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马官员忏悔录读后感

落马官员忏悔录读后感（共7篇）

篇1：落马官员忏悔录读后感

媒体盘点落马贪官忏悔：表功忆苦感恩以求轻判 时政新闻新京报 [微博] 张玉学2014-01-12 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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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铁道部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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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原局长、党组书记杨达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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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运输局局长张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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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

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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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盘点去年部分受审贪官“最后陈述”及悔过书，内容各异多为求轻判；专家称对定罪量刑影响有限

新京报讯 1月7日，原铁道部运输局副局长兼营运部主任苏顺虎涉嫌受贿案再次在北京市二中院接受审理。4个月前，他在庭审的最后陈述中声泪俱下：“上小学的学习用具和作业本，都要靠我捡破烂卖钱获得”。

新京报记者梳理2013年部分因贪腐受审官员的法庭“最后陈述”及悔过书书发现，几乎每名贪官都会对自己的人生和罪行做出总结，有些还会事先列好提纲，还有人会递交几页亲笔书写的悔过书。

“虽然最后陈述形式和内容各异，但核心内容大多是请求轻判”，北京市律协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刘玲认为，大多数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如果认罪，最后陈述阶段往往都会表达悔过之意，并恳请法庭酌情从轻处罚。

刘玲表示，受审官员借“最后陈述”表达对案件的看法和自己的态度，但对审理后的定罪量刑，实质性影响很有限。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副院长、教授王四新说，从落马官员的“忏悔”中，更要看到的是反思和警醒。“面对诱惑，官员们一定要坚守住底线，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有侥幸的心理”。

声泪俱下型

原铁道部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

（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未上诉）

2013年6月9日，北京市二中院开庭审理刘志军涉嫌受贿、滥用职权案，检方宣读起诉书后，刘志军当庭表示全部认可指控。法庭为刘志军摆好了椅子、垫子，但刘志军提出因身体原因，要站着受审。在最后陈述阶段，刘志军拿出事先写好的几页纸开始忏悔，直至念到声泪俱下。

【悔不当初】 “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本应该为中国铁道、为中国梦做更多的贡献，但是因为放松了自己的学习，放松了思想上的警惕，走到了这条道路。”

【不忘感恩】 “感谢党这么多年的栽培，感谢办案系统的教育，自己犯了这样的错，感觉对不起国家和家人。”

落马官员受审所作的最后陈述，可以对其他还未犯罪的官员起到警示和教育作用，对已经犯罪还未被发现的官员也起到警告的作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樊崇义

认罪求情型

陕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原局长、党组书记杨达才

（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4年）

2013年8月30日，西安市中院开庭审理杨达才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杨达才做了最后陈述。

【追悔莫及】 “关于案子，检察机关实事求是，法庭依法审判，自己犯了罪，愿意认罪服法。我工作几十年，最后跌入犯罪深渊，给党和政府、家庭造成伤害，自己追悔莫及。”

最后陈述如涉及案件事实，可视为认罪态度好而影响量刑。——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樊崇义

引经据典型

开封市原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森林

（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未上诉）

2013年8月22日，驻马店市中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李森林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李森林事后做出忏悔。

【联系爱好】 “我喜欢下围棋。如果把我这一生比喻为一局棋，我是„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又是党员，相当于命运让给了我两颗子，开局占足了优势。后来，我到河南南阳、开封两个市担任组织部部长，我的人生棋局进入中盘。在这个阶段，我贪图钱财，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而浑然不觉，棋局至此，不用收官就已经提前结束了。”

【引用典故】 “回想我的过程，多么像温水煮青蛙啊。我就是水中的那只青蛙，水温慢慢升高自己却浑然不觉，开始时还觉得很舒服，等到水温高了受不了想跳出来时，四肢已经半熟，无能为力了。”

从目前贪官受审最后陈述的情况来看，一是表示忏悔，一是请求原谅，法院在审判时应该对这些予以考虑。因为悔罪表现在刑法理论上，是量刑的一个酌定情节，进入审理后，如果被告人主观恶性大，又不悔改，判得就会重一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

表功型

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运输局局长张曙光

（正在审理中）

2013年9月10日，张曙光因涉嫌受贿在北京市二中院受审，并作最后陈述。

【自述成就】 “在党和各级政府的领导下，我们上百个工厂，几千名工程师，几万名职工干了整整7年，走了3大步，形成了中国自己的高速铁路体系，并且是中国人自己的技术、自己的品牌”，“我们圆了高铁梦。我会认真改造自己，重新做人，继续为高铁作事情。”

最后陈述时被告人一般会将对自己有利的一面表达出来，但法庭是根据整个案件审理的证据情况，以及所掌握的事实，来做出综合的判决。——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教授王四新

忆苦型

原铁道部运输局副局长兼营运部主任苏顺虎

（正在审理中）

2013年9月4日，苏顺虎涉嫌受贿案在北京市二中院开庭审理，最后陈述阶段，苏顺虎几乎是流着眼泪说了自己的人身经历。

【诉说出身】 “我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里弟兄8个，先后有6个弟兄夭折，均是因为病了没有钱治。我上小学的学习用具和作业本，都要靠我自己捡破烂卖钱获得，我父母常年有病，我从小就担起家务。”此外苏顺虎称，上高中时，为了不增加家庭负担，2年高中他从来没在食堂吃过饭，都是从家里带咸菜。

对于贪官来说，如果不是自身禁不住诱惑，也不会因贪腐被抓，就算是鼻涕一把眼泪一把说自己的“辛酸史”，陈述时说自己“本质不坏”、“出身贫苦”、“环境使然”等来忏悔，也抹不掉自己罪行的，至多算是认罪态度好。——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

避重就轻型

重庆市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

（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2013年6月19日，雷政富涉嫌受贿案在重庆市一中院开庭审理，庭审持续近7小时后，在雷政富的最后陈述中结束。

【承认好色】 “请审判长相信我的为人，我沾点色，我承认，但我不是贪财的人。”

每个人在人性上都有弱点，因此要在制度设计上想办法堵住这些弱点，还应该限制、制衡权力，让官员贪腐变得不那么容易。——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教授王四新

■ 追问

贪官忏悔影响量刑？

专家分析认为应区分不同情况，只是表态不起作用

最后陈述作为法院审理案件中的必备程序，是法庭必须保障被告人行使的诉讼权利。在贪官受审中，最后陈述则成了他们的“自画像”，勾勒出其“沦陷”过程。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刑诉法专家陈永生分析，贪官的最后陈述有三种情况：首先只能表明他的一种想法和态度，往往不影响最后的定罪量刑。比如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有生活困难、因为妻子或情妇的原因等等，这些对量刑没有什么影响。

