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的“四大平衡”思想的强大生命力

陈云的“四大平衡”思想的强大生命力（共3篇）

篇1：陈云的“四大平衡”思想的强大生命力

陈云同志“四大平衡”思想的强大生命力

敬爱的陈云同志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纪念陈云同志最好的办法，就是学习他的论著，继承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结合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加以运用。最近，我重温了陈云同志关于“四大平衡”即财政、信贷、外汇与物资各自平衡和统一平衡的论述，深刻体会到这些论述和思想不仅在过去经受住了严峻的历史检验，而且对于今后的国民经济建设和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具有深远的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四大平衡”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主要内容和特点

财政、信贷、物资统一平衡的思想，是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经济、减少波动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1950年，根据中央的决策，在陈云同志具体主持下，我国实行统一财政管理、统一物资调度、统一现金管理，并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外汇牌价和外汇调度，从而迅速制止了当时严重的通货膨胀，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前提。这一成功的实践，孕育了财政、信贷、物资平衡思想的萌芽，但当时的重点是财政收支平衡。1953年我国动用财政结余来扩大建设规模，影响了信贷资金的平衡，造成社会主义国营商业阵地的缩小，市场物资供应紧张。这一“小失误”及其纠正的实践，使人们认识到财政收支与信贷收支统一平衡的重要性。1956年我国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加上职工工资和农业贷款增加过多，造成社会购买力与物资供应之间的不平衡。国家对这次“小冒进”及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使国民经济迅速回到了协调发展的轨道。1957年1月，陈云同志认真总结了以上三次实践的经验，作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报告，奠定了财政、信贷、物资平衡（以后加上外汇收支平衡）思想的基础。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处于五种经济成份并存、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逐步壮大乃至取得主导地位的时期，“四大平衡”思想在这期间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不仅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四大平衡”思想的正确性，而且使这一思想得到丰富和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四大平衡”就是通过国家计划的指导，自觉地把资金与物资，即商品的价值形态与实物形态的矛盾统一起来。当然，这种统一只能是相对的、动态的。

陈云同志对于“四大平衡”思想的有关内容作过大量阐述。他指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只要财政收支和信贷是平衡的，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之间，就全部来说也会是平衡的。①”，在这里，陈云同志首先着眼于全局性的总量平衡，即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他指出：做到总量平衡的关键是财政收支和信贷的平衡。只有这样才能使建设规模同国力相适应，从而保持经济的稳定。

总量平衡是以结构平衡为基础的。陈云同志指出：第一是吃饭，第二是建设；人民的购买力要有所提高，提高的程度要同消费物资的供应相适应；建设的投资要扩大，扩大的规模要同建设所需要的物资相适应。他还特别强调我国农业对建设规模具有很大的约束力，按农、轻、重的顺序安排计划是最重要的比例关系。综合平衡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陈云同志指出：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要瞻前顾后，前后衔接，避免陡升陡降，造成损失。

关于综合平衡的方法论，陈云同志有针对性地强调两条：一条是要从当前实际情况出发，不能从主观规定的目标出发“倒过来”作计划；一条是要从短线出发，所谓短线就是当年生产量加上可能动用的库存和进口，而不能从长线出发，因为那样就会破坏比例，不能配套，造成损失浪费。

总之，陈云同志把“四大平衡”看作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核心，而综合平衡就是为了实现按比例

发展。他认为：按比例发展，从长期看，就是最快的速度，也是效益最好的速度。

“四大平衡”思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意义和作用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需要解决许多极其复杂的问题。这就使得“四大平衡”思想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也有了更为广阔的用武之地。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重要经验充分证明：要使我国经济富有活力和效率，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凡是应当由市场调节的经济活动，要进一步放开放活，激发经济活力。特别是竞争性产业，应主要由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产业也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但是，由于市场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一面，国家必须对市场活动加以正确的指导和调控。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均资源相对紧缺的大国，又处于经济迅速发展、体制转轨、产业结构升级的时期，更需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四大平衡”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内容并没有失去它的重要性。这一思想所反映的社会主义经济要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并没有过时；不同的只是它的实现形式；过去基本上通过计划一种手段去实现，现在则要通过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去实现。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中，“四大平衡”思想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其一，宏观调控要由直接调控为主转变为间接调控为主，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大大减少了，作为经济手段主要组成部分的国家财政和国有银行的作用，自然就更加重要了。其二，宏观调控由过去以实物形态为主转变为以价值形态为主，因而，在社会总资金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财政、信贷资金的平衡，就显得更加重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的任务更加复杂艰巨。总需求之所以会超过总供给，就是由于货币流通量超过了商品供应量的需要。而能够创造出超过商品供应需要的过多货币的，只有两个手段：一个是财政赤字，一个是金融赤字即信用膨胀（外汇占款过多引起的货币过量发行也属于金融赤字范围）。反过来说，能够控制、紧缩货币，使总需求相当或小于总供给的，也只有这两个手段。所以，保持总供求的平衡，从直接意义上说，关键就在于管好这两个“闸门”。当然，除此之外，还要有一系列经济政策和经济杠杆相配套，解决好“源头”和“下游”的各种复杂问题，这两个“闸门”才能把得住。

