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官员的真实状态

县级官员的真实状态（共7篇）

篇1：县级官员的真实状态

县级官员的真实状态

作者/郭少峰

“书记、县长平均每天工作11小时。不少领导干感到身心疲惫。”

这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2011年11月底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

2010年9月，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组成课题组，田改伟参与所里主持的“县处级领导干部日常生活状况观察”课题组，针对8个省市12个县（区或县级市）的162名县处级干部，实地观察他们的工作、生活。

这项课题是首次以科学方法描述我国县处级领导干部日常工作生活。

据介绍，县处级领导干部常年工作在第一线，上对中央、省委负责，下要面对群众，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工作生活方式是他们关心和研究的重点。

当前一般群众与党政领导干部存在一定程度的疏离感。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根据研究结果表明，县处级领导干

别是党政“一把手”的工作方式及特点，正是造成千群疏离感的重要原因。

每天工作11小时

杨万东2010年卸任西南省份一县委常委、常委副县长职务。

2011年11月18日，他说，他任上具体事儿特别多。

“不是我去找别人，就是别人来找我”，一旦遇到突发事件，杨万东还要保证随叫随到。

2008年他先后经历“5-12”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等大事件，那期间他基本上全天候工作，“经常通宵，最多的一次三个通宵。”

平时的工作也很烦琐，除去重大节日以及洪涝等灾害时期外，杨万东平时需解决信访、矿产资源纠纷、“烂尾楼”处理以及维稳等烦琐的事件。

杨万东的例子在社科院政治研究所的课题报告中得到了体现。

郑建君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博士，他曾花一天时间贴身观察一位县委“一把手”。

早晨7点50分，那位县委书记到医院体检，检查一项即离开。8点一刻，他回到县委开会。会开到10点多又开小会，到11点多。

那段时间正值县里安排体检，这位书记忙得连体检都不能一次完成。每天医院一上班，他就去检查一项或几项。

11点开始，这位县委书记门口就像商场收银台一样排队。前面一拨人进去，后面的人则在门外等候。l小时有4拨人找他汇报工作，直到12点还没结束。

到中午，这位“一把手”向郑建君表示歉意，本来他说好跟郑建君一起吃午饭，“他跟我说，不好意思，你看我这里还有人”。

下午2点多，这位书记先后到老干部活动中心和社区，考察老年人健身场所修建情况。4点多他又跑到—个乡镇调研，到晚上才回来。

田改伟说，这些领导干部平时住在县里，晚上九十点钟开班子会很正常。

依照课题组观察，这些县处级干部平均每人每周工作总时长达47.56小时，按照一周5个工作日计算，平均每个工作日约为9个半小时。

而书记、县长工作时间更长，他们周工作时长平均为55.08小时，工作日平均每天工作11小时。

“这都是实打实的工作，非常辛苦。”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肯定这些干部群体的勤政程度，他说，“要知道这群人长年累月都是这样的工作强度，常人很难承受。”

但让课题组意外的是，在观察的县处级领导中，他们平均睡眠时间长达8.7小时，每周睡眠总时长达到61.48小时，其中晚睡55.34小时，午睡6.14小时。“他们中午可以回家午休，这在北京很难做到。”

陪领导肘间长

县委书记、县长“陪同多”是这次调查出来的特点。

郑建君强调，陪同的对象不仅仅是上级领导，还包括本行政区域外的来访人员参观调研等接待活动。

作为常务副县长的杨万东，陪同客人“吃饭、喝酒、休闲是家常便饭”。

2010年Il月18日，杨万东说，前来考察的老板、上级来督察，这都需要一位县领导陪同。有些重要的客人，除了“一把手”陪同外，还要两三位常委跟着。

他说，外地客商前来考察投资，一般都需要一两天，陪同的县领导基本上全天围着他转。一个普通项目至少需一位县领导陪着，“要是很重要的项目，一个班子都陪着”。

要是部委、省里来的重要人物，有的需要“全陪”：提前到高速公路口接，车队到宾馆后，吃饭、开会汇报情况，陪同到现场视察，集合开会总结情况，走的时候还要送到高速路口，“更重要的人物，四大班子领导都要来”。

