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十大行政审判典型案例

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十大行政审判典型案例（精选6篇）

篇1：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十大行政审判典型案例

四川法院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时值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实施一周年之际，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以促进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进一步了解新修行政诉讼法，提高全民的法治观念，增强对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同时，也是对行政机关的善意提示，以促进行政机关进一步提升依法行政水平，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行政纠纷的发生，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四川省川粮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诉德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1月4日，四川省川粮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粮米业)以4050元／吨的价格从东海县平明镇汇盟米业有限公司购进120吨苏北香米。2014年5月26日，德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德阳市食药监局）对川粮米业进行监督检查时，发现川粮米业在未办理食品流通许可证的情况下，于 2013年4月22日将其中的30吨苏北香米以3860元／吨的价格直接销售给了昌良公司，销售的货值金额为115800元。2014年11月18日，德阳市食药监局作出（德）食行罚[2014]1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川粮米业未经许可从事食品流通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决定对其处以货值金额1.5倍，即人民币173700元的罚款。川粮米业不服，向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二）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判决维持了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川粮米业不服上诉，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川粮米业是否未经加工直接销售苏北香米。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首先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案中，德阳市食药监局的行政处罚认定川粮米业销售未经加工的苏北香米，所提供的证据中，仅凭川粮米业的业务人员在发货明细表上手写的“苏北香米直接销售30吨，加工销售58吨”和川粮米业的情况说明中“苏北香米是我公司于2013年1月购入作原粮使用，由于销售疲软未能如期加工销售完”的内容作出。但该情况说明也载明“购入作原粮使用”，而未对川粮米业相关人员调查，也未对购买方重庆昌良公司核实苏北香米的生产厂家、包装袋等主要事实进行调查。在德阳市食药监局听证时，川粮米业提出销售的苏北香米经过加工、仓储、生产，德阳市食药监局对此也未予调查核实，德阳市食药监局认定直接销售无充分证据。而川粮米业的内部调拨移库单载明30吨苏北香米是4月19日出库，同月22日发给重庆昌良公司，与川粮米业陈述的加工生产程序和购入作原粮使用一致，也与川粮米业所提供的重庆南岸区公证处的公证书所载明的该批苏北香米的生产商是川粮米业的询问笔录和包装袋照片的证据相互印证。大米的生产、加工程序，生产厂家和原产地是否可以不一致，是否允许翻袋、除尘、抛光等事实，德阳市食药监局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在诉讼中，德阳市食药监局申请二审法院对本案相关证据进行调查取证，更进一步印证作出行政处罚时，德阳市食药监局的证据不够充分。故德阳市食药监局作出行政处罚的主要证据不足。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

（二）项、第七十条

（一）项的规定，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

一、撤销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法院（2015）旌行初字第18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德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德）食行罚[2014]16号行政处罚决定。

（三）典型意义食品药品安全与人民群众的健康紧密相关，依法应当严格监督管理，对于食品药品领域的违法行为应当严厉查处。但是监督管理应当依法进行，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应当认定案件事实并有相应的证据证明。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需审查被诉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事实是否属实，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判断主要证据是否充足，需结合司法实践和行政管理实际情况来具体判断，要达到清楚且具有说服力的程度。本案涉及对当事人权益影响较大的处罚，应遵循更严格的证明标准。本案中，德阳市食药监局对有无经过加工生产的事实未进行调查，不能形成完整锁链，不能排除川粮米业提供证据证明苏北香米系其加工生产的事实。诉讼中，德阳市食药监局申请二审法院对本案相关证据进行调查取证，更进一步印证作出行政处罚时证据不够充分。行政处罚决定主要证据不足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

（一）项之规定予以撤销。人民法院经合法性审查后判决行政机关败诉，能够倒逼行政机关强化依法行政意识，改进履行职权的薄弱环节。本案典型意义在于起到了镜鉴之效，要求行政机关规范执法行为，尤其要强化证据意识。

二、熊濛濛诉双流县规划建设局、双流县房产管理局、双流县胜利镇人民政府规划行政强制案

（一）基本案情熊濛濛于2012年开始在其位于双流县胜利镇牧马山易城的房屋上进行违章搭建，双流县规划建设局（以下简称双流规划局）从2012年3月至2013年12月多次向其发送《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公告》等文书，并予公告和催告。逾期后熊濛濛并未将违法建设拆除完毕。双流规划局遂组织四川省世纪名流建筑拆迁有限公司对熊濛濛的房屋搭建部分实施强制拆除。双流县房产管理局、双流县胜利镇人民政府均派员在场。拆除行为致使房屋主体部分受损。经鉴定结论为，双流规划局在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时因拆除方法不符合《建筑拆除工程安全技术规范》（JGJ147-2004）第4.1.3条规定，造成房屋当前程度损害，其产生的结构性损害现象，均能进行修复，该损害与熊濛濛的搭建行为无直接因果关系。

