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是解决供给侧改革时代问题必由之路

技术创新是解决供给侧改革时代问题必由之路（共8篇）

篇1：技术创新是解决供给侧改革时代问题必由之路

技术创新是解决供给侧改革时代问题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迅速，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但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靠能源资源的高投入、高消耗来拉动，有的甚至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僵尸企业、产能过剩企业比比皆是。产业技术水准低，自主创新严重不足，严重影响了供给侧改革进程，必须加强技术创新，走出一条适合经济发展的新路径。

一、我国产业发展现状

一是产业分工仍处于价值链条低端。近些年来，尽管我国发展了一批华为、阿里巴巴、万达等国际知名企业，但相对而言，我国产业经济尚属金字塔形，顶端科技与核心技术相对匮乏，单位资源产出平均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10至1/20；从业人员生产率只相当于1/30至1/40；制造业的关键技术、关键装备、关键零部件大部分依赖进口；电子工业规模虽排在世界前列，但芯片制造比国际先进水平落后了二至三代。

二是辛辛苦苦为发达国家技术“打工”。由于没有核心技术，大多企业仍是以组建、走量为主，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凭借技术优势、品牌优势、规模优势成为所在产业链的集成者和操控者，分享了更多的利益。发达国家的大企业和跨国公司在知识产权的数量和质量方面都占有明显的优势。我国在汽车、飞机、仪器仪表、信息、生物、新材料等技术领域中，授予的专利也多为跨国公司所拥有，其份额约占到80%—90%。如果不在技术创新上有所作为，不掌握自主知识产权，我国企业的发展将难以摆脱跨国 公司专利壁垒的制约。

三是企业尚未成为技术创新的主力军。据统计，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研究开发经费占销售额的比重只有0.76%，远低于发达国家2.5%—4%的水平；有科技研发活动的企业仅为38.7%，设立研发机构的仅为23.7%。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为万分之三，98.6%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

二、此类现象产生的原因

一是创新动力缺乏。“拿来主义”一直在我国奉行，曾一直被西方封锁的核技术、导弹技术、载人航天技术，经过我国的不懈努力，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而以简单合作的汽车产业、精密制造等多是奉行利用外商，企业在急功近利的社会氛围下过于追求速度，不愿意下苦功走消化吸收再创新的道路；现有高管人员任用制度下，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经营团队迫切追求近期利益，几乎谁也不愿意“我这一届投入自主研发，下一届或再下一届赢得收获”；一些企业盲目多元化经营，主业已经模糊不清，技术创新也就无从谈起。而当这些企业面对技术需求时，普遍采用的却是引进－落后－再引进的不断循环法，向国外企业引进先进技术，由于没有完成技术学习的过程，使我们的技术能力始终落后于引进来的、正在应用的技术。当这些正在应用的技术需要更新的时候，只能再引进，本国的技术人员实际被边缘化了。

二是外资使用偏差。受错误政绩观影响，我国的外资引用大多进入了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这源于我国市场潜力大、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比较低廉、各种政策十分优惠。但这 种低成本优势是不可能永存的，当前我国沿海地区便面临着地价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压力，甚至一度出现“民工荒”，以往的优势正在逐渐弱化或消失，产业随同资本的再次转移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一些地方没有深刻理解国家“以外促内”的战略意图，把本地发展的希望过多地寄托于外资，宁愿给外资无限制的“超国民待遇”，而不愿下苦功推进本地企业改革、提高本地企业竞争力。

三是政府投入不足。长期以来，国家的投资导向都是百分之八九十的税收收入用于民生，而用于科技创新的经费少之又少，对于核心技术的投资更是急于求成，“上午栽树，中午要看叶，下午要看果”。我国政府对研究开发的投入占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的比重仅为30%左右，远低于世界多数国家相应发展阶段时政府投入占50%的水平，更低于印度、巴西60%～70%的水平。

四是融资体制不全。企业自主创新急需大量资金，但我国缺乏对技术创新方面的投资机制，导致企业的这部分资金无法及时便利地从金融机构获取。创新力较强的民营科技企业更受到金融政策限制贷款的困难，而支持创新的风险投资基金尚未建立，风险投资机制尚未形成。

五是创新人才流失。由于企业创新氛围的匮乏，技术创新人才在企业内缺乏施展才华的舞台和开发创新的动力，一些技术创新人才在国内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选择外企或出国实现自己的价值，这是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巨大损失。同时，产、学、研缺乏有效结合，技术创新速度不快。大学和科研机构作为科技原 始性创新的重要源泉，对技术创新有着很好的指导意义，而我国缺乏有利于产、学、研结合的机制，企业和大学、科研机构以及其他技术创新要素难以形成有效的合作关系，从而使技术创新的速度和国外相比受到影响。

三、几点建议

一是加快企业创新机制改革，调动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要加快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企业内部管理机制，引导更多的企业关注更加长远的技术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推进知识、技术等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让技术创新者享受技术创新带来的成果，使技术创新得到真正的尊重，激发企业内在的创新活力。

二是规范引进利用外资制度，让引入资金更多投向技术创新。引进外资不仅是为了发展当地经济，创造就业机会，同时也要注重消化吸收外资的先进技术，重在创新，通过消化-吸收-创新的步骤，培育出本地资本为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同时，接受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过程中，锻炼出高素质员工队伍、使本地产业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形成产业聚集效应，在参与全球竞争中造就世界级的企业家。

三是改革现有鼓励企业创新机制，加大对企业创新的支持力度。建议加大政府以及企业、社会对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实施有利于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税收激励政策。同时在具有明确市场应用前景的领域，政府应当支持和鼓励国内企业更多地承担科技任务，通过国家订货或准国家订货等形式，给国内企业创新提供 重大工程实践机会；在具备条件的企业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产业化基地等创新基地；投融资方面，政府应当配合企业，加强与有关方面的协调和沟通，为企业技术创新疏通和开辟投融资渠道，建立和完善有利于科技创新的资本市场和风险投资机制，形成鼓励创新的良性投资机制。

四是不断完善知识产权法规制度建设，强化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着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力度，为技术创新保驾护航。要依法促进知识产权流动，支持各类企业、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依法保护通过技术创新获得的知识财产和通过多种方式获得的许可权益。同时，积极应对国际贸易技术壁垒，有效化解跨国公司滥用知识产权阻碍我国自主创新的问题，提高我国企业运用知识产权战略，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能力。

五是创建鼓励激励机制，积极引进和培养创新技术人才。人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最重要的资源，应当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主动性、积极性，为他们提供施展才华的天地，开发创新的环境，使他们享有优厚的待遇和回报。鼓励科技人员创办各类高新技术企业，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鼓励科技人员以自主知识产权、科研成果等为资本，参与企业投资和收益分配。同时，努力加强产学研合作。采取高校和产业联动，缩短创新的流程，降低创新的成本，让创新产品更快地推向市场。

（桦甸市委改革办）

篇2：技术创新是解决供给侧改革时代问题必由之路

总书记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必然选择，是贯彻在新常态下秉持发展新理念的必然选择，是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矛盾困难的有效良策，也是辽宁全面振兴的必由之路。”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破解产业结构、经济结构问题开出了祛病良方。结构性矛盾是老工业基地多年积累形成的，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状，不能一蹴而就，关键就是要持续深入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切实弄清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

