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

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共6篇）

篇1：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人员矫正方法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作为全球性问题一直广受关注，世界各国无不将关怀和保护未成年人作为国家法律的重要方面。我国在实践中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已经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但从建立和谐社会的视角来看，还是远远不够的。笔者拟从未成年人犯罪刑罚执行制度的基本理念，结合国内外未成年人犯罪防治及矫正具体做法，探索我国现阶段推行社区矫正制度的理论依据及相关构想。

一、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司法理念及分析

刑罚是国家为了防止犯罪行为对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与公民合法权益的侵犯而制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刑事立法对犯罪人适用的，建立在剥夺性痛苦基础上的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剥夺犯罪人享有的某些权益而使之感受到一定的痛苦，是刑罚的本质属性，却不是刑罚的目的，我国刑罚制度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

（一）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执行制度的基本理念

从我们在工作中遇到的各种案例来看，生理年龄与心理年龄的不成熟导致未成年人对于自己的犯罪行为后果的预见性不强，自我保护能力的缺乏使得他们在面对社会各种诱惑时不知所措，而这些生理和心理上的特征是不能单靠法律的强制而予以改变的。所以，刑法界普遍认为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应结合未成年罪犯的身心特点适用特殊的刑罚制度。从我国施行的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在司法实践中注重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以教育与保护相结合为方针，采用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色的审判方式，并建立起家庭、学校及其他相关单位形成的三位一体的防护体系，共同做好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教育挽救工作。

（二）国外未成年犯罪刑罚制度的基本概况

在英、美、日等国，人们普遍认为未成年人犯罪既是刑事法治问题，更是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教育的刑事政策问题。1899年美国率先制定了少年法，确立了少年法院审判制度。按照少年法的规定，对于少年犯即使认定其有罪，一般也不处以刑罚，一般交付保护观察人员予以教育、委托环境良好的家长教养、送入特设的教育机构、责成家长教养，恶性较深者交付特定的感化机关加以矫正教育，即使在非处刑不可的情况下，对少年犯的配刑也有别于成年犯，通常不适用死刑或无期徒刑，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英国法学家莫里森认为监禁会将一个天真的少年犯罪人变成一个顽固的、习惯性的犯罪人，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能使用监禁，监禁机构不可能交给少年犯罪人在自由社会中所需要的行为方式。在未成年人犯罪持续增长的今天，日本政府认为国家如同公民的父亲应对孩子负养护教育之责，形成了以犯罪人为中心的矫正和保护观察制度。

二、未成年人犯罪防治及矫正的成功经验

（一）澳大利亚的青少年司法制度

澳大利亚学者毕利威积极倡导复和司法和羞耻再建的理论，强调给犯事人和受害人调和的机制，双方在协调者的协助下，找出一个最适当的方法解决问题，使青少年罪犯在被尊重的环境下，明白其行为不被社会接纳的原因和对受害人的伤害，让犯人有机会向受害者做出补偿。

格力蕾特殊教育中心是一个挂着“有花草出售”牌的园艺工场，主流学校拒收的问题少年是该中心的接收对象，适当的劳动使孩子们找到了自己的新感觉。澳大利亚的儿童法庭布局像我国的圆桌审判一样，法官在听取了法律援助组织、社区与家庭服务机构、青少年司法署等的建议后，会做出：一是判处监禁，二是判令提供社区服务，三是判处罚金或令其接受特殊教育。堪培拉还有一个由警察主持的“改过会”，警察将所有涉案当事人找来开一个恳谈会，让违法少年叙述自己犯错的过程及对他人的侵害后果，再听受害人等陈述令其痛苦的遭遇，在双方间架起沟通的桥梁，真诚交流后大家心平气和地讨论着怎样处罚和矫正违法者，怎样补偿受害人等。这样做，往往会一举多得。

（二）我国香港地区现行的未成年人犯罪防治制度

我国香港地区将未成年罪犯的矫正主要交由社区完成，在矫正时注意对未成年罪犯的感化，加强对未成年罪犯的能力培训，帮助其重新树立生活的信心。

香港推出了“社区为本”的自新计划，包括“感化令”、“社会服务令”和“社区志愿服务计划”。感化令采用了是非控制、惩罚或监视的诱导方法，接受感化主任为期一年的监管，定期进行家访和面谈。感化主任有义务协助当事人处理个人或家庭问题，充分运用社区资源协助当事人解决居住、就业、医疗、学习、职业训练等问题。社会服务令则是为14周岁以上的犯有可判监禁刑的罪犯规定的须从事对社会有益无害的工作来代替监管。它本着“自信”、“建设性”和“补偿”的目标原则，要求罪犯做一定时间的无薪工作，给罪犯一个贡献社会的机会。社区志愿服务计划以接受感化的青少年为对象，由感化主任将犯罪青少年转介到有关社区支援中心参加短时间的密集小组活动，使其接受不同内容的训练，增加其重新融入社会的技巧和能力，并获得改善自我形象、树立信心的机会。

（三）我国大陆地区对未成年人犯罪防治的相关尝试

1、青岛市实行“红黄绿”青少年违法犯罪社区预警机制。该机制以“预防为主，防患未然”为初衷，是通过建立学校、社区、家庭“三位一体”的青少年成长评估体系，以青少年日常行为表现所折射出的可能走向违法犯罪的威胁性程度为判别依据，将社区青少年大致化分为“红”、“黄”、“绿”三大群体。该机制的主旨在于建立一支专业化、分工明确的帮教小组，针对三种群体的特点和存在的突出问题，采取灵活多样的预防教育和帮教措施。

2、广州市社会教育、感化、挽救违法犯罪青少年金不换工程。以教育、感化、挽救迷途少年为主旨的羊城“金不换”工程，其审判方式符合少年身心特点，如缓刑帮教制度，规定在判决生效后，法庭指派2名陪审员跟踪帮教，并将少年的表现写成书面报告呈报主审法官。法官、陪审员与少年犯的家庭、派出所、街道居委会、学校等帮教小组须保持经常性联系，定期回访考察，帮助其解决上学、就业困难。“金不换”工程还开通了“羊城青年热线”，由法官、团委干部、资深律师、心理学家等当场解答青少年的心理、生理和法律疑惑。

3、首创暂缓起诉制度和暂缓判决制度。2002年３月，南京市某检察院对中学学生引发的故意伤害案件审查起诉，考虑到这些学生平时表现尚可，若以故意伤害罪起诉，他们将面临失学。最终，检察院作出了《“暂缓不起诉”决定》，规定对犯罪嫌疑人的考察期为３个月，在此期限他们如能圆满履行所规定的义务，就作不起诉处理，否则将追究刑事责任。2004年12月，重庆市某法院对4名被指控犯抢劫罪的未成年被告人宣读了《暂缓判决决定书》。4名被告人获得了3个月的考察机会，如果在此期间表现良好，4人可获大幅减刑，甚至可以“定罪免处”。4、2004年，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提出了“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实施办法。此办法以激励失足青少年改过自新，对实施了犯罪并被判处刑罚且刑罚已执行完毕的未成年犯罪人，由原审人民法院对其在服刑期间、服刑期满后的悔过表现是否达到不致再犯新罪等指标进行考核，法院审查通过后，为申请人出具前科消灭证明书。此时，该未成年人的前科归于消灭，视为未曾犯罪，并依法恢复先前的法律地位，其刑事处罚、法律文书不再记入其户籍及人事档案，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与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权利，任何人不得歧视。

从以上尝试可以看出，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仍属探索阶段，这些制度虽各有侧重，但都强调了将对未成年人罪犯的刑罚交给社区来完成。然而，由于我国尚未将社区矫正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内，未形成一个相对稳定、完整、独立的专用性法律体系，同时存在管理手段的现代化程度不高、社区功能尚不完善、矫正专业团体队伍相对弱小等问题，所以，在试行的过程中，不断传来置疑、叫停的声音。究其原因，主要是未建立起相应的法律体系而导致与我国现行的立法、刑罚制度相冲突，权责不明使这些好的做法在执行环节有所缺失，最后流于形式。为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罪犯的保护、矫正力度，我们必须创建中国特色的社区矫正模式，促进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制化、科学化和规范化进程。

三、现阶段推行社区矫正的法理分析及理论构建

我国有着特有的道德、宗教、历史等文化遗产，因此不能照搬别国的先进做法，而应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罪犯社区矫正体系。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的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

（一）我国建立社区矫正体系的理论依据

通过我国对于未成年罪犯矫正进行的一系列探索，可以看出社区矫正不仅能充分彰显人文关怀，体现法治文明而且有利于防止交叉感染和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是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秩序的良好方法。该项制度弥补了现行法律中对于未成年罪犯实行非监禁教育的空缺，故应将未成年罪犯的社区矫正上升到法律调整的高度，将探索中形成的一系列经验和先进做法用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定和完善，解决社区矫正制度所遭遇的法律阻碍，使之形成一个完备的法律体系。

（二）我国建立社区矫正体系的目标及意义

司法部社区矫正制度研究课题组这样阐述社区矫正的目标：“解决监狱拥挤状况，降低监狱行刑成本并改善监狱行刑的实际效果；增进犯人与社区的联系，避免监禁执行方式对犯人心理和行为的负面影响，促进其最终回归社会；同时这种执行方式也有助于促进犯人社会责任感和公民觉悟，并使社区服务成为犯人有意义的实践活动，为社会做出一定的补偿；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刑罚执行制度，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