（二）裁判结果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熊濛濛修建的构（建）筑物位于双流县，双流规划局具有对其作出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定和依法实施强制拆除的法定职权。熊濛濛的房屋存在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事实。双流规划局在告知、公告和催告之后决定强制拆除违法建设的程序合法。但强制拆除行为的实施，既要保证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又要兼顾相对人的权益，应以达到行政执法目的和目标为限，尽可能使相对人遭受最小的侵害。双流规划局在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时因拆除方法不符合拆除安全技术规范的规定，且这种拆除方法是造成房屋损害的原因。故双流规划局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不必要地增加了熊濛濛的损失，给熊濛濛造成了过度的不利影响，属于明显不当。遂判决：

一、确认双流规划局于2013年12月13日对双流县胜利镇牧马山易城41栋房屋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

二、驳回熊濛濛对双流县房产管理局的诉讼请求；

三、驳回熊濛濛对双流县胜利镇人民政府的诉讼请求。熊濛濛不服，提起上诉。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熊濛濛违法建设事实成立，双流规划局在实施强制拆除之前，已经依照法定程序进行了告知、责令自行拆除、催告、公告等行为。但双流规划局在实施拆除时方法不当而造成熊濛濛房屋损害，该行政强制行为显然不当，鉴于该行为不具有可撤销内容，故一审判决确认该行为违法并无不当。另外，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双流房管局和被上诉人胜利镇政府共同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故熊濛濛起诉要求确认以上二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拆除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亦不能成立，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时应当遵循最小侵害原则，秉承最低限度主义。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既要依法拆除，又要在拆除过程中注重保障相对人合法权益，避免造成损失扩大的情形。换言之，强制拆除行为的实施，应以达到行政执法目的和目标为限，尽可能使相对人遭受最小的侵害。本案中因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拆除时未严格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确定科学、合理的拆除方法，其后果自然是对相对人房屋合法部分带来财产性损失，给其造成过度的不利影响，属于明显不当。因此，人民法院对该行为给出了否定评价，旨在提示行政机关应当以人为本地文明执法、科学执法。三、四川天虎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诉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案

（一）基本案情2014年1月25日，四川天虎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虎公司）与成都心意诚科技产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心意诚公司）签订《保安服务合同书》，为心意诚公司提供保安服务。合同书约定，天虎公司派驻心意诚公司保安人员的工作范围为：

1、科创中心、展业大厦、华西项目、青教项目的安全防范工作、所有进出通道门卫工作、周边及停车场的安全保卫工作；

2、保安人员未经双方许可，不可参与甲方任何收费工作及未约定事宜。同时约定，心意诚公司不能安排保安人员去做与保安工作职责无关的工作，违反约定造成损失由心意诚公司承担全部责任。2014年2月1日，陈炜仁与天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成为该公司职工，并被派遣到心意诚公司从事安保服务工作。2014年4月9日9时40分左右，陈炜仁在为心意诚公司取送邮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成都市人社局）认为陈炜仁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之规定，于2015年5月22日作出[2015]15-265号认定工伤决定，认定陈炜仁所受伤害属于工伤。天虎公司不服该工伤认定，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二）裁判结果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工伤认定的主体在劳动者与其存在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之间。劳务派遣工和实际用工企业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本案中天虎公司与陈炜仁签订了《劳动合同》将工作内容约定为“服务”，对“服务”的具体工作内容未作约定。之后天虎公司将陈炜仁派遣至实际用工单位心意诚公司工作，心意诚公司的《门岗、巡逻岗工作安排》第一项“门岗工作安排”，其中第七条已经明确规定门岗工作包括“负责信件收发，并做好记录”。陈炜仁需要遵守用工企业的规章制度并为其提供劳动，工作期间进行的邮件收发工作系接受心意诚公司安排进行劳动，该工作内容不能认为已经超出了陈炜仁与天虎公司约定的工作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相关法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陈炜仁从事保安工作，在天虎公司处领取劳动报酬，从未在心意诚公司处因从事邮件收发工作领取额外的报酬，不应当认定陈炜仁与心意诚公司之间就此建立了事实劳动关系。劳务派遣中认定工伤仅是为保障职工权益而确定工伤保险责任主体，并非劳务派遣这一复杂三方关系的最终权利义务归责，认定劳动者与实际用工企业不建立新的事实劳动关系并不影响实质公平正义的实现。劳务派遣单位与实际用工企业之间存在“劳务租赁关系”，双方对各自权利义务均有约定。本案中，天虎公司如认为心意诚公司违反合同约定，亦可根据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向合同相对方主张权利。同样天虎公司与心意诚公司之间的约定并不影响成都市人社局在本案中对工伤认定的作出。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