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是改革的主攻方向。我国经济历经几十年高速发展，在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结构性矛盾也日益突出，原因在于很多地区和行业习惯于粗放经营，什么见效快就上什么项目，只顾眼前不计长远的问题十分普遍。如一些行业产业本来科技含量和技术水平较高，但是由于一哄而上、重复投资，导致供给过剩、经营陷入困境；而一些本身科技含量低、高污染、高能耗的低端产业，不仅过剩，还对资源环境产生破坏。与此同时，我们在很多领域的有效供给依然不足，从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重大装备工业，到符合升级换代方向的高技术产业、产品及诸多消费品，供给能力都不尽如人意。因此，只有牢牢把握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的主攻方向，才能确保改革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并逐步实现既定目标。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改革的主要目的。中央指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因此，大力推进供给侧改革是我国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重大契机，这也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相契合，是我们在当前经济发展大环境下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同时，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既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根本手段，也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辽宁推进新一轮全面振兴只有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向好。

最大限度满足人们多样化需求，是改革的根本目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供给侧发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在市场竞争中适应多样化、服务化、高端化的需求变化趋势，把资源高效配置到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领域。从目前来看，国内各类消费群体的需求并没有得到充分满足，一方面是中高收入群体对高品质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持续提高，我们的供给能力和水平难以满足这些“新贵”阶层；另一方面，我国还有相对庞大的中低收入群体和需要脱贫的群众，这些阶层需要的基本产品和服务是相对不足的。因此，我们必须通过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丰富各类产品和服务供给，使所有群众的需求都能得到最大限度满足，为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创造更优条件。

提高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是改革的根本取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适应经济全球化形势，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取向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一脉相承，重点从供给侧和结构上突出“市场化”导向，努力打破体制机制束缚，对资本、土地、要素等进行再配置。由于供给侧改革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行业和领域，并能促使各行各业的资源根据市场需求有序合理流动，因此必将对全社会产业升级、产品升级、服务升级起到推动作用。

解决供需失衡矛盾，实现供需平衡（平衡―不平衡―再平衡），是改革的最终取向。供给与需求是经济运行的两翼，我国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是供给与需求不匹配、不协调、不平衡，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由于当前供给体系和产品品质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不适应居民消费结构从“有没有”向“优不优”升级的转变，导致出现供需失衡状况。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侧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以适度扩大总需求稳住经济运行，以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这样才能保障经济持续健康平稳增长。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处理好五大关系

要处理好供需关系。早在19世纪初期，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第一次系统提出了市场需求和供给理论。此后200年里，世界各国都把供给与需求作为研究经济与调控经济的重要切入点，我们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处理好的也是供需关系。从辽宁看，供需矛盾仍然比较突出，一方面是传统行业产能大量过剩，“原”字号“初”字号产品过多；另一方面，很多工业制品和高质量日用品，如电子芯片、电饭锅、化妆品等每年还要大量外购。我省各类产业推进供给侧改革，必须及时顺应此消彼长的供需结构变化，做到因势利导、顺势发展。

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人力、资本、政策这些要素都应按市场规律配置，而不是靠政府的政令来调度。今天的过剩产能如钢铁、水泥、煤炭等，大都是以往审批的结果。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着力清除市场壁垒，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关键是进一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对于政府来说，要进一步深化劳动力、资源、利率、汇率等要素价格的市场体制改革，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来充分释放各类资源和要素的活力，同时给广大企业减轻负担，切实降低企业生产、运营和流通成本。

要处理好近与远的关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近期任务就是“三去一降一?a”，扎实推进三次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远期目标看，通过持续推进改革，全省要实现供给能力和供给质量明显提高，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更加协调匹配，企业生产经营环境明显改善、盈利水平大幅提高，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形成。预计到2030年，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数量将达到4000家以上，为经济发展注入更多动力。我们推进实现各阶段改革目标要注重循序渐进，脚踏实地抓好每项任务的分解落实，只要锲而不舍地坚持下去，就会以短期目标的量变积累促成长远目标的最终实现。

要处理好虚与实的关系。正如总书记所说：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辽宁作为老工业基地，就是依靠实体经济起家的，所以无论何时都不能“忘本”，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要围绕实体经济多做文章。从具体途径上看，通过狠抓工业企业提质增效，可以为实体经济固本强基；通过努力扩大居民消费，可以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市场空间；通过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可以推动实体经济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通过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可以引导各类资本更多投向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关系，但发展虚拟经济的前提是风险可控，如使用网上支付、网上购物、扫描二维码等，首先要确保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安全和财产安全。

要处理好新与旧的关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势必产生新的、更有效的产品和供给，淘汰旧的、已落后的产品和产能，这就需要处理好新旧动能转换的问题。当前我省培育新动能和新增长点，最大的制约因素是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尤其是科技人才流失、科研成果本地转化率偏低的问题尤为严重，这也从源头上束缚了企业的研发水平和创新活力。因此，我省从去年开始大力推动教育科研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着力调整优化高校专业结构、学科设置、科研模式等，使人才培养和科研工作能够更好地适应企业创新和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的需要。同时，来自于供给侧的新动能也将有效增加经济发展动力和核心竞争力，市场需求会随之大幅增长，经济发展方式也将切换到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生产力提升和有效需求驱动的良性轨道上来。

――扎实推进我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6年，我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努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出台了推进供给侧改革实施意见，形成了“1+N”个政策体系，取得了初步成效。2017年，是我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要把各项改革举措一一落实到位，特别是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抓住主要矛盾，明确主攻方向，多策并举，“加减乘除”一起做，推进我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取得新进展。

全面落实“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2016年，我省退出粗钢产能602万吨，一年就完成了“十三五”目标任务；退出煤矿44处，化解煤炭产能1361万吨，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任务；全省商品房待售面积下降10.4%；降低企业用电成本37亿元；全省27.6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2017年，要在巩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重点是关闭落后产能低于9万吨的煤矿179个。坚持分类指导、因城施策，将房地产库存去化周期调整到合理水平。以降低企业杠杆率为重点，盘活存量资产，提高投资效益，支持企业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要认真落实国家减税降费政策，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中介评估费用、用能成本，切实减轻企业负担。继续抓好重点领域补短板，重点在增强公共服务能力、突破关键共性技术、支持企业技术改造、抓好精准脱贫等方面狠抓落实。

推进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7年，要深入贯彻实施《中国制造2025辽宁行动纲要》，加速推进八大门类产业发展政策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三年行动计划，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手抓新产业、新业态培育壮大，加快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制造业并驾齐驱、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军民融合发展的结构新格局。在改造传统工业方面，要促进装备制造业、石化产业、冶金建材产业、消费品工业、电子信息产业提质增效，形成具有持续竞争力和支撑力的工业体系。在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方面，要着力发展壮大高新技术产业，重点推进民用航空、海洋工程装备、燃气轮机、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发展，形成“百花齐放”的工业发展新局面。

深化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省服务业发展潜力巨大，要以提高服务业供给质量和效率为目标，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发展；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创新发展，向优质化、便利化提升，为经济平稳增长注入持久动力。要抓好金融业发展，加强产业金融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提高金融业增加值占比，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量；抓好现代物流业发展，尤其抓好第三方物流、跨境物流、冷链物流、共同配送等新模式，支持快递物流产业园建设；抓好电子商务发展，实施“互联网+流通”行动计划，促进商贸流通业转型升级，优化业态结构和商品供给结构，推动线上线下深度融合；抓好旅游业发展，推动旅游集团加快组建运营，推动旅游产业与文化、体育、生态、农业等相关产业深度融合，构建大旅游产业发展格局，实现旅游强省建设目标。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7年，要进一步做好种植结构调整，继续调减玉米种植面积100万亩以上，引导农民根据市场需要，改种水稻、大豆、中药材等作物，发展高效优质特色产业，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带动农民增收致富。还要大力发展高品质农产品加工，加快推进农产品品牌建设，培育农产品精深加工龙头企业，提升农业产业园区集聚功能，加快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同时积极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社、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多种形式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导农民依法自愿有序流转土地经营权，鼓励农户通过互换承包地、联耕联种等方式，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

