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闲记杂文随笔（精选3篇）
篇1：周日闲记杂文随笔
对季节的感知比较迟钝，也不太愿意夏季来临。已经是六月早晨出门，穿短袖还觉得冷。
觉得自己的心变得平静了，虽然会和同事或者朋友嘻嘻哈哈，但和以前的自己有了很大的变化。
新接触的工作，是一项挑战，需要每天不停地努力才能做出成绩，幸好我还挺喜欢大家一起专心的模样。
新认识的朋友，有的模样好看，按道理讲应该会小鹿乱撞的喜欢，现在却也提不上喜欢，跟他相处很舒服，也觉得他工作很厉害，但居然没有一点儿喜欢的意思，我自己也颇感惊奇，可能是年岁渐长，分得清楚了那不是爱。所以，爱是需要分清楚的，或者是可以分清楚的吗？
工作一但忙起来，便顾不上思考其他的东西，许久不矫情，许久不怀念。这样也挺好的吧，专心工作，等钱包变胖，体重减轻。
新接触的行业中，休息间的游戏对女性存有非常大的不公平，经历过一次，便再也不想再经历，我愿意遵守别人的规则，但绝不能破坏我的底线，我觉得无论身在何处，还是要学会说不，因为对自己负责很重要，我要会保护自己。
因为考上了公招的关系，刻板传统的父母对我做其他行业，居然是允许的态度，就连我向他们要钱，都同意了。虽然我很少时间向他们要钱用。没办法，前段时候辞职准备考试，资金链断开了。
我希望自己可以在这个行业做得很好再离开，而不是很差，让人觉得我的能力不行才离开去做其他的事，那么就算我去做其他的行业，别人也不会相信我可以做得很好罢。
可能是无所顾忌，所以在和大家交往的时候不再像以前那么紧绷，能够在小范围内四面玲珑。也要时时刻刻谨言慎行才行，人情场向来是我的弱势，心直口快可使不得。
希望和优秀的人做朋友，也希望自己可以很优秀。
篇2：周日闲记杂文随笔
春日墙画。微友张莹提供
昨夜，她让夏姑娘赶做了一把把油漆刷。一等雨停，就晨跑到公园，在树皮上不停地舞动。而油漆洒落的地方，风吹草长。
昨夜，她让秋姑娘打造了一台台印花机。未等雨停，就让快马牵引着她，到河滩，到山谷。希望自己从南国出发，一直加班到北方的初夏。
昨夜，她也让冬姑娘建起了一座座蒙古包。长条子桌上置放着刚煮熟的鸡鸭鱼肉，热气腾腾，给农村小伙与打工女有一次牵手的机会。他们刚从老家赶来，为这个城市聚了人气，也化了很多力气。
出发在兰湖。微友凌晨提供
篇3：《夏衍杂文随笔集》后记
一九二○年到日本，先是为了考官费，后来是功课忙，有一段时间没有动笔，后来读了郁达夫、陶晶孙的短篇，忽动写小说之念，一口气写了五篇，陆续寄给上海创造社办的刊物，结果是有的批上“不用”两个字，有的连这两个字也没有，一篇篇地全退回来了。这件事打消了我写小说的念头。此后十二、三年中一直从事翻译，一以练笔，二以糊口。一九三○年加入了“左联”，“左联”机关刊物要我写文章，也只写了一些《欧洲文艺动态》、《高尔基新作简介》之类的东西，在“一二·八”抗战时期写过一、两篇类似报告文学的速写。一九三二年到明星影片公司，五十年代出的《中国电影发展史》里说我写过几个电影剧本。其实，这些所谓“剧本”，都是电影公司老板和导演提出一个故事，在编辑会议上讨论，然后写成梗概，再由这部影片的导演和我商量，替他出点点子，增改一些情节，然后由我给他们写出一个类似电影文学剧本的草稿。因此，那些影片里面虽然有我的想法、设计，乃至台词等等在内，但实质上说，这些都不能算是我的“创作”。我专心地写杂文、随笔，是在一九三三年，搞影评运动的时候开始的，但写的数量也不多。
一九三五年，一连串的党组织遭到破坏的事件，迫使我在一家小公寓里隐蔽了半年多。在这一段时间里，我是名符其实地足，不出户，也不能和外面通消息，于是，只能看些旧书、笔记……作为消遣。日子久了，忽然又发生了利用这个机会写点东西的念头。我在这个时期内写了两个多幕剧和初步整理了《包身工》的材料。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是一个时局变化最激烈的时期，当我重新和文艺界接触的时候，主要的工作已经不是文艺运动，而是救亡运动了。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用各种化名在许多报刊上写鼓吹团结抗战的文章。这些都只能说是政论，或者时评，数目虽然相当多，但没有一篇是自己觉得满意的。