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的扶贫形势

当前我国的扶贫形势（共6篇）

篇1：当前我国的扶贫形势

中国扶贫开发的意义与当前的形势

【日期：2015-12-23】 【来源：《中国扶贫》杂志2015年第23期】 【阅读 7825 次】

“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我国的国民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按照当时国际上通行的每人每天收入1美元以下为贫困人口的标准，我国的老百姓尤其是农民大多数都属于贫困人口，国家没有条件来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中国扶贫之路

到1978年的时候，据统计全国连基本温饱都没解决的绝对贫困人口有2.5亿。自1980年代我国进入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到80年代中期，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开展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机构，确定了贫困人口的标准，明确了592个县为国家贫困县，中央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扶贫开发，正式吹响了中国扶贫开发的进军号。中国的扶贫开发起点很低，1986年第一次确定的绝对贫困人口标准仅为人均纯收入206元，按此标准计算，当时全国有绝对贫困人口1.25亿。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曾经想在新世纪到来之前消除贫困，并向世界宣布不把贫困人口带入21世纪。因此1994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决定用7年时间让当时的8000万贫困人口脱贫，由此发起了中国扶贫开发第一次攻坚战。在“八七扶贫攻坚”期间，除中央财政不断加大扶贫投入外，还广泛组织党政机关和动员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开发，如把中央国家机关272个单位组织起来，长期定点帮扶国家贫困县；把东部发达地区全部组织起来，长期结对帮扶西部贫困地区。《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实施，虽然没有彻底解决全国绝对贫困人口脱贫的问题，但给新世纪的扶贫开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央直面我国农村仍然存在的突出贫困问题，从实际出发部署全国的扶贫开发工作。2001年国务院颁发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对扶贫开发不但没有放松，而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2011年，国务院又颁发了第二个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十年《纲要》，重新定义了中国扶贫开发的理念，重新调整了扶贫开发的战略，重新制订了扶贫开发的政策措施。

简要地概括来说，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启动了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主要任务是解决贫困人口的基本温饱问题。到2011年国家出台新的扶贫开发《纲要》之时，贫困人口的标准已提高到人均纯收入2300元，此时还有贫困人口1.28亿，但不再是基本温饱问题都没解决的绝对贫困人口，而是已经解决了温饱但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的低收入人口，扶贫开发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决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转变到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缩小发展差距。

说到我国扶贫开发的总方针，概括起来就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以人为本，自力更生，开发扶贫。政府主导，就是整个扶贫开发工作由政府安排部署和组织开展，政府设立专门的扶贫工作机构具体来抓，主要由政府安排专项财政扶贫资金来实施扶贫项目，并实行省负总责、县抓落实、党政一把手为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制。社会参与，就是广泛动员和组织社会各界参与扶贫，主要形式有中央国家机关对国家贫困县的定点扶贫、东部各省区市对西部地区的东西扶贫协作、地方各级组织的机关对贫困县乡村的定点扶贫、各级扶贫社团组织的扶贫、其余社会各界的扶贫、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在我国开展的扶贫合作。以人为本和自力更生，就是特别重视贫困群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把他们摆在平等和尊重的位置，以服务的态度对他们给予关心、帮助和扶持。并坚持以群众为主体，激发、调动和依靠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脱贫致富。

开发扶贫，就是开发式扶贫，这是扶贫开发与救济的区别。就是对贫困地区和有一定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开发当地资源，增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主要依靠自身力量脱贫致富。

从2011年第二个中国扶贫开发《纲要》出台起，我国的扶贫开发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央对新阶段扶贫开发的主要政策措施是：提高扶贫标准、增加扶贫投入、以连片特困地区为主战场。

提高扶贫标准，就是把贫困人口的标准从2009年的人均纯收入1196元提高到2300元。增加扶贫投入，就是大幅度增加财政专项扶贫资金。2014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就从2010年的222.68亿增加到433亿。

以连片特困地区为主战场，就是国家将11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和已明确实施特殊政策的西藏、四川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作为扶贫攻坚主战场。《纲要》提出的扶贫开发总目标是“两不愁、三保障”，即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

中国扶贫的意义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扶贫开发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按照世界银行统计，我国已减少6.6亿贫困人口，国际社会公认这是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这一成就的取得，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一）经济意义

1、扶贫开发促进了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区域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性。

2、扶贫开发加快了贫困地区群众增加收入的步伐，为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发挥了重要作用。

3、扶贫开发促进了内需的增长，为减弱金融危机的冲击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4、扶贫开发为确保全面实现小康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此，为了进一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缩小收入差距、有力推动内需增长、如期实现全面小康，必须进一步加大扶贫开发的力度。

（二）政治意义

1、大力抓好扶贫开发，是共产党根本宗旨的具体体现。

2、大力抓好扶贫开发，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具体体现。

3、大力抓好扶贫开发，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体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领导人都把扶贫开发、消除贫困作为重大的政治问题来强调。邓小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 江泽民：“加快贫困地区的发展，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就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国家的安定团结和长治久安。” 胡锦涛：“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习近平：“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提高，那就没有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也不是社会主义。”

扶贫开发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最大的民心工程、最大的德政工程，从一定意义来说，扶贫开发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正是因为党和政府一直坚持大力抓好扶贫开发，密切了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的联系，使贫困地区群众成为党和政府最坚定的拥护者和称颂者。

（三）社会意义

1、扶贫开发促进了社会公平。

2、扶贫开发促进了社会和谐。

3、扶贫开发促进了社会稳定。一个时期以来，社会最大的不公体现在收入分配的不公，贫困地区群众享受到的改革成果相对较少，是扶贫开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不公平。扶贫开发广泛地把社会各界组织起来参与，不仅密切了党群、干群的关系，而且在较大范围融洽了社群关系。随着经济发展向中等收入迈进，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扶贫开发在维护贫困地区的社会稳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国际意义

1、中国的扶贫开发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2、中国的扶贫成就成为举世公认、最有说服力的“中国道路”的实证。

3、中国的扶贫开发为我国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提升国家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4、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扶贫开发完成了全球减贫任务的80%以上，并为世界的减贫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种成就、经验和影响力是毋庸置疑和无可辩驳的。当前扶贫开发面临的形势

（一）任务十分艰巨可简单概括为：人口众、范围广、程度深、要求高、时间紧、难度大。

（二）困难问题不少

1、扶贫资金投入不足。

2、扶贫项目效益欠佳。

3、扶贫事业的社会参与度不够。

4、贫困地区群众自主性发挥不够，自力更生精神有所减弱。

（三）局面非常可喜

1、党中央国务院、市委市政府和贫困地区各级党委政府极端重视，抓扶贫开发的力度前所未有。

2、长期卓有成效的扶贫开发工作，为扶贫攻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3、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扶贫攻坚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

4、社会各界对扶贫开发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企业、社团、个人支持参与扶贫开发方式越来越多，力度越来越大。最后的攻坚战

根据实现“中国梦”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我国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目标的实现并不是唾手可得的事情，最大的一块硬骨头就是解决目前尚有的7000多万贫困人口脱贫，并一起实现小康的问题。所以习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针对扶贫开发，他特别指出：“扶贫开发工作依然面临十分艰巨而繁重的任务，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形势逼人，形势不等人。”所以，中央下了极大的决心，总书记亲自作专题调研和安排部署，下达了最后的扶贫攻坚战动员令。以2015年6月18日习总书记在贵州调研期间专门主持召开的涉及武陵山、乌蒙山、滇桂黔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有7个省区市委书记参加的扶贫攻坚座谈会为标志，全国扶贫攻坚的总攻正式发起。

扶贫攻坚总的指导方针，就是习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切实”：

切实落实领导责任。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片为重点、工作到村、扶贫到户的工作机制，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扶贫开发工作责任制。

切实做到精准扶贫。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实施“四个一批”的扶贫攻坚行动计划，即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移民搬迁安置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通过医疗救助扶持一批，实现贫困人口精准脱贫。

切实强化社会合力。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健全东西部协作、党政机关定点扶贫机制，广泛调动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开发的积极性。切实加强基层组织。抓好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配套建设，并做到每个贫困村都有驻村工作队、每个贫困户都有帮扶责任人。工作队和驻村干部要一心扑在扶贫开发工作上，有效发挥作用。

以重庆为例，其扶贫攻坚的目标是：2017年底，实现18个重点区县全部“摘帽”、1919个贫困村整村脱贫、165.9万贫困人口全部越过扶贫标准线；2018年打扫战场，巩固成果。具体计划是：2015年底，涪陵、潼南脱贫摘帽，15个非重点区县全面完成脱贫任务；2016年底，万州、黔江、南川、丰都、武隆、忠县、秀山7个重点区县脱贫摘帽；2017年底，其余全部9个重点县脱贫摘帽。重庆主要采取的政策措施是：

加快路、水、电、通信、环境整治等基础设施建设。如将贫困村通村通畅工程建设标准提高至55万元/公里，确保2017年贫困区县行政村通畅率达100%；2017年实现有线电视网络、光纤入村、数字电视信号覆盖均达到100%。

加大医疗扶贫力度。如优先推进贫困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标准化率达100%；全面推进乡村医生签约服务，建立完善针对贫困人口的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3年内投入3.37亿元，将符合条件的20万因病致贫群众纳入医疗救助范围，资助其参加合作医疗保险，并逐步提高参保缴费资助标准。

实施低保救助兜底政策。通过农村低保标准与扶贫标准“两线合一”，统一调整为230元/人/月；将贫困人口中没有劳动能力、需由社会保障兜底的，全部纳入农村低保范围。

大力深化教育扶贫。对贫困户子女每生每年的教育资助为：学前教育阶段2160元、小学阶段1000元、初中阶段1250元；就读中职和公办普通高中免学费，并资助助学金2000元；进入高等教育阶段，除提高助学贷款额度和延长还款期限外，资助助学金3000元。积极推进金融扶贫。将在贫困地区建立多层次金融机制、增设金融机构网点、扩大农村产权抵押融资规模、进一步推进农业保险和扶贫小额贷款等方面加大力度。

大力促进就业创业。如规定涉农培训资金65%以上用于贫困区县转移就业和新型农民培训，让更多贫困人口转移就业或实现创业；每年提供300个乡镇事业单位岗位招聘贫困高校毕业生；市属国有企业每年面向贫困家庭大学生提供就业岗位5000个。

大力推动产业扶贫。如市里每年投入特色效益农业资金10亿元，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特色产业；支持贫困区县发展乡村旅游、高山旅游地产和休闲观光农庄等，打造休闲农业精品线路40条，创建休闲农业示范镇村（点）100个；在贫困区县发展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350家、农民合作社1.7万家、家庭农场1.2万个；加快培育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等新兴业态。继续推进高山生态扶贫搬迁。市里决定3年内累计搬迁贫困人口30万，并切实加大搬迁后续产业扶持力度。

精准建立结对帮扶机制。主要是确定市属国有企业和银行重点帮扶城口、巫溪、酉阳、彭水4个重度贫困县。

最后，再回到全国的脱贫攻坚，总结了以下两点建议： 第一，要把扶贫当成长期任务来抓。

必须清醒认识到扶贫攻坚的完成不等于扶贫开发的结束。贫困是相对的，我们的贫困标准较低，相对贫困还很突出，且基尼系数仍然很高（2014年为0.469），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的目标还相差甚远。我们正处在“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我们不坚持长期抓扶贫，不坚持不懈地帮助相对贫困群众增加收入、走向致富，我们的社会就可能因为贫富差距太大而出现许多预想不到的问题。必须充分认识到帮助贫困群众脱贫致富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用历史的观点来看，贫困地区群众的贫困，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他们自身的原因；目前社会存在的不公平，可能最大的问题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是贫困群众的收入太低。因此，我们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长期坚持抓好扶贫工作。

