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会历史年表

2024-05-02

中国教会历史年表（精选6篇）

篇1：中国教会历史年表

中国教会历史年表

(注：这份资料多参考“中国教会知多少”，香港：证道出版社，1988。)635年唐太宗年间景教(涅斯多流派)开始传入中国。

781年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于长安建立。

879年唐末因“黄巢之乱”，景教受牵连者众，从此一蹶不振。

1279年景教(也里可温教)随蒙古人统治中国而再次传入。

1289年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孟德高维诺抵华。

1583年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罗明坚抵华。

1610-1630年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被称为“中国天主教会三柱石”。

1633年天主教道明会、方济各会入华，同时引发起礼仪之争。

1689年俄国东正教传入中国。

1807年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

1822年马士曼新旧约全书中文译本在塞兰坡出版。

1823年马礼逊新旧约全书中文译本在马六甲出版。

1827年中国传道人梁发按立为第一位中国牧师。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外国传教士可在中国沿岸五个港口范围内自由传

道，欧美差会纷纷派传教士来华。

中国的宣教工作进入拓展时1858及1860年先后签订天津及北京条约，期。除西教

士外，中国本地的传道人同工也开始被培育，布道工作成了这时期的首要工作。

1865年戴德生离中国传道会，创立中国内地会。

1877年教会与差会在中国召开第一次全国传教大会。

1887年李提摩太成立广学会。1890年召开第二次全国传教大会，全国有宣教士1296名，华籍传道人也有1657名。

1890-1911年国人深感国势日弱，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怀疑，转而开始对西方文明感兴趣，教会在东北、河南、河北、由东、由西、或沿岸的福州、苏州、上海等地都有复兴，由区曲族更有群体归主的现象，加上西方兴起学生运动，有“剑桥七杰”等众多宣教士来华。

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基督教拥有合法的地位、福音更兴旺。

1911-1919年中国教会的自立时期，华中有“中国耶稣教自立会”运动，华北有“中华基督教会”的自立运动。

1917年魏保罗及张灵生等于北京创立“真耶稣教会”。

是第一个华人自组的差传1918年华人教会领袖发起“中华国内布道会”，会。

1919年国语和合本译本新旧约全书出版。

1920年石美玉及胡遵理创立“伯特利教会”。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敬奠瀛于山东马庄创立“耶稣家庭”教会。

1922 倪柝声等在福州开始创立“家庭聚会所”。并积极推行本色化运动。

1922-27年非基督教同盟运动。

1923-27年针对教会学校的收回教育权运动。

1930年代教会间更重视彼此的团结合一和“本色化”，倡议及强调自治、自养及自传(三自)。

1936-1949年经历了中日战争及国共内战，但信徒却越发增添，由五十三万(536689人)(1936年)增至八十三万(834909人)(1949年)，总增长率达百分之五十六(56%)。

1949年始 6月28日中国基督教协进会在上海开会，青年会吴耀宗报告较早时他在北京与中共领袖会商的情况。

宗教团体有派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代表参加，其中5人为基督徒，分别为吴耀宗、赵紫宸、邓裕志、刘良模及张雪岩。

其中第五条明列保证人民有宗9月29日政协会议议决接纳“共同纲领”，教信仰的自由。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月25至27日中国基督教协进会执委会议在上海举行，赵紫宸提出动议要自养和自治。

10月10日协进会发出“给全国基督徒的第三封信”，表示中国已进入了一个历史新纪元。

1950年 5月2日以吴耀宗为首的19位基督教领袖与周恩来在北京开会，主题围绕教会如何有效地支援政府，结果草拟了“基督教宣言”。

6月13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控诉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侵略中国之罪行”一文，两星期后韩战爆发。

6月30日一群宣教士及基督教领袖受邀到上海青年会聆听吴耀宗报告及与政府会商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公布，全面展开“土改运动”。

7月5日圣公会主教发表“教牧书信”，否认教会与帝国主义有关连。7月28日《基督教宣言》正式发表，题目全名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内容主要针对帝国主义对基督教的影响、拥护《共同纲领》、教会接受政府领导及进行改草等。

7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重要社论。

9月23日 “基督教宣言”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并刊登1500多人表示支援该宣言的基督教领袖名单。

议决支援“基督10月18-25日中国基督教协进会在上海召开第一届年会；教宣言”在并促请各教会实行“三自”。会议吁请各宗派合组一个中国联合教会，同时又号召信徒拥护“土改”。

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介入韩战。11月开始驱逐宣教士。

11月2日《人民日报》报导“五年内完成三自运动促进委员会”的成立。

11月15日上海宗教界召开抗美援朝大会。

11月24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对天主教基督教问题应有的认识”一文，指出“为了社会秩序的安定，合理的办法应该是教会不去教堂以外传教。”

12月教会学校开始进行控诉美帝运动。

12月29日政务院第六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及宗教团体的政策决议”。

12月下旬约十万人(98596人)在“基督教宣言”上签名。

1951年 1月内地会决定撤走传教士和家眷，共计601名成人，284名儿童。

2月12日基督教燕京大学由政府接管。其他基督教学校亦陆续被接管。

2月21日中华基督教会函告名国宣教团体，告知因国内情况及政务院决议，该会决定停止接受外国任何金钱援助。

4月16至21日

上海宗教事务处召开“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有151位基督教领袖参加。会议发表了“联合宣言”及组成“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委会”。

4月24日《人民日报》社论呼吁要展开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控诉。

5月15日青年会干事刘良模发表“怎样开好控诉会”一文。自此，中国大陆报章及《天风》发表了一连串对“反动”基督教领袖的控诉文章。

6月10日第一个大规模的控诉会在上海举行，约有一万二千人参加。

7月8日中、美、北韩开始停战谈判。

7月12日赵紫宸辞去世界基督教协会主席之职。

天津救世军被禁止活动。8月4日 195名基督教出版人士在上海开会自我检讨，承认在基督教文字中有帝国主义毒素。

9月1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通告表示愿意帮助各教会实行三自，凡已进行三自之教会可以申请减免税项。

11月1至21日上海举行基督教政治学习班。

12月全国展开各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1952年 4月毛泽东结束“三反”，又展开针对工界进行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倪柝声在“五反运动”中被捕。

1953年 7月27日韩战结束。

1954年 7月22至8日“第一届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者包括232名来自62个不同教会团体的代表。会上吴耀宗报告过去四年三自运动的情况。“三自革新运动”改名为“三自爱国运动”，“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正式成立，并由吴耀宗出任主席。与会人士希望争取王明道支援“三自爱国运动”，但无效用。

12月2至12日青年会全国会议在北京举行，吴耀宗向来26省市的23名代表报告5年来的发展。

1955年 7月9日王明道在《灵食季刊》发表文章，阐明他对三自运动的态度是本于“信和不信，不能同负一轭”的基础。

7月21日《天风》发表一篇6页长的文章，号召教会及基督徒控诉王明道拒绝参加三自运动。自此，一连串控诉运动在全国各地举行。

8月7日王明道讲道，题为“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他翌日被捕。

10月有当局宣布三自运动范围以外的任何基督教活动为非法，并号召全国基督徒参加社会主义的建设与改造。

1956年 1月29日有关当局宣布破获“倪柝声反革命集团”。

1月30日上海宗教事务处召开控诉“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大会。

社论宣称要肃清潜在基督徒聚会处的反革命分子。2月4日《浙江日报》

3月15至23日

中国三自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举行，269人出席。吴耀宗指出中国教会已经和外国差会割断关系而由中国籍人士管理，所以中国教会史已合一。

4月基督徒聚会处改组并正式加入三自运动。

5月圣公会主教在上海开会并发表一封“教牧书信”，嘉许6年来三自运动的工作及教会的政治觉醒，又吁请共产党员对基督徒采较同情的态度。

9月30日王明道获释，并发表自我检讨。后又否定其检讨内容，于1958年4月再次入狱。

12月5日广学会、中华浸会书局，中国主日学协会及青年协会书局组成“中国基督教联合书局”。

1957年 2月2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最高国务会议，就有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出了报告。“整风运动”开始。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号召开展反右派斗争。

