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机关职权与职责

2024-05-20

税务机关职权与职责（精选6篇）

篇1：税务机关职权与职责

HRD的职责与职权

关于职责，有“屁股决定脑袋”的说法。HRD的职责是什么呢？是战略层面的决策者，还是管理层面的执行者？

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但是万商集团新HRD吴军到任已经一个多月了，天天在各地分公司做调研，不但一把火没放，甚至连灯都没点一个。

万商集团是国内领先的B2B企业，成立换了五任HRD。前四任都是吃过猪肉的牛人，一上任就踌躇满志，先开动员会，然后做培训，接下来是调研、调结构、定流程、写方案、编制度，把人力资源部的同事们忙得昏天黑地，把公司弄得鸡飞狗跳。可惜好景不长，人力资源部忙了半年，其他部门涛声依旧，改革方案束之高阁，里里外外怨声载道，HRD黯然离职。

同样的剧情上演了4次，所有人都有了经验，等着吴军开动员会、做培训。人力资源助理王燕也计划明年生孩子。按她的经验，新HRD到位，肯定是先放三把火，头半年免不了一通瞎忙；接下来，HRD就会发现忙了也是白忙，开始心灰意冷；等到了明年，HRD终于想通了，忙还不如不忙，心如死灰的时候，人力资源部就开始“放羊”。那个时候正好去生孩子、休产假。等孩子差不多一岁，自己也调养好了，养精蓄锐迎接新HRD的又一轮折腾。

可是这个吴军没按牌理出牌，既不放火，也不点灯，不但王燕无所适从，CEO赵刚都坐不住了。

规模优势

吴军上任之前，赵刚说明HRD主要有3项任务，一是文化建设，为万商集团注入“赢”的文化；二是结构调整，理顺集团总部、子公司、关联公司和分公司的关系；三是人才培养，为集团进一步发展储备人才。

3项任务都不简单，需要时间做调研，但一个多月过去了，总应该有点阶段性的成果吧。正当赵刚开始担心的时候，吴军找上门来汇报工作。

“老板，向您汇报一下调研的情况”，吴军先把一份报告递给赵刚，然后说：“我先说要点，详细情况报告里都有。”

“调研的第一个目的是搞清楚公司的战略优势和核心竞争力，搞清楚我们和竞争对手不一样的地方，目的是围绕核心竞争力调整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调研发现公司没有核心竞争力、没有战略优势，只有竞争优势，目前的优势是规模和知名度。”

“核心竞争力和优势有什么区别？规模和知名度不是核心竞争力？”赵刚反问道。

“核心竞争力是别人很难模仿的能力，是建立在独有资源之上的；优势是别人可以模仿，但暂时不具备的能力，是建立在公共资源之上的。”吴军解释说：“规模和知名度的基础是资本，资本是公共资源，不是独有资源。如果没有战略优势，新的资本进入，利润就摊薄了。”

“调研的第二个目的是搞清楚集团运营的业务模式，搞清楚公司的经营优势。调查发现公司在经营上的没有效率优势，只有规模优势。”

“规模和效率有什么区别”，赵刚再一次反问道。

“效率优势是利润率比对手高，规模优势是营业额比对手大”，吴军解释说：“目前集团总部、分公司和子公司的业务一样，只有区域划分，相互之间是竞争关系，不是合作关系。”

“调研的第三个目的是搞清楚业务层面的执行流程，搞清楚营销和销售职位的操作优势，结果发现在操作层面没有效率优势，只有规模优势。”没等赵刚问，吴军解释说“操作层面的效率优势是人均营业额和人均利润高于竞争对手，规模优势是业务人员在数量上超过竞争对手。”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完全没有优势？”赵刚皱了皱眉头说。

吴军回答道：“也是也不是，我们进入的`时间早，在规模上有优势，如果竞争对手加大投入，或者重量级的企业进来，有可能比我们的规模更大。”

解决方案

赵刚说：“这也正是我担心的地方，我们的规模优势在短时间内不会有人超过，但时间长了真不好说。你有什么办法把规模优势变成效率优势呢？”

“办法有很多，在执行层面上的办法有两种，一是把客户需求细分，按客户需求设计产品线；二是把销售和营销职位细分，按客户需求，把目前的销售顾问的一个职位细分成销售代表、产品专员、客户代表三个职位，具体的做法我在报告里写了。”

“问题的关键不是执行层面上，”吴军说：“战略决策更重要，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