杨万东说，这种“全陪”的情况还不少，平时上面的财税检查组，项目督察组接待，都需要“全陪”。

郑建君说，他们调查的情况是，一旦上级官员出差或到本地视察，“一把手”肯定要全程接待。他们对全县情况掌握更全面，是汇报工作的最佳人选。

领导干部用于“陪同上级领导或本行政区域外的来访人员视察调研、参观考察等接待活动方面”的时间占到周工作总用时的9%。

职位越高的干部用于陪同的时间越长，党政“一把手”周均陪同时间为6.25小时，明显多于其他领导干部的3.93小时；常委周均陪同时间为4.80小时，多于其他非常委领导干部的3.25小时。

在陪同次数方面，党政“一把手”平均每周4次，比其他领导干部的约2次多1倍。

会议多1走基层少

与“陪同多”形成对照的是，田改伟他们通过比较发现，职位越高的干部，与群众打交道的时间似乎越短。

另外，除了上述“陪同多”之外，会议多、出差多、休闲少是县处级“一把手”的工作生活特征，报告中称之为“一少三多”。

会多也是杨万东对工作的一个主要感受。

作为常务副县长的他，处理文件和开会是他的主要工作形式。

“开会差不多占30%的工作时间”，县长外出期间，他还要主持县里的工作。

除了县里开会，杨万东还要外出开会，跑钱跑项目，“给上级汇报工作，或者去推介县里的项目。”

篇2：县级官员的真实状态

转载

作者：何清涟

当局宣传部门与部份“愤青”习惯性地将批评声音说成“海外反华势力”所为，但他们显然忽视了一点，一些官员不经意之间流露出来的言辞，不仅是对中国真实状态的最佳写照，也是对中国大陆意识形态宣传的最佳解构。

中国官场有两套语言，一套是专供官员在公开场合使用，如会议发言、新闻媒体使用的通稿。另一套则是官员的心里话——这种话，或者只对近亲密友讲，或者只闷在心里。前一种讲了60多年（如果包括中共建政以前的宣传用语，那就更长），流风所及，连小学生作文也充满了这种官话套话；后一种话随着官员们的权力越来越不受制约，近年来也偶尔露峥嵘，“心里话”偶而也会脱口而出，通过网路传播不胫而走。

先分析最近的两则官话。一则来自于网上一篇报道，谈的是北京10月15日召开的一个宣传内部会议，其中一位做主题发言的宣传部官员的话实在“经典”，录之如下：“这个国家还是共产党的，舆论导向还是要牢牢控制在我们手里，腐败不会弄垮我们，失去舆论导向则会亡党亡国。”——这句话的意思是：官员腐败并不要紧，党与政府也没打算将反腐败当作第一要务，只要大家团结在党的周围，形成自我保护意识就行。关键是要管住媒体与舆论，不能让人们对腐败的批评与制度联系起来。中国社会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要紧，关键是把握住舆论导向，封锁住各种负面消息，让国人透过（在舆论导向指导下）打造的“舆论视窗”窥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就，以及西方国家的没落腐朽，让国人继续认为自己生活于千年一遇的太平盛世中就行了。

不过，这话不会上《人民日报》，也不会上新华网，那上面讲的还是共产党高层面对泛滥成灾的官场腐败的痛心疾首之言“腐败会导致亡党亡国”之类。官员们深知党对腐败官员宽大为怀，这些年来贪污上亿者都只判个死缓。

另外一则来自于国内，即那篇引起不少议论的“***披露„打黑‟初衷：„不是我们要主动而为，是黑恶势力逼得我们没办法。‟”——众多线民对***这几句话的解读大致可归为三种：一是认为此话本无它意，只是想描述黑恶势力的倡狂。二是***的重庆“打黑”遭受到很大压力，主动放话“示弱”，强调自己只是不得已而为。三是批评***“失言”说错了话。但根据笔者对中国黑社会及其错综复杂的政治保护关系的研究，我认为第一种解读最符合实情。不少媒体都谈到，重庆黑社会势力由于袍哥文化等传统与地缘关系特别兴盛。***重庆为官，其目的本是为升迁获得更雄厚资本，但重庆先后发生了计程车罢运、“7字头”公车事故，以及“3·19”枪案，这些事件不仅无法为薄的政绩增光，反而显其无能。