第二，要把扶贫当成慈善事业来抓。

1、农村贫困人口是最大的弱势群体，扶贫应当成为最大的慈善事业。

2、建设和谐社会，积极参与慈善事业应蔚然成风。

3、扶贫济困、参与慈善是修身积德的必然选项。（作者系重庆市扶贫办巡视员）

篇2：当前我国的扶贫形势

《“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实施以来，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迅速下降，在世界贫困人口的比例从25%下降到2.8%，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当前我国人均GDP水平超过了3000美元的门槛，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期，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增多、爬坡过坎的敏感期，如果不解决好低收入人口的问题，很可能使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中共中央召开了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国务院出台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这对于认清当前农业农村发展现状和农村贫困特征，推进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进入转型和调整期

(1)农业生产投入增长方式面临转型

1978年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允许劳动力转移、农业税费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解除了长期束缚我国农业发展的制度限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尤其是在《“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实施以后，我国贫困农村地区发展取得了巨大变化，贫困人口收入水平得到明显提升，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86年的425元上升到2011年的6977元。然而，随着各种支农惠农政策和贫困地区扶贫开发政策的实施，各项政策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边际效益已经明显降低，农业农村发展也告别了“一放就活”的阶段，要进一步推动农民收入增长，就必须增加农业生产要素投入。

(2)社会民生投入需求水平处于拐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经济实力得到极大提升，社会财富大量涌现，但财

富分配不均的状况日益加剧，两极分化问题日益突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然而，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我国人均财政收入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8%左右。而且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步入转型期，面对着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民生投入需求将不断增长，日益增长的民生投入需求与不断下降的人均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之间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这使得我国在进入转型和调整期之后农村扶贫开发和民生建设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

(3)宏观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增加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但与此同时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也充满了不确定性。近年来，美国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导致广大居民的购买力明显下降，大量农产品销售困难、价格下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停滞不前，尤其是处于温饱线附近的低收入人口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宏观经济的频繁波动和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对广大贫困人口和生活在贫困线附近、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能力较弱的低收入人口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由此可见，随着我国进入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期，我国经济总量和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将有所放缓，宏观经济的波动也将成为常态，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对我国农业农村的发展和农民增收产生深刻的影响，从而使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面临严峻的挑战。

二、我国农村地区贫困发展的趋势

(1)由整体贫困转变为局部贫困

随着《“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的实施，经过国家扶持和贫困地区的自身努力，广大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发展环境得到明显改善，贫困人口大幅减少，从1978年的2.5亿人迅速下降到2010年的2688万人。然而，一些地区由于地理环境险恶、山区贫困连片、少数民族集聚、民俗文化多样、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短缺等各种自然条件的限制，在局部地区仍然面临着贫困范围广、程度深、减贫工作难度大的现实问题，扶贫工作推进相对较慢，贫困人口分布出现了“宏观分散、微观集中”的新特点，由整体性贫困转变为局部地区的贫困。

(2)由绝对贫困转变为相对贫困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大部分贫困人口面临着缺乏维持生存所必须的基本生活资料，属于绝对贫困状态。然而，经过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增长和扶贫开发，我国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严格意义上生活艰难的贫困人口已经基本消除。但是处于贫困线附近的人口尽管有的已经脱离了贫困，与广大人民生活水平在整体上大幅度改善相比，其享受的发展成果很少甚至不能分享发展的成果，换句话说，相对贫困程度加深了。而相对贫困问题的日益突出，或者说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更加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3)由收入贫困向多维贫困转变

过去的贫困主要是指收入方面的贫困，因此以收入来识别贫困人口为过去30年的扶贫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我国以收入衡量的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而饮用水、道路、卫生、教育等其他客观指标的贫困和福利主观感受的贫困却一直被忽略，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和绝对贫困人口的减少，这些维度的贫困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通过调查和计算，我国的城市和农村家庭都存在着收入维度之外的多维贫困，如住房、饮用水、卫生设施、电、资产、土地、教育、社会保险等方面。而且随着以收入衡量的贫困人口迅速下降时，人们对其他维度贫困的关注度将逐渐上升。

(4)由资源贫困向能力贫困转变

在致贫原因方面，传统意义上的贫困人口中有91%都生活在偏远山区，自然资源匮乏，交通闭塞。随着移民搬迁和产业扶贫政策的实施，许多原本生活在干旱、贫瘠地区的贫困人口逐渐摆脱了贫困，这使得区域性的自然条件已经不再是导致贫困的惟一重要因素，而人力资本、阶层地位、家庭资产、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和能力等已经逐步成为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受文化程度和职业所影响的阶层地位，对于农民的收入有很大影响。由此可见，从致贫原因上看，发展能力的贫困已经逐渐成为当前我国贫困的重要原因。

(5)从静态贫困向动态贫困转变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成为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贫困人口稳定脱贫的重要推动力。然而，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波动性的加剧，以及频繁的自然灾害、较高的通货膨胀，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广大低收入人口，他们抵御各种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一旦出现经济波动或者通货膨胀，就将有很大一部分重新进入贫困或者更加贫困。从这个意义上讲，贫困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长期存在，表现出某种持续性的特征，许多贫困人口也将在贫困线附近徘徊，呈现动态趋势，为此应当能够更加准确地瞄准贫困人口，建立完善的面向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三、促进我国农村扶贫开发的建议

农业和农村发展环境的转型以及农村贫困发展趋势的转变也使得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思路和方向也得做适当的调整，为此，结合中央农村扶贫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国农村扶贫规划纲要(2011—2020)》，提出促进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建议。

(1)完善贫困监测和瞄准机制，建立一套简单、快速、多指标的贫困人口识别方法

长期以来，贫困一直被视为经济收入上的概念，依据一个人维持生计所需要的最低收入或消费水平作为衡量标准。随着绝对贫困人口的大幅减少，以饮用水、道路、卫生、教育等其他客观指标的贫困和福利主观感受的贫困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本次中央扶贫工作会议和《我国农村扶贫规划纲要(2011—2020)》都提出，争取到2020年，让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能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因此，为了更好地识别贫困人口，应当建立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包含收入、教育、健康、住房、资产、环境等公共服务和发展能力的指标，更加真实地掌握不同地区贫困户的致贫原因，从而使得扶贫开发更加具有针对性。

(2)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

在现有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农村医疗救助、危旧房改造援助、困难家庭就学援助、应急救助等配套制度，降低贫困群众因病返贫、因学致贫、因灾致贫等情况的发生率，从制度上保障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建立浮动机制，使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总体水平相适应，从而能够抵消经济波动对贫困人口产生的影响。同时，建立健全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救助中的积极性，引导公众参与社会救助和社会慈善事业，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通过多种渠道和多种形式开展救助活动。

(3)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实施有针对性的扶贫开发政策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明确提出，将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开发作为新时期扶贫工作的重点，将划定的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作为新阶段我国扶贫开发的主战场，实现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在确定的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每个地区贫困的原因和类型有很大差别，既有自然、社会的，也有民族、宗教的，既有历史、政治的，也有现存体制的。为此，应当针对各个连片特困地区的不同特点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进行科学合理规划，有针对性地制定扶贫开发政策，逐步推进，使每一项扶贫政策力争做到“因地制宜”，提高扶贫资源的投入使用效率。

(4)结合产业扶贫，增加农民教育培训投入，加强低收入人口的能力建设

篇3：当前我国的扶贫形势

一、当前我国农村贫困的相关状况及困境

1.当前我国农村贫困的相关状况

到2000年底,我国农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由1985年的1.25亿人减少到3000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从14.8%下降到3%左右。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贫困人口分布由以前的扶贫开发重点县区域集中向更低层次的村级社区集中,国家贫困县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比例下降到61.9%。2001年国家开始实施扶贫资源村级瞄准机制,在全国确定了14.81万个贫困村作为扶贫工作重点,这些重点村占全国行政村总数的21%,分布在全国1861个县(区、市),覆盖了全国80%的农村贫困人口。在该阶段,农村贫困治理建构了“一体两翼”扶贫开发战略,即以整村推进为主体,以产业化扶贫和劳动力转移培训为“两翼”。根据2010年1274元的扶贫标准衡量,农村贫困人口从2000年底的9422万人减少到2010年的2688万人,农村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从2000年的10.2%下降到2010年的2.8%。

根据2300元扶贫新标准,2011年我国农村扶贫对象总数为1.22亿人。宏观层面加快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实施14个连片特困地区的《连片特困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微观层面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按照县为单位、规模控制、分级负责、精准识别、动态管理的原则,对每个贫困村、贫困户建档立卡,建立全国扶贫信息网络系统。至2014年底,再减少1000万以上贫困人口。〔2〕

四川东南部省定贫困村—庙坪村, 幅员面积6.46平方公里,辖5个农经社,共有农户154户,人口489人。属典型的山区,地形地貌为山地,平均海拔900米,年平均气温17.2℃。山高坡陡、林多地少、地广人稀是全村面貌的真实写照。交通不便,现有3条共10.5公里通村通组公路全部为泥结碎石路,全村无一条水泥路。自然灾害频发,现有地质灾害监测点3处,农户居住分散,危房户32户,无房户4户。该省定贫困村贫困人口119人,建档贫困户47户,贫困户大多身体残疾或年老多病,普遍缺乏劳动力。行路难、上学难、就医难矛盾突出,产业不兴、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保障不足是全村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201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3015元。全村现有耕地248亩,劳动力279人,常年外出31人。产业以林竹和茶叶为主。有一茶业公司成片租赁农户茶园建成有机茶基地800亩。林竹面积约8000亩,占全村土地面积的一半左右,大多为低产低效的残次林,由于运输困难长期无人砍伐,有限的资源没有转化为经济效益。

精准扶贫,就是在科学有效的标准和程序下,因时、因地对贫困地区、贫困村和贫困户进行精确识别,按照本地的实际开展联动帮扶和分类管理,并根据动态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做出精准考核的过程。其内涵包括精准识别、帮扶、管理、考核以及相关配套措施等内容。〔3〕其基本内核包括精确识别、联动帮扶、分类管理和动态考核四个最重要的内容。其中,精确识别是指根据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贫困现状确定相应的扶贫对象识别标准,按照规定的程序准确地将贫困村、贫困户以及致贫原因识别出来。联动帮扶、分类管理以及动态考核则是 “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因人制宜”等一系列组合行动,并通过事中监督、事后监督来具体落实。以笔者考察的该省定贫困村为例,该村的地理位置优势较为明显,当地农户劳务经济表现突出,设若稍加资金投入,即可联通周边的村、乡、县以及邻县,带动产业加工的运输、乡村旅游等,但这一切的实现都需要详细的规划以及全方位的落实。