“四大平衡”思想与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关于财政和货币方面大致保持平衡的思想，存在着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某些共同点：两者都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都要求实现财政、金融和外汇三方面各自静态或动态的平衡，而且认为三者应相互配合；都以保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大体平衡为目的。然而，“四大平衡”思想又有自己的特点：一是要求财政、信贷、外汇与物资的各自平衡和统一平衡，并要制定计划，付诸实施；二是要求总量平衡与结构平衡相结合；三是事先的、主动的平衡，在宏观上对市场经济运行起主导作用。这些特点主要是由于以下三个条件产生的：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国家财政具有比资本主义财政更广泛、更重要的经济职能；商业银行的全部或主体部分归国家所有。这三条中，第一条是基本的，后两条是派生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中，应当以“四大平衡”思想为基础，借鉴和吸收西方实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益经验，加以丰富和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运用“四大平衡”思想推进“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实现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指出：宏观调控要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优化。“九五”期间要以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目前过高的通货膨胀率明显降下来，实行适度从紧的财

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消除财政赤字，控制债务规模；控制货币信用总量，逐步使货币发行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并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这是在新的形势下对“四大平衡”思想的进一步肯定和具体化。我们应当根据《建议》的要求，结合对“四大平衡”思想的学习，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努力。

首先，要加强对抑制通货膨胀、实现“四大平衡”的统一认识。建国以来，我国出现了几次经济波动和通货膨胀，由于中央正确地运用“四大平衡”思想，对它成功地进行了调节和抑制，从而使国民经济转入繁荣发展的新局面。“四大平衡”思想已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一次讲话中，表示完全同意陈云同志关于《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的讲话。邓小平同志说：陈云同志的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三十一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他还指出，我们的经济一直存在着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更发展成为财政不平衡、信贷不平衡、物资不平衡、外汇收支不平衡的局面。改变这种局面，是同三中全会纠正‘左’倾错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总方针完全一致的，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生产建设、行政设施、人民生活的改善，都要量力而行，量入为出。这就是实事求是。”从历史经验看，在经济失调、困难较大的时候，各方面比较容易接受上述思想；当经济形势较好的时候，就容易忽视上述思想，从而为下一轮经济失调埋下根苗。这种循环已经出现多次，并为此付出了较多的“学费”。1995年我国经济建设特别是宏观调控取得了较大成绩，各方面热情高涨，不少地方提出要提前翻番、提前实现小康。这种积极性是可贵的，但主观行动必须符合国情国力的客观情况，必须符合中央对宏观调控的要求，防止出现盲目攀比、脱离实际的苗头。

其次，要努力振兴财政，发展金融，平衡外汇收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1978年的31.2%下降到1994年的11.8%，其中，中央财政收入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6%。我国已成为世界上中央财政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最低的国家之一。这既影响了财政职能的发挥，弱化了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同时又使若干本应由财政无偿拨款解决的开支转嫁给银行，增加了银行的呆账和坏账，损害了财政、信贷科学分工和统一平衡的基础。为此，需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与此同时，要进一步改革和发展金融事业，更好地调节货币供应量。外汇收支要平衡并有结余，保持合理规模的外汇储备。通过财政、信贷、外汇的统一平衡，做到货币流通量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第三，适度控制建设规模，加强技术改造，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建设规模应当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扩大，但要与国家财力物力相适应，不能靠发钞票搞建设。掌握投资规模，不仅要看当年实现的投资规模，更要看在建项目投资的总规模；不仅要计算固定资产投资，而且要计算投产所需要的铺底流动资金。目前我国建设投资主要用于新建，用于技术改造的部分比重较低，1994年为25%，1995年约为23%，低于“八五”计划要求的35%，更低于西方国家的60—70%。因此，我们应当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高度出发，下决心改变目前重新建、轻技改的局面。