在此情况下，***劳心劳力“打黑”，确实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只不过，如今中国各地黑社会势力是警界政界的腐败势力共同喂大的，不少地方早就形成了黑社会与政府共同治理社会的局面。在有些地方，黑社会势力这个“二政府”比名正言顺的政府还管用。薄的话可看成“实话实说”，如果这次不是重庆的黑恶势力逼得强势市长“没办法”，让他太没“面子”，它还可以逍遥自在地与政府共管重庆。

党文化那套意识形态语言常常被政府官员在不经意之间解构。如2009年6月记者调查河南郑州经济适用房时，遭到该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质问：“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这句话等于承认了党与人民利益的完全对立，经网路传播，舆论哗然，因为中国共产党一直对中国人反覆灌输一个观念：党是人民利益的最高代表。即使在党与人民利益早已分道扬镳的90年代后期，江泽民在其“三个代表”理论里，还煞有介事地坚持这一自欺欺人的说法。当年北京流传一个真假难辨的故事：1999年春节期间，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中宣部

部长丁关根陪同下视察《人民日报》社，朱镕基慰勉报社员工时说：“你们一定要当好人民的喉舌。”丁关根听了顿觉不妥，连忙补充说：“在党与人民利益一致的时候，你们要当好人民的喉舌。更重要的是要当好党的喉舌。”

这个故事讥讽的就是党的利益实际上与人民利益早就不一致了。而中国人提高人权的努力到底有多困难，只要看看2009年8月湖南省衡山县店门镇镇长周建国在指挥拆迁时那句“我们只讲党性不讲人性，拆！”就可略知一二，这句话很直观地表明了在这个“人民共和国”里，党性与人性居于对立地位，党权至高至大（山西一法院院长曾肆言自己的权力大到“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而民众的人权则微末如芥子（深圳海事局局长林嘉祥的名言“你们算个屁！”）。党宣扬了几十年的“为人民服务”口号，同样也被几位级别不同的官员说过的那句“做干部就是为了钱”解构得很彻底。

这类官员的经典语录并非一时戏言，而是他们对中国状况的真实认知，人们从中可看出中国的“国运”。这“国运”就是：在执政者眼里，贪腐并非政治之癌，新闻自由才会导致政治危机；黑社会势力托庇政府官员共同治理社会并不需要打击，只有危及政府利益时才会偶尔打击；党是人民利益的最高代表只是句自欺欺人的口号，政府早就堕落成一个自我服务型的政治自利型集团。

篇3：县级官员的真实状态

下面就学生数学学习的现实起点的观察和把握谈自己的看法:

一、利用课前调查,寻找学生的学习起点

奥苏伯尔曾说过:“影响学习最重要的因素是学生已经知道了什么,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原有知识进行教学。”很多教师都意识到了这一点,都知道要了解学生的现实起点,但往往只在备课时去“备学生”,这时候的“备学生”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教师的一种主观臆测,而我们所面对的学生是千变万化的,他们的真实水平也无法准确估计到,这样,教师的主观猜测和学生的“客观”水平之间便存在了一定的距离。因此我们教师需进行调查,调查学生的相关知识经验。

可是每个学生的生活环境不一样,接触的人、物都不尽相同,从而他们的知识水平也不尽相同。因此,想了解学生的学习起点不是件很容易的事,进行课前调查是一种有效的办法。

二、利用课堂探底,重拾学生的学习起点

了解学生的现实起点,我们还应该学会在课堂中不断地对学生进行探底,以便及时对教学过程作出调整,实现教学的自如化。

比如在教学“两位数乘一位数的进位乘”,第一步,复习导入。第一次探底:竖式计算21×4、32×2。( 了解学生对旧知的掌握程度。 ) 探究结果:计算基本全部正确。根据探究结果采用策略:省略原先准备好的另外两题,直接揭题。第二步,新知探究。第二次探底:如果竖式计算时,个位相乘满十怎么办? 说一说自己的想法。( 目的:了解学生对进位乘有关自己的想法。 ) 探底结果:学生知道满十要向前一位进,习惯于第二种简单的竖式,但是十位不知怎么算才对。) 根据探底结果采用的策略:放弃第一种竖式的教学,在下面教学中重点讲第二种竖式十位的算法。再次探底:独立尝试36×2请学生板演,其余在自己纸上尝试。反馈交流:你是怎样算的?( 目的:了解学生对新知的探究水平,能否从旧知中进行转移。) 探究结果:学生把进位加和进位乘搞在一起了。

