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支教忆当年

农村支教忆当年（共10篇）

篇1：农村支教忆当年

农村支教忆当年

半个世纪前那火热的`年代,我作为中国第一所农村大学山东曲阜师范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农村去!”我的家在津浦和陇海铁路交界处的徐州市,自己主动要求到交通不便的山东省峄县.当时从徐州去峄县只有一班火车,且只开到枣庄,那时没有公共汽车,从枣庄到峄县近三十里,需要步行,冬天还得摸黑走路,听说峄县山区有狼,但我更害怕那里的狗.

作 者：吴士美 作者单位：刊 名：老年教育(长者家园版)英文刊名：EDUCATION JOURNAL FOR SENIOR CITIZENS年，卷(期)：“”(3)分类号：关键词：

篇2：农村支教忆当年

时光的年轮已不知不觉的传过了三年，曾经的点滴浮云，或是盘踞或是流逝，但这些都还是我心中有了一个美丽的邂逅。

也许在八年级时，是我们玩的最开心最无趣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英语成绩比较优秀，因此隔几个星期我们就会在周三的英语晚自习上看的电影，即便做这些事情都是有条件在先的，但是我们依旧执着。

在那天星期三，我们在早上上课时，大家表现比较好，课堂氛围活跃，当时我作为课代表，于是大家纷纷来向我讨问：不如去和老师提一下，在网上看的电影，我踌躇了一会儿说：“好吧!”

过了办公室，门开后，进去问老师，还是挺不好意思的.，毕竟前一周的周三就已经看过了，于是我便慢吞吞地走向英语老师，老师在办公桌前一丝不苟的在教学生单词，孜孜不倦的批阅试卷。看到这一切，心中还是酸酸的。到了老师的前面后，老师抬起头对我微微一笑说：“怎么了?”

“老师在晚自习上，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呢?”

“做一下配套练吧，把关键词都发出来。”

我点了点头，老师好像很快就明白了我的意图，便说：“若是能够提前完成任务，那么晚自习就随你们支配。”我开心的笑了笑。

篇3：农村支教忆当年

2015年1月18日,冬日暖阳普照大地,三门峡金玫瑰大酒店里宾朋满座、群贤毕至,三门峡市公关协会三届一次理事会议在这里隆重召开。市政协副主席马仰峡,市委常务副秘书长魏志选,市人大秘书长杨治安,市人大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王永胜,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广杰,协会顾问朱洪波、张银仓、赵军胜,会长杜明国,副会长张爱群、陆加利、孙凤君、刘智勇、张进学、贺爱琴,孟宪锋等8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陆加利副会长做的年度工作报告,接纳团体和个人会员25个,对协会部分理事进行了调整,梁青晋升为协会副会长,推举孙凤君为2015年年度执行会长。杜明国会长深入阐述了公关协会的文化;市领导马仰峡充分肯定了协会一年来的工作,并就协会的发展提出了宝贵意见,讲话有高度、有深度,发自肺腑、引人共鸣,充满激情、鼓舞人心!会议庄重朴素,井然有序,在温馨祥和的气氛中成功举行。

三门峡市公关协会三届一次理事会议在“公关”上狠下功夫,成效显著。一是新增了会员单位重要信息发布环节,张爱群、贺爱琴、史培民、梁青、周冠增等先后发布重要信息,极大地提高了发言人的信息受众面,有效地促进了企业宣传推广和形象提升。二是增加了新老会员结合自己的业务谈公关环节,王流芳、侯涛、王苏霞、郑水焕、闫静伟、杨献玲等依次发言,为发言者提供了展示才能和形象的舞台,激发了会员参与会议的热情,促进了会员之间的相互学习和交流。三是每年都特别邀请三门峡市各界知名人士作为嘉宾参与会议,林志敏、柴新庄、高杰应邀参会,扩大了协会与社会各界精英的相关性。协会顾问张银仓即兴赋诗“贺公关协会三届一次理事会”:群贤毕至话公关,各领风骚忆当年。运筹帷幄发展事,踌躇满志战羊年!特邀嘉宾、著名诗人高杰也赋诗“新生产力”:公共形象蕴内涵,关系攸关促发展,无形之中寓有形,不是攻官是公关。PR

