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审判信息网参阅案例：交通事故

北京审判信息网参阅案例：交通事故（共7篇）

篇1：北京审判信息网参阅案例：交通事故

案例一 用工者追偿权为有限追偿应在合理范围内行使

原告：北京京西风光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百花出租汽车分公司。被告：王某，无业。

 案情

2008年6月17日，北京京西风光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百花出租汽车分公司（以下简称百花分公司）与王某签订《劳动合同书》、《承包运营合同书》，约定由王某承包百花分公司出租汽车一辆用于营运。该合同书约定，百花分公司“有权行使企业经营管理权，承担经营主要风险和相应的法律责任”，王某“承担责任交通事故应由自身承担的责任部分”。双方同时签订了《补充协议书》一份，约定因交通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总额超过保险公司赔付的部分，以及保险公司不予理赔的部分，均由王某承担。

2010年3月17日，王某驾驶该出租车与案外人田某驾驶的轿车发生交通事故，经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认定，王某负全责。事故亦导致案外人胡某人身和财产损失。经人民法院判决，在保险公司赔偿责任以外，百花分公司及其总公司北京京西风光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赔偿田某、胡某各项损失共计274528元，该款均由百花分公司实际支付。另查，该出租车全部保险由百花分公司负责办理，百花分公司未就此与王某进行协商。

百花分公司起诉要求王某按照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约定给付百花分公司垫付的赔偿款274528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王某辩称：王某与百花分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且本案交通事故系王某履行职务时发生，百花分公司作为出租车公司，应自行承担运营风险，且百花分公司投保的商业险保险金额过低。王某不同意百花分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审理结果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百花分公司与王某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2.王某是否应当支付百花分公司赔付第三人的全部赔偿款。

根据查明的事实，王某系其他单位退休人员，但百花分公司与王某签订《劳动合同书》，且王某系百花分公司员工这一事实已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书予以确认，故百花分公司关于其与王某不存在雇佣关系的主张，该院不予认可，双方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王某在履行职务过程中未能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法规导致发生交通事故，给百花分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百花分公司在对外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王某追偿。但百花分公司系出租车公司，因出租车发生交通事故所产生的赔偿责任，属于其主要运营风险。百花分公司虽与王某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因交通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总额超过保险公司赔付的部分，以及保险公司不予理赔的部分，均由王某承担”，但《承包运营合同书》中亦约定百花分公司“承担经营主要风险和相应的法律责任”，且营运出租车的相关保险均由百花分公司办理，其在办理保险时并未与王某进行协商，共同确定保险金额，故百花分公司通过《承包运营合同书》和《补充协议书》，将自己作为雇佣单位的运营风险约定全部由雇员承担，有失公平，亦不符合合同法关于双方协商、平等原则及公平原则。故对该补充协议书第（七）部分第3项之条款，本院不予认可，王某应承担适当赔偿责任。百花分公司要求王某给付百花分公司赔付第三人的赔偿款的主张，本院对合理部分予以支持，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条、第五条的规定，判决：1.被告王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北京京西风光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百花出租汽车分公司82358元；2.驳回原告北京京西风光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百花出租汽车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百花分公司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判令王某支付百花分公司274528元。其主要理由是：百花分公司与王某之间是承包合同关系，在《承包营运合同书》及《补充协议书》中约定了因交通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总额超过保险公司赔付的部分，以及保险公司不予理赔的部分，均由王某承担。王某与他人发生交通事故，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属于重大过失，应该承担事故受害人的全部损失，百花分公司已向事故受害人垫付了事故赔偿款，按照百花分公司与王某的约定，王某应全额给付百花分公司垫付的赔偿款。

百花分公司未向二审法院提交新证据。

王某针对百花分公司的上诉意见答辩称：王某与百花分公司之间是劳动合同关系。在交通赔偿案件中王某并未作为共同被告，现百花分公司要求王某承担责任无依据。《承包营运合同书》是一种格式合同，《承包营运合同书》约定自身承担责任的部分对出租车司机是不公平的。如果这样的话，应当与司机协商保险额度，王某在2005年与百花分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和《承包营运合同书》时缴纳了1万元的风险保证金，此保证金的目的就是在车辆发生事故造成损失的情况下，王某在1万元之内承担责任。

王某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或改判驳回百花分公司的诉讼请求。其主要理由是：王某与百花分公司之间是劳动合同关系，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交通事故赔偿的案件未将王某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交通事故赔偿案件判决后百花分公司未上诉，说明其愿意承担赔偿责任，且认为不用王某承担赔偿义务。

针对王某的上诉意见，百花分公司答辩称：王某在2003年办理了退休手续，不能成为劳动关系中适格的劳动者。百花分公司对交通事故承担的是垫付责任。本案应适用合同关系中的法律规范，而不应适用侵权责任法。

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第（1）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意见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王某是否应当依《承包运营合同书》和《补充协议书》的约定，支付百花分公司赔付第三人的赔偿款及赔偿的比例。

王某与百花分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书》和《承包营运合同书》，可以认定王某受雇于百花分公司从事出租车营运工作。百花分公司依据《承包营运合同书》提起本案诉讼，故本案是基于出租车的承包营运关系产生的争议。在该争议中，百花分公司与王某的关系是用工者与工作人员的关系。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4条“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王某在执行职务过程中给他人造成的损害，应当由用工者百花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百花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是否有权向王某追偿以及追偿的比例为多少，是本案的主要争议。