2. 当前我国农村贫困扶贫的困境

(1)基本判断

1我国扶贫开发的攻坚期和决战期。2016~2020年是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最后5年,贫困标准提高后贫困人口规模扩大,扶贫任务和难度增加,使实现到2020年达到“两不愁三保障、一高于一接近一扭转”目标难度增加,扶贫开发进入到了关键的决战期和攻坚期。2扶贫开发工作从消除绝对贫困向消除减缓相对贫困转变的重要转折点。2015~2020年期间,我国扶贫开发将是完成解决温饱和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和提高发展能力阶段。要实现基本消除绝对贫困和极度贫困,国家扶贫脱贫重点和重心应转向减少相对贫困以及缩小个体差距和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3未来我国扶贫开发改革创新目标是探索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积极完善扶贫治理体系和提升扶贫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特色的扶贫脱贫道路和扶贫脱贫治理体系,体现在扶贫脱贫治理的基础能力提升,扶贫脱贫治理的社会发展(治理)能力提升和可持续发展的特色产业扶贫脱贫能力提升。

(2)在 “精准识别”这个环节主要存在以下几个关键问题或者难点

一方面是识别排斥的问题,它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基础,根据中央的文件,识别排斥是县、乡镇、村在基于获得的贫困指标基础上开展实际的贫困村(户)的识别过程中,将当地真正的贫困村和贫困户主观排斥不予识别的现象。根据主观意图可分为故意排斥和过失排斥。前者是负责精准识别的相关工作人员,出于各种私利,没有把真正符合贫困标准的的农农户户纳纳入入到到国国家家贫贫困困帮帮扶扶的的范范畴畴中中,,使使得得本本来来边边缘化的贫困户更加边缘化,得不到政府的扶持资金和扶持的各种机会。其问题在于评定环节没有人监督,关键环节上都是由村干部说了算,贫困户很少甚至根本没有参与和监督的机会。2013年,在四川省开展的扶贫到户机制调研中发现,有25%的受访“建卡贫困户”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当选的,而有些贫困户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落选。而后者是在精准识别贫困群体过程中,由于操作环节的疏忽等原因造成的对贫困户精准识别的客观排斥现象。如 “不申请就不是贫困户”逻辑显然就造成了贫困户被疏忽掉了,大多数贫困户信息不畅通。再如村干部掌握的贫困户情况不一定真实。

另一方面是农户经济收入的核定问题。 根据2300元扶贫新标准,农户的收入多少,支出多少,最后的家庭整体收入到底是多少,由于这个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变动性很大,村干部又不能实时跟踪,因此存在误判现象较多。

(3)“十三五”期间,经济下行的内涵外延使得我国精准扶贫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1传统要素优势削减,综合优势尚未构建。经过长达十多年的高速发展,过去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区位、人力、资源等各方面要素优势正在衰减,土地要素趋紧、劳动力成本上升较快都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后续动力。贫困地区面临的压力更大。到2020年我国贫困人口约为2600万是在2000~2015年社会经济发展态势下预测的,假如按照新常态扶贫脱贫惯性变化规律,从目前7017万贫困人口,经过不断努力,最保守估计到2020年可脱贫3600万左右,还剩余3500万左右贫困人口,因此,2020年完全消除绝对贫困即让7017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难度是非常大的。

2治污缓堵责任重大,扶贫减贫压力突增。我国 “单中心,极核式” 的空间格局尚未完全打破,周边乡镇经济对主城区的依赖较重,离独立城市的要求尚有距离,城市功能没有完全体现;同时存在“空气污染”、 “河流污染”等严重问题,区域之间、镇域之间差距仍然很大,扶贫减贫也面临这一要求,那么如何才能二者兼顾,形成绿色生态的扶贫减贫的模式,这是关键问题所在。

3增长模式遭遇瓶颈,发展路径变化太大。过去依靠要素驱动的发展老路已经越走越窄,工业发展全而不大、多而不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起步较晚,服务业仍呈现以传统服务业为主的基本格局,生产性服务业占比不高,再加上现代服务业辐射半径不大,聚集能力不强,带动效应偏弱等现实问题。政府在积极引导的过程中使得贫困户外出劳务经济减少,而贫困地区贫困户的劳务经济常规占家庭收入在60%以上。

4社会投资风险激增,多元投资吸引力小。社会资本大量涌入单一行业及关联行业造成资源配置畸轻畸重,社会投资风险激增,而多渠道、多领域的投资政策导向,对投资者来说,吸引力不大,包括金融扶贫。金融机构在经济新常态下对资金管理出台新政策,金融扶贫意愿和积极性也可能会受到一定的抑制,这同样会带来扶贫脱贫资金的新压力和新考验。〔4〕

二、当前我国农村精准扶贫的路径选择研究

1.实施精准扶贫必须把握的总体思路

精准扶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新形势下,瞄准贫困对象开展精确制导的扶贫开发有益尝试。必须切实把握好几个方面,如渐进推进、链条驱动、相对精确、农户主体、机制保障。〔5〕

到2020年完成扶贫脱贫任务需要坚持精准扶贫。一方面是扶贫对象精准,让真正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另一方面,在扶贫脱贫过程中路径精准,根据贫困人口的实际确定扶贫脱贫的路径。要保障脱贫路径精准,就要根据我国扶贫脱贫实践对7017万贫困人口扶贫脱贫路径进行精准设计。笔者认为实施精准扶贫必须把握以下几个思路:

一是强调集体所有制。在精准扶贫规划中,提出集体所有制,是考虑到集体所有制拥有比个人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农村中之所以成为贫困村、贫困人口,其原因就是基础差、底子薄,只有团结大多数甚至全体村民的力量及智慧,才能更好地推动整个村子的脱贫及发展。先脱贫,后发展,当村集体整整体体收收入入有有所所增增加加,,农农民民增增收收才才有有保保障障,,贫贫困困户户脱脱贫才有希望。而贫困户脱贫之后不再重返贫困,亦是贫困村发展规划中必须考虑到的重要问题。如果村集体经济发展良好,将为贫困户提供更多增收途径,同时亦能够为集体成员提供更好的经济保障。

二是由集体提升贫困户的市场意识。作为贫困村,多年来无法摆脱 “贫困”的包袱,其先天所处地理位置及自然条件固然起了重要作用,但农民自身文化素质不高,眼界局限,市场意识淡薄也成为限制贫困村村民发展的重要因素。只有通过集体带动这种方式,在集体发展过程中培养贫困户发现市场的能力,增强市场意识,使贫困户有能力自发找到脱贫致富途径,并充分利用手中的脱贫机会,才能使贫困户真正摆脱贫困,奔向小康。

三是明确注重整体发展战略,在整体发展中就有贫困地区、县、乡(镇)、村的发展。因为这样能解决贫困村、户扶贫攻坚时的共性约束问题,在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上、在区域制度的构建上能充分发挥二者的正向关系,来引导贫困地区、县、乡镇、村的脱贫以及可持续经济发展。

四是在生态保护下的精准扶贫路径。扶贫脱贫不仅仅是收入水平提高,更是贫困人口总体能力和水平的全面脱贫。为顺应我国发展方式转变和生态文明建设潮流,扶贫开发也将在生态保护下扶贫方面实现新突破新发展,并将成为我国扶贫开发创新发展的新动力、新支撑和新路径。生态保护扶贫政策创新理念、生态保护扶贫产业模式和市场形态都是未来我国精准扶贫的必然选择,精准扶贫不是简单的只注重收入水平提升,更是一种多维的更高层次的扶贫,是注重质量和现代创新发展的路径。

2.当前我国实施精准扶贫的路径选择

结合政府的 “十三五”规划中的扶贫攻坚,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1)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式多样

1产业扶贫。对于有一定条件和基础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通过开发式扶贫、产业扶贫和绿色低碳扶贫的方式提升区域发展能力和家庭生计能力,实现可持续的脱贫能力提升,预计在7017万贫困人口中有大约2000万~3000万人依靠这种发展路径脱贫。〔6〕从调查中发现,45%的贫困户具有发展产业的愿望,有25% 的贫困户对自身发展产业缺乏能力,但对跟着大户、能人、产业带头人学着干或加入合作社却有信心。因此在产业扶贫政策上,应鼓励单个经营向规模经营、集约经营方向发展。一是大力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引领作用,运用 “公司+基地+贫困户”模式,实施 “带着扶”工程。二是大力支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实行 “合作社+ 贫困户”模式,实施 “连着扶”工程。贫困户参与方式,可采取吸纳贫困户参与生产、经营活动获得劳动报酬,也可以通过产业扶贫扶持资金入股或运用土地入股等方式分配股份利润。方法上实行政府补贴、贫困户入股、利润分成的形式。三是对具有强烈发展产业愿望的个体贫困户,以产业扶贫到户形式实施 “帮着扶”工程,通过产业扶贫资金的支持,增强其发展产业的信心。

2担保贷款扶贫。针对有担保贷款需求的10%的贫困农户,破解其发展生产资金短缺贷款难问题,实行 “我担保、你贷款,我贴息、你还贷”的扶贫方式。方法上设立扶贫到户产业发展贷款担保专项基金,运用金融杠杆作用,将其倍数放大,为贫困户作贷款担保,为其发展产业提供资金帮助。

3搬迁扶贫。事实上,一些自然生态恶劣地区的贫困人口易地搬迁是最佳脱贫路径,预计到2020年,需要异地搬迁的贫困人口近1000万人。从调查中发现有15% 的贫困农户需要进行房屋搬迁和改造,因而在搬迁扶贫上,既要优先照顾生存在恶劣环境条件下和地质灾害条件下的农户搬迁,同时应将贫困地区住房条件差的农户纳入房屋搬迁和改造的范围,安排部分资金用于农户危房改造,让贫困农户在安居乐业上达到先 “安居”。

4助学扶贫。从调查中可以看到贫困农户中仍有13%的家庭因学造成贫困,主要原因是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用支出远大于家庭的收入。因此在整合教育扶贫资源的过程中,设立助学扶贫基金,资助贫困家庭学生完成中学学业、大学学业。

(5)培训扶贫。调查中有5%的农户需求学技术。因而在精准扶贫上,加大贫困劳动力实用技术培训和劳动技能培训。

(2)整合社会资源,效益最大化

调查反映有25%的贫困户没有内生动力,还不包括完全没有造血功能的 “孤、寡、残、独”对象户;有5%的贫困户因学致贫需要进行学业救助;有15%的贫困户需要住房救助。其贫困的深度之大,扶贫的难度之艰巨是不言而喻的,因而从建立精准扶贫长效机制上看,必须由政府牵头,各部门通力协作,整合全社会资源,合力帮扶,最大限度地帮助这类贫困对象走出困境。通过整合资源既可防止项目重复申报,又可杜绝资金跑漏,实现财政扶贫资金和部门专项资金效益最大化。

(3)发挥保障性救助制度的效用

对于丧失劳动能力的五保户、低保户等扶贫脱贫难度大的农村贫困人口,国家可以采取纳入到社会保障政策范围内,通过提高社会保障标准、多重保障性扶贫增加资产性收入等方式来解决。这是扶贫脱贫最难啃的骨头,上一轮扶贫开发末期(2010年)贫困人口2688万人,基本都是无(丧失)劳动能力的五保户、低保户。预计到2020年前,通过社会保障兜底的贫困人口在2600万左右。〔7〕方法上通过政府保障性救助来进行扶贫。对没有内生动力的贫困人口,按照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要求实行低保全覆盖,同时根据不同的贫困原因辅之于临时救助、医疗救助进行帮扶。对 “孤、寡、残、独”对象户实行五保供养、集中供养等方法提供社会保障服务。