深化科技、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通过深化改革，加快提升人才、科技供给质量和水平，使高校人才培养与三次产业紧密结合，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与市场需求深度对接。一方面要围绕产业发展需求，调整设置学科专业，优化人才供给结构，加强高校“双一流”建设，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升教育质量和学科建设水平。另一方面要抓好省属科研院所的资源整合，重点要抓好辽宁省工业创新研究院的组建，抓好农、林、海洋水产科学院的改革重组，打造现代化的区域性骨干科研院所。还要以产业为核心，建设供给侧和需求侧充分合作发展的校企联盟，不断提高学校与行业、企业的融合度，使供需双方融合发展。

大力振兴实体经济。2017年，要深入开展项目年活动，加快推进“十三五”规划内的重大项目。继续帮扶停产、半停产企业，针对骨干企业、中小企业做好分类施策，努力帮助解决市场、融资和人才等问题，使企业尽快释放新的产能。重点实施企业帮扶“双百”工程：即对全省工业100户重点纳税大户实行特派联络员制度，及时协调解决企业运营困难；对100户具有代表性的困难企业进行精准帮扶，帮助企业尽早实现转型脱困。通过促进盘活企业存量资产、推进资产证券化、支持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加大股权融资力度等方式，降低企业杠杆率。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力度，降低各类制度性交易成本，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篇3：技术创新是解决供给侧改革时代问题必由之路

1 永和红枣发展现状

永和县被誉为“无虫红枣第一县”,被国家林业局授予“中国红枣之乡”称号,全县红枣树达到1.67万hm2750万株,红枣一直是当地农民增收的重要产业,农民收入中有75%来源于红枣产业。但是,由于气候条件不断恶化,永和县出现春夏干旱少雨,秋季雨水较多的情况,极端的气候状况导致红枣欠收甚至绝收,有的优势转变为劣势,部分农民甚至出现了返贫的情况。2015年,该县的农民终于迎来了红枣大丰收,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全县红枣产量突破2万t,但由于相关技术不成熟、宣传不到位和市场波动等因素影响,大量红枣滞销,农民非常发愁。加上市场信息不对称,引起柠檬问题,使得红枣市场鱼龙混杂。县委、县政府、基层等领导干部一起为永和红枣出路想办法,单枪匹马闯市场、参加年货展销会等,虽然解决了当前永和红枣滞销问题,但这并非长远之计,因此亟需探索一条解决农产品滞销问题的有效路径,对农产品进行供给侧改革的任务刻不容缓。

2 永和红枣卖难的因素分析

2.1 经济环境不容乐观

人们都在追求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对农产品的要求更是如此,有机产品成为了时下人们的新宠。但是集营养丰富、药用价值、养颜美容等功能为一体的红枣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家庭对红枣的需求可以说可有可无,在整个大市场环境中不存在刚性需求这种可能。同时,由于近年来国内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市场经济压力不断加大,人民的消费水平也呈现出下降的趋势,红枣行业的市场消费也受到影响。

2.2 自然条件比较恶劣

永和地处黄土高原吕梁山脉南麓,晋陕峡谷黄河东岸,方圆两千多km2内没有污染企业,雾霾天气十分少见,是目前内陆少有的一块净土。虽然红枣素有“铁杆庄稼”之称,耐寒能力极好,也具备良好的耐涝性,是发展节水型林果业的首选良种。但枣树的种植也存在一个弱点,即如果干旱发生在花期,则枣树的坐果率将受到严重影响,成熟期遇雨易裂果,严重影响产量;由于地型地势原因,导致枣树种植分散,区域性及季节性集中供给等直接影响红枣的销售。

2.3 未形成有吸引力的枣文化

山西是传统的产枣大省之一,而永和县又是山西的产枣大县。长期以来,农户对于枣的销售一直处在自产自销或小规模销售的阶段,宣传力度不到位,推销方式不完善,导致很多红枣被农户自家留食,红枣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未形成与红枣悠久的历史相匹配的红枣文化。

2.4 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价标准

永和红枣产业发展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低价标准,红枣定价完全依据当年收成制定,收成好则价格低,收成差,则价格高,完全没有从红枣自身品质出发进行合理定价,导致丰收时贱卖,欠收时高价卖出。此外,市场没有形成严格、统一、精细的红枣分类标准,导致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到的产品差异较大,同质不同价问题严重,影响消费者购买积极性。

2.5 相关生产配套设施不到位

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使得枣农误以为红枣市场目前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同时,由于没有集中的冷藏设施,装箱又会使枣起虫、腐烂,因此枣农会将枣置于通风较好、干燥的地方,这又使得鲜枣的营养成分大大流失,进而影响其品相、口感。加之市、县红枣深加工企业欠缺,导致红枣产业品牌发展滞后,竞争力差,销量大幅度降低,甚至滞销。

2.6 专业技术人才短缺

永和红枣收成的好坏完全取决于“天”,枣农只是在春季对枣树进行简单的修剪,夏季对枣地翻耕,由于气候变化万千,加之化肥等肥料成本较高,农民难以担负,所以在农民做完力所能及的管理之后就将其交给了“天”,丰收与否,枣农们无能为力;病虫害时有发生,枣农肥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的知识和技术欠缺;原始种植方式,使得生产效率极低;近3年内,永和县红枣受秋季多雨现象的影响,裂果现象大面积泛滥,致使产量连年减产。继而出现众多永和县红枣经营者改行的现象,红枣经纪人队伍大幅度萎缩。

2.7 外部竞争压力巨大

据统计资料显示,省内已形成规模化经营、拥有较为完善的红枣产区,并拥有完善红枣产业链,如稷山板枣和太谷壶瓶枣,这两大产区的红枣产量逐年递增,且均为我国七大名枣,良好的口碑和品牌文化让这两个品牌在大众销售市场中获得了一大批忠实的消费人群。省外,新疆每年生产的红枣质优量大,使得河北、山西、陕西、山东等红枣产地受到巨大的冲击。竞争对手的强大,使得永和红枣不得不另谋出路。

2.8 政府投资结构不合理

县内没有任何专门对红枣进行加工的企业,一直以来,县委县政府都致力于带领当地农民群众打造好国家倡导的一县一业、一村一品的特色农产品的项目,但成效甚微。在国家开展精准扶贫的大背景下,对枣农给予了相关烘枣设备的扶持,但枣农需要自己修建烤房,成本高,且贷款门槛高,枣农压力大。即便有能力修建烤房的枣农,烤房建好了,设备有了,但是缺少如何使用相关设备的指导,导致资源闲置,有效利用率低。

3 结合4Ps理论,对红枣进行供给侧改革的相关对策

3.1 企业内部

3.1.1 产品策略。

联合山西农业大学等高校专家、教授给枣农讲课、传技术,来提高枣农的管理和技术水平。引进新品种及先进的栽培、管理技术,定期对枣农进行培训。永和红枣的品质在市场上不占优势,为此,引入新的品种,采用先进的栽培管理技术作保障,从品种上丰富红枣的种类,改善红枣的品质,提高红枣质量。

3.1.2 价格策略。制定统一的红枣定价标准,对红枣按标准进行统一分类,统一定价,制定合理的价格区间。

3.1.3 渠道策略

(1)加快大枣产业化经营,可引入订单农业

以永和芝泉酿酒有限公司为依托,以红枣为原材料,生产枣酒及相关饮品。将某乡(镇)整体划为红枣生产基地,对其进行统一的培育和管理,该基地的农户以酒厂的订单进行产枣。同时酿造过程附带产出的酒糟可以喂牲畜,带动畜牧养殖业的发展。这样就实现了一个可循环的、绿色环保的可持续发展的生产链。随后可将该饮品先在小范围内通过连锁超市、连锁商店以及便利店等零售店对红枣相关产品进行销售推广,有利于提高消费者对红枣的信誉度和品牌知名度。通过开发红枣酒、饮品等系列深加工产品,延伸红枣产业链,增强市场调节能力,进而建立“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开发模式。在整个过程中,企业和农户可进行股份合作,使得农户和企业成为风险共担体。

