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选教材

中国历史文选教材（通用6篇）

篇1：中国历史文选教材

史部概述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之“春秋” 《隋书·经籍志》“史部”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

正史·纪传体

本纪-帝王的编年传记 12

纪

表

-编年大事记 10

表

书

-制度与文化的专题史 8

志

世家

-重要诸侯的传记 30

传

列传

-各类人物传记 70 《史记》

数量（130卷）

《汉书》

数量（100卷）

纪传体的特点：

1、以人物传记为中心述史，首创于司马迁《史记》；

2、体大思精，包容百科知识。

《汉书》概说

1、《汉书》的成书过程 《史记后传》（班彪，65篇）《汉书》（班固，《世祖本纪》+28篇列传、载记）《汉书》八表、天文志（班昭、马续）

2、《汉书》的体例、内容

卷数、体例：12本纪、8表、10志、70列传，凡100卷。·时间：汉高祖元年（前206）——王莽地皇四年（23），共230年的历史。

3、《汉书》史料来源

（1）武帝以前：多抄录《史记》原文，只是文字略有精简，如有的新列传，《张骞传》；增加史实，《韩信传》、《萧何传》、《卫青传》等；增加文章，《贾谊传》中增《治安策》等。（2）武帝以后：一是班彪的《史记后传》；二是各家对《史记》的续作；三是汉人的诗赋、议奏以及诸子百家、天文历法之书等。

4、《汉书》的史学贡献

（1）开纪传体断代史的先例。（2）《汉书》继承《史记》的体例，又有所变更、发展。书——>志、本纪——>纪、列传、世家——>传。

（3）开拓史学研究的新领域。“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等，都是《汉书》新创的。

（4）求实致用的史学观点。（5）《汉书》是一部文史结合的作品

5、《汉书》的不足（1）内容增入当时流行的谶纬之学，如《五行志》。

（2）是非爱憎观不如司马迁明显，明哲保身的思想比较浓厚。（3）喜用古字，古奥难解。

（三）注释、研究

1、唐颜师古

2、清王先谦

3、杨树达《汉书窥管》，对王注有补证；

4、陈直《汉书新证》，运用考古材料。

5、张汉生，《汉书著述目录考》，收录东汉至近世考校班固《汉书》的专著215种，其中现存72种，已佚96种，未见者48种。

编年体概说

1、编年体特点

以时间为经，史事为纬。

2、代表著作

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我国第一部较为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左传》 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3、编年体的优缺点 优点：

以年月为经，以事实为纬，将同时发生的历史事件备载一处，便于比较、了解各史事之间的关系；避免重复记载。缺点：

记事前后割裂，“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同时，对历史人物的生平和典章制度等史事，也无从详其原委；多记载国家大政人物；重政治事件，忽略经济文化事件。

4、《资治通鉴》（1）《通鉴》的编写：

助手：刘恕、刘攽、范祖禹。卷数：294卷。用时：19年。

断限：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共1362年。《涑水纪闻》、《稽古录》。（2）《通鉴》的特点及价值 ·“通”；

·采集史料广泛；

· 写作严谨，结构完整。

除十七史外，所引杂史诸书达数百种。于唐五代史事，甄采书籍最多，史传文集之外，还有实录、谱牒、家传、行状、小说等各种史料。《通鉴》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尤以《隋纪》、《唐纪》、《五代纪》为最。（3）对《通鉴》的注释和评论

刘安世《通鉴音义》10卷，世已失传；

（南宋）史炤《资治通鉴释文》30卷：音义训诂。历代学者评价： 胡三省：“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 王鸣盛：“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 梁启超：“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3、实录（1）定义

·编年体史书的一种，专记某皇帝在位期间的重要史实。

·一般以所记皇帝的谥号或庙号为书名，如唐《顺宗实录》或清《世祖章皇帝实录》。也有以某一王朝命名的合刊本,如《明实录》、《清实录》等。（2）沿革

·南北朝时期已有实录。

《隋书·经籍志》卷二内著录有《梁皇帝实录》三卷，周兴嗣撰，记梁武帝时史事；另有《梁皇帝实录》五卷，梁中书郎谢吴(一作昊)撰，记梁元帝时史事，是为最早的有关实录的著录。

唐以后，实录均由官修。

每当某个皇帝去世，即由继位者指令史臣撰修先皇一朝的实录，历代相沿，成为定制。

南北朝至元代的实录，除唐《顺宗实录》及宋《太宗实录》残本20卷外，皆已佚失。明清两代的实录，较完整地 保存至今。

明实录：记录明太祖朱元璋到明熹宗朱由校共十五代皇帝的史实。其中建文朝实录附于《太祖实录》中，景泰朝实录附于《英宗实录》中。全书共十三部，二千九百零九卷。

纂修此书，系以朝廷诸司部院所呈缴的章奏、批件等为本，又以遣往各省的官员收辑的先朝事迹做补充，逐年记录各个皇帝的诏敕、律令，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大事而成。

《明实录》保存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具有重要史料价值，是研究明代历史的基本史籍。清代实录，清代12个皇帝中有11个撰修了实录，全部保存下来，共4355卷，另有总目、序、修纂凡例、目录、进实录表、修纂官等51卷，合计4406卷。此外尚有《满洲实录》8 卷。其中太祖、太宗朝的实录，曾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诸朝多次重修和改修,有多种撰修本传世；世祖朝(顺治)的实录也经雍乾时重修,但未见其初修本留传。

·最后一个皇帝宣统帝溥仪即位未久即被推翻，无人为其修实录，原修《德宗景皇帝实录》的编修机构编有一部70卷的《宣统政纪》，另附目录1卷。

由《隋书·经籍志》归纳“杂史”的特点 “杂史”类产生的原因：

1、史籍数量的不断增加；

2、目录学的内在发展；

3、意识形态和史学观念的影响等。

《国语》概况

1、作者：以左丘明为焦点

2、体例：以记言为主的国别体

3、记载时间范围、内容

4、别称：《春秋外传》

5、注释：以韦昭注为主

6、价值（1）史学价值：我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开创了先例。

如后世陈寿的《三国志》等，可以说是受《国语》的影响而产生的，常璩《华阳国志》、崔鸿《十六国春秋》、吴任臣的《十国春秋》都是《国语》体的发展。（2）思想史上的价值：

《国语》多记教诲之语，表现出“重民”、“尚礼”、“崇德”的倾向。（由对天命的崇拜，转向对人事的重视）（3）认识价值：

形象地反映了西周中叶至春秋时代各诸侯国内部和诸侯国之间的政治斗争，总结了政治斗争的经验，揭露了统治者的凶残，也反映了民众处境的悲惨。如《晋语》载“骊姬谮杀太子申生”，《越语》载“勾践灭吴”。（4）文学价值：

成就主要在记言，所记多为朝聘、飨宴、讽谏、辩诘、应对之辞。记事和记言互相照应，融为一体，言为事而发，事为言的验证。如《邵公谏弭谤》。语言平实自然，明白流畅。（5）史料价值高

其中许多材料都是《左传》上没有的，即使有些史事，《左传》有记载，但详略不同，且往往有出入，这些正可以为我们研究春秋时期历史提供重要的参证。

《国语》各部分的史料价值不完全一样，大体上以《周语》和《楚语》的史料价值最高。《晋语》、《郑语》、《鲁语》次之。

（二）思考角度

1、将《国语》与《左传》等著作进行比较； 相同点:

（1）以民为本,民重神轻思想；（2）崇尚礼仪道德；

（3）揭露暴君丑行,颂扬爱国壮举；

（4）宣扬天命灾祥,称道鬼神占卜的迷信思想。不同点:（1）《国语》重民不轻君,先民后神;《左传》有强烈的民本思想。（2）《国语》国别体;《左传》编年体。（3）《国语》记言为主;《左传》记事为主。（4）《国语》语言质朴,贴近生活,贴近口语;《左传》语言较有文采,文学性强,艺术性高。