第四，扩展和细化“四大平衡”的具体内容，完善平衡方式。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财政、信贷、外汇与物资的来源和运行渠道出现了多样化、复杂化的新情况。财政资金中，有预算内资金，又有大量的预算外资金；信贷资金中，有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的资金，又有非国有银行经营的资金，还有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金；外汇资金中，有国际收支的经常性项目，又有资本项目；市场流通的商品中，有各种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还有日益增多的劳务商品。这就要求有关机关在分别编制财政收支、信贷收支、外汇收支、主要商品供求的平衡表，以及在此基础上综合编制社会总资金平衡表（社会总需求总供给平衡表）中，都要把各种渠道的资金和商品包括在内，以便搞好综合平衡。

第五，转换实现平衡的方法，协调各种经济手段的运用。经过综合平衡的国家计划，主要应通过经济手段去实现。这就需要建立健全计划、财政、金融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能够综合协调各项经济政策和经济杠杆的宏观调控体系。这是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国民经济在按比例发展中实现较快速度和较好效益的一个重要条件。

篇2：论陈云的治党思想

[关键词]陈云；治党靠“人”；治党靠“制度”；治党靠“严”

[中图分类号] D261，D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11-0018-04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能够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克服各种艰难险阻，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这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必然的。从党自身的角度来看，其关键的因素是能够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陈云对于如何治党有着深刻的思想认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探讨陈云治党思想，一方面，对于深入和拓宽陈云研究，特别是陈云党建思想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另一方面，对于在新的形势下切实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从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执政使命，又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治党”和“党建”两个概念的理论阐释

目前，对于陈云治党思想的研究并不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把“治党”和“党建”两个概念明确区分开来。

“党建”即党的建设，是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同党的建设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学说的应用。有学者将“党建”分为“大党建”和“小党建”两类。“大党建”主要包括党的理论、性质、宗旨、纲领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策略等方面的建设；“小党建”主要是指理论学习、组织工作、思想政治工作、作风建设、反腐倡廉等具体方面以及党务工作方面等的建设。从一定意义上讲，“大党建”更为根本，决定着“小党建”的性质与方向。[1]“党建”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名词。虽然党的建设各个政党都在讲，但是把“党建”专门作为一个理论研究和实践的领域，把“党建”作为一个专有名词的，只有中国共产党。追根溯源，这个词始自早期党的建立和建设时期，是伴随着党的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而来的。最初是建立党的问题，党建立起来以后，就是建设、完善和发展党的问题。完善和发展是无止境的，因此时至今日党建仍然是一个重大课题。

“治党”是当前党建和政治学界的前沿课题之一，但它是后来的一个名词，学界也并没有对“治党”的范畴给出严格的限定。由于在时间上“治党”的概念出现得较之“党建”的概念晚，因此人们习惯上把“治党”放在已经基本完备的“党建”理论体系之中，作为一个重要的补充内容。而事实上“党建”和“治党”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包含关系。从字面意义上理解，“治党”讲的是党的治理问题。世界上其他政党多讲“治党”，虽然与我们所讲的“治党”有本质的不同。治党的目的是，在党建立起来和党的建设基本完善以后，通过加强党自身的治理，避免和克服党内存在的和可能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和行为。治党也不再像“党建”一样“人人有责”，而成为党的领导者和理论家的任务。但是，治党的对象，仍然是党的组织、思想、制度、作风、执政能力乃至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等。因此，“治党”和“党建”的区别在于主体和目的不同，方法可以是灵活的，而对象却是交叉的。

陈云的党建思想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包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搞好执政党的党风建设、严肃党纪、健全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民主生活制度、加强干部队伍建设、重视党员质量和基础党组织建设等，涵盖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政治建设等各个方面。很多学者认为，陈云的治党思想并不独立于他的党建思想之外，这是对的，但是这并不影响陈云仍然有一个完备的、特色鲜明的治党思想体系。研究陈云的著作文献可以发现，对于怎样才能治好党，他有着一贯的、成熟的思想，特别体现在党面临严重危险的时候。