1提高养老保障标准,解决贫困农户年龄在60岁以上老人的基本生活来源,养老保障标准至少要能够保障老人生存需要。调查发现,贫困户中一般每户都有1~2个60岁以上老人,如果能够解决好这些老人生活来源,就可以大大减轻贫困户负担。

2加大农村医疗保障特别是大病医疗保障力度,解决农户因病致贫的问题。调查的13户贫困农户中,有9户均有1~2人患病在家,大多无钱医治,去年借钱自付1万元以上医疗费的有1户,如果不能从农村医疗保障中得到解决,这样的农户是没有办法脱贫的。

3对残疾人实施社会保障。由社会保障基金对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我们调查的贫困农户中,有2户有残疾人,他们的生活困难应由社会保障来解决。

(4)创造贫困农户就地劳务的条件

能成为扶贫攻坚的贫困户,都有具体困难,其中就有不具备去外地劳动的条件,因此,能否创造一些条件使其就近务工。调查情况表明,凡家中有人外出打工的农户都已脱贫。由于贫困农户一般上有老、下有小,不具备外出务工的条件,因此,要想方设法为他们就近务工创造条件,以取得工资性收入。首先,对不便耕作的土地退耕还林还草。可以让农户成为护林护草工人,收入从生态补偿费中支付。其次,引进资源性产品加工企业。运用贫困乡村丰富的农业资源和相对较低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引进资源性、劳动密集型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在乡集镇创办加工企业,以吸纳贫困农户就近务工。再次,大力发展乡村生态旅游。贫困地区一般山清水秀,旅游资源丰富,通乡通村公路也基本建成,完全具备开发乡村旅游的条件,要做好旅游规划,支持贫困农户发展农家乐。

参考文献

[1]邓维杰.精准扶贫的难点、对策与路径选择[J].农村经济,2014,(06).

[2]黄承伟,覃志敏.我国农村贫困治理体系演进与精准扶贫[J].开发研究,2015,(02).

[3]李昆鸟.论精准扶贫的理论意涵、实践经验与路径优化[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15,(08).

[4][6]张琦,冯丹萌,史志乐.十三五期间开展精准扶贫工作的思考[J].中国国情国力,2015,(09).

篇4：当前我国的扶贫形势

一、规模与质量齐升，“走出去”成绩斐然

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要“积极扩大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到2001年“走出去”战略被正式写入国家“十五”计划纲要，再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以及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企业竞争力的显著增强，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水平日益提升，整体实力逐步增强，“走出去”成绩令人欣喜。

（一）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刷新记录

2002—2013年，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规模由27亿美元飙升至901.7亿美元，年均增长37.6%，规模虽然仍大幅低于同期对外贸易和实际使用外资额，但增速远超同期对外贸易额年均增速（18.9%）和实际使用外资额年均增速（7.6%）。2013年，我国对外投资迎来了黄金时期，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509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1371.4亿美元，同比增长17.6%；新签合同额1716.3亿美元，同比增长9.6%，新签合同额在5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685个，合计1347.8亿美元，占新签合同总额的78.5%，中国葛洲坝集团承揽的阿根廷基什内尔塞佩尼克水电站项目、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公司承揽的乌干达鲁玛水电站项目和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承揽的釜山云台山项目的金额都在15亿美元以上；派出各类劳务人员52.7万人，较上年同期增加1.5万人。截至2013年底，我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5257亿美元。

（二）能源资源领域已非投资首选

近两年，中国企业“走出去”更多倾向于品牌国际化、技术升级与市场拓展，对外投资涉猎领域较为广泛，流向集中。2013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采矿业、批发与零售业是我国对外投资前三甲，投资额总占比高达70%以上。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位居首位，投资额占比接近一半。中国贸促会对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显示，2013年，我国企业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投资领域集中在制造业，占比超过总投资的30%，西方媒体所蓄意鼓吹的“中国获取非洲国家的能源、矿产和土地”谣言不攻自破。中国对北美能源矿产的投资虽仍活跃，但占比呈下降趋势，科技、房地产、食品等领域成投资新宠。

（三）欧美国家投资吸引力增强

长期以来，我国对外投资集中于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等地区和国家。近年来，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较大变化，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一方面，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使欧美国家融资环境恶化，项目资产价值低估；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国际化实力显著增强，加之人民币升值大大降低了投资成本，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意愿日益强烈。2013年，中国内地对中国香港、东盟、欧盟、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日本7个主要经济体的投资占同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2%。

（四）“走出去”的方式和主体更趋多样

从投资方式上看，目前，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方式多样，绿地投资、跨国并购、股权置换、创办产业园区等均有所涉及，以并购为主要方式。2013年，我国企业共实施对外直接投资并购项目397个，实际交易金额513.7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335.7亿美元，占同期投资总额的37.2%，涉及采矿、制造、租赁与商务服务、房地产、批发与零售等十多个领域。从投资主体上看，一直以来，国有企业始终是对外投资的主力军，这一状况在2013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民营企业的投资占比首次超过了国企，达到50%以上。联想、吉利、东风、复星药业、华大基因等一批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纷纷“走出去”，优化了我国对外投资结构构成，带动了国内产业结构的不断提升。

二、机遇与挑战并存，“走出去”能力尚需提升

企业“走出去”和国际化的战略目标包括寻求更低的成本、更广阔的市场、更充足的要素资源、更先进的技术和更有利的政策。总的来看，我国企业“走出去”和对外投资发展历程较短，经验严重不足，总体收益并不理想。当前，影响和制约企业进一步提升“走出去”质量，打造高水平跨国公司的主客观因素仍然比较突出，亟待进一步研究解决。

（一）全球投资环境的不明朗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带来诸多不确定性

目前，全球经济仍处于寻求持续复苏的关键时期，国际有效需求总体不足，欧债危机阴霾未散，贸易保护措施层出不穷。对某些国家而言，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容易引起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顾虑，常常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待，抑或是对后来居上者的恐惧和担心，始终觉得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争夺其市场、抢夺其技术、掠夺其资源、占有其土地或威胁其国家安全，贸易保护主义在冠冕堂皇的种种理由之下依然大行其道。2012年，美国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华为、中兴、三一等企业投资美国的项目进行干涉，欧盟委员会对中国光伏电池发起反倾销调查，都反映出了这种无中生有的担忧和恐惧。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市场环境导致我国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陡增，遭遇贸易壁垒的可能性增大，企业投资风险增加。

（二）第二，竞争失序问题严重影响企业“走出去”的效率与效益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发展快，势头猛，但较为遗憾的是，不同的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或并购目标一致，或不同的中国企业共同参与投标承包同一工程项目，相关企业之间往往缺乏沟通与合作，各自为战，竞相压价，把国内竞争的通常做法沿用到对外投资领域，不仅给东道国留下对中国企业的不良印象，而且造成企业间的仇视竞争关系，最终导致东道国或东道国企业借机提高报价，或压低承包工程项目价格，使我国企业不得不接受更加苛刻的条件和要价，支付高昂的投资成本，严重影响对外投资整体效益，甚至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endprint

（三）国际化能力不足制约企业“走出去”的整体实力提升

对外投资最终是企业决策，关乎企业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企业必须有极强的国际化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发展壮大。从战略目标规划能力角度看，中国企业国际化总体起步较晚，一些企业在走出国门前，缺乏对外投资的长期发展战略，目标不清晰，随机性较强，缺乏科学论证，匆匆展开大规模的国际化投资，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从国际化治理能力角度看，我国企业在大型投资管理、大型投资资本运作等方面都缺乏相关经验。在直接面对国际市场时，往往按本土化的模式进行管理，存在管理上“水土不服”、对市场反应滞后等现象，外部市场对其独立性和透明度常有质疑。此外，我国企业对东道国的投资环境、政府效能、税收政策、劳工保护、工会谈判、国有化风险、外资政策、文化背景、消费特点等各方面都缺乏细致的了解，容易造成管理上的问题。从国际化人才储备角度看，目前，我国企业“走出去”缺乏明确的国际化人才定位，企业吸引、获取并成功留住优秀国际化人才的能力明显不足，在人才发展和培训机制方面有待加强。此外，我国企业国际化在品牌、风险、社会责任、企业文化、创新模式等多方面能力上有较大欠缺，这些都是严重制约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因素。

（四）政府部门及相关中介服务体系的不足和缺失，无法适应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和要求

一方面，表现为政府有关部门和中介机构提供的服务信息严重滞后。虽然我国政府已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文件和法律法规，相关行业协会及中介机构也积极帮助企业走出国门，但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对投资国市场不了解、难以获得投资国的最新投资需求信息等现象仍比较严重。对于单个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而言，全面准确了解国际市场信息，往往面临高昂的成本和条件制约，相关部门的信息服务还远不能满足企业“走出去”的需要。另一方面，主要表现在政府审批制度、外汇管理、人员出入镜等方面存在诸多制约。目前，国家发改委与商务部均负责对企业境外投资的审批和指导工作。由于事实上存在的多头管理，审批内容重叠交叉，降低了审批效率，增加了企业投资成本，甚至影响企业对外投资商机和“走出去”的效益。

三、多措并举，积极助推企业稳健“走出去”

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一方面，需要企业苦练内功提升能力；另一方面，需要相关机构健全体系做好服务，特别是政府有关部门加强引导和大力扶持。只有共同努力，多管齐下，才能形成助推企业成功实现国际化梦想的强大推动力。

（一）企业要积极通过内部建设全面提升自身国际化能力

一般而言，企业国际化过程可划分为5个阶段，即本土经营—出口导向——国际拓展—全球布局—世界公司，成为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不可能一蹴而就。企业从本土经营阶段到最终成为世界公司，市场范围不断扩大，分支机构持续扩张，竞争能力日趋增强，在各自领域的行业地位稳步提升，具体不仅表现为出口更多产品、承包更多海外工程或收购更多国外项目，更是要做到研发、制造、营销、服务等全产业链的国际化发展，实现资产、员工、收入利润的全球分布。企业需要在不同阶段有针对性地加强在战略规划、管控、人力资源管理、品牌管理、企业社会责任、风险管理等方面的能力。对于处于出口导向阶段的企业，国际化业务相对单一，对管控、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社会责任等能力的要求相对较小，企业应首先对自身水平、定位和发展战略进行审慎评价和规划，积极开展品牌知名度建设，注重国际风险管理。对于处于国际拓展阶段的企业，企业开始在海外输出产业链的部分核心环节，海外资产和员工规模已达一定比例，但仍以国内市场经营为主，这一阶段企业要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治理结构和国际风险管理，加强国际化经营团队建设，培养跨文化管理人才，注重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当企业发展到全球布局阶段，甚至已成为世界公司时，在海外已完成分支机构布局和产业布局，业务遍布不同领域，员工国际背景多样化，国内经营已融入全球市场中，企业面临的风险和利益相关人都更加复杂，要对企业面临的市场机会、战略选择和发展方式等进行定期审视，建立动态的优化机制，包括及时的调整和退出机制，不断提升企业国际化管理和运营所需的各项能力。