社区矫正制度之于未成年犯罪人更体现出其他制度难以比拟的优越性，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能够避免未成年犯罪人过早贴上犯罪人的“标签”。人们普遍观念是“一朝做贼，终生为贼”，如果过早给他们贴上“犯罪人”的标签，势必使他们幼小的心灵受到扭曲、挫伤，一旦他们将自己归类到违法犯罪的人群中，对社会产生反感与叛逆，就会出现再犯。而社区矫正对于可塑性强、思想容易接受改造的青少年而言，正是一种温和而有效的教育、挽救方法。其次，社区矫正能避免未成年人受到交叉感染，更能达到教育、挽救的目的。劳动改造是刑罚的主要方式，它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但不是万能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监狱会成为未成年人学习犯罪的场所，“一专进去，多能出来”的交叉感染是副作用之一。因此，从教育、挽救未成年人的目的出发，对未成年罪犯采用社区矫正，能使未成年罪犯既受到一定的惩罚，又在社会的关心、指导和帮教下，重塑正确的人生观；再次，对未成年人实行社区矫正是刑罚谦抑性和刑罚人道化的要求。社区矫正是实现刑罚非监禁化的重要内容，同时也尊重了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有益于他们以健康的心理状态回归社会并被社会接纳。

四、对未成年罪犯进行社区矫正的立法构想

从审判实践来看，主观因素虽是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的主要方面，但外界因素、家庭教育、社会背景等客观条件对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乃至违法犯罪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因而，我们应当广泛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净化社会环境，形成社会联动机制，尤其要充分发挥社区在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中的作用。笔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对未成年犯罪的社区矫正提出如下立法建议：

（一）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一个法律制度是否能落到实处，首先要看该项法律制度的规定是否明确，在实践中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因而，我们应将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予以准确界定。笔者认为将执行非监禁刑的罪犯均纳入到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中来，可规定社区矫正制度适用于因犯罪情节轻微危害不大而被判处免予刑事处罚、缓刑的未成年罪犯以及被判处监禁刑而刑期未满的认真悔改并不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未成年罪犯。

（二）关于社区矫正的实施主体及分工。从我国试行的各项制度看，都不同程度存在着权责不明的情况，缺乏相互配合和制约，从而影响了效果，因此，建立一个完整且密切配合的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在机构方面，应确立由司法性质的行政部门承担起社区矫正之管理职能。在工作系统方面，应确立以社区为基地，以家庭、学校、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共同参与的社区矫正工作系统。笔者认为，具体的操作流程可规定为法院在定罪量刑后，将生效的法律文书交由司法性质的行政机关执行，再由该行政机关将相关的手续交由社区进行考察，社区定期对未成年罪犯安排形式多样的帮助教育措施，社区可邀请学校等相关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参与到矫正工作中来，并根据其矫正情况书写评语，将这些评语用来推荐读书或就业。

（三）制定相应的执行方式，完善社区矫正的实施内涵。我国已建立的缓刑考察制度只是规定了公安机关对罪犯予以监管达到不再犯罪的程度即可，却没有将教育、挽救的方针体现在其中，故应为社区矫正制度的实施制定出更为丰富的内涵，使执行有据可行。笔者认为其中的社区服务令比较适合未成年犯罪人的改造。社会服务令制度最早源起于英国在1973年通过的《刑事法庭权力法》之规定。偏重于教育而不是惩罚的社会服务令在放宽罪犯自由、拓宽罪犯与社会联系、促使罪犯掌握生活技能与相关社会知识、塑造罪犯符合社会正常生活的信念和人格，最终促成罪犯回归社会方面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我们在规定社区矫正时可借鉴社区服务令中的积极做法。

（四）社区矫正的教育内容。

1、对未成年罪犯进行适当的心理引导。未成年人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当面临恋爱、婚姻、升学、就业、交际等实际问题时容易发生错误思维，可能演化成犯罪。其在被判刑后由于其心智不成熟、容易留下心理阴影等特性，若没有正确的心理引导，他们可能会远离人群，从事更加危害社会的行为，以获得内心的平衡、受重视、满足的心理。故应对他们进行适当的心理引导，告诉他们应如何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困难，如何正确分辨各种社会现象。

2、让未成年罪犯进行适当公益劳动。进行公益劳动不仅能使他们对自己给社会造成的危害予以弥补，而且可以增加他们的社会荣辱感、社会责任感，改正生活中的一些不良习气。

3、加强对未成年罪犯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其生活能力。未成年罪犯一般受教育程度很低，有的人连九年义务制教育都未完成，大多生活贫困且缺乏谋生技能，很需要各方面社会生存能力的提升。

（五）其他方面的设想。

1、在队伍建设方面，要加强社区矫正理论、宣传和实务研究，建立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培训、考核、奖惩制度，组建一支专门化、专业化的社区矫正队伍。

2、在具体制度层面上，还应建立包括诫勉制度、定期谈话、回访制度、矫正对象监控、教育、评估、训诫警告、矫正对象救济制度等规范；

3、在管理方面，实行以属地化管理为主，在确有必要的情况下也可进行异区管理，建立起人性化的管理，确立对社区服刑人员科学评估、分类管理的模式；

4、建立司法裁决、社区警务、学校教育、家庭帮助、政府管理互动互补机制，建立适合青少年违法犯罪人员特点的专门教育和矫正制度，有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激励机制。

法国刑法理论家卡斯东·期特法尼指出：“刑事政策极其严重的困难之一是，我们尽力使犯罪人能够适应社会，其本人也恢复了信念，尽管如此，这些人却发现对他们的真正惩罚是在他们走出监狱之后才开始的，社会专门排斥他们，使他们的全部生活都由犯罪打上了烙印”。可见，减少重新犯罪并帮助未成年罪犯回归社会是我们进行社区矫正的最终目的，才能最终实现和谐社会。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是令人鼓舞的，但真正达到和谐社会的状态和境界，却是非常艰难且漫长的过程，需要我们付出长期和艰苦的努力。

篇2：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

一、为什么要对未成年人进行社区矫正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对象是社区服刑人员的一个特殊组成部门，也是社区未成年人的一部分。当前未成年人犯罪已呈现上升趋势如何开展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已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 开展未成年社区矫正工作帮助他们摒弃恶习步入正途重树信心回归社会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未成年人的年龄、生理、心理等方面的特点决定了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的必要性和特殊性;未成年人作为一个特殊的年龄群体，思想处于不稳定状态，对社会的认知也比较片面，容易受到周围环境中的消极因素影响，从而走上犯罪的道路;在对未成年罪犯科以刑罚的时候不能简单的适用定罪量刑的一般原则，还应结合未成年罪犯的身心特点制定特殊的刑罚执行制度，以树立教育、感化、挽救的理念，社区矫正这种相对于非监禁刑的刑罚改造方式，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后在一定的期限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最为适用。

一、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现状

社区矫正在我国还是初创时期，也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模式，更

没有针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专门制度，再加上未成年时期生理心理的特殊性，从而使未成年人社区矫正难上加难。

(一)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法律依据建设滞后，责任难以落实 对未成年人的关怀和保护，是世界各国法律体系中重要的内容。由于我国社区矫正起步较晚，才正式由国家层面进行部分省市的`试点，现在虽然已在全国推广，但毕竟还不成熟，也没有形成普遍认可的统一模式。迄今为止，首次在“法律”中出现“社区矫正”字眼的就是今年刚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并且也没有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规定。因此，我国目前在社区矫正领域仍然缺乏专门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法律依据，从而在该领域也没有体现出国家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关怀与保护，也使得社区矫正实践中遇到未成年人的特殊情况需要处理时难以找到法律。3月1日施行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实施社区矫正，应当遵循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但也只上升到两部、两院通知的层面。虽然里面规定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指导管理、组织实施社区矫正工作，但在现阶段矫正帮教工作中，还是缺少可操作性的具体法律法规，社会、学校、家庭各管一段，公、检、法、司及有关组织也各行其是，没有形成合力，矫正帮教责任难以落到实处。

(二)帮教队伍参差不齐，矫正帮教工作流于形式

从目前政法机关情况看：公安机关帮教工作落在民警身上，而民警的自身工人职责有户籍管理等千头万绪，真正能把精力投入未成年帮教工作的微乎其微。检察机关担任未成年案件的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工作，加之干警为数有限，投入具体帮教工作力量受制。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职能弱化，没有有力的法律法规来支撑社区矫正工作，日常监管力度小，对未成年人教育感化难度大。

(三)帮教形式简单，经费无来源

帮教工作必须依靠一定的人员和依托一定的载体开展，必然需要一定的经费，但由于无人负总责，帮教工作的经费尚无专门列支，各级组织需要组织活动时，常常为经费而为难，无专门款项的立项使用。经费的制约，使得帮教工作难以活跃和丰富多彩，也削弱帮教工作的持续性和有效性。