（一）对于百花分公司是否有权向王某追偿的问题

我国侵权责任法未对追偿权作出规定，立法者给出了如下理由：其一，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不少国家越来越限制雇主行使追偿权或者不允许雇主进行追偿，认为雇主可以通过企业保险等方式来解决赔偿费用的问题。其二，侵权责任法主要解决对外责任的问题，用人单位和工作人员的内部责任可以通过协议等方式来约定。根据世界立法趋势及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立法本意，用工者的追偿权应属约定权而非法定权，用工者与工作人员对追偿的具体范围和比例可以自行约定。在本案中，百花分公司与王某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约定了因交通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总额超过保险公司赔付的部分，以及保险公司不予理赔的部分，均由王某承担，对百花分公司的追偿权有明确约定。所以，百花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王某追偿，应无异议。

（二）对于百花公司向王某追偿的比例如何确定问题

在审理过程中，对百花公司的追尝比例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用工者的追偿权为约定权，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约定应属有效。且双方签订合同时，对合同的条款已有相当的了解，对合同的法律后果也有清楚的认识，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决定。即使当事人因为自身的承受能力、收入水平表示不能承担法律责任，该事后的反悔亦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不应对此行为予以鼓励。第二种观点认为，虽然用工者追偿权的行使应由双方自行约定，但在进入诉讼程序后，如果工作人员对此提出异议，法院也可以依据公平原则对此进行调整。

我们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是：

1.从法理的角度分析，法院依法对用工者追偿权的行使进行限制，能够有效防止用工者滥用权利，同时也符合过失相抵、权利义务一致的原则。当用工者行使追偿权时，如果不对其进行限制，则用工者极有可能将其风险全部转嫁到工作人员身上，而不问工作人员的过错责任、承担能力、收入水平等因素，这样会造成用工者权利的滥用，使工作人员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而且，在签订合同时，除工作人员应当考虑到工作风险外，用工者也应当考虑到自身的经营风险。在实际的生产经营过程中，用工者责任的发生往往也不单是工作人员的过错，通常与用工者提供的劳动条件、监督管理、教育培训存在一定的关系。因此，当发生侵权责任时，应当根据过失相抵、权利义务一致的原则，确定用工者的有限追偿权。

2.从本案实际情况看，《承包运营合同书》中亦约定了百花分公司“承担经营主要风险和相应的法律责任”的条款，且营运出租车的相关保险均由百花分公司办理，其在办理保险时并未与王某进行协商，共同确定保险金额，故百花分公司通过《承包运营合同书》和《补充协议书》，将自己作为用工者的经营风险约定全部由工作人员承担，有失公平，亦不符合合同法关于双方协商、平等原则及公平原则。

所以，法院应当判决王某承担适当的赔偿责任。百花分公司要求王某给付百花分公司赔付第三人的赔偿款的主张，法院对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在确定合理的追偿比例时，法官应当综合考虑工作人员的过错程度、收入水平、收益对比、职业化程度、工作风险及承受能力。在本案的审理中，一审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最终判决百花分公司向王某追偿的比例为30%，二审法院也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

综上，一、二审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

篇2：北京审判信息网参阅案例：交通事故

关键词 : 军转 张为臻 军转公选 计划分配安置 军转岗位 网上双选

军转接收单位 ：北京纺织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军转接收部门 ：办公室

军转安置岗位 ：法律顾问

军转安置数量 ：1

军转岗位性质 ：企业

军转岗位类别 ：不限

军转岗位条件 ：1.大学本科，大学英语四级以上，法律相关专业毕业，有一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2.本岗位主要涉及经济法及合同法等相关法律知识，要求有较强的公文写作能力，擅长法律文书写作及文件的起草。

军转接收部门 ：财务部

军转安置岗位 ：出纳

军转安置数量 ：1

军转岗位性质 ：企业

军转岗位类别 ：不限

军转岗位条件 ：1.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会计学、财务管理及相关专业;2.具有一定计算机应用能力，熟悉使用Word Exced和专业财务软件，具有初、中级会计职称或同等条件优先考虑;3.具有良好的沟通和协调能力，有较好的职业素质;4.为人正直，工作认真负责，能吃苦、肯钻研、能独立解决实际问题。

军转接收部门 ：进出口部

军转安置岗位 ：市场营销

军转安置数量 ：2

军转岗位性质 ：企业

军转岗位类别 ：不限

军转岗位条件 ：1.善于平面设计，产品推广策划;2.精通相关网络销售平台的运作;3.熟悉互联网络，熟悉使用网络交流工具和各种办公软件;4.负责公司网上贸易平台的操作管理和产品信息的发布;5.对市场动态、政策环境变化有敏锐的洞察力;6.对网络营销和金融行业感兴趣。7.为人诚信，工作认真敬业，富有强烈的责任心，具有较强的进取精神和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8.具备强烈的市场意识，考虑问题全面，有出色的沟通表达及执行能力;9.有网络销售工作经验、渠道者优先。

军转接收部门 ：北京京工服装集团有限公司

军转安置岗位 ：业务运营岗

军转安置数量 ：1

军转岗位性质 ：企业

军转岗位类别 ：不限

篇3：北京审判信息网参阅案例：交通事故

关键词：信息通信,调度事故,基于案例推理,决策系统

前言

信息通信行业近年来飞速发展, 通信调度事故的频繁出现给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失。如何从事故与失败中总结知识经验, 并有效的传达给相关专业的人员, 防止类似事故发生, 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

在调查分析信息通信调度事故现状及原因的基础上, 通过搜集事故案例, 并对事故案例的经验进行挖掘运用, 完成完整信息库的建立从而对已有事故经验知识进行学习借鉴成为智能决策的重要研究思路。

相关研究表明人类学习和解决问题往往基于以往案例推理, 基于案例推理 (Case-Based Reasoning, CBR) [1]以人类认知心理学模型为基础来解决专家问题。Schank[2]提出在动态的内存结构中保留过去的经验来进行学习和回忆的理论。Anderson[3]也认为人类学习、解决问题是将过去的案例作为模型来利用, 也是专家最重要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本文采用案例推理方案, 设计合理的信息通信调度事故案例库, 对案例信息进行存储统计, 可为应急指挥人员实时指供与当时事故相似的案例信息进行辅助决策。

