阶段 (2009年至今) 。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 世界各国把目光都投向中国。在这期间, 2009年外商投资总额达9454亿美元, 这一阶段外商投资总额增速相对于2002—2007年放缓, 但仍高于1991—2001年。除了2009年末注册企业比2008年减少了692家, 其他年份外资企业数量都在增加, 说明中国吸引外资受到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但是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影响程度较小。

根据商务部统计, 2012年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4925家, 同比下降10.06%;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17.16亿美元, 同比下降3.7%。其中, 亚洲十国/地区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19890家, 同比下降10.82%, 实际投入外资金额957.37亿美元, 同比下降4.76%。美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1374家, 同比下降8.22%, 实际投入外资金额31.3亿美元, 同比增长4.5%。欧盟27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1698家, 同比下降2.58%, 实际投入外资金额61.07亿美元, 同比下降3.8%。其中, 外资主要投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金融业, 批发和零售业, 采矿业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入。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93—2012)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1998, 2012年) 数据整理得出

从表1可以看到, 2011年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比1997年增长近7.6倍, 其次是批发、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 房地产业, 农、林、牧、渔业。而在采矿业, 建筑业和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则出现了负增长。

二、外商在我国四大经济区域的投资情况

据统计, 全国外资企业注册数量由1992年的84371户增长到2011年的446265户, 同全国外资企业注册数量发生同步变化的是东部地区, 东部外资企业数量由1992年的66128户增长到2011年的340265户, 增长4倍多, 全国外资企业注册增长约4.3倍, 两者几乎持平。而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外资企业注册数量分别由1992年的6428户、6160户和5656户增长到2011年的39336户、38747户和27917户, 分别增长了512.04%、529%和393.58%, 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外资企业注册数量年均增幅均大于全国和东部, 但是东北的外资企业注册数量年均增幅略小于全国和东部地区。

以上分析只是简单从外资企业注册数量方面来考察外资企业在我国四大经济区域的分布状况, 还应考虑外资企业的大小以及投资额度的大小, 图2是1992—2011年外商投资总额的注册登记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1993—2012年) 整理得出

从图3中, 看到三条趋势线, 分别是全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趋势线。这和图2中外商注册数量的变化趋势大致相同。但是在增速方面的差异较大, 1992年的外商投资总额是1684.82亿美元, 2011年外商投资总额较1992年增长了15倍多, 东部地区外商投资总额由1992年的1330.58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20977.84亿美元, 也增长了近15倍, 然而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 外商投资总额分别由1992年的120.89亿美元、122.96亿美元和110.39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2430.70亿美元、2245.49亿美元和2101.63亿美元, 仅分别为1.9、1.7和1.8倍。

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在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和外商投资总额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外商在我国四大经济区域投资严重失衡。

三、外商在我国四大经济区域投资差异的原因分析

(一) 战略和政策导向作用的结果

改革开放后初期我国实施重点开放沿海地区, 逐步向内地开放的经济发展战略。强调效率、市场机制和相对优势的对外开放, 20世纪80年代初继4个经济特区正式批准后, 又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 这种沿海倾斜型对外开放政策对特区和沿海其他地区开展对外贸易、吸引外资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我国的中部、西部和东北三个经济区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政策倾斜。1992年以后, 逐步形成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相继开放沿边口岸城市、内陆边境城市和内陆省会城市。1999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由于地区开放政策不同造成各地区对外开放时序的差异。加上不同的经济、历史发展基础及环境背景值更导致各地区对外开放程度的差异。这是导致外商在中国四大经济区域投资差异的主要原因。

(二) 区域经济差异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我国幅员辽阔, 地区间自然条件迥异, 决定了不同地区发展存在“先天性”差异。东部以平原为主, 气候宜人, 土壤肥沃, 交通便利, 占据先天发展优势, 东部沿海城市和港澳台距离较近, 和东南亚国家交往频繁, 能够较快接受外界信息及分享经济发展成果, 接近港口和对外联系的便捷运输条件。我国在吸引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初期, 主要是发展外向型的直接投资, 在这种政策的指引下, 投资者的理性选择是在有利于对外经济贸易的地区进行投资。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交通相对闭塞, 交通运输条件与东部地区存在巨大差距。如西部多为山地丘陵和戈壁沙漠, 与外界的信息交流及贸易往来受到限制, 经济社会发展不利因素多, 外商直接投资在注重一般性规律的前提下, 导致了我国在地区分布上吸引外资的差异状况。