(2)成立经济合作组织及红枣协会

合作经济组织,即把红枣产区分散的枣农集中起来,降低单个农户势单力薄地出入市场的风险。这种合作社模式在于统一生产和销售管理,在对外销售谈判时,由合作社统一进行,最后的收入却是按户分开独立。有条件的地方由农户成立完全代表农民利益的销售生产协会,专门负责对外的协商和谈判,加强同龙头企业的沟通与合作,进而降低合作成本,这些组织为枣农提供规范化技术和服务。

(3)借着互联网+顺势而为

京东、阿里巴巴等互联网企业已启动搭建农村电商平台的计划,在多个县、村已建成试点。由于红枣的产品独特性,对储存条件、运输条件有着较高的要求,同时更需要完善枣类的加工设备。由县政府、合作经济组织或红枣协会牵头,搭建信息量及时的红枣管理系统,对产品进行跟踪,将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价和建议及时反馈给生产者,指导农户种植和销售。

3.1.4 促销策略。

定期举办红枣艺术节、开展红枣推介会,通过圆桌会议的方式大力做好红枣文化的宣传活动,招商引资加大对红枣的投入,提高产品精深加工;结合永和县乾坤湾、红军东征纪念馆旅游文化举办永和旅游节等,将枣文化深入当地每位民众的心中。

3.2 外部条件

3.2.1 集中建设红枣烘干区和冷藏库。

之所以集中建设红枣烘干区,其一是因为成本低,其二是因为相对于自然干制而言,人工干制能较快的制出干枣,同时可减少自然干制中出现的霉变现象,提升干枣的质量。此外,人工干制的红枣能保证干枣的洁净度,能很好的锁住糖分,营养价值也能得到很好的保持,能受到消费者的一致喜爱。冷藏库不仅仅只局限于红枣,其他要保持新鲜度的农产品也均可放入其中。

3.2.2 政府适时参与调控。

供给侧改革的目的是将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抽离出来,减少和控制政府职能,通过市场自发调节农产品的供给,使其尽可能的向国际水平看齐或保持一致。成立红枣培训中心,进行产前和产中控制。完善保险合同制,通过政府补贴,农户出少部分资本便能获得较高的保险合同,最大限度的降低枣农面临的种植风险,减少损失;政府亦可实行保护价收购,进而做到产后控制。政府牵头成立信用担保体系,通过金融贷款缓解产前产中和产后销售资金问题,探索无形资产抵押贷款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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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俞婕,李德辉.托克逊县优质红枣栽培技术[J].新疆农业科技,2013(3):42-42.

[4]马立然.河北省现代枣产业发展对策研究[D].河北农业大学,2014.

篇4：技术创新是解决供给侧改革时代问题必由之路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的作者）在《纽约时报》撰写专栏文章《罕见的不确定》，他当时就断言，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欧洲，宏观经济都需要经历一些大的结构性修复才能回到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结构性修复与结构性改革基本同义。修复什么？修复结构性矛盾。诸如，美国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矛盾，欧洲主权债务居高不下的矛盾。然而，由于需求冲击来势汹汹，各国政府一如惯常，采取了宽松乃至极度宽松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大规模刺激经济，以期走出危机。一方面，这场危机波及之广泛，影响之深重，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另一方面，存在于各经济体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均系长期累积，非一时能够调整，所以，各种政策工具都未能达到预想的效果，不得不反复使用，造成短期政策长期化的基本事实，其后果是政策效应不断减弱，并造成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如增长持续低迷。

在我国，大规模刺激进一步加剧了本来已经存在的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以及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高杠杆。简言之，总需求管理的空间日益狭小，总供给管理的迫切性日益彰显，这就是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背景。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应对这一轮经济增长下行的正确对策，又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唯一药方。

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并能够解决哪些中国经济问题呢？

需要并能够解决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

首先，需要并能够解决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经济学家比较一致地认为，导致这一轮经济增长下行，结构性因素是主要的，甚至有经济学家认为，完全是结构性因素造成的。所谓结构性因素，在这里，主要是指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高杠杆的背后，也都是产能过剩。正因为产能过剩，致使需求侧主要动力——投资的增速大幅度下降；与此同时，外需持续不振，另一驾“马车”——出口的增速也大不如前，致使经济增长进入较长时期的下行。当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同时存在，事情的难办就有点像上个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的“滞胀”，需求不足要求扩张和刺激，产能过剩要求收缩和抑制，但二者同时存在，该怎么办呢？此时，比较可行的办法，一是通过供给侧的改善，创造新需求或转化潜在需求。不过，中国目前还有大量阻碍供给侧动力形成和发挥作用的体制性、政策性障碍，所以，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激发和产生供给侧动力，即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精神，以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二是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以走出两难的困境。特别需要指出，就我国当下而言，因为政府的负债水平已经高企，积极财政政策的工具选择应较多地考虑减税，并从结构性减税到普遍性减税。

供给侧动力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来源，是现代增长理论。凯恩斯革命后，经济学的最重要发展之一，就是现代增长理论。现代增长理论以探讨经济增长源泉为使命，同时将经济学动态化、长期化。现代增长理论揭示的增长源泉，或者说增长动力即供给侧动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内生于经济体系内部的技术进步。经济学家索洛首先指出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经济学家罗默进一步指出，由于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激励，所以技术进步是内生的，由此产生了内生增长理论。其二，如果从要素投入角度观察现代经济增长，人们发现，人力资本既替代劳动，也替代物质资本，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投入要素。经济学家舒尔茨指出了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途径：健康、教育和培训等。其三，经济学家熊彼特则将创新等同于企业家精神，并将其作为供给创造需求的主要动力。在经济学的视角，熊彼特创新是要素及生产条件组合的革命性变化，其深处是技术进步驱动。企业家在这里的关键性作用，是作为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的组织者。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文化创意的成果，都是企业家主导的产业化过程的投入要素。那么，企业家精神又来之于哪里？唯一的答案是，来自于不断试错的创业创新过程。较好的环境，较多的机会，将提高试错的激励和成功率。

需要并能够解决对接需求和供给的问题

其次，需要并能够解决对接需求和供给的问题。也就是说，通过供给创新，满足现实需求，转化潜在需求，并且，创造新的需求。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的内在矛盾是，在严重的产能过剩存在的同时，并存着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在经济学看来，供给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生产，二是成本。在中国，目前比较普遍存在的生产问题，是质量问题、效率问题、安全问题，乃至诚信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供给满足需求就将遇到障碍。这就是中国老百姓的需求要么到海外去实现，要么被抑制的原因。什么是现阶段中国的成本问题？现在提出的“降成本”，其空间主要在哪里？当然，企业自身无时不刻都要通过优化配置和加强管理降低生产成本、管理成本等，但就现时的宏观情形而言，“降成本”主要指降低企业面对的、过高的融资成本、运输成本、用电成本和税务成本等，这些成本的降低，主要责任在政府，在政府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由此可见，无论在生产的问题中，还是在成本的问题中，都既有技术的问题，也有制度的问题。技术的问题要通过创新来解决，制度的问题则要通过深化改革，一如上述“降成本”的问题。降了成本，就是降了价格，就会带来更大的需求满足和实现。