(四)家庭教育、辍学、闲散等问题严重

有的未成年人家庭父母离异或一方死亡，子女享受不到家庭温暖，形成心理和行为偏差;有的父母本身文化素质低，缺乏教育子女的有效方法，动辄打骂训斥;有的父母忙于工作无暇照顾孩子;而放任自流;有的父母经济拮据，疲于奔波就业而疏于管教;“寄居型”家庭的孩子，父母管不到，亲戚管不了。而另一些独生子女家庭，对孩子权端溺爱，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管，思想品德却得不到重视。根据调查，安居区人民法院近年来办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有的是辍学在家或无业的。这些闲散未成年人原来就由于学习跟不上而无心读书，有的已染上各种不良习气，闲散在家如再缺少家庭的约束，或受社会上不良影响污染，极易走向犯罪道路。依据，从而导致两难境地的出现。

三、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具体方法

(一)认真学习有关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法律法规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 与未成年罪犯刑罚执行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刑事诉讼法》、《监狱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以及《未成年犯管教所管理规定》等。在我们日常工作中，对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必须熟练运用这些法律法规，特别是203月1日施行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三十三条里面对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做的各种规定。目前，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有关法律法规不建全的特殊时期，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要

充分运用已有的有关法律法规，对未成年罪犯适用社区矫正分类管理，尽量协调整个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体系。

(二)设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管理机构，配置专人负责 以前对于社区矫正专门的管理机构，有关法律法规都未明确，但在20两院、两部出台的《社区实施办法》里，明确规定了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指导管理、组织实施社区矫正工作。根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我们在设立社区矫正管理机构的同时设立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管理机构，配置有特别的素质适合进行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比如，在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中设立专门的“未成年矫正对象矫正办公室”，专门管理未成年人的矫正工作。

(三)制定有针对性的矫正计划和实施方案

从近年来对未成年犯进行社区矫正的实践来看，矫正机关接收社区矫正对象后，首先要对其进行各种评估，从而对罪犯制定监管、矫治计划及实施方案。但我国，由于社区矫正起步晚，法律法规不健全，很多地方都不太重视个案矫正计划的制定和审核，没有依据去走访调查未成年人家庭、生活等情况，制定的矫正计划和实施方案脱于实际，有所偏差。

对此，有必要建立以下制度，实现对未成年对象的有针对性矫正：

(1)矫正前的调查制度。要求在实施矫正前，矫正工作人员应当对矫正对象的具体信息、犯罪原因、家庭环境、成长背景、性格特征等相关情况进行详细调查，以便能因人而异，实施矫正;(2)对每一位被判处社区矫正的未成年犯罪人，先由矫正中心的专家根据未成年犯罪人的犯罪行为、心理精神状态、家庭环境等特点，为其量身定做一份“社区矫正计划”;(3)矫正时的反馈、调整制度。在计划实施的过程中，矫正工作人员应当定期掌握矫正对象的思想和行为动态，根据矫正对象的情况变化所需，调整矫正计划和矫正内容;(4)详细的备案制度。

真正落实个案矫正，一人一案，独立建档，资料完整，有据可查。

(四)设立符合未成年人心身特点的社区矫正项目

在未成年人矫正项目的设置方面，目前还存在着由于在社区服刑的未成年犯比例较低，因此在管理上基本未加区分，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矫正相混同，矫正项目类似，缺少能针对未成年人身心特点、行之有效的矫正项目。所以我们在实践中，对未成年犯要设立更多的符合其自身特点的社区矫正项目，采取定期谈话，专家心理咨询，社会帮教，参与社区公益劳动等方式，具体是根据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情节的轻重，构建一个梯形结构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社区矫正项目体系：第一阶梯是教育性和非监管性的社区矫正项目，主要包括训诫、赔礼道歉、赔偿、社区服务、父母管教等;第二梯是不限制人身自由的监管性的社区矫正项目，如定期报告、参加各种类型的学习和工作技能的培训、寄养之家项目、心理矫正项日、集体活动项目、促进就学和就业项目等;第三阶梯是在一定时间内限制人身自由的社区矫正项目，包括家中监禁和电子监控，宵禁、参加特定的职业技术学校等，加强矫正对象对社区矫正项目吸引力，让这些项目在矫正中发挥重要作用。

(五)制定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帮教工作制度

预防对象，即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14条规定的“不良行为”的。如旷课、夜不归宿;打架壮举殴、辱骂他人;以及其他严重违背社会公德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帮教对象，即受过行政处罚或少年劳动管教期满的;被免予刑事处罚或被宣告缓刑、假释及刑满释放的，犯罪时不满16周岁，依法不予处罚或情节轻微不起诉的未成年人。针对这两类人，要有确定、解除的程序及期限，制定帮教工作制度:(1)建立帮教协议。与被帮教对象、学校、居委会和家庭联手，共同签订帮教协议，建立帮教小组。(2)寒暑假期间及双休日组织参加各类勤工俭学、社区公益劳动。(3)组织报告会和各项有益活动，

辅导、指导学习文化。(4)个别谈心，了解思想，与家庭沟通情况。一季度定期写思想小结。

(六)多方联动，协调一致做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

篇3：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之构建

一、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现状

随着未成年人犯罪的几率在逐年上升, 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多年来, 从立法机关到公、检、法、司等实务部门, 经过多年实践探索, 制定和完善了诸如附条件不起诉、分案审理、档案封存等一系列制度和做法。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作为特别程序的一章加以规定, 通过少年司法制度的构建, 教育、感化、挽救失足未成年人。虽然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已运行十年有余, 但并未构建适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社区矫正制度, 在实践中, 给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2012年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 将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作为第33条加以规定, 对未成年人实施社区矫正, 应当遵循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 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 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应当与成年人分开进行; (二) 对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给予身份保护, 其矫正宣告不公开进行, 其矫正档案应当保密; (三) 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的矫正小组应当有熟悉青少年成长特点的人员参加; (四) 针对未成年人的年龄、心理特点和身心发育需要等特殊情况, 采取有益于其身心健康发展的监督管理措施; (五) 采用易为未成年人接受的方式, 开展思想、法制、道德教育和心理辅导; (六) 协调有关部门为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就学、就业等提供帮助; (七) 督促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承担抚养、管教等义务; (八) 采取其他有利于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改过自新、融入正常社会生活的必要措施。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社区矫正人员, 适用前款规定。尽管在实施办法中规定了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方针以及一些具体要求, 相较以往的制度有重大的突破, 但仍不够全面具体, 在具体的制度实践中仍存在诸多问题。笔者试做一简单分析:

第一, 对未成年罪犯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性尚缺乏普遍认同。一方面, 未成年矫正对象的家庭对社区矫正的认识不足, 不能履行好家庭监护职责。另一方面, 部分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不能明确未成年社区矫正的运行所带来的巨大社会现实意义, 忽略了未成年人这一犯罪团体本身的特殊性及其巨大的可改造性, 以致在具体执行中对矫正工作做得不到位或流于形式。第三, 将未成年罪犯放在社区里教育和改造, 其成功执行离不开社区居民的大力配合, 因此需要得到社区居民的理解和支持。

第二, 对未成年罪犯社区矫正仍缺少分别化。在《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施行以前, 在大部分地区的社区矫正实践中, 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不与成年人分开接受矫治, 这极有可能会造成“交叉感染”的严重后果, 不利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施行后, 如何将青少年与成年人分开管理, 并建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机构, 使其专门化, 仍需要进一步在立法上与实践中的完善。

第三, 未成年罪犯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缺乏专门化。成年社区服刑人员是社区矫正中的一类特殊群体, 十四至十八周岁仍处于青春期, 身心尚未成熟, 易怒、紧张、好面子, 比成年人更不能承受压力。所以, 从事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应当知晓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点, 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和与未成年人交流的能力。由于“罪犯”身份及所处“场域”的特征, 社区矫正青少年遭遇了极为严重的社会排斥, 在就业和精神健康等诸方面均存在显而易见的脆弱性, 表现出突出的弱势群体特征。因此这决定了在选任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方面, 要选择有经验、了解青少年身理及心理状态的、有专业知识的工作人员。

第四, 未成年犯罪人缺乏自我建设。由于青少年普遍年龄较低, 其自身的承受能力与接受力远没有成年人强。特别是在他们不被社会接受, 面对来自家人以及社会圈的排斥与歧视, 自我的心理建设能力较差的情况下, 他们的社会功能会被严重损害。因此, 加强社区矫正的未成年人的自我心理与生理的建设, 调整好自我的状态, 以积极的状态再次融入到社会网络中, 对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发挥更好的作用有着极大的积极意义。

二、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发展缓慢的原因分析

上述诸多问题的出现反映出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实践运行的不足, 《刑事诉讼法》、《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虽然宏观上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进行了初步规范, 但系统立法体系的缺失、相关具体执行规定的不完善、公民社会发育不良等等导致了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实践成效缺乏, 制度发展缓慢。

(一) 系统完善的社区矫正立法体系的缺失

社区矫正工作是以2003年颁布《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为标志正式启动的, 而后于2009年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作为在全国全面开展社区矫正的工作方针, 2011《刑法修正案 (八) 》首次明确提出“社区矫正”这一概念, 结束了社区矫正8年来缺乏法律依据的尴尬地位, 社区矫正这一刑罚执行方式以立法的方式明确下来。2012年3月1日正式施行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将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作为其中一条加以规定, 这是一个重大突破。但是从具体条文内容来看, 大多是从宏观上来规定, 没有关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一个系统构建, 也没有细节的设计, 一条简单的规定远不能解决现实的繁琐问题。