第一，把集团总部的功能升级，不做具体的业务，主要对分公司提供资金、技术、管理、人才和市场信息上的支持。让总部充分发挥大脑功能，具体的事情让分公司去做。

第二，分公司和子公司在业务上不要重叠，形成上下游关系上的专业协作和系统协作，这样既可以避免内部竞争，也可以提高专业水平和服务质量，类似阿里巴巴、阿里妈妈、支付宝、诚信通那样。

第三，终端下沉，三线城市采用加盟连锁，既可以迅速扩大规模，又避免了在三线城市开设分公司形成的高管理成本和市场容量小的矛盾。

“后面的3点我没有写在报告里”，吴军说，“这些是董事会决策范围内的事，如果有必要，我可以另外写一个提案。”

赵刚听了这个思路觉得眼前一亮，他也早有类似的想法，只是天天忙于事务性工作，没有往下细想。

素位而行

“那就赶快写个提案吧，我先看看，如果有必要，你再交给董事会。”赵刚说：“企业文化、结构调整、人才培养，这三件事你别忘了。”

吴军又拿出一份报告给赵刚说：“呵呵，没忘，这3件事的提案在这里。”

接着，两人又开始讨论调研报告，一一分析如何细分客户需求、如何细分营销职位的具体做法和可行性……不知不觉一天过去了，赵刚说：“就按报告里你提出来的思路，之后我们找几家分公司先试试。”

最后，赵刚说：“提案也要尽快写出来，如果有必要，我申请召开董事会特别会议，专门讨论战略调整的问题。不过你有没有仔细考虑过，要是董事会不同意你的这份提案，坚持现在的做法怎么办？”

吴军很平静地说：“这个可能性我也想了好多天，如果真那样，我可能会辞职。”

“为什么？”赵刚吓了一跳。

吴军说：“通过这一个月的调研，我觉得执行层面的调整，对公司的意义不大，公司迫切需要战略调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找到更好的调整方向。作为HRD，我的职责是成为战略和执行之间的桥梁。如果董事会认为现在的运营方式正确，不需要战略调整，那公司只需要一个人事经理来做执行层面的事情就够了，我没必要戴着HRD的空头衔，做人事经理的工作。”

吴军走了之后，赵刚陷入沉思。显然，这个HRD很专业，战略思维也很清晰，也很有主见。但问题在于他太有主见了，不肯接受他的建议，他就选择辞职。

如果按照赵刚以往的用人原则，这样的人应该尽早让他离开，但是公司眼下真的需要战略调整，迫切需要一个像吴军这样的HRD。眼看着三个月的试用期就要到了，赵刚到底要不要留住这样的人才呢？在这个问题上他应该保持什么样的立场？

欲改变世界，先定位好自己

（卢小青江西江中制药集团公司人力资源总监）

HR总监要想获得“新生”和地位，首先应明晰扮演的角色，为自己在企业中正确定位。

案例中，吴军通过自己的调研，得出若干结论并提出解决方案，表现出了很强的战略思维能力和分析能力，解决方案也与CEO赵刚目前面临的困惑是对应的，似乎看起来这一次是选对了人。但转念一想，吴军发现的问题全是公司战略、模式或业务的，而且基本否定了公司现有的优势和流程，故且不评价仅仅一个月调研出来的结论是否正确，至少还存在以下的问题：

赵刚的心理承受能力问题。作为CEO，苦心经营的公司却被吴军这般批判，而且他的用人原则，是不认同如此太有主见的人员。同时，吴军又以“辞职”相要挟，要求按他的思路来进行变革，从现实意义上来看，赵刚的心胸是否能够有如此的宽广，乐意接受这种沟通方式和行事风格？

其他高管层的支持问题。吴军对业务系统“指手画脚”，在还没有了解和适应企业游戏规则前，就试图改变游戏规则，而且在企业中并没有找到支持的同盟军，如此执行必定树敌无数，即使有CEO赵刚的支持和权威，抗拒排斥的力量和反对的声音也会始终伴随，组织文化和氛围会受到很大的伤害。

HR部门员工自身的能力问题。如果HR的职责一下子拔到如此高的战略地位，HR部门员工面对如此大的压力和新的命题，自身能力和素质是否能够促使方案得到顺利执行？同时，通过这个案例也应该意识到在老板心中的HRD已不仅仅只是“文件的作业者”、“规章制度的卫道士”或“杂务处理站”，人力资源的职能也不仅仅是“选用育留”，而是希望HRD应该将企业的战略发展与人力资源发展有效地整合。作为今天的HRD，需要积极探索在企业中用最少的人力投入来实现组织的目标，同时更需要以战略、超前的眼光熟悉看待自身的定位，“战略”地使自己从熟悉角色开始到转变、胜任角色，才能真正脱离烦恼的阴影。