6月10日全国三自会号召全国信徒积极参加反右运动。

10月28日中国三自会第十次全国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指控自由传道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与会153人接受再教育和学习如何去揭发教会中右倾思想。三自常委会议联合发表言论，指陈崇桂政协会议发言是反党反共，诬苏崇美，诋毁三自的言论，其后陈氏被判劳改6年。

1958年 8月30日中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在河北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至此，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政策推出。

10至11月全国各地教会合并，上海200所教会合并为15所，北京64所合并为4所。

11月10日以吴耀宗为首的10位基督教领袖发表声明，号召要加强反帝爱国运动，清除残余的反动分子。1959年 5月《天风》对《荒漠甘泉》一书进行批判。

9月26日吴耀宗为国庆献辞，是为“基督教在新中国”。

1960年 11月12日中国基督教第二次全国会议在上海举行，会期直至1961年1月14日。会议强调要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必须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和加强揭发所有非法活动。

1961年 7月《天风》对儿童主日学进行批判。

1962年 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全国各地学生掀起“造反运动”。

8月北京红卫兵关闭、捣毁教会，焚烧圣经及属灵书籍，信徒被侮辱。此行动迅速蔓延至全国。

8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会的决定”(即十六条)。

12月公开的圣诞崇拜禁止。红卫兵进入各大城市展开文化大革命。

1967年 4月复活节崇拜被禁。

安排外宾参加宗教活动。1971年 4月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恢复部分活动，美国乒乓队访问中国大陆，一队员报告说他看不到任何基督教迹象和基督徒。

8月3日一些曾在劳改营劳改的牧师和传道人被派回广州负责接待外国访问的宗教人士。

1972年 1月在北京恢复有专为外交人员而设的主日弥撒。

12月外侨在北京庆祝圣诞。

1975年 1月17日中共通过新宪法，第二十八条列明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

1976年 2月加拿大长老会的E.H.Johnston访问中国大陆，会见丁光训。丁说南京神学院仍有12名教授，8名助教，都是由各三自机构支援的，他们正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课。他并说基督教已非专业化，基督徒聚会通常不在星期日，也不在教堂举行。

1977年 3月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恢复进行各方面工作。

8月8日加拿大基督教会中国研究计划主任，应中国对外友好协会邀请访问中国大陆一个月。

9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研究宗教，批判神学”一文，作者任继愈，重申“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并“深入揭露宗教神学用以论证教义的种种谬论”。

叶剑英提出要正确执行宗教政策。10月27日全国四届人大常委会议中，成立了中国宗教学学会，1978年 2月全国宗教学研究会议在昆明举行，且留下3至5席位给港澳代表。

3月1日 16名宗教人士参加第五届政协。

4月10日首次宗教学研究规定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主张用马克斯主义观点研究教会历史。

12月30日中国无神论学会成立，其目的要“继承历史上无神论思想，推动无神论研究”。

1979年 1月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成立，目的为从宗教的历史和现状出发，对宗教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

2月全国首次宗教学研究规画会议，制定8年全国宗教学研究计划。

4月9日宁波教会重开，为文革后第一间重开教会。

6月4-6日上海三自召开第三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恢复组织。

7月海外一基督教机构秘密私运超过一百万本圣经进入中国。

8月29日中国宗教代表团出席世界宗教和平会议第三届大会，丁光训是团员之一。

9月2日上海沐恩堂恢复崇拜。

9月17日中国三自会主席吴耀宗病逝，年八十六岁。9月30日广州东山堂重开。

1980年 1月9日王明道获释，返回上海居所。

2月25-1日中国三自会常委会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有来自16省市的37人参加。会议肯定三自政策；决定重印圣经，印行赞美诗和属灵书籍；恢复出版《天风》；促神学院复课；筹组全国的教务机构，并发表“告全国主内弟兄姊妹书”。

3月8日上海举行十年来第一次基督教婚礼仪式。新娘为英国人，新郎为美国人。

为文革以来首次。4月4日福州市在1979年底开放的教堂庆祝复活节，10月6-13日中国基督教第三届全国会在南京举行，来自各地的176名代表，肯定三自运动政策和原则，成立全国性教会机构，命名“中国基督教协会”。它和三自会分工合作，主要任务为教牧工作，栽培传道人，出版圣经灵修书刊，加强与各地教会和信徒的联络。

10月20日《天风》覆刊。

12月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函授科编印神学课程函授教材，印数一万份。

12月6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及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联合在上海青年会礼堂举行茶会、宣布青年会正式恢复活动，有150多人参加。

12月23日丁光训发表“十四点看法”，阐释了三自会在对外关系上的原则。

1981年 2月28日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开课，共有47名学生。

3月-4月全国三自会及中国基督教协会派出8人代表团访港，出席“亚洲基督徒见证谘询会议”，并与港教会人士接触及研讨。

4月 “真道号”福音船(M.V.Logos)访问上海15天，部分船员参加公开教会崇拜。

5月5日福建三自会开办“义工进修班”，自此，其他地区亦相继举办。6月18日加拿大基督教联合会代表团17人应三自会的邀请，赴中国作18天访问。

9月12-21日香港教会团体领袖18人应中国基督教协会邀请访问内地，行程包括上海、南京、北京及广州。

10月2日中国基督教7名代表与另3名中国天主教代表同往加拿大蒙特利尔，参加由加拿大基督教协会主办的国际会议“新的开端”。

12月14日据新华社报导，中共官员说反动的名国传教士和“反革命分子”已渗透到中国大陆重新活动的教堂。

12月12-30日

美国基督教协进会代表团一行16人应中国三自会及全国基督教协会之邀请访问大陆。

1982年 1月8日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一行3人应丁光训邀请到南京作私人访问。

3月29日云南省三自会和基督教协会通过“关于维护正常宗教活动的决定”，据报类似的文件在其他地区也有颁布。

4月27日澳洲基督教协会访问团低北京访问。

8月云南省三自会要求家庭教会登记，同时解散140处聚会点。

9月19-24日三自、基协常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听取统战部及宗教事务局讲述宗教政策，并肯定了“定片、定点、定人”的“三定政策”。

10月丁光训访欧时表示，中国有基督徒200至300万。

12月4日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新宪法，其中第三十六条，有“信仰宗教自由”修款。

12月5日广州三自会发布“关于拥护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处，制止林献羔违法活动的口头宣传资料”，在林献羔家中举行的崇拜聚会随即停止。

讨论“坚决抵制李常受的异1983年 5月5日全国两会在上海召开会议，端邪说”。稍后宗教事务局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抵制李常受的呼喊派，呼喊派负责人大量被捕。7月13日福建神学院招生40人。

1984年 3月12-6日由丁光训、韩文藻率领的中国基督教代表团，一行11人经香港前往澳洲及新西兰访问。

4月-5月云南出版曲文《新约全书》第一版一万册，僳僳文圣经一万五千本。

5月20日丁光训在第六届人大二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中透露，全国有1600间基督教堂和300万基督徒。

8月2-8日全国两会常务会议在北京举行，达成决议包括：

1.撤换三自会极左分子，即所谓“一贯正确”人物；

2.强调各地统战及宗教部门干部要吃透宗教政策；

3.要扩大团结面(就是不明道理也要团结)；

4.教会要向外开放(引进国外亲友的技术和资金)。

8月5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杨静仁在三自三十周年庆祝会上讲话，指责海外福音广播工作及反华势力。

9月5-9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姬鹏飞及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代局长任务之接见香港基督教领袖，透露“三互”政策。

9月7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副会长，基协副会长江文汉逝世。

《金陵协和神学志》覆刊。

11月11日德兰修女获全国两会邀请，访问中国。

12月23日香港《基督教周报》报导：三自会蔡文浩牧师称全国已印刷圣经130万本；《赞美诗新编》25万本。

1985年 1月据《中共问题资料双周》第141期报导，中共内部传达“宗教七禁”。内容包括：1.禁止家庭聚会；2.禁此秘密祈祷；3.禁止政治涉入；4.禁止跨县传教、讲道；5.禁止与外国教会秘密联系；6.禁止私自转让圣经书籍；7.禁止私建教堂。2月18日《光明日报》表“正确理解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的文章。