上世纪50年代针对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陈云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发言指出：“高级干部要提高革命警惕，提高革命嗅觉，千万不要‘伤风。我看这是我们党的团结的可靠保证。再加上一条，我们要严守党的制度和党规党法，发扬党的优良作风，那党就有保证了。靠别的，我看都靠不住，要靠我们自己。”[2]这里实际提到了“人”、“制度”、“严”三个问题。概括起来，陈云的主张是，三管齐下才能治好党。至今在关于陈云公开出版的文献中，能够找到的唯一一次他直接提到“治党”的论述，是在1977年8月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明确使用了“治党”的概念，谈了治党问题。8月13日，他在上海组发言中提出，“抓纲治国，首先要治党”。“要特别注意两点：第一，要对抬轿子、吹喇叭和逆风恶浪袭来时随风倒的人保持警惕。这样的人都不是实事求是的人。第二，要认真做到毛主席历来倡导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样做有助于防止不正之风的横行。有了由高度民主而来的高度集中，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面才能出现。”[3]这段讲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关于对治党重要性的认识。在陈云看来，“治党”是和“治国”相对应的一组概念，要把治党放在治国的高度来看待，治国首先要治党，“治党”对“治国”有着重要的意义。二是关于对治党本身的认识。在陈云看来，“治党”，一是要警惕人，即警惕不实事求是的人；二是要有高度民主而来的高度集中，即要有民主集中制；三是要认真做到，即不能松懈。这三点，也即“人”、“制度”、“严”。这唯一一次直接论及，已经完整地体现了陈云的治党思想。

二、陈云治党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治党靠“人”。人的因素，在陈云的治党思想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延安时期，陈云曾作过《论干部政策》（1938）、《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1939）、《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1940）等多次讲话。陈云同意“干部决定一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因为“党的一切决议和政策，都要通过干部去实现”。[4]进入新时期以后，陈云延续了他重视“人”的思想，主张要“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5]，“要加强共产党员的党性教育”[6]，“领导干部在端正党风中要做表率”[7]。

陈云重视治党中人的因素，与传统“人治”思想是截然不同的。“人治”主张“一人之治”，依靠圣主贤臣或柏拉图式的哲学王，依靠他们的智慧、贤明和勤劳来治国理政。人治是相对于法治而言的，在人治组织体系中，最高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一言以立法”、“一言以废法”，个人意识凌驾于法律之上。而陈云“靠人治党”思想的出发点是，相对于制度而言，人是治党中的能动因素。治党要靠制度，但是再好的制度也要靠人去执行，要靠人的自觉。作为拥有几千万党员的大党，只靠“物化”的东西，光靠外部的力量，是不可能管得住、治得好的。陈云在同中纪委负责同志谈话时曾讲过：“为什么那么多的党员，甚至多年的老党员，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歪风刮来时，自己顶不住，一下子就卷进去了”，“这是什么原因？”他认为，原因就在于这些共产党员迷失了党性，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甚至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因此，他提出，各级党组织和党的纪检部门“只是查处违法乱纪的案子不行，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共产党员的党性教育和自觉遵守党的纪律的教育”。[8]也就是说，陈云认为治党还是要从党员干部自身出发，依靠人的力量。他多次强调，“提高共产党员的素质，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党的建设上的一个根本问题”，“要认真地抓紧抓好”。[9]“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和各级党的组织，必须重视在执政党的条件下对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党性教育”。[10]“端正党风的关键是提高党员素质，尤其是提高高中级党员干部素质”。[11]他还强调，要“维护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权威”。[12]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也强调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要一起抓，“必须纠正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13]

（二）治党靠“制度”。制度的因素，在陈云的治党思想中占有同样重要的位置。制度是社会政治集团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行为关系和活动的规范体系，一旦形成便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对每个人，包括制定制度的人，都铁面无私、一视同仁。作为维持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必备条件，治党同样要靠制度。陈云历来看重制度因素在治党中的重要作用。解放战争时期，他就提出了“党内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思想。1947年，他在辽东分局工作会上发言指出，“核心领导只有经过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并在实践中经过考验，才能建立起来”。[14]新时期，陈云强调恢复和健全民主集中制，重视发扬党内民主的制度建设。陈云认为，“文化大革命”爆发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15]在陈云的主持下，中纪委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案）》。《草案》全文共十二条，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包括了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发扬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权利不受侵犯等内容。在经过多次反复讨论修改后，十一届五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使处理党内关系的原则得到了系统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三）治党靠“严”。这是陈云一贯坚持的治党原则。延安时期，他就提出必须严格遵守和执行党的纪律，否则，“那就毛主席讲的六个字‘亡党亡国亡头”。[16]进入新时期，一方面由于批判极“左”路线产生的一定负效应，另一方面由于没有结合改革开放的实际抓好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教育和管理，使得治党失之于宽的现象十分严重。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陈云从治党的原则要求出发，再次提出治党要严，“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17]。