对未成年罪犯社区矫正的具体法律体系建构不足是制度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未成年犯罪群体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 为他们创设有利于回归主流社会的法律环境就显得尤为必要。从青少年犯罪数量的增多以及其犯罪的低龄化趋势来看, 此制度急需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我国缺少一部专门的法律, 明确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构建模式, 并进一步规定制度实施的明细, 明确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主体, 解决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合法性问题等等。我们可以借鉴外国比较成功的以及成熟的社区矫正的做法, 将其与我国的现实状况和未成年人发展阶段相结合, 并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定, 促使青少年矫正对象真正回归社会。

(二) 公民社会发育不良

社区矫正制度得以生成的前提条件和顺利运转的重要保证是公民社会的构建。公民社会是与国家形态相对应的一种社会形态, 集中体现为非政府机构、民间组织机构、中介组织等非官方的社会组织的存在, 证明了社会发育的文明化、经济独立化与民主化。“这种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社区治理结构实现了政府、社区组织、居民及辖区单位、营利和非营利组织等基于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社区认同, 通过协调合作, 实现社区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 满足社区需求, 优化社区秩序, 为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4]但我国的司法机构属于由行政自上而下设立并推动运作的类型, “政府主导推动, 社团资助运作”是制度实践的主导模式。从社会机制运转模式来看,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运行过程的进行及其主要司法资源大多依赖于行政管理体制, 一旦没有了挂靠单位, 离开了上级组织, 其行为就会变得僵硬而艰难, 机构员工聘用、服务项目选择等受行政干预较多。同时, 对作为社会运行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主体而言, 社区矫正青少年需要满足的个体具体权利并没有被关注, 这些社会组织或机构更多关注的是主管行政部门的工作安排, 未能有针对性地满足青少年犯罪主体对生活、就业和心理等方面的需求, 或者脱管、漏管、任矫正对象为所欲为, 或者变相地成为对青少年犯罪主体的监管方式。工作重心的偏离, 针对性的缺乏, 使得这一部分组织和机构不能成为社区矫正青少年寻求支持与关爱的矫正主体。因此, 传统意义上的公民社会, 由于其发育不良以及无法超越其自身的狭隘性, 并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三) 对社区矫正青少年的歧视与偏见

就普通民众的观念认识来看, 大都认为犯了罪就应当被处刑, 除了生命刑就应该被监禁, 让罪犯回归社会势必会对社会造成新的危害。对犯罪人普遍的不信任感, 使得民众对贴上“罪犯”这一标签的违法犯罪青少年同样有强烈的排斥感, 未成年犯罪人同样被要求与社会隔离。社区矫正这一行刑制度的主旨与民众的一般认识有很大不同之处, 社区矫正希望通过将服刑人置于社区中服刑, 使他们尽快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 但矫正对象作为服刑人员, 在民众眼中已被贴上了“罪犯”的身份标签, 尽管从场域上看确实在社区服刑, 未剥夺未成年人的自由, 但身份标签的客观存在使大多数民众在心理上对其具有明显的不信任、不欢迎之感。进而造成对社区矫正未成年人的种种歧视和偏见, 并体现在家庭邻里关系、社会认同及就业晋升等各种交往与发展过程中, 未成年矫正对象被广泛排斥, 并且这种排斥会存在很长的时间。更为严重的是, “一旦社区矫正的青少年被打上这种被排斥的标签后, 他们会将来自社会的观点内化, 自觉将自己归属到社会地位较低的阶层或不被认可的群体, 从而产生内心的羞辱, 表现为退缩、逃避等行为, 并出现抑郁、适应不良等心理症状, 减少与主流群体交往的主动性, 这必然会影响更多社会资源的获得, 阻碍他们融入主流社会。”[5]社区矫正中未成年矫正对象持续被排斥的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自我认识的错误, 是内因和外因、主观与客观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 造成了青少年社区矫正制度运行的困难。笔者认为, 这些实际困难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完全消除, 我们应立足我国现实, 逐步完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 并努力使之发挥应有的制度价值。

三、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运行之完善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提倡非刑罚化、非监禁化、轻刑化的理念, 早在19世纪末就开始萌芽并最终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意义体现在多方面, 既有利于对未成年罪犯实施社会化教育, 提高他们的可改造性;又有利于合理配置行刑资源, 减轻国家行刑成本;还有利于体现司法的文明和民主。虽然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不乏社区矫正的共性, 但更有区别于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特色, 许多西方国家已采取了专门适用于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管理制度和模式, 建构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和不同于成年人的专业化管理人员。笔者试从以下几方面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作出分析。

(一) 完善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法》是制度良性运行的基础

未成年人犯罪主体的特殊性, 决定了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的法律规定必然要做到质上面的区分。未成年人是我们国家以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主体支撑, 他们决定了国家发展的未来。因而对于未成年人犯罪主体也要慎重而特殊对待, 制定一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法》有其必要性。

1. 未成年矫正对象的自身特点的要求

未成年人在认识、情感和意志等心理特征、行为特征这主要的两方面上跟成年矫正对象有着很大的不同。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大多具有偶然性, 而且一般来说他们犯罪大多产生一些性质不太严重的后果, 相对来说可以使用金钱或其他物质去弥补, 从这方面来看未成年人犯罪主体有矫正的价值。未成年矫正对象的特点一方面决定了对犯罪未成年人实施社区矫正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对犯罪未成年人实施矫正措施的特殊性。将涉及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内容独立出来进行立法, 从而避免未成人和成年人之间的混淆, 体现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特殊性。

2. 适应建立健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法律体系的需要

目前, 我国现行的有关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甚至是整个未成年人刑罚执行的立法, 确实存在相当明显的问题。其一是法律规定欠缺。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中, 与未成年罪犯刑罚执行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刑事诉讼法》、《监狱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矫正研究法》以及《未成年犯管教所管理规定》等。在上述法律法规中, 都规定未成年犯管教所作为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之一, 负责对未成年罪犯的刑罚执行, 并没有对未成年罪犯适用社区矫正以及如何进行社区矫正作出规定;其二是已有的规定效力层次不高。目前有关社区矫正的规定尚以通知、细则、办法的形式出现, 这些规定的层次都较低, 不足以协调整个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体系, 权威不够, 有待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因此, 有必要设立《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法》, 建立健全完善、合理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法律体系。[6]

3.《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法》立法的具体建议

鉴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以及上文所做的分析, 最好要有一部与成年人犯罪相区分的专门法律, 因而我国制定一部独立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法》有其存在的意义。这样一来, 司法和执法人员就有法可依, 从而使得社区矫正有了合法的地位与执行力, 避免了权利的滥用和腐败问题, 保证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在这部法律中, 我们认为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的目的; (2)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适用主体; (3)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运行方式和程序; (4)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 (5)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经费管理。相较《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中只从宏观上把握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做法, 上述立法结构要更为具体和全面, 通过可操作性的提高使社区矫正制度功能得以发挥。

(二) 配置专门化和专业化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机构与人员

从宏观上来讲, 从事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是代表国家实施刑罚, 因此社区矫正第一线工作人员的素质必须得到切实保证。从主观方面来看, 未成年人犯罪主体心理的脆弱性以及承受能力弱的特点, 这就需要一个相对专门化和专业化的矫正团体对他们进行教育。一方面, 从专业队伍建设角度出发, 要加强对矫正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培训, 通过对他们进行法律、心理学、社会工作等知识培训, 使其具备专业思想和操作技能, 以增强矫正工作的效果。尽可能多地雇佣心理学专家、社会学专家组成顾问小组指导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另一方面, 需要广大的志愿者来参与, 这部分志愿者可以从大学毕业生的群体中寻找。大学生的专业素质普遍较高, 而且他们的年龄与未成年人相差不大, 可以很好地了解他们的心理。未成年人在与他们交流的过程中, 也会因为年龄差距的缩小而有效降低未成年人的心理逆反度。

(三) 不断提升对社区矫正的公众认同度

社区矫正的最重要特征就是让犯罪未成年人回到社区, 通过一定的教育措施对其进行矫正。对这种“放虎归山”的做法, 民众难免会出现不理解和不支持的情绪。对于这种负面情绪, 新闻媒体和宣传应当充分关注我国未成年罪犯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 要注重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正面宣传, 加大对未成年罪犯社区矫正工作的宣传力度, 提升对社区矫正的公众认同度。一方面, 宣传应该从思想观念上消除民众对这一刑罚执行方式的顾虑。在宣传时, 可以向群众讲清楚社区矫正的对象是经过司法部门按照严格的标准予以筛选和鉴别, 已经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罪犯, 并且是在社区矫正组织的严密监控下执行刑罚的。如果服刑人员在社区矫正过程中, 有违反社区矫正制度的行为, 那么就应当停止社区矫正行为而对其采取其他惩罚性措施。当然, 在宣传时应当实事求是, 不应该随意夸大社区矫正的积极作用, 照顾群众的心理接受能力, 在其能接受的范围内进行社区矫正。通过宣传活动, 使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及广大社区群众进一步认识未成年罪犯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性, 消除少数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模糊认识, 打消广大社区居民的思想顾虑, 从而赢得他们对未成年罪犯社区矫正工作的理解和支持。[7]另一方面, 宣传的方式要多变, 宣传的内容要符合未成年的兴趣所在: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对象中, 很大一部分比例的未成年人对计算机、网络、运动等等具有浓厚的兴趣。因此在宣传的过程中, 加大社区文化活动的内容承载量, 增加未成年人所喜闻乐见的活动的宣传力度, 积极引导未成年人的兴趣向健康、文明的方向发展, 使他们脱离原本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综上, 面对犯罪低龄化的严峻现实, 未成年人特殊的身心特点与成长需求, 以及刑罚观的不断发展, 社区矫正方式的运用必将越来越广泛, 作用也将越来越明显,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成为当务之急。本文从现有制度规定和地区实践出发, 对我国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进行了初步分析, 在现有的社会基础和法律条件基础上, 借鉴国外较成熟的制度经验, 通过《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法》立法, 有力的宣传措施, 强化公众的社会认同, 提升矫正的专业化, 细化具体的矫正机制, 真正建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较为完善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

参考文献

[1]吴宗宪.社区矫正制度适用与执行[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第2页.