3月5日上海华东神学院成立。

3月22日丁光训接受香港一份基督教刊物访问时称，政府无压迫家庭教会，并表示两年内中国将成立联合教会。

4月10日宗教事务局局长任务之表示香港宣教士不得入内地传教。

4月19日爱德基金会在南京成立，丁光训为董事长。

5月江苏省两会印行《关于教会按立圣职、受洗、经济管理的条例》。

6月5日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重开后首届毕业生95名。

7月2日福建神学院重开后首届毕业神学生60名。

7月3日 1960年以反革命叛国罪被判无期徒刑的天主教上海主教袭品梅获准假释出狱。

7月14－27日

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举行40年来首次基督教研讨会，主题为“在中国为基督作见证”，有200人参加。

8月16－23日

全国神学教育座谈会在浙江莫干山举行。会上提出目前神学教育困难包括：1.选苗问题；2.师资缺乏；3.课程问题；4.管理问题。

9月12日浙江神学院开课。

10月27日丁光训指出全国开放及新建教堂已达4000间，聚会点则有3万多个。

11月《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赵复三篇文章：“对宗教需要有更科学全面的认识”。

1986年 4月1日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任务之等4人代表团访问香港。4月－5月上海宗教事务局召开会议，邀请家庭教会负责人参加。第一天会上宣布此会议由政府宗教部门召开，非三自召开。第二天，编排小组时发现，每组均有三自成员，讨论内容集中于参加三自的好处与不参加的弊点。会议成期15天。

《基督教周报》报导，《天路历程》中文译本在上海发行20万本，3天内即告售光！

7月5日一个名为“天父的儿女”邪教组织渗透内地大专院校，利用色情刊物及卖淫等方式吸收青年成员。据中国警方透露，已捕获该组织119名成员。

8月南非圣公会大主教杜图到华访问。

8月16－２3日

中国基督教第四届全国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报告指出内地教堂超过4000所，神学院10所，基督徒3000万人，神职人员6000人。丁光训连任三自主席及基协会长。

9月北京燕京神学院成立，学制分初(1年)、中(2年)、高(4年)3种。

9月25日广东协和神学院覆校。

1987年 1月16日山西省基督教第一届代表会议通过“开于坚持正常宗教活动的九项守则”，严格执行地方上宗教政策。具体规定包括：“未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宣传品，应及时上缴或拒绝接受”、“抵制以传福音为名进行的医病赶鬼等非法活动”、“讲道应积极地引导信徒爱国爱教”等。

1月21日江苏省两会召开会议，通报1987年工作包括：为杜绝“自由传道”乱讲传、赶鬼医病、骗取钱财、造成混乱，省两会拟深入基层教会作调查，先选个别县作试点，试行颁发“传道证”。

2月3日全国两会会务会议在杭州举行，提到中国教会已从1980年的恢复阶段，进入建设阶段。要从恢复礼拜堂，转移到以搞好教会自治、自养、自传为主要任务。又强调农村教会工作重要性及提防海外反华命势力的渗透。3月宗教事务局局长任务之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不要求宗教信徒放弃他们的信仰，只要求他们不进行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又要求宗教不得干预政治、司法和教育。

5月初美国联会卫理公会中国小组主任高恩牧师赴京访问丁光训，谈及中国教会与香港教会问题。丁光训指出：香港任何团体针对大陆进行传教运动，是违反中英联会声明的。

5月12日据报导，安徽某男子声称某月某日，“天堂游船”降临，并招募农民在河边等候。结果“天堂游船”迟迟没有出现，6名农民便投下海中溺毙。

5月下旬继“天父的儿女”活跃于内地大专院校，又有外星人教派的传道人在活动。一名男子自称是外星人后裔，赴北京宣称他进行了十年的“雷尔运动”，即迎接造物主耶路西外星人降临的运动。

6月国务院发出《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非法出版活动，主要以针对黄色书刊及迷信刊物为主。某些家庭教会因私自印刷属灵小册而遭查禁。

6月25日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颁定《广州市宗教事务行政管理暂行规定》，共6条，于7月1日开始实施。

9月南京爱德印刷厂开始印刷圣经。

全国基协统计，中国有教会4044所，聚会点16868个，信徒3，386，611人，同工4574人，神学院11间。

10月山东神学院成立，成为中国大陆第十一间神学院。

1988年 1月5日天主教上海教区原主教袭品梅正式获法院裁定，减免剩余的假释考验期，并恢复政治权利。

3月陕西基督教圣经学校成立，为中国大陆第十二神学院校。

4月国务院宗教法进行座谈，整理成“国务院宗教法起草小组的报告”。

4至8月广州市包括林献羔主持的大马站教会在内约33个家庭聚会点接获警告，要求各聚会点必须加入三自会，否则便要停止聚会。4月13日葛培理应“对外友好协会”和“基协”的邀请，往北京、南京、上海、广州作为期两周的访问。

4月24日据报导，河南家庭教会传道人徐永泽，在北京月坛公园被捕。徐氏前往北京原是希望会晤正在中国访问的葛培理，却于途中被捕。

6月26日孙彦理和沈以藩在上海沐恩堂被按立为主教。此为中国基督教会30多年来首次按立新主教。

10月丁光训与汪维藩联名发展中国统战理论研究会论文“近几年宗教研究上若干突破”专文，以因应大陆社会科学界日趋活跃的宗教研究。

至1988年底内地有教堂6375所，12月全国两会发表的统计数字显示，聚会点20，602处，信徒4，551，981人，同工12，060人，神学生711人。

1989年 3月5日第一所东正教堂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正式开放。

5月18日中国基督教两会出席第二届洛桑会议。有条件地邀请三自会及家庭教会出席第二届洛桑会议为注入宗教对立，是分裂中国教会及违反中国宪法的行为。

针对学生在北京的绝食示威行动，丁光训发表了“我们基督教界声授学生爱国行动”的声明，并称基督徒也参加示威游行。

5月24-25日

两会在上海的政协委员及常致函全国人大及政府，呼吁召开紧急会议，解决学生及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

6月4日解放军镇压在北京示威的民众，当局大力逮捕民运分子。

6月9日全国三自会副主席赵复三在巴黎出席联合国教科文会议后，因曾表态支援学运而决定不回国。

6月20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召开会议，表示完全拥护第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各项决议，即武力处理天安门事，推举江泽民取代赵紫阳任党总书记的会议决定。

6月27日全国三自及基协发表声明，拥护第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决定。多个省市两会亦表示支援平息“反革命**”。11月7日全国两会于上海举行会务扩大会议，强调理顺三自、基协及教会之关系，并设立四个委员会，出版三自运动文献，设立神学教育基金，出版圣经及基督教文字。

1990年 9月丁光训主教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强调坚持“第19号文件”为宗教政策的基础，反对以行政命令的手段干预宗教活动。并把东欧政变与教会的关系归结为民族问题并强调党要落实民族和宗教政策，继续进行向来取得成效的宗教统战工作。

1991年 2月中国基督教协会获得世界基督教协会的会员资格。

6月中共中央颁发“第6号文件”，加强对宗教活动的管理，提出所有宗教场所需登记，不允许境外团体干预及进行传教活动，而所有境外宗教团体的捐赠及访问需由省级以上政府或宗教事务局批，以及明言党员不得信教。

7月28日王明道在上海病逝，安息主怀，享年九十一岁。

8月中国教育部颁发一份关于防止宗教对学校教育影响的文件，指出要坚持宗教与教育分离的原则，并对宗教妨碍教育情况严重的地方，指出要在政府领导下进行综合治理。

11月国务院发表《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文中提及中国宪法保障人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保护正常宗教活动的合法权益，并称没有信徒是因信教而被捕的。

1993年 9月3日梵蒂冈代表红衣主教埃及加雷抵达北京进行6天的访问，他是57年中梵断绝关系后首次访华的梵蒂冈高级官员。

11月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发表有关“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讲话，表示宗教人士要以支援党及政府的领导作为大前题，接受法律的规范，努力发挥宗教人士对社会的积极性。

1994年 1月31日中国总理李鹏签署了两项有关宗教的第144号及145法令，进一步限制境内宗教活动：禁止外国人在大陆传教及要求所有宗教场所进行登记。

2月11日 7位外国人因反第144及145号法令，在河南省被拘留四天。3至4月大陆政府开始对犯罪活动进行“严打”，有些家庭聚会点也受到牵连，不少信徒被捕，聚会点被抄。据报导，上海市政府在三月要求国际基督教协会并在四月要求上海国际信徒会停止活动。