篇4：梧桐树下忆当年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百废待兴，国家决定恢复高考，我们这些积聚了十年的近千万考生，从工厂矿山、田间地头、军队、学校挤上了高考独木桥，争取这25万个大学生的年度名额，希图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们是幸运的，进入了知名学府西安交通大学。

母校交通大学清末由盛宣怀创办于上海，是我国最早创办的几所现代大学，经过先辈们的辛勤耕耘，民国时已知名国内外，解放后由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平衡教育资源，56年大部分由上海西迁到西安，许多知名教授和员工放弃上海优裕的生活条件，举家随校搬迁西安。欣喜的是，在周总理亲切关心下，西安交大的校园建设在当年高校中属于一流，还特意在交大对门建设了兴庆宫公园。

初入交大，我们感受到了校园的大和美丽，据说康生文革中视察交大，说“交大是个大花园，学生不出三年就变修了”，结果砍伐掉不少花草树木。即使这样，我们进校时梧桐，樱花，牡丹，芍药，玫瑰，玉兰花，雪松等等花草树木依然遍布校园，四季不同，景色迥异，实实在在就是一个大花园。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是多麽的惬意和自豪。

入校伊始，我们经历了挖人防工程，军事训练，实弹射击；接受了交大爱国爱校的传统教育，“一年戴眼镜，三年买棺材”，前辈的执着学习精神和西迁精神一直在激励我们认真学习。

那时的母校，有一大批闻名全国的知名教授，钟兆林、沈尚贤、周惠久等，校园内充满了浓浓的钻研学问和学习的气氛。

“振兴中华，从我做起”是当年全国的口号。各行各业都在争分夺秒，力图把失去的十年夺回来。作为受破坏最深的教育系统，更是鼓足了劲。我们忘不了老师们夜以继日编写新教材和辅导资料，校办印刷厂的工人师傅们连夜印刷和装订，为的是我们这些经过高考进入大学的学生能拿到高水平的教材、学习到新知识。忘不了阶梯教室老师认真讲、同学们认真听，为了听得清晰同学们在教室占前排座位，为了自习方便查阅资料在图书馆占座位的一幕幕情景。

那时的我们，没有现今校园花前月下的浪漫，校园的樱花大道、梧桐大道留下来的只有来回宿舍、食堂、教室、图书馆匆匆的脚步声，星期天同学们也是背起书包和军用水壶到教室学习。大学四年，以交大男女七比一的比例，有同学恋爱也已是大学四年级毕业前夕了，那时的我们，心无旁骛，一门心思用在了学习上，建设四个现代化是我们的理想，也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我们是十年年龄段进入大学的同学，年龄大者有超过30岁的孩子父母，小者只有15岁，严格讲还是少年。从工厂来的朴素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穿着工作服，引得我们这些年龄小的同学，找家长要工作服穿，成为校园当年一道独特的风景。我们也经历了从穿四个兜的中山装到穿夹克衫的变化。

我们经历了从听革命故事到听单田芳讲《隋唐演义》，熟记四勇四猛十三条半好汉；忘不了星期六自带凳子在露天电影场看电影，和电影开始前玩扑克拱猪游戏钻凳子；经历了看第一部武打電影《少林寺》，看香港电影的新鲜和新奇；经历了从唱单调高昂的革命歌曲到唱“在希望的田野上”等十五首群众喜爱的旋律优美的歌曲和唱台湾校园歌曲。

在校园，我们有太多的忘不了！

忘不了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归来的第四军医大学参战人员所作的豪气勃发的报告，以及中央组织的战斗英雄报告团宣讲时激动人心的场面。忘不了女排三连冠，为国争光对我们大学生的激励，我们满腔热情的自发走上大街游行庆祝！