(三) 投资回报率存在差距

东部地区产业链条完整, 吸引的投资企业基本包含有一个行业的上、中、下游企业, 其投资效率相对较高。其他三个地区投资企业关联性较小, 产业链很短, 投资效率这也是造成地区之间引资差异的一个明显因素。

四、优化外商在我国四大经济区域投资布局的对策建议

(一) 加强人力资源队伍建设

若想改变现在外商在华四大经济区域投资不均衡的现状, 首先要制定人才吸引措施, 实现人才的跨区域流动。使东部的高精尖人才向中部、西部和东北转移, 同时加大吸引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和高级人才的扶持力度。在此基础上, 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 形成独特的区域经济特色, 吸引外商到中部、西部和东北投资。我国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在积极吸引外来人才基础上, 也要加大对当地人才培养力度。将引进东部和外来的高精尖人才和实现高素质人才的跨区域流动作为一项长期战略。改变中部、西部和东北与东部的人力资源结构差异, 逐步吸引更多的外资企业到中部、西部和东北投资设厂。

(二) 充分利用区域资源优势吸引外资

中部、西部和东北可以利用资源优势缩小与中东的引资差距。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有大量的劳动力资源, 自然资源丰富, 土地资源充裕, 蕴藏大量的煤、石油、有色金属和森林资源等, 拥有吸引外资的资源条件。但是在吸引外资时, 也要注意不能一味地求多求大, 要有选择地引进外资, 坚持不以牺牲自然资源和环境换外资的原则, 结合本地区的实际, 引进具有污染小、附加值高的产业, 努力实现本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缩小与东部的差距。

(三) 政府不断完善引资政策

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应积极争取国家的政策支持, 国家应在宏观层面更好、更快地协调好中部、西部和东北与东部的协调发展, 缩小引资差距。注重制定招商引资的引导性政策,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优化投资环境。积极利用财政资金, 支持招商引资工作的进行。坚持“企业为主体, 政府定政策、创环境、破瓶颈、搞服务”的引资指导思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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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新变化篇8

一、投资规模处于波动状态

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体呈增长趋势, 但却经历了两次大幅缩水。 (图1)

1991~1997年日本对我国的实际投资金额由5.33亿美元增加到43.26亿美元, 增加了7.12倍。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 从1998年开始,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大幅下降, 并在2000年达到低谷。

随着中国加入WTO,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逐渐提高, 日本又一次加强了对华直接投资力度。2001年日本对我国的实际投资额由2000年的29.16亿美元上升到43.48亿美元, 上升49.11%, 重新回到1997年的水平。2002年日本对我国直接投资额度略有减少, 但从2003年起, 日本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快速增长, 一直持续到2005年。在这三年间, 日本对我国实际投资额从50.54亿美元增至65.30亿美元, 累计增长29.20%。

从2006年开始,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规模又连续两年下滑。2006年日本对我国实际投资45.98亿美元, 同比下降29.59%, 占我国利用外资总额的比例由10.82%降至7.3%。2007年日本对我国非金融领域的实际投资额由上一年的47.59亿美元降至35.89亿美元, 同比下降24.59%。这一次日本对华投资下降的原因较复杂, 但主要原因是国内投资环境的改变, 如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等, 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中国劳动力成本有所提高。近年来, 中国政府加强了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政府的一系列措施, 如劳动合同法的实施, 增加了外资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同时, 通货膨胀促使雇员提高了对工资的要求, 这些都会导致劳动力价格上升, 提高企业成本。在这种情况下, 日本企业不得已寻找劳动力更廉价的国家, 将越南等国作为中国的替代投资地, 以继续维持低劳动力成本。

第二, 我国颁布了新企业所得税法。2007年3月1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获得通过, 该法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新企业所得税法的重要变化是“两税合一”, 改变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不等的不公平待遇。该法虽然在2007年公布, 但日本对其早有关注, 在2006年甚至更早就已充分认识到此类政策风险, 这也影响了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热情。