同时，企业也要注意结合所处的行业特点调整和提升国际化能力，特别是要在国际化品牌管理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体现出行业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以制造业为例，消费者偏好是决定企业发展命运的决定性因素，在提高产品质量、创新产品性能的前提下，提升品牌全球认知度、打造国际知名品牌就成为企业国际化初始阶段就需要明确的目标和重要任务。再如矿产行业，由于矿产品是不可再生资源，属于敏感的战略性行业，且对环境的影响极大，东道国政府和居民对此较为关注，因此，企业在国际化初期也需高度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和利益攸关人的管理。

（二）政府部门要认真为企业提供有力支持和系统服务

管理方式方面，探索改革企业审批制度和管理机制，下放对外投资审批权限，推广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对外投资方面的规定，建立以备案制为主的境外投资管理制度，逐步消除目前仍然存在的体制弊端。扶持政策方面，继续运用财政政策，建立多项专项资金和基金，支持对外投资合作重大项目，进一步完善对外合作的税收管理，加大对企业“走出去”的融资支持力度，加强诸如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对企业的融资支持，充分发挥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政策性保险机构为企业“走出去”的保驾护航作用，支持商业性保险机构提供对外投资合作保险服务。保障服务方面，更好地履行指导和服务职责，编制对外投资重点国别和行业发展规划和投资路线图，建立咨询服务和联络平台，打造风险防控体系，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国际市场信息和风险防范预警。同时，充分发挥现有正规教育资源优势，培养更多适应海外投资需要的专业人才。

（三）中介机构要充分发挥特色优势做好咨询服务工作

一般来说，行业协会、商会、学会、研究机构及其他咨询中介机构定位专业、身份灵活、特色鲜明，能够发挥政府和企业不便或无法完成的职能。他们往往比企业对行业市场总体认识把握更加全面，往往比政府有关部门对企业国际化的具体问题和困惑更为了解。中介机构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一方面，综合研究对外投资重点国别和行业领域的市场信息和国情变化，为企业国际化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咨询和信息服务，探索协调企业间因投资目标相同而产生的矛盾与纠纷；另一方面，加强与各国相关机构的合作，共同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和影响力，为企业在海外投资排忧解难，尽可能的避免企业利益遭受无端侵害。

篇5：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模版）

一、2003年宏观调控预期目标和任务 1.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要把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非常明确地提出了我国宏观调控的四个基本目标。

第一，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一个宽泛、综合的概念。它既体现经济总量的增加，也体现人均收人的增长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是衡量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

第二，增加就业。扩大就业不但能更加充分利用劳动力要素，而且能促使居民收人的普遍增长。失业会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加重财政负担，失业率过高还会引起社会的不安定。在我国，存在着劳动者充分就业的需量与劳动力总量过大但素质不相适应之间的矛盾，这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第三，稳定物价。保持物价总水平的大体稳定是经济健康、平衡发展的保证。而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都会带来对价格预期的紊乱，扭曲资源配置，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应特别注意通过货币政策调节货币供应量，使之与经济增涨速度相匹配。另外，长期的财政预算不平衡和国际收支逆差也会导致币值不稳。

第四，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国际收支是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和地区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之间进行的全部经济交易的系统记录。国际收支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中出现顺差和逆差都需引起重视和警觉。长期的经常项目逆差会影响币值稳定，增加通货膨胀压力，同时会大量消耗国际储备，出现资本外逃，投资环境恶化，削弱国家抵抗经济风险力，甚至可能会出现经济危机。

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就业率、国际收支这四个经济总量指标往往相互联系而又此消彼长。总的来讲，这四个经济总量指标往往呈现出周期性波动。因此，宏观经济调控可以运用财政、货币政策等多种手段恰当处理这四个方面的关系，寻求一个平衡点。

在此基础上，2003年3月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在十届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2003年经济宏观调控目标。

主要预期目标为：

——经济增长率达到百分之七左右；

——新增城镇就业岗位八百万个以上，城镇登记事业率百分之四点五；

——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百分之一；

——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百分之七。

曾培炎提出，为确保实现上述目标，要着力抓好如下十项工作：

——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更好地发挥国债资金的带动作用，促进结构调整和经济稳定较快增长；

——努力增加就业岗位，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按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坚持市场取向改革，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培育和扩大消费需求，不断改善人民生活；

——做好财政增收节支工作，充分发挥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

——坚持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动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其中，“新增就业”首次列为国家宏观调控主要目标，对严峻就业形势予以前所未有的重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莫荣研究员说：“在国家发展计划中明确提出新增就业指标还是首次，这标志着政府工作的一大转变，从以往追求经济增长率为主转向经济增长和就业两者并重，” 中国劳动学会副秘书长杨宜勇注意到，政府今年只提出四大宏观调控预期目标，就业目标不仅位列其中，而且排在紧随“经济增长率７％”之后的醒目位置。

中国曾长期实行福利性的“全民就业”政策，与之相伴的是企业人员臃肿、效率低下、缺乏活力。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代替，经济结构实行重大调整，“失业”、“下岗”等词汇渐为中国人熟悉。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目前面临来自约１４００万国企下岗失业人员、１.５亿农村富余劳力和近１０００万城镇新增劳力的巨大压力。据权威预测，中国未来３到５年，每年城镇需安排２２００－２３００万人就业，即使经济保持百分之七到八的增长率，仍会出现每年上千万的“工作缺口”。

就业压力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以及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构成了严重挑战，亟需国家从宏观层次上进行调控。03年１月以前，中国政府为扩大就业制订的十大配套政策已全部出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官员透露说，今年解决就业的重点是国企下岗失业人员和城镇长期失业贫困人员，就业方向主要是三产服务业、非公有制经济和劳动密集型产业。

此外，农民收入增长过缓一直是近年来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今年中国将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力度，并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续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并主张清理和取消对农民工的歧视性政策和不合理收费，面铺开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2.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手段。

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手段包括计划手段、财政政策和货政策，三者之间的有机组合和协调配合构成了宏观调控体系。1）.计划手段

计划是政府调节宏观经济平衡和促进经济结构优化的手段。计划手段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对于重大基础设施等公共项目，例如“青藏铁路”工程。二是对经济发展的区域部署，合理布局生产力，通过计划手段来创造条件，突破地域、自然条件的限制。三是建设开发资源、缓解瓶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重大项目，如“西电东送”、“南水北调”等重大工程。2）.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在保持经济总量平衡和促进结构优化等方面担负重要任务。财政政策主要包括税收、预算、国债、购买性支出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

近几年来，我国一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支持经济增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长速度缓慢下滑，需求不足，中央在1998年作出了采取积极财政政策的决策。通过扩大内需，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出口需求的不足，减轻了社会的就业压力，有效地遏制了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3）.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调节货币供求以实现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方针和策略的总称。

1998年以来，我国一直稳健运用货币政策，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一是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保持了货币信贷平稳增长。曾经五次降息，两次下降存款准备金率，并取消了贷款规模增加再贷款和再贴现等。二是通过人民币外汇公开市场操作，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稳定。三是基本实现了货币政策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最近几年，公开市场操作已经成为货币政策日常运作的主要工具。四是强调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通过一系列改革，扭转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例上升的趋势。

二、当前国内经济热点问题

（一）.“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就是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农业问题在当前中国，主要是考虑怎么加快农业产业的现代化问题。农村问题，非常重要的是怎么在政治上解决好农村的社会管理体制以及在社会发展方面解决好农村的教育、医疗等等社会事业的发展问题。而农民问题，主要是就业和收入问题。这三者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农民增收缓慢，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对解决“三农”问题，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讲得是非常清楚的，概括起来“三个一”，即

一个重大判断：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

一个重大思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解决“三农”问题。

一系列重大措施：包括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加强农村生产力建设以及劳动力转移等方面的政策。

1.目前农民增收缓慢，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差距拉大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90年代农民收入增幅最大的是 1996年，增收幅度达到9％，主要是由于农副产品提价。从1997年开始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下滑，1997年为4.6％，1998年4.3％，1999年3.8％，2000年仅2.1％，2001年4.2％，2002年4.8％，收入达到2476元。而现在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703元，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3.1∶1，这一比率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现在我国城镇恩格尔系数是37.9％，基本进入小康，但农村是47.7％，不少农民的生活还处在基本温饱或温饱有余的水平。除此以外，城乡在社会事业发展、科学文化、文教卫生方面的差距也进一步拉大。

2.解决 “三农”问题的途径

从根本上讲，解决“三农”问题，要用城乡统筹的眼光解决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着重解决好几个问题。

1）.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质量、效益、竞争力，解决好农业自身问题。

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应坚持因地制宜、面向市场、依靠科学技术、尊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的原则，至少包括了几个层面：

第一层面是农业种植的结构调整。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提高农产品的质量，通过优化品种、改进技术来提高质量，以此来增加种植业的经济效益。第二个层面，调整产业结构。更多地发展养殖业、畜牧业和水产业，使得农产品通过养殖业的转化，提高经济效益。第三个层面，调整布局结构。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之间，农业的自然资源是区域化，应当努力保证每个区域的农业都能发挥比较优势，使整个国家达到利润的最大化。第四个层面，通过发展对农产品的加工业，同时给市场提供多样化的品种，引导广大消费市场。第五个层面，城乡要统筹考虑，也就是只调整农村内部的结构，还不能从根本上或者完全解决农村自身的问题。逐步形成一二三产业之间农村人口的合理分布。通过这几个层面的调整，逐步使农业结构不断优化。

2）.加快城镇化进程，促进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向非农业和城镇转移

在目前存在大量农村富裕劳动力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发育还极不成熟，应当对其培育、支持和指导。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是解决农村富裕劳动力就业的根本方法。各省政府都应出面组织农村富裕劳动力进城务工，为民工联系工作，并解决各种纠纷，保证劳动力市场的稳定。

现在我国城镇化水平接近37％，比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低约10个百分点，比同等工业化水平国家低约20个百分点，造成农民太多，农产品市场狭小。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民的购买力，几个数字可以说明问题。现在城乡储蓄超过10万亿，其中，4.2亿城镇居民存了7万亿，8亿农民只存了不到3万亿；社会商品零售额农村只有37％，即每卖100元的东西，70％的农民消费不到40元；GDP贡献率，二、三产业是85.5％，农业是14.5％，即每100元GDP中，占人口70％的农民每年只拿15 元，占30％的城镇人却拿85元。可见农民收入低，即使有消费需求，也没有消费能力。推进城镇化，减少农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发展小城镇是推进城镇化的重要途径。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多，靠现有的大中城市难以大规模吸纳。况且我国现有的一些大中城市已经面临种种问题，比较而言，我国多数小 城市现有人口规模小，经济发展空间较大，吸纳就业能力较强，农民进镇成本低，可以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提供现实需求。还要看到，多数农民是在搞好土地承包经营的同时兼营二三产业，相当数量的农村劳动力还不完全具备离开土地进入离家很远的大中城市的条件。小城镇具有农村联系紧密的区位优势，便于直接发挥辐射和带动功能，促进水利、道路、环保、农电和通讯等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一部分小城镇也将随着经济实力的壮大，逐步发展成为中小城市，为将来大中城市的发展奠定基础。

发展城镇化，要正确认识农民工问题，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农村的富裕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必然趋势，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是中国城镇化必然要经过的历史过程。正确认识农民工，就是要善待农民工。主要强调三句话，“减负、服务、留退路”。减负，就是不要搞那么多证，收那么多费；服务有三项： “劳动信息，就业服务，法律援助”，就是要帮助农民工就业，并做好维权工作；留退路，就是不要急于收他的承包地。城里工作不顺心，还可以回家种田，进退无后顾之忧。这是我国降低城镇化成本，降低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稳定的好办法。