在陈云看来，我们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有着远大的目标，但是任重而道远。在市场经济的复杂社会环境中，如果不对党员干部和党组织提出严格要求，不要说实现理想，就是失去执政地位也不是不可能的。因此，陈云特别强调“治党要严”。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严厉打击重大经济犯罪活动中，陈云要求中纪委“必须全力以赴”[18]，“阻力再大也必须办”[19]，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要“雷厉风行，抓住不放”[20]，“杀一儆百。杀一些可以挽救一大批干部”。[21]对刑事案件、恶性案件陈云也主张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在处理上应当从严，否则无法保证社会的安定”。[22]

三、陈云治党思想在新时期治党实践中的体现

陈云治党靠“人”、靠“制度”、靠“严”“三位一体”的治党思想，在新时期的治党实践中主要体现在党的组织治理、作风治理和提高执政能力方面。

（一）组织治理方面。“文革”给党的组织建设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文革”期间每年约有150多万人入党，但其中许多是不合格的，甚至有一批“三种人”混入党内；而且原来的“党内的骨干差不多都被打倒了”，这就造成了干部队伍青黄不接的严重情况。为此，陈云主张，要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成千上万，这是工作的需要。”只有成千上万地提拔经过选择的好的中青年干部，才能使我们的干部交接班稳定地进行，只有成千上万，才能使兴风作浪的分子搞不起大乱子。[23]他还主张，干部队伍要保持梯队结构。“趁我们还在的时候，把第三梯队也建立起来”，这是“党和国家的大计”。[24]制度方面，他提出包括“制度化”在内的干部选拔政策，应该成为“我们在干部政策上的大方针”[25]；“上下对口，使用和培养大批中青年干部的办法，要成为制度”，“而且应该作为长期训练和选择干部的一种制度”。[26]“严”的方面，他强调，选拔干部要严格掌握政治标准。闹派性的骨干分子，打砸抢的分子，一个也不能提到领导岗位上来。“我说一个也不能。”[27]“选干部，首先要看德，有才缺德的人不能用。德好，才差一些不要紧，放到领导岗位上锻炼几年，才干是可以练出来的。”[28]他还提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培养党政领导干部。

（二）党风治理方面。抓党风，一直是治党的重要内容。1980年11月，陈云在中纪委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座谈会上，强调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29]把党风问题提高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抓党风，在人的方面，首先必须恢复和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其次要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1977年9月，为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陈云特别撰写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的长文，提出，“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30]对于党风不正现象的出现，陈云认为，从根本上说，“同我们放松思想政治工作、削弱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作用和权威有关。应引为教训。”因此，他提出“我们党是执政党，目前又处在新的发展时期，如何有效地进行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事关重大”。[31]

在制度方面，陈云强调党规党法和党纪。1979年1月中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陈云就明确指出，中纪委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32]1984年10月，在中纪委常委会上，陈云提出，“共产党不论在地下工作时期或执政时期，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纪律”。[33]

抓党风也是体现陈云“治党要严”思想的重要领域。对20世纪80年代初的重大经济案件，他主张“应该重判”。他曾说，“小平同志讲过处理重大经济案件要开杀戒，要准备杀它一百个。现在只杀了三个，太少了。”[34]在整党的过程中，他提出，“对以权谋私的人不给以严厉打击，对这股歪风不加制止，或制止不力，就会败坏党的风气，使党丧失民心”。[35]

（三）提高执政能力方面。陈云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执政能力”的概念，但是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一直是他重视的问题。提高领导干部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首先要端正思想方法。陈云主张，要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做到实事求是；同时还要注重调查研究，不能脱离群众。其次要加强学习，特别要学哲学，还要学历史。陈云认为，“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青年人要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36]他多次强调，“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在我们在新的形势下，全党仍然面临着学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这项最迫切的任务。”[37]此外，陈云还认为，领导干部要思考战略问题。能够“深谋远虑”，是领导干部应该必须具备的一种能力和素养，陈云十分看重这一点。他认为“上层机构要有人专心考虑大问题”，我们需要“瓜皮帽”、“水烟袋”这样的战略家。[38]担任中顾委主任以后，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他语重心长地多次提出，“要拿出一定时间‘踱方步，考虑战略性的问题”。[39]在制度方面，他提出“要认真实行集体领导制度”[40]。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陈云积极支持成立中央书记处，对书记处的工作方法，他提出应该采取办公会议的方式，也就是集体领导的方式。集体办公，大家都在一起，“要办的事立即办，不要拖延，像现在这样传阅画圈圈的办法是要误事的”。[41]“严”的方面，陈云要求“工作要抓实”。1990年，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自从江泽民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制定了不少好的方针、政策。现在的关键是要抓落实。”[42]他举了三年困难时期解决粮食和稳定物价以及新时期宝钢项目继续上马的例子，来说明工作必须要抓实。陈云认为，工作不能浮在面上，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办法还不够，要严格贯彻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才能最终取得成效。