第三, 人民币升值增加了投资成本。自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 人民币持续升值。根据中国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汇率, 2006年第一个交易日, 人民币兑日元的汇率中间价为6.9535, 而到2007年最后一个交易日, 人民币兑日元的汇率中间价则为6.4064, 也就是说, 在这两年间人民币兑日元累计升值了7.87%。这意味着如果剔除其他因素, 日本企业对华投资成本增加了7.87%, 这必然会影响到日本企业来华投资。

虽然上述因素阻碍了日本对华投资, 但任何日本企业都不会放弃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随着日本对华投资产业的调整和动机的转变, 日本对华投资规模将会在未来的几年内逐渐趋于稳定。

二、非制造业投资增长迅速

根据日本财务省统计, 2007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中, 制造业投资为4926亿日元, 同比减少13.1%, 占总投资额的67.4%;非制造业投资为2, 378亿日元, 同比增长58.3%, 占总投资额的32.6%。虽然制造业投资的总额仍远高于非制造业投资, 但与制造业投资相比, 非制造业投资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究其原因, 首先, 是我国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中国加入WTO后, 逐渐开放了服务业, 并于2006年末实现了金融保险业的全面开放, 这为日资进入中国服务业提供了政策条件;其次, 如前所述,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上涨幅度较大, 而日资在中国的制造业还是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 这不利于日资继续进入制造业;最后, 由于进入时间较长, 日本制造业在我国的相关市场上已经有了一席之地, 而日本非制造业在我国相关市场所占比例较小, 为了扩大中国市场, 日本企业必然要加大对非制造业的投资。 (表1)

(单位:亿日元、%)

资料来源:国际商报, 2008年5月6日, 中日经贸合作特刊

在非制造业领域, 日本对华投资主要集中于金融保险业和批发零售业, 尤其是金融保险业, 2007年该行业投资金额达1, 098亿日元, 与2006年相比增长了3倍, 占非制造业投资总额的46.17%, 及总投资额的15.0%, 在所有行业中排名首位。众多日本银行和保险公司以我国开放金融保险业为契机, 通过直接投资进入中国, 已在华经营的日本金融机构也纷纷扩大投资规模。瑞穂实业银行、三菱东京UFJ银行、日本三井住友银行、日本财产保险公司等日本知名金融机构均在中国设立了多家分支机构。另外, 制造业也出现了成立金融公司的动向, 日立制作所已在我国建立了集团内金融子公司“日立 (中国) 财务有限公司”, 日产汽车也即将成立“东风日产汽车销售金融公司”。可见, 虽然短期内日本对我国直接投资的动力不足, 但在金融保险领域的投资热情高涨。

三、投资动机由降低成本向占领当地市场转变

20世纪九十年代以前,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是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以及各种优惠政策, 以降低生产成本。这一阶段的日本对华投资主要集中于食品、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在华生产的产品主要返销日本或出口至世界其他市场。随着中国市场规模的扩大和消费层次的提高, 进入21世纪以后, 日本对华投资的首要目的变为占领中国市场。这种趋势可以由日资企业的销售市场份额得到证实。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统计, 2004年在华投资于制造业的日资企业, 当地销售额、向日本出口和向第三国出口在总销售额中分别占43.7%、30.3%和26.0%;而到2005年第三季度, 当地销售的比重上升至46.0%, 向日本出口和向第三国出口分别下降到29.3%和24.7%。可见, 中国市场已成为在华日资企业最重要的市场, 占领当地市场已成为日本对华投资的最主要动机。

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动机的变化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市场规模迅速扩大。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居民收入水平逐步提高, 不断增加的购买力吸引了全球企业的目光, 中国已成为各国企业竞相追逐的市场。而日本由于“失去的十年”, 经济衰退、市场萎缩, 当地企业急于寻找海外市场, 在这种情况下, 日本企业将与之毗邻的中国作为最重要的海外市场。这种投资动机的转变也决定了未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规模终会止跌回升。