一、撤销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2015）龙泉行初字第177号行政判决书；

二、驳回四川天虎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三）典型意义劳务派遣作为一种新型的用工关系，与之相应工伤认定中也存在一些新的变化。行政机关应当从立法本意出发，通过对劳务派遣关系中三方法律关系的判断，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作出工伤认定。建立工伤保险制度的目的之一在于保障工伤职工的救治权与经济补偿权。职工在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以后，首要权利在于得到及时、有效的抢救，故工伤认定应当尽快确定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主体，使职工在遭受事故伤害之后所需费用得到足额保障。本案中相关证据不能充分证明陈炜仁与实际用工单位心意诚公司存在新的事实劳动关系。为此成都市人社局为了保障职工尽快获得救助与补偿而依法作出的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

四、陈启明等13人诉峨眉山市交通运输局交通行政行为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5月13日，峨眉山市城市客运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峨眉客管办，诉讼时其包括出租汽车客运在内的道路运输经营管理职权由峨眉山市交通运输局承继，故由后者作被告）作出峨客管[2014]3号《峨眉山市城市客运管理办公室关于到期出租车经营权重新配置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在其第一部分实施内容中的第五项经营模式部分规定：出租车收费项目及标准实行半承包模式经营。即由现有车辆实际经营者与公司签订承包合同，由承包经营者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行承担安全和经营风险。根据公司的管理成本及承担的连带责任，承包费（管理费）1000元/月·车，并按每年5%递增，经营期内最高不得超过1200元∕/月·车，经营收入全部归承包经营者所有，但涉及车辆入户、维修、油耗、年检审、保险、税收以及驾驶员工资福利等与车辆和经营相关的费用由承包经营者承担。作为出租车实际经营者的陈启明等13人不服，诉至人民法院，请求撤销《通知》中经营模式部分的内容。峨眉交通局认为该《通知》是行政指导行为，没有行政强制力和实际拘束力，因此不具有可诉性。

（二）裁判结果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管理过程中，所作出的具有示范、倡导、咨询、建议、训导等性质的行为。当事人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选择实施行政指导行为，违反行政指导行为不会给行政管理相对人带来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通知》中经营模式部分明确、具体规定了实行半承包模式经营、承包费（管理费）等内容。从文义上理解，该内容没有任何示范、倡导、咨询、建议、训导等指导性含义。同时，作为出租车实际经营者陈启明等人也实际按照该部分规定的半承包模式经营、交纳承包费（管理费），如果不按照该部分规定执行，陈启明等人是不能正常承包经营的。因此，对峨眉交通局认为《通知》的经营模式部分属于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的主张不予支持，且其没有提交《通知》中关于经营模式部分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的依据。依照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2目的规定，判决：撤销《通知》第一部分实施内容中的第五项经营模式部分。一审宣判后，当事人未上诉。

（三）典型意义行政指导行为不具有当事人必须履行的法律效果，行政管理相对人可以选择按行政指导行为去做，也可以选择不按行政指导行为去做，违反行政指导行为不会给行政管理相对人带来不利的法律后果。但行政机关在实践中也存在分不清“指导”与“强制”的区别，以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之名过度干预市场经济的情况。本案中，峨眉客管办在《通知》中“经营模式”部分要求经营者与出租车公司采取半承包模式签订承包合同，并规定了具体的承包费（管理费），原告也按照《通知》的规定向第三人缴纳了承包费（管理费）。《通知》的该部分内容实际已经不仅仅是“倡导性、示范性”的规定，而是影响到本该由作为市场主体的经营者与出租车公司通过合同自主决定经营模式与承包费的自由，已不属于“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因此并非不可诉。且其亦没有事实与法律上的依据，依法应予撤销。

五、陈勇诉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道路交通行政处罚案

（一）基本案情2014年7月23日8时许，陈勇在泸州市江阳区刺园路一段驾驶无号牌通胜牌电动三轮车时，被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以下简称泸州交警支队）执勤民警拦下检查。经查，该车未办理行驶证，陈勇也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2014年7月24日，泸州交警支队委托四川菲斯特司法鉴定所对陈勇驾驶的通胜牌电动车的属性进行鉴定。经鉴定机构检测，该电动三轮车为摩托车类的正三轮轻便摩托车。泸州交警支队于2014年8月2日对陈勇进行处罚前告知，告知拟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陈勇明确表示暂不提出陈述和申辩。同日，泸州交警支队对陈勇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决定给予陈勇罚款壹仟元的行政处罚。陈勇在处罚当日缴纳了罚款壹仟元。后陈勇认为其驾驶的电动三轮车不属于机动车，泸州交警支队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为此提起诉讼，请求撤销泸州交警支队的行政处罚决定。