忘不了学校后勤部门为了我们这些来自全国的学生能吃上可口的饭菜，南下陕南北上宁夏，采购大米土豆等主副食；忘不了食堂辛劳的师傅们为我们制作的美味可口的饭菜，最难忘早餐炸酱面，午晚餐的狮子头，咕咾肉，粉条炖白菜；由于他们的辛勤付出，母校当年吃米饭比其他高校多，伙食也一直是西安高校中最好的。忘不了热气腾腾的大澡堂，洗滚水浴的舒畅。

我们在母校经历了紧张而充实的四年，遵从校训“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继承了交大的传统精神，在这里学到了科学知识，感受到了母校给予我们的关爱，感受到了同学们结下地纯真的友情。

往事历历，如在眼前，然弹指间毕业已30年了，我们亲眼见证了国家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各自在不同岗位为祖国的发展和强大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们无愧于这个时代，无愧于我们进校时的理想，我们感到自豪和骄傲。回归母校，站在“饮水思源”碑前，我们感谢母校给予我们知识，感谢母校给予我们敬业精神，感谢教给我们知识的老师们，感谢在后勤等各方面为我们服务的默默无闻的人。

感谢母校，祝福母校！祝愿母校保持优良传统，海纳百川，培养更多出类拔萃的国家栋梁和科技、管理人才，为祖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祝愿母校早日建成为大师名流荟萃、莘莘学子神往、栋梁之材辈出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

最后七绝一首以记述当年：

天高海阔论英雄，无悔青春豪气生；

篇5：摸鱼儿・天涯有客忆当年

佳节近，故人何处？日日思君欲语。

冬去春来三年兮，寒暑能消几度？

曾游处，还依旧，天涯有客孤影路。

日落枝头，风吹影动黄昏，

一池浓愁，难销沉入冰湖。

都已去，只情无赖不走。

孤山难遮风雨，但风吹过还不知，

却问谁动枝头？

都作古，饶心头，沉思千里谁知与？

好景难留，去了却还来，

篇6：常忆当年我为师六年级作文

教师，在我心中一直是崇高而神圣的职业。当初高考时，为了能够成为“公家人”，实现“农转非”，很不情愿地报考了农业院校(农业院校有降分录取机会)，未能实现当老师的愿望。但在大三我们开展社会调查实习时得以有短暂的教师经历，至今仍常常回忆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那是在1991年春天，我们农大农业经济系大三学生被安排到登封大金店乡开展农村社会调查实习，时间是两个月，任务是每人从学校选定的若干个课题中自定题目完成一篇调查报告。来自农村的我们几个学生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就收集了足够的资料，剩下的只是整理起草报告了，因而时间充足得很。

我们驻地大金店乡政府离大金店乡初中很近。为了锻炼自己，也为了圆当教师的梦，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商量，希望能到乡中去代一段时间的课。不要任何报酬，纯粹是为了历炼历炼。乡领导非常支持。因为当时大学生在农村还是相当的稀少，即使是农大学生能从郑州到大金店乡初中教书，学校也是很欢迎的`。我们便很顺利地实现了这个愿望。

我的两个同学选择了他们的强项英语(当时他们刚通过英语六级)，而我呢选择了初三数学。因为我当年上初中时数学特别优秀。不能说是偏科吧，但对数学情有独钟，不仅做题量大，题海战术，而且追求一题多解、巧解，最喜欢那证明、求解百思不得其解而后豁然开朗的感觉。可以夸张一点说超过了当时教我的老师，以至于每次数学试卷一发，我不用动笔亦能凭感觉考80分以上。我就是凭全县数学竞赛免试入的县高中。

学校领导听说我要代数学课很高兴，因为该校初三年级的三·三和三·四班的数学老师家里有事正准备请假，他正发愁如何调课呢。这位数学老师的办公室就在三·三班的教室隔壁，与教室中间隔一堵墙，有一人半高，在里面可以清晰地听到教室里的一切动静，老师要是在里面轻声一咳，就能使喧闹的教室顿时静下来。那里便成了我的临时办公室。