[2]管元梓.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之构建初探[J].探索与实践, 2012年第10期.

[3]管元梓.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之构建初探[J].探索与实践, 2012年第10期.

[4]井世洁.社区矫正青少年社会排斥成因初探[J].青少年犯罪问题, 2012年第4期.

[5]莫瑞丽, 金国华.对刑释人员回归社会中的社会排斥分析[J].南都学坛 (人文社会科学学报) , 2008年第3期.

[6]涂龙科.未成年人社区矫正若干立法问题研究[J].青少年犯罪问题, 2008年第4期.

篇4：论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

关键词：未成年人；社区矫正

中图分类号：D924.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117（2011）06-0027-01

一、情况简介

2005年1月，社区矫正试点范围扩大到湖北等12个省市，在湖北省内，6个城市率先进行社区矫正试点。宜昌市万寿桥街办被列入试点名单。万寿桥街办是宜昌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辖区面积5.5平方公里，共有居民14499户共40158人，是宜昌城区人口最密集的街办之一。在社区之中，矫正工作者们对其实施的矫正项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校、家庭、社区三方联合监管教育

万寿桥街办最初确定的七名社区矫正对象中年龄最小的尚未满16岁，因犯抢劫罪而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四年执行，法院令其在万寿桥街办张家店社区进行社区矫正。社区的矫正工作者与其原来就读的学校协商，让学校能够保留其学籍，使他能够继续学业并进行监管，同时与社区保持联系。很多社区居民主动地加入到矫正工作中来，通过实际的行动来协助矫正工作者的工作。

（二）实施思想教育

社区的矫正工作者们针对其特殊情况，与未成年矫正对象建立坦诚关系，在矫正过程中表现出友好、平等，并给予其应有的尊重。

（三）参加劳动实践及其他社会公益活动

在矫正过程中，社区的矫正工作者们让他们参加到社区及公益部门的工作中去，通过从事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义务性的体力劳动，同時在劳动中也磨炼了他的意志，使他们的社会公德心和爱心也得到极大的增强。

（四）进行技能培训

在万寿桥街办试点中，矫正工作者首先通过向民政部门的申请，在他们的协助下，将家境不好的矫正对象的家庭纳入低保体系中。其次，矫正工作者邀请相关的劳动及社会保障部门和其他的一些社会团体，为他们组织进行计算机应用、护理、数控等方面的技能培训。

（五）法律知识的讲解

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往往与他们的素质不高、法律知识的匮乏有着密切的联系。矫正工作者在深刻了解这一情况之下，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来增强他们的法律知识。

二、对宜昌市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评价

（一）法律效果。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是行刑多样化和轻刑化的具体实施，其在社区内开展，减轻了监禁刑对罪犯尤其是未成年罪犯的“标签”色彩，符合轻刑化的世界趋势。

（二）经济效果。社区矫正的适用成本要远远低于传统监禁刑，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在万寿桥街办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没有警戒设备及警戒人员，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三）社会效果。在宜昌市的试点工作刚刚开展之初，社区民众从最初的不理解不接受到现在的认同，态度上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但是随着矫正工作的不断进行，民众开始积极的参与到社区矫正工作中来。

（四）改造效果。据司法部基层工作司的统计材料反映，全国试点地区的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的重新犯罪率被控制在1%—2%的幅度内。在万寿桥街办的试点过程中，通过职业技能的培训，最开始接受矫正的那名少年已经顺利的在一家单位找到工作岗位，在工作中表现积极出色同样得到了单位领导的赞赏。

三、不足之处

（一）矫正项目缺乏系统化。在该试点的工作中，矫正工作者们并没有制定一个分阶段、有步骤的计划，并且缺乏一个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不利于矫正项目的深入开展，也不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

（二）缺乏对专业的心理分析与矫正的引入。据我们在该试点的了解，矫正工作者中缺乏专业的心理工作人员。青少年的生理发展走向成熟，具有很强的独立意识，但是分析、判断、辨别能里尚不完备，其认知结构、情感结构和理智等方面均不成熟。如果引入了专业的心理分析与矫正，这样就能针对不同的矫正对象制定不同的矫正计划，使青少年的不良心理得到彻底的矫正。

（三）矫正工作者的素质亟待提高。社区矫正工作者不仅要熟知相关法律知识，还要能将犯罪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综合运用于对罪犯的矫治，对症下药，促进犯罪人的转变。

（四）缺乏科学有效的评估机制。在我们的调查之中，该试点工作对于他们的矫正工作的每一阶段和整体都缺乏一个科学有效的评估机制。只有建立一个科学有效的评估机制，才能明确在一阶段工作目标的具体施行。

在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的工作还仅仅是一个开始，以后我们应该对于在每一个阶段学到的经验进行总结，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更好的预防，对已经误入歧途的未成年人给予更多的关爱，对他们的权益给予更多的保障。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参考文献：

[1]汪洋.22名罪犯“回家服刑”[N].三峡晚报.2005,5,11.

[2]吕新建.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社区矫正的必要性及可行性[J].河北科学.，2008,3.

篇5：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

当前，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处于工作试点与理论研讨同步摸索与推进的态势，但种种举措均局限在修补的层面，喧嚣而无序，尤其对未成年犯而言，我国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还处在摸索阶段，在矫正主体、矫正项目、矫正方法上还存在重大缺陷。未成年矫正对象，即是因实施了危害社会、应受刑罚处罚的符合社区矫正条件而接受社区矫正的未成年人。如何加强对社区矫正中的未成年矫正对象的教育和监管，使他们能顺利回归社会重新做人，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发生，是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任务，是社区矫正工作质量的具体体现，需要司法行政部门在社区矫正实践中不断探索新情况，发现新问题，积累新经验。结合未成年矫正对象的特点，综合我参加社区矫正管理工作的具体情况，对社区矫正中关于未成年矫正对象的教育和监管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一、未成年矫正对象的犯罪现状分析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逐年上升趋势，主要特点有：一是从犯罪成员看，在校学生或是辍学在家的学生人数大幅增多。如近来我所接收的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多为在校学生，因为地区特性，我辖区学校较多，大部分学生多为外地人。学校多为技校或中职类学校，使得这些刚刚跨出家门，转入学校管理的学生，在离开父母的管理后，思想上对自己放松，同学之间拉帮结派，讲究哥们义气，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二是从犯罪类型看，财产型犯罪和暴力犯罪居多。首先是盗窃犯罪最为突出。许多青少年贪图吃、喝、玩、乐等物质享受，又想不劳而获，从小偷、小摸走向盗窃犯罪；其次是抢夺、抢劫、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等犯罪人数众多；再有就是崇拜影视片中的黑社会大哥，讲哥们义气，呈“英雄”，无所顾忌，不顾后果，以致犯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严重罪行。三是从犯罪形式看，两人以上共同犯罪人数增多。一些青少年由于过早辍 1 学，无所事事，浪迹街头，便三、五成群，拉帮结伙，经常聚集在一起上网、玩游戏、吸烟、酗酒滋事，有的还通过网络交友，诱骗涉世不深的少女上钩，实施暴力，抢劫、强奸、拐卖少女。

教育保护未成年人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西方文化、思想的不断涌入，青少年的成长环境也会变得更为复杂。如果不加大对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力度，对走上犯罪道路的青少年进行教育和挽救，就很有可能发展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由于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他们比成年人更容易受到监禁状态下交叉感染的影响，以及由监禁所造成的如自由、学业、亲情等方面的限制与正常社会环境的隔绝而带来的恶劣影响，为此，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强调对未成年矫正对象的宽缓处遇。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也都强调了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实行“教育、感化和挽救”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因此司法部门在判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时都会考虑宽缓，以不起诉或判处缓刑为主，这样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人数也会逐年上升，如何对这些未成年矫正对象教育、监管，提升矫正实效、减少和预防重新犯罪是我们基层司法所在实际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未成年矫正对象犯罪的因素及特点

未成年人失足原因多样，各不相同，与社会不良因素的诱惑、法制观念不强等都有关系，因此，未成年矫正对象除了具有普遍性的特点外，还与他们的心理、成长环境相关而带有一定的特殊性。在社区矫正工作中，掌握未成年矫正对象的特点，注重矫正的各个环节，便于实施分类管理和个性化教育，对提升矫正实效、减少和预防重新犯罪至关重要。