四、日本企业在华研发“本土化”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在中国设立了研发中心。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在2007年11月至2008年1月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 在拥有海外据点的520家企业中, 有9.6%的企业将中国设置为研发中心, 这一比例超过了美国 (同时期在美国设立研发中心的日本企业比例为8.1%) , 居世界首位。很多进入世界500强的日本企业在华设立了研发中心。例如, 2001年日立制作在北京新设研发中心, 进行冰箱、洗衣机等产品的开发;2003年NEC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研究院”;2007年欧姆龙在上海开设了首家海外研发基地;同年本田技研工业在广州设立了研发子公司“广州本田汽车研发有限公司”, 计划在研发子公司开展新型汽车的开发。松下、三菱、富市施乐等日本企业也已经在我国设立了研发中心。

日本企业选择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 其动机主要是削减成本和扩大市场。中国不仅拥有大量的普通劳动力, 还拥有众多研发人才, 这些人才主要集聚在大城市, 其工资水平与日本相同素质的劳动力相比要低得多。日本企业将研发中心设于中国, 可以充分利用中国高素质、低成本的人力资源。在市场方面, 1995年之前, 多数日本企业只把中国作为组装基地, 在中国使用的技术层次较低, 但这种行为渐渐与中国的市场地位不符。随着中国市场地位的提升, 来自欧美的跨国公司陆续在华成立了研发中心, 并根据中国消费者的需求进行产品研发, 这威胁到了日本企业在中国某些领域的地位。日本企业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不得不跟上欧美企业的步伐, 逐渐提高在我国投资项目的技术成分, 并积极与中国本地大学进行技术合作。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篇9

一、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现状和特点

1、从韩资占中国引资的比重来看, 韩国成为中国重要的引资来源国

1992年中韩两国建交以来, 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增长迅速, 增速高于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增速。1992年以来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占整个中国吸引外资的比重, 1992年比重最低为1.09%, 2004年最高达到10.3%。1992-1997年, 韩资比重由1.09%到4.73%左右, 是一个快速发展期;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比重稍有下降, 但1999年以后, 韩资进入了一个加速增长的阶段, 以2003、2004年增长最快;2005年后由于中国劳动成本上升, 引资政策改变等原因出现下降的情况。

2、从投资规模上看, 以中小规模项目为主, 且以制造业投资居多

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单个项目投资规模较小, 历年来的项目规模均小于外资平均项目规模。1992年两国建交之初, 韩国对华投资以劳动密集型和中小加工型项目为主, 技术水平较低, 平均规模仅为64.16万美元 (合同额) , 近些年来虽仍以中小项目为主, 但与平均项目规模的差距已有所缩小, 项目规模有扩大趋势。韩国企业对华投资以制造业居多是另一特点, 约占投资总数的80%左右, 而且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 如纺织服装、玩具、鞋类、皮革加工等。

3、从韩国企业对华投资的地区分布来看, 环渤海、东北三省和长三角地区是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三大区域。

这主要是由于:①山东省与韩国隔海相望, 尤其是胶东半岛与韩国的交往历史长久, 中国把山东省作为发展同韩国经贸合作的的基地, 韩国也倾向于以山东为首选地;②东北三省居住着我国大多数朝鲜族公民, 与韩国人语言相通、文化习俗相近, 且交通运输方便;③长三角地区在经济、地域、环境、贸易等各方面的综合实力较强, 产业发展空间广阔, 是中国经济最发达, 最有活力的区域。

二、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特征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 本文将主要考察中国市场开放度、中国生产成本、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基础设施建设等因素。笔者选取1992-2007年共16年的数据, 对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其中以韩国对华直接投资额为被解释变量, 其他变量选取如下:

1、FDI:韩国对华直接投资额

该变量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 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 所选值为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实际发生额, 单位为万美元。

2、OPEN:中国市场对韩国的开放程度

以往多项研究均表明某国市场的开放程度越高, 越有利于吸引外资。本文拟通过中韩之间进出口贸易总额同中国GDP值之比来衡量。中国GDP和中韩进出口贸易总量, 均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3、Wage:中国的劳动力成本

在影响海外投资的各因素中, 生产成本至关重要, 而其中又以劳动力成本最有代表性。本文选择中国制造业月工资总额为研究对象, 数据来源于世界劳工组织。

4、GDP: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中国不断增长的巨大市场容量是吸引外来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 诸多学者的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考虑到滞后效应的影响, 笔者选取上一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来度量这种投资影响因素。

5、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等诸多方面。本文采用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来衡量基础设施建设。

