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家三项优抚政策的相关资料

2024-05-02

关于国家三项优抚政策的相关资料（通用5篇）

篇1：关于国家三项优抚政策的相关资料

党中央有关部门, 国务院有关部委、有关直属机构,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 、教育厅 (局、教委) 、银监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教育局, 中国人民银行各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 (首府) 城市中心支行, 中央部门所属各高等学校, 各银行业金融机构:

为进一步健全普通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 更好地满足学生国家助学贷款需求,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 (国发〔2007〕13号) 和《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意见》 (财教〔2013〕19号) 等有关文件, 经研究并商民政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 决定调整国家助学贷款 (含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下同) 资助标准和资助比例。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助学贷款资助标准

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 (含第二学士学位、高职学生, 下同) 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不超过8000元;年度学费和住宿费标准总和低于8000元的, 贷款额度可按照学费和住宿费标准总和确定。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不超过12000元;年度学费和住宿费标准总和低于12000元的, 贷款额度可按照学费和住宿费标准总和确定。

二、国家助学贷款资助比例

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国家助学贷款全国平均资助比例应与当年国家助学金资助比例相当, 各地区、各高校资助比例应与本地区、本高校当年国家助学金资助比例相当。全日制研究生国家助学贷款资助比例根据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等奖助政策覆盖范围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情况确定。

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在同一学年内不得重复申请获得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只能选择申请办理其中一种贷款。全日制研究生原则上申请办理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

三、工作要求

各地区要继续大力推动国家助学贷款工作, 满足本专科学生和研究生的贷款需求。财政部门要足额安排并及时拨付国家助学贷款贴息和风险补偿金资金。经办银行要根据贷款需求, 足额安排并及时下达国家助学贷款信贷资金。高校要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教育部财政部人民银行银监会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2004〕51号) 规定, 承担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金的50%, 并配合经办银行核准申请贷款学生的学费和住宿费标准。

国家助学贷款资助标准调整后, 《财政部教育部总参谋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学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国家资助办法〉的通知》 (财教〔2013〕236号) 、《财政部教育部民政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实施退役士兵教育资助政策的意见》 (财教〔2011〕538号) 和《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毕业生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暂行办法〉的通知》 (财教〔2009〕15号) 中有关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和学费资助的标准, 相应调整为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8000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12000元。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和学费资助的其他事项, 仍按原规定执行。

篇2：关于国家三项优抚政策的相关资料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业补贴政策的有效实施，明确要求在稳定加大农业补贴力度的同时，逐步完善农业补贴政策，改进农业补贴办法，提高农业补贴政策效能。遵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近年来中央1号文件关于完善农业补贴政策、改革农业补贴制度的要求和党中央、国务院统一决策部署，财政部、农业部针对农业补贴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突出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在充分征求和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调整完善农业补贴政策的建议，经国务院同意，决定从2015年调整完善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等三项补贴政策（以下简称农业“三项补贴”）。为积极稳妥推进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工作，现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在全国范围内调整20%的农资综合补贴资金用于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

（一）必要性。自2004年起，国家先后实施了农业“三项补贴”，对于促进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农业农村发展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农业“三项补贴”政策效应递减，政策效能逐步降低，迫切需要调整完善。

一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迫切需要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我国农业生产成本较高，种粮比较效益低，主要原因就是农业发展方式粗放，经营规模小。受制于小规模经营，无论是先进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金融服务的提供、与市场的有效对接，还是农业标准化生产的推进、农产品质量的提高、生产效益的增加、市场竞争力的提升，都遇到很大困难。因此，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强化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建设国家粮食安全、农业生态安全保障体系，迫切需要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加大对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支持力度，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二是提高政策效能迫切需要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在多数地方，农业“三项补贴”已经演变成为农民的收入补贴，一些农民即使不种粮或者不种地，也能得到补贴。而真正从事粮食生产的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却很难得到除自己承包耕地之外的补贴支持。农业“三项补贴”政策对调动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生产的作用大大降低。因此，增强农业“三项补贴”的指向性、精准性和实效性，加大对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支持力度，提高农业“三项补贴”政策效能，迫切需要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

（二）基本内容。根据当前化肥和柴油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下降的情况，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要从中央财政提前下达的农资综合补贴中调整20%的资金，加上种粮大户补贴试点资金和农业“三项补贴”增量资金，统筹用于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支持对象为主要粮食作物的适度规模生产经营者，重点向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经营主体倾斜，体现“谁多种粮食，就优先支持谁”。