3）.稳定农村政策，深化农村改革，保护和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具体来讲，稳定政策主要是稳定农村的土地政策，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农民问题在当前就是土地间题、负担问题、农民工问题。土地对农民来说，具有双层功能。第一层功能，土地是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关系到农民就业。第二层功能，土地是农民的基本社会保障，关系到农民的基本生存保证。

我国在稳定土地承包政策的同时，也必须走规模化经营之路，因为规模太小，没有效益。土地的规模化，要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相适应。另外，为解决好千家万户和市场对接的问题，我国农业必须走产业化经营之路，也就是公司加农户。让千家万户通过企业同国内外市场进行对接，让企业把农产品带进国内外市场。这也是规模经营。

深化改革，首要的是推进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民利益。农民现在的负担是“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头税是农业税，是很轻的，每年也就400亿元左右，不到农民总收益的3％：二税就是三提五统(主要给了村和乡)，这就很重了，估计600亿元左右；其他的乱集资、乱摊派、乱罚款，以资助劳等就是所谓三税，加在一起1200多亿元。税费改革是正税清费。把农业税调到计费土地收益的7％，除此之外，其他的乱收费、各种摊派、三提五统，统统取消。改革的基本原则就是“减 轻、规范、稳定”，减轻，第一个目标就是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就是规范政府，也包括农民的收缴和纳税的行为，把农业税纳入法制化的轨道；稳定就是农民的税负担一个时期内要稳定在一个水平上不变。税费改革是安徽先实行的，去年推广到20个省市，今年在全国推广。

税费改革的同时，还要搞配套改革。配套改革要改的几件事是：义务教育，改变农村义务教育由农民办的状况，教师工资由县级统一发放，危房改造由各级财政拿钱，学校实行一费制；推进乡镇机构改革，转变职能精简机构，压缩财政供养人员；建立公共财政框架，该财政负担的就财政负担。

第二个改革就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搞活农产品流通。放开收购、放开经营、放开价 格。为防止粮价下跌，农民利益受损，中央还进行了农民直接补贴的探索，就是把过去补贴在中间环节(粮食企业)的每年五六百个亿的钱逐步转移出来，直接补贴在农民头上。现在安徽、吉林、河南、湖北都在试点。

第三个改革就是农村金融体系改革，改善金融服务。现在贷款难成了农村发展的瓶颈，不仅如此，农村有限的资金还在外流。要改革农村金融体系，推进信用社改革，同时改进农村金融服务。

3.完善法制，保护农民利益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基本问题。解决“三农”问题，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关键。从国外的经验看，农业的发展、农民收入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的繁荣都离不开法制。

美国早在1933年就颁布了《农业调整法》，为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和农民获得合理收入提供了法律保障。此后，美国每隔5年左右就重新修订一次农业法。日本、韩国针对工业高速增长、农业相对萎缩、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于20世纪60年代先后制定了《农业基本法》，使农业产业结构显著改善、农业生产能力成倍增加、农户的平均收入显著提高。1999年日本、韩国又分别颁布了《食物、农业和农村基本法》、《农业和农村基本法》，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下，加强对本国农业的保护，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的面全进步。总的来看，各国依靠法制促进和保障农业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遏止了因工业化而日趋严重的农业萎缩，增加了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并大幅度地提高了务农人员的收入水平，逐步缩小了城乡差别。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自然、经济和社会诸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农业的经济效益还比较低，农民的自我保护能力还比较弱，尤其是伴随着农业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单纯依靠政策难以协调和处理错综复杂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在加强政策引导的同时，必须通过法律手段，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当前，我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着许多新问题，如国内农产品的生产相对过剩，农民收入增长迟缓，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业布局不合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高，主要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较弱等。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新的《农业法》的颁布实施，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依据和制度基础。

“三农”问题的解决，不能单纯依靠作为基本法的《农业法》。在新的《农业法》颁布实施后，必须加紧制定和完善配套法律，建立健全农业法律体系，使《农业法》确立的基本制度具体化，更便于操作。同时，要加强对《农业法》和相关法律的宣传和普及，加大农业行政执法力度，以切实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全面繁荣。

（二）.中国的个体与私营经济

1.个体私营经济发展阶段和现状

个体工商户是指自然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依法经核准登记，从事工商业经营的。个体工商户经营的经济性质是私人所有制。个体工商户是以个人或家庭占有生产资料 从事工商业经营，这与农村承包经营户依承包合同利用集体所有的土地从事经营活 动是不同的，前者属于私营经济的经营方式，后者属于集体经济的经营方式。

私营企业是一种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以雇佣劳动为主，从事商品生产、流通和其他服务性活动，并实行独立核算的经济组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引导下，我国个体私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不断扩大，已从八十年代初的“拾遗补缺”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演变来看，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个体经济快速发展（1979年－1986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二大和新《宪法》明确了个体经济的地位和作用，使个体工商业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成为安置城镇无业人员、返城知青和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条重要途径。到1986年底，个体工商户由1978年的14万人迅速发展到1211.1万户、1845.9万人。

第二阶段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1987年－1991年）。党的十三大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包括个体私营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存在发展的必要性。宪法修正案确立了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国务院相继发布了《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和《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个体经济稳定发展，私营企业从无到有，也有了初步发展。

第三阶段个体私营经济高速发展（1992年－1996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极大激发了广大群众投资办厂、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各级党委、政府加大了对个体私营经济的扶持力度，使个体私营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个体工商户比1991年增长了近一倍，私营企业增长了7.6倍。

第四阶段个体私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1997年－今）。党的十五大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为进一步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扫除了思想障碍，极大地促进了个体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的发展。

截止到2000年底，个体工商户已达2571.4万户、5070万人，注册资金总额达到3315亿元；私营企业已达176.2万家，从业人员总数2406万人，注册资本总额达13308亿元。个体私营经济创造的产值近18000亿元，约占全国GDP总量的1/5；从业人员总数占全国从业人员总数的1/10，其中在城镇已经占到1/6；缴纳税收1177亿元，约占全国税收总额的1/10。

2.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

1）、个体私营经济经营规模不断扩大，但主要以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为主。到2000年底，户均注册资金个体工商户1.29万元、私营企业75.54万元。近年来出现了一些规模大、科技含量高的私营企业，但数量有限。据统计，注册资本在1000万元以上的私营企业有1.35万户，注册资本亿元以上的有219户。数量大、规模小、管理水平和科技含量低、抗风险能力弱仍然是个体私营经济的基本现状。

2）、个体私营经济分布不平衡，主要集中在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和东部地区发展，城镇私营企业发展快于农村。个体工商户从事第三产业的户数占总户数的82.6％。私营企业从事第三产业的户数逐年增多，已占总户数的58.32％。

东部个体工商户占全国总数的48.31％，私营企业占全国总数的68.46％。上规模、档次高、影响大的私营企业也大多集中在东部，东部已有相当部分县市的个体私营经济占当地经济总量在50％以上。

随着城镇私营企业的迅速发展，农村私营企业所占的比重下降，农村个体工商户仍总数过半，二者分别为38.75％和56.24％。城镇私营企业资金占有率和科技含量均高于农村，户均从业人员少于农村。

3）、私营企业的科技含量显著提高，品牌意识逐步增强。我国的私营科技企业在民营科技企业中占有较大比重，近年来始终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近几年，他们把科技创新、提高产品质量和争创知名品牌组合起来，不断提高企业的知名度。目前，在国家工商总局认定的全国196件驰名商标中，私营企业拥有32件，占总数的1/6强。

4）、从业人员素质逐步提高。80年代初期，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主要是返城知青等城镇无业人员和农村居民。90年代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后，一批党政机关分流干部、技术人员、国有集体企业原厂长经理、归国留学人员以及一些下岗职工等加入个体私营经济队伍，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经营者的人员素质、管理水平和经营能力得到较大幅度地提高，自身的价值逐步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逐步提高。目前，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中已有各级人大代表19998人，各级政协委员30668人。据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统计，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中现有党员100.21万人，约占从业人员总数的1.34％，其中企业经营者中有党员11.44万人。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中共建立党支部21457个，其中私营企业中14374个。

3.个体私营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主要原因

第一，党和政府关于个体私营经济的方针政策逐步明确，为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排除了思想障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个体私营经济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逐步明确，党和政府有关个体私营经济的方针政策逐渐成熟，为个体私营经济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后，排除了思想障碍，进一步推动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各地相继采取了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了对个体私营经济工作的领导。

第二，有关法律、法规逐步健全完善，为个体私营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1982年新《宪法》对个体经济的地位予以肯定，1988年和1999年两次修宪，明确了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同时将党的十五大确立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写入了宪法。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对个体私营经济的引导和管理奠定了基础。近年来相继出台的《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对私营企业的组织形式和监督管理等内容进一步明确。新《刑法》中有关对公司、企业财产保护的规定，对于维护私营企业的合 法财产具有重要意义。《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规，较好地维护了市场的正常经营秩序，保护了合法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正当权利。这些都为个体私营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前提。

第三，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为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市场氛围。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不同所有制经济成分同时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决定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城镇返城青年和待业人员就业途径的多种选择，使个体经济恢复成为必然。农村联产承包制的推行，基本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使农民脱离土地有了可能，为个体私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必要的财产和劳动力。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市场调节范围不断扩大，行业垄断和地区垄断逐渐被打破，允许个体私营经济进入的行业和经营的产品逐渐增多。劳动力市场以及金融市场逐步放开，允许离退休职工、社会闲散人员自由择业，允许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国家管理下有序流动，允许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申请贷款以及户籍、人事档案制度的改革，都为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排除了障碍。

第四，广大个体劳动者坚信党的富民政策，艰苦创业，为国分忧，不断进取，成为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观念逐步发生着变化，旧体制和旧观念的束缚逐渐被突破，商品意识、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创业意识逐步树立。个体劳动者坚信党的政策稳定，对改革充满信心，干个体不再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不再是“下九流”，而是“光彩”的事业。许多有识之士，主动辞去铁饭碗，从事个体私营经济。

最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等政府机关的有效管理，也为个体私营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保障。多年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加强对有关个体私营经济方针政策的宣传和情况调研，积极向党委、政府提出政策性建议，当好参谋助手。同时，还积极参与立法立规工作，承办了大量政府交办的引导发展和政策协调任务，通过登记管理和监督管理，为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4.个体私营经济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个体私营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发展态势，同国有经济、集体经济逐步形成良性互动，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个体私营经济是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以年均9.5％的速度增长，而个体私营经济增长速度却达到20％－30％，对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改革相对艰难、经济效益相对较低的时期，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国有经济对整个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更加明显。在沿海地区和县域经济中，个体私营经济已成为当地经济增长的主要成分。

2）、个体私营经济是新增就业的主渠道，是支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1992年至2000年，个体私营经济新增就业人员4777万人，年均净增近600万个工作岗位，消化了大批国有集体企业结构调整中分流出的富余人员、农村剩余劳动力和社会新增劳动力，缓解了社会就业压力，促进了社会稳定。特别是个体私营经济中安置了相当一部分“两劳”释放人员，使其有了生活出路，减少了重新犯罪的可能。据统计，2000年我国下岗职工再就业 的360万人中，有250万人在个体私营经济领域就业，占再就业总数的60％。