篇7：新农村建设的当年计划

新农村建设的当年计划

按照“规划先行、分步实施、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整体推进、全面发展”的思路。全村实现农林牧渔业工总产值527 万元，村财收入15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568元。主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科学制定规划，实现可持续发展 抢抓全县20个新农村建设试点村之一的有利机遇，在县包村领导和挂钩单位（县广电局、县文体局）的指导和支持下，对全村的村镇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生产和社会事业发展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行科学的规划，并制定详细的工作方案。 二、促进生产发展，加快“五增”进程 围绕县里提出的“五增”目标，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提高村民生活质量。使“五增”目标（主导产业增比重、集体增财力、农民增收入、就业增途径、生活增档次），取得显著成效。 1、抓好农民增收项目。今年要实现农民人均增收587元左右，人均纯收入达4568元。主要从三方面实现增收目标。一是新发展烟后制种150亩，增收18万元；二是成立笋制品加工营销协会，新增会员19人增收39万元；三是发展特色养殖，培育户养千只禽、百头猪、百头羊的专业户15户，增收30万元。 2、抓村财增收项目。今年要实现村财收入15万元，增收3万元。一是利用废弃的上处鳗场建木制加工场，增收1万元；二是利用废弃的老瓦场建笋制品加工场，增5千元；三是在上田利用荒滩地建电化场，增5千元；三是林业增收入1万元。 3、抓村容村貌整治。从3月份开始开展“三清六改”（清垃圾、清污泥、清路障，改路、改水、改厕、改沟、改圈、改厨）为主要内容的村容村貌大整治。完善和改造集镇和自然村的基础设施。在上段、上处、洋坑组各建一个垃圾焚烧池，在文明街建8个固定的垃圾池，摆设30个活动垃圾桶；在街道两旁更新和新植绿化树500株；将街道旁水渠盖板全部补齐；新建灯箱宣传牌12个。 三、围绕提升五通目标，扎实为村民办实事 在原有的基础上，围绕提升通水、通电、通路、通广播电视、通讯水平，扎实为村民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1、在5月份投资1万元，把上段组接通集镇的自来水管网，10月份投资5千元改造洋坑组上片村民的自来水。使全村100%的村民饮用卫生、安全的自来水。 2、在9月份投资16万元，铺设洋坑组的`1400米的水泥道路路面。使全村100%的自然村村内村外道路水泥硬化。 3、在12月份通洋坑组的有线电视，使有线电视100%进村入户。 四、围绕达到五有目标，开展文明村 围绕达到有丰富的文体活动，有稳定的科普阵地，有良好的乡风村貌，有健全的社会保障，有民主的管理制度目标。着力加强人的素质和环境建设，深入推进精神文明建设。 1、在6月份改造村部农民活动中心，添置和完善学习、活动、娱乐设施。在10月份完善各自然村的三小活动室的设施。在上田自然村桥头公园安装一批室外体育活动器材。 2、6月份在上处、上段、洋坑组建一科普宣传栏，使100%的自然村都有科普宣传栏。 3、在开展以“三清六改”为主要内容的村容村貌大整治的同时，继续开展“创十户、评十星”、“争五好”（好公公、好婆婆、好儿子、好媳妇、好妯娌）和创建“平安XX”活动。实现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邻里和睦团结，村民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平等友爱，融洽相处的平安祥和的社会环境。 4、结合今年的村级换届工作，完善村规民约、村务民主听证、村民代表议事、村务决策、村务入户、村务公开等制度。推进村民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民主法制进程。 中共XX乡XX村支部 XX乡XX村民委员会 203月27日

篇8：抗日老兵忆当年

走上抗日路

我参加抗日活动是1939年秋，在马诸火车站参加“自卫队军训”，那年我只有17岁。1937年12月杭州沦陷，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撤至金华，他爱国，主张抗日，提倡各地成立战时政治工作队（简称政工队）。1938年3月，余姚政工队成立。县长林泽为队长，郭静唐为副队长，郭吸收了许多热血青年为政工队员，同时接受了中共余姚县委的领导，因此政工队员中70%是中共党员，如王文祥、马青、俞震等。