其次，也有可能影响量刑的，比如以往在工作中比较认真的，只是某一次或比较少的几次贪腐，在量刑时根据其最后陈述也可适当考虑。

最后，从法律上可以影响定罪的内容，比如有些事实在侦查起诉阶段，甚至在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时也没有的事实，在最后陈述时，被告人说了出来，这就会影响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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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落马官员忏悔录读后感

国家能源局 (下称“能源局”) 副局长许永盛日前被媒体报道称已被相关部门带走调查, 但截至5月21日, 其名字依旧挂在能源局官网上。

就在上月, 有能源局知情人士对记者透露, 该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和核电司司长郝卫平已被带走。

记者注意到, 许永盛曾是郝卫平的顶头上司, 他在2008年~2012年担任能源局电力司司长, 而郝卫平2008年~2013年任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

对于官员相继落马的原因, 上述能源局知情人士对记者表示, 这与他们掌握太多权力、并利用这些权力为私人谋利有关。

家藏上亿现金之人有何权力

据媒体报道, 魏鹏远被带走时, 家中发现上亿现金。由于现金太多——钞票叠起来的高度约等于44个姚明, 执法人员调去的16台点钞机被烧坏了4台。

魏鹏远在能源局煤炭司主要负责煤矿项目改造、煤矿基建的审批和核准, 属于正处级副司长。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对记者表示, 能源项目属于资本密集型, 投资数额一般都很大, 动辄数百亿。同时, 全国的项目太多, 而负责审批的, “主要是几个人在批, 权力比较集中”。

有接近能源局人士对记者说, 那些需要上项目的地方政府和企业, 不得不想尽办法讨好能源局官员。

在一次赴能源局办公大楼采访的过程中, 记者看到, 能源局办公大楼的楼梯口外, 安放着几张装有靠背的椅子, 上面坐着到这里“跑项目”的人。

以魏鹏远所在的煤炭司为例, 煤炭领域审批和核准的项目繁多。煤炭司的主要职责为:拟定煤炭开发、煤层气、煤炭加工转化为清洁能源产品的发展规划、计划和政策并组织实施, 承担煤炭体制改革有关工作, 协调有关方面开展煤层气开发、淘汰煤炭落后产能、煤矿瓦斯治理和利用工作。

但在一位能源系统人士看来, 魏鹏远在煤炭领域的审批权“不见得有那么大含金量”, 至于现金多得“点钞机被烧坏了4台”, 更可能与他参股煤矿有关。

此前有报道称, 魏鹏远或牵扯到神华集团近期被举报事件。上述能源系统人士对记者表示, 魏鹏远一直在这个领域多年, “实际参股过煤矿, 那倒不奇怪”。

“这里 (能源局) 手中掌握的权力太大太多了, 容易出事。”上述接近能源局人士对记者说。

已在去年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的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 在“被人求办事”方面, 也表现得优越感十足。有退休官员对媒体回忆称, 刘铁男曾说, “人家请咱们, 咱们不要出去吃喝, 副省长请我, 我根本不理他们, 如果要是书记省长请我吃饭, 我觉得这个面子还是得给的”。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 同煤集团董事长张有喜说, 一个投资项目至少要经过33个政府部门及事业单位关卡, 出台147个文件, 盖205个公章, 799个审批工作日。而如果遇个别部门或人员故意刁难, 企业还将付出加倍成本和代价。

根据公开报道, 张有喜当时还表示, 同煤集团已经拿到煤制天然气项目的“路条” (通行凭证) 。该项目由同煤集团与中海油在2009年5月15日共同投资, 但4年后仅获得“路条”, 这意味着项目仍需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才能得到核准。

推进简政放权减少寻租空间

与能源局有关的部分行政审批权目前已被国务院削减。记者从能源局了解到, 目前该局共有行政审批事项17项, 其中行政许可9项, 非行政许可审批8项。去年, 根据国务院的要求, 能源局取消和下放了多项行政审批权。

这是国务院推进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结果。根据2013年7月13日《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50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 与国家能源局有关的, 包括“电力、煤炭、油气企业的发展建设规划和专项发展建设规划审批”在内, 共有7项权限。其中有6项取消, 1项下放。

而在此之前, 2013年5月15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明确, 能源局要对电力用户向发电企业直接购电试点、电力市场份额核定进行取消。

在业内人士看来, 能源局推进简政放权, 能够在提高其行政效率的同时, 减少部分官员从中获得的寻租空间。

去年, 国务院批准《国家能源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新组建的能源局作为能源行业管理部门, 主要职责是拟订并组织实施能源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 研究提出能源体制改革建议, 负责能源监督管理等。

能源局有关负责人曾对媒体表示, 关于取消电力、煤炭、油气企业的发展建设规划和专项发展建设规划审批职责, 反映出编制企业发展建设规划更多要基于企业自身需要, 能源局今后将把工作重点放在职责取消后的后续监管上。

自今年2月份以来, 能源领域已有10余名高官或高管落马。自去年中石油系统“连震”后, 此次反腐风暴被舆论视为能源领域的“二次反腐”。

篇3：忏悔官员的落马轨迹

“我的老母亲已经85岁了，还对我说‘你好好表现，我等你出来。’”出现在忏悔视频中的张引，全然没有了徐州市政协副主席的官气，谈及自己的母亲时，几度哽咽流泪，无法说话。 2月25日，中纪委监察部官网在醒目位置推出大型专题栏目“忏悔录”。该专栏中，除了有“案件透视”剖析官员贪腐细节、“我的忏悔”公布官员忏悔书外，还设有视频区域，由落马官员及其家属“现身说法”，首期刊发的，就是徐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张引受贿案透视。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曾在今年1月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报告中提出，对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要对照自己理想信念的动摇和违纪违法的事实，写出忏悔录，自悔自新，警示他人。 记者统计，除了在官网上链接中纪委“忏悔录”栏目外，全国各地纪检机关也开设了多种形式的“忏悔专栏”。腐败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很难关上

“回家后我不敢正视那笔钱，感觉那是一颗定时炸弹……我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既紧张又矛盾，说实话，那种精神上的压力让我非常痛苦。”浙江省长兴县人民医院原院长凌风鸣在回忆第一次收受贿赂时说.虽然自己是医生，但面对精神上的紧张，也束手无策。 重庆市规划局原副局长梁晓琦也是如此，“当我收到第一笔大额贿赂时，心跳加剧，头脑中有瞬间的空白，心里特别紧张，既有着强烈的震撼，又有着加倍的恐惧。” 記者查阅了大量的“忏悔录”后发现，大部分官员在“忏悔录”中都会提到“第一次”收受贿赂时的心理状态。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分析说，“其实很多贪官刚掌握权力时，并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状态，他们那时也不想腐败，或者想干出一番事业，‘第一次’之后，发现没什么事，没有纪委监察部门的人来找他，上级部门也没人找他，这就放松了警惕，就有了侥幸的心理。从心存侥幸到心安理得，直到产生不受贿、不腐败就难受的心理，这时，他已经把腐败当成了常态”。 从恶入崩，腐败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很难关上。伴随着手中权力的不断增大，一些官员腐败的胃口也越来越大，进行权钱交易时也越来越坦然。自感升迁无望遂疯狂收受贿赂补偿