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了，我奉命办《救亡日报》，从此当了十二年的新闻记者。这段时期也写过几个剧本，但多半是在办报和统战工作的业余时间搞的“自留地”。在这十二年内，按写的东西的种类来排，最多的是社论、每周时事述评，这一类文章占了我毕生写作的最大部分；其次是偶有所感而写的杂文、散文、随笔；再其次才是话剧(这一段时间没有写过电影剧本)。在桂林办《救亡日报》时期，我每天写一篇一千字左右的社论(除因病有几次由廖沫沙同志代笔外)，有时还得写一些新闻报道和补白。最近粗粗估计了一下，在这十二年中，我大概写过四、五百万字。就形式说，除诗之外，什么东西都写，但说实话，什么也没有写好。文章写多了，常常自己也觉得腻，但回头看一看，自己觉得可安慰的一是在吃大锅饭和不拿稿费的情况下，一直没有偷懒；二是写下来的东西里也有一些在当时或事后还可以使敌人受到一点伤害。我平生最怕被人叫作什么什么家，只想做一个诚实的新闻记者。写这些文字根本就没有保留的意思，印在报上或杂志上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很快地忘掉了。在抗日战争中和抗战胜利后，几位好心的朋友曾给我编印了五本杂文、随笔集子，这就是：《此时此地集》、《长途》、《边鼓集》、《劫余随笔》、《蜗楼随笔》。解放以后，我担任了行政工作，写作的时间就少了。但每天写一点东西的习惯一旦养成了之后，要戒掉也是很困难的。因此，《新民晚报》在上海复刊的时候，我还应赵超构同志之约，化名给他每天写几百字的短文，大约持续了半年以上。此后，就是写应景文章和在文艺界集会上讲话的文稿。尽管这样，我在这一时期写的杂文也引起过两次不小的波澜。一次是一九五六年写的《废名论存疑》，另一次是一九六二年写的《从点戏谈起》，这些事现在想来都很滑稽，但是，就拿《从点戏谈起》这篇不满一千字的文章来说吧，当时就有人说，这是讽刺某某人，批评某某人，或者是某某人授意写的。从这件事看，我以为某些神经衰弱的人拿起镜子来照一照自己，可能都会有一点阿Q的影子吧。
这次应三联书店之约，重新编印了一部我的杂文随笔选。这本书是我所写的杂文随笔之类的文章的选集，包括前面说过的五本小册子和解放后出版的《杂文与政论》的大部分作品。从时间上说，这里收集的是抗战前后直到现在的文章。时过境迁，有些文章已经失去了它的作用，还有不少是过年过节应报刊编者要求而写的应景文章，这些东西都删去了。大凡我自己还有一点印象的文章，都收进去了。这样编集，内容必然很杂，除了战争时期的随笔、杂感之外，数量较多的是我自己写的剧本的序文、后记和有关戏剧运动的文章。由于整个集子大体上是按照几本小册子的出版顺序和文章发表的年代编排的，所以体例上显得不很统一，特别显眼的是《长途》、《走险记》、《广州在轰炸中》这些介于新闻报道和速写之间的文章，很难排在适当的地位。其中也有一些“遵命文学”，《论<十五贯>的改编》就是周恩来同志看了《十五贯》之后指定要我在两天之内赶写出来供座谈会讨论的。在这种情况下写的文章，当然在行家看来是浅陋的。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除明显的误植和为了欺蒙审查官而有意用的曲笔之外，我都没有改动。时间差不多过了半个世纪，世界起了很大的变化，自己在颠沛中也获得了一些长进，但墨写的字是刀也砍不掉的。我以为还是一仍其旧为好。这样做也另有一层意思，就是留下这些记录，让现在的读者知道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这些人在蒋管区的遭遇。
从抗战开始，我一天不写东西的日子几乎是没有的，但这里有个很大的例外，那就是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八年五月之间的十五年，我完全搁了笔，理由就不必在这里细说了。
由于我年来视力衰退，此书的收集、编排、校勘等工作，得到了范用、魏绍昌、常君实、黄会林等同志的帮助，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别要感谢的是我的老战友廖沫沙同志，带病给我写了那篇认真的但也使我感到惭愧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