3）、个体私营经济是各级财政特别是地方财政日益重要的来源。2000年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工商税收达到1177亿元，占全国税收的9.3％。在一些个体私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地方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个体私营经济。根据温州市政府提供的数据，个体私营经济提供的税收占2000年全市工商税收的72％。随着个人所得税在税收中的比重日益加大，由私营企业代扣代交的个人所得税还会不断增长。个体私营经济缴纳的各种行政性收费，弥补了财政的不足，也是各级财政的重要收入。

4）、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满足了人们多样化的需要。个体私营经济大部分分布在零售、餐饮、社会服务等第三产业，而且点多面广，经营灵活，求新求快，使商品更加丰富，服务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使人们生活变得更加方便。极大地促进了市场繁荣和流通的活跃，满足了人们多样化的需要。

5）、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促进了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的步伐。通过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农业人口非农产业转移，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缓解了贫困。广大农民商品意识和市场意识日益增强，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受到现代化大生产和企业文化的熏陶，文明素质也得以不断提高。个体私营经济专业村、专业市场以及私营经济园区的发展，增强了小城镇的聚集、辐射功能。

6）、个体私营经济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推动力量。个体私营经济与市场有着天然的联系，其要素的取得和产出的效益都要通过市场来实现，接受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等市场竞争法则的考验。它在市场竞争中表现出来的灵活竞争机制，逐渐被社会所认同，并在国有企业转制中发挥了示范作用。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不仅直接带动了有形市场的发育，也促进了市场规则的形成，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完善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5.个体私营经济存在的问题

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中，面临着思想障碍、法规滞后和社会服务方面的制约以及自身因素的限制，表现出许多先天性不足，如从总量结构和行业结构上来看，组织规模小型化，资本－技术密集度低，空间分布结构偏于农村及企业布局分散，业主和经营者文化素质差等，制约了其继续健康发展。

1)、对个体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模糊，对党的方针、政策缺乏全面、准确的理解。有些地方对个体私营经济仍然存有偏见。对个体私营经济看问题多，讲成绩少，顾虑重重，缩手缩脚。个别发达地区不敢承认个体私营经济所占的实际比例，政策措施得不到很好的贯彻落实，领导干部也不敢理直气壮地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讲发展集体经济头头是道，谈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调高低效。

2)、在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中，对个体私营经济仍然有一些限制性规定，或在执行方面不能做到一视同仁。主要表现为： 第一，对个体私营经济的私人财产权法律保护的力度还不够。宪法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但私营企业 的合法财产受到侵犯时，并不能够象社会主义的公有财产一样“神圣不可侵犯”，而只能诉诸“民事纠纷”解决。很多私营企业老板没有安全感，不敢露富和扩大再生产。第二，对个体私营经济的市场准入限制过多，待遇不公平。主要是行政审批过多过滥，成了企业开办以及开展正常的经营活动的一大障碍。在经营领域中，行业准入的限制过多。此外，在土地征用、人才引进、信息的获取、股份制改造、户籍管理等方面，私营企业均存在着比其他类型企业待遇低的问题。第三，融资难是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随着私营经济的发展，规模扩张的动力大大加强，资金不足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单纯依靠企业内部积累已经难以满足企业扩大投资规模的要求，对外部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主要有（1）银行贷款受到限制，难以获得银行的信贷资金支持。（2）直接融资渠道狭窄。股票和公司债券市场门槛较高，没有一定的资本金、营业额和利润额，难以符合上市条件。二板证券市场由于自身的特点，也不适合私营中小企业的融资。（3）非正规融资受到遏制。政府对私营企业利用的非正规融资渠道，使一度活跃的民间借贷行为受到遏制。

3)、缺乏配套的社会服务体系。个体工商户和中小私营企业量大面广、技术落后、配套设施少，属于市场上的弱势群体，需要政府和社会给予帮助和扶持。现在的问题是，对个体私营经济的创业培训不够，投资指导不力，没有接收大中专毕业生计划指标的正常渠道；从业人员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困难；缺乏所需的各种政策法规信息以及科技、经济和管理信息；融资服务的担保体系基本没有建立，等等。

4)、个体私营经济的统计问题。我国目前对个体私营经济统计数据不准，难以真实地反映出个体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总量中的比例，影响了国家对所有制结构的调控。同时，由于统计数据指标设计不科学，对混合经济中自然人参股的私人资本基本上没有纳入统计，再加上“假集体”企业和无照经营的大量存在，使得实有的私有资本总量远远大于现有统计结果。如温州正泰、德力西这样年营业额在几十亿元的大型私营企业，仍作为集体企业统计。

5)、“三乱”问题严重影响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由于法律保护的欠缺，政策环境不公平，个体私营经济自身的权益难以得到有效地保护，往往成为被宰割的对象。

6)、个体私营经济自身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1）发展方面存在一定的盲目性，经营规模不大，产品档次不高，营销方式落后，科技含量低、生产经营不稳定的问题，有些企业则存在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问题。

（2）部分投资者和从业人员素质偏低，职业道德水平不高，经营作风不正，生产经营中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以及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相当一部分个体户、私营企业中职工的劳动时间过长、工作条件较差、缺乏劳动保护；有些个体私营企业偷漏国家税收问题比较突出。

（3）产权关系不明晰，企业制度不规范，企业管理水平不高。目前，我国个体私营企业产权具有明显的血缘、亲缘和地缘的特点，家族式管理方式在企业谋求进一步发展过程中，限制了人才的引进和竞争，成为影响和制约企业制度创新、管理升级、规模扩张的主要障碍。

（4）戴“红帽子”现象仍然严重。“红帽子”又称“假集体”企业，这种企业以集体经济名义登记注册、从事经营，企业资产全部或大部分属私人所有，收益归个人支配，实际上是私营企业。

（5）社会上还存在大量的无照经营行为。无照经营偷漏国家税收，破坏城市的管理秩序和社会经济秩序，往往经营假冒伪劣商品，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冲击和干扰有照户的正常经营，严重扰乱了市场经营秩序。

(三).关于扩大内需

经过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要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双拉动。这是在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全面深刻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决策。

1.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

报告提出，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7%左右。这是在全面分析国内外情况的基础上确定的。

一方面，今年继续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有许多有利条件。我国经济近年来持续较快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内在活力增强，为下一步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力仍然很大，对国外资金、技术和人才有较强的吸引力。目前我国就业压力大，各方面改革和发展的任务都比较繁重，也要求经济增长保持一定的速度。

另一方面，对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不利因素，必须有足够的估计。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很不稳固，今年我国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仍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从国内来看，经济运行中一些矛盾和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有效需求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供给结构还不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企业效益和资源利用效率还不高，市场经济秩序有待继续整顿和规范，部分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盲目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落后生产能力淘汰不了，而且还会产生大量新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产品积压，加剧供给结构不合理的矛盾，给经济发展带来隐患和风险。

今年，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既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又要更加注重结构调整，既扩大有效需求，又改善社会供给，同时，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大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力度。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实实在在的较快经济增长速度，保持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

2.进一步培育和扩大消费需求

目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既有需求总量问题，也存在需求的结构性矛盾。扩大内需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个方面，只有同时形成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双重拉动，才能使经济增长具有持续动力。这就要求我们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正确处理好消费与投资的关系，力求最大限度地发挥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解决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需要同时扩大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但在目前，扩大消费需求比增加投资需求更重要。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它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为直接和相对稳定。消费需求也 不是孤立的，扩大消费需求将为增加有效投资需求创造更大空间。

从我国近年实际情况看，以下几方面决定了当前必须继续把扩大消费需求放在突出的位置。

一是我国消费率偏低，消费需求拉动经济的作用亟待增强。据有关资料，与国外相比，我国最终消费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偏低，“八五”、“九五”时期平均消费率分别为58.7%、59.4%，最近10年平均只有59%多一点，而世界平均消费率已超过78%。我国消费率还是偏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还未得到充分发挥。

二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主要是消费需求相对不足。中央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扩大消费的政策措施，从多方面增加居民特别是农民和城镇低收入者的收入，大力改善消费环境，取得了明显成效。近几年消费率逐步提高，1998-2001年分别为58.7%、60.2%、61.1%和59.8%。但由于多方面原因尤其是受现有财力的制约，与投资需求增长相比，我国消费需求增长仍显缓慢，大多数年份消费增长远低于投资增长。

三是既有消费总量不足的问题，也存在消费结构性矛盾。目前我国城乡、地区和不同收入者之间，消费差距还在扩大。农村、西部地区和城乡低收入者消费需求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整个消费需求增长。城乡消费差距仍然较大。2000年、2001年，农村人口分别为城镇人口的1.76倍和1.65倍，但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则只分别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的47.5%、32.8%。西部地区居民消费水平不仅比较低，而且呈相对下降趋势。城镇地区不同收入层次居民的消费差距也在扩大。一些常见的耐用消费品在城市商店滞销，而农村和城镇低收入居民家庭的拥有量却很低。可见，扩大农村和城镇低收入居民消费需求的潜力还很大。

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居民消费是消费需求的主要组成部分，只有增加居民收入才能有效扩大消费。二是增强居民的消费意愿。影响居民消费意愿的因素很多，除收入外，还有消费对象、消费环境、消费者支出预期和生活方式等因素。解决这两个问题，需要采取多方面政策措施。

第一，继续增加居民特别是农民和城镇低收入者的收入。增加中低收入居民特别是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将大大提高全社会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要继续千方百计地提高农民收入，坚持多增加对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投入，多为农民增收办实事。坚决落实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措施。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保护和引导农民增收的积极性。

继续增加城镇低收入居民的收入，主要包括，(1)落实有关政策措施，增加就业岗位和扩大就业方面的资金投入，改善就业服务和就业环境，努力扩大就业和再就业。(2)进一步落实“两个确保”，保证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合理确定城市“低保”标准和保障对象补助水平，切实做到应保尽保。(3)多渠道建立和完善对低收入者的救助制度，妥善解决城市特殊困难家庭的问题。继续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不断改善他们的生活生产条件。要继续适当提高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及离退休人员离退休金，保证工资和离退休金的按时足额发放。

第二，提高居民消费预期。在收入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影响居民消费意愿的最重要因素是未来支出预期。03年1月底本外币储蓄存款余额已达9.8万亿元，居民持有的股票、基金、债券和保险等其他金融资产也大幅度增加。目前我国居民的未来支出预期较高，存钱用于养老、防病治病、子女教育和购买住房等的需求较强，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即期消费欲望。因此，在增加居民收入的同时，要加快建立和完善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积极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保障其基本生活和基本医疗的需要。在出台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一些改革中，要充分考虑到当前社会的承受能力，减少群众的后顾之忧。引导居民转变消费观念，倡导科学、合理的消费方式。

第三，改善消费环境。要调整和完善消费政策，抓紧制定有关鼓励消费的政策措施，更好地发挥价格杠杆和市场信息对扩大消费的作用。增加对企业技术改造、改善农村生活生产条件和消费环境等方面的投入，积极发展现代流通业和服务业，拓宽消费领域。抓紧建立健全个人信用体系，规范发展消费信贷，扩大居民在住房、汽车、助学等方面的消费贷款。继续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严厉打击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行为，强化商品和服务质量监督。通过这些措施，为扩大消费创造好的条件，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加放心、便利、高兴地消费。