一、案例推理和决策相关理论及应用

作为对人类思维经验的一种模拟, 基于案例的推理是一种基于过去实际经验或经历的推理。完整的案例推理系统由案例组成, 这些案例可以描述问题、结果、解决方案, 并可对其效用进行评估。同时能够通过修改和补充过去案例的解决方案以适应新的类似案例。CBR推理的过程归纳为以下四个步骤:检索、重用、修正、存储。如图1所示。

决策支持系统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简称DSS) 是用来处理半结构化与非结构化问题, 允许决策者直接干预并能接受决策者的直观判断和经验的动态交互式计算机系统的计算机软件系统[4]。基于案例的推理已在应急决策环境展现出其优势, 该方法能通过与网络海量数据的整合发挥其知识发现和学习的优势[5]。

考虑到基于案例推理的方法在理论层面的优势及其诸多领域的推广应用, 本文以基于案例的推理为基础, 发挥其在非结构化或结构化程度低的领域中的优势, 应用于信息通信调度中完成事故决策。

二、基于案例推理的信息通信调度事故决策方案

信息通信调度事故的形成过程复杂, 涉及面较广, 包括人员操作、线路故障及环境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考虑到信息调度事故的发生具有随机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基于规则的推理方式无法对其进行决策和处理[6]。领域专家已在事故处理中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存在大量的实际案例。采用CBR作为决策的基础, 符合人类的认知心理。

本文对照CBR模型中的任务流程, 结合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信息通信调度事故知识特性对信息通信调度事故决策进行功能模块策略设计, 根据用户所提交的事故情况, 提供合适的事故解决方案, 辅助工作人员进行智能决策[7]。

具体来说, 首先, 将信息通信调度事故按照特定知识表示方式进行规范化和统一化表示, 形成信息通信调度事故案例存入案例库;然后, 用户可限定某些检索条件作为问题描述部分, 案例推理系统通过特定相似性运算规则检索出与当前问题相匹配的信息通信调度事故案例, 如两者问题描述部分完全相同, 则输出该信息通信调度事故案例, 否则推荐相似度较高的信息通信调度事故案例。

此外, 用户还可参考经过增、减的推荐信息通信调度事故处理方案直接执行, 或酌情参考相似信息通信调度事故案例, 以此形成新的信息通信调度事故案例。用户还可以反馈新案例是否具有可行性, 再决定是否作为新案例加入案例库, 以便为以后问题的求解使用, 如图2所示。

2.1信息通信调度事故案例表示

案例表示是建立CBR系统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是案例推理实现的基础, 决定着推理的广度和应用范围。案例表示的正确、恰当与否, 直接影响着案例检索的效率和诊断质量。案例的表示目前尚无统一模式, 当前主要采用的方法包括逻辑表示法、规则表示法、框架表示法、语义网络表示法和面向对象表示法等[7]。

考虑到案例表示包括问题描述和对应解决方案, 本文用二元组形式进行表示, 即<问题, 解决方案>。也由此明确案例检索和案例修正的执行部分。具体来说采用案例特征属性表示法, 将案例特征属性组成一个集合来表示相应的案例, 通过对信息调度通信事故不同特征属性分析, 可将事故发生时间、地点、原因、过程、结果和处理手段综合, 以上6方面基本可以完成对信息调度通信事故规范化和完整化描述。因此案例可以表示为:Case={时间, 地点, 原因, 过程, 结果, 处理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特征属性对于案例检索和匹配的贡献程度不同, 本文利用专家赋权法, 事先由信息通信领域专家根据经验进行判断给定特征属性不同的赋权策略[8]。

2.2信息通信调度事故检索策略

案例检索是通过一种检索机制, 从案例库中检索出与目标案例相似的一个或若干个源案例, 当系统需要解决一个目标案例时, CBR利用相似性知识和特征索引对案例库进行查询, 返回若干符合目标案例要求的源案例, 其中与特征最相关的若干源案例将返回成为目标案例的参考结果。

本文将整个案例检索分为三个步骤[9]:

一是对目标案例进行分析, 获取与目标案例相关的特征属性;

二是从案例库中查找与目标案例相关的若干源案例;

三是从初步匹配得到的源案例中选取一个或若干个与目标案例最相似的源案例。整个过程利用基于联想语义网络的智能查询技术实现。

由于案例各属性类型多种多样的, 为了正确地进行匹配, 须对不同类型的数值采用不同的相似度计算方法。属性值的相似度计算方法一般可以分为数值、有序枚举、无序枚举三种类型[9]。

2.3信息通信调度事故修正

经过案例重用过程得到的建议方案, 尽管与当前问题最相似, 但可能还存在某些差别, 从而导致建议方案中所记录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求解策略不完全适合当前问题的求解, 因此, 需要根据当前问题的具体环境, 做出一定的修正, 以适合当前问题的求解, 得到确认方案。案例修订阶段包括评价案例和案例调整与修改两个阶段。CBR系统在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是初期应用, 案例较少, 修正准确率相应较低。随着新案例的不断加入, 系统能逐渐丰富自身内容, 形成增量式的自学习过程。对于已成功解决的案例以及案例的处理方法按照一定的数据格式存数到案例库中, 能为今后类似案例的解决提供相应参考。

三、应用实例—异常访问案例化

基于案例的推理 (CBR) 是一种重要的人工智能方法, 就是对新案例在案例库中检索出旧案例, 并进行修改, 给新案例提供一种解的推理模式。甘肃公司于2013年8月27日18:32分接到总部调控中心邮件通知“上海信息灾备中心通过IDS管理控制中心巡查发现以下一些IP对灾备内进行异常访问, 显示“UDP_MSSQL2000_远程溢出[MS02-039]”。