马诸车站自卫队后备队军训是余姚政工队策划的，除了军事教官外，指导员都是政工队员。我们穿的都是绿色军装，共有三个连120多人。除了军事教官教我们立正稍息，卧倒瞄准，夜间紧急集合外，指导员还给我们讲抗战形势和教唱抗日歌曲。1939年春天，日军经常到余姚马诸扔炸弹，警报一响，人心惶惶。军训一个月使我长进不少，就在那年秋天，我报名参加了县政工队战社团领导下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纠察班，并担任班长。纠察班在我们夏巷村有12人，队员头戴斗笠，脚穿草鞋，臂别绿色纠察班袖章，肩背着大刀、红樱枪，神气十足。我们的宣传口号是“抗日救亡，人人有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等等。我们的任务是锄奸除特，防禁奸商支敌。大家常到上虞边界的牛栏口、界牌头姚江沿岸检查过往船只，提倡国货，抵制洋货等等。如果说马诸车站军训是对我进行的抗日救亡启蒙教育，那么参加战社团纠察班，已是我自觉的抗日爱国行动。

1938年至1940年余姚形势很好，战社团员发展到10万余人。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余姚政工队副队长郭静唐被捕，林泽营救郭静唐无效，挂印辞职，政工队解散。

1941年4月，日军发动宁绍战役，宁波、余姚相继沦陷，我们村变成了敌占区。在这样的逆境下，我们怎么办？大家经商量组织了“高跷会”，由赵银盛为会长，我为副会长。高跷会组织踏高跷、爬坟头拔烂田，滚荡车等活动，同时宣传抗日，很受青年欢迎。1941年秋，浦东部队分批到浙东，首战相公殿，打死打伤日军各8名，威震三北，后来又在阳觉殿战斗中打败日军三次冲锋，后由三北转四明。1943年秋，我村由高跷会改为“民兵队”，我为队长，赵银盛为副队长，在地方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各种抗日活动。

神马渡奇兵

夏巷村有个夏巷渡，摆渡人是我们的民兵阿灿哥。三五支队经常过江，被三十里牌的日军发觉。小队长板川三郎带了翻译，大摇大摆来到夏巷渡，首先把阿灿哥训斥一顿，并强迫阿灿哥把渡船摇到三十里牌锁在那里。

有一天，日军小队长获悉，昨夜不知从哪里来的奇兵，竟有好几百人在夏巷渡过了江。板川小队长气势汹汹，带了翻译和两只大狼狗，到夏巷渡查看，但没发现船只。板川把阿灿哥带到三十里牌严刑逼供，要他供出夜渡三五支队的船在哪里。阿灿哥说：“我的船在你们那里，没有船怎么摆渡？”翻译说：“皇军小队长问你，昨夜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阿灿哥故意说道：“动静倒是有的，昨夜我听到有马蹄声，或许庙内的两只神马又出去了。”翻译听了似信非信，可板川是个有神论者，他急忙带着翻译到关帝庙，只见关帝两只眼睛直盯着他，又见周仓手中那把大刀好像要向他的头砍去。板川仔细查看两匹神马，发现马蹄确有河泥，马肚皮还是湿漉漉的，他大惊失色，扑通一下跪在关帝面前磕了三个响头，嘴里喃喃地说：“中国的神马大大的有！大大的有！”因此，“神马渡奇兵”的故事就这样传开了。其实，这都是我和民兵及阿灿哥一起想出的主意：我们用的是“稻桶船”，把两只稻桶用竹杠捆起来，用竹篙一篙一篙地撑过来的。之后，将稻桶拆散放在庙的厢房里，神不知鬼不觉，不料迷信的板川小队长竟以为是神灵所为！

痛打日伪军

1945年1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月20号至31号，浙东临代会在梁弄正蒙小学召开，我是沿江区的农民代表。会议共有108个代表。我们聆听了何克希司令员的军事报告，谭启龙书记的施政纲领报告，大会还选举了浙东行政委员会和临时参议会。紧接着我又参加了四明党训班。回乡后，我们成立了凤亭乡党支部，陈光明为支部书记，杨拓华为组织委员，我任宣传委员，同时又担任乡民兵大队长。由于我在这段时间抗日活动比较积极，引起了汉奸和日伪军的注意。