长期以来，在讨论经济增长，以及决定经济增长的动力时，人们总会纠结于需求与供给这一对关系，具体地说，就是市场需求导向，企业供给创新，孰为主导？其实，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二者有着各自发生作用的条件和领域，并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需求导向和供给创新的关系上，需求导向是比较纯粹的市场决定，供给创新则是一个创业者、企业家不断试错的过程性活动。在完全竞争、信息对称的假设下，市场和企业本质上是等同的，但是，这两个假设都已经被放松，不完全竞争、信息不对称是经济活动的常态。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和企业家，不仅成为经济研究和分析的基本对象，而且是现实经济活动的决定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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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国家，过去很长时间，需求导向是经济增长、产业发展的主要路径，它的优点是比较可靠，缺点是有滞后效应。然而，在现今社会，需求表现出两个显著特征：其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需求不足成为常态，中国也不例外。其二，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需求更多地表现为潜在需求，也就是说，在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中，越来越多的需求是由他们的潜在需求转化而来的。上述两个特征表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企业，要想在这一格局的竞争中取胜，不仅要着眼于现实需求，更要通过供给创新的不断试错，满足现实需求，创造新的需求，并将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谁在这个创造和转化中得到先机，谁就能得到更大的市场份额，进而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所以，考虑到动态的技术进步和企业家精神，并考虑到需求导向的缺陷，那么，供给创新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

需要并能够解决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

再次，需要并能够解决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发展方式转变，首先是发展理念的转变。《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倡导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完整地阐述了发展方式转变的方向和要求。在操作层面，重点则是结构调整、动力转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经济“新常态”有三个特点：中高速增长、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前者是经济活动的结果，后二者是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

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结构调整和动力转化都要进入到更深层次、更具体的对象。例如，结构调整要从去库存、去产能，到去僵尸企业，这才是一场真正的攻坚战。惟其如此，结构调整才能见到成效；又如，动力转换要从不断提高投入要素的质量入手，提高劳动力、资本和创新成果的质量，由此才能提高产出的质量。所谓提高劳动力的质量，就是将劳动力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转化为人力资本，使他们能够从事创业创新、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文化创意的工作，并都取得积极的成果；所谓提高资本的质量，就是优化土地、自然资源与产业资本的配置，提高它们的利用效率，并使它们更多地转向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所谓提高创新成果的质量，就是要更加专注于内在技术创新的创业，尤其是原创技术的发明和产业化。这是增长动力中的动力，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个动力中的动力。

篇5：什么是供给侧改革 ？

1.供给侧改革的前世与今生

1.1 “供给侧改革”横空出世 月以来，“供给侧改革”成为高层讲话中的高频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 次会议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两次强调，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上称，“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而中财办主任刘鹤、副主任杨伟民，以及国家部委领导人也均在不同场合强调“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1.2 何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与“需求侧”相对应。需求侧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三驾马车决定短期经济增长率。而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四大要素在充分配置条件下所实现的增长率即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而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

1.3 为何要进行供给侧改革？

表象：需求不足。07 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逐年下滑。从需求侧看，外需中，全球出口增速10 年见顶回落，过去三年持续零增长，中国较难独善其身，而低成本优势不再，令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不可避免。内需中，11 年人口结构出现拐点，12 年人口抚养比见底回升，13 年地产销量增速持续下行，工业化步入后期，投资增速持续下行。

实质：供需错配。但需求刺激效果甚微，15 年以来央行5 次降息降准、发改委新批基建项目规模超过2 万亿，但投资依然萎靡。而在消费领域中，则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供需错配：国内消费增速拾级而下，但中国居民在海外疯狂扫货，国内航空客运增速缓慢下行，但跨境出游却持续高增长。这意味着，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并不在短期需求，而在中长期供给。

1.4 供给侧改革是否有先例？

来自供给学派的典型实践。纵观世界经济历史，美国曾在20 世纪70 年代陷入滞胀，英国也在20 世纪70-80 年代面临滞胀叠加结构性问题的窘境。作为供给学派的典型实践，“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和“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分别采用减税和国企改革等措施帮助经济走出衰退的泥淖。

里根学派的核心是减税。以“里根经济学”为例，1981 年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提出“经济复兴计划”，主要措施包括：降低税率，减少政府干预，缩减政府开支，紧缩货币供给。其中，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从70％降至28％，提高了可支配收入，增加了劳动供给意愿，也推动消费上行；而企业所得税率从46％降至33％，直接提高了企业盈利，也提高了企业投资意愿。里根经济学大获成功，令美国经济迎来“大稳健”时代，也为美国长期经济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

我们认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非简单复制供给学派的“供给管理”，而是希望通过改革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从而避免潜在增速的大幅下行，其实质是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在要素领域的延续和聚焦。

2.供给侧改革的逻辑与路径

2.1 供给侧改革如何落实？

习主席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中明确指出，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功能健全的股票市场。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称之为推动经济结构改革的四个“歼灭战”。

如何打赢这四个“歼灭战”？我们认为供给侧改革将分别在劳动力、资本、创新、政府4 条主线上推进。

2.2 供给侧改革如何优化劳动力配置？

放开生育政策，补充人口红利。中国过去的主要增长动力来自于充足的劳动力。但2011 年中国人口结构出现拐点，2012 年开始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总数和占比都出现了下降。同时，人口老龄化现象愈发明显，截至2014 年底，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12 亿，占总人口的15.5％。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将成为未来劳动力要素改革的基础，在进一步释放生育潜力的同时，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加劳动力供给，补充人口红利。

户籍制度改革，化解地产库存。户籍制度改革将是劳动力要素改革的重中之重，其目的在于促进劳动力要素的跨地区流动。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中国城镇化率质量不高主要体现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高。城镇现在约有7.5亿常住人口，其中2.5 亿左右的人没能在城镇落户，2.7 亿农民工，买房比例仅1％。早在14 年7 月，国务院就已出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但进展缓慢。当前二三线城市地产库存居高不下，户籍制度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双管齐下，不仅有助于提供有效供给、加快城镇化进程，也将创造需求、消化地产库存。

服务业大发展，缓解就业压力。服务业是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双重稳定器，淘汰落后产能意味着制造业部门就业承压，而服务业则可吸纳就业，因而创造条件、促成劳动力的跨部门流动，也将是未来劳动力要素改革的重要方向。根据统计局数据测算，第三产业每增长1 个百分点能创造约100 万个就业岗位，比工业多50 万左右。而考察企业就业状况，07 年以来，服务业PMI 就业在绝大多数时期高于制造业PMI 就业指标，这意味着服务业就业状况好于制造业，将成为未来主要的就业容纳器。

促扶贫重教育，提升人力资本。除增加劳动力供给、促进劳动力跨地区和跨部门流转外，提高劳动力素质也是劳动力要素改革的重要内容。其具体措施包括以下两方面：

一是贫困人口脱贫。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在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我国现行脱贫标准是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按2010 年不变价计算为2300 元，2014 年现价脱贫标准为2800 元。按照这个标准，2014 年末全国还有7017 万农村贫困人口。而通过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7017 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二是加大教育投入力度。今年4 月初，中央深改小组召开第11 次会议，审议通过《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并强调要“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而今年以来，国务院常务会议也陆续通过一揽子教育法律修正案草案，并部署落实教育领域改革措施。

2.3 供给侧改革如何优化土地和资本配置？

土地制度改革，加速确权流转。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方向是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农村土地流转以确权为基础，以放活经营权流转为目的，从而提升土地要素的流动性。同时，放活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意味着未来廉价的农村、土地用地供给瓶颈将打开，也有助于抑制地产泡沫、加速地产库存去化。

降低四大成本，改善资本回报。资本要素改革的方向之一是提高资本回报率，因而高成本是供给侧的最致命硬伤。以工业企业为例，2014 年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中，主营业务成本占比高达86％，各种税费占比9％，主营利润占比仅5％。持续收缩的需求叠加高企的成本、费用，令企业盈利雪上加霜。而在需求整体不佳的大背景下，未来唯有依靠降低成本来改善企业盈利、提升资本回报。