2、《国语》人物的角度；

3、《国语》中的相人；

4、《国语》中的智者女性形象等。

学案概说

1、定义

学案：记述学派源流及其学说内容并加论断的著作。

学案体体裁中的“学”指学术、学派，而“案”则谓考察、按据，是叙述学派源流及其学说内容、考按学术事件而加以论断的专门史学著述形式，为学术思想史专著。

2、发展： 萌芽：宋代朱熹作《伊洛渊源录》

产生：《明儒学案》

发展：清：黄百家、全祖望撰《宋元学案》 唐鉴撰《国朝学案小识》

民国：徐世昌撰《清儒学案》

《明儒学案》概说

（一）作者生平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南雷，浙江余姚人。

师承关系：上承明代学者王守仁、刘宗周，下启清初史家万斯大、万斯同。是清代浙东学派的创始人。代表著作：《明史案》（成为《明史稿》的蓝本）、《明夷待访录》、《南雷文案》（散文）等。PS：

明末清初三大儒：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 黄宗羲曾向日求援抗清； 万斯同《明史稿》； 黄宗羲定律。

（二）《明儒学案》内容 《明儒学案》，于康熙十五年（1676）成书。

·是一部系统总结和记述明代传统学术思想发展演变及其流派的学术史著作。·全书共62卷，记载了有明一代约210位学者。·《明儒学案》以王守仁心学发端发展为主线。黄宗羲搜集各家文集语录，撰成本书。卷首列《师说》，上起明初方孝孺，下止明末许孚远，评介明朝25人思想要点和行为得失，实为说明全书的断案标准。卷一至卷九，立崇仁（吴与弼）、白沙（陈献章）、河东（薛瑄）、三原（王恕）等四学案，叙述王学的先驱和朱学的传人； 卷十至卷四十二，姚江学案为首的十学案，以三十三卷篇幅述评王守仁学术思想及王学的传播和分派；

卷四十三至卷五十七，立诸儒学案十五卷，分叙摇摆于程朱和陆王之间的学者；

卷五十八至卷六十二，立东林、蕺山两学案计五卷，表彰与宦官斗争的东林“清议”，以及作者本师、以身殉明的刘宗周。

区分门户，按出现早晚列十七学案，以王学为中心。

（三）该书独到之处

《明儒学案》既是一部明代学术思想史，又是学案体史书的开山之作。这部开山之作的独到之处在于：

1、体例严密明晰、别开生面。从全书结构看，按照学术宗旨和传授系统，对明朝二百多名学者分宗别派，予以通体组织。

编纂方法看，每一学案由小序、传、语录组成。

2、内容完整系统，简明扼要。

·从客观上展现了明朝二百七十多年学术思想的发展历程，反映王守仁心学的正统地位，揭示了各个学派之间的相互对立与影响； ·从微观上点明了每一学派的思想宗旨和学术特点，叙述了每一学派内部每一家的生平经历、论学要旨以及师承关系，显示了每一派各家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3、破除门户之见，客观如实评述 正统派 + 各层次有造诣者

——>“是非互见，得失两存”

各派各家学术思想，取自原书，不因袭成见及主观臆测。

禅学：唐朝，慧能创立。南派。

神秀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他认为万法实有，万象不虚，此身是菩提树，有成佛的心性。众生的身体就是一棵觉悟的智慧树，众生的心灵就象一座明亮的台镜。要时时不断地将它掸拂擦试，不让它被尘垢污染障蔽了光明的本性。慧能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慧能是倾向于万法皆空的，法体本不是菩提。菩提原本就没有树，明亮的镜子也并不是台。本来就是虚无没有一物，哪里会染上什么尘埃?

《方孝孺传》

禅宗南派：五家七宗 南岳：临济宗、沩仰宗

青原：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 后，临济宗下又衍生出黄龙派、杨岐派 ·夫子既焉不学： 《论语·子张》：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五服：

斩衰：最重的丧服。用最粗的生麻布制布制做，断处外露不缉边，表示毫不修饰以尽哀痛，服期三年。《清史稿·礼志十二》：“斩衰三年，子为父、母；为继母、慈母、养母、嫡母、生母；为人后者为所后父、母；子之妻同。女在室为父、母及已嫁被出而反者同；嫡孙为祖父、母或高、曾祖父、母承重；妻为夫，妾为家长同。”

齐衰：列位二等，其服以粗疏的麻布制成，衣裳分制，断处缉边，缘边部分缝缉整齐，具体服制及穿著时间视与死者关系亲疏而定。服期分三年、一年、九月、五月、三月。大功，亦称“大红”。丧服名。是次于“齐衰”的丧服。用粗熟麻布制做。服期为九个月。小功，亦称“上红”。丧服名。是次于“大功”的丧服。用稍粗熟麻布制成。服期五月。缌麻，“五服”中最轻的一种。用较细熟麻布制成，做功也较“小功”为细。服期三月。·分封太过，七国之反： 汉高祖刘邦称帝后，大封同姓诸侯王。各诸侯国势力逐渐增大，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汉景帝即位后，采纳晁错建议，对各诸侯国实行削地政策，引起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诸侯国联合举兵反叛，后被西汉王朝平定。

政书

1、定义

又叫典制体，其特点是分门别类、叙述沿革、系统完整，便于研究典章制度的发展史。

2、源流

以政书作为类目，最早见《秘阁书目》。《总目提要》在史部设立政书类：“以国政朝章六官所职者，入于斯类。” 先秦：

有关典制的内容已经出现。最早记述典章制度的是《尚书》。秦以后：

史书有关典章制度的记载很多。唐：

开元末，刘秩撰成《政典》三十五卷。

后杜佑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充，撰成《通典》。

《通典》的出现，标志着政书体的正式产生。

3、分类

第一，通史。即历述各代典章制度的政书。如“三通”

“九通”

“十通”等。第二，断代史。

即分类记载某一時期或某一朝代典章制度的专书，即“会要”，别名“会典”。

如：《唐会要》等。《通志》

1、作者及成书

以门荫入仕，历官至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岐国公。

《旧唐书·杜佑传》《新唐书·杜佑传》

杜佑在《政典》的基础上，扩充研究范围，博采经史及汉、魏、六朝人的重要议论，参考《大唐开元礼》，撰成《通典》。此外，杜佑又用问答体的形式作了摘要，名《理道要诀》，共10卷，33篇。“非古是今之书”。《通典》出现不是偶然：

其一，统治者的政治需要；

其二，史学发展的需要。

2、内容及体例

记事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

全书对历代的政治、经济制度详加记载，而唐代的制度尤其详尽。

《通典》共200卷，分九门：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刑、兵、州郡、边防。

3、特点

历代史学家对《通典》评价很高。

“虽三通并称，终非《通志》、《通考》所能及其核也。”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二九

第一，贯通。

第二，不拘常例（自注法）。

注释字音、字义；列举典故、补充史实及考证史料；前史所载，认真考订。第三，史料价值。

（1）杜佑耳闻目睹有关唐代的史料；

（2）后人辑佚、校订唐以前古籍的重要依据之一。第四，经世致用。“所纂《通典》，實采群言，征諸人事，將施有政。”（《通典•食貨序》）

篇目安排。

4、不足

典制体的体例只是首创，因此从编纂形式上看，不免详略失当。

马端临曾批评它：

“節目之間，未為明確；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文獻通考•自序》）

5、影响

第一，为史学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后来形成一套贯通古今的政书系列。

第二，引起统治者的日益关注。清代，不仅以官修形式取代了私修，而且也提高了以《通典》为代表的政书在史书中的地位。

篇2：中国历史文选教材

一、中国历史文选教材的编纂及选用

（一）中国历史文选教材的编纂

中国历史文选（以下简称历史文选）是高校历史系开设的专业课程系列中的主干基础课（或称重要的专业基础课），是历史（教育）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由于“文选”部分是文言文，故又有“语言课”“语言工具课”之说。多数高校开设一学年，一般选择在第一学年开设。这门课程始创于 20 世纪 20 年代初，始创者是当时任教于北大的陈垣先生。陈垣先生在给北大史学系新生讲授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实践中认识到，“五四”运动后，由于学校多改用白话文授课，学生不再习练文言文，致使进入史学系学习的青年学子在阅读古籍时感到困难。陈垣先生认为有必要添设提升学生阅读文言文能力的课程。他先后提议设置史学名着选读和历史名着评论两门课程，自编教材，亲自讲授。后又在北师大、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兼讲此课[1]275-276.白寿彝先生曾言：“历史文选这门课程的设置和要求，有一个相当曲折的过程。”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国家教育部非常重视高校教育工作，专门召开高等师范教育会议讨论课程设置问题。就历史系课程设置，与会者对 50 年代初期前苏联教育专家波波夫在历史系设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的教学计划予以否定，改为历史文选。与会者肯定了陈垣先生所开设的史学名着选读和历史名着评论两门课程的作用和意义，将其定为历史系学生的必修科目，易名为历史文选、历史要籍介绍。由于各高校师资力量有别，这两门课或分由不同教师讲授，或合二为一，名为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由一位教师讲授（有的高校由数位教师分段讲授）。