源端通过扫描某一网段的1434端口来寻找SQL Server服务器的这种行为, 可能会被某些病毒或者蠕虫利用产生安全事件。基于CBR系统, 可以将上述事故转化成案例, 如表1所示。

通过上述案例化分析:在短时间间隔内, 如果一台主机向其余主机的多个端口建立连接, 出现“UDP_MSSQL2000_远程溢出[MS02-039]”可以认为发生异常访问, 预处理器就会报警, 通过案例及时启用防护措施, 可以通过以下方法快速处理安全隐患。

1) 加强巡检, 提高管理措施, 确保主机、数据库系统、PC终端安全稳定运行。

2) 加强服务器、PC终端设备的维护, 定期更新操作系统补丁, 更新防病毒软件。

3) 加强对主机、数据库系统、PC终端的安全防护漏洞扫描。

四、结束语

本文以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信息通信调度事故案例库为背景, 基于案例推理的方法运用到信息通信调度事故智能决策系统, 不仅能够通过合理的案例表示方法对事故信息进行结构化处理, 而且结合领域专家知识、定性经验知识, 通过相近算法的匹配计算, 有效提供符合用户搜索条件并且给出实际的决策方案。另外, 也可以及时启发现事故和快速启用防护措施, 快速处理安全隐患。

参考文献

[1]Sshank R, Abe lson R R.Go als and Understand ing[M].E rlbanum:Eksevier S cience, 1977.

[2]Schank R C, Abelson R P.Scripts, plans, goals, and understanding:An inquiry into human knowledge structures[M].Psychology Press, 2013.

[3]Anderson J R.The architecture of cognition[M].Psychology Press, 2013.

[4]罗贺, 杨善林, 丁帅.云计算环境下的智能决策研究综述.系统工程学报[J], 2013

[5]张荣梅, 周义, 涂序彦.交通事故处理智能决策支持系统 (YCIDSS) .计算机应用, 2002, 22 (9) :60-61.

[6]李先锋.融合CBR与RBR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专家系统原型研究[M].合肥工业大学, 2005.

[7]金晨泽.基于Multi-Agent的瓦斯联网系统的研究与应用[D].天津工业大学, 2007.

[8]王义祥, 邬群勇.一种基于CBR的特征属性权重选取与自修正方法[J].微型机与应用, 2012, 31 (10) :71-75.

篇4：北京审判信息网参阅案例：交通事故

地下管线管理通常可分为投资、规划、建设、运行四个环节，发展改革、规划、建设等部门依职责负责地下管线投资、规划、建设管理工作。在运行阶段，北京市形成了“综合协调管理、部门分段负责、行业和区域监管、权属主体履责”的管理格局。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市市政市容委）负责地下管线运行综合协调管理，同时承担北京市公共设施事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工作。

为预防施工外力破坏地下管线事故的发生，北京市市政市容委探索建立挖掘工程地下管线安全防护机制，在不增设行政许可的情况下，创新管理理念，搭建了“北京市挖掘工程地下管线信息沟通服务平台”，实现工程建设单位和地下管线单位之间便捷、有效的对接沟通，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

一、施工外力破坏地下管线事故背景

近年来，国内城市多次发生地下管线事故，类型主要有：自身结构性隐患（老化腐蚀等）、施工外力破坏、土体病害、自然灾害、人为损坏等。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积极采取措施，管线事故数量呈总体下降趋势，但从地下管线事故的现实和城市安全运行的客观需要，以及广大市民的期望看，目前地下管线事故预防还不能满足城市安全运行和市民正常生活的需要。其中，施工外力破坏仍是地下管线安全运行的重大隐患，约占地下管线事故总数的1/3，特别是如2010年南京化工管道被挖断、北京东三环国贸桥区域管线被挖断等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运行带来严重影响，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一）施工外力破坏地下管线事故特点分析

1.时间集中性与地域分散性。由于季节性施工特点和施工时间段的限制，施工外力破坏时间主要集中在每年二、三季度并通常在后半夜发生；事故发生地域从城区到郊区均有施工外力破坏地下管线事故发生。

2.事故突发性与抢险复杂性。施工外力破坏地下管线突发性强，预控性差；事故发生时，由于工程建设与管线运行相互影响，抢险难度大。

3.工程规模小与事故影响大。规模不大的挖掘工程，一旦挖断地下管线，通常会造成严重的次生灾害，给市民生活和城市运行带来较大影响。

（二）施工外力破坏地下管线事故原因分析

从挖掘工程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角度分析，施工挖断地下管线需要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面临着建设、安监等部门的行政处罚，因此从本意上讲，他们是不希望发生施工破坏地下管线事故的。

为预防施工破坏地下管线事故的发生，准确掌握施工影响区域的地下管线资料是基本前提。因此，规划、建设管理部门制定了相关规定，明确要求工程建设单位在施工前要调查施工影响区域的管线资料。依据北京市建委、市政市容委、交通委、水务局、安全监管局《关于加强基础设施管线工程建设单位施工安全生产管理的若干规定》（京建施〔2007〕1258号），建设单位主要通过如下方式取得地下管线资料：一是向城建档案机构查询；二是向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通信、广播电视等管线的档案管理机构、管线权属单位查询；三是委托勘察单位探测查明；四是其他管线资料获得方式。

既然政府部门有明确要求，在实际工作中，挖掘工程建设单位掌握地下管线资料的情况又如何呢？据了解，工程建设单位在获取地下管线资料时也存在着诸多困难。

一是由于历史原因和管理手段受限，档案机构部分地下管线资料不全、不准。随着地下管线建设和更新改造，地下管网情况在不断发展变化，存档资料通常是单个管线工程的竣工图纸，建设单位很难通过档案机构准确掌握施工区域内的地下管线情况。