“我在副省长任上的前两年工作还是很积极的，后来感到自己年龄大了，快到点了，提拔没有希望了，再加上受到一些消极现象的影响，思想随之发生了变化。”央视前段时间播出的中纪委专题纪录片《正风肃纪》中，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的亲笔悔过书首次被曝光。 现年60岁的倪发科，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从下乡知青、安徽生产建设兵团班长干起，一步步成为副省长。 在庭审最后陈述中，他说自己堕落的起点是感到年龄大了，提拔没有希望了，就将心思从工作转移到了为退休后的生活作准备。 与倪发科有类似心态的贪腐官员还有不少。对党员干部来说，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 山西省大同供销社原副书记王普生原本是受党教育多年的基层领导干部，由于思想上的灰尘没有及时打扫，党员意识不强，精神懈怠，最终坠入腐败的深渊。他在反省时谈到：“回想起我的犯罪事实，主要是对自身主观世界改造不够，对党的理论学习不深，认为自己过去为县里做出了贡献，捞点是应该的，在金钱的诱惑下，忘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操守、忘记了一名领导干部的职责。”心理干预是预防腐败的重要课题 湖南郴州原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曾锦春称，自己曾参加了一家深圳高科技产品公司董事长的宴请，吃的是鲍鱼、龙虾等海鲜，喝的是路易十三，饭后去桑拿，服务小姐个个年轻漂亮，桑拿后还去卡拉OK，夜生活安排得丰富多彩，有滋有味，听说招待费一套下来花费3万多。

“我当时心想，自己虽是个厅级干部，一年的工资也许不够他们一晚的开销，要过上他们这样的日子，除非有大把的钱，现在在位还有人请客，一旦退下来就只有当看客的份儿了。要搞钱只有在退位之前搞，自己只有几年时间就退了，若再不搞点钱，今后就没机会了。”曾锦春在“阡悔录”中写道。 庄德水认为，腐败行为的发生都是有动因的，有些是为了缓解家庭经济压力，有人在仕途上升迁不利，去寻找经济上的补偿等，也有些是和私企老板进行攀比导致的。这些心理上的不平得不到控制，会走向畸形，产生腐败，如果能提前发现他们这些不健康的心理苗头，对他们可能出现的心理危机进行慰藉，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腐败行为的发生。 对众多“忏悔录”进行分析后，庄德水提出，“应关注领导干部的心理健康状态，心理干预也是反腐倡廉，特别是预防腐败的重要课题”。

“目前，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对领导干部硬性的政治要求比较多，缺少人文的关怀。通过心理干预，让其能珍惜手中的权力，珍惜现在所担任的公职，树立一定的职业荣誉感，可能会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庄德水说。“忏悔书”雷同因没有对腐败深刻反思 研究“忏悔录”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注意到，很多官员的“忏悔书”在写作模式上多有雷同，“像一个模子里出来的”。 例如，很多“忏悔录”的第一条都是“没有注意自己的思想”，“理论学习不够”，“思想信念发生了动摇”。

“所谓‘思想认识不清’只是个幌子，说明他们没有对腐败进行深刻的反思，本质是对权力的公共性缺少敬畏感。”竹立家说。

“理想和信仰，看上去很虚，但这恰恰反映出，我们当前领导干部管理和教育最薄弱的一点。如何抓实，是今后的一个重点，怎么对这种教育方式进行创新，怎么对领导干部进行考核、评估，甚至在干部选拔任用的时候，如何避免‘带病提拔’，都是现实的问题。”庄德水说。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也认为，忽略了理想信念学习不是套话，而是点出了实质性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都在强调思想上的教育和学习，但是我们真的学进去了没有？很多案例反映出，我们的思想教育，还真的没有深入进去。” 此外，还有很多“忏悔录”提到“法律意识淡薄”、“不懂法”。 湖南郴州原副市长雷渊利称，到看守所学习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才知道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可以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挪用公款最高也可判处无期徒刑。

“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经过多年的高等教育和多次党校培训，应该是懂法的，应该知道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为什么还会这么说呢？”庄德水认为，这与很多领导干部法律观念不足，没有对法律充满敬畏感，没有守法的意识有关，“他们眼里看到的，都是手中的权力，而不是法律，权力至上，还是官本位的观点，这是最大的问题。”

“不能仅从道德角度来检讨，不要一忏悔就想到自己贫苦的出身和年迈的老母亲，官员忏悔也应提高政治性，要从灵魂深处意识到，腐败不单是一种羞耻，更是一种犯罪。”竹立家说。（资料来源：《中国青年报》）

篇4：落马官员忏悔录读后感

熟悉胡俊的人知道,他戴着一副无边框近视眼镜,即便从政多年依然保持着儒雅的学者气质。

3月27日,这位仕途看好的“学者型官员”被开除党籍和行政职务,并移送司法机关查处。纪检部门称,胡俊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严重违纪涉嫌犯罪。

无独有偶,另一位来自同济大学的“博士后官员”詹运洲,也在2008年受原上海市房地局副局长殷国元案牵扯被羁押。他曾担任上海房地局原规划管理处处长,曾作为上海市房地局重点培养的年轻干部。

詹运洲虽未有刑事方面的处罚,却在此案后由正处级降至副处级,事业生涯受阻。

学者型官员连番出事之后,上海规土局在岗的党政领导“一正四副二总工”的班子中,“学院派”官员已经所剩无几。

从学者中选拔官员的传统历来有之。尤其是一些专业性强的领域,“学院派”当政并不罕见。

据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一名学者介绍,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同济大学就开始向全国各地规土系统输送各种专业型人才,“有担任地方规划部门顾问的,也有挂职做规划局副局长甚至分管规划副市长的,也有的离开学校后直接进入行政系统”。

从学院到官场到落马,学者从政似有迷途。

上海城市化中的学者官员

公开资料显示,胡俊为江苏南京人,于1984年考入南京大学地理学系城市与区域规划专业,其后免试直升本校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1993年,胡俊作为我国第一批城市规划博士后进入同济大学进行研究。1995年出站后,他开始担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研究生导师,并担任中国规划学会城市经济学术委员会理事。

执教短短2年之后,胡俊被调任上海市静安区城市规划管理局副局长,并很快擢升常务副局长、局长,在静安区改造大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上世纪90年代是上海开发建设突飞猛进的时期,中心城区的开发改造为重中之重,静安区是浦东新区设立前上海市10个区中唯一不带郊区的中心城区,最为典型。上世纪90年代该区开发改造地块占改革开放后全区可拆迁改造土地总量的三分之二,成为最宏大的建设主体地段。