1、自身因素。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导致他们较易走上人生的歧途：一是他们正处于生理和心理发育成长阶段，2 心理承受能力脆弱、思想幼稚单纯、情绪容易波动、辨别是非、区分良莠和抵御外界影响的能力差，自控力弱，模仿力强，容易冲动，易被诱惑实施犯罪；二是有的在家庭经济方面与高收入的盲目攀比，产生心理不平衡，甚至萌发不良企图；三是有的未成年人对社会上不良风气、各种诱惑，以及一些低级趣味的色情文化，有一种神秘感，想试试的心理；四是有的学生成绩差，受到老师、同学的歧视，自尊心受挫，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和报复心理。

在未成年矫正对象身上体现出的特点主要有：一是法制观念淡薄。当他们实施犯罪行为时，有的甚至觉得好玩，根本不知道或没有考虑这是否是犯罪。判刑后，有的人虽然对自己所犯罪行有一定的认识，但大都是肤浅和片面的。二是存在不同程度的犯罪心理和不良恶习。一些未成年矫正对象主观恶性，不以犯法为耻，不能体会到受到刑罚对自己一生的长久影响，在短期内会认为被判刑反而有了炫耀的资本，恃强凌弱，善恶不分，一旦遇到机会，犯罪意念疾速滋长。因此在实际工作中要将其纳入重点矫正的对象，坚持重点监督与适时奖惩相结合，对不服管教、违法犯罪的，必须依法对其严惩不怠。三是不能正确认识适用社区矫正的意义。部分未成年矫正对象不懂“从轻减轻处罚”的涵义，而在犯了罪后不用坐牢不用受苦，并没有体会到法律的威慑力，容易产生“犯罪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思想。同时，由于缺少及时的心理矫正和必要的引导沟通，有的未成年矫正对象有一种“破罐子破摔”心理，为其重新犯罪埋下了伏笔。

2、家庭因素。家庭是青少年的第一课堂，父母是第一任教师，正确的家庭教育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是极其重要的,不正确的家庭教育容易导致青少年的心理障碍，形成不正确的人生观。不正确的家庭教育主要表现为：一是父母关系不和闹离异，经常吵架，满嘴秽语，乱摔东西，给青少年造成心理伤害； 3 二是家庭经济基础薄弱，平时很少给孩子零花钱，造成青少年去偷、抢；三是父母教育方法简单、粗暴，对子女的过错、学习成绩不理想，不是打就是骂，不尊重孩子的人格，在这种“高压”下，孩子的心理畸形；四是父母行为不检点、不务正业，经常酗酒、赌博，严重影响孩子世界观的形成；五是溺爱孩子，视独生子女为掌上明珠，重视物质方面的满足，忽视了思想品德的教育，娇生惯养，随着时间的推移，助长了子女的自私和奢侈；六是父母没有履行好法定的监护义务，不关心子女，任其发展，不闻不问。青少年在这种不良的家庭环境耳濡目染，久而久之，使他们孤独、自卑、怨恨、狂妄，极易被坏人所利用，走上犯罪的道路。在孩子犯罪后，父母在失望和焦虑心情驱使下，反而会出现更为不当的教育形式，在客观上不但没有帮助未成年人矫正不良思想和行为，没有给予足够的关心和正确的教育引导，还会出现南辕北辙的错误教育效果，使其再次陷入犯罪的深渊。

3、学校因素。近几年来，学校在对未成年人的法制教育上作了很多努力，但也存在一些缺陷，一是缺乏现场氛围的法制教育，部分学校存在注重文化教育忽视德育教育。目前农村学校实行素质教育条件还有欠缺，有的学校把考试成绩作为评选先进班级、优秀教师的首要条件，教师因此把升学率作为硬任务，思想教育是软任务。因而工作中不能做到教书与育人并重。二是有的教师育人方法单一，未能注重学生的心理问题，缺少心理疏导的措施和方法。有的教师歧视成绩差的学生，动不动就进行所谓的“批评”，甚至是人格侮辱，极大的伤害了学生幼小的心灵，影响了身心健康；有的教师采取变相体罚，致使一些学生弃学、辍学，甚至流浪社会。三是校园周边频频发生的斗殴、敲诈等不良事件，严重影响着学生的健康成长。四是有些农村学生在未接受完九年义务教育（小学、初中辍学）就回家务农，而学校缺乏职业技能教育，回乡就业的学生一般 4 都缺少一技之长，智力劳动的价值又体现不出来，难有作为，导致毕业回村后容易无所事事，而易滑向歧途。部分学生一旦犯罪便被打入另类。一般学校都有规定，只要受到刑事处罚的就要开除学籍，这些未成年人或者被送往工读学校，或者不愿意接受工读学校严格的管理拒绝入校，被推向社会，在社会闲散、游荡，很多会再次犯罪，甚至成为惯犯。如本地区内的专职类学校较多，这样学生犯罪后，大多数被学校拒之门外，这些学生破罐破摔，在外拉帮结派、走上重新犯罪的道路。

4、社会因素。当今社会科技进步、经济高速发展，但在一些阴暗角落仍滋生着一些与改革开放、和谐社会背道而驰的不良现象。一是社会上很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就业困难，影响了少数未成年人上学的兴趣，产生厌学情绪，经常逃学，整日无所事事，久而久之走上邪道；二是影视、互联网传播迷信、暴力、淫秽等不健康的东西；三是社会改革中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一切向钱看等不正常观念的影响；四是社会上偷盗、抢劫、黄赌、斗殴、色情等犯罪案件的潜移默化。社会上不良风气、腐朽思想和不健康网络文化是诱发青少年犯罪的重要原因。青少年正处于人生观、世界观逐步形成的时期，人生中最富于变化而不稳定的时期，一些青少年在受黄色音像制品和淫秽书刊及不良网络内容的诱惑下，常萌发尝试、模仿的念头，而他们大多无经济来源，当囊中羞涩，又抵挡不住诱惑时，就有可能从小偷小摸到公开敲诈抢劫甚至谋财害命，走上了犯罪道路。为避免被判处刑罚的未成年犯在监禁过程中受到教唆、传染，以适用社区矫正对其进行改造，由专门的矫正机构和矫正志愿者对其实施管理、教育，但因其仍在社会上，还维持着正常人际交往，有的矫正对象则利用监管工作间隙，沿袭从前的不良生活和朋友圈子，或受成分复杂的居住环境的影响，延续着不良习惯，徘徊于犯罪边缘，稍有不慎便会重走老路，引 5 发犯罪，若再出现下落不明、脱管、漏管的情况，问题将会更加严重。

三、如何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做好对未成年矫正对象的教育和监管

社区矫正工作综合性强，涉及到国家司法、刑罚执行、治安管理、社区管理、群众工作等诸多层面，对未成年矫正对象实施矫正，需要有关部门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切实发挥职能部门整体协调一致的优势开展工作，需要家庭、学校和全社会共同建立起挽救未成年矫正对象的配套体系，并推动社区矫正工作向纵深发展。

未成年人心智发育不成熟，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容易沾染不良行为，但相应的是其主观恶性也不深，如果加以正确的教育、帮助、引导和保护，其戒除恶习的可能性也更大，因此在对未成年人进行矫正时，应当充分考虑未成年矫正对象的身心特点，针对未成年矫正对象的具体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矫正措施。

1、个案矫正。未成年矫正对象之所以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与他们的成长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因此，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在对未成年矫正对象开展矫正工作时，应全面调查未成年矫正对象的成长经历、家庭背景、亲朋关系等，根据调查情况，结合他们的个性特征、犯罪性质，分析其不良行为的原因，查找其犯罪根源，有针对性地制定个案矫正措施、明确矫正工作目标，帮助其增强法律意识，确保有效矫正，使其能早日回归社会。

2、思想矫正。针对未成年矫正对象易于感化的特点，在对未成年人进行矫正时，除采用定期汇报思想和活动、限制权利、公益劳动等措施外，应侧重于教育感化，加强思想矫正。由于未成年人存在逆反心理，在对其进行思想矫正时，一味地进行说教有时并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会适得其反，因此，6 矫正工作者除了采取主动的谈话教育、课堂教育之外，还应开展形式多样的互动教育，组织他们学习先进人物事迹、阅读法律书籍、观看富有教育意义的影片、邀请改造好的未成年人现身说法等生动活泼的形式，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激发、增强他们参与矫正活动的积极性，真心实意地接受改造。

3、心理矫正。青少年违法犯罪有其复杂心理上的原因，为达到矫正的目的，必须首先消除未成年矫正对象违法犯罪的心理原因。因此，应当将聘请心理医生、心理学专家，为他们进行心理疏导、根除心理障碍，帮助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树立改过自新，重归社会的信心。开展心理辅导前首先应当对未成年矫正对象进行了心理测评，以便能够深入全面地了解未成年矫正对象的心理特点和潜在心理困扰，进而有针对性地给予他们帮助，更重要的是，通过心理测评，可以增强心理矫正的可操作性、具体性和针对性，提高心理矫正的质量。