（二）裁判结果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泸州交警支队作为泸州市公安局的交通管理部门，具有在本行政区域内对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作出相应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本案中，陈勇驾驶的电动三轮车为动力装置驱动的车辆，不具有非机动车的种类属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关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定义以及国家标准，泸州交警支队对陈勇驾驶的电动三轮车属于机动车的认定正确。2014年11月，一审法院依据修改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对泸州交警支队就陈勇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违法驾驶机动车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这一具体行政行为予以维持。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中的鉴定机构具有司法鉴定许可证，鉴定业务范围包括机动车技术性能鉴定，其作出的鉴定意见可以采信。故陈勇主张其驾驶的电动三轮车属非机动车，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同时，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处罚是两个相互独立的行政行为，陈勇以行政强制措施违法为由，主张行政处罚行为违法，该主张不能成立。故2015年3月，二审法院依照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本案中，陈勇驾驶的电动三轮车是否属于机动车是泸州交警支队进行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的前提条件。鉴定机构在其业务范围内出具的鉴定意见是人民法院作出认定的重要依据。对于作为证据的鉴定意见，特别是涉及科学技术的鉴定意见，人民法院通常进行程序性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于何为机动车有规定，但在具体的审理过程中，对于特定的事物内涵及外延是否在法律定义范畴内，需要相应的专家、权威机构进行确定。对于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采纳的具有法定资格的鉴定机构依据法定程序作出的鉴定意见，若另一方诉讼当事人未提出充分证据证明有鉴定人不具备鉴定资格、程序严重违法、结论错误、不明确或者内容不完整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采信。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据行政诉讼证据规则最终认定了电动三轮车属于机动车。

六、中石化巴中石化销售有限公司诉平昌县规划管理局行政不作为案

（一）基本案情

2011年1月5日，中石化巴中石化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中石化公司)向平昌县经济和商务委员会申请拟在平昌县南河子高速互通出入口引道侧新建加油站一座。平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平昌县规划和建设局、平昌县国土资源局、平昌县公安消防大队、平昌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平昌县经济和商务委员会先后在加油站建设申请登记表上签字同意上报并盖章。经平昌县经济和信息化局（平昌县原经济和商务委员会）上报，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复函同意巴中石化公司在办理相关批准证书及验收合格文件，取得相关合法手续可开工建设。因拟建平昌县南河子加油站所处位置互通立交未按期建成，2013年10月21日，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同意延长平昌县南河子加油站建设期限一年。2014年6月9日，巴中石化公司向平昌县规划管理局（平昌县原规划和建设局）递交《关于再次要求办理南河子加油站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的函》，2014年8月29日，巴中石化公司向平昌县人民政府书面请求协调解决加油站规划选址问题，平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14年9月3日将该书面材料及县领导批示转平昌县规划管理局传阅。2014年10月11日，巴中石化公司向平昌县规划管理局递交《关于再次要求办理南河子加油站建设项目选址并出具规划条件的函》，平昌县规划管理局未对巴中石化公司的申请进行书面回复和处理，也未要求巴中石化公司补充提供相关材料。2014年10月20日，巴中石化公司以平昌县规划管理局城市规划行政许可不作为为由提起诉讼。

（二）裁判结果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巴中石化公司申请拟在平昌县高速公路出口南河子修建加油站项目，已向相关部门申请立项并获初步审批，平昌县规划管理局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平昌县辖区内的城乡规划和审批，规划和审批南河子加油站项目与巴中石化公司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巴中石化公司依法应具有诉讼的主体资格。巴中石化公司在向平昌县规划管理局递交规划许可申请后，申请程序是否合法、提供的材料是否完备、申请的规划许可事项是否在平昌县规划管理局的职责范围内，是否应当准许应当依法在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并予以书面回复，二十日不能作出决定的，可依法延长十日，但平昌县规划管理局至今未对巴中石化公司申请的规划许可事项作出处理，应属于行政不作为，现巴中石化公司要求平昌县规划管理局对其申请的平昌县南河子加油站项目履行规划职责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以支持。通江县人民法院判决：平昌县规划管理局在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对中石化巴中石化销售有限公司申请的平昌县南河子加油站项目履行建设规划法定职责。平昌县规划管理局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在上诉期间，平昌县规划管理局对违法行为作出了纠正，经四川省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法定职责必须为。基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符合条件的申请，行政机关依法应该实施某种行为或履行某种法定职责，而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却拒绝作为也是违法行为。个别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怠政”、“懒政”现象，会损害人民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二条规定“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行政机关应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二十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本案中，平昌县规划管理局对巴中石化公司的申请在法定期限内，既未作出任何书面回复和处理，也未要求巴中石化公司补正材料，构成行政不作为。实践中，不少行政相对人在向行政机关多次提出请求，甚至投诉举报无果后，才选择通过诉讼方式寻求救济，致使矛盾不断激化，“官民”关系紧张。到了诉讼中，多数行政机关能发现行政行为存在的问题，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使行政纠纷得到实质解决。在相对人不撤诉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依然要承担败诉后果。