支持发展多种形式的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既可以支持以土地有序流转形成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也可以支持土地股份合作和联合或土地托管方式、龙头企业与农民或合作社签订订单实现规模经营的方式、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提供专业的生产服务实现区域规模经营等其他形式的粮食适度规模经营。

各地要坚持因地制宜、简便易行、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原则，采取积极有效的支持方式，促进粮食适度规模经营。重点支持建立完善农业信贷担保体系。通过农业信贷担保的方式为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主体贷款提供信用担保和风险补偿，着力解决新型经营主体在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中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补贴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各地尤其是粮食主产省建立农业信贷担保体系，推动形成全国性的农业信用担保体系，逐步建成覆盖粮食主产区及主要农业大县的农业信贷担保网络，强化银担合作机制，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也可以采取贷款贴息、现金直补、重大技术推广与服务补助等方式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对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主体贷款利息给予适当补助（不超过贷款利息的50%）。现金直补要与主要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或技术推广服务面积挂钩，单户补贴要设置合理的补贴规模上限，防止“垒大户”。对重大技术推广与服务补助，可以采取“先服务后补助”、提供物化补助等方式。

二、选择部分地区开展农业“三项补贴”改革试点

（一）必要性。我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对农业的补贴受到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约束。继续增加现有补贴种类的总量，将使我国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总体范围内的支持空间进一步缩小，不利于我国充分利用规则调动种粮农民积极性、进一步提高种粮农民收入水平。因此，需要改革现有农业“三项补贴”制度，将一部分农业补贴转为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中使用不受限制的补贴，如对耕地资源的保护等。同时，加大对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支持力度。为积极稳妥推进改革，有必要选择一部分地区开展试点。

（二）试点内容。2015年，财政部、农业部选择安徽、山东、湖南、四川和浙江等5个省，由省里选择一部分县市开展农业“三项补贴”改革试点。试点的主要内容是将农业“三项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目标调整为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一是将80%的农资综合补贴存量资金，加上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作物良种补贴资金，用于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对象为所有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享受补贴的农民要做到耕地不撂荒，地力不降低。补贴资金要与耕地面积或播种面积挂钩，并严格掌握补贴政策界限。对已作为畜牧养殖场使用的耕地、林地、成片粮田转为设施农业用地、非农业征（占）用耕地等已改变用途的耕地，以及长年抛荒地、占补平衡中“补”的面积和质量达不到耕种条件的耕地等不再给予补贴。同时，要调动农民加强农业生态资源保护意识，主动保护地力，鼓励秸秆还田，不露天焚烧。用于耕地地力保护的补贴资金直接现金补贴到户。二是20%的农资综合补贴存量资金，加上种粮大户补贴试点资金和农业“三项补贴”增量资金，按照全国统一调整完善政策的要求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

其他地区也可根据本地实际，比照试点地区的政策和要求自主选择一部分县市开展试点，但试点范围要适当控制。2016年，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将在总结试点经验、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推开。

三、切实做好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的各项工作

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事关广大农民群众利益和农业农村发展大局，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大局。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财政部门、农业部门要充分认识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的重要意义，统一思想，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明确责任，加强配合，扎实工作，确保完成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的各项任务。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由省级人民政府负总责。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农业部门要在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加强对具体实施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明确工作责任，密切部门合作，确保工作任务和具体责任落实到位，确保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的各项工作落实到位。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安排相应的组织管理经费，保障各项工作的有序推进。

（二）认真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各省级财政部门、农业部门要结合本地实际，在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认真制定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实施方案，因地制宜研究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范围、支持方式，明确时间节点、任务分工和责任主体，明确政策实施的具体要求和组织保障措施。确定的具体实施方案要报请省级人民政府审定同意。各省在研究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支持方式过程中要与财政部、农业部进行沟通，省级人民政府审定的实施方案要报财政部、农业部备案。

（三）抓紧落实农业“三项补贴”政策。各地要抓紧制定2015年农业“三项补贴”政策落实方案，调整优化补贴方式，抓紧拨付80%的农资综合补贴资金和全部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农作物良种补贴资金，及时安全发放到农户，尽快兑付到农民手中。用于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资金要抓紧研究制定具体措施，尽快落实到位。试点地区农作物良种推广可以根据需要从上级财政和本级财政安排的农业技术推广与服务补助资金中解决。