我们预计，未来将从以下四个方面降低企业显性成本：一是继续推进资源品价格改革，降低企业原材料成本；二是实施减税降费和加速折旧，降低企业财税成本；三是推进利率市场化，结合降息降低企业财务成本；四是实施养老保险体系改革，降低企业人力成本。

淘汰落后产能，提升资本效率。资本要素改革另一个方向是提升资本使用效率，其目的也同样是改善企业盈利。而产能利用率和主营活动利润率高度相关。2011 年以来，中国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持续下滑，企业盈利也同步恶化，反映资本使用效率低下。2013年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产能去化就已开始，伴随去产能延续，未来企业盈利有望随产能利用率回升而得到改善。

国企将是去产能的主要承担者。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各类企业中，国有企业以最高的资产负债率和最低的资产周转率、最低的主营收入利润率，实现了收入、利润的最大幅下滑。这意味着，各类企业中，国有企业盈利能力最为堪忧，产能过剩最为严重，未来也将是产能去化的主要承担者。但淘汰落后产能的过程将有可能造成大批国企员工下岗，因而发展服务业吸纳就业也将是必然的选择。

2.4 供给侧改革如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融资体制改革，提升创新意愿。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首先有赖于创新意愿的提升，而股权市场天然提供了鼓励创新的激励机制。而以创新著称的美国，也正是依靠资本市场哺育创新。值得注意的是，“四个歼灭战”中，习主席对建设股票市场的论述最为详尽：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这意味着，改革融资体制，促进直接融资发展，将是未来的重点方向。

鼓励两众两创，提升创新转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同样需要有便利的资源和宽松的成长环境，从而提高创新者的存活率和创新产品的转化率。李克强总理在14 年9 月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而过去一年中，国务院及各部委也纷纷出台优惠政策措施。预计未来以下三方面改革将同步推进：

一是推进产学研结合，从而提高创新成果工业转化率。二是为创业企业提供更为便利的资金支持，譬如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三是实施针对创新型企业的税收优惠和费用减免，譬如研发费用抵税等。

2.5 政府自身如何落实“供给侧改革”？

改革行政体制，降低制度成本。政府在”“供给侧改革”中同样大有可为，一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保护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具体改革力度有强到弱依次是加强反腐、打破垄断、放松管制。中国企业不仅面对来自原材料、税费、财务、人力等领域的显性成本，更面临来自上述领域的隐性成本。以反腐为例，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狠抓反腐，落马官员人数有增无减，预计未来也将在这三个领域进一步推进改革。

推进国企改革，实现强强联合。其二是加速国企改革，发挥好“看得见的手”的功能和作用。国企作为中坚力量，通过合并重组提升竞争力，将为经济增长提供长期动力。

3.供给侧改革的影响与未来

3.1 供给侧改革如何影响经济结构？

加速经济结构转型，重新分配经济蛋糕。从生产的角度看，供给侧改革将激发消费倾向，导致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占比进一步上升，而第二产业中的传统工业部门占比将明显收缩。而从收入的角度看，供给侧改革将引发经济蛋糕的重新分配：减税将导致生产税净额占比下降，加速折旧和产能去化将导致固定资产折旧占比短期上升、长期趋降，降低成本和产能去化将导致企业营业盈余占比上升，加速劳动力跨地域、跨部门流转以及提高人力资本，将导致劳动者报酬上升。

3.2 供给侧改革如何影响中国杠杆率？

中国式转杠杆。供给侧改革同样将对中国杠杆率产生影响：产能去化意味着企业部门杠杆率将持续下行，户籍制度改革和二三线城市地产库存去化意味着居民部门杠杆率将持续下行，减税降费和财政支出提升意味着政府部门(主要是中央政府)的杠杆率将大幅上升，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企业降低财务成本意味着金融部门杠杆率将缓慢上升。

篇6：中国流通问题与供给侧改革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背景

2010年之后，整个世界都处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整体处于低谷，世界经济格局出现变化，美国和德国等国家为走出危机阴影而采取了再工业化战略，这对中国的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都形成很大冲击，加上国内进出口疲软，中国经济出现了持续下滑趋势，从前偏重需求侧的稳增长政策已经无法适应中国经济的正常、有效发展，需求侧下的经济发展开始步入效果加速递减阶段，日益增多的内部矛盾和逐渐凸显的结构性问题成为我国经济增速下降的主导因素。

“供给侧”主要是针对从前的“需求侧”而言，我们过去赖以推动GDP增长三大需求（投资、消费和出口）已经不适应当前经济的发展，因为当前我们的供给已经与需求不匹配，供给远远落后于需求，所以为了使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供给达到与需求匹配，需要在供给侧多加努力，即在实现生产要素有效供给与利用的前提下，不断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供给领域的效率，充分发挥企业家的积极作用。搞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当前经济形势的必然要求。

二、商品流通的重要性

商品流通的重要性是由商品的性质所决定的。商品不同于产品在于它体现的是一种交换关系。商品是社会分工和相互交换的产物，是为满足他人需要而生产的劳动产品，或者说是为出售而生产的劳动产品。一旦劳动产品打上商品的烙印，商品的直接使用价值注定是属于商品的非所有者，而对于所有者而言，仅仅是交换价值。由此决定了，凡是商品都必须转手。如果不能完成这种转手，劳动产品就不能转变为现实的商品。商品就会变成毫无用处的东西。资本完成它的循环的全部时间，等于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之和。因此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商品流通的重要性，还因为它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纽带。马克思是这样分析生产、消费和流通的辩证关系的:“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 然而，商品从生产领域进入消费领域，还必须经历流通过程。如果没有流通作为连接生产和消费的纽带，即使商品生产出来，也无法送到消费者手中。生产也就会失去意义。流通作为连接生产和消费的纽带，还由于它把消费者的要求，及时地传递给生产者，起着传递信息的作用，使商品生产能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即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当前我国农产品之所以出现结构性过剩以及库存量过高，其深层原因在于流通环节没有理顺，因政府干预而导致价格失真，消费者的真实需求没有准确地反馈到生产者那里，存在供求之间信息的不对称。

三、鼓励流通行业的发展的原因

第一，流通作为消费与生产的中间环节，既可以促进消费，又可以引导生产，让需求侧与供给侧两端发力;第二，流通是国民经济运行的晴雨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内外贸结构、供求结构等等中出现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流通加以协调;第三，流通费用高、物流费用高是国民经济与企业发展的短板，去短板的关键是激活流通与物流企业，加强商品与服务对社会的有效供给;第四，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进出口贸易国，第二大消费国，物流总量第一大国，如何充分运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空间很大，谁能把握好流通，谁就可以把握好世界。

四、流通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任重道远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商品与服务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是常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与服务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是常态，生产者主权逐步让位于消费者主权。这是从总体情况讲的，但在实际运作中，有效需求不足或有效供给不足是家常便饭。

从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供求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供给与需求是经济杠杆的两端，政府在某些情况下通过扩大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在某些情况下通过增加供给来拉动经济增长，这是每个市场经济国家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关键在于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与出手时机的把握。

在西方经济学中，如何拉动经济发展，产生了以凯恩斯为代表的需求学派，主张经济发展的需求拉动，实施政府干预，加大投资，赤字财政，福利保障，温和通胀，充分就业。也产生了以萨尹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主张通过改善与刺激供给来给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他们认为，放松管制，市场调节，减税减负，创新驱动，有效供给才是唯一出路。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决定于生产要素的合理供给及有效利用，经济发展的标志是供给的水平和能力，光在需求和分配上做文章是远远不够的。这些经济理论对欧美经济发展，特别是从经济困境中走出来都起过重要作用。