( 生1:我先算个位6×2=12,个位满了十就向十位进一 ,十位的30就变成了40,所以36×2=42。)

( 生2:我也是先算个位6×2=12,个位满了十就要向十位进一,十位的30就变成了40,40×2=80,所以36×2=82。)

根据探究结果采取策略:重点比较进位加和进位乘十位的算法。

像这样的通过探底随时捕捉学生的现实情况,并将这些即时资源作为教师展开引导的出发点,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就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三、结合课堂教学实际观察,把握学生的学习起点

课堂是人-人系统,学生是活生生的人,课堂中的一切都是瞬息可变的,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因此,在实际教学中,应结合课堂突发情况,适当、灵活调整现实起点。

举一个教学案例———《长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积》( 苏教版) 。教学时我依据教学目标设计创设教学情境:太平实验小学三年级拟举办手工作品比赛, 李晨晨想做一个12平方厘米的长方形工艺品贺卡。

师:12平方厘米的长方形具体有几种不同的形状呢?

生:有3种不同的形状。

师:你是怎么知道的?

生1:我猜的。

生2:昨天晚上我看书预习过了,我知道长方形的面积=长×宽,面积是12平方厘米,就可以有三种不同的长方形。

……

学生话语一出,我心猛地一惊,孩子们都会了,还要继续教学吗?是否直接转入练习呢?继而一想,孩子们或猜或参考课本,他们知道的只是浅表的东西,对于面积与长、宽的关系并非真实、真正理解,他们真实的学习起点应该是在了解长方形面积公式的基础上,通过操作验证,进而掌握面积公式的由来。

接下来的教学,我请同学们拿出1平方厘米的小正方形学具来摆出12平方厘米的长方形,完成表格填写,说说你有什么发现?( 同桌讨论交流,师生共同观察发现只要看一排能排几个,摆几排,就能很快地算出面积,体会面积与长、宽有关系) ,再总结长方形的面积公式,后交流推想出正方形的面积公式,自由验证,最后安排完成“试一试”练习( 结合实物完成) 。在课堂小结时,我问学生有何问题,有何收获?就有学生谈到虽然看书预习知道了面积的计算公式,但并未真正懂得公式的由来,是经过学习理解掌握了。

在这个案例中,教师在与学生交流中了解到学生通过预习“已知”了本节课的知识重点,如果教师因此判断学生已经会了,不需要进行教学了,那么就会确定一个错误的学习起点开展教学活动,从而导致课堂教学低效或无效。幸亏教师能够敏锐地意识到:学生在预习中获得的知识只是浅表的了解,并非真正的理解和掌握,从而确立一个准确、真实的学习起点:在了解长方形面积公式的基础上,通过操作验证,进而掌握面积公式的由来。最后,通过小结谈话,证实了教师的学情判断是准确的,从而使学生顺利实现了由现实发展区向最近发展区的转化。

找准和把握住学生学习的真实起点,需要深入浅出地解读教材和学生,找到学生的“现在发展区”和“最近发展区”,合理把握、合理教学,相信我们的教学会更有效!

摘要：教学不仅要深入解读教材,注意教材的知识起点,而且还要认真解读学生,考虑学生学习的真实起点,考虑学生怎样去学。真实的课堂应该是面对学生真实的起点,正视学生的学习基础,这样的课堂才更有效!本文就学生数学学习的现实起点的观察和把握作了阐述。

篇4：一位欧洲官员的真实生活

手中掌握千万欧元的经费

退休前，他担任比利时一家国有电视台的影视部主任，属国家公务员，且级别较高，相当于中国国内的司局级干部，手里掌握着上千万欧元的经费。这家电视台播放的电影、电视剧以及纪录片，几乎都经过他的手。即便是电视台现在播放的影片，有的也是他在任时签的合同。也不知有多少外国的大制片人或电影销售公司想与他套近乎，希望他能大笔一挥，买下他们的片子。由于他不愿意透露真实姓名，文中暂且称他为“格君”。