（四）切实加强农业“三项补贴”资金分配使用监管。明确部门管理职责，逐步建立管理责任体系。中央财政农业“三项补贴”资金按照耕地面积、粮食产量等因素测算切块到各省，由各省确定补贴方式和补贴标准。省级财政部门、农业部门负责项目的组织管理、任务落实、资金拨付和监督考核等管理工作，督促市县级财政部门、农业部门要做好相关基础数据采集审核、补贴资金发放等工作。对骗取、套取、贪污、挤占、挪用农业“三项补贴”资金的，或违规发放农业“三项补贴”资金的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五）密切跟踪工作进展动态。中央和省级财政部门、农业部门要密切跟踪农业“三项补贴”政策调整完善工作进展动态，加强信息沟通交流，建立健全考核制度，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财政部、农业部将深入有关省开展调查研究，及时了解情况，总结经验，解决问题。同时，财政部、农业部将研究制定相关制度，适时对各地农业“三项补贴”政策落实情况进行绩效考核，考核结果将作为以后年度农业补贴资金及补贴工作经费分配的重要因素。

（六）做好政策宣传解释工作。各地要切实做好舆论宣传工作，主动与社会各方面特别是基层干部群众进行沟通交流，赢得理解和支持，为政策调整完善和改革试点工作有序推进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

财政部农业部

篇3：国家支持养殖业发展相关政策

1、畜牧良种补贴政策

为推动家畜品种改良, 提高家畜生产水平, 带动养殖户增收。从2005年开始, 国家实施畜牧良种补贴政策, 2012年畜牧良种补贴资金12亿元, 主要用于对养殖场 (户) 购买优质种猪 (牛) 精液或者种公羊、牦牛种公牛给予价格补贴。生猪良种补贴标准为每头能繁母猪40元;奶牛良种补贴标准为荷斯坦牛、娟姗牛、奶水牛每头能繁母牛30元, 其他品种每头能繁母牛20元;肉牛良种补贴标准为每头能繁母牛10元;羊良种补贴标准为每只种公羊800元;牦牛种公牛补贴标准为每头种公牛2000元。

2、畜牧标准化规模养殖支持政策

发展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 是加快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建设现代畜牧业的重要抓手。从2007年开始, 中央财政每年安排25亿元在全国范围内支持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 (小区) 建设。2008年中央财政安排2亿元资金支持奶牛标准化规模养殖小区 (场) 建设, 2009年开始中央资金增加到5亿元。2012年中央财政新增1亿元支持内蒙古、四川、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肉牛肉羊标准化规模养殖场 (小区) 开展改扩建。支持资金主要用于养殖场 (小区) 水电路改造、粪污处理、防疫、挤奶、质量检测等配套设施建设等。

3、动物防疫补助政策

当前, 我国动物防疫补助政策主要包括: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补助政策, 国家对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猪瘟、小反刍兽疫 (限西藏、新疆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等重大动物疫病实行强制免疫政策;强制免疫疫苗由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会同省级财政部门进行政府招标采购, 兽医部门逐级免费发放给养殖场 (户) ;疫苗经费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按比例分担, 养殖场 (户) 无需支付强制免疫疫苗费用。畜禽疫病扑杀补助政策, 国家对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小反刍兽疫发病动物及同群动物和布病、结核病阳性奶牛实施强制扑杀;对因重大动物疫病扑杀畜禽给养殖者造成的损失予以补助, 补助经费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基层动物防疫工作补助政策, 补助经费用于对村级防疫员承担的为畜禽实施强制免疫等基层动物防疫工作经费的劳务补助, 2012年中央财政投入7.8亿元补助经费。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政策, 国家对年出栏生猪50头以上, 对养殖环节病死猪进行无害化处理的生猪规模化养殖场 (小区) , 给予每头80元的无害化处理费用补助, 补助经费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

4、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

2013年中央提出要继续完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一是增加农业保险品种。自2007年中央开展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试点以来, 保费补贴品种持续增加, 目前中央财政提供保费补贴的品种有玉米、水稻、小麦、棉花、马铃薯、油料作物、糖料作物、能繁母猪、奶牛、育肥猪、天然橡胶、森林、青稞、藏系羊、牦牛等15个。一些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地方, 还增加保费补贴品种, 由地方财政对特色农业保险给予保费补贴。

(来源:牛联网www.niulianwang.com2013-12-9)