七、欧良海诉泸州市江阳区泰安镇人民政府土地行政强制案

（一）基本案情2008年12月6日，四川省人民政府作出川府土（2008）405号《关于泸州市江阳区2008年第四批乡镇建设用地的批复》，同意将欧良海原所在的集体土地征收为国家所有。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政府履行实施程序。欧良海房屋在上述被征收集体土地范围内，泸州市江阳区泰安镇人民政府在对其依法进行了补偿并签订了货币还房及购买定向限价商品房协议后，于2012年6月20日对其房屋实施强制拆除。欧良海不服，诉至人民法院，请求确认泸州市江阳区泰安镇人民政府强制拆除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

（二）裁判结果一审法院认为，欧良海作为被拆房屋的权利人，有诉讼主体资格。本案系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产生的争议，不应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和《四川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被告关于代为倒房的主张，因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法院不予支持。我国相关法律未设定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的行政强制执行，行政机关无权对被征地房屋实施强制拆除。被告不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不具有组织实施集体土地征收相关行为的行政职权，其强制拆除欧良海房屋的行为超越职权。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确认泸州市江阳区泰安镇人民政府于2012年6月20日强制拆除欧良海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泸州市江阳区泰安镇人民政府上诉后，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法无授权即违法”。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职责的过程中，必须在法律、法规授权的范围内审慎地行使行政权。行政执法主体及其工作人员所作出的行政行为，超越了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范围，或者实施了根本无权实施的行政行为，必然是违法行政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三条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本案中，虽然行政相对人房屋占用的集体土地被依法征收，并进行了补偿，签订了货币还房及购买定向限价商品房协议，从实体上看行政机关拆除其房屋并未侵害其合法权益。但行政机关在并无强制执行权的情况下，强制行政相对人迁出房屋并将房屋拆除，系超越职权的行为。鉴于其房屋已经被拆除，撤销并无意义，故确认违法。

八、曾仲林诉会理县果元乡南郊村民委员会其他行政行为案

（一）基本案情曾仲林系会理县果元乡南郊村东山组居民。2013年5月，曾仲林曾向乡、村、组申请对自家土坯房进行原拆原建。在相关建房手续尚未办理完毕之前，曾仲林便开始动工修建。因相邻权人顾XX认为原告修建房屋时损坏了双方共同的基础，双方由此产生纠纷。该纠纷经乡村协调未果。后曾仲林在完善相关建房手续时，因相关申请表格的更换，需要相关部门另行签署意见重新审批。2015年4月，曾仲林再次要求南郊村委会签署意见，该村委会以无四邻签字为由拒绝签署意见，并于2015年5月27日作出“在你没处理好同顾XX矛盾纠纷，得到四邻签字之前，暂时不予你申请的宅基地原拆原建许可签字盖章”的决定。曾仲林不服，向四川省会理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决定。

（二）裁判结果四川省会理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八条第二款、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村民委员会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社会公共管理的职能，具有一定的公共权力，在一定范围内具有行政诉讼被告地位。《四川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在乡、村规划区内使用原有宅基地进行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的，申请人应当持原有宅基地批准文件或者宅基地使用证明、户籍证明、住宅建设方案或者政府提供的通用设计图、村民委员会书面意见等材料向镇、乡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由镇、乡人民政府依据乡、村规划审批，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据此，村民委员会对本村内使用原有宅基地进行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具有行政管理的职能，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实施相应行政行为。因此，南郊村委会是本案适格被告。南郊村委会没有在举证时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应当视为该行政行为没有相应证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撤销南郊村委会于2015年5月27日向曾仲林作出的“在你没处理好同顾XX矛盾纠纷，得到四邻签字之前，暂时不予你申请的宅基地原拆原建许可签字盖章”的决定。南郊村委会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成员作出的决定侵害村民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村民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撤销，责任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村民委员会虽然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行政机关，但因法律、法规赋予其在一定范围内社会公共管理的职能，依法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可以成为行政诉讼中的被告。本案被告没有在举证时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作出该行政决定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应当承担败诉的责任。