综上所述，陈云的治党思想有着完整的“人”、“制度”、“严”“三位一体”的体系。人是主观的因素，制度是客观的因素，治党在任何时候都离不开这两个因素。制度的权威性本质上是全党意志不可违抗的体现，健全党规党法，以制度治党，用制度约束、规范全党的言行，才能保证党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才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而人是制度的保证，制度是人创造的，也需要人来执行，僵化、落后、片面的制度需要人来完善和创新。如果认为制度一经确立，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就犯了理想化、简单化的错误。因此，制度和人在治党中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二者一硬一软，共同构成了治党要“标本兼治”的“本”。“严”是一个特定的因素，体现时代的特色，如果人和制度能够处在相对平衡完善的状态，那么就无所谓严不严的问题。陈云之所以强调治党要严，正是因为在他所处的时代，党的制度和党员干部的主观因素没有达到相对平衡完善的状态，如果治党不能从严，党就不能治好，“严”是一个阶段性的必要条件。陈云的治党靠“人”、靠“制度”、靠“严”，三者是一个整体，必须紧密结合，缺一不可。这在今天仍然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解决当前的治党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李慎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大党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

[2][5][6][7][8][9][10][11][12][13][14][16]陈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216.264.291.303.291.291.304-305.313.296.299.20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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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云文选（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1.

[15][17][23][24][25][26][27][28][29][30][31][32][33][36][37][38][39][42]陈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4.275.302. 325.281.295.301.498.273. 441.352.240.275.285.360-362.310.377.376.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篇3：陈云的军事思想研究

[关键词]陈云；军政历练；军政思想；严爱精神；战略决策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7-0013-03

陈云的军事思想，是其革命经历的思想结晶之一，也是其伟大一生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推进这方面的研究，既有助于深化陈云的生平思想研究，同时也有利于当代汲取革命前辈的军事斗争经验，提高关键军机的决策能力，推进军事现代化建设。

陈云对军事问题的关注可追溯到大革命时期，其与中国共产党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大体同起始。五卅运动过程中，西方殖民主义者从未停止武装恫吓，其支持收买的工贼也对罢工骨干进行暴力威胁，时局逼迫共产党人积极思索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置身五卅狂飙中心的陈云，对此更有切近的体悟。大革命失败后，八七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方针。1928年，陈云发动了小蒸地区的农民暴动，并谋划夺取枫泾镇，后帮助中共浦南区委制定《浦南秋收暴动决议案》、购置枪支武器。1929年初，陈云又参与领导了攻打庄行的农民暴动、部署新街地区的农民暴动。同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后，陈云于10月22日为江苏省委修改的致涟水县委指示信，强调要建立群众的武装组织，注意在敌人军队、保卫团中建立党的组织，夺取其武装到革命势力方面来。[1]11月24日，陈云在江苏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上作《江苏农民运动的趋势和今后的斗争》的报告时，就强调“党必须坚决领导农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游击战争。”

1933年1月，陈云随中共中央撤入江西瑞金。此时中央革命根据地正面临第四次反“围剿”战争，陈云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局党团书记，主要负责军事后勤工作。他积极建议以全总名义号召工人带头参加红军，创建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关注苏区军工生产，号召“进行收集粮食的突击运动”，倡导游击战争。总之，在中央苏区的工作前所未有地强化了陈云的军事观念，并且磨练了他组织工运、组建军队、征集军粮、管理军工、发动游击战争等多方面的领导能力。

1934年10月中旬，陈云受中共中央委派，担任红五军团的中央代表。该军团承担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殿后掩护重任，陈云由此直接参与红军长征的军事指挥。在真枪实弹、戎马倥偬间，陈云的军事思想得以淬砺。红五军团下辖第13师和第34师，总共1万人众。据时任第13师师长陈伯钧的日记，10月20日午后，“中央派驻五军团代表陈云同志来此，报告目前形势及我们这一师的任务，和几个中心工作”。会后，陈云即率各团首长去考察徒涉场，黄昏时分开始渡河。连日夜行军，疾患丛生，战士思想混乱，军纪亟需整顿。11月4日晚，“陈云同志来我师帮助与指导工作，召集了各团政委、总支书开会，讨论今后政治工作问题”。政工成效没有立竿见影，第二天“各部逃亡现象极为严重”。当晚，“由陈云同志负责检查了一下，认为发生这种现象主要是：第一，政治动员不够；第二，对反革命斗争不深入，特派员工作及政治机关对肃反工作的领导均差；第三，连队支部工作不健全等……”[2]