二是地下管线权属单位众多，逐个询问耗时费力。如北京市仅主要的地下管线单位和区域性地下管线单位就有100余家，由于不了解各管线单位的管线覆盖区域和查询方式，向管线单位逐个查询的难度很大。地下管线权属单位也无渠道掌握施工信息，不能够有针对性地提供地下管线资料。

三是现场勘测技术受限，且费用较高。地下管线敷设于地下，受勘察测绘技术限制，仪器设备现场勘察测绘不可避免会存在遗漏和精度不准的问题，且勘察费用较高，很多工程建设单位不愿承担。

因此，也就实际存在着工程建设单位不能真实、准确、完整掌握地下管线资料的情况，而盲目施工，便形成了施工外力破坏地下管线的潜在隐患。当然，即使准确、完整地掌握了地下管线资料，也会存在因施工管理不到位、配合衔接不规范、施工人员误操作等原因，造成事故的发生。

二、北京市挖掘工程管线防护机制内容和实施

通过分析施工外力破坏地下管线事故的特点和原因，从实际情况看，单靠加强行政许可和加大行政处罚，效果有限。北京市市政市容委作为地下管线运行阶段的综合协调管理部门，基于挖掘工程建设单位有保护管线运行完好的意愿、地下管线权属单位不希望自身管线被损坏、地下管线权属单位最了解自身管线位置情况且管线资料更新便捷的前提，针对现行管理方式存在着双方信息不对称、沟通渠道不畅通的情况，创新服务理念，搭建工程建设单位与地下管线单位之间的信息沟通服务平台，以弥补现行管理不足，提高防止施工破坏地下管线的实际效果。

北京市市政市容委通过总结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地下管线安全防护和重大活动地下管线保障“手拉手”经验，广泛征求各方意见，于2011年6月制定印发了《关于实施挖掘工程地下管线安全防护机制工作意见（试行）的通告》（2011年通告第3号），包括：挖掘工程信息沟通公示、建设施工单位与地下管线权属单位间对接配合、属地区域监控、三级协调配合会议、查处非法违规挖掘工程以及地下管线安全防护宣传教育和社会监督等六项机制。

北京市挖掘工程地下管线信息沟通服务平台部署在北京市市政市容委政务网站（www.bjmac.gov.cn，点击“挖掘工程管线防护”），通过互联网可以进行访问。用户类型分四类，分别是：挖掘工程建设单位、地下管线权属单位、政府部门和对外公开信息发布（见图1）。该系统主要功能有：

1.工程单位和管线权属单位注册

工程建设单位可以在线注册，填写有关信息。经系统核实后，可以用账户名和密码登录系统，发布有关工程建设信息。

地下管线权属单位可以在线注册，填写有关信息，并可以选择本单位权属管线铺设所在区域。经系统核实后，可以用账户名和密码登录系统，查看本单位权属管线所在区域的挖掘工程信息。

2.挖掘工程建设单位与管线权属单位间对接沟通

挖掘工程建设单位在施工30日前发布工程信息，包括：施工位置、类型和建设单位联系人等。在平台注册的各管线单位5个工作日内根据该信息，回复施工区域是否有本单位权属管线和资料查询联系方式。挖掘工程建设单位主动与相关地下管线权属单位进行联系，查询相关地下管线资料，进行现场确认。

帮助建设单位全面掌握地下管线信息，帮助管线单位了解挖掘工程建设信息，双方共同做好施工管线配合工作，保障工程顺利实施，预防施工破坏地下管线事故的发生。如，2012年6月10日，北京市热力集团计划在朝阳区姚家园路实施热力管线铺设工程，在平台发布了工程位置、建设施工单位联系人、施工时间等相关信息（见图2）。工程发布后的5个工作日内，市自来水集团等10家地下管线权属单位回复此位置有其权属管线，并提供了本区域地下管线工程配合联系人姓名和联系方式。其他的管线单位回复了此施工区域范围内没有其管理的地下管线。市热力集团查看信息后，与相关的10家地下管线权属单位进行联系，实现双方有效、快捷对接沟通，完成管线资料技术交底和现场交底等工作。

三、实施效果及新要求

自2011年9月1日至2013年6月19日，北京市挖掘工程地下管线信息沟通服务平台已有93家主要管线权属单位注册，做好施工管线配合，累计服务105家工程建设单位688项挖掘工程项目顺利实施，受到了工程建设单位、地下管线单位等各方面的欢迎和好评，施工外力破坏地下管线事故有效下降，实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可见，建设挖掘工程管线防护信息沟通平台，可以打破挖掘工程建设单位和地下管线权属之间的“信息孤岛”，实现信息互通，是转变政府管理理念的管理创新，在地下管线综合管理现状复杂局面下，探寻出一种便捷的解决路径，同时也为扩大应用效果，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是加强挖掘工程地下管线安全防护机制的落实。在各行业管理部门和系统内开展宣传和落实工作，争取更多的挖掘工程建设单位和地下管线权属单位参与应用。

二是进一步增进挖掘工程建设信息共享。重点是与规划、建设、路政等行政许可部门沟通，获取有关挖掘工程计划信息，与地下管线权属单位之间信息共享，有重点地做好地下管线安全防护工作。

篇5：北京审判信息网参阅案例：交通事故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第 (一) 项规定: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内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 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地方。

《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3条规定:……其中公路是指……城间、城乡间、乡间能行驶汽车的公共道路 (包括国道、省道、县道和乡道) 。

从以上表述来看, 道路交通事故的案由对于事故发生地做了细致的规定, 用列举的方式将城市街道、胡同及国道、省道、县道、乡道以外的发生地排除到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地范围之外。换言之, 在上述列举的地点以外发生的交通事故, 不能纳入道路交通事故的范畴。例如, 农村田地通道和封闭式厂房等相对隔绝的区域。这一现象类似于刑法中的“法律拟制”情况。可以认为, 发生于农村道路的交通事故被法定排除于道路交通事故范围之外。