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陆续编纂的历史文选教材名称不一。大多命名为《中国历史文选》或《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其他名称有《中国历史文选讲授纲要》《中国古代历史文选》《中国历史文选简明教程》《新编中国历史文选教程》《中国历史要籍选读》《新编中国历史文选》《历史文选》等。亦有历史文选教材命名为《古代汉语》,此为特例。各类历史文选教材，其名虽殊，其实一也。

1950 年，刘乃和先生编纂的“誊写印刷”教材《中国历史文选》（一册，内部使用，俗称“油印本”,先在特制蜡纸上刻字或用打字机打字，然后用油墨印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历史文选教材。

1955 年，郝建梁、班书阁二位先生合编的《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是新中国成立后公开出版的第一部历史文选教材。20 世纪50 年代末、6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中期，历史文选教材编纂与教学曾出现相对沉寂的局面。据田珏先生回忆：“到 1958 年，历史文选甚至被当做复古主义取消了。”60 年代初，周予同本面世，局面稍有改观。“文革”前期，历史文选教材编纂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但在“文革”后期，有数部教材面世。“文革”结束后，高考制度恢复，高校建设与发展迎来灿烂的春天，历史文选教材编纂在 80 年代、90 年代相继出现高潮。1997 年 5 月，根据国家文科人才培养基地方案，确定为人才培养基地的有关高校的历史文选教师在第三届全国“中国历史文选”教学改革研讨会上（国家教委高教司委托广西师大承办），针对新的人才培养目标展开大讨论，对教材编纂和教学改革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2002 年 5月，第四届全国“中国历史文选”教学改革研讨会在北师大召开，与会者达成历史文选教材无需统一，但应积极创新之共识。基于新的人才培养目标和数次教学改革研讨会之建议与共识，在 21 世纪前 10年，国内高校教材出现对原使用教材进行修订、完善、改版的热潮。

概言之，经前辈、同仁 60 余年辛勤耕耘、推陈出新，面世的历史文选教材（包括公开出版的教材和内部使用的油印本）约为 70 种左右。这些教材各具特色，为培养历史（教育）学人才确实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迄今，笔者已收集 50 余种历史文选教材，其中“油印本”约 20 余种。如：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由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1958 年更名）金景芳先生主编《中国历史文选》面世（1955 年 8 月校内油印本）；50 年代后期，吉林大学积极响应“教学改革运动”,由历史系师生 7 人共同编写的《历史文选》面世（1958 年 9 月校内油印本）。“油印本”以 70年代末、80 年代初居多，因为那时高考制度刚恢复不久，高校通用历史文选教材极少，且一时间出版印刷跟不上，而历史文选课程基本上是从第一学期就开始设置，加上各高校专任教师对历史文选教材编纂体系、格局及“文选”篇数、广度、深度之理解不尽相同，故自编教材类型较以往有较大幅度增加。

这些教材，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无一不是历史文选学界前辈、同仁尽其所学及多年实践教学经验编成。兹仅举一例：20 世纪 60 至 80 年代，周予同先生主编的历史文选教材是名副其实的高校通用教材，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行量最大的一种历史文选教材，至今，该教材在多所高校仍具较强的影响力。教材分上、下两册，上、下册初版、再版、三版的时间并不一致。周予同先生的编纂态度可谓认真且严谨。1961 年夏完成上册初稿编纂并发行，1962 年暑期完成下册初稿编纂，初版于 1962 年 12 月，先作为试用教材全国发行。1962 年上册初版重印时，对初稿中“不当之处”做了“必要的改正”.1964 年完成上册二版修订，1965 年修订下册，未完成。1977 年第三次修订上册，1978 年上册以第三版面世，仍作为高校通用教材。下册经周予同先生修订后，再版于 1980 年 11月。不久，教育部要求对下册再予修订以出新版，因周予同先生“健康欠佳”,委托朱维铮先生执笔修订，下册三版于 1983 年，“只在保持原貌的前提下略事订补”.周予同先生主编的这套教材，一而再、再而三修订、完善，旨在使其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合适教材”.周予同先生学术之功力、严谨之态度、执着之精神，令人敬佩，堪称典范。

（二）中国历史文选教材的选用

教材是历史文选教学得以进行的前提。就普通高校而言，教师讲授历史文选，多依托某一种教材，同时参考其他数种教材。可见，选定一种主教材很重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文选教材建设为了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教材改革、修订、创新与人才培养目标相辅而行，倾注了一代又一代教者、编者的心血。目前，教材编纂仍呈多途发展之势。

当下，高校历史文选课程设置多为 100 节左右，选定教材应考虑这 100 节能否消化教材中的内容。新世纪以来问世的几种教材，如北师大、北大等高校使用的教材不仅扩充了容量，扩展了文章选篇的范围，而且加大了文章选篇的深（难）度，增加了辅助知识内容。正如张家璠先生所言：“适合于重点高校的教材，未必适用于一般院校。”笔者颇有同感。比如：七八十万字的历史文选教材要想在课程设置的单位时间内完成教学任务且保证质量，绝非易事，更何况学生在中学练就的文言文阅读理解能力也非同一水准。所以，我们应该一如既往地提倡教材编纂多元，扩大教材选用范围，以便于各高校可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在选定教材时有回旋余地。教材中的“要籍介绍”部分，要充分考虑到还会给学生开设中国史学史、版本目录学等课程，故应尽量避免知识重复（尽管由于课程体系的编排，这几门课程之间难免有重复之内容，但要把握好“度”）。

就“文选”内容而言，不必每部教材都依古籍原貌复制或扫描，再现其“形制”.这或能引起学生兴趣，但效果未必最佳。可制作古籍（善本）图片，利用多媒体展示，让学生有直观印象；若学校条件允许，教师也可引领学生到古籍阅览室去翻阅古籍，趁机现场讲解一些最基本的古籍文献（学）常识。学生得以近距离接触古籍（善本），对相关知识的记忆无疑会更加深刻。就整部教材而言，应紧密联系历史文选教学目标，根据人才培养模式编纂或选择教本，应充分考虑教材内容的科学性、实用性、针对性、趣味性的有机结合。

二、中国历史文选课程的教学现状及教学建议

（一）中国历史文选课程的教学现状

1.中国历史文选课程的教学目的。如果说，历史文选教材创始者陈垣先生是基于提升历史专业学生阅读文言文技能之目的创设此门课程的话，那么新中国成立以来问世的约 70 种各类型教材也未有偏离这一宗旨。正如刘乃和先生所言：“今天和今后青年人接触文言文机会越来越少，我们历史文选课就越来越需要。”已问世的各类历史文选教材，大多在“前言”部分就明确了编纂教材、开设课程之目的。