HRD既要“埋头拉车”，又要“抬头看路”

（王雷文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

只有合理地兼顾短期（解决事务性问题）、中期（完善管理体系、制度和流程）和长期工作（规划人力资源战略）“三体一位”，才是HRD的责任和价值所在。

虽说当下但凡讲到HRD的职责和角色时就会说“HR应该做公司的战略合作伙伴”，但对案例中吴军的做法我确实不敢苟同。结合我的个人经历，谈谈我的几点体会。

因地制宜，因材施教

HRD只是一个职务，不是说HRD就一定要做高瞻远瞩的事。不同的企业性质，对HRD的要求不一样。在外企和国企，HRD通常是管理层面的执行者，作为战略层面决策者的角色和职责则少之又少，因为外企和国企战略清晰、目标明确、策略得当、计划有序，对HRD执行者的要求就会排在第一位，因为执行的好坏将直接影响企业的战略和目标是否得到实现。而在民营企业，HRD作为战略层面决策者的职责要多一些，因为民营企业通常“计划不如变化快”，需要HRD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人才“选、育、用、留”人才策略。

在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HRD的职责也不同。企业创始阶段，HRD首先要解决的是招聘、业务骨干保留和日常事务性工作，还谈不上战略层面。企业发展阶段业务发展迅速，人员增长快，没有太多时间去思考战略。企业成熟阶段业务发展稳定，运行比较顺利。

篇2：税务机关职权与职责

2、负责济南快递事业部组织能力建设。梳理人力资源招聘、培训、薪酬绩效等模块相关流程;

3、定期进行济南区域的人才盘点，储备关键岗位人员;

4、负责企业文化的落地、践行推广;

5、负责一线招聘渠道的开拓、校企合作的开展;

篇3：税务机关职权与职责

一、西方代议机关职权概述

西方议会发源于英国, 议会的职权也从英国推演而来。远在资产阶级议会形成以前, 英国就存在一个由封建领主组成的“大议会”。1215年, “大议会”利用英王约翰当时既受到教皇的处罚, 又在对外战争中失利, 国家财政面临极度匮乏的情况下, 迫使英王签署了一个名为《自由大宪章》的法律文件, 取得了征税同意权, 即国王不经议会同意不得征税, 其后逐渐演变成为下议院的财政法案先议权。及至爱德华三世英国议会开始形成的时候, 由于国王要求议会增加税收以支付当时正在和法国进行战争的费用, 议会乘机要挟国王说明税收的用途, 这样就确立议会同意的税收只能用于议会同意事项的原则, 进而演变成为议会对国王预算的决议权, 即后来议会的财政权。在亨利第五和亨利第六时代, 议会利用税收和财政方面的权力把税收和预算法案拖延到议会会议后期审议, 迫使国王在立法方面让步, 于是亨利第五宣布从此不制定下议院所反对的法律, 亨利第六进而应允议会两院有提出法案的权力。议会的立法权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在议会取得立法权和财政权的同时, 议会与国王之间还进行着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 斗争的结果是议会取得胜利, 国王受到议会的监督, 进而演变成为议会对政府的监督。英国议会制模式为随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所效法, 各国又根据本国的国情和阶级力量对英国的议会模式进行改造和完善, 形成了当今资本主义世界议会制基本相同而不同风格的议会职权模式。

二、西方国家代议机关的职权

在当今西方国家, 议会职权的大小因各国政体的不同及议会的法律地位不同而有差别。一般来说, 议会制共和国的议会职权大于总统制共和国的议会职权;总统制共和国的议会职权又大于二元君主制国家的议会职权。但从职权项目类别来看, 无太大区别, 都包括立法权、财政权、人事权、行政监督权、司法权等。