7月当局进行的“严打”活动转向针对“呼减派”，不少的呼喊派信徒被抓，同时，当局也要求家庭聚会点进行登记，而没有登记的教会则被罚款，抄家，有些地区的信徒甚至被捕。

8月据海外报导，北京家庭教会领袖，八十二岁的袁相忱，在不愿向官方登记的情况下，自愿停止有聚会点的家庭聚会。但后来信徒仍继续到来聚会，公安也禁止不了。

8月7日中国基督教协会副会长并总干事，上海市基督教教务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第八届委员，沈以藩主教，在山东因心藏病发去世，享年六十六岁。

名为“宗教文化1995年 2月第一间由政府营办的宗教出版社正式成立，出版社”，出版范围包括宗教政策、宗教学理论、宗教历史、文化研究及各类宗教经典等。

2月7日上海当局拘捕了邪教组织“被立王”的首领吴扬明。他宣传自己是“被立的王”，以自己为基督，奸淫妇女达百人，影响曾遍及数个省份。

11月6日据海外报导，大陆有关部门下达了一份《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宗教组织团体的领导和监督》的文件及《关于宗教组织、势力在城市、农村活动情况》的调查报告，显示大陆现有各种宗教信仰的教徒合共7，000多万人，其中天主教及基督教信徒有2，500多万人。报告指出教会在社会上已形成一股有形、无形的政治意识力量，并正在迅速发生作用。

1996年 1月14日中国国务院国务委员司马义，艾贾提在全国宗教局长会议上，列出对宗教活动所进行登记作为全年首要的宗教工作，并要着“抓重点、攻难点、解决热点问题”，加强对宗教活动的规范。

6月温州有多位儿童主日学领袖被捕并被判多年劳改。

6月广东省一位年青牧师因为到其他县去传福音而被三自会组织禁止，后被掠夺牧师职份。7月1日由8间基督教出版机构组成的香港基督教出版联会访问团，到大陆探访多间神学院及教会，并将1，000本属灵书籍赠送予上海华东神学院，又于7月5日把近百本属灵书籍赠送给南京金陆神学院。

9月深圳有信徒领袖私自印刷属灵书籍被抄家和拘留审问。

12月9日-97年1月2日

第六届全国基督教会议在北京举行，韩文藻发表《两会工作联合报告》，信徒人数由1994年500多万，增长至1，000多万；教会由七千多间发展至12，000多间；聚会点则由20，000个增加至25，000多个。另外，牧师人数约有1，000，其中800个是在1992年间按立的，而在17所神学院及培训中心毕业的神学生约有2，700位。

1997年 1月《天风》发表1980年至1996年12月31日期间，在大陆正式印刷及发行的各类圣经总达17，180，920册。

1月3日身兼三自会主席及基协会长的丁光训主教正式退休。新的三自会主席为罗冠宗，基协会长为韩文藻。

4月2日南京爱德印刷公司印制的各种版本圣经已经己达1，500万册。

7月7日全国两会负责人罗冠宗、韩文藻就海外对大陆基督教状况的指责，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自1980年起大陆共发行印刷了圣经1，800万册；近十多年来已有3，200神学生毕业，目前在读神学生共1，296人。

7月22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世界宗教报告，指责中国限制宗教自由并扣押河南教会领袖。

9月《天风》杂志发表《吴耀宗先生不容诬蔑》的评论员文章，点名批评香港建道学院梁家麟博士的《吴耀宗三论》一书。

10月16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白皮书强调宗教事务及团体不受外国势力支配，反对藉宗教干涉内政，并称无人因信教被惩处，政府不干涉团体内部事务。

10月17日云南有一著名家庭教会领袖被补。四个月后才被释放。11月4日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韩文藻发表《致海外中国教会朋友们的公开信》，指责美国南浸会国际差传部对中国采取“双轨策略”，在中国大陆从事“传教活动”。

11月5日大陆爱德基金会在其出版物《Annity News Service》上报导大陆有基督徒1，000-1，400万，牧师1，500名，其他全职教会事奉人员16，500人。

1998年 2月国务院宗教局长叶小文和中国基协会长韩文藻及中国三自会秘书长邓福村，应葛培理邀请到美国访问。在此期间三位美国宗袖应江泽民的邀请受克林顿指派访问中国大陆。

3月中国自三会出版记念丁光训九十岁诞生神学集。

丁光训在人明日报发表文章指责年轻传道人及神学院强调和传讲基督再回来的资讯。

4月温州有一家庭教会领袖因“在外地从事宗教活动”被抄家并扣留审问。后罚款二万元释放。

7月美国克林顿总统访华，并在北京崇文门教堂作礼拜。

北京家庭教会领袖袁相忱在一租用会场为信徒公开施洗而被捕。

12月26日深圳有五百基督徒聚集庆祝圣诞节，在讲道中被公安围捕。一百一十人被登记，五位领袖被捉去问话并限制活动。

1999年 1月陕西省多位家庭教会领袖因“有组织的宗教活动”而被捕。

5月三自会要求各省教会领导人和教牧同工应着丁光训的思想路线再学习，并表态神学立场。多位神学院老师和学生离去。

7月28日中国政府宣布“法轮功”为非法组织，是邪教，并全国捕捉法轮功领袖和禁止信徒练功。预计有数万人被捕，多数被审问和罚款，然后放人。至九九年十二月止，香港星岛日报报告预计有三千七百多人被送往劳改营接受思想改造。

7月香港多份报纸报导一位多次被禁止到北京去的外省天主教神父到北京主领弥撒后被发现打死，尸体被丢弃街上。

8月河南省有八位家庭教会领袖在聚会时被捕。10月吉林省一位家庭教会领袖因私下印刷属灵书籍被补，被监九个月，后交还罚款三万八千元得释放。

11月全国进行第二轮打击法轮功活动。

11月山东省有一家庭聚会点在聚会时，公安派三辆卡车把八十多位信徒载走。以对付法轮功邪教手法，每人罚款二百至六百元才放人。即使三自教会派代表来求情说这些信徒是基督教徒，还是无法解决，必须罚款才放人。

2000年 7月河南方城灵恩派教会一百卅多人被公安拘补。后来继续拘留一百零八人，其中有三位是台湾去的信徒。

篇2：中国教会历史年表

一、原始社会（约170万年前到约公元前21世纪）

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生活在云南元谋一带

约70-20万年前北京人生活在北京周口店一带

约1.8万年前山顶洞人开始氏族公社的生活

约0.5-0.7万年前河姆渡、半坡母系氏族公社

约0.4-0.5万年前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父系氏族公社

约4000多年前传说中的炎帝、黄帝、尧、舜、禹时期

二、奴隶社会（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476年）

夏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

公元前2070年禹传予启，夏朝建立

商公元前1600 年到公元前1046年

公元前1600年商汤灭夏，商朝建立

公元前1300年商王盘庚迁都殷

西周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771年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西周开始

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

公元前771年犬戎攻入镐京，西周结束

春秋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东周开始

三、封建社会（公元前475年到公元1840年）

战国（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

公元前356年商鞅开始变法

秦（公元前221年到公元前206年）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秦始皇确立郡县制，统一货币、度量衡和文字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爆发