剔除价格变动因素后, 笔者运用计量软件Eviews5.0采用最小二乘法对以下计量模型进行估计,

回归过程中发现GDP的影响不显著, 在对各个变量之间数量关系的综合比对和多种函数形式的拟合效果筛选后, 剔除GDP后最终选取模型 (2) 。除GDP外的其他变量均符合预期假设, 各解释变量t值均通过 (下转第115页) (上接第127页) 了5%的显著水平检验, 调整后的R2值达到0.92, 具体见表1。

依据本文建立的计量模型和经验分析, 可以认为影响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是中国的工资水平、中国的市场开放度以及基础设施建设, 而中国市场规模则没有预期的显著。80年代后, 韩国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 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某些制造业, 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逐渐削弱。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且成本低廉, 自然就成为这些产业转移的目的地, 使得中国被作为低增值的劳动密集型环节纳人国际分工系统之中。市场开放程度 (OPEN) 用中韩之间进出口贸易总额/中国GDP来表示, 事实上也反映出中韩贸易对直接投资的推动作用, 说明两者之间是互补的关系。韩资企业中不少都是“两头在外”的中小型加工贸易企业, 原材料、配件80%以上从韩国进口, 产品主要销往国外, 其中很多产品100%外销, 只有很少部分内销。因此邮电通讯、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健全显得很重要, 这将直接影响到运输成本、时间成本。中国的GDP在回归中并不显著也反映出韩国企业是以出口加工型、劳动密集型为主, 生产的产品大多并不内销, 我国经济增长对韩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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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篇10

(一) 跨国公司FDI理论回顾

从经济理论上对跨国公司FDI的正式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 相继出现了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具有代表性的理论。

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理论在跨国公司区位选择方面的主要贡献在于:从企业规模、产业分类、东道国基础设施三个层次分析了影响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因素;解决了传统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无法解释的国家之间相互交叉投资的现象。1966年美国学者弗农提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到境外直接投资是伴随产品生命周期运动展开的, 外国直接投资是生产过程或产地转移的必然结果。内部化理论由英国学者巴克利和卡森提出, 加拿大学者拉格曼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该理论认为市场内部化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中间产品交易困难、外部市场失效和外部市场交易成本过高。当内部化的过程跨越了国界, 就形成了跨国公司。

J·邓宁在融合S·海默、P·巴克利和M·卡森等前人的理论基础上首次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他将三种优势纳入分析模式 (简称OLI模式) :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前两种优势解释企业为什么对外直接投资, 企业在东道国所拥有的区位优势可以解释外商投资的区位模式。对于企业区位选择, 区位理论提出三个标准: (1) 成本最低化; (2) 接近市场; (3) 获得集聚经济。

(二) 区位优势的演化

邓宁认为, 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是企业跨国投资的基础, 前两者是对外投资的必要条件, 而区位优势作为影响跨国投资的外生变量, 是充分条件。区位优势既然是外生变量, 就容易被竞争对手所复制和模仿, 因此区位优势不能成为跨国公司核心竞争力的来源。

然而20世纪90年代之后, 知识取代资本和一般性自然资源成为企业获取区位优势的关键要素。现在的FDI不仅仅是对母国所有权垄断优势的转移运用或适度调整, 而是更倾向于获取可应用于全球的区域性知识资源和战略性资产, 对其利用和整合, 共同发展以产生新的优势。对此, 邓宁也对原有的区位优势理论进行了改进: (1) 知识要素和战略性资产取代传统的自然资源等地理上的优势, 成为区位选择的主流, 区位优势超越了单纯的要素禀赋、东道国政策环境等地理优势; (2) 跨国公司国外分支机构更加根植于东道国, 体现在当地价值链的深化、高层次活动的定位等; (3) 跨国公司更加追求的区位特定要素, 如经济、制度结构、政府政策等, 更为突出的是空间集群成为重要的区位吸引因素。

(三) 产业集群理论

按照产业集群理论的解释, 产业集群指的是相关的产业活动在地理上或特定地点的集中现象, 也是一种产业组织演变和发展的结果。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在特定区域的聚集显然也是产业集群现象。产业集群可以明显提高本地区产业与其他地区产业相比的竞争力。在产业集群的形成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自然资源和运输成本。产业在特定区域内的集群可以使企业更直接的与原料供应商及客户直接联系与沟通, 降低运输成本, 这种集群效应是客观存在的。