1956 年，周予同先生受高等教育部委托起草《中国历史文选教学大纲》（草案），明确界定历史文选课教学之主要目的：“通过各种类型的历史作品，培养学生阅读并运用一般文言文史料的能力。”周予同先生在其主编的通用教材《中国历史文选》上册第三版“前言”中，结合高校多年教学实践，充分肯定“这门课程对于引导学生学好基础知识，是有益的，因而也是必要的”.很显然，周予同先生对历史文选教材的“效益”是满意的，高校多年教学实践印证了在历史专业开设这门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基于高校教材改革、课程建设发展、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周予同先生对历史文选课程的价值取向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和更高的标准与要求。为此，他不无忧虑地指出：“在长时间里，由于缺乏一部比较合适的教材，以致教和学双方都遇到颇多困难。”1958 年，吉林大学历史系编印的《历史文选》前言部分，明确其教学目的：“通过教学典型史料了解古代汉语的一般规律，以提高（学生）阅读古文献的能力。”

1999 年，北京师范大学刘乃和、汝企和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三册）面世，被教育部列为“面向21 世纪课程教材”.其“前言”虽未明确提出课程教学目的，但我们仍可看出，编者认为大学历史文选课程“与中学的文言文课紧密相连”,故将其定性为“历史系的语言工具课”.旨在通过教师讲授、学生课余消化课堂所学知识并自学大量的文言文，来提高学生阅读文言文能力，在学生“离开教师之后仍能运用这些知识不断提高古汉语的水平”.2007年，北京大学何晋在其编着的《新编中国历史文选》自序中，明确指出开设这门课程旨在“让本系同学通过一年的阅读和学习后，能够获得充分的阅读中国古代各类历史文献的实际经验，提高阅读中国古籍的能力，并熟悉古书体例，掌握最基础的文献知识，为进一步阅读和利用古代文献史料打下坚实的语言和文献基础”.综上，60 余年来，开设历史文选课程之目的、意义与基本要求并无变化，但随着社会发展与进步，尤其是近年来人才培养模式有所改进，有了“着力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等新要求，因而在课程体系结构上有所调整，教材内容（包括辅助内容）上有所增加。较早的教材如周予同本，其“文选”“解题”都是以不同历史时期的史学作品为对象。近年来改版教材如何晋本，其最大特点就是在教材内容的表现形式上接近“历史文选”的“原貌”;汝企和本“将近年科研成果转化为新教材内容”,扩展了“历史文选”的广度并增加了辅助内容；此外，他们还加强了实践性教学环节，让学生直接接触古籍，直面古籍原貌，藉此加深对古籍知识的印象。

2.中国历史文选课时递减，授受维艰。新中国成立以来，根据历史文选课程教学大纲要求，面世的大部分历史文选教材内容可谓丰富，尤其是 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编纂、修订的教材，知识面更广，有的教材还辅以“导读”.所以，要达到课程教学大纲既定目标与人才培养要求，课程设置需要 1.5 至2 学年。然而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今，课程设置由最多的 2 学年减至 1.5 学年、1 学年，个别院校历史专业甚至降至 1 个学期。总课时由最高时的288 节减至 100 节左右，几乎减少了 2/3,有的甚至减至 60节、54 节、48 节。

年代初，有将历史文选课程开设 2 学年的，每学期 72 节，总课时达 288 节，除开节假日，至少能保证 260 节左右。不过，多数高校将历史文选课程设置为 3 个学期，每学期 72 节，总课时 216 节，在专业课程体系中算是比较多的。

年代中期开始，由于公共课时量增加和专业选修课增多，历史文选课课时大幅减少，减至 1 学年，总课时约 140 节，除去节假日，实际课时约 120 节。近年来，有不少高校将本科四年专业课程基本压缩至 3年完成，由于公共课不能压缩，只得压缩专业课，故历史专业的历史文选课被压缩至 100 节左右，有的高校甚至压缩至 50 节左右。目前，部分高校（主要是二本院校）存在的历史文选课时严重不足这一现象应该有所改观，历史文选课时至少应增至 100 节以上为宜。按照惯例，每学期的历史文选课，除“要籍介绍”需要 10 至 15 节外，真正用在“文章选读”部分的课时量不到 40 节，而一般每学期至少要选讲、选学 10 篇（不包括教师布置的课外阅读）。课时受限，不可能对 10 篇选文一一精讲，只能有所选择。因为这不是只把某篇选文的文字和语法给学生讲清楚、学生能翻译就算完成了教学任务。授受“文选”的目的，是在“读懂”的基础上，就选文内容提出1 至 2 个问题，尝试让学生依据原文内容进行分析和回答。这种训练是为学生撰写学业小论文、毕业论文和将来走上科研之路做准备，为学会如何利用原始文献史料做铺垫。

课时不足，势必影响教师在课堂上对文本的讲授。教学实践中，我们不难体会到，即便达到 100节，文本内容未必都能在课堂上从容讲授无遗。不仅是“选文”,就连很多辅助内容，如文字学、训诂学、文献学常识也只能选重要的或临时需要的讲。

如若只有 50 节左右，肯定完不成教学任务，教学效果亦会受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课时量充足与否决定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效果的优劣。如果不能增加课时，就只能改进教学方式方法，提高教学效率；若能增加课时，同时改进教学方式方法，则其成效会更为理想。

3.学生基础不扎实，功底参差不齐。从中学到大学是一个飞跃。中学语文、历史教材涉及具有史籍属性的古籍并不多，教师在课堂上对史籍的介绍相当简略（或不介绍），即便是好学、好奇的学生，对古代文史有兴趣的学生，对古籍的了解也是相当有限的。进入大学历史系的大多数新生，对古籍文献的认知基本上要从头开始。绝大多数的新生此前并没有接触过传统蒙学读物，传统意义上的“小学”功底并不厚实，对历史典故知之不多。学生对文本中的繁体字，少部分字形相近的尚可依据前后文猜测，但对“搬家”后的单个繁体字，认知率很低。基于这一实情，笔者以为，教材中的要籍介绍、选文、注释、附录（如古汉语语法知识、文化史常识等）最好全用繁体字。这方面，周予同本、汝企和本、何晋本、周国林本堪称模范，可效法之。整部教材全用繁体字，这在开始学习时会有些许认读难度，假以时日，对繁体字愈来愈熟悉后就会习惯。

针对学生功底比较薄弱之实情，教师应在培养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果等方面想办法。首先，应在历史文选课程“导论”部分重点强调学习该门课程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增强学生的学习责任感、民族自豪感，提升自信心；其次，要让学生从这门课程的学习中感受到古籍文献包罗万象、千姿百态的无穷魅力，适度补习蒙学读物，养成诵读古籍名篇习惯，体验古人历史作品中的文字表述之美、意境之美，进而激起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学习兴趣与热情。

（二）中国历史文选课程的教学建议

1.中国历史文选的课程设置。笔者已从事历史文选教学 30 年，从事中国史学史、古典文献学教学10 余年。以笔者之教学体会，一方面，我们要顺应高校教育改革发展大势，不断加强课程教材建设，优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模式，改进教学方法与手段，提高课程内容的“授”“受”效率；另一方面，在这几门课程内容不重复“授”“受”的前提下，历史文选课时量不可少于 100 节。若不能保证 100 课时，必将无法按照教学大纲要求完成基本教学任务，达到教学目的，甚至会给中国古代史、中国史学史、文献学等课程的教学带来种种不便，会加重这几门课程教与学的负担。另外，学生在课余至少还应花费与课时对等的自学、自练时间，以消化课堂所学，扩大文言文阅读量，夯实古籍知识。任课教师应该告知学生：历史文选的学习不能满足于课堂听讲、课余消化，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普通高校有条件的话，可为那些对中古史感兴趣的同学加开一学期的历史文选课，进一步提升其阅读和利用古籍文献史料的技能，为今后深造和科研打下更为厚重的基础。