格君从1992年就开始担任比利时弗拉芒语公共电视台的影视部主任。到了这个职位以后，应酬就更多了。他说:“只要愿意，几乎每天的午餐、晚餐都会有人请，好菜、好酒、好玩的地方，对许多人来说都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格君有一个原则，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赴“饭局”。在担任影视部主任的10年时间，格君坚守这一原则不变。用他的话来说，这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在担任影视部主任期间，格君的一项主要工作是审阅合同。一份合同往往厚达数百页。每次在合同上签字之前，他都要亲自细细研读，特别是对那些附加条款更是十分仔细。因为他深知，他花的每一分钱都是纳税人的辛勤所得。格君当主任时，很少过问属下的具体事务。他说：“我当过10多年的影片采购员，理解上司直接干预的尴尬。”他这样做，其实是放弃了自己手中的一部分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更有利于对整个部门的管理。

格君属于做事特别认真，非常讲原则，但也比较古板的那一类人。要以身作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当了影视部主任之后，他每年要去两次好莱坞，还要参加东京、戛纳、威尼斯等地的电影节。每次出行坐飞机，以格君的级别与职位，完全可以坐公务舱，但他从来都选择经济舱。在他看来，公务舱与经济舱的唯一区别是食物更丰富一点，但价钱差别太大，不值得。由于他坚持坐经济舱，他的属下也只好跟随，而别的电视台的同事们则常坐公务舱。长此以往，属下们开始有牢骚，但格君坚持不改。久而久之，同事们也都习以为常，牢骚也渐渐少了。“这件事情虽小，但要坚持下来确非易事，需要顶住各方的压力，还要战胜自己。”说这话时，格君一脸严肃。

回绝一切“公关应酬”

格君自己从小就想当一个画家，但他的父亲认为当画家生活没有保障，有可能连养家糊口都成问题，因而坚决反对他当职业画家。于是，他大学选择了导演专业。1972年，格君大学毕业后进入弗拉芒语公共电视台，当过电视节目编辑，也当过电视制片人，干的时间最长的还是电影拷贝、纪录片、电视剧的采购员。从1978年开始，美国洛杉矶、法国戛纳、德国柏林、意大利威尼斯，凡举行重要电影节的地方都有他的身影，而且一待就是十天半月的。

格君回忆说，每次出差，时间都很紧张，看片子，见人，日程总是安排得满满当当。在欧洲还好，要是到美国，最难以克服的是时差。西欧与美国西部时差9个小时，按一般规律，平均每天倒1个小时的时差，需要9天才能完全倒过来，往往没等时差倒过来，就该打道回府了。在出差的过程中，往往晚上睡不着，第二天一大早又要看片子，许多人都在看片子的时候呼呼大睡。

采购员手中的权力不小。选中哪家公司，选中哪个片子，都直接关系到相关销售方的利益。为了争取采购者，销售方自然要展开一番“公关”。为了拉拢感情，电影制片商们经常会挤出几天时间来邀采购员观光旅游。对此，格君一概回绝。据他说，自己并不喜欢旅游。但事实上，他对于自己感兴趣的地方从不吝惜时间。有一回与家人去西班牙马德里，光是一个普拉多艺术博物馆，就整整泡了9个小时，而且还意犹未尽。为了等他，家人只好在咖啡馆里打发时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天平，其中的砝码包括道德标准、职业素养、自己的行为准则等等，一旦这些‘砝码’出了问题，天平就会失衡。”格君的这番肺腑之言，道出了他的一种人生观。

其实，格君回绝应酬，出行节俭，并不意味着他是个没有生活情趣的人。笔者在与他交往过程中，发现他对很多东西都非常感兴趣。他的厨艺也非同一般，做得一手好西餐，对美食有一种精益求精的劲头。有一回在笔者家做客，品尝了我们自己做的干煸扁豆后赞不绝口，回家就开始自己动手做。一开始总做不好，就不断打电话问具体做法，直到做得比较像样为止。