(一) 立法权

立法权即制定、修改和废除法律的权力。这是西方国家议会传统也是最重要的职权, 西方国家宪法对议会的立法权都做了明确的规定, 但却不尽相同。

首先, 在立法的范围方面, 有限制与否的区别。在英国、日本等议会享有最高权力地位的国家, 形式上议会可制定、修改任何法律。日本宪法规定:国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并为国家之唯一立法机关, 这一规定说明日本国会的立法权不受限制。但是, 有些国家议会的立法范围是有限的。如法国现行宪法规定, 有关公民权利、国籍、婚姻制度、继承权和赠与、刑罚、刑事诉讼程序、大赦、税收、货币制度选举制度、设立各类公益机构等方面法律的制定和修改, 属于议会专有权力。对于国防的组织体制、地方单位的行政管理、教育、民事规章、劳动权、工会权和社会治安等, 议会一般只能确定一般原则, 其具体细则和实施措施则由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制定。在联邦制国家, 一般由宪法规定联邦和各州的立法范围。根据美国宪法, 美国国会立法的范围是税收, 偿付国债和借债事项, 与国外贸易, 统一化、造币和度量衡标准, 邮电, 破产法, 专利权、国际法事务, 宣战, 军队供给和征调民兵等。其余未列举的事项之立法权归于各州。

其次, 各国议会在立法创议权 (提出法案的权力) 方面所享有的权力有所不同。有些国家规定只有议会 (一定数量的议员或议会的各种委员) 才能提出议案, 如美国宪法规定, 所有法案由国会自行提出, 因此在形式上只有国会议员才有权提出法案。在一些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 有的规定国王有立法创议权, 如荷兰、约旦、英国以及某些其他英联邦国家。在实行总统制的国家, 总统实际上也享有立法创议权。尽管宪法规定只有国会议员才能提出法案, 但实际上重要法案是由总统或总统授意提出的。美国总统每年向国会提出的国情咨文, 其实就是政府要求国会进行立法的纲领。

(二) 财政权

历史上, 西方议会都是在财政方面获得了权力之后才获得立法权。当今世界, 虽然形式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但议会在财政方面仍然拥有极大的权力, 主要包括:

1、税收、举债审批权。

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税收、举债问题的决定权掌握在议会手中, 非经议会批准, 政府不得行动。瑞典规定:“未经议会授权, 内阁不得以国家名义进行任何借款或承担任何财政义务。”

2、预算决定权。

预算是国家未来一个财政年度的收入、支出计划。通过批准预算, 议会授权行政机关使用经费, 这是议会掌握国家收支、控制和监督政府财政的重要手段。多数国家议会对于政府预算拥有绝对决定权力, 几乎所有国家的议会都对政府预算拥有大小不等的修改权力。

(三) 人事权

议会的人事权是指议会对国家高级工职人员任免方面的权力。西方国家议会的人事权范畴并不十分明确, 它往往与议会的监督、制约权混在一起使用。该项职权的基本内容是选举、任命、认定国家高级工职人员, 主要包括国家元首、政府官员和立法机构及一些独立机构人员。

首先, 议会在国家元首产生方面的作用。多数资本主义国家议会在元首的产生中不具任何作用。这是因为, 在当今世界, 相当多的国家 (如英、日、泰国及许多阿拉伯国家) 是实行君主立宪制, 国家元首为世袭;另外, 根据“三权分立”原则, 几乎所有实行总统制的资本主义国家议会和总统都同时由选民产生。

其次, 议会在任命政府方面的作用。在总统制国家, 多数国家如哥斯达黎加、埃及、芬兰等, 任命内阁部长由国家元首决定, 议会在这方面不起作用。在美国则不同, 美国内阁须由参议院同意后才任命。而且, 总统挑选的政府高级官员, 要逐个地而不是一揽子地交给参议院进行严格审查。参议院在得到总统的每个提名后, 一般将提名交给与拟议任命的部门相关委员会进行审查, 委员会为此举行听证会, 对被提名人的品德、教育背景、身体状况、心理状况和政策主张进行全面的了解和考察, 并要求被提名人到会回答有关问题。如果参议院否决总统提名人选, 总统就得从新挑选。例如, 在20世纪的30年代, 胡佛任总统期间, 他提名任职的官员候选人有14%被迫另换他人。在议会制国家, 立法机关在任命政府方面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有国家的是议会下院多数党领袖应国家元首请求组织政府, 政府首脑全权决定政府其他国家官员的任命, 包括澳大利亚、印度、英国。如日本宪法规定“内阁总理大臣得以任意罢免国务大臣”。虽然在形式上, 议会在这些人事任命中不起作用, 但实际上, 这些选择和议会有很大关系, 因为在议会占多数的党派才能组阁, 这是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体现。而在其他一些西方国家, 要么国家元首在任命政府方面起主要作用 (如比利时、意大利) , 要么议会在任命政府方面作用甚微 (如泰国) 。