2.提升教师的专业素质和教学技能。身为教师，尤其是中青年教师，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教学素质。承接这门课程的教学任务后，不要轻易放弃。教好这门课程需要不断学习，尽可能地广泛涉猎与历史文选课有关的各类基础知识，如古代汉语、训诂学、音韵学、文献学、古代文化史等方面的知识。这方面需要有自觉意识，并不断强化自觉意识。要积极主动接受“历史文选讲习班”“历史文选教学教改研讨会”等形式的继续教育，借鉴他校教学经验，不断改进教学方式方法。授课方式应将传统讲授法与利用现代多媒体手段相结合，授课内容以文字、图表、影像等形式表现。

任课教师在加强基础知识学习、提升教学技能的同时，还应积极从事与历史文选教学相关联的学术研究。在研究中检验所学，积累经验，将自己在科研环节的心得体会传授给学生，以便让学生在知识与技能两方面获得更加多元、更为有效的收益。

3“.授之鱼”,更应“授之以渔”.现代语言基础教育，不再以传统蒙学读物作为启蒙教材，不再习诵“四书五经”,即便是小学、中学语文课本中有部分古诗、古词、古文，除了极少数同学掌握了一定的文言文阅读技能外，大多数同学的基础还比较薄弱。

对高校历史专业学生而言，仅凭百余节甚至五六十节历史文选课程学习就想达成该门课程的教学目标，完成学习任务，几乎不可能。笔者以为，“授之鱼”（精讲选文）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授之以渔”.因为课程设置时间是有限的，课余学习时间是无限的。所谓“授之以渔”就是把教师阅读文言文、运用历史文献史料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技能传授给学生。田珏先生曾告诫“:对一些名篇要精读、熟读、多练。”精读的目的在于读懂，求深求通，从文字训诂、篇章结构到人物事件、思想内容，完全通晓。要学会利用工具书、历史文献典籍查阅生字词、典故、制度等。通过精读，读通一些名篇，融会贯通字词含义，获得举一反

三、触类旁通的“悟性”.熟读就是对老师精讲的名篇和自己学习的名篇最好能背诵。精读、熟读是就“文选”部分而言，多练则是课本之外、课堂之余应下的工夫[10].朱熹曾言读书总体原则是“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深思，使其义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11].这也是教师“授之以渔”后希望学生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参考文献：

[1] 刘乃和。历史文选课设置的回顾[M]// 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究：第一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275-276.[2]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文献教研室。中国历史文选：上[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序。

[3] 田珏。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究：第一辑[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序。

[4] 周予同。中国历史文选：上册 [M].北京：中华书局，1978:前言。

[5] 周予同。中国历史文选：下册 [M].北京：中华书局，1980:再版重印附记。

篇3：中国历史文选教材

一、《中国历史文选》教学存在的问题

就笔者教学实践的经验看, 《中国历史文选》 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学内容多, 教学课时量不足。

近年来, 《中国历史文选》教材不断推陈出新, 选编的内容越来越丰富, 除了经典篇目之外, 还有编纂体例介绍、练习文选、通论等内容, 较好地体现了历史综合性和百科性的特点。 随着教材内容的不断补充完善, 相应的课时量却越来越少。 据调查, 20世纪80年代, “在综合性大学, 一般都要占200学时左右”[1]。 20世纪90年代, 各高校开设该课程为175学时左右。 2000年以后, 该课程不断压缩, 有的学校从开设两个学期压缩为一个学期, 总学时减少为72学时左右。 笔者所在学校大学一年级开设两个学期, 共计144学时, 即便如此, 仍觉得课时数不足。 在如何既能保证教学质量, 又能尽可能多地给学生讲授相关的内容这一方面尚待进一步探索。

2.学生重视程度不够, 学习主动性不高。

当前全国各地大多推行应试教育的模式, 许多中学不断削减古汉语的课时, 中学历史教学越来越不被重视。 因此, 新入校大学生古汉语和文言文基础普遍较弱, 大多数学生对文选课的学习有畏难抵触情绪, 对线装本、竖排版的古文献感到茫然不知所措。

3.教学方法单一, 教学效果不显著。

《 中国历史文选 》 的选文多偏重于史料价值, 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天文、地理和典章制度等, 相对而言, 这些内容不如古代文学作品那么生动活泼。 再加上现在的大学生不愿让老师“背着走, 喂着吃”, 如采用以往“满堂灌”的经院式教学, 是不符合现实需要的, 也很难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

二、关于改进《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的几点思考

基于以上问题, 我们必须改进教学技能与授课方法,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切实提高该教学质量, 可在以下几方面有所作为。

1.明晰课程教学目的, 合理安排教学内容。

关于《中国历史文选》的课程教学目的, 1956年周予同受高教部 (今教育部) 委托编写教材时明确指出:“在于通过各种典型的历史作品, 培养学生阅读并运用一般文言文史料的能力, 也向学生介绍一点有关中国史料学和中国史学发展概况的常识。 ”[2]历史文选不等同于古代汉语, 是一门多边缘交叉学科, 因此, 在教学中不是以汉语语法为主, 而是以文章的选读为主, 必须以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为线索, 围绕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典章制度等组织原始史料进行教学、讨论和研究。

对于刚入学的大学生而言, 他们普遍对文选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某些学生认为该课程就是古汉语或古文课, 停留在中学文言文说文解字或文学作品赏析阶段。 这就要求在授课过程中让学生明白历史文选是以古代汉语、史料学、史学史、中国古代史等课程理论知识为基础的基础课, 侧重于原始史料的阅读和分析, 选文历史思想的阐述和史料价值的分析。要让学生认识到, 只有阅读原始文献, 才能更接近历史事实。 如果舍弃独立阅读一手文献, 就无异于“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就不能对历史人物或事件形成自己的见解。

针对课时量大幅压缩的现状, 我们在教学中要处理好精讲与泛读的关系, 重点内容讲深讲透, 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课内讲授与自学讨论活动相结合, 让学生通过独立研读、互相讨论的方式拓宽知识面。 此外, 还可以要求学生把读史心得以札记或小论文的形式写出来, 以增强学生的应用能力。

2.灵活运用教学技巧, 调动学生学习热情。

相对于古代文学来讲, 《中国历史文选》 的教学比较缺乏生动性和趣味性, 相对枯燥一些, 这就要求改变呆板的单向灌输方式, 运用启发式教学, 使教学局面生动活泼。

在授课过程中, 为了使学生掌握和灵活运用阅读技巧, 教师要进行技能示范, 如句子中虚词的习性和语法, 古音通假, 古今词义的演变, 变文和互文, 宾语前置、谓语前置、定语后置等[3]。 对重要历史典籍的作者、编纂体例、成书年代、史料价值及有关的典章制度、文化常识等, 教师不但要讲得清楚明了, 而且要概念准确, 条理清晰, 有的长句、难句, 还需要逐条进行语法分析。 每篇课文讲完之后, 还要引导学生来个“回头望”, 归纳总结课文的撰文思想、时代特征, 分析其人物形象、社会心态及其史料价值。

除此以外, 还应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提高史学素养。 以名篇佳作为基础, 对文章的谋篇布局和内涵进行详细分析, 带领学生品鉴其史学价值和文学风格, 使学生领略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如可以“让学生通过《诗经》优美质朴的诗句了解西周社会的民俗风情, 通过《战国策》言简意赅的风格瞭望七雄争斗的政治风云, 通过《楚辞》浪漫主义的诗风认识屈原的人格和理想, 通过《史记》的博大精深去领悟司马迁‘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的史家风范”[4], 以提升他们的史学素养。

对“90后”的大学生来说, 能否学好一门课程,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兴趣和爱好, 正如孔子所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5]提高文选课的教学魅力, 逐步培养学生自觉阅读史书的兴趣, 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又一关键。 在授课过程中, 可以运用情感的渗透、形象化的描述、恰如其分的语调, 把学生带到特定的情境中, 这样既可以增强文章讲述的生动性和感染力, 又可以加深学生对文义的理解。 同样的文章, 饱含激情的讲述与枯燥乏味地解说, 有着天壤之别的效果[6]。 如果我们不深入著史者所描述的历史情境中, 就不可能真正读懂史书, 就不能了解史家的思想倾向和著史意图。