4、家庭矫正。家庭教育对孩子行为习惯的养成、有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起着重要作用。家长的自身素质如何，教育方法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青少年的心理素质，因此，家长要切实履行法定的监护义务，不断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采取科学的教育方法，要从小事培养孩子良好的品行习惯，给与足够的关心照顾和正确的教育引导，密切关注孩子的思想、行为，对不良行为要及时预防和矫治，要多于孩子交流沟通，倾听他们的烦恼，化解他们的忧虑，以文明的谈吐举止，乐观的态度，高尚的情操，进取的精神感染子女，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促进青少年树立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把违法犯罪的苗头扼杀在萌芽状态。

5、就业指导。从对青少年违法犯罪的调查来看，未成年矫正对象主要来自于闲散未成年人。未成年矫正对象，尤其是那些经济类犯罪的未成年矫正对象，之所以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根本原因就是滋生了好逸恶劳的思想。因此，必须促使未 7 成年矫正对象学习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为其顺利回归社会就业、生活创造有利条件，防止其闲散在社会上，重新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按照社区矫正工作实施意见，对未成年矫正对象没有完成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内容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协调相关部门并督促其法定监护人，帮助其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内容。此外，对于未成年矫正对象还要加大劳动观念和劳动技能的教育和培训，以便于他们在回归社会后，尽快融入社会。

我所于07年接收的未成年矫正对象张某，张小学、初中都在老家上的学，因父母在南京打工，自己在家跟着爷爷、奶奶，属于“留守儿童”。初中毕业后来到南京，跟随父母生活，父母对其十分溺爱，由于天性好玩，经常泡网吧，结识了社会上的朋友后，沾染了不良习气，加之其年幼无知，缺乏相关法律知识，法律意识淡薄，使其最终走上了犯罪道路。初来报到时，不能充分了解社区矫正的重要性，对矫正工作极其不配合，包括其父母在思想上也不重视，后我所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根据张的犯罪性质、心理性格特点及家庭实际情况，经研究有针对性地确定了张某的矫正工作思路：一是根据其未成年人特征，加强思想教育，树立其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二是加强法律、法规、政策的教育，强化法律意识；三是以家庭矫正为依托，对其家长进行社区矫正重要性的讲解，让其在思想上重视起来，并突出发挥家庭责任人、志愿者的作用，营造良好的矫正环境。社区矫正初期，张未能完全认识社区矫正的意义，有贪图玩乐彻夜不归的现象，且对司法人员的教育有抵触情绪，经过司法人员的耐心教育、细心开导，张对自己的不良行为有了深刻认识和反醒。张的父亲也由先期的对抗情绪转变过来，切实做好监护义务，关心照顾张的生活。后在矫正期间张的思想较稳定，能认真学习法律法规，自觉遵守各项行为规范，在社会生活中不再游手好闲，能积极参加公益劳动。在司法所与父母的协调帮助下，张积极地学习技能，寻找工作，并 8 能自觉遵守厂规厂纪，积极努力工作。今年年初张期满解矫，表示自己以后一定遵纪守法，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四、加强未成年矫正对象教育和监管工作的反思

要使未成年矫正对象的社区矫正落到实处，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必须制定完善的社区矫正法律制度。一是完善审前调查制度。未成年矫正对象是否适合社区服刑，基层社区应当有表达意见的渠道，把握好社区矫正的适用，对于社区安全的维护是非常必要的。一些主观危害性大、犯罪情节严重、人身危险程度高的未成年矫正对象，并不适合社区矫正。因此，法院在适用非监禁刑时应当与基层社区加强联系，通过社区来充分了解未成年人的各方面的具体情况，以此作为判断是否适用社区矫正的部分依据，从而有利于把好适用对象这一关。目前虽然执行审前调查制度，但有很多环节都存在瑕疵，有些法院虽然将委托调查函送达基层司法所，但是不能完全根据调查内容来判案，在审前缺乏和基层司法所的沟通，而导致审前调查制度形同虚设，给日后的社区矫正工作带来了阻碍。二是界定执行主体地位。法律必须充分定义司法所对社区矫正的实施和作用，现行的试点意见规定是由司法行政机关作为工作主体，公安机关仍然是执法主体。而在实际工作中，司法所承担着大量具体的工作，但由于缺乏法律规制、职责定位不清等原因，没有法定的实施社区矫正权利，因此，作为执行非监禁刑，立法界定司法所执法主体地位、建立社区矫正组织架构是非常必要的。三是建立区分矫正制度。未成年矫正对象由于生理和心理都没有发育成熟，社会经验和认识能力都不及成年人，现行社区矫正相关规定没有将未成年矫正对象与成年矫正对象区分矫正，这样不利于提高对未成年矫正对象的矫正质量。主要原因我们初步分析有：

1、未成年矫正对象多数是受不良的家庭因素和生活环境的影响，主观恶意不大，社会危害程度不高，可塑性较强，而现行社区矫正适用范围中有被剥夺政治权利，9 在社会上服刑的，这些被剥权的成年矫正对象大都是重刑犯，还有些是累犯，由于同在一起接受社区矫正，这些被剥权的成年矫正对象的思想、行为必然会影响未成年矫正对象；

2、未成年矫正对象大都心理比较脆弱，承受能力不强，爱面子，但因其罪犯的身份而遭到社会公众的一些歧视，容易造成心灵伤害，引发自卑情绪，严重影响其接受教育改造的积极性。因此，建立未成年矫正对象的区别制度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篇6：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

摘要：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现象日趋严重，因而未成年犯的刑罚执行问题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未成年犯刑罚执行的根本目的是教育和挽救，社区矫正作为全新的刑罚执行制度，是未成年罪犯刑罚执行制度的优先选择，它对未成年罪犯的顺利改造与回归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社区矫正体系已初步建立，但还存在立法滞后、观念陈旧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关键词：社区矫正未成年人犯罪优先选择再社会化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现象日趋严重，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如何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未成年人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未成年人的明天就是祖国的明天。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进行研究是全社会的责任，并非一人或一些人所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工程，需要各个公民及部门的共同努力。本文就未成年人罪犯的刑罚执行问题进行一些简单的论述。

一、社区矫正的涵义

社区矫正，又称社区矫治，英文翻译为communitycorrection或community–based–corrections。目前，我国学者对社区矫正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法院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中将法院参与社区矫正解释为，“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和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等非监禁刑案件中，坚持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原则，适当运用刑罚，并配合社区矫正组织从事教育转化工作，以达到预防犯罪和减少犯罪，实现维护社会稳定目的的活动。”2003年3月的两会期间，司法部部长张福森对社区矫正做了这样的阐释：“我们所讲的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小组和民间组织及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或裁定规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这项制度虽然在我国尚未广泛采用，但在一些国家这是普遍适用的一种法律制度，有的国家非监禁刑的比例还很大。”还有学者指出，社区矫正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改造犯罪的方法，是所有在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

社区矫正，在国外更多的称之为社区处遇或社会处遇，所谓社区处遇是指社区为基础的矫正、治疗罪犯的措施，包括缓刑、假释及各种重返社会的制度。结合上述观点，笔者认为，社区矫正是指设置专职机构和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利用专业方法，运用社区资源，在与社会不隔离的社区环境中对犯罪人员的矫正或改造活动。

二、对未成年犯实施社区矫正的积极意义

未成年人正处于长身体、长知识的关键时期，鉴于其特殊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我们对未成年罪犯判处刑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教育和挽救。社区矫正作为全新的刑罚执行制度，它为探索未成年犯的改造与回归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是未成年罪犯刑罚执行制度的优先选择，因为它既具备应有的矫正效果，又能很好的实现使未成年人罪犯回归社会的功能。因此，社区矫正制度对未成年人罪犯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

1、可以有效地保护未成年罪犯。未成年罪犯往往是由于个人思想的不够成熟，加之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才走上犯罪道路，绝大多数都可以通过教育感化而痛改前非，因此，从教育、挽救未成年罪犯的目标出发，对未成年罪犯采用社区矫正这种非监禁刑罚，能够使未成年罪犯既受到一定的惩罚，又在社会的关心、指引和帮教下，重塑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养成适当的社会生活方式，从而最终达到保护未成年罪犯的目标。

2、能够避免过早贴上标签。标签理论认为，违规者一旦被贴上“罪犯”的标签，就会在其心灵上打下耻辱的烙印，产生“自我降格”的心理变化，进而顺应社会对其的评价，“违规”甚至会被行为人“合理化”而演变成难以改变的生活方式。如果过早将罪犯投进监狱，尤其是未成年罪犯，无疑是最深刻的“标签化”过程，他们会给自己贴上“罪犯”的标签，势必会影响他们幼小的心灵，他们会将自己归类到违法犯罪的人群当中，容易对社会产生反感与叛逆，就有可能再次犯罪。代之以社区矫正这种有效的教育与挽救措施，对于可塑性较强的未成年人来说，可以减少因这种“标签化”带来的负面作用。

3、避免交叉感染。未成年犯大多是初犯，其主观恶性并不深，但是与外界隔绝的集中关押，致使他们的交流对象局限于其他罪犯，交流内容往往也是社会的消极方面，不可避免的会对他们带来许多消极影响，这对辨别能力不成熟的未成年犯来说，刑满释放后很有可能再次犯罪。社区矫正属于非监禁刑，是将他们置于社会之中服刑，无需收监，从而克服了集中关押导致的交叉感染问题，更有利于他们的改造，4、有利于未成年犯的再社会化。再社会化实际上是一个重塑人格的过程，对罪犯的人格改造是