公元前207年巨鹿之战

公元前206年刘邦攻入咸阳，秦亡

公元前206年—公元前202年楚汉之争

西汉（公元前202年到公元8年）

公元前202年西汉建立

公元前138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

公元8年王莽夺取西汉政权，改国号新

东汉（25年到220年）

25年东汉建立

73年班超出使西域

105年蔡伦改进造纸术

132年张衡发明地动仪

166年大秦王安敦派使臣到中国

184年张角领导黄巾起义

200年官渡之战

208年赤避之战

三国（220年到280年）

220年魏国建立

221年蜀国建立

222年吴国建立

230年吴派卫温等率军队到台湾

263年魏灭蜀

265年西晋建立，魏亡

西晋（265年到316年）

280年东晋灭吴

316年匈奴攻占长安，西晋结束

东晋（317年到420年）

317年东晋建立

383年淝水之战

南北朝（420年到589年）

420年南朝宋建立

494年年到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

隋（581年到618）

581年隋朝建立

589年隋统一南北方

605年开始开通大运河

611年隋末农民起义开始，山东长白山农民起义爆发

唐（618年到907年）

618年唐朝建立，隋朝灭亡

627年-649年贞观之治

713年-741年开元盛世

755年-763年安史之乱

875年-884年唐末农民战争

五代（907年到960年）

907年后梁建立，唐亡，五代开始

916年阿保机建立契丹国

北宋（960年到1127年）

960年北宋建立

1005年宋、辽澶渊之盟 1038年元昊建立西夏

11世纪中期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

1069年王安石开始变法

1115年阿骨打建立金

1125年金灭辽

南宋（1127年到1276年）

1127年金灭北宋，南宋开始

1140年宋、金郾城大战

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政权

元（1271年到1368年）

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元

1276年元灭南宋

明（1368年到1644年）

1368年明朝建立，元朝结束

1405年-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

16世纪中期戚继光抗日倭

1553年葡萄牙攫取澳门居住权

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

1628年明末农民战争爆发

清（1636年到1911年）

1636年后金改国号为清

1644年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农民军攻占北京，明亡

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

1673年三藩叛乱开始

1684年清朝设置台湾府

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

1771年土尔扈特部重返祖国

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

1840年-1842年鸦片战争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

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无产阶级产生

1851年金田起义、太平天国建立

1856年-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8年《爱珲条约》《天津条约》的签订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华民族资产阶级产生

1860年《北京条约》的签订

19世纪60到90年代洋务运动

1864年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1883年-1885年中法战争

1894年-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

19世纪90年代帝国主义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

1898年戊戌变法

1900年义和团运动高潮,八国联军侵略中国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

1911年黄花岗起义、保路运动、武昌起义

四、近代史

民国（1912年到1949年）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

1913年二次革命

1915年新文化运动、护国运动开始

1916年袁世凯恢复帝制失败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1925年五卅惨案、五卅反帝运动爆发

1926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南昌起义

1928年井冈山会师

1931年九·一八事变

1934年红军长征开始

1936年西安事变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军南京大屠杀

1940年百团大战

1941年皖南事变

1947年发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运动

五、现代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

1952年彻底废除封建剥削制度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诞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1976年四五运动，文化大革命结束

1978年改革开放

1992年邓小平讲话，加快改革开放

1997年香港回归

篇3：中国教会历史年表

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就是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也有其内因与外因。内因概括起来有二:一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二是中国革命的内在需要。外因的作用概括起来也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另一方面是马克思是先进文化的传人。

1.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政党是阶级的政治代表,列宁说:“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是阶级的领导者和组织。”“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近代以来,任何新生阶级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出现本阶级的政治代表,西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出现,说明了这一客观规律。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共产党的产生,也不例外,无产阶级是近代工业的产物,中国无产阶级是随着近代中国新式企业的出现而产生的。从19 世纪四五十年代起,它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产生、壮大起来。1894 年,中国近代产业工人已有约10 万人以上。到1919 年五四运动前,已增至200 万人左右。随着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中国的工人运动也不断发展,由自发阶段向自觉阶段过渡。工人阶级的壮大,政党的出现成为历史的必然,这是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内因。而先进文化的向导也成为历史的必然。

2.中国革命的内在需要。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革命的内在需要。我们知道,中国的民主革命,从一般意义上说,开始于中国社会性质及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之初。从那时起,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康有为、梁起超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都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起过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农民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阶级局限,使这两次运动均以失败告终。更有完全意义的孙中山所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最后也是失败。那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不断激化又是必然和不可避免的,它将推动革命向前发展。谁有能力提出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革命纲领,谁能推动革命,成为革命的领导者,中国的无产阶级,其在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地位,决定了它革命的坚决性和彻底性,因此,它(通过其政治代表)能够提出这样的革命纲领,成为革命的领导者。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是应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需要,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需要向前发展的要求而产生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内因之一。我们纵观几次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原因,不难看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没有革命理论的向导作用。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并在这种革命理论的指引下,领导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3.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1917 年十月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摆脱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树立了榜样,给中国进步的思想界带来了希望,这种希望就是先进文化———马列主义的向导作用,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就是沿着布尔什维克党的路子走出来的。

4.马列主义是先进文化代表。十月革命后,一些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很快便接受并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的杰出代表就是李大钊。他在1918 年11 月发表的《庶民的胜利》的著名演说,以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1919 年元旦发表的(新纪元)等文章中,热情洋溢地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及其伟大意义,“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这是他的预言,这预言激励着共产党人为之而奋斗。由于马克思主义这种外来的先进的文化的开始传播,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一些激进民主主义者,便逐步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者。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进一步发展为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主的思想解放运动。宣传社会主义思潮和革命思想的社团、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如《新青年》杂志逐渐成为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较大影响的刊物。《湘江评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随着马克思主义这种先进文化的传播,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成长起来,开始形成了一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队伍。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可以说,马列主义是先进文化代表对我党的成立起到不可估量的外因作用。

二、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发展是探索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历程

文化是20 世纪人类社会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在新世纪里,文化更是成为世界各国政治家、思想家和各门学科学者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同样作为中国政治家和思想家的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对这个问题很关注。她除了宣传马列主义这种先进文化之外,还大力探索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可以说,她的历史是探索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历史。

1.中国共产党是优秀文化遗产的集大成者。中华文化是惟一历经从人类文化的源起、生长、发展、壮大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她有许多优秀成果,人们把她统称为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曾经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在人类文明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中国共产党没有丢掉这份丰厚的文化遗产,而是把它发扬光大。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化特质“德”,中国共产党把她运用到干部的考核和任用标准上,并对“德”赋予新的内容。还有其他许多方面,多得举不胜举。

2.中国共产党是人类新文化创造者。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先进文化发展必然产物,更是中国新文化的创造者和保卫者,也是人类新文化的创造者和保卫者。“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人民掌握了马列主义的新文化,产生了由共产党所领导的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形成了无产阶级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伟大代表。在几十年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持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同形形式式的反动派、复古派、殖民派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坚持和捍卫了“五四”运动的文化方向,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十分重视思想文化建设,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爱祖国、爱人民、爱集体、爱劳动、爱科学的社会风气,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大力发展繁荣科学教育文化事业。中国共产党在怎样代表先进文化的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在思想文化领域通过“大批判”来实行“全面专政”,结果恰恰是阻碍以至破坏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党认真总结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经验教训。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放到了突出位置。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强调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使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推进到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在这新阶段里,中国共产党也结合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创造了邓小平理论这种新的先进文化。并用邓论作为向导,抵制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捍卫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已经越过国界,带有世界性的指导作用,特别是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的解体后,这种指导作用的榜样性越来越明显,已成为人类先进文化的伟大代表———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这样说,它不仅是中国先进文化的文化代表,而且是人类先进伟大代表。

3.三代领导人对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探索。“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人民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产生了由共产党所领导的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支生力军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领导下,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无不发生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其动员之广泛,响应之热烈,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第一代领导人把马列主义这种先进文化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了中国先进文化———毛泽东思想。并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高度重视思想文化建设。

十—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认真总结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经验教训,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摆到突出位置。新时期一开始,邓小平同志就强调“两个文明”一起抓,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些观点已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同志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同志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强调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一时的发展。这一时期,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现了从适应以阶级斗争为纲向适应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上转变,实现了从适应计划经济向适应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开创了繁荣发展的新局面,进入了—个崭新的境界,为促进改革开放、维护社会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摘要：从历史发展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成长和发展的历史,正是探索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历史。这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就是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其诞生的内因一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二是中国革命的内在需要;外因一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二是马克思主义这种先进文化的传入。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发展是探索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结果。

篇4：中国教会历史年表

[关键词]中国法；西方法；中国法律史

[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9)04-0086-06

(一)

今人讨论中国法律史的学术史，多溯至清末梁启超于1904年写成的《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一文。其在该文中论及法律发展的阶段是由习惯、习惯法、成文法、公布的单行法、法典这一顺序递嬗的，并指出中国古代成文法的不足以及法典编纂的若干问题。梁治平教授认为，在梁文之前的学者诸如沈家本所著《历代刑法考》等只能归于传统律学，而梁启超之所以能称为“第一部中国人自己的中国法律史”，是因为：