到退休才还清房屋贷款

虽担任要职，但身为一个公务员，格君的工资并不高，那时他拿的是比利时法郎，如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每月薪水约合现在的3000欧元。这只相当于一个欧盟官员一半的工资。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是他周围许多同事的心愿。在电视台工作的前些年，他一直租房，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买房。他买的是比利时非常普遍的临街排楼，共四层，建于20世纪初，每间约四五米宽，前后进深20多米。他买下了一间的一二两层，与三四层的那家共享大门与楼梯。一层是客厅兼饭厅、厨房，还有他的画室，后面有一个面积几十平方米的后院。二层有一大一小两个卧室外加一间书房，房子总面积不过100多平方米，最多也就是达到这里有房户的平均水平。他买房时用的是按揭贷款，到了退休那年刚好将贷款付清。他说：“与周围同事相比，我算有远见的。有位同事与我年纪相仿，一辈子租房。以前房租便宜，拿到的薪水付房租没问题。这些年布鲁塞尔房租飞涨，那位同事又退了休，结果退休金几乎都不够交房租。”

格君上班期间经常坐地铁，一直开的是一辆“大众”车，直到两年前他妻子要用车，才换了一辆沃尔沃。不过，那主要是妻子挣钱买的，与他没有太大关系。他有两个孩子，老大已经工作，小儿子还在上中学。从影视部主任职位退休那天开始到现在，格君再也没在办公室露过脸，为的是绝对不干预后任的工作。当然，有好多时候，原单位的人会主动打电话来向他请教一些问题，他只愿在电话中给予解答。格君说这条规矩不能打破，“言必信”是他的人生信条之一。

30年的工作对格君来说算是谋生，退休以后才开始真正生活。他每天阅读一至两本书。与他聊天，天文地理、政经时事、文学历史、花鸟虫鱼、养生保健，他都能讲出道道来。有一回说起非洲小国利比里亚，他随口从利比里亚的战乱开始讲，说到那里的自然气候，一直到民族特色，让他儿子很是佩服。他后院的花园里一年四季都有花开，池子里的金鱼也养了好多年。

平常心看待权力

像格君这样的人，在比利时比较普遍。他告诉笔者，他的大部分同事都兢兢业业，认真地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太受外界干扰，做事也比较讲原则。作者认识的另一位朋友，是欧盟的一位处长，一年经手几十亿欧元。手中掌握如此巨额资金，那杆签字笔的分量之重不难想象。但从这位官员身上，感受不到任何“牛气”与“霸气”，却只有“和气”。有一回与他谈起如何看待手中的权力，他的回答很平和：“我所处的位置只是整体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大家都规规矩矩，按章办事，手中的这点权力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

总体来说，像比利时这样的福利国家的官员都比较廉洁，能以一种平常心来看待手中的权力。但并不是说这些国家不存在腐败现象。据一些比利时朋友告诉笔者，腐败现象在比利时也时有发生。比如建筑行业“吃回扣”现象便屡见不鲜。有的主管官员虽然不直接受贿，但房地产开发商时常会想方设法“投桃报李”，比如以低廉的价格为相关权力人士建郊外别墅供其使用。比利时王子挪用海军军费为自己修房，便是前段时间炒得沸沸扬扬的一则新闻。

一位在金融界工作數年的比利时朋友对笔者说，凡手中握有权力，只要稍稍“通融”一下便可为对方牟取利益的，也都面临如何正确使用手中权力的压力。尽管有许多人会在矛盾心态中摇摆犹豫，但绝大多数比利时官员会选择“正道”。这是因为，第一，他们从小接受教育时就强调为人要诚实，要遵纪守法，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第二，他们的工资收入虽然不高，但各方面福利都有保障，不会轻易触犯法律来毁自己的前程，丢掉辛辛苦苦挣来的养老金。第三，有效的行业监督机制，时刻监视着雇员们的财务活动。一家大银行的中层经理说，只要他的账户出现大额资金流动，监管部门就会找上门来质询。第四，舆论监督之严，也让官员们望而生畏，芝麻大的疮疤可能会被越揭越大，最后闹得不可收拾。