2.规模经济与外部性。

3.相关延伸产业的支持。这种支持使集群内的企业可以得到专业化的服务, 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4.企业家精神、制度与政府政策。

二、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地域分布

(一) 从东、中、西三个地区分析

FDI在中国地区分布是非常不均衡的, 表现出明显的地理上的集聚。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还有向中国东部地区集中的趋势。从图1可以看出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 我国东部地区的实际利用外资份额一直在80%以上, 近年来达到90%, 而且有增长的趋势, 西部地区利用外资额最少, 近年来在5%左右。

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划分如下:西部地区包括的省级行政区共12个, 分别是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中部地区有8个省级行政区, 分别是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等11个省市。

(二) 从东部地区分析

在东部地区, FDI明显集中于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湾地区的省市, 如长三角的上海、江苏和浙江, 珠三角所在的广东及环渤海湾地区的北京、天津等。尤其是长三角地区集聚了大量的FDI, 2005年长三角地区实际利用外资占到全国的44%, 而且增长势头依然不减。

其变化趋势可以从表1看出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 表1选取了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湾地区具有代表性的省市来分析, 其中北京和天津吸引外资的变化不显著;广东省的吸引外资比例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由2002年的24.1%下降到了2007年的17%;长三角地区的江苏和浙江吸引外资的增长幅度很快, 江苏省吸引外资的比例由2002年的12.8%增长到2007年的18.5%, 浙江省吸引外资的比例由2002年的4.4%增长到2007年的7.1%。

(三) FDI区域分布特征的原因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FDI大量集中在我国的东部地区, 其中东部地区又以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湾地区吸引外资最多, 尤其是长三角吸引外资份额还有增长的趋势, 这都体现出了产业集群的因素。

跨国公司与当地的企业、政府和公共机构形成了较为紧密的网络, 使当地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 如长三角地区的高科技产业正在形成综合配套的协作体系, 苏州新区、昆山已形成电子信息企业的产业链, 无锡新区已成为台湾光电企业的基地。FDI集群化推动了这些地区产业集群的产生和发展, 形成FDI集群, 并通过增加资本形成、扩大出口和创造就业等途径, 使地方产业集群系统不断循环更新, 提高产业集群的竞争力, 使地方产业集群顺利融入全球价值链。

三、FDI集群化带来的优势

(一) FDI集群化能带来成本优势

跨国公司在进行对外区位投资选择时, 运行成本和获得知识的成本是必然要考虑的, 由于存在外部经济, 产业集群的形成可以降低生产成本, 从而提高以地区为基础的企业生产率。首先, 集群内有良好的基础设施, 这些设施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 由于企业聚集, 集群内的单个企业对基础设施的投入较少, 企业在这方面就节省了资金;其次, 集群内企业地理上比较接近, 使得企业和别的企业形成上下游的关系, 运输成本大大降低, 另一方面, 物流公司也能在集群内达到规模经济, 降低物流费用。在获得知识的成本方面, 企业集中的同时, 也会引发人力资源的集中, 企业间的人力资源的流动就降低了企业招聘成本, 同时获得熟练劳动力和高级技术人员也相对容易, 降低了员工的培训成本;产业集群还有“溢出效应”, 企业之间的沟通和人员信息的交流, 可以有效地获得知识、技术、行业动态等信息, 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 企业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进行学习和模仿, 从而加速了技术创新。

(二) 有利于提升创新能力

产业集群所具有的独特创新功能使集群体内部的创新成为可能, 并加快企业创新过程。首先, 产业集群内激烈的竞争为企业创新提供了动力。集群内存在着竞争压力和挑战, 这种压力随着集群内企业的增多而加大, 由于各企业在资金技术方面的差异很小, 企业必须拥有行业前端的先进技术才能拥有绝对的优势, 才能拥有行业领先地位, 这就要求企业不断地创新。其次, 集群使技术扩散更迅速。集群内由于空间接近性和共同的产业文化背景, 不仅可以加强显性知识的传播与扩散, 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加强隐性知识的传播与扩散, 并通过隐性知识的快速流动进一步促进显性知识的流动与扩散。第三, 产业集群可以降低企业创新的成本。由于地理位置上的接近, 促进了企业间的交流, 为企业提供了相互学习的机会。同时, 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竞争合作机制, 也有助于加强企业间进行技术创新的合作, 从而降低新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的成本。