3.注重优化投资结构和提高投资效益

扩大投资需求是扩大内需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扩大生产能力和提高技术水平，增加就业和改变城乡面貌，都需要保持必要的投资增长速度。但是也要重视防止投资过热所导致盲目大干快上，出现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巨大浪费，诱发经济泡沫，阻碍和破坏经济发展。

近两年在一些地区和行业出现了投资规模过大、投资结构不合理的现象。特别是在城市建设方面，不顾实际需要和财力可能，相互攀比，大搞楼堂馆所，房地产投资开发规模过大，土地价格和商品房销售价格上涨过快。据有关统计结果显示，2002年全国房地产投资比上年增长近30%，部分地区甚至超过40%，全国房地产贷款增幅也已超过40%，60%以上的房地产建设资金来自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约70%的银行房地产贷款贷给了房地产公司，贷给购房者的只有30%。银行的不少房地产贷款有可能成为烂账。

从总规模上看，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已经偏大。200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超过4万亿元，相当于1997年的1.6倍。虽然目前还没有出现全局性的房地产膨胀和经济过热，但如果对这些问题不引起高度注意，投资规模继续过快过猛增加，企业、财政、银行和社会都可能难以承受。

在扩大投资需求上，关键是要把握好投资方向，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目前，我国经济有效需求仍相对不足，抑制通货紧缩趋势的基础还不稳固，在建和必要的新建国债项目需要有资金保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今年继续发行14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筹集资金用于国家投资。今年国债资金使用方向和结构将进一步优化和调整。国债资金将首先用于已开工的续建项目和收尾项目，保证按期建成并发挥效益；集中力量办大事，确保一批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投入；继续推进西部地区开发；增加一些必要的新开工项目。

还应当看到，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特定经济发展时期的必然选择，是阶段性的政策。近5年投资增长主要依靠国债投资拉动，投资需求增长与发行建设国债的相关度很高。按照宏观调控原理和财政平衡原则，经济政策必须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而调整，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应当控制并逐步降低，建设国债不可能长期大规模发行。尽管目前国债余额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仍在警戒线附近，财政风险不大，但也应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要综合平衡。既要保持宏观调控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保持必要的国债投资力度，引导和带动全社会投资稳定增长，又要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合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和投资增长幅度，积极防范财政风险和经济风险。

4.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根据当前的经济、金融形势，今年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金融宏观调控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进一步提高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的质量与效率，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保持货币供应适度增长，维护人民币币值稳定。银行要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及时发放国债项目配套贷款，加大对新兴产业的信贷投入，增加对有市场、有效益和有信用企业的贷款，改进对农村和中小企业的信贷服务。规范发展个人消费信贷。尽快实现助学贷款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全面推行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增加有利于优化出口结构的出口信贷投入。继续落实西部大开发的各项金融措施。农村信用社要办好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提高农户贷款面。要进一步加强信贷管理和监督。严格控制对重复建设项目的贷款，控制对产品没有市场的企业的贷款。当前要加强对房地产贷款的监测和管理，落实有关规范房地产金融业务的措施，完善相关贷款制度和贷款条件，有效控制房地产信贷风险。同时继续扩大居民个人住房贷款覆盖面，满足中低收入者的购房需要。通过加大贷款回收力度、加强信贷管理和监督、优化贷款结构和提高贷款质量等措施，继续降低银行不良贷款比例，提高资产质量和经营效益。继续贯彻“法制、监管、自律、规范”的方针，规范发展资本市场，提高企业直接融资比重。加快国有保险公司改革步伐，进一步发展保险业。改进和加强外汇管理，在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篇6：当前我国就业形势

一、当前我国的就业形势

（一）城镇劳动力供需总量矛盾较为突出，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从供给方面看，以往我国历次就业高峰都是由新增劳动力特别是城镇劳动力形成的，而现阶段与以往不同的是，我国的就业工作同时面临着来自三个方面的压力：城镇每年新增劳动力约300～400万人需要安置；农村上亿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其中相当一部分将进入城镇务工；国有企业中现有的2000多万富余职工需要分流，其中企业自身无法进一步消化的部分将逐步走向社会。几项合计，1994年，全国城镇需要安置就业的人员总数为1213万人。而从需求方面看，国有经济吸纳就业的能力从整体上看，已趋于饱和，甚至超负荷；城镇集体经济用人也呈减少的趋势；其他各种经济类型单位吸纳就业人数近些年快速增长，但容量有限，目前尚远不足以解决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近几年，从城镇登记的失业人数看，失业人员逐年递增，1994年已达476万人，城镇失业率达2.8%（不包括已进城但务工无着落的农村劳动力和实际上已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的企业内富余人员及其他不充分就业人员）。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这一矛盾将更加突出，失业率可能还会有所上升。

（二）总体就业压力大，结构性矛盾突出

1.劳动者（特别是待业青年）的择业愿望、职业素质与社会需求不一致的矛盾日趋突出。一些新兴行业特别是高科技产业发展很快，但适应其要求的高素质劳动力不能满足需要；而一些传统行业（如纺织、煤炭、机械等行业）普遍招工难，迫使部分企业为维持正常生产不得不大量招用农民工。这使得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企业存在富余人员与大量使用农民工的结构性矛盾及由此而产生的结构性失业问题越来越突出。

2.失业人员再就业及特殊群体的就业难。再就业的失业人员普遍年龄偏大、素质较低、技能单一，竞争能力比不上新成长的劳动力（即待业青年），再就业难的问题突出。

3.企业富余人员问题缺乏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强调企业富余人员以企业内部消化为主，并不是不愿落实企业自主权，更多地是从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的：一是大量企业富余人员流向社会后，目前承受能力很弱的失业保险基金无法保障其基本生活；二是在社会就业压力本已很大的情况下，很难在短期内解决其再就业问题，极可能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二、当前就业工作面临的两难选择

1.推行现代企业制度与扩大企业就业容量

推行现代企业制度，企业实现“四个自主”，为提高效率、保证企业资产的保值增殖，企业必然要裁减冗员，从而使大量企业富余人员走向社会。而在就业压力本已十分沉重的情况下，社会希望企业多招工而不是裁员。如果大量企业富余人员涌向社会，目前社会无力全部解决其就业问题，甚至连其基本生活都难以保证（因现有失业保险基金远远无法适应短期内大量失业人员的出现）。

2.企业破产与减少失业

推行企业破产制度是我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重要改革举措。资不抵债的亏损企业不破产，不断沉淀下来，这是我国企业优胜劣汰机制无法形成、亏损企业越积越多的重要原因之一。从纯经济的角度，资不抵债的企业破产，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发展、对国家财政减支增收都是有利的，既可以减少国家财政补贴，又可以有效利用现有的闲置国有资产。但这一经济上的合理行为与减少失业的社会目标是相冲突的。目前破产工作之所以难以启动，关键是破产后，企业原有职工的安置问题难度很大，大量失业人员的出现会大大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而使得政府决心难下。

3.农村劳动力进城与城镇劳动力就业

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既是城市化的必然趋势，也有助于农民脱贫致富和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进城农民工为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很多领域中进城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已成为城市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除交通、社会治安等方面的因素外，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也在很多领域对城镇劳动力就业形成巨大冲击。

以上问题典型地反映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从长期来看，只有改革（包括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实行企业破产制度等）才能提高效率、才能推动经济的更快发展，也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从根本上增加就业岗位、缓解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的矛盾，从而降低失业率。国有企业不裁员，效率不提高，就难以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完全不准裁减富余人员，等于坐视国有企业背着沉重的包袱慢性自杀；但从近期看，企业大量裁减冗员、不吸纳或少吸纳社会劳动力以提高效率，或资不抵债的企业全部破产，势必大量增加失业，可能超出社会的承受能力，造成社会不稳定。这就需要我们寻找治标与治本、长远与近期的最佳结合点，既要促进经济更快发展，又尽量不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三、新时期就业战略的调整

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量“上山下乡”的知青返城逼出了一个“三结合”就业方针，这是我国就业战略的一次大的历史性转变，从单靠国有经济安置就业转向多种经济成分并重。应该说，在过去的15年中，“三结合”就业方针，启动和推动了我国城镇个体、私营经济的大发展，同时，也正是依托于城镇个体、私营经济的大发展，“三结合”就业方针为我国就业形势的稳定和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时至今日，就业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对增加就业的作用已远不如初期明显了，在这种新形势下，社会对通过发展经济来增加就业总容量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了，迫切要求我国的就业战略进行大的调整，确定增加就业的新支撑点。

1.确立以促进经济发展带动就业岗位增加的积极就业战略

要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关键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岗位。而这就需要确立有利于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有利于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就业战略。在搞活企业的基础上，通过企业效益的提高，推动经济发展，通过整个经济规模的扩大、就业岗位的增加，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在现阶段，具体地说，就是适应深化企业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的大局需要，实现就业工作重点的转移，即从以安置待业青年为主，转向在安置好待业青年的同时，重点加强和做好企业富余职工分流和失业职工再就业工作。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真正难点，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即富余职工和失业职工的安置问题。不解决企业现有富余职工的出路问题，现代企业制度就无法推开，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就难以搞活。在这种形势下，现阶段我国的就业工作应在安置好待业青年的基础上，把工作重点转到企业富余职工安置和失业职工再就业上来，为深化企业改革开路。只有这样，就业工作才能与改革和发展的大局挂上钩，才能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做出应有的贡献，从而也才能使我国的就业形势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得到根本的改观。

2.确立发展中小企业的就业战略

在发展经济、扩大经济规模以缓解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的同时，继续调整就业的企业结构（发展中小企业）、产业结构（发展第三产业）、所有制结构（发挥非国有经济在就业中的作用）及发展多种灵活的就业用工形式对增加就业总容量仍是十分重要的。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通过发展中小企业来扩大就业容量的作用尤其需要引起重视。目前，对于第三产业发展，国家已有“发展纲要”，但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在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方面的作用重视不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小企业作为活跃的经济“细胞”，充当大企业的产品市场和协作伙伴，既彼此竞争，又相互依存，在扩大生产、活跃流通、增加出口、维持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有些作用是大企业所无法替代的。特别是大多数中小企业属于劳

动密集型企业，大企业资金（技术）密集程度越来越高，对劳动力需求日益减少的今天，广大中小企业在扩充就业门路、创造就业机会方面将起越来越大的作用。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国家在发展企业集团、促进工业企业巨型化以应付“入关”和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的同时，应为广大中小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创造更为宽松的生存空间和更有利的发展条件，更好地发挥中小企业在促进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吸纳劳动力就业方面的重要作用。

3.加强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劳动力大军的整体素质，缓解结构性失业问题

客观地看，在市场经济中，只有促进经济发展，就业岗位增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就业服务体系的建设只能减少结构失业，而不能从总量上解决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但由于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已不能视而不见，需要加强职业培训和就业训练，使劳动者的技术、知识结构适应市场的需求，减少因劳动者的技术素质不符合市场的需要而造成的结构性失业。为此，国家在财政预算中应相应增加对职业培训特别是就业训练方面的投入，以进一步扩大职业培训规模，调整教育培训结构，提高劳动力素质，优化劳动者的技术、知识结构，同时加强职业介绍等项就业服务，减少因供需的结构性矛盾而造成的结构性失业。

4.加强对城乡劳动力流动的统筹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