篇5：官员为何不在状态

马博士的疑问其实也是我的疑问。不要说韩国了，回顾解放初，为了反击上海投机商人哄抬米、棉、煤炭价格，中央财经委的陈云和上海市长陈毅密切配合，“一收一抛”，主要运用的就是市场杠杆。先是紧缩银根，然后从全国各大区调拨了大量的米、棉、煤炭，选择适当时机，集中低价抛售，迫使投机商不得不竞相贱价卖出所囤货物，越卖越贱，损失惨重，从而成功地维护了城市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老一辈革命家戎马一生，哪有时间攻读经济学博、硕士学位，何况又是阶级斗争的年月、计划经济的时代，尚知巧妙运用市场经济规律恢复正常的经济秩序；如今新时期了，各类“经济学家”多如牛毛，政府又有各种智囊团、智库什么的，且大大小小官员多有各类经、管博、硕士学衔，怎么应对一些并不很棘手的经济问题都力不从心，且方法愈来愈简单、粗暴、笨拙，搞得民怨沸腾呢？怎么一谈到发展经济，就只知道强拆民居，撤村圈地，大搞“土地财政”，还说什么不强拆，就没有知识分子的饭碗，就没有“新中国”呢；怎么一谈到节能减排，就只知道“一刀切”式地对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拉闸限电呢；怎么一进行经济调控，就只知道增加税赋或处罚，千方百计掏老百姓腰包呢……一句话，一些地方、一些部门的执政能力怎么就这么低下呢？

要说组成政府的人员都是笨伯，并不符合事实。我接触过政府的一些官员，发现他们都是智商极高的人。有人说，那是因为决策缺乏前瞻性和科学性，并迷恋于运动式的施政所致。这不错，但架不住再追问一句：改革开放都30年了，科学发展观也喊了一些年头了，决策为何还是这么个水平呢？想来想去，我以为主因恐怕还是相当部分的官员不在状态。也就是说，他们根本就无心踏踏实实研究问题，思考问题，调查问题，因而最后也就不能很好地解決问题。我的一位官员同学曾亲口对我说，现在政府官员能把30%的精力用在工作上就不错了。虽说他也强调一些类似于“接待也是生产力”的理由，但谁都知道其背后的官场真实生态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执政理念恐怕就已不似当年。罚字当头，潜意识只是为了强化部门利益，至于能不能奏效，会不会带来负面影响，根本就没人考虑；而开征税负的思维，一开始的出发点就不是以民生为念。其次，官员升迁机制也出了问题。埋头苦干的人没有前途，跑官买官、溜须拍马的人却大行其道，久而久之，谁还能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官场上能不劣币驱除良币吗？最后，还有问责制的隔靴搔痒，形同虚设。譬如像媒体报道的600万吨铬渣堆放在全国20多个城市造成重金属污染这样严重的生态灾难事件，即使有关部门早在2005年发过通知要求治理，也难逃失职之嫌。如此重大问题，行政管理部门岂能只是发发通知、文件了事？追踪执法检查了吗？责任落实了吗？显然都没有。以至于给经济作物安全生产带来严重后果，也给后面的几代人带来极大的生态困扰。这要在国外，早就引发舆论的汹汹问责了，更会有人为之辞职谢罪甚至担当刑责。但在我们这里呢？只要不立即死人，媒体写段报道，时评家表示点担忧，就算完了。

千言万语，归根结底，如果还想实现强国梦的话，官员难在状态的现象该引起高层和各级领导深思了。

（作者系西安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篇6：县级官员的真实状态

66.9%的人表示自己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不强，原因何在？这则信息可以带给我们怎样的思考呢？一方面是有关领导干部实事求是承认自己差距的表现，另一方面也凸现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当前进行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正处于改革攻坚阶段。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任何一个举措都会影响到许多人，处理得不好，就会出问题。

在经济方面，伴随着变革的阵痛，也产生了大量严峻的社会问题，结构性失业问题严重，大批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个人、地区之间的贫富分化现象空前加剧，农民收入偏低，犯罪猖獗，生态环境恶化。对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如果估计不足或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引发危机。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遏制，将会使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事业严重受挫。此外，还有很多其它意想不到的因素会诱发危机，如恐怖活动、官员的腐败、重大的生产安全事故、疾病、谣言等等。这些因素都表明需要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而有近2/3县级官员自认驾驭市场的能力不强就是执政能力不强的表现，是对困难局面应对乏力的表现。