(梁)从一种普遍主义的立场出发，运用当时流行的实证主义法律观和社会进化论，批判性的重写了中国法律史。这种对历史的重述既是放眼世界，也是面向未来的。……(梁)参考和引用东西洋社会科学和法学论著。借用西方法律学说、理论、分类和术语构筑中国法律史架构。……为后来的法制史研究所吸收，成为学科发展的基础。

何勤华教授也谈到，梁文“用西方的法学观来研究中国的成文法”，“从根本上抽掉了中华法系存在的根基，并阐明了用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法律来取代他的主要理由”。而之后由杨鸿烈所著另一部极具影响的著作《中国法律发达史》，也基本沿袭了梁启超所开创的以西方法视角研究中国法内容的模式，比如在研究中国古代刑法时，使用的分类是刑法总则和刑法分则；在研究中国古代民事法律时，是以人、法人、法律行为、行为能力、所有权、债权等作为论述的基本结构，而这些都是西方法的概念和原理，而从未出现在中国传统法律的分类和术语之中。这样的分类显然已背离了中国法的历史事实。

在清末民初那样一个“中国由文变野，实际处于‘世界’边缘甚至未能‘进入’世界的背景之下”，以考据为特征的传统律学自然被纳入需要变革的“旧学”队伍中，而借助西方法学概念和体系重写中国法律的历史，自然成了“科学”之举。梁启超和杨鸿烈等人运用西方法学概念和方法，对中国历史中的法律问题进行重述，使其论著与传统的中国律学考证著作区分甚大，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法律史著作，也正是通过这样一个西方法与中国史的学术嫁接过程，中国法律史学科本身才得以在现代学术体系中找到自身的定位，从而在一个完全以西方法为基础的现代法学学科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并发展至今。因此，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中国法律史自其诞生之日起，便是以西方法的模具套用于中国历史之上，从中抽离出符合西方法律标准的史料加以体系化叙述。于是，在此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中国法律史教材和著作，均以此为出发点展开论述，体例虽有些许差别但基本模式几无外于此者。

由于中国法的近代化是在借鉴西方法典改造中国旧有律例的基础上开展的，因此套用西方法于中国史而形成的中国法律史在近百年的发展中，对中国法近代化的贡献不可替代。“这种模式虽然会带来因今人立场来诠释古人的思想而出现误读、误解的弊端，但对沟通古人和今人的思想、使现代读者更好的了解、理解古代的制度和思想是非常适合的。”一方面，中国法律史借助西方法治观念对中国传统法律诸如重刑责轻私权、重实体轻程序等方面进行了批判，促使中国近代法律变革走向民刑分离，重视私法，产生独立的司法程序和司法机构。另一方面，中国法律史学者也多基于了解之同情，为中国法律传统文化异于西方之处给予了解释和辩驳。但总体而言，基于西方法的立场而对中国法律传统进行批判是中国法律史发展的主轴，即便是对于中国传统法律的同情和理解，也在相当程度上是以西方法为标尺，如论证中国古代早已有了较为系统的民法规则、有了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之分等，进而求诸一种在中国传统法律中找寻现代西方法因素的论证模式。

然而，无论是运用西方法对中国法律史进行体系化改造和批判，还是设法论证中国历史上早就有了西方法的某些因素，都未能摆脱以西方为中心的史观研究中国法律史，可称之为研究“西方法在中国的历史”，而非真正的研究“中国法的历史”。因此，就目前的中国法律史而言，“用西方学者在研究西方社会过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来分析和解释中国法律史，难免‘枘凿’，得出的结论也难免‘尴尬’”。这种尴尬不仅体现于中国法律史的学术研究方法与成果，也表现在近年来中国法律史学科发展自我模糊的困境中。

(二)

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对象是中国法的历史或者说历史上(传统)的中国法，似不言自明，但究竟何谓传统意义的中国法，则见仁见智，而对此问题的不同理解将直接影响中国法律史的整个研究态势。以西方法视角看之，中国法律史自然要研究中国古代的“民法”、“刑法”、“诉讼法”、“行政法”，由于这些法律是隐藏在诸法合体的历代典章律例之中，因此，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就是将历朝历代典章律例按照六法体系逐一划分，归类处理，从中找出对应法律制度进行中国民法、中国刑法、中国诉讼制度史的研究，进而构成了这一模式下中国法律史的主要任务和研究内容。然而这样的研究根本上忽视了中国法与西方法的巨大差异，以解释西方法的合理性抹杀了中国法的合理性，论证了西方法的普适性而削弱了中国法的主体性。

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法所存在的社会基础与价值体系均有着自身独有的特点，甚而言之，中国的“法”与西方的“法”本身就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对此学界虽多有论及，但将此重要前提体现于中国法律史论著之中者实少之又少。为寻找中国历史中具有的现代部门法规范，学者多将中国历代全国性的典章制度与大陆法系的六法体系进行削足适履的比较研究。此种做法实际上极大地缩小了中国法的范围，并未能够触及到在传统中国真正规范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和制约地方官员裁断纠纷的司法规则，更难以揭示出中国传统社会的有序传承是在何种“法”的运行之下达成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法律史学界“研究法律文本的多，研究法律实践的少，研究精英人物的多，研究下层人民的少。法律史成为法律文本的历史，成为精英的法律史”。因此，要还原对中国法历史的研究，就应当摆脱一种重视法文本、轻视法实践的研究思路，而将视角重点转向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约束人们行为的是什么”和“约束纠纷裁断的是什么”问题上来，

并依循这两个问题来发掘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对象。

张伟仁曾批评道，日本学者滋贺秀三和国内的许多学者以西方的语言和思考方式提出问题，然后在中国的资料里去找寻类似西方对那些问题所作的答案，因为找不到，失望之余，得出“无话可说”结论。他进而指出中国社会有着与西方社会迥异的规则体系：

道是最宽广的顶层，法是最狭窄的基层，德、礼、习俗、乡约、家乘、行规等分别构成了中间的层次，看起来像个倒立的金字塔。在实际生活中，人们虽然受到各层规范的拘束，但在决定是否遵循某一规范之时往往会考虑较高的规范才采取行动；司法者在作判决时则先看法律，因为那是最低的准则，倘若这个准则不能妥当地适用于案情，便逐步探究较高层次的规范以谋求解决。

将中国法进行多层次的划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意味着中国法的历史研究固然可以参照西方法的一些概念和原理，但要在中西文概念之间进行绝对的一对一对应、解释或比较都不足取。在传统中国，“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中国法从来都不是一个单一的、明确的、单向度的概念，中国传统社会的法也绝不仅仅是指称各朝代律例典章所载之刑名罚则。中西法的含义既不同，国家成文“法律”在中西法中的作用和地位也不同，执法者裁断纠纷时对“法”的考虑和运用也截然不同。加之中国社会历来有着话语和实践两套不同的规则体系，即俗话说的“说一套，做一套”，从而使中国历史上的“法”以现代观点看来是一种模糊的、多层次、多向度的存在。

因此，在传统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基层社会官员的纠纷裁断中，国家成文法律历来不是“法”的全部，甚至都不是“法”的主要内容。在国家的正统教育中，儒家伦常是以高出法统的道统姿态而存在，读圣人之书，守孔孟之道是理想状态下国家对老百姓的行为要求，也是老百姓最基本的行为规范缩小到一个州县、一个乡镇，一个人与人相互熟悉的小村庄的表现在这儿，人们多谙于人情世故，除了家族内部规则的约束外，知书达理、和睦对等、礼尚往来成为存于百姓心中的真实规范。与之相对应，由于国家成文法律没有成为人民日常行为的准则，基层官员为争取纠纷裁断结果的社会认同，也多以律例之外的社会行为规则作为纠纷处理的主要依据。而传统中国(争议主要在清代)纠纷裁断的依据一直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需要指出的是，对地方官员审断依据的讨论并不能仅停留在简单的“教谕式”和“依律而断”的争论中，从更为宏观的角度看，对纠纷截断依据的争论背后是如何理解中国法的问题。实际上，地方官员在审断纠纷时，其首要考虑的并不是该行为是否符合国家成文法律的规定，而是其判决如何为两造及社会所接受。国家律典既不是老百姓的行为规则，判决要取得两造特别是地方社会的认同也势必不能按照《大清律例》的规定“断罪须引律例”。地方官员要在为老百姓内心真正认同和遵守的中国的“法”的范围内寻找裁断的依据，因此无论其援引国家成文律例，抑或理、情，甚或是地方习惯等，都应当视作是地方官员“依法”处理纠纷。从这个意义上看，多层次、多向度、模糊的“法”才是最真实的中国法。