3.加强实践教学, 挖掘学生的学习潜能。

目前, 全国各高校历史专业《中国历史文选》课时设置不尽相同, 总的趋势是压缩比较明显, 这与历史专业学生对一手文献无限的阅读需求相比, 教师所讲授的内容显然是十分有限的。 因此, 教师应把教学重点放在如何培养学生独立阅读文献的能力上。 多给学生创造动手动脑的机会, 挖掘学生的潜能, 增强学生主动学习、善于学习的意识。

在教学过程中, 根据不同文章的特点, 灵活安排授课方式。 对一些古奥艰深的选文如《尚书》、《诗经》、《左传》, 以及一些诏令奏议、史论类的选文《史记·货殖列传》、《宋书·谢灵运传论》等, 以教师精讲为主, 目的是给学生做出示范, 教给学生读书的方法, 让学生懂得怎么样才算讲深讲透。 同时运用提问、反问等教学手段辅助教学, 对一些难度不大的词句及段落大意, 则让学生试着翻译和归纳, 以启发学生思考。对一些文辞较浅显、耳熟能详的选文, 如《史记·孔子世家》、《汉书·张骞传》、《三国志·诸葛亮传》、《资治通鉴·淝水之战》等, 则以学生讲解和翻译为主, 教师主要是纠谬正误, 阐明文章内蕴。 笔者在教学中把这些相对简单的篇目由学生讲一段或几段, 提高学生的参与性。 从实际成效看, 学生积极性很高, 认真搜集一手资料, 查阅工具书, 在讲课过程中各有特色。 学生讲解之后还有互相提问互动, 课堂气氛很活跃, 学生纷纷要求多开展类活动。

除了让学生参与讲课之外, 笔者还带学生到图书馆, 查阅原始文献。 当学生看到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时, 他们都震惊了, 原来中国历史文献如此丰富。 笔者还让学生试着翻阅古文献, 如讲到《通典·历代盛衰户口》时, 让学生查阅《晋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等, 与《通典》所载历代人口进行对比, 查找异同。 除研读纸本文献以外, 还可以引导学生到博物馆、 名胜古迹等地研读出土文物、 碑刻等实物资料。 通过这些活动, 不仅开阔了学生的视野, 而且增强了学生动手的能力, 达到了很好的效果。

此外,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还可以用幻灯片、电教片等辅助教学。 在每一教学单元都可以安排适量的电教示教, 如有关古籍作者的传记片、古籍整理的纪录片、科教片等, 使这门相对枯燥的课程变得更直观、形象和生动。

《中国历史文选 》是历史学基础的基础, 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提高该课程的教学质量任重而道远。 当前, 除了大力改进教学策略、积极探索课程教学规律外, 还需要打造一支精干的师资队伍, 加强教材建设等, 望各高校齐心协力, 加强沟通交流, 共同提高该课程的教育教学质量。

摘要：《中国历史文选》是旨在培养学生阅读、分析和运用文言文史料能力的具有跨学科、综合性特点的专业基础课, 但在教学实践中存在教学课时量不足、学生学习主动性不高、教学效果不显著等问题, 本文结合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改进策略。

关键词：《中国历史文选》,存在问题,改进策略

参考文献

[1]王能毅, 邹旭光.中国文选课程建设刍议.见杨燕起, 陈泽延, 编.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21.

[2]周予同.中国历史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年, 三版前言.

[3]彭众德.历史文选教改刍议.见杨燕起, 陈泽延, 编.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264.

[4]陈泽延.改革教学方法, 培养学生智能———“中国历史文选”教学浅谈.见杨燕起、陈泽延编.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205.

[5]孔子.论语·雍也.

篇4：中学教材文言文选词释义二则

一、“开筵”和“开轩”

唐代诗人孟浩然五律《过故人庄》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好诗，选人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课本七年级上册课外古诗词背诵篇目。诗为：“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目，还来就菊花。”其中对“开轩面场圃”一句的解释是“打开窗子，面对打谷场和菜园”。有文章指出这里的“轩”不是窗户，应是“长廊”，认为“轩”是“窗户”不合诗意。我们有点奇怪，人教社的本子为什么不选“开筵”的说法呢?

宋蜀刻《孟浩然诗集》卷四作“开筵”，此本有天宝四载宜城王士源序，又有天宝九载韦滔序，《四库全书》提要认为“今世所行，别无他本，姑仍其旧录之。”《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影印明刊本《孟浩然集》均作“开筵”。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唐诗选》亦作“开筵”。并注：“这两旬说对着打谷场和菜园子摆开酒菜，饮酒时所谈的都是桑麻生长的情况。‘筵一作‘轩。”

作“开轩”的本子有明代的《唐诗品汇》，清人沈德整的《唐诗别裁》，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等等。《唐诗鉴赏集》作“开轩”，并说“这里‘开轩，二字也似乎是很不经意地写入诗的，但上面两句写的是村庄的外景，此处叙述入在屋里饮酒交谈，轩窗一开，就让外景映入了户内，更给人以心旷神怡之感。”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选此诗也作“开轩”。并说是据四部丛刊影明本，此说误，四部丛刊本作“开筵”。

“轩”、“筵”都是中古开口三等平声字，都符合本诗的平仄。“开轩”和“开筵”到底哪个更符合原诗意蕴呢?

“轩”是指带窗户的长廊或小屋子，有时也指窗户。喝酒是可以在室内，喝酒开窗的事，生活中也多的是，不过喝酒的地点为什么一定要在室内呢?身为山水田园诗派的大家，诗言饮酒先强调“开窗”事，也似乎是多此一举。作者拜访的故人在乡村，地点是田家。时令大约在农历三、五月间。绿树、青山、村舍、场圃、桑麻和谐地打成一片，构成一幅优美宁静的田园风景画。良辰美景，把酒在室外，面对着打谷场和菜圃，边喝边聊家常。不仅能领略到更强烈的农村风味和劳动生产的气息，甚至可以嗅到场圃上的泥土味，看到庄稼的成长和收获，凸现出了地区和地域的特征。

如此看来。不指出摆席的具体位置，而以“开筵面场圃”点出“开筵”这件事，接以“把酒话桑麻”，突出田园畅饮的热闹气氛，表现故人的热情好客和农庄乡民丰收的喜悦心情，不是更有诗意，更符合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所称浩然诗“语淡而味终不薄”的风格么?

当然，诸君有的认为按常理。筵不无酒，“开筵”与紧接来的“把酒”在语意上有重复之嫌，乃一件事在一联中形成对偶，这在律诗中不多见，从经济的角度考虑也不合算，而作“开轩”论，虽然所述事实平淡，毕竟分指两件事了。倒也能说得通。也在情理中，但诗句却失去灵气了。

总之，“开筵”与“开轩”各有所据，我们觉得“开筵”好，内蕴更丰富，更有艺术表现力。况且我们更提倡从历史事实出发，对诗的原貌尽可能不作删改，由此，何不从宋刻本作“筵”呢?

二、今夜偏知春气暖

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九年级上册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的《全唐诗》里选入并不出名的唐代诗人之佳作，要求学生课外背诵。如刘方平的《月夜》：“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

作者刘方平是盛唐时期一位不很出名的诗人，存诗不多。但他的几首小诗却写得清丽、细腻、新颖、隽永。在当时独具一格。本诗即是其一。笔者对其中的“偏知”的释义“才知”有点疑惑。为何编者不径将“偏”译作“偏偏”呢?