九、刘强宗诉四川省民政厅伤残等级行政批复案

（一）基本案情

刘强宗原系军人。1964年6月5日，刘强宗在训练超越障碍时，致胫腓骨骨折，被评定为七级伤残（原三等甲级）。刘强宗退伍后被安排在南部县大坪镇供销社工作。2010年8月，刘强宗向南部县民政局申请调整残疾等级。8月6日，南充市中心医院经诊断，认定刘强宗的右胫腓骨陈旧性骨折（畸形愈合），右膝关节功能障碍伸展活动受限。根据民政部民发〔2006〕110号《军人残疾等级评定标准（试行）》第六条第十九款之规定，该院建议评定等级为六级。2010年9月7日，南部县民政局核定的申报等级为六级。9月8日，南充市民政局复核等级为六级。后南充市民政局报四川省民政厅审批。2011年3月22日，四川省医学会省级医疗专家小组重新作出鉴定，诊断为：右胫骨向前成角畸形>15，右膝退变较左膝明显。根据《军人残疾等级评定标准（试行）》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二款之规定，建议评定八级残疾。经审核，四川省民政厅于2011年6月17日作出354号批复，认定刘强宗的伤残等级为八级。刘强宗认为该厅自行将刘强宗的伤残等级由七级调整到八级的行为违法，遂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四川省民政厅作出的354号批复。

（二）裁判结果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认为，《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现役军人被评定残疾等级后，在服现役期间或者退出现役后残疾情况发生严重恶化，原定残疾等级与残疾情况明显不符，本人（精神病患者由其利害关系人）申请调整残疾等级的，可以重新评定残疾等级。”本案中，省民政厅提供的证据能证明刘强宗因认为其残疾病情恶化，申请民政部门对其残疾等级进行调整的事实。《伤残抚恤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对公示的意见进行审核，在《评定、调整伤残等级审批表》上签署审批意见，加盖印章。对符合条件的，由民政部门办理伤残人员证（调整等级的，在证件变更栏处填写新等级），连同医疗卫生专家小组出具的伤残等级医学鉴定意见（复印件），于收到材料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逐级发给申请人。对不符合条件的，由民政部门填写《不予评定、调整伤残等级决定书》，连同医疗卫生专家小组出具的残疾等级医学鉴定意见（复印件）和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于收到材料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逐级退还申请人。”本案中，南充市民政局向四川省民政厅报送的申报表内容是将刘强宗的伤残等级由七级调整到六级。省民政厅认为该申请不符合条件，并未填写《不予评定、调整伤残等级决定书》，并连同医疗卫生专家小组出具的残疾等级医学鉴定意见（复印件）和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于收到材料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逐级退还申请人，而是迳行将刘强宗的伤残等级调整到八级，该行为不符合上述规定，本案民政厅的具体行政行为无法律依据。该院遂于2014年12月5日，依照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2目的规定，判决撤销四川省民政厅作出的川民函〔2011〕354号批复中将刘强宗的伤残等级由七级调整为八级的具体行政行为，并责令四川省民政厅在60日内对刘强宗的调残申请重新作出处理。四川省民政厅不服提起上诉，二审程序中申请撤回上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撤回上诉。

（三）典型意义依法行政的基本含义是指行政主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作出行政行为，不得超越职权和滥用职权。对行政管理相对人而言，“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对行政主体而言，“法无明文规定不得为”，这是法治社会应当普遍适用的原则。该案例涉及民政部门在伤残者申请将伤残等级调整为较高等级时，是否可以迳行将其伤残等级调整为更低等级的问题。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规范依据，不能在法外行政。根据《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的规定，刘强宗在被评定残疾等级后，因认为残疾情况发生严重恶化，可以申请重新评定为更高的残疾等级。《伤残抚恤管理办法》亦规定，对申请不符合条件的，由民政部门作出相应处理后，将相关材料逐级退还申请人。这说明，民政部门在认为当事人的申请不符合条件时，并没有迳行降低申请人残疾等级的权力。本案中，民政部门的做法不仅有违正当程序原则，更因为没有法律规范的支撑而对申请人的信赖利益造成了侵犯。

十、徐刚诉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政府不履行出庭应诉义务案

（一）基本案情徐刚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称：之前，徐刚因认为成华区人民政府拆除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5年6月16日，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徐刚的诉讼代理人北京京润律师事务所李海霞律师为此从北京飞往成都，徐刚也向单位请假参加庭审，为此共计花费3444.54元。但当日因成华区人民政府行政负责人未出庭，且没有委托相关工作人员出庭应诉，因出庭人员不符合法律规定，合议庭不得不停止当日的庭审活动，并通知另行安排开庭时间。成华区人民政府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的规定，致使徐刚遭受上述经济损失。徐刚为此诉请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确认成华区人民政府行政负责人不出庭且不委托相关工作人员出庭应诉的行为违法，并判令成华区人民政府支付徐刚的应诉费用3444.54元。