篇4：关于国家三项优抚政策的相关资料

2009年10月, “新农保”政策的颁布昭示着停滞多年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再次纳入国家惠农政策的体系之内。中央政府将试点覆盖面为全国10%的县 (市、区、旗) 并计划逐步增长, 2020年之前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构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农村养老制度。诚然, 关于 “新农保”政策执行的研究亦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综观国内既有的研究成果, 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农户的参保率受子女个数, 自主养老意愿等因素的影响。〔1〕〔2〕二是在模型 (MNL) 构建的基础上进行统计分析, 推演出个体农民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等对其参保意愿的影响显著。〔3〕三是 “新农保”政策效果和缴费原则是影响农民参保的重要诱因。〔4〕〔5〕通过既有文献的归纳和梳理可以看出, 学界对农户个体行为的考察还不够全面, 没有关注到农户整体的流动性面貌, 对务工家庭的关注不够, 且样本区域选择相对较窄。本课题调查涉及安徽、福建、甘肃、贵州、广西、广东、河南、湖北、湖南、江苏、重庆、江西、辽宁、内蒙古、宁夏、山东、山西、陕西、四川、浙江20个省 (区、市) 共68个村, 按照每个村30户进行甄别和遴选, 最后获得1942个农户共计3893个受访者的问卷, 全面透视农民个体差异与参保效果的相关性。

二、农民自身差异与参保率的相关性

1.年龄结构与参保率成正倚变关系

在有效信息的3893人中, 农户参保率随着个体年龄的增长而递增, 但递增幅度有一定的差异。按照年龄结构16~20岁、21~30岁、31~40岁、41~50岁、51~60岁进行分组, 其参保率分别为24.1%、29.6%、54.8%、65.0%、76.0%。即年龄结构越大, 参保率越高, 两者的相关性达到0.98 (见图1) 。该调查结果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解读:首先, 生命预期差异。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对生命的预期不同, 40岁以下的农民对未来生命预期更加乐观, 不太愿意参保。其次, “捆绑”政策的带动不同。“捆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40至60岁农民的参保意愿。“新农保”政策只要求15年投保期, 这给了年轻农民更加自由的时间选择。因此, 年轻人“被捆绑”的相对较少。我国目前已经进入到老龄化社会, 农村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加客观上刺激了老年人对国家“新农保”服务的渴求。

2.受教育水平与参保率呈现逆倚变效应

按照受教育的年限长短, 将个体农民的教育水平分为小学 (0~6年) 、初中 (7~9年) 、高中 (10~12年) 、大学及以上 (12年以上) 等4个层次。农民受教育水平在小学及小学以下的参保率为66.4%, 受教育水平在初中的为56.1%, 高中及其以上的为48.5%, 大学及大学以上的仅占28.3%, 即受教育水平越高, 农民的参保率反而越低, 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99 (如图2所示) 。可见, 当前参保对象的受教育水平以小学和初中为主, 教育水平与参保率为负相关, 且相关程度比较大。在调查中发现, 受教育与参保率呈逆倚变效应与近年来基层政府公信力不断弱化相关。一部分农民眼中 “中央是亲人, 地方是恶人的”的错位认知观念, 可能是导致国家惠农政策得不到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农民完全认可的一个原因。〔6〕因此, 国家惠农政策要具有持续性和连贯性, 从惠农政策的目标来看应突出 “惠农”特点, 从惠农政策的制定来看, 应该坚持政策本身具有的 “公共性”与 “公益性”, 在乡村 “善治”逻辑中整合国家政策。〔7〕同时, 尽可能扩大不同农民主体参与者, 逐渐消解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农户不想与 “官府”打交道的 “政治冷漠”。

3.健康状况对参保率的影响较为显著

将农民的健康状况等级分为优、良、中、差、很差5个等级。从3893个农民的有效调查信息来看, 身体健康状况对农民参保行为影响显著。从图3可以看出, 身体状况为优、良、中、差、很差的农民, 其参保率分别为54.1%, 61.2%、68.3%、69.9%和57.1%, 身体健康程度与参保率有较大的相关性, 即随着健康水平越来越差, 参保率逐渐递增, 符合博弈论中的 “逆向选择”理论。对农民身体健康程度和参保率作卡方分析, 其概率值为0, 小于1%的显著性水平, 表明健康程度对农民的参保率有显著性影响。传统时期, 迫于经济的压力, 农民的得病之后, 大多贫困农民会采取 “小病撑, 大病抗, 重病等着见阎王”的医疗心态。失去社会保障的农民群体把 “救护车一响, 家里一头猪白养”作为口头禅, 以自己的身体作为无奈的抗争。而今, 国家有了惠农政策, “新农保”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