体制也在这一时期发生松动,上海土地批租采取“两级政府、两级管理”的体制,将批租地块的准备、确定受让方和出让地价等政府性工作都下放至区政府负责,由区县层面出面向市规划、土地等审批单位进行协调。

体制松动带来了市场的活跃,重要建设地块出现许多家外资争相批租的现象。胡俊所在的静安区城市规划管理局就作为重要专职部门掌握着审批权力。

规划专业出身的胡俊在此时备受重用,他曾与该局同仁对静安区1992年至1998年开发建设项目的时段周期、规模总量、物业构成、功能变迁、机制类型等规律进行梳理和总结,相关学术论文还曾获得城市规划方面的奖项。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胡俊的政治生涯与上海的城市化进程十分吻合。

2003年,当城区改造渐入尾声,郊区改造拉开序幕时,这位学者型官员被调至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政府担任副县长、县委常委,直接主持崇明生态岛的规划工作。

5年后,上海市政府为规避上海社保案中出现的各种土地腐败,进行机构调整,将上海房地局拆分。土地管理功能与规划局合并,成立上海规土局,负责土地征用、规划以及矿产等。

此时,胡俊再度被委以重任,他被调至新组建的上海规土局,分管土地规划直至落马。

根据相关土地系统人士透露,胡俊的问题应该出自这一连串任职的起点,即其在静安区任职期间。

围绕产学研的单向输送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开启城市化进程,专业规划背景的官员也渐被青睐。同济大学等专业院校也是在这一时期为政界输送了大批专业型人才。

上述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学者汤宇卿介绍,该学院最早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到山东泰安市挂职副市长的教授王仲鼓。“这种挂职的方式也不需要全天候工作,只需要每周去1次,参加相关规划会议讨论,制订一些方案。”在挂职之后,其中一批学者返回学校继续教书,而另一批学者就正式转入行政岗位,担任规划领域的官员。

据汤介绍,这样做一方面是希望吸纳专业人才,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他们与学界结合,进行具体课题的研究,因此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这类课题项目相当多。

据调查,胡俊从政后发表了一批以静安区城市开发建设、上海市城市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等主题的学术论文,专业职称为国家注册规划师、高级策划师。

此外,胡俊在工作期间,先后主持完成《静安南京西路国际级商业商务街区综合开发规划》《崇明岛域总体规划》以及《上海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等重大规划工作。

2004年刚刚上任不久,胡俊与母校同济大学合作成立了崇明生态岛研究中心,成为上海首家致力于崇明生态岛建设重大科技问题研究的机构。其中,崇明岛域总体规划还曾获得2005年度AIA国际规划大奖。

汤宇卿介绍,规划机关吸引学者进入行政系统的又一动因也在此,可以利用学界的学术资源,直接为规划工作服务,实现产学研的结合。

除了直接输送官员,同济大学还建有专门的“建设部同济大学城建干部培训中心”。2009年,该中心与郑州市规划局、郑州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就共同组织了“郑州市城市规划系统专业培训班”。

学者从政的回流与焦虑

自从部分学者型官员在上海社保案中出事后,一些高校学者在是否调入行政系统的问题上就多了几分犹豫,部分学界人士开始思考学者从政的种种难题。

有些学者曾表示,由于这些部门实权较大,往往诱惑也较大,学者型官员尽管有专业的优势,但在处理人际关系以及职位竞争上往往并不占优势。

“现在调去政府要事前想想值不值得,在高校里也挺好的,收入绝对够生活了,去了政府就身不由己了。”一位学者曾表示。

“如同大学里院长以上竞争就非常激烈,更何况在政府系统里面,”这位学者说,“从内心角度来说,高校更为宁静。”

近年来,从政府体系回到高校的现象也并不罕见,比如上海某高校的一位副校长从2003年开始就一直在上海城建、规土系统任主要领导,但2009年回到了其原先工作的高校。

对于不少高校教授而言,做了十几年的教学,生活模式已经日趋固化,对进入复杂的官场系统颇有疑虑。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昕就曾经对学者从政的困境和误区进行研究,他认为学者从政对于改善政府领导层的专业结构、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具有重要作用。并且在控制性政府逐渐让位于服务性政府的过程中,决策的专业化水平要求越来越高,也要求政府决策者具有更高的专业和知识背景要求。

但刘昕也发现,学术研究和政府行政管理两类职业的差异性较大,前者强调“批判性”和“创新性”,后者却偏向“程序性”和“事务性”。

学者汤宇卿则认为,贪腐本身与学者型官员的特质并没有正相关关系,“技术性官员出问题的概率和非专业出身的官员落马概率其实是一样的,还是个人因素居多”。

经历了胡俊的落马,在上海市规土局现任副局长、总工程师中,只剩一位总工程师有同济大学的讲师工作经历。其他官员的主要经历仍在政府体系内。

篇5：落马官员忏悔录读后感

“相对廉洁”论

辽宁省沈阳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原局长郭久嗣：实实在在地讲，我并不是一个狠命捞钱、借机敛财的人。我对钱看得很淡。如果想捞钱，在我前妻去世、儿女结婚，包括自己再婚时，通知朋友，操办一把，弄个几百万没问题。可我没有那么做，就在单位的小食堂简单聚了一下。如果我真是爱财的人，决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

一个疯狂索贿受贿300多万元的人，一个由此给国家造成768万元重大损失的人，一个与五名风尘女子保持不正当关系不惜花8万元买一夜之欢的人，居然还能“实实在在地”对人吹嘘自己“把钱看得很淡”。

按照他的逻辑，其潜台词就是：幸亏当时在沈阳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的宝座上端坐着的是他郭久嗣，如果换了别人，那可绝对不会是“把钱看得很淡”的，必将是“狠命捞钱”、“借机敛财”、“决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的。因此，他郭久嗣不但不贪，反而廉洁；不但无罪，反而有功；不但不应该受人憎恨，反而应该让人感激！

这种“相对廉洁論”的实质，就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试图用量的差异掩盖质的相同。因此，它不但是愚蠢的，更是寡廉鲜耻的。

“将功折罪”论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许亚非：衷心恳求组织和各位领导念着我的真诚悔过的决心……给我一次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机会吧！

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宏观体制司原副司长李雄：如果法律允许戴罪立功，比如上前线扫地雷什么的，我将毫不犹豫地前行……

这是“将功折罪”论中的“将以前之‘功’折现在之罪”。这也是贪官们每每在他们的“忏悔录”中以巨大的甚至不成比例的篇幅浓墨重彩地痛说其“革命家史”、“奋斗历程”和“无上荣誉”的根本原因。这种理论直接催生了下面这一幕滑稽的景观——