在陈云的亲自指导下，第13师的思想政治工作有效地开展起来。12月1日，陈伯钧日记记述：“接军团首长及中央代表紧急信件，催促我们立即渡河，不然即有被敌人截断可能。于是我们即不停顿地向麻子渡前进。到江边正赶上主力，过河后天已拂晓。”[3]中央代表陈云在那封信中写道：“这是紧急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命运，希望你们下最大决心，赶快拉过湘江。”[4]殷切之语，彻底击破了“中央不信任起义部队”的谣言。

12月18日，黎平会议后，陈云为军委纵队的政治委员。1935年初，陈云与刘伯承率该纵队进驻遵义城，为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云“已经很了解几次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5]在遵义会议后，陈云写成《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各处宣讲，不仅对于在全军确立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体现了陈云军事政治理念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契合。同时，陈云积极配合刘伯承，认真执行毛泽东的军事方针和战略战术。也正是在此军事行动中，他逐渐认识到“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在“红军南渡乌江后，方才佩服毛主席的军事天才”。[6]陈云后奉命离开红军队伍，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随后前往苏联。长征经历促成军事政治理念的成熟，为陈云赴苏宣传报导红军长征壮举，以及在世界共运范围确立毛泽东的威信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1936年10月，陈云、滕代远分别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副团长，并于12月上旬带领代表团回国，迎接肩负打通国际路线重任的红军西路军部队。因形势剧变，陈、滕代表团的职能变为接应撤至星星峡的西路军余部。1937年5月1日，陈云慰问西路军余部，指出：革命斗争有胜利也有失败，只要保存了有生力量，今后仍然会发展壮大。凡是到这里的人，都经过了千难万险的锻炼，是多少黄金也换不来的。[7]这番肺腑之言集中地体现了陈云对军事干部的珍视，同时也恰好反映了陈云此后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主要是抗日战争时期）关注军事工作的一个视角。

1937年12月，已在延安的陈云进入中共中央常委，后又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延安时期，陈云更多地从党的建设的高度关注军事干部，并进一步丰富军事政治思想的论述。陈云强调军事斗争之于共产党生死存亡的第一重要地位，明言“军队第一”。（《怎样做好财政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陈云改变了军事政治思想，因为军队还是需要共产党去组织领导。1945年5月9日在中共七大上，陈云以长征中的红五军团为例，印证党对军队的主心骨作用：“在别的军队里头，一个连长、团长、师长反水，就可以把队伍带走，可是我们的军队不是这样。某个什么长反水，下面的战士可以把他杀了，不跟他去……这是什么力量呢？这是党的力量。”（《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同时，陈云并不放松对军事干部的政治要求。他着重指出：“特别是军事系统的负责同志，不要因为怕犯教条主义错误而不敢读书。”陈云进一步敲打军事干部：“会不会产生横蛮霸道的作风？很可能，因为手中有枪杆子，还有功劳。”在提醒“军队与地方的关系，双方要多责备自己，少责备别人”后，再次警示军事干部：“军队是重要的，但没有地方和人民的支持，会变成光杆，一天也不能立足。”（《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相关论述充满了对军事干部的严爱精神。

抗战胜利后，国共斗争再度跃升为主要矛盾。1945年9月，陈云与彭真等人进入东北，开始实施中共中央力争东北的战略方针。陈云不时纠正干部的混乱思想，要求“建立长期战争观点”，并以“敢于武装”作为党员发动三条件之一（《发动农民是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关键》），为迎接重大军事斗争考验奠定基础。翌年10月，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大举进攻南满解放区，以实现其在东北战场“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意图，南满形势异常险峻。中共中央东北局会议决定派陈云、肖劲光去南满。月底，经党中央批准，成立南满分局（亦称辽东分局），陈云兼任分局书记和辽东军区政委，再一次临危受命。[8]