4.收入差距对缴费档次的选择具有一定的冲击

农户的收入与农户的参保率造成一定的冲击。本调查把农户的年收入分为1万元以下、1万~2万、2万~3万、3万~4万、4万~5万、5万~6万、6万以上等7个层级。将农户的年缴费档次额度分为200元及以下、201~400元、401~600元、601~800元、801~1000元等5个频次。通过对农户家庭年收入和每年交费档次作卡方分析, 显示两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说明家庭年收入对缴费档次的选择有较大的影响, 即家庭年收入越高, 农户越倾向于选择较高的缴费档次。以200元及以下档次为例, 家庭年收入1万元以下的农户占69%, 而家庭年收入5万~6万元之间的家庭则有32.3% (见图4) 。由此可见, 收入水平是影响农民选择缴费档次的主要因素, 这也与农民主观调查研究的结论一致。目前各地政策市 “鼓励多缴费, 多缴多鼓励”, 这种激励政策并没能使得低收入家庭为寻求保障而多缴费, 没有参保能力的农民, 无论怎么激励, 也不会参保, 更不会提高缴费档次。因此, 相关部门在制定鼓励农村参保的激励政策时, 不能仅仅依赖经济手段, 更应该提升农户的整体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水平, 在政策上扶持帮助更多的低收入阶层。

三、家庭结构和职业类型对参保行为的制约程度

1.子女数量与农民参保意愿有较强的正相关性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家庭结构类型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变迁趋势。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表明, 目前农村家庭人口数正趋于下降, 形成以核心家庭为主的结构类型。农户的家庭结构类型与农户的参保意愿也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从1942个农户的数据来看, 家庭子女数量与参保率有一定的相关性。家庭子女数量为1个、2个、3个、4个、5个、6个的农民参保率分别为69.5%、77.9%、84.4%、87%、90% 和100% (见图5) 。这说明三个问题:一是子女数量多, 参保能力强。二是既使子女数量多, 农民也不依靠子女养老, 而是依靠社会养老。三是子女数量多, 被捆绑参保的多, 但参保率反而更高, 说明了捆绑政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民的参保意愿。中国有 “养儿防老”的传统, 但从农民参保的情况来看, 农民不倾向于依靠子女养老, 而是倾向于社会养老。可见随着家庭子女数量的增多, 参保率反而是逐渐增加。

2.职业选择对农民参保影响趋向离散

传统时期, 土地承载着农业生产与社会保障的双重功能。市场因子的渗透, 农民以分散化或 “抱团”的形式流入到城乡寻找谋生的出路。农民工在城市从事不同的职业, 其参保率远远低于纯务农户。从3893个农户的抽样数据来看, 纯务农的农民参保率最高, 达到65%;外出务工的农民参保率最低仅有44.9%;从事个体商业、教育、医疗等其他职业的农民参保率在52%至59%之间, 加权平均参保率约为54.7%, 仍未达到全国平均参保水平 (见图6) 。这说明, 不同职业的农民对 “新农保”的接纳程度存在较大差别, 从 “新农保”政策当前试点的实施效果来看, 非务农的农民比务农的农民的参保率低将近20个百分点。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一是 “新农保”政策没对非务农人员作出相应的规定。大部分地区的 “新农保”政策在试点推广期间, 还未对非务农的农民参与 “新农保”政策做出相应规划和调整。二是务工人员的养老保险存在较多特殊性和复杂性。因为务工人员具有流动性强、范围广、时间长的特点, 难以宣传和动员他们参与。三是务工人员的选择空间更大。务工人员可参加务工地点的养老保险, 也可购买商业养老保险, “新农保”不是唯一的选择。调查结果还显示, 已参保的农民中务农的高达67%, 务工的仅有24%, 务农与务工之比为2.79∶1;未参保农民中务农的有48%, 务工的达到41%, 务农与务工之比为1.17∶1。这两个比值与平均水平相比较, 出现了显著差异;而其他从事其他职业的农民不论是否参保, 比例变化很小。由此可得出结论:“新农保”政策已把务工农民严重边缘化, 或者说务工的农民参保的比重比较低。