随着经济的发展, 农村, 特别是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农村道路长宽度和用途都出现了明显的公路化趋向。村间的水泥干道与普通的公路已没有太大区别。 (对这类道路, 本文中暂称为农村公路) 同时, 农村的机动车数量也大为增加, 机动车在农村公路上发生的交通事故也有所增加。该类案件因为发生地点不能符合前述法条的明确列举, 被简单划分到一般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而由于对一般侵权行为和交通事故的不同法律规定, 这一做法直接导致发生于不同地点的性质相同的案件在最终赔偿责任分配上的巨大区别, 在此不再一一赘述。从案件本身来说, 此类案件由于发生地点的特殊性而导致的结果并不符合民法的公平原则;从侵权损害赔偿的一般法理来看, 这样的结果也是与之相矛盾的。

在面对这样的矛盾时, 存在两种态度。一种是直接根据发生地以一般侵权损害案件加以审理, 同时, 出于实际情况再结合公平原则的考虑, 在进行责任承担的裁判时比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的有关条款进行。另一种是对于相关法律规定中的“道路”进行扩大化解释, 将农村中具有一定规模和较强公共性的农村公路纳入《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规定的道路范围中, 将此类案件定位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 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加以审理。

笔者赞同上述第二种观点。

对于《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的“道路”一词的扩大化解释, 除了出于民法的公平原则等法律基本原则的考虑之外, 还基于法律解释这一法理基础。

通过对前述法条的研读和比较, 不难发现对于“道路”一词作出如此细致的划分, 目的在于排除在常态和用途上不具备公共性, 且有可能出现机动车事故的场所。在这些场所中无论是机动车或非机动车的数量和身份都有较强的恒定性, 例如封闭式厂房中的机械车辆和厂房中的作业工人或农村田埂周边的土地劳作人员。其范围比较固定, 与外界也相对隔离, 在此情况下发生的事故并不存在对公众的潜在危险性。而道路交通事故案由及法律规定所面对并希望加以解决的是公开使用, 具有不特定行为对象的公共场所下发生的交通事故。其所要保护的不仅是特定事故的受损害方, 也希望借此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的预警作用, 促使可能造成危险的机动车驾驶员尽到高于一般水平的注意和谨慎义务。正因为如此, 对于这一种侵权损害行为的责任划分会对处于强危险性的机动车一方作出看似过于严格的责任承担规定。因此, 该层面上的道路于非道路的区分, 关键在于其是否具有公共性这一特点。对于所列举的道路范围以外的其他场所的排除, 可以避免不具有公共危害性的损害行为受到其不应受到的严格的法律后果, 阻止行为过错与责任承担不相适应的情况发生。这样的规定体现了我国法律偏重于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的观念, 是符合我国立法的整体方向的。然而, 现在发达地区农村公路的公共性已经十分明显, 对于公众的作用和影响已经无庸置疑。在公共性这个特点上, 农村的一些道路完全符合道路交通事故的实际要求, 在将这类公共性案件划分为一般侵权损害赔偿案件, 显然是不妥的。对于道路一词, 从合理性的角度来说应该进一步解释。法律解释包括文理解释和论理解释。当文字、语法、逻辑解释均不能得出答案或推导出明显错误的答案时, 即可以进行论理解释。关于严格按照法律文字通过文理解释得出不正确的答案, 上文已经表述。在此, 应该对于这一词语进行论理解释。即“不拘于法律条文的文字, 带有浓厚的价值判断色彩”[1]。用这一方法得出的结论, 将道路范围扩大到农村部分道路, 是符合该条法律条文的真实目的和法律价值的。

在刑法规定中, 我们也能找到“公共性”是决定是否属于本法道路范畴的决定性因素的佐证。

在刑法规定中, 根据发生地不同, 交通事故可能出现交通肇事罪和过失致人伤害/死亡罪两种结果。而这两种罪名是分别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两个类别的。刑法中通过发生地表征行为的公共性, 再根据公共与否作出不同处理的特点是显而易见的。

综上所述, 在农村具有一定规模的公开性较强的道路上发生的交通事故, 应该认定为属于道路交通事故范畴, 进而适用相关法律加以裁判, 简单根据法律表面规定直接按一般侵权损害案件处理, 或仅在涉及实体问题时比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加以裁判, 或不能达到法律的最佳效果, 或不能找到适当的法律依据。因此, 不能达到良好的法律效果。

参考文献

篇6：日本城铁脱轨事故的审判

7月29日，神户地方法院开门升堂，走上被告席的西日本铁道公司前社长山崎正夫，被控“业务过失致死罪”，指其应为2005年4月发生在神户尼崎市的“城铁”脱轨事件承担刑事责任。6年前这场事故，造成107人死亡，500多人受伤。6年过去了，这场惨痛事故，并没有因时间逐渐久远而被“掩埋”，对它的真相掘进和正义审判，还在顽强地继续。

日本“城铁”，属于西日本铁道公司，该公司成立于国有铁路连年亏损的背景下，为日本铁路从“国有”到“私有”改制，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使得日本即便遭受“阪神大地震”的冲击时，铁道部门依然井然有序，强力经营。这突出的成就背后，现年68岁的山畸正夫，正是日本铁路“功臣”之一。