概言之，研究中国法的真实历史，就必须正视中国法的多层次、多向度特点，在“法源”方面，除国家律典外，情、理、习惯等等都是传统中国名正言顺的“法”，它们在不同的场域发挥着不同的规范作用。但同其他中文概念一样，中国“法”也是模糊的，期待给中国法一个明确的定义或是界定，本身就有违中国法的真实情况。因此，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也应当更倾向于描述性的微观研究，而非追求宏大叙事的定性研究。

(三)

正如有学者所说的，“中国法律史的史料范围基本上取决于学者研究什么?怎么研究?以及如何理解法律?……研究对象变了，史料会跟着变”。按照王国维的说法，“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中国法律史带有极强的史学色彩，对中国法史料的整理，自然应当成为中国法律史学界的重要任务。就目前的整理成果来说，由于“主流的中国法制史著述，无论出自个人还是几人，也不拘是通史、断代史或是专题研究……视角辄出于‘大传统’，讲法律总是自上而下，其视野中的史料，基本上限于正史和官方典籍”，因此对中国法史料整理的主要成就集中表现为对传统典章制度的校订出版。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中国法的特点不仅体现于其成文法律的规定，更在于其在具体社会的实现之中。将正史中典章制度的法等同于传统中国社会中的法，无疑缩小了中国法的研究范围，也局限了中国法的研究素材。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增加、地方档案的开放以及与社会转型相伴的学术转型，档案资料在法律史研究中的重要性逐渐为学界所重视，这一趋势表面上是简单的研究材料的拓展，实际上与中国法律史研究中“中国主体性”认知的加强不无关系。如果囿于寻找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西方法”，各朝各代的典章制度无疑是研究者的首选素材，而一旦学者寻求的是传统中国社会中法的真实面貌，那么情、理、习俗、村规民约等规则的载体都应当是中国法律史研究使用中更应该予以关注的本土素材。

仅举地方档案一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法律史学界对于体现中国法实践特点的地方司法档案明显重视不足。究其原因，除了研究角度和问题意识之外，经济和学风问题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研究法律史的学者缺乏财力、人力和时间去收集和整理研究素材，而依凭现有制度典章进行宏大叙事的研究似乎在学术的投入和产出比例上更有效率。将州县司法档案运用于中国法律史研究源于上世纪50年代台湾淡新档案的发现，台湾大学法律系戴炎辉教授率先整理并运用这一档案论证晚清台湾的司法问题。这一材料被美日学者发现后，极大地改变了其对中国法律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美国学者戴维德最先对淡新档案作了基本统计，成为之后许多学者的参考材料，之后美国的艾马克(Mark.A.Allee)，日本的滋贺秀三等著名学者也都开始采用淡新档案来论证或佐证个人的观点。台湾法史学者那思陆、张伟仁在其著作中也对淡新档案有所涉猎。

90年代之后，日美中国法律史学者逐渐转向对大陆所存州县档案的使用，如以黄宗智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大规模地利用四川省巴县档案进行清代和民国的法律史研究，其弟子自德瑞(Bradly W.Reed)在著作中指出，巴县档案的出现，使学者摆脱了因淡新档案过于薄弱而无法进行更彻底研究的困境。由于巴县档案的丰富和完整，近年来美国的中国法律史研究者所使用的地方档案，多以巴县档案为主，兼顾淡新等其他地区的档案材料。

在美国和日本学者的带动下，对地方档案的重视影响到中国法律史学界。例如田涛对黄岩和徽州民间契约档案的收集和研究、侯欣一对陕甘宁边区司法档案的研究、俞江对宝坻档案的研究、里赞对南部县司法档案的整理研究等等，无疑都是通过对研究材料的发掘而推进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深入。

当然，强调对地方档案的重视并不是要否定其他法律

史素材的重要性，更不是要以是否援用地方档案作为判断是否进行“中国法历史”研究的标志。地方档案作为中国法律史的研究素材并不是毫无缺陷，如地方档案集中于清朝与民国，对于近代中国法律史的研究或有裨益，对近代之前的中国法历史就无法印证，而且即便是保存良好的地方档案仍不免缺失，其记载内容也有书吏的修饰痕迹。但就其作为与西方社会相比具有的独特性而言，可以预见地方档案在相当长时间内仍将是我们研究中国法律史特别是清代及民国法律史需要进一步重视的中国法本土素材。

除了地方档案之外，研究素材的不断拓展已成为中国法律史近年来的一个可喜趋势，如苏力对传统文学典籍的分析，徐忠明对士绅日记、民间故事等材料的研究，黄源盛对民初大理院和平政院判例的整理和研究，等等。这些新材料的发现和研究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法律史研究风气的改进和问题的深入。按照徐忠明教授的归纳，除成文典章和地方档案外，中国法律史的研究素材至少应当包括“帝国官员的司法案牍、行政司法事务的指导书和官箴书、地方志、地方法(省例之类)以及习惯法；民间存留下来的法律文书，诸如契约文书、分家文书、乡规民约、家规族法、商业文书、讼师秘本乃至《万宝全书》这类民间日常生活的杂书；其他民间流播广泛的野乘传说、笔记小说、戏曲唱词、法律俗语、宝卷善书、器物图画，等等”。凡此种种，其重要性当然不可等同而论，如一些文学小说、词曲歌赋可资印证或专门进行法律与文学的研究，直接作为信史来研究法律史就略显牵强了。就目前而言，进一步发掘地方档案、法律文书仍是寻找中国法律史研究素材的主要任务。如果将中国法律史的研究素材进行简单的归类，至少应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五类：

成文典章制度：如儒家经典、成文律典、会典、则例、省例等；

司法档案：如中央成案与判例汇编、民国大理院判例、各地司法档案等；

地方法律文献：地方法律志、地契合同、族谱族规、乡规民约、商业行规、习惯调查等；

官吏日常法律资料：如官箴书、讼师秘本、判牍辑存、私家笔记等；

辅助性史料：与传统中国法和中国司法文化相关的文学、艺术作品等。

与西方法的成文性和统一性，特别是西方司法的明确性相对比，研究中国法的历史，当不可对所有的制度典籍“信以为真”，这当然不是指完全抛开成文法律来研究中国法的实践，而是在既有对成文法律的整理和研究基础上，以更广泛的本土素材来描述中国法在实践中的真实面貌。这样的研究需要的不仅仅是对官方文件的了解，更需要考虑在具体的社会背景下，行为多方当事人对法的认知和纠纷裁断中法如何得以实现。

(四)

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开始，“中国中心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流行于中国史学界，并逐渐取代原有的“西方中心观”的史学研究范式。中国法律史学界对此问题的反思不是受到史学界的影响而是伴随中国法学界开始进行法学研究的“中国主体性”整体性反思而出现。与法理学和其他部门法不同的是，中国法律史还需要努力地化解研究中国法历史“有什么用”的质疑。在梁启超的开创性工作之后，经过一代人的努力，法律史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两方面也都有了相当的发展。“人们尝试以不同方法探讨法律史，试图发现切合时代精神的历史叙述方式。”由于传统的中国法(如果如前所定义的话)的内容在西方现代法律体系下的确很难找到明确的定位，甚至一度还有着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全盘否定的极端思想，因此中国法律史要重新回到对中国法的历史研究，还必须要克服功利的研究目的，将中国法律史的研究目的从“为现代法律制度找源流、和西方法律制度比悠久”转变为“把中国法自身的问题说清楚”，从过度的价值诉求回到中道的事实描述上来，对于当下的中国法律史而言，弄清中国法的事实比评述中国法的优劣更具有学术价值。因此在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中，如果没有把中国法本身的问题搞清楚，缺乏对中国法“是什么”的描述，而一味地致力于批判或褒扬传统中国法律文化对当下的法制、法治有何障碍或优势，都会使中国法律史的研究漂浮于虚空之中，缺乏应有的根基。