笔者以为，近2/3县级官员自认驾驭市场的能力不强透露的信息必须加以重视。重视这些信息有助于加强执政能力，同时巩固党的合法性基础。

政治学原理告诉我们，政党的合法性基础越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就越牢固。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由党的先进性资源、宪法和法律资源以及群众认同资源等三大资源构成。其中群众认同本身就包含着对党的先进性的认同和对宪法和法律授权的认同。但是只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

群众认同，既有群众对党的过去资格的认同，也包括对党的现在资格的认同。对党的过去资格的认同已经写进了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得到了宪法和法律的承认和肯定。但是宪法和法律不能保证党的执政地位一劳永逸。要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使党能够长期执政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执政党还需要继续取得群众的新的认同，即价值认同、制度认同和政绩认同等。从政治实践的过程来看，获得了权力认同的执政党不一定具有很强的合法性，只有当权力与政绩结合起来，才能得到人民的广泛认同。结合实际来说，就是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解决政治、经济、社会中间存在的问题，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才能获得群众认同，巩固党的执政的合法性地位。

篇7：揭秘财富精英的真实生活状态

唐骏喜欢在闲暇的时候吹奏一曲萨克斯，那时徐时迅的音调常常会把他带入另一个境界，在那里享受一段宁静而悠闲的时光；

王中军除了拍电影，玩车骑马也是一把好手，生活甚是快意淋漓；

张宝全，则一直保持着内心深处对艺术的梦想，建了个据称是全国“第一个按照国际美术馆标准和规范运作的民间美术馆”，羡煞旁人；

王石在玩热气球和登顶珠峰，不断挑战自我极限。

张朝阳一直保持着对时尚的敏锐，跟王石一起登山，为时尚刊物拍摄或“酷”或“性感”的照片；

段永平、郭梓文、黄辉都是高尔夫高手。段永平曾经挑战世界最优秀、最年轻的高尔夫球手泰格·伍兹，有着企业家所特有的气魄与胆量，柳传志就曾经放言，学会打高尔夫之后第一个就要和他打。郭梓文则打出了经营之道，打出了“房地产加体育”的概念，他常说“生活就像高尔夫”，把生意与生活结合得非常完美。黄辉则喜欢在高尔夫球场上反思自己最近的工作，如果心态不好了，必定会在球场上有所反映；

叶明钦一再强调自己对于汽车并非爱好，而是出于“赚钱”的目的，但当他坐上他那开了好几年的陆地巡洋舰在F3跑道上奔驰，速度和快感立刻使他变得激情勃发；

王梓木喜欢冲浪时破浪而出的刺激感觉；

王树春买下一座岛，钓鱼爬山，驾船出海，似乎追求着一种久违的桃源梦想；

张跃酷爱飞行，1997年考取了中国第一份直升机私人驾照，并成为中国首架企业公务飞机和直升机的拥有者；

著名作家海岩同时也是上海锦江（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北京昆仑饭店董事长。他最大的爱好是室内设计，昆仑饭店的内部装修装饰就是他亲自设计的。

吴鹰在雪域飞驰，享受靠双脚也可以产生的飞驰感和速度感，他跟王中军、陈东升、张朝阳、丁健、刘二飞同为绿领俱乐部的成员，经常结伴爬山、滑雪、打高尔夫球，包括开Party联欢，锻炼了身体，也增进了交流。

……

精英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人生境界。

他们是财富新生活的倡导者。从这些生活的片断里，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或宁静或喧嚣的内心，那里诞生思想，同时，也是他们之所以成为现在的他们的原因。

中国最著名的形象沟通公司巴尔玛肯的周宁女士认为，一个优秀的企业领袖，内心应该是真实的谦卑，外在应该是健康阳光的。这里的“谦卑”，其实也就是指一种更加真实的态度和生活。实质上，是回归到了普通人的生活。

曾有人说，中国的富人阶层“富而不贵”，也有人说“欧洲三代培养一个贵族，中国的新富们虽然积累起巨额财富，但缺少成为贵族的环境和锻炼”。现在，越来越多的精英们，开始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提升境界——“请人吃饭不如请人出汗”，“运动就在家门口”，“生活就像高尔夫”，高尔夫球或其他运动也取代了麻将和KTV。我们相信，心灵深处的东西，往往能给人更多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