贵港市港北区原副区长潘佐英于1999年12月因涉嫌受贿被逮捕。经法院审理查明，潘于1995年2月至1996年7月间，利用其担任县级贵港市农委主任兼贵港市农村合作基金会理事长的职务之便，共收受陈某、韦某等10人的贿赂18.1万元。审判中，潘佐英为了减轻法律对他的惩罚，当庭出示了自己曾获得的14份奖励证书……

潘佐英“将功折罪”的企图当然不可能得逞，一切都只是她的一厢情愿而已。因为她的这种“将功折罪”论不仅没有任何的法理基础，反而是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根本精神背道而驰的。

“立现在之功折过去之罪”论

广西壮族自治区原副主席徐炳松：我受贿这么多钱，官是不能当了，希望能给我十几亩试验田，我用高科技来种田，为国家做点贡献。

他们想方设法证明自己是如何坦白交代，如何检举揭发，以捞取一根“有立功表现”的救命稻草。按理说，这种做法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的，因此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贪官们一激动，问题又来了——他们不管自己是否真的坦白了，便迫不及待地对“坦白从宽”的“宽”字进行曲解，认为它可以“宽”到无边无际。

不过，有人想得比徐炳松还美呢！无论是名声还是罪恶都比徐炳松大得多的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在他的“悔过书”中是这么说的——“我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理应受到党纪的严厉制裁。我愿诚恳地接受党组织对我的严厉批评教育和严重处分。但是，此时此刻，我又迫切地真诚地恳请组织饶恕我，挽救我……我迫切而真诚地恳请组织保留我的党籍，在党的怀抱里重新接受改造，接受组织的严格教育、监督和管理。”

从胡长清开始，贪官们的美梦又前进了一步，他们还想继续当他们的官呢！于是，贪官们以此为前提，开始抛出一张巨大的空头支票，向人们刻意描绘自己光辉的未来。

“感情不变”论

海南省东方市原市委书记戚火贵：我对党是有感情的，在建党80周年时，我写过一篇《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念》，有3000字。今天我要被枪毙了，从我的成长来说，共产党对我有恩，人不能忘本。

至死不忘“对党的感情”，至死仍论“对党的信念”，多么难能可贵，多么哀婉动人！

然而我们的理智乃至直觉都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按照他的说法，他始终是一个忠贞不渝的共产党员，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再联系到他们的所作所为，势必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样一个人，同时也可以是一个疯狂的拜金主义者、一个极端的自私自利者、一个道德败坏腐化堕落的人。

无疑，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悖论！

这不仅是对所有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同时也是对共产主义信仰本身的可耻亵渎。

这就给我们揭示了一个道理：一个在经济上贪得无厌、在生活上腐化堕落的腐败分子，他在政治上必然是与党离心离德、在信仰上必然是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的，他哪里还会有对党的感情、对社会主义的热爱！

“环境决定”论

安徽省阜阳市原市委书记肖作新：我爱人走到今天这一步，固然有其主观原因，她的责任是不能开脱的，但她当了十年社保局长，管理了上10亿的社保资金，没出任何问题，多次受到省市表扬。她的问题是特定社会背景下酿的人生苦酒，是社会的悲剧，是人生的悲剧。

如果我们孤立地、片面地、机械地看这番言论，也许会承认它是有理的，而且似乎是无懈可击的。不错，马克思主义承认环境对人的作用，但更强调“内因才是决定因素”。探究一个人为何腐败，归根到底还要从他自身找根源，而不能本末倒置、顾左右而言他。何况你是在忏悔，而不是控诉——忏悔是指向自我的，控诉才是指向他人的。

现在贪官们的“忏悔录”中，以控诉来取代忏悔，已经成了一个愈演愈烈的潮流。他们怨老婆，如舟山海洋渔业公司原总经理孙信昌说：“都是贪妻惹的祸。”他们怨奸商，如厦门海关调查局原副局长杨上进说：“我万分地痛恨赖昌星等人，我默默地痛恨自己没有站稳立场而步入歧途。”他们怨组织，如南京三乐电气总公司原总经理朱永飞说：“我的沦落说明，组织要注意关心年轻干部的行为，时常敲警钟。”他们怨媒体，如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说：“假如江西的新闻媒体能自由些……他们能像美国记者曝光克林顿一样，我不至于落到死刑的地步。”……但贪官们怨来怨去，惟独就是不肯怨自己。所谓“贬低别人的同时就是抬高自己”，这种把戏也太过拙劣了吧！又骗得了谁？

篇6：“陶瓷大师”官员落马

在江西省景德镇市，当江西原省委书记苏荣落马半年之后，因苏荣妻子于丽芳而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景德镇艺术圈开始被波及，从而揭开了以雅贿为支撑的景德镇陶瓷艺术圈与官场的勾连。

1月9日，江西省纪委公布：景德镇陶瓷学院原党委书记冯林华（正厅级）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官方资料显示，冯林华曾任景德镇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他还有一个公开的身份：“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

当地多名政商人士向记者透露，在此之前，冯林华的儿子孙宏亮（从母姓），已于2014年12月被带走。之后，景德镇坊间，有关冯林华被调查的传闻一直不断。

一位与冯林华住同一小区的人士告诉记者：为了辟谣，冯林华与家人这段时间天天在小区内转悠，“这么冷的天，这么干，无非是要证明自己没事。”

但有事的人终究还是会出事。

记者从一些了解冯林华底细的景德镇官场及艺术圈人士中获悉，多年以来，游走于景德镇官场及艺术圈的冯林华遭受诟病的主要问题包括：在其担任副市长期间，与儿子组成贪腐父子档，肆无忌惮地插手并垄断工程以权谋私；在其担任景德镇陶瓷学院党委书记期间，明码标价“买官卖官”；在其实际控制的景德镇陶瓷艺术研究院，父子两人将旗下画家们上交研究院收藏的瓷器作品据为己有，涉及金额或达千万元……

当然，坊间也在议论，冯林华此番落马是否因受苏荣妻子于丽芳所牵累？

于丽芳很喜欢陶瓷艺术。在苏荣担任江西省委书记期间，她以“省委书记夫人”的身份长期在景德镇拜师学画并拥有个人工作室，广受景德镇官场及艺术圈的追捧和欢迎。

景德镇坊间传言：于丽芳“从景德镇拉走的瓷器几个火车皮都装不下”，以此形容她的贪婪及景德镇官员和大师们的谄媚。

冯林华也很积极主动地经营与于丽芳的关系，这在景德镇艺术圈并不是什么秘密。

一个“公开的例证”是：2010年5月，由时任景德镇市委常委、副市长冯林华一手操办的“中国瓷都景德镇——首届上海陶瓷成就展”，将于丽芳的陶瓷作品与景德镇的其他陶瓷艺术大家们的作品一起展出。于丽芳的作品也被收录在了这本由冯林华编著的成就展作品集中。