我们还是先从诗意来看吧。春天充满生命萌动的活力。作者选取静谧而散发着寒意的早春月夜为背景，从料峭夜寒中写出春天的暖意，这回春曲显示了敏锐、细腻的感受能力，全诗饱蘸的是月夜中透露的春意。

“今夜偏知春气暖”，是谁“偏知”呢?这可以是盼春的人们，也可以是试鸣的新虫。尽管夜寒料峭，敏感的虫儿却首先感到在夜气中散发着的春的信息，从而情不自禁地鸣叫起来。而诗人则又在“新透绿窗纱”的虫声中感觉到春天脚步的来临。正如教材编者按：“更深夜静，月光倾撒人间，诗人仰望寥廓天宇，发现斗转星移，感到时光流转，春气萌发，蛰虫涌动。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了。”“新”字更蕴含着新鲜感、欢愉感和盈盈之绿。

夜半更深，正是一天当中气温最低的时刻，然而，就在这夜寒料峭、万籁俱寂之际，响起了清脆、欢快的虫鸣声。由此可见，应该是指春暖比预想的要早来，才有“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春夜里的生命是为这新春之暖的早早到来感到意外，由自身竟能从“今夜”的月色释读盎然春暖而感到欣喜。言下之意是春天已于不知不觉中早来，有点苏轼的“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味道，却比苏轼诗早出几百年。春虫声，可能比较稀疏，也许刚开始还显得很微弱。但诗人不但敏感地注意到了，而且从中听到了春天的信息。刘诗笔下无意所为之诗意我们可从本诗窥一斑，且这诗意正是通过这一副词“偏”和随后的形容词“新”表现得淋漓尽致。小小一注释，大可诠释全诗的意趣。我们怎么能够因为释读的失误而掠美呢?

我们知道，“偏”和“才”都是带有语气意义的副词，也都可以表示意外。其中“偏”带有强烈的意外义，“才”虽也微含意外义，但是表示事情发生得晚，比预想的要晚。若用此词释“偏”，真是失之偏颇了。

篇5：历史文选下名词解释

《史通》：它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唐代刘知几著。《史通》成书于唐中宗景龙年间，分为内篇和外篇，内篇专门讨论历史编撰学，外篇叙述史籍源流，杂评古人得失。《史通》的主要内容有：①注意过去史著的体例得失；②本着倡导实录直书的精神，揭示了过去史著的弊端；③大力反对史家把迷信与史实相混淆；④批评六朝以后的文人修史。但《史通》

一书也被烙下了深刻的封建印记，虽反对绮丽华靡的文章，但仍不能脱离六朝文风的阴影，因而轻视史书中的表、志，失之片面。

刘知几：字子玄，唐代著名的史学家，曾提出才、学、识为史才三长的著名理论。其中，“才”指的是掌握文献的能力；“学”指的是编撰能力；“识”指的是胆识与品德，要“直书为贵”。《史通》是刘知几一生精力所萃的名著，在中国史学史上享有很高地位。

2.《通典》与杜佑

《通典》：它是我国留存的第一部专记历代经济、政治、文化等典章制度沿革的专史，唐代杜佑撰。编撰背景：①正史制的编撰有利有弊；②唐朝时就有典书；③唐大一统的格局由繁荣走向衰落。内容特点：《食货》为首，《田制》为先；原始述终；备载议论；重视礼制。评价：新的史书体例；重视经济；礼多冗杂。杜佑：字君卿，唐代的重要的政治家和著名的史学家。他在刘秩《政典》的基础上，扩充研究范围，博采经、史及汉魏六朝的重要言论，参考《大唐开元礼》，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分门别类，撰成《通典》。

3.《通志》与郑樵

《通志》：宋代郑樵撰，所叙时间，大抵本记从三皇到隋，列传从周到隋，二十略从远古到唐。从《汉书》以后，企图打通王朝的界限，像《史记》那样，编写一部贯穿古今的纪传体通史的，寥寥可数，《通志》便是现存的一部。评价：①《通史》“二十略”给史学家提出了若干新课题；②虽卷帙浩繁，但除“二十略”外，在编写形式上无所创新。尽管存在着一些缺陷，但仍不失为一部较有系统的史学巨著。

郑樵：字渔仲，他学识渊博，对经学、礼乐、天文、地理、文字等各方面均有研究。

4.《文献通考》与马端临

《文献通考》：宋末元初马端临撰。继杜佑《通典》以后，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许多专著，除郑樵《通志·二十略》外，只有这部书可同它相媲美。《文献通考》凡分二十四门，记载时间大约上起三代，下终南宋宁宗嘉定末年。《通典》《通志》与《文献通考》合称为《三通》，又加《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通典》、《清通志》、《清通考》合称《九通》，最后又加《清续通考》，称为《十通》。

马端临：字贵兴，宋末元初人。

5.《资治通鉴》与司马光

《资治通鉴》：北宋司马光主编。是我国著名的古代编年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四○三），下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九五九），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末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间的错综复杂的历史。《通鉴》最大特色在“通”。其次，《通鉴》又突破了断代史采择史料的领域限制，网罗宏富，取材精审。再者，体例谨严，淹通贯串。缺点：《资治通鉴》是为封建帝王编写的历史教科书。《通鉴》全书贯穿着封建的历史观，强调维护纲纪名分，主张维持现状，反对任何改革措施，目的在于给封建统治着提供历代君臣治民的借鉴。司马光：字君实，又称司马温公。

6.《通鉴纪事本末》与袁枢

《通鉴纪事本末》：南宋袁枢撰，共四十二卷，是我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的历史著作。全书除标题外，袁枢没有添加一个字。但编排本身，就表现出他不但熟悉历史，还有自己的识见，因而本书条理完整，能以事件为中心，把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及其作用，依年代加以贯穿，显现于具体而生动的史实当中，对于初学历史和阅读《资治通鉴》的人很有帮助。但是它取材没有越出《通鉴》，全书内容局限于政治和封建统治阶级人物的活动；标题的遣词造句，也刻意模拟《春秋》笔法，突出地显示了袁枢的封建正统史观。在袁枢的影射下，明清两代仿作甚多，于是纪事本末体史籍便贯穿古今而自成一个系统。

袁枢：字机仲。

7.《明实录》与胡广等史臣

《明实录》：明胡广等历朝史臣撰修。《明实录》和历代实录一样，是编年史的“长编”，年经月纬，将重要事件分别归属。内容异常繁重，凡各种政治设施、军事行动、经济措施、自然灾祥、社会情况，以及帝王婚丧生子命名、祭祀、营造等事，都要记录。清修《明史》，涉及清朝祖先的事都隐讳不言，但《明实录》记载边疆少数民族，据事直书，就材料真实性说，实比较《明史》为胜。

8.《明儒学案》和黄宗羲

《明儒学案》：明末清初黄宗羲撰，是综述明代学术思想史的专书。本书将搜集到的有关明代三百年学术流派的材料进行分类排比。由于系统比较清楚，结构比较严密，纲目和主次的关系处理得很有逻辑性，在材料的整理上高过了前人；同时，作者对各派原著都做过直接研究，因为叙述各派学术思想，简明扼要，选材比较精审而有代表性。作者处理材料的态度也相当严肃。他的见解倾向于王学，但书中对程朱的拥护者时有好评，对包括王守仁在内的王学各派也时有非难。书中不仅介绍受到明朝统治者尊奉的正统派名儒，而且很注意下层社会的思想家。

黄宗羲：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南雷，明末清初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

9.《日知录》与顾炎武

《日知录》：明末清初顾炎武撰，我国封建社会后期著名的读书笔记。顾炎武从三十岁以后，开始写作读书笔记。有所收获就记下来，有不对的再修改，发现前人已有的就删去，积累三十多年，乃成一书。顾炎武前曾因友人多求抄写，患不能给，遂于康熙九年先刻《日知录》八卷行世，世称符山堂初刻本。顾炎武去世后，其弟子潘耒从其家求得《日知录》全部手稿，经再三校勘，于康熙三十四年（刻于闽中，是为遂初堂刻本。

顾炎武：初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

9.《读通鉴论》与王夫之

《读通鉴论》：明末清初王夫之撰，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史论名著。王夫之在哲学上服膺北宋的张载。张载论“气”在“理”先、“道”不离“器”的学说，尤使他心醉。出于经世致用的目的，王夫之选择评论批判的历史实例，都是针对明末清初各种社会政治问题而发，处处表现了他的特殊见解。值得注意的还有王夫之对历史进化的朴素见解。