中国目前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重复西方的理论，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提出的新思想，是一种理论创新。正如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我认为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从而达到激活企业活力，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新的动力。

五、物流业发展现状

1.物流费用率过高

根据发改委、国家统计局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对2014年全国重点工业、批发零售企业的调查，2014年全国工业、批发零售企业的物流费用率为8.3%，其中工业企业为8.9%，批发零售企业为7.7%，从2008年以来，一直在下降，这得益于第三方物流的发展与外包物流业务的增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高出3-4个百分点。

2.物流与生产、服产企业融合度过低

据美国物流咨询公司研究，一个企业如果只是简单的以第三方替代自营物流，借助第三方的规模效应和营运特点可节约成本5%;如果利用第三方的网络优势进行资源整合，部分改进原有物流流程，可节约物流成本5%-10%;如果通过第三方物流根据需要对物流流程进行重组，使第三方物流延伸至整个供应链，可取得10%-20%的成本节约。中国目前工业与流通企业对外支付的物流费用已占物流总费用的65%，但主要是运输与仓储，供应链设计、采购供应、厂内物流、供应链金融等高端物流服务很小，说明供应链融合度仍过低。这是中国物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约束。

3.政府对企业管制过多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调查，目前我国物流业所需证照资质约70项，行政机关多头管理，重复审批，效率低、层级多、透明度差，审批事项过多过乱加重了企业负担，企业注册设立非法人分支机构困难重重，不利于物流的网络布局。

4.税费过重

六、流通产业如何适应供给侧改革

1.在降低流通费用与物流成本上发力

流通费用除了物流成本以外，还有交易费用、经营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等，但物流费用是大头，流通环节多、商品周转慢、科技含量低都会影响到成本的高低，物流费用主要由运输、仓储、管理费用构成。我认为，中国流通费用高，物流成本高是有一个复杂因素购成的，要从国民经济的全局去研究，但基本上是四部分构成的，一是国民经济落后的结构体系，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过低：二是工业、农业落后的商业运作体系。，“大而全”、“小而全”没有完全解决，产能过剩是因为供应链出了问题，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失灵。三是传统的商品流通体系。散小差乱，还没有形成大流通、大市场、大贸易格局。四是流通与物流企业低效率的运作体系。所以，一方面流通业、物流业要自我革命，强身健体，另一方面要多方面出击，拿出破釜沉舟的决心，大力推进国家供应链、产业供应链、城市供应链、企业供应链建设。

2.在帮助生产企业“去产能”上发力，同时去流通业自身的多余产能 许多生产企业的产能过剩，主要是对市场的应变能力差，大部分商品质量并不差，消化库存积压流通部门可以在国内外寻找市场，并采用工厂直销、易货交易、尾货市场、租赁金融等方式，特别是海外市场，运作空间很大，关键是要有我们自己的战略，通过产品销售把产能转移出去，并带动流通业、物流业走出去。

流通业、物流业在全局是短板，但自身的供给结构中，有不少是长板。如流通业由于电子商务的发展，全国近九万多个实体批发市场必须做出调整，以购物中心为代表的商业地产过多，会展中心遍地开花，百货业态异化发展，但同时，农村流通设施落后，城市社区商业与服务网店不足，满足消费者体验场所奇缺，商业诚信缺失。物流业一方面对需方要求的供应链管理，高端物流服务缺少供给，而在运输物流上恶性竞争。所以流通业、物流业作为供给侧的一方，对自身也必须进行结构性调整。

3.具体做法

篇7：技术创新是解决供给侧改革时代问题必由之路

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在出席第3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的中国教育改革论坛时发表了题为“教育供给侧改革的问题与对策”的演讲。本文由现场速记整理而成，与凤凰国际智库读者分享。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各个方面均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的教育事业仍然面临很多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不足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我们迫切需要进行这样的改革。

学前教育供给侧改革：普惠性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

第一，学前教育问题。最近几年国家在学前教育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幼儿园数量和在园人数有了非常大的提升，这个进展在全世界没有过的。在高歌猛进的过程中，学前教育面临很多问题。总体来说，学前教育经费依然不足。从世界范围内看，发达国家的学前教育占财政经费的10%左右，我国学前教育幼儿园超过70%，教育经费仅占总比例3.5%左右，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2不到。教育经费供给不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其次，农村学前教育比例远远低于城市，普惠性幼儿园非常少。而且农村的民办幼儿园比例过高，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普惠性幼儿园占比较低。西部非普惠性民办园占比70%左右。入园贵、入园难的问题不仅在农村，在城市也存在。另外，在许多地区，培养幼园教师的渠道，数量少，质量低。某些地区，幼儿园老师50%以上没有受过专业训练， 40%左右无证照，学前教育的问题比较重要。

由于财政经费短缺，教师数量和质量不能保证，我们国家的普惠性幼儿园的压力非常大。我们知道，全国人大正在开常委会，这次常委会可能会出台修订以后的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教育促进法里面规定，义务教育阶段不能办盈利性的民办教育、民办学校。这样一来，民办教育空间往学前教育释放，会这样扩大。

学前教育相当重要，比义务教育还要重要。学前教育对人生最初的塑造起到很关键的作用。我建议义务教育往学前教育延伸，学前很关键，加大学前教育的投入，尤其是普惠性幼儿园的建设，在全国很多城市通过购买公共服务方式支持民办幼儿园。政府发展幼儿园无法在短期实现的，无论是师资还是资金。政府应该四两拨千斤，撬动发展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方式，比如说成都采取一些措施，建立财政补助的机制规范民办幼儿园的收费，最低收费标准控制好，达到这个标准付这个钱，购买公共服务。

义务教育的问题：质量不均衡

第二，义务教育问题。义务教育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质量不均衡。通过这些年的努力，国家基本上用很短的时间普及了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普及到今天城市和乡村，优质学校和薄弱学校的差距在硬件上越来越小，但是质量上的差距并没有本质的改变。所以质量的差距远远大于硬件的差距，大规模大幅度地改造薄弱学校，提升薄弱学校的教育质量是当务之急。所以，提高义务教育阶段公共服务的质量水平和品质非常重要的。

除此之外，最重要的问题是个性化教育资源。因为现在各届政府在教育过程中基本上采取划片就近入学，禁止学生跨区域的择校，我认为限制择校并不是最好的做法，还是要采取其他方法。学区和学区之间，学校和学校之间质量上的差距仍然存在。面对择校，大家拼命买学区房，加剧了弱势人群差距的`问题。特别是在北京以及全国一些地区，以父母教育自救为主的小学的学校没有得到认可，其实可以进一步放开，应该放开办学条件满足个性化的教育需求。

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问题：国际教育资源的供给严重不足

第三，关于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国际教育资源的供给严重不足，低龄化出国现象越来越严重，出国留学达到了45.98万多，到2月在美国增加了23.4%，在英国留学高中增加了50%，而且这个趋势并没有缓解，低龄留学对价值观、身心成长、国家认同的负面的影。从另外一方面看，每年差不多有2千亿流向国外。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这种现象正由中产阶级转向平常百姓家。

如果政策相对放开，探索一些不出国的留学，可以满足相当一部分的家庭需要。这些年已经有探索，福州办了一个西教大学，20在校1万人，学费17万多，比出国留学少一半多，更重要的是父母放心，个性化完成教学课程，经过父母认可的课程，质量高于名校，2050%进入前100名大学，70%以上进入前200名大学，这些学校不止资金留在国家，而且把孩子的心真正的留在中国。在十三五期间怎么进一步办好具有现代化水平的国际水平教育，引导现代化教育消费回流，是很大的问题。