进行中西法的比较研究，其价值在于找到差异而非找到共性，其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认识别人，而是更清楚地认识自己。因此将比较研究的参照物作为比较研究的目的价值评判标准甚至研究的目的实不足取。运用西方法律概念和法律原理分析和考察中国法并非完全不可，但如果将所有的中国法概念、原理完全“替换”为西方法，中国法研究的素材也仅仅是历朝历代的典章制度，而不关注中国法的实现过程，文章似可易懂、论述似可方便，中国法自身的魅力却在这词语转换和材料的局限中逐渐消逝了。正如徐忠明所言：

惟有在“解构”这种西方法学概念和法学理论宰制下的现代中国法律史叙事模式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将这套“前见”悬置起来，才有可能真正做到“回归本土”的学术研究脉络，才有可能真正“走进”历史现场，也才有可能通过文献资料这一特殊桥梁与中国古人进行直接的对话和交流；惟有如此，所谓“设身处地”的研究才有可能，与中国古人“神游冥合”(陈寅恪语)的境界才能达到；最终，我们才有可能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国法律史的真面貌和真精神。

当然，法律史与文学史、宗教史等专门史不同，由于法学(而非传统律学)本身就是一个完全的舶来品，所使用的语言是翻译过来的西方法语言，所援用的原理是翻译过来的西方法原理，因此完全脱离西方法学语境研究中国法律史恐难以做到，学者所谓的“在西方法学彰显下中国法传统与现代法精神之间的内在张力及由这种紧张所带来的矛盾与焦虑之窘境”可能还会长久存在。本文无意也不可能提出一套完全脱离于西方法概念和原理的中国法律史研究模式，但至少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不能够落人这样一种模式：每遇西法之“先进”制度，必先考证中国历朝历代典章律例，直至找到“类似”规则，之后大声宣布此制度实为中国法早已有之，以中国历史材料中找到西法渊源为荣，从而主动(或被动地)为西方法在中国的落地生根找寻法律史上的合理性。如此一来，中国法的历史研究就变成了西方法在中国的历史研究，此为影响我们认识中国历史面貌法的最大障碍，也是时下中国法律史研究缺乏“中国主体性”的主要原因。因此，如何在研究“中国法的历史”而非“西方法在中国的历史”的理论预设下，重新审视中国法本身的内涵，寻找研究中国法的本土素材，论证中国法自身的问题，恐怕是每一个中国法律史学者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篇5：超详细中国历史年表

中国历史纪念表

夏世系

1、禹――2、启 ―― 3、太康 ―― 4、仲康 ―― 5、相 ―― 6、少康 ―― 7、杼 ―― 8、槐(芬)―― 9、芒(荒)―― 10、泄(世)―― 11、不降 ―― 12、扃(局、禺)―― 13、廑 ―― 14、孔甲 ―― 15、皋(吴、皋苟)―― 16、发(发惠)―― 17、桀( 履癸 )

[夏代君主于古籍中被称为后、夏后、夏后氏，亦有称之为帝者。自启至桀凡十三代，十六传，历四百七十二年(一说四百三十二年)，是为后人所推算]

商世系

1、天乙(汤、武汤、唐、大乙)――2、外丙 ―― 3、仲壬―― 4、太甲(祖甲、太宗)―― 5、沃丁 ―― 6、太庚 ―― 7、小甲―― 8、雍己 ―― 9、太戊 ―― 10、仲丁 ―― 11、外壬 ――12、河单甲 ―― 13、祖乙 ―― 14、祖辛 ―― 15、沃甲 ―― 16、祖丁―― 17、南庚 ―― 18、阳甲 ―― 19、盘庚 ―― 20、小辛 ――21、小乙 ―― 22、武丁 ―― 23、祖庚 ―― 24、祖甲 ―― 25、廪辛 ―― 26、康丁 ―― 27、武乙 ―― 28、太丁(文丁) ―― 29、帝乙――30、帝辛(纣、受)

[商(殷)代君主在古籍和甲骨人中被称为王。自汤(天乙)至纣凡十七代，三十传，历六百二十九年。一说商凡二十九王，历四百九十六年。传承制度前期以“兄终弟及”为主，后期以“父死子继”为主。国都屡迁，至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始定都]

西周世系

1、武王(姬姓、名发)――2、成王(诵)―― 3、康王(钊)―― 4、昭王(瑕)―― 5、穆王(满)―― 6、共王 ―― 7、懿王 ―― 8、孝王―― 9、夷王 ―― 10、厉王(胡)――[共和]( 庚申前841年)―― 11、宣王 ( 甲戌前827年)―― 12、幽王(庚申前781年)

[周人原为古老部落，耕牧于渭水流域。始祖弃，被尊为农神，号称后稷。周人几经迁徙，至古公耽父，迁居于周原(今陕蚊椽山县)，始以周为国名，臣属于商。古公耽父之子季历为商王太丁所杀;季历子姬昌继立，是为文王。文王统一渭水流域，迁都于丰邑(今陕西沣水西岸)，其子姬发率诸侯东征，阵于牧野，歼灭殷商，建立周朝，定都于镐(今陕西西安市西南沣水东岸)。传至幽王，为犬戎所灭。自武王至幽王，凡十一代，十二王。西周之积年，存四说：1、自灭殷至国亡公元前257年，2、公元前400余年，3、386年，4、352年。其间，懿王死后，其叔辟方自立，是为孝王。孝王死后，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为王，是为夷王。厉王暴虐，国人流王于淄，由周、召二公执政，号曰“共和行政”。中国历史自共和元年(前841年)始有确切纪年。前此之历史年代，皆为后人所推算。

东周世系

1、平王(辛未前770年)―― 2、桓王(壬戌前7)――3、庄王(乙酉前6)―― 4、黧王(庚子前681年)――5、惠王(乙巳前676年)―― 6、襄王(庚午前651年)―― 7、顷王(癸卯前6)―― 8、匡王(己酉前6)――9、定王(乙卯前6)―― 10、简王(丙子前585年)――11、灵王(庚寅前571年)―― 12、景王(丁巳前544年)―― 13、悼王(辛巳前5)―― 14、敬王(壬午前519年)――15、元王(丙寅前475年)―― 16、贞定王(癸酉前468年)――17、哀王(庚子前441年)―― 18、思王(庚子前441年)―― 19、考王(辛丑前440年)―― 20、威烈王(丙辰前425年)――21、安王(庚辰前4)―― 22、烈王(丙午前375年)――23、显王(癸丑前368年)―― 24、慎靓王(辛丑前320年)―― 25、赧王(丁未前3)

公元前771年，犬戎杀幽王，灭西周。翌年(即前770年)，幽王太子宣臼由镐京迁都于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迁后之周王朝为东周。周赧王59年(前256年)，东周为秦所灭，共传二十五王，历时五百一十五年。

东周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至公元前476年(周敬王四十四年)之段历史时期，史称之为“春秋时期”，自公元前475年(周元王元年)至公元前2(秦王政二十六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则被称为“战国时期”

春秋世袭

战国世系

秦世系

1、秦仲 ―― 2、庄公 ―― 3、襄公 ―― 4、文公 ―― 5、宁公 ――6、出公 ―― 7、武公 ―― 8、德公 ―― 9、宣公 ―― 10、成公――11、穆公 ―― 12、康公 ―― 13、共公 ―― 14、桓公 ―― 15、景公 ―― 16、哀公 ―― 17、惠公 ―― 18、悼公(《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19、厉公 ―― 20、躁公 ―― 21、怀公 ―― 22、灵公―― 23、简公 ―― 24、惠公 ―― 25、出子 ―― 26、献公 ―― 27、孝公 ―― 28、惠文王 ―― 29、武王 ―― 30、昭王(乙卯前306年) ―― 31、孝文王(辛亥前250年)―― 32、庄襄王(壬子前249)―― 33、秦始皇(乙卯前246年)――二世皇帝(壬辰前2)

秦朝纪年表

西汉

新

东汉

三国魏

三国蜀

三国吴

西晋

东晋

汉(前赵)世系

成汉世系

十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