1946年12月13日，陈云赶赴南满的七道江，参加辽东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此会11日已召开，与会者就主力部队是坚守南满还是撤到北江、日后反攻，发生重大意见分歧，故请南满分局最高军政首长陈云下最后的决断。陈云当夜与参加会议的部队领导干部分头谈话，了解情况，听取意见，第二天续开会议，当晚发表重要讲话，拍板坚守南满。陈云为主张北撤者算了一笔账：“如果我们不坚持南满，向北满撤，部队在过长白山时要损失几千人。撤到北满敌人还要追过来，还要打仗，从南满撤下来的部队又会损失几千人。如果我们从南满撤了，敌人可以全力对付北满，那时北满也很可能保不住，部队只得继续往北撤，一直撤到苏联境内。但我们都是中国共产党人，不能总住在苏联，早晚有一天还要打过黑龙江，打到北满，打到南满。在这些战斗中，以前从南满撤下来的部队又要损失几千人。而且，当初主力撤向北满留下来的地方武装也会受到很大损失。这样前前后后加在一起，向北满撤会损失一万多人，占当时我们在北满部队人数的一半。相反，如果我们留下来坚持南满，部队可能损失四分之三，甚至五分之四，但只要守住南满，就不会失去犄角之势，就可以牵制敌人大批部队，使他们不能集中力量去打北满。两相比较，还是坚持南满比撤离南满损失小。”[9]

陈云下此最后决断，极有利于统一南满军政干部的思想，鼓舞斗志，为同国民党坚决开展“四保临江”的战斗奠定了基础。在陈云当机立断与积极推动下，东北各军区协同作战，广大指战员“发扬打硬仗、打大仗、打恶仗的坚强决心”，浴血奋战，再加之群众路线的推行、土改政策的推广，以及对敌俘虏政策的改进等种种举措，南满战局终于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到1947年7月，辽宁、辽南、安东三个解放区连成一片，南满根据地扩大和巩固了。

决策保卫南满，是陈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参与军事活动的巅峰之作。陈云在决胜东北前期的相关言说已透露了他力主坚守南满的必然性。综合分析，稍加提炼，陈云军事决策思维的要义大体有三点，值得后人学习借鉴：

一是政治大局观念。总体而言，陈云是政治家，而非军事家。也正因此，他参与的军事活动更多地体现了政治大局观。抢占东北，是党中央既定的战略目标。陈云勇于担当、排除万难，为的就是确保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因此，面对国民党的进攻，在战斗与退却的抉择方面，陈云必然是主张战斗。至于南满，虽非党中央关注的重点区域，但从东北一盘棋的高度来看，此地自然不可轻弃。事实上，陈云坚守东北还是从更高的全国大局着眼：“再大一点的范围来说，关内、关外要有配合。现在关内正打，配合我们关外。如此配合下去，敌关外不能增兵，则北满与东、西、南满很有可为。”（《坚持南满根据地的斗争》）如此宽阔的视野，非单纯的军事干部所能具有。

二是军政结合的大匡算技巧。除了坚定的政治立场、高超的政治远见，陈云军事决策还建筑于军政结合的大匡算技巧。陈云早于1946年7月，就对中国政治未来走向作过令人信服的预见：“全国军队：国民党三分之一，杂牌三分之一，我们三分之一，打来打去，杂牌会和我们靠拢的，我们将越打越大。”“全国、全世界的大势，我向上，敌向下。”（《发动农民是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关键》）这一富有智慧的军政大匡算，势必鼓舞士气，大增必胜决心。在临江会议上，陈云对放弃南满可能遭受损失的匡算，同样令人动容，这也是说服部分军事干部的重要内容。

三是利弊得失的综合比较法。1946年7月7日，陈云为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的决议，针对蒋介石国民党“不但要占点，而且要占面”的野心，表示宁愿战斗到底，就显示这种综合比较法。因为“与其不战而失如此广大地方，将来不能收复，不如战而失地，将来还可收复。况且战的结果，除某些城市要道还可能失去外，我亦有粉碎蒋军进攻，收回许多失地之极大可能”。（《东北的形势和任务》）两相对比，自然是战胜于和、非战不可了。陈云的综合比较法对于他决策坚守南满也同样有效。1947年2月7日，陈云明言：“所以一经比较，就能够对事物认识得更清楚、更深刻。又比如，今天我们要不要在南满坚持，只要把现在坚持所带来的牺牲与将来退到长白山可能造成的牺牲，大小轻重，有无价值，加以比较，就容易作出必须坚持南满斗争的决定了。”（《怎样才能少犯错误》）这已是在教人以法，后来者当认真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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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7][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45.48-49.53.54.58.70. 168. 173-174. 199-205.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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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杰.陈云在红军时期对军事斗争的历史贡献[J].军事历史研究，2005（2）.

[9]肖劲光.在南满的战斗岁月里（上）[A].星火燎原1984（3）[C].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10.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