神户尼崎市的“城铁”脱轨，表面上看，似乎只是当值司机为赶时间，擅自提高车速，导致列车在转弯处车厢“飞出铁轨”，只要把这个“可恶的司机”拿来担全责，这个事故就一了百了。然而，调查官员发现，司机擅自提高车速背后，就是公司有个“按点进站”的规矩，司机对到点时间的判断出现差错时，肯定会以提升车速来满足公司的规矩，所以，事故的主因不是司机，而是公司的管理。进一步调查发现，轨道转弯处早就发生过类似脱轨事件，说明这个安全隐患早已存在。公司本应预见到这种隐患的后果而采取相应的对策，却因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也就没有得到及时纠正，这才是最终酿成事故、使稍微提高一下车速就让车厢飞出的“必然性”。

这个过失导致车毁人亡的事故调查结论，是2007年历经2年多时间的事故报告基础上，经日本调查人员坚持不懈地展开调查后，才在2009年正式确立，检方才正式以“过失致死罪”起诉“城铁”所属公司的最高管理者。最高管理者是公司安全的最高及最后的负责人，除非他能证明他已经尽到了应尽的最大“谨慎”和“勤勉”义务，否则，他最终将会为这场事故承担刑事责任。

“过失致死罪”，在美国相当于“二级谋杀罪”，属谋杀罪，是所有对安全负有最高责任的官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日本采用“欧陆法”，在侵权法上，对“过失罪”的认定，甚至严厉于普通法体系的“英美法”，而事故责任的调查，往往是“自上而下”，先查最高和最后的责任人，再查“金字塔”层级下的下属官员，责任越往下越轻。所以，政府部门一个小职员过错，可能最终导致这个职员都没有打过交道的部门最高负责人被追责，同理，一个公司低级职员的过错，也可能最终将公司帝国的最高统帅拉下马。

日本“城铁”事故审判说明，时间不能冲淡一个社会对真相和正义的渴求，独立的调查、严明的责任追究体系和公开的审判，才不会使真相受到蒙蔽，才不会让悲剧重演。

篇7：北京审判信息网参阅案例：交通事故

一、城管部门对案件进行调查的基本情况

2011年3月，城管部门发现某在建建筑有违建嫌疑，现场进行检查并作出检查笔录，在检查笔录中注明被检查人梁某某，但检查笔录签名为潘某铸，检查笔录未注明两者关系（实质二人为母子关系）。其后潘某铸以委托人的身份到执法队接受讯问调查，在所作出的两份讯问笔录中，案件办理人员讯问了房屋的用地情况，潘某铸陈述：“该用地是本人父亲（潘某树）所使用的房屋，2008年办理了《某市集体土地房产权属证明书》”，并称“因潘某树于1997年6月因病死亡，现由我母亲（梁某某）接管该地的使用权及一切的施工”。在其后的组织听证中，潘某铸和梁某某参加，潘某铸在听证中陈述“该房屋为当事人唯一房屋，且年事已高，拆除后当事人及家人将无居住房屋，请求不要拆除”。

城管部门在案件中收集了以下证据：（1）梁某某出具的由村委盖章的情况报告，报告是梁某某以户主身份提出重建时对房屋四至尺寸及环境保洁的保证书；（2）一份由其三个儿子潘某铸、潘某乐、潘某裕共同签名的情况报告，说明旧房屋是其父亲潘某树遗留的祖屋，现由三儿子潘某铸出资兴建，建成后交由梁某某居住，待其故去后再就房屋进行分配；（3）《某市集体土地房产权属证明书》，证明书注明权属人潘某树，房屋占用份额为全部，房屋所有权为私有；（4）是由房屋主管部门出具的房屋安全鉴定书；（5）一份由潘某铸、陈某某和梁某某签名的向某银行的个人借款合同，借款合同用途为生产经营；（6）某村社提交的证明，证明房屋是潘某树留给其妻子梁某某居住的房屋。

城管部门依据案件调查情况（主要是潘某铸提供和陈述的内容）作出了处理决定：依据调查的事实和收集的证据，认定梁某某是违法建设的行为人，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广州市城市规划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依据《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第二条规定，构成违法建设，且属于严重影响城市规划，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违法建设，应予以拆除，故作出了限期拆除的处罚决定。

二、提起行政诉讼后，法院对案件的审理意见

梁某某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后，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在行政诉讼中的申辩意见包括：一是处罚对象不正确，涉案房屋由其本人和三儿子潘某铸共同出资兴建；二是对于村民宅基地房屋，城管部门应依据《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等规定，责令其补办手续；三是根据某市“三旧”办关于“城中村”改建有关文件规定，危房复建面积应为280平方米；四是作为本人唯一居所，恳请保留不拆除。

立案后法院为查清事实，在庭审后前往梁某某所在的集体经济联社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进行调查，并对潘某铸、陈某某（个人借款合同的签署人）进行询问，并采纳经双方庭审质证无争议的证据后认为涉案房址原登记产权属人潘某树去世后，涉案房址的宅基地继续由潘某树的家庭成员使用。涉案房址的新建楼房目前部分由梁某某、潘某铸、陈某某居住，部分供出租。

最后法院判定：城管部门认定梁某某是违法建设行为人的证据主要有4份检查笔录、2份询问笔录、听证笔录，但上述笔录均由原告梁某某的三儿子潘某铸签名，或者包括潘某铸签名，虽然潘某铸本人称其是受梁某某委托处理相关事宜，梁某某也出具了授权委托书，但城管部门没有进一步查证梁某某事违法建设的行为人和违法建设事实。从询问笔录中看，潘某铸均称，其母亲梁某某在其父亲去世后，接管该地使用权及一切施工项目，而据查梁某某与丈夫潘某树共育有四子一女，该宅基地原登记权属人潘某树1997年病逝后一直未进行变更登记，谁是该宅基地的使用权人，仅凭梁某某和三儿子潘某铸的陈述进行认定，应视为证据不足。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梁某某坚称涉案房屋是由其及三儿子潘某铸和儿媳陈某某共同出资兴建，从城管部门提供的证据来看，潘某铸实际参与了涉案违法建设行为的全过程，且新楼房建成后，部分由梁某某、潘某鑄和陈某某居住，部分用于出租。综观上述情况，城管部门认定梁某某为违法建设行为人证据不充分，应视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故撤销了行政处罚决定。