三、中西代议机关职权的特点比较及我国人大职权的完善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和西方议会一般都拥有立法权、监督权、人事任免权, 这是共同点。但在权力地位、具体内容和实现形式上, 两者有很大的差异。

第一, 关于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权力结构。和资本主义国家议会不同, 中国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它代表全体人民, 全面地、全权地行使国家权力, 拥有广泛地、不受其他国家机关制约的权力, 只接受全国人民的监督、制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宪法第57条) 。在整个国家权力的纵向体系中, 它处于最高一级;在中央一级国家权力体系中, 它处于首要的和全权的地位。具体来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组成都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 这些机构要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这些机构的领导人。而这些机构及其领导人则只能无条件地接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领导和监督, 没有任何抗衡的权力。而西方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分别由三个机关行使, 并且相互制约, 保持权力的平衡, 不存在“议行合一”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在此方面, 多年来的实践表明, 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坚持我国“议行合一”的国家政治体制。

第二, 关于权力范围。按照宪法和法律,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主要有四大职权, 即立法权、监督权、任免权和重大问题决定权。此外, 宪法还赋予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可以行使认为应该由它行使的权力。这是一项无限的权力, 西方议会是没有的。但西方议会有一项古老的传统权力, 即财政权。政府每年的总收入和总支出都要经议会审议通过, 政府收入和开支的细目也需经议会同意, 政府的每项开支只能限于议会同意的范围之内。同时, 政府对上一个财政年度内收入和支出的数额要做出总结, 并向议会报告。这项权力形象地被称为“管理国库的权力”或称为“钱袋权”。这是国会制约和监督政府的最重要的手段。一个典型的例证是:1994年, 美国国会与政府在预算问题上发生分歧, 拖到新的财政年度开始时仍不通过财政预算, 结果政府机构无钱使用, 被迫三度关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这一权力是薄弱的, 应当引起重视和加强。当然, 也要防止妨碍正常行政活动的地步。

中国人大应该加强财政审议权力的运用, 以经济和法律手段监督政府活动。西方国家议会的实践和经验表明, 利用议会拥有的财政审议权来监督行政机关的活动, 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手段。议会通过预算审议、财政拨款审议和决算审议, 使政府的活动受到有力控制。中国宪法明确规定, 全国人大有权审查和批准国家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 (即决算) , 有权审查和批准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审查和批准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预算在执行过程中所必须做的调整方案。中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西方国家议会一样, 也拥有财政审议权, 同样可以通过制定合理、严格的审议程序, 细化审议过程, 对预算、财政拨款和决算进行审议, 对政府进行强有力的监督。

参考文献

[1]、李阳.西方国家宪法学[M].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9.

[2]、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M].法律出版社, 2003.

[3]、宋玉波.比较政治制度[M].法律出版社, 2001.

篇4：检察机关职权与数学不等式

讨论检察机关应该做些什么，或者检察院作为国家机关之一应该管些什么，通俗地说，就是它应该享有哪些职权？这里，我们要分清几种不等式。

首先检察机关享有的职权≠检察权。因为，检察机关享有的职权在外延上要大于检察权：检察机关享有的职权，是指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所享有的一切职权，而检察权则是指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司法机关之一所享有的区别于其他国家机关所独自享有的管理职权，如《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5条确定了检察机关享有对刑事案件的公诉权、对刑事裁判活动的诉讼监督权以及对刑罚执行的诉讼监督权。其次，《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第185、186、187、188条确定了检察机关对民事案件生效裁判的抗诉权。再次，新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完善了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的公诉权、对刑事裁判活动的诉讼监督权以及刑罚执行监督权，还规定了对刑事案件的侦查监督权，以及检察机关对部分刑事案件的侦查权。《行政诉讼法》第1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第64条确定了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抗诉权等等。检察机关享有的职权，是指在检察权之外，它还应当享有作为一个国家机关为行使检察权之必要而享有的如对所属人员的人事管理权、财政支配权等。这些管理权力多数为机关内部的行政管理权，也有少数权力涉及机关外部，如检察建议权、对不当立法的异议权等。将这些权力区分在检察权之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些权力在权力本质上并非检察机关所独有，强制力，独有。