（二）裁判结果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徐刚诉请确认成华区人民政府行政负责人不出庭，且不委托相关工作人员出庭应诉的行为违法并向徐刚支付开庭应诉费用3444.54元，不属于行政案件受理范围，徐刚的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第五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对徐刚的起诉不予立案。徐刚不服提起上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三条第三款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第四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八条规定，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平等。从上述规定可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等在行政管理活动中的被管理人对行政行为不服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是，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活动中，与提起诉讼的行政管理活动中的被管理人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其在诉讼活动中所发生的行为，是作为诉讼当事人参与诉讼的诉讼行为，而非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行政行为。本案中，成华区人民政府行政负责人或其工作人员参加诉讼活动的行为并不是行政行为。徐刚因认为成华区人民政府行政负责人不出庭且不委托相关工作人员出庭应诉的行为违法，实质是对诉讼当事人的诉讼行为提出的异议，不符合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由于起诉行政机关履行诉讼义务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所以徐刚一并提出的赔偿请求，系对违反诉讼义务而产生的法律责任的追究，自然也不应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给予救济，这是因为后者依附于前者而存在所决定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该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作出不予立案的裁定。一审法院裁定对徐刚的起诉不予立案，该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徐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三）典型意义

随着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实施以及立案登记制的深入推行，各级人民法院进一步强化了诉权保护意识，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为人民群众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了有效的诉讼救济，使长期困扰行政诉讼发展的“立案难”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是行政机关的行为在法律属性上具有多样性，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行政机关之间的纠纷也具有多样性，并非行政机关的所有行为都可以被提起行政诉讼，只有符合法定的受案范围和受案条件的起诉才会被人民法院依法立案受理。本案中起诉人认为成华区人民政府参与行政案件庭审时，行政机关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未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参加诉讼活动，这一行为在法律属性上属于诉讼法所调整的当事人的诉讼行为，而非行政法律规范所调整的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行为。对于行政机关的诉讼行为引发的纠纷只能在特定的诉讼程序中加以解决，而不能通过另行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进行救济。但是，本案的典型意义并不局限于此。行政诉讼中，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这既是行政机关的法定诉讼权利，更是行政机关应当遵守的法定诉讼义务。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不能出庭应诉的，应当向人民法院书面说明理由，并委托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对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将被告拒不到庭或者中途退庭的情况予以公告，并可以向监察机关或者被告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依法给予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处分的司法建议。这说明行政机关不遵守法定出庭应诉义务是需要承担相应责任的。当对方当事人因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出庭应诉义务而产生了不必要的诉讼费用时，自然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承担。有人用微信聊天，有人却在微信中学习，成长。下面是2016年最HOT法律公众号，累计覆盖50万法律人，总有一个适合您！

篇2：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十大行政审判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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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7-4 9:37:07

来源：人民法院报

案例1

中华环保联合会、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与 贵阳市乌当区定扒造纸厂水污染责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贵阳市乌当区定扒造纸厂（以下简称定扒纸厂）自2003年起经常将生产废水偷偷排入南明河或超标排放锅炉废气，多次受到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处罚。但该纸厂仍采取夜间偷排的方式逃避监管，向南明河排放污水。中华环保联合会、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定扒纸厂立即停排污水，消除危险并支付原告支出的合理费用。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清镇法院）受理案件的同时，即依原告申请采取了拍照、取样等证据保全措施，固定了证据，并裁定责令定扒纸厂立即停止排污。经法院委托贵阳市环境中心监测站对定扒纸厂排放的废水取样检测，废水中氨氮含量等指标均严重超过国家允许的排放标准，其排污口下游的南明河水属劣五类水质。经原告申请，法院协调由贵阳市两湖一库基金会从环境公益诉讼援助基金中先行垫付上述检测费用。清镇法院确定由一名审判员和两名环保专家担任人民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充分发挥专家作用，召开专家咨询委员会会议对被告的排污行为进行论证，依法采信了专家意见。该院还针对其他几家纸厂排污行为提出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这些纸厂进行查处的司法建议，将南明河的污染问题一并解决。

（二）裁判结果

清镇法院一审认为，定扒纸厂取得的排污许可证载明，其能够排放的污染物仅为二氧化硫、烟尘等，不包含废水。但定扒纸厂却采取白天储存、夜间偷排的方式，利用溶洞向南明河排放严重超标工业废水，从直观上、实质上都对南明河产生了污染，严重危害了环境公共利益，故其应当承担侵权民事责任。清镇法院于2011年1月作出判决，判令定扒纸厂立即停止向南明河排放污水，消除对南明河产生的危害，并承担原告合理支出的律师费用及贵阳市两湖一库基金会垫付的检测费用。