王夫之：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字而农，号薑齋（jiangzhai)

10.《潜研堂文集》与钱大昕、《潜研堂文集》：清钱大昕撰。本书是钱氏卒后，由长子东壁与门生等汇编钱氏专著以外的经史论著、序跋、信札、传记、墓志铭等文章而成。本书体例分为十四类，是钱大昕生前所自定，本书同《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一样是以考订、校勘、训诂见长，特别是有关重要事实的考订方面。钱大昕也偶尔表示对清朝皇帝专横暴虐的不满，但更多的是对封建专制统治进行辩护。

钱大昕：清代史学家、音韵学家、金石学家。字晓徵，一字及之，号辛楣，又号竹汀居士。他的史学见解，虽在许多史籍的序跋中偶有表见，但总觉不够系统。集中赋、颂、箴、铭之类，多数是歌颂封建功德，抒发庸俗情感，无甚学术价值。传、碑、墓志铭之类，也多讳饰。有些讨论学术的论著，或者不免观点陈旧，或者仅作客观主义的阐述，价值也不高。

11.《廿二史札记》与赵翼

《廿二史札记》：清赵翼撰，本书用读书笔记的形式，对我国历代正史的编撰、体裁和主要内容进行考证、分析和评论，是清朝中叶的考史名著。本书所考正史，实际包括全部二十四史；所以命名为《廿二史札记》，是因为《旧唐书》和《旧五代史》，在当时尚未被清廷正式承认为“正史”的缘故。本书具有与严格采用正统考据方法的同类作品（例如《廿二史考异》）既相似又不同的若干特色。首先，就二十四史的编撰人、编撰经过、成书时间、材料来源及其真伪、方法的优劣与史料价值的高下等，进行叙述和审核，对二十四史作了全面介绍和评价，使读者阅读后就能了解各史的一般情况。其次，整理、排比了各个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将同一性质的分散史料，按专题归纳比类，并加以综合分析，不专论个人善恶和一事得失，使读者能大体了解一代政治的利弊和兴废沿革的原因。而且在复杂纷纭的史料中，钩稽出重大事件，这些都是本书的主要部分。不过，在史学方法上，赵翼仍然深受清儒以经证经的影响，采用以本书证本书，或以其它正史证某一正史，而不像其它考史家喜用稗说野史同正史歧异的互证。这一方法的采用，对于揭露历代正史在史料方面的自相矛盾，无疑是有用的。

篇6：中国梦征文选登

中国梦

追逐梦想的道路上，有泪水，有委屈，但未曾沮丧;有失落，有彷徨，但未曾绝望。宝石要经受过千锤百炼，才会迸发出耀眼夺目的光芒。我相信每个中国人都可以成为这样的宝石，因为，每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梦想。

中国，是梦想的代名词。穿越苍苍茫茫的地平线，在时间的暗流里，我看见一个个伟人用梦想铸造一件件令人汗颜的伟业。因为梦想，秦始皇用他的金戈铁马统一了华夏;因为梦想，李唐开创了史无前例的富丽繁华;因为梦想，毛泽东“欲与天公试比高”，周恩来誓为“中国之崛起而读书”……

如今的中国像一条腾飞的巨龙盘旋在亚洲的东方，而如今的腾飞正是由千千万万的炎黄子孙的梦想凝聚的。即使是那些最底层的人物，也有着属于他们的，最纯粹的梦想。

在城里，大路旁，工地上。被阳光炙烤得龟裂的大地，板砖水泥构成的大厦主体，聒杂刺耳的机器轮转声，是工地上最真实的写照。突兀的，一位瘦弱的建筑师站立在工地上，手拿卷尺，对着图纸反复测量着。灰尘踩在他的脸上，泥土在他手上驻足，可这些，他都不在意。他在意的，是他的梦想——他骄傲地对着他的队友说：“等着看吧，我们一定会建造一座史上最宏伟的建筑，让那些嘲笑我们的人看看，不依靠外来资源，我们中国人一样行!”说罢，他擦去额头上的灰尘，投入繁琐的测量工程中。夕阳的余晖在此刻也变得苍白无力，一个伟大的中国梦在他的心中熠熠生辉。是啊，有什么比一颗爱国的心还要绚烂?

在学校，操场上，沙坑边。一个幼小的孩子蹲坐在沙坑边，他挥舞着一根竹竿，在盛满黄沙子的沙坑上描绘自己的梦想。“你在做什么呢?”老师问道。“我是一个画家，我在画向日葵。”孩子骄傲地说着，用手指着沙地上的“向日葵”，“向日葵”在孩子纯真的目光下仿佛是一团熊熊燃起的`火焰。在这个被孩子的梦想染成金色的“向日葵”面前，即使是梵高的《向日葵》，恐怕也会黯然失色。这个纯真的梦想，让多少人看到黎明的曙光，中国的下一代，将是世界新的主宰者。

在公园，草坪旁，石椅上。一群朝气蓬勃的孩子围坐在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身边，听老人讲述着他的故事，他的梦想。老人是一个退休的教师，他正在为孩子们讲述那些年他当教职工的故事。“想当年我还在学校教书的时候，最欣慰的就是学生们求知的目光。”老人叹了口气：“可现在退休了，总想为社会在做些什么，唯一能做的，就是教导你们好好读书，将来报效祖国啊!”老人的目光中写满了期待。夕阳如丝般包裹着这位心系祖国的老人。在公园的一角，一片落叶悄然凋零，然而它的生命没有因此而结束，它悄悄地埋入泥土，为大树默默地提供养料。“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也是老人一生的写照。

“梦想一旦被付诸行动，就会变得神圣。”每一个怀着中国梦的底层人物，都是卑微而伟大的。从今天开始，让我们怀着那个伟大的中国梦，努力进取，让中国这条巨龙飞得更高，更远。

90后的中国梦

“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于旧愁。相信星星会说话，石头会开花的90后的我，喜欢中国的古诗词，喜欢那些文人雅客们的诉说。喜欢那些美得让人窒息的文字。静水流深。沧笙踏歌。红了樱桃，绿了芭蕉，都是中国的文化。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感叹的是时光的流逝。岁月的翩然轻檫，无可奈何。“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是对人事沧桑的感概：“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奴血。这是林则徐和岳飞的爱国宣言，不算激昂也不算壮阔，却表达了他们深深的爱国之情，在我心里。这些文化的结晶代表了中国一代人的思想，有的是相思情，有的是人生叹。而有时。却是中国梦。

佘秋雨先生在《千年一叹》中对中华三千年文明的论述是他的中国梦。他说，愚钝使人安定，小智使人慌乱。大智又使人安定，我们的文明，应该由小智走向大智。我非常同意徐先生的观点，而如今的钓鱼岛问题上，国人表现的都是极度的愤恨和高涨的爱国之情。我们拒绝日货。砸日本料理店，上街游行，有些人甚至打着“爱国主义”的幌子借机闹事。昨天我还在电视上听闻了一条这样的消息：一位中国公民为了使用自己的日本跑车不受伤害，在自家车上贴上了“我是中国人”五个大字，君可知，这在日本人眼里是何等滑稽可笑。我不明白，在我们的梦想里，中国的社会不是这样的。我认为日本的聪明之处就在于利用一个小小的钓鱼岛引起了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的内乱。日本非法购买钓鱼岛，难道这就是我们爱国的唯一方式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据古代许多史料记载，钓鱼岛及其他附近部分岛屿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既然原来就是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一定有能力夺回。我们的爱国就是一定要相信自已的国家，相信自已的同胞。

我们本是散落的珍珠，中国这个大社会是柔弱而又强韧的细线，把我们连在了一起。我们的社会不依赖皇权或神权功固它的底座，文化、历史是最重要的黏合剂。我们懂得尊重自已，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我们懂得尊重自然，因为不掠夺所以永续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