1945年5月的一天，驻在斗门镇的日伪军渡过姚江到夏巷村扫荡，抓捕民兵。我发现了敌人的先头部队，立即通知全村民兵占领面前山的至高点，同时通知邻村民兵前來支援。我们用土枪、手榴弹狠狠打击日伪军，同时高呼冲呀、杀呀，喊声震天动地，以此佯装我们的主力部队已来支援。战斗一直打到下午两点多，我们发起了冲锋，日伪军狼狈逃窜，在渡江逃跑途中，有的掉入江中，变成了落水狗。

之后我的后母被抓去关在伪军的监狱里，家里几乎被日伪军抢劫一空。半个多月后，后母被保了出来。之后，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抗日活动更加积极，如反抢粮中我们摆下了“十里梅花桩”，使敌人抢粮的船只不能通行。后来我又担任了武装民兵连的连长，我们会师水漠潭，炮轰余姚南门，吓得日本鬼子龟缩在城内不敢动弹。我们的抗日斗争一直持续到日本鬼子投降。

（责任编辑 魏冉）

篇9：抗战老兵忆当年

今年5月，我找到了裴金声老人，对这位老抗日战士进行了采访。92岁高龄的裴金声，卧病在床，听说我要采访他，他非常高兴，并且详细讲述了他的抗日故事：

“我是1923年生人，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我正在上小学。在学校学会了第一首抗日歌曲——《松花江上》。1932年，我回家当了儿童团团长。1938年5月，杨国夫奉命从延安到山东组织发展地方武装，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共50多人，历经险阻到达山东，他被分配到清河地区。6月，他荣任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司令员。他和胶东司令员许世友住在我们村的富农——裴俊生的东院里，我常去给二位司令唱抗日歌曲。”

参加了裴袁战役当了50人的担架队长

“1941年10月1日，杨国夫司令送了我一支德国制造的甲短枪。我通过村长裴树田保送到县抗日先锋队。到了12月8日，我参加了第一次打日本的裴袁战役。记得那是县里发生的第一次战役，由县委书记唐鲁夫亲自指挥裴袁战役，当晚在营永村召开作战会议。指定我任这次战斗的担架队队长，负责50副担架。由区农会主任贾仁担任作战供应队长。早上接到博兴城里地下党通知：驻博兴县的日本大队要来纯化乡一带大扫荡。县党委紧急通知队伍要做好打击日本鬼子的准备。战斗不久就开始了，从早上9点一直打到晚上9点，我们县大队的队员们打得很英勇，由于我们县大队没有好的武器装备，有3个游击队是缴获日本的三八大盖，其他武器是汉阳造，硬是坚持了一天。一个独立营的86个同志，打到晚上担架全部用完了。身负重伤的区农委主任石仁同志，我亲自背他到三里地外的后方，我的棉裤全都湿透了。1944年9月18日渤海军区授予我劳动模范的称号。上面写着：裴金声同志，服从组织、团结同志、积极工作、努力学习。

为裴袁烈士纪念亭捐钱

当得知裴袁烈士纪念亭因缺乏维修资金，亭主体及四周已有多处损毁的消息后，1992年春节起裴金声每年从工资中挤出800元钱寄给纯化镇的文物保护部门，用于维护裴袁烈士纪念亭。——裴袁烈士纪念亭始建于1945年，是为纪念1941年12月30日八路军裴袁三旅一营在裴家村和袁家村抗击日伪军而牺牲的86名指战员。亭呈方形，高5米，边长3米。砖木结构，四角攒尖顶。镶嵌石碑，碑高1.53米，宽0.7米。南面碑镌刻“浩气长存”四字;北面碑镌刻王建新撰文、贾怡斋书写的记述裴袁战斗经过的碑文;西面碑镌刻烈士芳名。东面碑镌刻立亭的年月;亭四周以砖砌花墙围护，墙高1.8米，边长12米。