其次，检察权≠法律监督权。在作者看来，首先，“法律监督权”，本身是一个被很多人非常不严肃地随意使用、本身也极不科学的概念。严格意义上说，它不是一个宪政基础的法律概念，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主张“检察机关的监督权打破了我国宪法有关权力模式的基本理论，使检察机关在整个公共权力的运行中的地位模糊，其结果必然使公共權力的运行出现混乱和无序”。因为这种观点无法回答学者有关公诉权与监督权在权力性质的本质差异。这就是，监督权具有强制性，有绝对的权威性和单向性，监督者处于上位，被监督者处于下位，法律关系不平等。其与作为司法裁判请求权的公诉权有着本质的区别。作者认为，由于我国宪法的渐进性与宣示性，宪法上的很多概念并不是准确的法律概念，“法律监督机关”一词正是如此。在这里，法律监督机关是一个政治概念或者说宪政概念，由于政治权利与法律权利并不能等量齐观。一般而言，一国公民享有的政治权利总是大于其依法享有的法律权利。类似地，就法律监督权而言，我们必须引进广义与狭义法律监督权的概念。这时，我们看到关于公诉权与法律监督权二者关系的理解极易绝对化，要么相互派生，进而片面扩大法律监督范围，主张全面监督；要么绝对对立，进而否定以民行抗诉权为代表的诉讼监督权，主张检察权＝公诉权，因此都有失偏颇。派生关系虽然强调了二者存在的内在联系，但却无法解释其中诉讼监督权的司法性质与公诉权的行政性质的矛盾；而认为绝对对立观点，又实际上否定了我国二元司法的中国特色，也否定了中国宪政的基础。事实上，当我们在谈公诉权与法律监督权的联系时，是在讲广义的法律监督职能或者说政治权力与公诉手段的关系；而我们在讨论二者的区别，却是在讲狭义的法律监督权（即诉讼监督权，如民事抗诉权、侦查监督权等）与公诉权的关系。可见，检察权以公诉权与诉讼监督权为核心，其中公诉权实际是世界通行的检察机关的职权，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准确地说系统完善的诉讼监督权。

第三，否定法律监督权≠否定法律监督职能。在正确区分了不同语境下一种本身不是很科学的法律监督权概念，我们可以看到，否定检察机关统一于法律监督权这一不尽科学的概念，并不意味着否定检察机关依法享有的法律监督职能。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宪法规定了检察机关享有的法律监督职能，才产生了在此基础上，基本法如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逐步完善检察机关应当享有的相应国家权力。首先，《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5条确定了检察机关享有对刑事案件的公诉权、对刑事裁判活动的诉讼监督权以及对刑罚执行的诉讼监督权。其次，《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第185条、第186条、第187条、第188条确定了检察机关对民事案件生效裁判的抗诉权。再次，新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完善了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的公诉权、对刑事裁判活动的诉讼监督权以及刑罚执行监督权，还规定了对刑事案件的侦查监督权，以及检察机关对部分刑事案件的侦查权。还有《行政诉讼法》第1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第64条确定了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抗诉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982年制定《民事诉讼法（试行）》时，前七稿均有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规定，内容包括民事公诉和参与诉讼、检察机关可以调查案件、出席法庭等。

第四，检察权等于什么，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的检察权＝运用程序手段，在诉讼过程中，根据诉讼程序的不同需要分配并进行整合，包括在尊重行政权的优先性前提下制约行政权，在尊重司法权终局性前提下制约审判权。就制约行政权而言，为了有效保障国家与社会公共利益，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公诉部门密切配合公安侦查机关追诉一般刑事犯罪，同时突出表现在独立侦查起诉行政和司法部门以及不宜由公安侦查机关侦查的其他刑事犯罪行为，这些显然既尊重了行政优先又可以有效避免行政滥权。特别是，不同于三权分立国家，我国的各级政府机构虽都享有独立完整的民事、行政诉权，但在特定情况下（主要是政府或行政机关放弃特定诉权情况下），就未来发展方向而言，检察权还应当包括，在特定情况下（主要是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行政机关不行使特定诉权情况下）还可以通过民事、行政公诉手段保护国家与社会的经济利益、行政利益等。这实际是对行政权力部门违法（包括不当）行为的司法救济，是对国家利益的更充分的一种保护方式。就审判权制约而言，法院与检察院二元司法格局中，法院侧重实体和享有终局的司法裁判，检察机关侧重程序和过程的司法裁判。作者认为，法院享有的终局裁判权，是指整个法院系统享有的终局裁判权，而非具体某个法院对某个具体裁判的终局裁判权，道理不言而喻，在我国只有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定作出即生效的。检察机关对生效裁判的抗诉只是启动再审程序，并未取代法院的裁判，最终，案件的实体裁判权仍归属法院。通过检察权对司法权的制约分权，不仅有助于法律的统一实施，更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保障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