三、违法建设行为人的认定是顺利实施行政处罚的前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而在工作实践中，办理此类案件的城管部门往往是对于违法建设的用地情况、是否办理相关手续、面积、建设时间等事实调查较重视，却经常忽视了对违法建设行为人的认定，这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违法建设的行为人是建设的实质投资人，在一些违法建设案件中投资人关系复杂，调查取证存在一定难度。但是对违法建设行为人的认定是案件调查的基础和前提，行为人错误将直接导致案件的违法事实不清。《行政处罚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这里的案件事实应包括“何人、何时、何地、何事、何情节（轻重）”，“何人”即违法主体是谁，在违法建设案件中实质投资人该承担行政法律责任，所以查清违法建设行为人是我们认定违法事实的最基本的要素。在前述案例中，城管部门在开展调查时无论的询问笔录、现场笔录、收集的证据材料中可以看到对于违法建设何时建设、何地、有无手续调查比较清楚，但是在行为人认定时却简单的根据经验进行了判定，无视在收集证据时出现的一些自相矛盾的情况。这直接导致了行政处罚案件由于事实不清楚从而被撤销。

四、城管部门在作出违法建设行为人认定时应注意的问题

1.在固化的笔录模板中完善对违法建设行为人认定环节。如前述案件中，案件调查人员应该在案件询问或者检查笔录中将违法建设行为人的认定作为制式内容进行询问。一般询问中会问建筑物由“何人建设、何人设计”，而在本案询问中如果将违法建设投资人作为重点询问内容有利于一开始发现行为人认定中存在的问题，及时矫正调查认定错误。案件中潘某铸自行陈述“房屋是其父亲，母亲梁某某接管土地使用权和一切施工”，与其后城管部门收集由其三个儿子潘某铸、潘某乐、潘某裕共同签名的情况报告，报告中说明“旧房屋是其父亲潘某树遗留的祖屋，现由三儿子潘某铸出资兴建，建成后交由梁某某居住，待其故去后再就房屋进行分配”，两份证据材料就何人出资兴建存在明显矛盾，这时如果询问何人出资，明确房屋的实质出资人，有利于下一步收集证据明确查办方向。

2.注意案件中单独违法还是共同违法的判断。对于单独违法，行政机关应当有证据认定是单独实施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证据应当排除共同实施违法行为的可能性。对认定共同实施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写明共同违法行为人在实施违法行为中所处的地位、作用和实施的具体内容，并提供相关的证据证实上述事实。在本案件中收集的证据无法排除共同实施违法行为的可能性，虽然潘某铸说明工地是由梁某某接管，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原宅基地属于梁某某一人所有，而梁某某与《某市集体土地房产权属证明书》注明权属人潘某树共同育有三子一女，所以简单就认定梁某某单独实施违法建设行为不妥。如果认定共同实施，就必须调查潘某铸在实施违法建设行为时的作用和地位，这恰恰是本案中所忽视的部分。

3.加强证据收集意识。在实践中经常出现由委托代理人提供证据和接受询问调查的情况，这些证据和情况往往城管部门所作出的决定主要依据。在这种情况下有几点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是应明确委托代理权限。在某市城管部门制式授权委托书列明的委托权限是：（1）签收本案执法文书；（2）协助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调查本案；（3）行使陈述、申辩权和听证权；（4）处理本案其他事项。根据工作实践，应对制式文书进行修改，增加身份证号码、代理期限及代为提交确认相关证据材料权限，以减少代理权限模糊的情况。另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委托他人代为诉讼，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根据这一原则性规定，行政处罚中的授权委托行为当事人是公民个人的，该公民要在授权委托书上簽名或盖章，最好能加摁指印；当事人是公司法人时，规定授权委托书的签发人最好是公司和法定代表人一并签发。对于行政处罚告知程序委托代理行为，因为行政处罚告知程序是行政执法机关必须履行的一项法定义务，此时当事人进行陈述、申辩或者要求听证则是权利而非义务，当遇到委托代理人前来接受行政处罚告知时，城管部门更加应当审查好代理权限。

二是对于委托代理在行政处罚案件的效力问题，吴庆丰在《行政处罚中委托代理行为的法律效力》有详细的阐述，他认为分三种情形：（1）调查询问对象有作证能力，但无授权委托；（2）调查询问对象有授权委托，但无作证能力；（3）调查询问对象既有作证能力，又有授权委托，无论属于何种情形，仍需要从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等角度进行审查判断，与其他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证据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在本案件中，城管部门发现的建设物原地址属于潘某树，而潘某铸持有梁某某的委托授权提交了证据并接受询问，在证据中对违法建设的投资人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情况，这就需要进一步对证据链上进行查证。而在其后梁某某亲自参加的听证中，城管部门仍忽视了这个问题，没有就证据链条中明显的矛盾对梁某某进行询问，而是简单采纳了其委托代理人潘某铸的陈述，认定梁某某就是违法建设行为人。由于缺乏了证据的应证，一旦发生行政诉讼，当事人就有充分理由推翻委托代理人的陈述。就如同此案件一样，当梁某某在行政诉讼中提出共同出资兴建时，城管部门就陷入了行为人认定错误、导致事实认定不清的不利局面，造成了案件败诉。

参考文献：

[1]吴庆丰.《行政处罚中委托代理行为的法律效力》.

[2]郭卫东.《以案说法-城管执法中违法建设主体的认定》.

[3]陈美宪.《依案说法-由一案例探讨行政责任主体的确定问题》.

[4]陈益光.《如何认定土地违法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