在裴金声老人的关心和帮助下，纯化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把发掘、保护好革命烈士纪念亭作为该镇文化工作的重点，多次组织专业人员对烈士亭的修缮召开研讨会，多方争取资金和技术帮助。由专门人员时时监促修缮工程，确保了工程在2014年9月烈士纪念日到来前顺利完成。

（编辑·宋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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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青灯有味忆当年

印象中钟先生的文字一向以平实为特色,不料此文居然写得如此波俏:开篇娓娓道来,从儿时读书说到老年游杭,数引古典之后再宣布自己的发现,而最后以有诗为证作结,读来煞是有趣。当读到“这才恍然大悟,这岂不是我们长沙也有的酥油饼么”一句时,我不由一下子就想到小说家汪曾祺《故乡的食物》系列散文中的这一段:“苏州人特重塘鳢鱼。上海人也是,一提起塘鳢鱼,眉飞色舞。塘鳢鱼是什么鱼?我向往之久矣。到苏州,曾想尝尝塘鳢鱼未能如愿,后来我知道:塘鳢鱼就是虎头鲨,嗐!”(《虎头鲨·昂嗤鱼·砗螯·螺蛳·蚬子》)短短一节文字,也是写得一波三折,最后以一声惊叹结束,正是小说家铺排故事的家法本事、拿手好戏。钟先生的这一段表达其发现之愉悦的文字,其峰回路转与豁然惊叹,是不是也借鉴了汪曾祺的“小说家法”呢?其实,虽然主要是以出版家的身份为世人所知,但从本书《自己写的东西》一文可知,钟先生本人在二十岁前也曾写作、出版过小说作品,虽然后来终止了小说写作,“小说家法”其实倒也不必假借外人。

当然,钟先生此文更多地是继承了周作人的文章作法。究心名物,“翻书”寻证,正是周作人一系列以风物为题材的散文之主要特色,钟先生文章尤其和周作人早年之《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喝茶》《谈酒》诸文之风格有更多的相近之处。而周作人正是钟先生平素关注最多的一个作家:从上小学时在初中国文读本中初遇周作人散文到一九六〇年代写信给周作人,再到一九八〇年代主持出版周作人自编文集与集外文、一九九〇年代编印《周作人文类编》,直至新世纪的“周作人散文全集”,几十年劳心劳力,沉浸其中,真的就像他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所自称的那样是有“周作人情结”了(见本书《讲讲我做编辑的事》),而这一“情结”自然会深深地影响到钟先生个人的写作。或者,正是因为钟先生性情中有着和周作人相近的趣味爱好,才会几十年都在为整理出版周作人作品费心费力,任劳任怨,结下了“一份不了的‘书缘’”。(见本书《难忘结缘豆》)有趣的是,周作人年轻时也写作发表过小说,第一部个人著作就是1906年6月由小说林社出版的文言小说《孤儿记》,直到1916年还有文言小说《江村夜话》发表,但1917年离开绍兴到北京大学任教之后就放弃了小说创作,和钟先生的创作经历很是有些相似,虽然他们放弃小说创作的原因并不相同。

论及钟先生的写小说和与周作人“结缘”,不能不说到《青灯集》中引起我更多关注的另一方面内容,就是作者自叙生平与答人访谈的那几篇文章。从少年时代的湘北山中读书到1949年8月进入《新湖南报》报社,从肃反、反右到“文革”中陷身囹圄,从“文革”前靠拉板车维持生计到后来的主持岳麓书社,钟先生这近八十年的人生历程在本书中大都被或略或详地叙述到了。对关心钟先生生平的读者而言,书中第一辑的这一系列文章就显得特别宝贵。可惜钟先生写得太少了,而且每次只在偶然的机会中叙及一些往事的片段,从来没有记述过某一段经历的来龙去脉,更没有写过系统回忆生平的文章。真希望钟叔河先生能够重新拿起他当年写作小说的叙事之笔,将自己一生经历的大小事件一一记下,给后人留下更多值得追怀与深思的历史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