而在专业者看来，于丽芳的作品最多只能算是学生的稚嫩习作，难登大雅之堂。江西省一位出版界人士告诉记者，于丽芳曾想出版一本个人作品集，通过中间人找他帮忙，他拒绝了，理由是“她的作品太烂”。

这位出版界人士称，此举最终浪费了自己与“省委书记夫人”交好的机会，而冯林华的做法，则得到了相应的回报。

2011年9月，时年58岁的冯林华从景德镇副市长升任景德镇陶瓷学院（下称“陶院”）党委书记（正厅级）。

“在快退休的年龄被提到了正厅级，而且能捞到陶院书记一职，没有关系是很难的。”这也被景德镇官场和艺术界认为是冯林华与于丽芳关系密切的例证。

但也有人认为，若是关系特别密切，冯林华最后的职位应该是景德镇市政协主席，而非陶院党委书记。

景德镇市的一位官员对记者分析：“那时，确有一段时间传闻，冯林华要当景德镇市政协主席，后来就不了了之了。但你若从作为瓷都的景德镇来看，这所陶瓷艺术的最高学府在景德镇的地位是非常显赫的，陶院党委书记一职也就并非无足轻重了。”

景德镇陶瓷学院在景德镇地位的显赫，或从其为当地输出的官员可证一二。

冯林华在转入官场之前，曾经是景德镇陶瓷学院的教师。而他当年在陶院的另一位同事XXX也从陶院转入了官场，并成为冯林华的领导，历任景德镇市党政主要领导，主政景德镇长达10余年。

当然，冯林华被抓远不只是这点事儿。他与儿子孙宏亮组成的“贪腐父子档”在景德镇声名狼藉。

孙宏亮最后的官方身份是景德镇市公安局陶瓷工业园分局政委（副县级）。但据知情人士透露，他在社会上的主要身份是“孙老板”，其主要时间和精力亦花在了工程项目和生意上。

孙宏亮的同事告诉记者，他很少到单位上班。“抓他的那天，单位以开会的名义让他过来。孙宏亮穿着制服来开会，开完会，他被要求脱下制服，他对抗，最后被强行脱掉制服带走。”

据知情人士透露，第二天，孙宏亮被江西省纪委的办案人员从景德镇带回南昌，并开始陆续交代他与父亲冯林华的贪腐问题。

一位与孙宏亮在生意上有交集的商界人士向记者透露，孙宏亮所涉及领域包括地产、基建、陶瓷艺术、现代汽车4S店等。

从其所涉领域看，多为其父冯林华权力所及范围。冯林华的权力更迭至哪里，孙宏亮的生意就到哪里。

冯林华在担任景德镇市副市长期间，分管的城建、规划、国土等领域全是肥缺。

据上述商界人士称，孙宏亮几乎涉足了所有这些领域，并垄断了部分基建和城建工程。“例如，当时的廉租房建设、挖土和渣土工程多由他垄断。”

多位与孙宏亮交往的人评价他是一个“双面人”：表面上很好，很和顺、文质彬彬、一表人才，但实际上生活糜烂、性格张狂，赚钱的手法非常狠。

平日里，孙宏亮以国际一线奢华品牌从头武装到脚，名车、名包、华服、豪宅，这与他作为景德镇市公安局陶瓷工业园分局政委的收入极不相符。

“很多人都看不惯他，盼着他早日被抓。”上述那位商界人士说。

而在孙宏亮被抓之后，与他合伙的10多个老板也被牵连着进去了。

“與其说他的父亲在惯他，还不如说就是他父亲刻意的安排和操作。”一位与冯林华来往较多的画家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冯林华的胆子很大，什么事情都敢干，他的儿子就更不用说了。父子俩太贪婪了。”

而为了掩饰巨额财产的非法来源，据说，顶着“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名号的冯林华拼命地在陶器上画画，以便有理由说自己的钱是卖陶瓷作品得来的。“但正常情况下，我们一个月能画三到五件作品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他一个官员，政务这么繁忙，即使不睡觉也画不出来这么多（足够多掩饰其巨额财产）。”上述与冯林华来往较多的画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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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景德镇陶瓷艺术研究院成了冯林华父子敛财的“后院”。

与性格张狂的儿子不同，冯林华看起来比较友善，没有架子，见了谁都很客气地“你好，你好”。

上述那位画家称，友善的冯林华很善于营销自己。例如，喜欢在景德镇的公共場所题字（在其落马后，他在景德镇财政宾馆的题字已被抹去），喜欢将自己的作品在景德镇的公共场所公开展示，喜欢将自己的作品集到处送人……

有一次，这位画家送一个客户到机场，恰好在机场遇上冯林华。“冯林华跟这位客户原本不认识，但他一上来就递名片、书画等，他的书随时都带在身边，随时推销自己的作品。”

而有关冯林华的作品评价，在官方语境和民间言论中有较大分歧，公开赞扬与私下非议迥异。

在公开的宣传中，冯林华被认为“追求一种以中国精神为主导的东西方艺术融会和结合的绘画方式和语言。多半从《易经》、《老子》、《庄子》、《洛神赋》等中华传文化中汲取营养，感悟生命，激发灵感。”

而在私下的评价中，冯林华的作品则被认为画得很差，很难看。而他的“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称号也被疑为是权力运作的结果。

但不管怎么样，冯林华还是当上了号称陶瓷艺术最高学府的景德镇陶瓷学院党委书记。

冯林华担任陶院书记期间，恰逢要提拔一批人，而当时的院长一职正好空缺，这就意味着人事调整的话语权完全掌握在冯林华一人手中。

多个消息源向记者证实，冯林华在陶院党委书记任上明目张胆地“买官卖官”，明码标价，升个系主任、副院长之类的得花上一二十万。

在艺术圈，冯林华还给自己留了另一个生财阵地，景德镇陶瓷艺术研究院（下称“陶瓷研究院”）。

陶瓷研究院是景德镇市政府下属的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2008年，时任景德镇市委常委、副市长的冯林华创办了陶瓷研究院，由他担任名誉院长并实际控制。

多个信息源向记者证实，陶瓷研究院的新大楼装修工程即由冯的儿子孙宏亮拿下。“大楼的装修工程原来政府的预算是500多万，结果他儿子拿下之后，装修费用超支到了1000多万。”一位与孙宏亮在生意上有交集的商界人士说。

陶瓷研究院成立后，集中了一批挂名的中青年陶瓷艺术家。这些陶瓷艺术家的部分作品须留在陶瓷研究院陈列。与此同时，冯林华也以陶瓷研究院的名义经常组织一些著名陶瓷艺术家到研究院来创作，创作完之后，作品留下。“我们一分钱也拿不到。”上述接受记者采访的画家说，冯林华曾经请他去画，“我画完就走了，饭都不想吃。”