人道价值的主要体现。由于未成年犯的继续社会化过程一般较为短暂，所以，其再社会化的过程就更为重要。而社区矫正是一种非监禁的行刑方式，兼具司法、教育、心理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功能，它能充分运用社区资源，努力促进未成年犯与社会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避免了短期自由刑的弊端，未成年犯身上的“罪犯色彩”也明显淡化，为其再社会化提供了保障，从而达到再

社会化的目的。

5、体现刑罚社会化原则。刑罚社会化是开展社区矫正的理论基础之一。传统上人们主张“恶有恶报”，但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的刑罚观念也在不断进步，在刑罚中越来越强调教育观念、改造观念。我们对未成年犯判处刑罚，根本上是为了教育改造他们，让他们通过刑罚执行活动，转变成合法公民，从而顺利回归社会。社区矫正正是体现了这一刑罚原则。

三、目前我国社区矫正体系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实施社区矫正的时间较短，还没有完全建立，尽管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实践中也存在了不少问题：

1、法律法规和配套制度的不完善。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发布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通知》，提出了我国构建社区矫正制度的思路、任务和工作方法，标志着社区矫正正式在我国司法制度中有了一席之地，表明我国顺应世界刑罚发展的潮流，真正重视未成年犯的刑罚执行问题。但是这个文件只是提出社区矫正的法理依据，还缺乏更具体的法律规范和配套制度的支撑。而社区矫正是一个严肃的刑事执法活动，必须要有相应的立法作为支撑，而我国现行法律与社区矫正发展不相适应，主要表现在：

一、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社区矫正的执行机关，目前的做法是由“司法牵头、公安配合”，这虽然加强了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管力量，但在实践中，却容易出现职责不清、界限不明、衔接不力、效率不高等一系列问题；二是现行法律中虽对某些问题作出了规定，但实际上形同虚设。例如在当前社区矫正的实践中，普遍存在失控、脱管服刑人员法律制约不力的问题。我国刑法虽然规定了对违反监管规定的缓刑假释人员可作出撤消的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基本没有加以适用。三是现行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对罪犯在社区中进行监管的具体规定和要求，对罪犯进行必要的改造和矫正措施等。而且现行法律有关非监禁刑的规定是根据若干年前规定的，其规定也比较原始、粗放，随着形势的发展，已经不完全适应目前的实际需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无法可依的问题，从而把社区矫正变成是原有法律基础上的修修补补，导致在执法中的任意性，造成社区的不稳定或者侵犯服刑人员权利的后果。

2、观念陈旧。由于我国刑法长期受报应主义和重刑思想的影响，法律始终是以冷酷的面孔出现，所以难以使人们将刑罚执行与人文主义精神结合在一起。在司法实践中，公众特别是司法人员崇尚重刑，迷恋监禁刑的行刑方式，这种观念在我国仍有相当的市场，不少人怀疑社区矫正的行刑效果。思想是行为的先导，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有的人在社区矫正的探索方面不热心，对社区矫正刑罚执行制度的适用，仍然停留在过去的认识水平上。

3、机构不健全。由于受到现行刑法的限制，我国在实施社区矫正的过程中，实行“司法牵头、公安配合”的管理格局，即由司法尽管牵头组织有关单位和基层组织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并会同公安机关搞好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考察，组织协调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和帮助工作，街道、乡镇司法所具体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但问题在于：会同公安机关监督考察，不仅容易造成工作中的脱节，而且造成对人力、物力的浪费。司法所管理社区工作也存在一定问题，一是街道、乡镇司法所人员不能完全到位；二是街道、乡镇司法所专职人员都身兼数职，导致不能集中精力投入到社区矫正中去，服刑人员的失管、漏管和脱管，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三是基层司法所尚未明确为执法机关，在工作中容易陷入被动。同时，由于居委会的职责较多，使其力量有限，不能很好的参与到社区矫正中来。

4、相关部门配合不力。由于种种原因，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司法机关等部门对未成年犯的监管实际上难以到位，使得在社区中的未成年罪犯大多处于脱管状态，法院对缓刑的宣告往往也是“一缓了之”。这样既影响了刑罚目的的最终实现，也不利于罪犯的改造和社会的稳定；同时，这也让罪犯感觉参加社区矫正就是放任不管，从而导致任其恢复“自由”。

四、完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体系的建议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社区矫正体系还存在不少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使社区矫正对未成年人罪犯真正取得实效，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制度化建设，必须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设置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专职机构和配备专职工作人员。为此，结合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存在的问题，并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的完善提出如下建议：

1、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根据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基本原则，吸收实际工作中的成熟做法和有关的司法解释，现有各级立法部门要尽快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和条件，对现有《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有关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条款进行修改和补充，单设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处遇专章，以确定未成犯的处罚原则，规定具体适用的刑罚种类和具体量刑标准，扩大缓刑的适用范围、放宽减刑和假释条件。同时，在完善刑事法的基础上，按照当前国际通行做法，结合我国实际，在条件成熟时，加强特别法的建设，包括《未成年人事件处理规则》等，通过专门立法，规定专门的刑法制度，将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区别开来，并设立相关配套措施，保证未成年人的权利得到有效执行，以受到最好的立法和司法效果。同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社区矫正机构的地位及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职责，规范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活动。

2、更新观念。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刑罚及其执行制度也产生许多新变化，一是刑罚体系整体趋轻；二是刑罚在国家管理系统中地位和作用下降。在这种刑罚变化的趋势下，我国应该积极开展社区矫正，因为单靠严厉的刑罚难以受到威慑犯罪行为的功效。而且，即使按照“恶有恶报”观念将他们送进监狱，他们最终还是要回到社会，仍然需要社会对他们宽容、接纳。因此，我们应该改变以往的刑罚观念，从保护未成年和刑罚社会化、人道化的角度出发，将他们放在社区中进行矫正，将会受到更好的效果。

3、设置未成年犯社区矫正专职机构，配备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专职人员。要将社区矫正作为一项制度确定下来，就必须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对此，笔者建议在司法部门内部设立专门的部门负责管理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社区矫正的执行也属于刑罚执行的范畴，因由国家公务员负责执行，但由于社区矫正是在社区内执行，必须得到社区内相关人员的支持和帮助。对此，笔者建议，应配备由专业人员和志愿者组成的执行人员。专业人员包括国家公务员和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方面的专业人员。社会志愿者包括专业社会工作者、离退休人员、大学生等，这些人员应当具有较高专业水平，有丰富的社会经验，热心公益事业，能够胜任这项工作。

4、充分挖掘和利用各种资源。由于未成年人罪犯在社区内执行刑罚，因此建立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应当以行政区域内的社会资源为依托，充分利用社区资源。自1999年我国民政部开展社区建设实验以来，我国大中城市的社区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社会事务社区化管理模式的形成客观上为矫正罪犯过程中利用社区资源提供了可能。因此，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的完善，应根据未成年人的特殊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制定专门的教育改造措施：（1）开展法制教育，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原因就是法律意识淡薄，因此，在社区内，聘请法院少年审判庭的法官为社区的法制宣传员，把法制引入社区，让未成年人罪犯知法、用法、守法。（1）开展思想教育和道德品格教育活动。针对未成年人的特点，开展各种形式的思想教育活动和道德品格教育活动，培养他们正确的政治方向，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使他们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克服不良的道德品质。（2）开展心理教育活动，不健康的心理是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应通过多种途径，如开展心理健康辅导等，引导他们形成健康的心理。（3）开展劳动技能培训活动。根据各自的特点和爱好，开展一系列劳动技能培训活动，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劳动态度，学会一定的职业技能，提高生存能力，使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能够保证自己立足社会。

5、形成合力、齐抓共管。社会各界和全体公民都要高度重视社区矫正对未成年罪犯的重要性，明确自己在保护未成年人罪犯健康成长等方面的地位和作用。增强责任感，齐抓共管，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保护未成年人的工作网络。具体做法是实现四个结合，和家庭结合，家庭我未成年人罪犯最初和最重要的生活环境，未成年人罪犯的个性及世界观一般是在家庭中形成的，因此一定要重视家庭建设，确保未成年人罪犯有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让其父母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对未成年人罪犯及时进行教育和挽救；和学校教育，大多数未成年人罪犯都处在适学年龄，学习对他们今后的成长非常关键，因此，要帮助他们获得重新学习的机会；和社区结合，让社区负责人想办法给他们以妥善的安置，以防止他们因无所事事流入社会再受不良因素的影响而重新走上犯罪道路；和法院相结合，法院做好延伸服务，为未成年人罪犯建立档案，实行专人专管、要求未成年罪犯在社区矫正阶段定期进行思想汇报，并走访、回访缓刑期间表现突出的人员，可以在当地社区开展“模拟法庭”等教育宣传活动，加强对未成年人罪犯帮教与感化。使得社区矫正真正取得实效。法院可以加强与工、青、妇联、教育部门、街道、劳动人事、宣传等部门的联系配合，就安置、就业、上学等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尽可能多地为未成年人罪犯创造一些就学、就业的机会，最大限度地消除社会、学校乃至家庭对未成年人罪犯的偏见、误解及不公平待遇。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