职业教育问题：供给侧严重不足

第四，职业教育问题。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里面非常重要，因为职业教育供给侧严重不足的问题是造成我们国家劳动力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很大的一个方面。根据进城务工人员调查，受过职业教育训练的人仅占30%，有70%的人没有进行职业教育和训练，这不仅仅影响经济发展，还会影响这些人真正融入城市。

因为现在职业教育基本上是普通教育的路径，全日制、集中、脱产、集中管理，针对人员分布、分散、行业分布广，需求层次多的进城务工人员群体不够多，应该分层培训。不能集中学一年、两年、三年、四年的方式，应该满足一边学习一边工作，放宽对非学历教育的限制，打通学历教育、技能培训的通道，采取学分的方式，把文凭给一线工人，让他们更好的成长，不仅对他们个人，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希望出台政策，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帮助他们取得相应的教育。国家应该拿出相应的资金鼓励企业为员工培训学习场地，甚至可以把学校课程搬到企业里面直接授课，给他学分，甚至给他奖金。学习一门课程给配套的奖金，可以提高他们的素质。

特殊教育：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国家仍然落后

第五，特殊教育。我们国家这几年来对特殊教育加大投入，因此发展较快。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国家仍然比较落后，而且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全国仍然有589个三十万人口以下的县没有特殊学校，这些县基本上是老少边穷地区，特殊教育问题比较大。这两年在特殊教育义务教育方面政府下了很多工夫，投入很多资金，但幼儿园和高中依然比较落后。

我们国家特殊教育的教师大部分是转岗过来，很多甚至于在基础教育阶段不能胜任工作转到特殊教育领域。我们国家因为待遇比较低，环境比较艰苦，因此优秀人才进不了特殊教育。

篇8：美国的“供给侧改革”是这样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美国夯实了自1894年获得的世界头号工业强国的地位, 美国经济也开始成为现当代经济学发展的主要原动力, 新理论在对应着新问题的出现而出现后, 又大多通过影响美国政府经济决策而在美国经济实践中进行检验。从理论出现到发挥作用的平均滞后期是10~15年, 现实和理论自此互相促进、相互融合。

在上世纪70年代, 与目前国内的学术热点相似, 美国经济学界也曾热烈讨论过供给侧改革问题, 出现了著名的供给学派。在货币方面, 受制于供给学派主张回归到金本位制的操作性, 有类似的稳定诉求而且更为现实的货币主义因此受到青睐。

这些重要人物的宏观管理取向彻底扭转了“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的政策制定氛围, 共同推动了美国上世纪80年代的供给改革实践。结果美国不但走出了70年代滞胀的泥潭, 更为90年代“新经济”的出现做好了铺垫。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 美国供给革命的前提是明确的通胀, 而不是中国目前所处的通缩边缘。按货币主义的思路, 美联储从1982年起开始以M2作为调控中介目标, 让货币增长等于年增长率和预期通胀率之和。结果表明, 这个思路对美国来说是适用的。

自1973年宣布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 美国货币发行开始失去黄金平价, 纸币具有的天然多发倾向和70年代石油危机共同导致的成本推动加需求拉动型通胀, 使负利率频频出现, 企业由此脱媒, 倒逼出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此时提出明确的货币增长目标无疑有利于公众形成稳定的预期。

光有通胀被控制显然还是不够的, 增长的动力怎么保障?理论上, 拉弗 (Arthur Betz Laffer) 在微观上提出了减税, 斯蒂格勒 (George Joseph Stigler) 在中观上提出了调整产业准入。

政策上, 美国先后于1981年和1986年出台了旨在减税的经济复兴税法和税收改革法案, 如此扩张的财政政策和前述货币政策的结合, 颇有点像一脚刹车、一脚油门。而且, 减税确实导致了后续的财政危机, 但就结果来说, 政策是成功的, 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连续92个月、平均4%的增长, 减税更是因此成了供给经济学的代名词, 并已融入经济学的传统智慧, 小布什和奥巴马期间都有所效仿;另一方面, 国会则举行了上百次有关准入听证会, 在运输 (航空、公路货运、公共交通、铁路) 、通信、能源 (天然气、电力) 、金融 (银行和财产和责任保险) 等领域放宽市场准入条件, 掀起了一场解除管制的运动。

减税和货币稳定的共同效果, 则是美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可喜变化, 突出表现在劳动生产率上。但到底是怎样的作用机理, 使得两者共同促成了这样的结果?

这需要把美国经济放在更广阔的全球经济背景下进行说明。美国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贸易逆差巨大, 而简单进行跨时经常项目逆差分析就可以看出, 这主要是由财政赤字的扩大推高了利率, 进而抬高了汇率所造成的。

在以伊利诺伊州的卡特彼勒公司和商业圆桌会议为代表的制造业利益团体的持续游说下, 美国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在汇率政策上逐步放弃了自由和开放的原则, 人为进行了系列干预 (广场协议等) 。也就是说, 美国在8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都放任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挤出, 并使其主要发生在贸易部门。

值得关注的是, 同期的美国企业也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投资。为平衡国际收支而导致的国际资本流入, 使美国在80年代由债权国彻底变为债务国, 但债务主要被政府支出在了军事和提高社会福利等方面。这样, 借着资本的出出进进, 美国把竞争力已经处于强弩之末的制造业转移了出去, 国内的军事科技和基本生活水平或者说消费却得到了保证, GDP按产业部类来说, 其增长也逐渐过渡到由按产业递进规律发展起来的服务业来支撑。而且由于服务业中一半以上是作为连接第二第三产业纽带的生产性服务业, 结合着人口结构和能源价格走低等有利因素, 美国劳动生产率必然呈现跃升态势。

这样的经济结构结合着上世纪80年代形成的美国国家创新机制, 共同带动了90年代的信息产业的出现和发展。

比较来看, 与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呼吁政府由需求力量变为供给结构调整推手相比, 美国的供给改革似乎更偏重于市场化的准入改写。其实, 政府从来不曾在供给方面有过缺失, 因为投资是个极其特殊的变量, 先期形成的需求, 过后就成为供给, 有效的供给能与需求相匹配甚至引致需求, 而无效的供给就构成所谓的产能过剩。政府调整经济结构, 就好比一只插入投入产出表的上下翻飞的手, 替各类经济主体打着如意的算盘。

另外, 美国供给改革之所以能成功, 是与制造业和贸易部门被倒逼分不开的, 否则劳动生产率不可能出现有利变化。类比来看, 中国目前的某些产业不景气和国际竞争力缺损应该不难接受, 问题是维持经济增长的目标与之难以协调。

还有, 美国的国家创新机制, 似乎和当前由政府来鼓励创新的呼声不谋而合, 但该机制在鼓励的过程中依然秉承了供给经济学的基本思路——通过改善市场的运作环境 (比如1980年制定了技术创新法和中小企业专利程序法来保护知识产权) 来提高市场运行效率, 而直接拨付资金或制定某产业方向仅是其中的部分且次要的内容。

这里仅以中国跨出国门的旅游者对外释放的奢侈品购买力为例, 规模上万亿元的巨大市场无疑给供给提供了可能的成长空间, 可是, 同时我们看到, PRADA因为在中国设厂而致使2015年的年报非常难看, 因为这样的品牌树立是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积淀的, 而完全为了满足需求的功利性供给, 会彻底损伤品牌的公信力, 从而动摇企业生存的基础。奢侈品虽然奢侈, 但其利润依然是社会平均利润率, 维持品牌的运转和持续的市场研发及创新都需要巨大投入。市场近在眼前, 却无法催生出有效供给, 从中折射出的正是创新的积累规律。

最后, 稳定的货币环境和通胀预期是一切改革成果的基础和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