(三) 加强合作提升竞争力

集群的发展拥有企业间的信任, 集群运行机制的基础便是信任和承诺等人文因素。集群内的企业因为有共同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行为规范和惯例, 合作的机会和成功的可能性无疑会大大增加, 通过共用资源和共享信息, 节约成本和提升效率, 企业在竞争压力下放弃原有的部分产值环节, 只参与自己最有优势的环节成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策略。尽管成员企业往往从利己动机出发, 如通过合作来降低自己的成本, 然而在合成效应作用下却形成了一个对全体成员都有利的集群合作环境。集群合作可能是横向的, 如某企业在接受超过自己生产能力的订单之后, 将部分订单委托给自己的竞争者生产, 也可能是纵向的, 如企业为了减少工序和节约固定资本投入, 向上游企业订购原材料并将自己的产品提供给下游企业进行再加工。由于很多生产同种产品的企业共生于同一市场, 使得集群内的竞争比集群外更激烈, 生存压力也较大。通过合作竞争机制的作用, 成员企业在培训、金融、技术开发、产品设计、市场营销、出口等方面要实现高效的互动合作, 克服单个成员企业的规模劣势。

四、对我国的启示

(一) 提高政府服务质量

政府是总部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者, 不仅要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 还要采取措施从各个方面提高城市对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吸引力。政府要积极采取措施, 制定完善的政策法规, 提高政府服务效率, 加强政府与企业沟通交流, 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采取措施进一步改善市场环境, 建立公正透明的法律环境, 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市场运行规则, 营造公平市场竞争条件, 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政府提供良好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城市信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改善城市工作生活环境, 降低总部运营成本, 提高生活质量。政府应加大对教育和科研的投资力度, 制定优惠政策吸引更多优秀人才, 提高城市人力素质, 为公司总部提供更多国际化人才, 培养开放的知识创新氛围, 利用城市的高科技教育资源吸引跨国公司入驻。政府在行业准入、税收优惠、便利通关、资金调用、人员出入境、就业方面提供优惠政策。

(二) 发展产业相关性

跨国公司投资的区位选择并不是简单的产业集聚, 而是更加注重产业之间的相关性。产业相关性程度直接影响跨国公司的投资, 因此集群化的战略必须明确强调发展哪些类型的优势产业, 甚至是某类优势产业的某个环节, 真正形成集群区域的创新网络, 才能使得已经具有集群雏形的区域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不再仅停留在原有的成本或地理等区位优势上, 进而使得跨国公司驻入集群, 此时跨国公司“技术外溢”效应将使集群的发展朝着良性循环的方向不断演化, 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三) 培育集聚经济, 加强区域吸引力

改革开放后, 我国各地区的招商引资工作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 各地区主要以向国外企业提供各种优惠政策的方式吸引外资进入。90年代中期后, 率先发展起来的沿海地区开始考虑依据适合本地区的产业政策, 有针对性地选择外资合作伙伴。在此期间, 面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压力, 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也经历了由注重资源、效率和市场的横向战略向寻求协同效应的纵向战略的转变, 跨国公司由偏重东道区域的基础要素条件, 如自然资源、气候、区位、信贷资本等转向寻求高级要素条件, 如现代通信基础设施、各类专业人才、以高等院校为代表的公共科研机构等。在这种情况下, 各地区应根据本地区的比较优势发展主导产业。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部门更应加大力度发展、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建立、健全市场中介服务体系。针对地方产业发展中中小企业比重一般较大的现实, 公共部门还应制定帮助中小企业发展的各项措施, 特别鼓励当地企业间的分工、协作和技术交流, 从而推动集聚经济的形成。

摘要：区位优势是跨国公司重要的竞争优势来源之一, 空间集群则成为当代跨国公司突出的区位选择变量。集群化可带来成本优势, 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加强企业间合作, 提升企业竞争力。政府应提高服务质量, 发展产业相关性, 培养集聚经济, 加强区域吸引力, 从而推动集聚经济的形成。

关键词：跨国公司,区位优势,FDI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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