注:本调查中的“务工”是指在本地乡镇企业或进入城市务工的农业户口人员。

3.家庭收入对农户参保行为的影响甚微

按照家庭收入的不同 (见图7, 其中A=1万元以下, B=1万~2万元、C=2万~3万元、D=3万~4万元、E=4万~5万元、F=5万~6万元、G=6万元以上) , 将家庭收入与农民参保原因作交叉分析, 在农民参保原因的4个选项中, 按照人数加权, 7个收入组都将 “减轻子女负担”作为第一选择, 其加权平均比重为67.2%;其次的选择为 “养老有保障”, 其加权平均比重为51.6%;再次为 “缴得多, 得的多”, 加权平均比重为39.8%。与前面的结论一致, 对已参保的农民而言, “减轻子女负担”与 “养老有保障”为主要动机。从不同的收入分组来看, “减轻子女”的分布呈倒U字型, 在2万~3万收入组, 农民参保的最大动机是希望减轻子女负担。“老有所养”呈现一个U字型, 2万~3万元收入组在谷底, 在谷底附近的还有1万~2万元收入组的参保农民。说明了收入在1万~3万元组的参保农民 “减轻子女负担”的动机远大于 “养老有所保障”。对于 “缴得少, 得的多, 划得来”的问题, 农民并没有像预期中那样精打细算, 家庭年收入在1万以下的农户仅有25.7%选择了该选项;家庭年收入在6万以上的农户有28.6%选择了该项;除了家庭年收入水平3万至4万有47.8%的农户认为 “新农保”划算, 其他收入水平均只有40%左右认为 “新农保”实惠。也就是说, 大部分的农民并不指望依靠 “新农保”来 “赚钱”, 而是想得到养老的生活基本保障, 只有3万至4万元中等收入的家庭参保有一定的投资动机。

4.农户缴费额度的标准具有一定的区域性

国家在 “新农保”的缴费标准上进行了 “弹性”设置:从100元~500元分5档, 同时允许各地增设缴费标准, 可以向上增设, 也可以向下增设。此次我们对68个市县的缴费档次进行了调查, 对调查数据进行了归纳 (见表1) 。在调查的县市中主要有以下3种类型:一是完全按照国家制定的5个档次设立缴费标准, 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 包括湖南, 甘肃, 广东, 广西, 河北, 河南, 江西、内蒙古、山东、宁夏、山西、陕西、四川、湖北、辽宁等省的试点县。二是在国家规定的缴费标准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调整, 主要是增设和提高缴费标准, 主要包括四川、重庆、浙江、湖北、广西、山东、江苏等省 (市) , 其中江苏和山东一些经济发达的试点县的标准较高。三是没有参考国家的缴费标准, 而是另行设立标准, 主要是在浙江、四川两省的个别试点县市。总体来说, 缴费标准对农户的参与积极性有很大的影响。本次调查显示, 有94.6%的欠发达区域农户选择了本地区最基本的养老金额度, 而东部和南部等发达地区的农户选择缴费额度方式多样化。

注:此表是根据问卷提供的68个县的数据整理所得, 其中同一省份的不同试点县市的标准也有所不同。

四、结论与启示

詹姆斯·C.斯科特对东南亚某些国家农业改造项目的研究所提炼的 “国家的视角”是研究农村公共政策的经典传统。〔7〕在中国, “三农”现代化的过程中, 国家起着主导作用。〔8〕农民面对国家顶层设计的矛盾, 总是以 “弱者的武器”为应对策略。〔9〕中国政府近年来正在致力于构建以 “惠农”为执政理念的基层服务体系, 对于保持 “中国模式”的增长和农民自治能力的提高大有裨益。〔10〕“新农保”是国家惠农政策体系的重要支点之一, 农民的参保意愿必须从农民自身的需求出发, 从源头上探究制约参保率的影响因素。本文的研究结果也显示, 农户的诸多个体差异对 “新农保”具有一定的制约因素。农民的理想模式与国家 “新农保”制度供给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本研究的政策价值在于:

第一, 要继续提高农民制度认知水平。影响农民参保意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但提高农民对 “新农保”政策的认知水平是提高参保率的重要因素。2014年2月7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合并 “新农保”和 “城居保” (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 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以说, 在政策上, 基本实现了城乡居民由养儿防老到社会养老的历史性转变。但是, 进一步的实施办法和管理细则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因此, 要充分发挥基层干部在农村社区中的引导作用。充分利用各种传播平台, 加强对普通农户对 “新农保”和 “城居保”政策合并的认知水平, 增强普通中青年农民的风险意识, 加强巩固老年群体的参保水平。同时, 政府要提高农村社会保障的信息化服务水平, 基层干部要发挥知识精英的表率作用, 鼓励他们带头参保。