陶瓷研究院也因此积累了大批艺术家们的陶瓷作品。“冯林华的儿子经常到陶瓷研究院去拿瓷器，每次都要拿三四十个走，从来都不付一分钱。”这位画家将陶瓷研究院比喻成冯家的后院，他称，“冯林华的儿子从研究院拿走的瓷器有上千个，即使保守算一万块钱一个，那也是不得了啊。”

这一说法，记者从多个信息源处得到了证实，不过拿走瓷器的数量说法不一。

画家们对此敢怒不敢言。如今，冯家父子落马，他们也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篇7：落马官员信仰什么

“大师”王林倒下之后，牵出了刘志军、胡长清、丁鑫发、宋晨光等一长串高官的名字，他们都曾是“大师”的粉丝。每个成功的大师背后，都站着几个问题官员，鲜有例外。

关于高官腐败，反腐败理论研究者邵道生曾提出著名的“信仰危机”说。他认为，“一些高级干部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禁不起考验，其价值观、人生观发生了巨大的畸变，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然而，十数年后，只能看到“信仰危机”巨石留下的一丝涟漪。在探究贪官精神世界的理论研究方面，至今未能跨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门槛，登堂入室成为显学。

“信仰”问卷

精神世界固难被窥探，高官的心理如同其官位一样高高在上，难为外人所知，直至落马后，方在囹圄间“忏悔”时被人窥见一二。然而，如不探究官员的心理变化，亦无法得知贪腐在官员个体身上如何发展演进、由微而著的历程。

基于该认知，十年前，时为江西行政学院政治学系主任的肖唐镖着手在地方官员中进行采样调查，在调查中，他罕有地“叩击”到了官员们不为人知的信仰、精神层面。

从2003年至2004年上半年，在历时一年多的时间里，肖唐镖借在中部某省省委党校授课之机，对六个领导干部培训班进行了抽样调查，包括了市厅级、县处级和乡镇科级等各级别领导干部，甚至包括来自国企和高校的政工干部。

肖唐镖曾在省委机关任职，深知领导干部“高度政治化、不太愿意直接向人袒露心迹”的心理特点，故设计为匿名问卷，共投放调查问卷680份，回收有效问卷571份。

问卷中设计了直接触及“贪腐”的问题。在“任用干部的风气”上，肖唐镖收获了最令他感到惊奇的答案。回收问卷中，竟无一人认为“风气很正”。认为“风气比较正”的仅占18.6%。

在“任用干部风气不正的主要表现”问题上，74.8%的人选择“拉关系、跑官”，55.3%的人选择“任人唯亲、分派分线”，46.8%的人选择“考察不实”，43.1%的人认为在干部任用方面“决策不民主、个人说了算”，28.4%的人选择“买官卖官”。“现在提升职务关键要靠什么？”75.1%的回答选择“与领导的关系”，而只有17.0%的人选择了“资历”。

“干部任用和管理中的问题，于此可见一斑。”肖唐镖总结道。

涉及官员信仰状况的问题是“您觉得共产主义能否最终实现？”肖唐镖清楚，对领导干部而言，这是一组“极为棘手和敏感”的话题。他在回收的问卷上，看到66.9%的人回答“有可能实现”或“一定能实现”，然而，选择“不可能实现”或“说不清”的人也占27.4%。在“是否希望我国始终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有71.5%的人选择是，有20%左右的人选择“不希望”或“说不清”。

由于此次匿名问卷调查发生在氛围宽松的课堂上，而非组织部或纪委的办公室里，肖唐镖认为答卷的可信度“更高”。他从答案中看到，“在地方领导干部队伍中，多数人员并没有放弃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信仰，但多元化的情形却已经发生。”

“信仰的失落，已在当代官员心里种下了价值观迷失的祸根。”肖唐镖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警示案例

肖唐镖通过调查和数据中觉察到了官员们信仰的失落，而在一线从事反贪腐工作的纪检官员则是从实际工作中目睹了这一切。

一位长期在纪委系统工作的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纪委系统常以现实案例为原型，拍摄专题片进行领导干部教育警示。同时，专题片会把落马官员分成不同类型，其中就有一种“信仰缺失”型专题片。

在这位工作人员的记忆中，“信仰缺失”的专题片中“草原巨贪徐国元”最为引人瞩目。

2009年7月27日，内蒙古赤峰市原市长徐国元贪污受贿案在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据办案人员介绍，徐国元在赤峰市任市长6年间，涉嫌敛钱财约3200万元。

早在2006年，徐国元因受贿一套价值380多万元别墅的事情就已经引起有关部门注意，并根据举报已经对徐国元进行案前调查。

但就在接受調查期间，反而是徐国元受贿敛财的“高峰”。仅2007年，他就“进账”1000多万元。被抓的前一天，徐国元夫妻俩还在商量如何收取他人要送的1幅名画。

2006年，有关部门对徐国元开始初查，他一边编造虚假事实、伪造书证，为其违纪违法所得捏造合法来源，一边向外转移藏匿现金和贵重物品。他甚至把200余万元现金和珠宝装在一个密码箱里，从内蒙运至云南省的一座寺院里，放置在寺院住持的住处，密码箱的钥匙竟藏匿在了佛像耳朵里。

该办案人员称，徐国元每收到一笔赃钱，都要先在“佛龛”下面放一段时间。由于心里有鬼，在他隐匿赃物的箱包中，箱包四角也各摆放一捆钞票，中间放置“金佛”或“菩萨”，祈求“平安”。

后来办案人员曾就信佛一事与徐国元交流过，实际上，徐国元并不是真心信佛，也不想诵经忏悔，而是心存侥幸。“徐国元明知自己罪不能赦，还幻想寻求佛的保佑。他在家中设立佛堂供奉佛像，夫妻俩每天烧香拜佛。即使进了监狱，也每日手捧佛经念诵”。看过警示专题片后，这位工作人员认为，徐国元信佛无非就是寻找寄托，祈求保佑。

同样，2003年马德案发后，有关部门对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的问题进行初核，为了躲避中纪委即将到来的“双规”，韩桂芝每天呆在家里烧香拜佛，祈求保佑。

据黑龙江一位纪委人士透露，在1996年韩桂芝担任省委常委后，随着住房越换越大，韩桂芝专门找人在房间里设计了佛龛，在里面供奉泥佛、瓷佛、金佛三种佛像，从早到晚香烟不断。

韩桂芝除了在家供奉朝拜外，还经常进庙宇烧香拜佛。韩桂芝还借外出开会考察之机，跑遍各地的名山古刹、佛教圣地。在普陀山一寺庙内，韩桂芝烧香叩头，还向寺院捐了一笔款。

在中纪委“双规”期间，韩桂芝常常面对着墙壁念叨：“佛啊，你为什么不保佑我！”

“迷信”的根源

在肖唐镖大胆的“信仰”问卷之后，随着贪腐高官不断落马，贪官的心路轨迹愈加暴露于大众，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研究目标转向官员的“内心世界”。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涂谦是这些研究者中的一员。在一份入选《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的调查中，涂谦以十六大以来落马的72名省部级官员为样本，分析了他们的基本特征。他得出的结论是，“‘钱、权、色是腐败的高发领域，腐败的高发年龄段为52岁至62岁。” 他的调查显示，在72名腐败高官中，有22人“长期包养情妇、道德败坏”，占33.3%。耐人寻味的是，不少包养情妇的官员系因为情妇谋取利益而落马，亦有不乏被情妇举报导致罪行暴露的高官。涂谦认为这是掌握权力者的贪欲超越伦理底线所致，该现象折射出的是贪腐官员价值观的沦落。

在对贪腐官员的研究成果中，另一项触及精神信仰层面的结论是：很多贪腐官员有着异于常人的“迷信”思想。2007年，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程萍所做的《我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质调查分析报告》也显示，不少县处级公务员具有迷信行为，相信“求签”“相面”“星座预测”和“周公解梦”等迷信现象。

这种现象在现实中不乏实例。1994年初，时任山西交口县县委书记的房吉华和县长李来福请吕梁地区周易研究会会长马明生到交口看“风水”。当年4月初，马专程到交口县的南山及县委、县政府大院看了县城风水，后以周易研究会名义写成《交口县地理风水研究报告》，交给县主要领导。报告称县委、县政府大院“白虎压了青龙”，并认为“障碍”主要是县看守所高出县委大院、人大办公楼又高出县委办公楼，“破解”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在低于县委大院的地方重修看守所，在县城修起牌楼，在县委大院的中心和四角埋下“镇邪物”和“升官符”。

于是，当年5月下旬的一天，县委大院灯火齐明，数十名党政干部齐刷刷跪在香案前，“代表县委县政府”，虔诚地埋下了“镇邪物”和“升官符”。之后，县领导又“严格按照‘风水先生的要求”，以各种理由陆续在低于县委大院的地方重建了看守所，在县城大街上新建了牌楼，在县委大院新建了楼房，并在楼顶上砌了一垛无用的女儿墙以高出人大办公楼。2001年，山西交口县委、县政府大院内搞“补风水”的封建迷信活动案被当地纪检部门查处。

而近年来，此类官员迷信事件更是屡见报端。如河北高邑县委大院门口飞机堵路事件，江苏宿迁“骆马湖”更名事件，长春某法院辟邪宝剑事件，山东泰安“岱湖桥”事件。最近热传的是刘志军案发前每天烧香拜佛以及在办公室摆“靠山石”的事件。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程萍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选人用人制度上的不正之风，是造成官员迷信的重要原因之一。贪污受贿、买官卖官等腐败现象盛行，在有些地方和部门，权钱交易使得正气受到压抑，一些官员痛感不能把握自己的前途和命运。

“在不正之风的暗示下，一些官员产生沉重的焦虑感、迷茫感和无力感，把升迁的希望寄托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鬼神身上。”程萍说。

十年轨迹

从2003年在党校课堂上进行官员信仰的抽样调查开始，肖唐镖专注于中国政治和干部制度的研究，迄今已逾十年。谈到十年间贪吏现象的变化，他说，“比之十年前，一些贪腐官员无论是言行的张狂，还是贪腐的数额表现，均有过而之无不及。”

近年来，中共中央整体上加大了干部制度改革的力度，继2004年出台5+1文件后，又推出《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等5个法规文件。

但肖唐镖认为，这些措施仍然有着自身固有的局限性，不是解决干部贪腐的“良药”。如干部的内部竞争上岗、限期任职、述职评议，近些年在中国政治实践中也已获不同程度的试点或推广，与过去僵硬的管理制度相比，这些新的制度无疑是进步的，并已取得一定的成效。但面对现实，不能不看到这样的悖论：一方面，有关干部管理的力度越来越大，制度建设的步子越来越快；但另一方面，一些干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甚至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贪污受贿的金额，从原来的以万元、十万元、百万元计，发展到以千万元、甚至万万元计。买官卖官、买凶杀官案不绝于耳，更出现“五毒书记”“三玩市长”“用MBA管理情妇的书记”。

“（今天）这些堕落的官员（的心理和思想）已不能用常人的标准来度之，已是极度的荒唐与张狂。”肖唐镖指出，十年来贪腐官员的表现有三：一、贪腐行为已经无以复加；二、干部制度和政治制度改革没有体现出相应的防腐、反腐举措和积极性；三、所幸的是，公众监督媒体监督已经成为反腐的利器。

“如果说其他措施未令贪官恐惧，公众和媒体起到了这个作用。”他说。

回归“制度”

在肖唐镖看来，对官员政治信仰、思想的研究，这10年來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现有的研究“十分不足”，由于缺乏可靠的田野调查数据，无法评估干部队伍的政治认知、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而这种评估，对当前和今后中国政治改革与发展具有“实质性意义”。

实际上，早在1980年代末，就曾出现过针对官员群体的一项大型“政治文化”调查。这个调查涉及到350位左右干部的心理和思想状况，但仅仅列出了这些被调查干部回答各项问题的统计数据，并未对之进行专门分析。至今仍无学者使用这些已公开的数据进行系统分析。

近年来，《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连年发表“中国党政领导干部对社会形势的基本看法”，这是国内目前能看到“仅有的”对干部状况的调查分析。它以来中央党校学习的一百多位司局级干部的问卷调查为基础，从一个视角揭开了领导干部们对社会形势的基本判断，但肖唐镖认为，该“蓝皮书”基本上属于“舆情调查”，缺乏对官员们关于政治改革的心理与要求的系统分析。

由于缺乏此类分析，使得以官员为目标群体的“防腐、反腐”宣传“乏力”而“无实效”。

肖唐镖发现，由于公务员队伍或曰“政治精英”阶层在思想上高度“政治化”，在主旋律场合不会表现出这种“信仰上的摇摆”，但如果“私下聊”，就会表露无疑。而在马列主义信仰产生“摇摆”的同时，官员又不能选择唯心主义的宗教信仰，同时，公民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不健全又未使其建立合于社会规范的伦理道德，导致其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三观尽毁”。

“在这种情况下，再没有法制的强有力约束和监督，官员走向贪腐就是必然的。”肖唐镖说，“看透了贪腐官员的精神世界之后，再想求一个解决之道，终要回到一个词上：制度。

国家行政学院的程萍教授亦认为，对官员进行精神层面“干预”，需教育与约束并重，“道德教育”与“制度建设”并举。面对新媒体条件下新的社会舆论生态环境的生成和越来越复杂多元的社会思潮与行为，制度建设首先是深化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健全反腐的法律和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