第二, 政府要密切关注 “新农保”和 “城居保”合并后的政策适用性与效果。福利多元主义认为, 社会福利应是家庭、市场和家庭多元参与的供给制度, 三者之间缺一不可的首先。对于政府而言, 政府要对合并后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 “捆绑”机制进行 “松绑”, 确保 “新农保”与其他惠农政策的连贯性与持续性。同时, 要逐渐提高 “新农保”和 “城居保”合并后的基础养老金额度。只有让农村看到合并后的新型养老保障制度与 “养儿防老”和个人储蓄皆是可相互弥补的财富累积手段和生存保障, 合并后的惠农政策才会逐渐显现出叠加的正效应。

第三, 在社会流动机制下逐渐扩大 “新农保”的受惠人群。《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的统计结果显示, 目前我国城乡流动人口数量达2.36亿人, 相当于每6个人中有1个是流动人口。农民工作为参保人群的 “真空地带”, 难以在务工所在地得到 “新农保”和 “城居保”合并后带来的实惠。同时, 对于务工群体而言, 目前这种基于自愿参保的养老保险, 不仅没有缩小城乡差距, 反而加剧了中国社保体系的 “碎片化”。所以, 中央政府应针对群体农民工设计出更加灵活的参保政策, 让流动人员在城镇化过程中享受到国家惠农政策带来的收益, 让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红利真正普惠于更多的受众群体。

第四, 不断完善多元化主体的农村养老体系。公共政策的稳定性是公共政策塑造良好的政策秩序的基础。〔11〕“新农保”作为当前农村社会养老制度的主体架构,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 “旧农保”的不足, 但还应该使 “新农保”和 “城居保”合并后的惠农政策真正成为全体农民的 “安全保障网”。政府要与新型农村社区以及社会力量共同建构一个多元的农村养老体系。毫无疑问, 合并后的养老保障制度在覆盖对象、保费收取、待遇支付、业务经办等方面与其他社会保障项目之间存在着交叉或者冲突的情况, 有些具体问题还需要通过进一步试点才能完全暴露出来, 应当及时跟踪试点动态并建立相应的衔接机制。诚然,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和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 人员身份变化十分迅速, 必须从城乡一体化和有利于人员流动的理念出发统筹设计城乡各类社会保障制度。同时, 在惠农政策的执行过程中, 要预防因政策变异而引发 “意外后果定律”的负面效应。因此, 构建科学长效的惠农政策运行机制, 是摆在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

摘要：“新农保”制度作为国家惠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执行效果与农户个体差异休戚相关。本研究以全国20省1942个农户的调查数据为基础, 研究结果显示:农户个体年龄结构与参保率成正倚变关系, 即年龄层越高、其参保意愿越强;受教育程度与参保率成逆倚变关系, 即教育程度越高, 其参保意愿不断弱化;务农家庭参保更积极, 务工家庭参保率相对较低。同时, 农户家庭结构类型与其参保意愿具有显著的相关度, 家庭子女的数量与其参保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对于已经参保的农户而言, 家庭收入对农户参保意愿的影响效果甚微, 但呈现一定的区域差别。

关键词：惠农政策,新农保,农户,家庭结构,农民

参考文献

[1]肖应钊.农村居民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社会保障研究, 2011, (05) .

[2]郝金磊, 贾金荣.西部地区农民“新农保”参与意愿研究[J].西北人口, 2011, (02) .

[3]熊波, 林丛.农村居民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西北人口, 2009, (03) .

[4]封铁英, 董璇.以需求为导向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筹资规模测算[J].中国软科学, 2012, (01) .

[5]罗微, 董西明.农村低保制度与“新农保”制度衔接研究[J].农村经济, 2012, (09) .

[6]陈浩天.基层政府公信力:惠农时期农村经济发展的政治逻辑[J].经济体制改革, 2011, (05) .

[7]陈浩天.从治理到善治:基层政府治理嬗变的现实图景与国家整合[J].湖北社会科学, 2011, (11) .

[8] (美) 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9]徐勇.农民改变中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0]陈浩天.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生成、价值与运作——村民自治制度运行的政治社会学思考[J].求实, 2012, (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