（三）典型意义

为加大环境司法保护力度，贵阳市积极探索环境保护案件集中管辖和三审合一的模式，即由清镇法院生态保护法庭负责审理贵阳市辖区内所有涉及环境保护的刑事、行政、民事一审案件。本案被告地处贵阳市乌当区，清镇法院系按照上述环境污染案件跨行政区域管辖的规定受理并审理本案。本案审理中，合议庭在受理案件的同时保全证据，及时采取先予执行措施，协助原告申请环保基金垫付评估、鉴定、分析检测费用，依法采信专家意见，邀请环保专家担任人民陪审员，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清镇法院还注意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协调联动，及时采取措施制止被告及其他纸厂的排污行为，使南明河的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案例2

聂胜等149户辛庄村村民与平顶山天安 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五矿等水污染责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自2003年6月起，聂胜等149户辛庄村村民因本村井水达不到饮用水的标准，而到附近村庄取水。聂胜等人以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五矿（以下简称五矿）、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六矿（以下简称六矿）、中平能化医疗集团总医院（以下简称总医院）排放的污水将地下水污染，造成井水不能饮用为由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三被告赔偿异地取水的误工损失等共计212.4万元。

（二）裁判结果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三被告排放生产、生活污水污染了辛庄村井水，导致聂胜等149户村民无法饮用而到别处取水，对此产生的误工损失，三被告应承担民事责任，判决三被告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双方不服上诉至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庭审中，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质询，证明即便三被告排放的是达标污水，也肯定会含有一定的污染因子，五矿、六矿职工及家属排放的生活污水与五矿、六矿排放的生产污水只能按主次责任划分。二审法院依据鉴定报告及专家意见，结合二审查明的生产污水与生活污水对损害发生所起的主次作用以及五矿、六矿职工及其家属所排生活污水约占致损生活污水总排量的60%等事实，认定三被告对因其排放生产污水造成的本案误工损失共同承担40%的赔偿责任；五矿、六矿就其职工及家属排放生活污水造成的其余60%误工损失共同承担六成的赔偿责任。二审法院于2011年7月作出判决，判令五矿、六矿、总医院因排放生产污水共同赔偿聂胜等人误工费17.65万元，五矿、六矿因其职工及其家属排放生活污水共同赔偿聂胜等人误工费15.89万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系多方排污导致地下水污染，危害饮用水水源，严重威胁聂胜等人的身心健康。被告的生产、生活污水排入地下，且不能举证证明其排污行为与聂胜等人的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一、二审法院认定三被告污染环境，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并无不当。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和第六十六条的规定，污染者应对其污染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无过错责任，即使三被告排放的污染物达标，造成损害的，仍不能免除其民事责任。涉案地下水污染系多个责任主体、多个排污行为叠加所致，二审法院根据鉴定报告和专家意见，厘清了不同排污行为产生的主次责任以及被告承担责任的比例划分，进而作出了相应判决。

案例3

上海市松江区叶榭镇人民政府 与蒋荣祥等水污染责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浩盟车料（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盟公司）、上海日新热镀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新公司）与上海佳余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余公司）存在盐酸买卖关系，并委托佳余公司处理废酸。佳余公司委托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蒋荣祥从上述两公司运输和处理废酸。2011年2月至3月期间，蒋荣祥多次指派其雇佣的驾驶员董胜振将从三公司收集的共计6车废酸倾倒至叶榭镇叶兴路红先河桥南侧的雨水井中，导致废酸经雨水井流入红先河，造成严重污染。污染事故发生后，上海市松江区叶榭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叶榭镇政府）为治理污染，拨款并委托松江区叶榭水务管理站对污染河道进行治理。经审计确认红先河河道污染治理工程款、清理管道污染淤泥工程款、土地征用及迁移补偿费、勘察设计费、合同公证及工程质量监理费、审计费等合计887266元。因本次污染事故，蒋荣祥、董胜振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和一年三个月，佳余公司、浩盟公司、日新公司分别被上海市环境保护局罚款46万元、16万元、16万元。叶榭镇政府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蒋荣祥、董胜振、佳余公司、浩盟公司、日新公司连带赔偿经济损失887266元。

（二）裁判结果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中叶榭镇政府作为被污染河道的主管单位，有权对污染河道进行治理，也有权作为原告提起诉讼。蒋荣祥以营利为目的，在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指派其雇员将废酸倾倒至叶榭镇政府境内通向红先河的雨水井中，造成严重污染，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董胜振盲目听从蒋荣祥的指派，故意将废酸倒入雨水井中导致红先河严重污染，应当与其雇主蒋荣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佳余公司、浩盟公司、日新公司在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废酸属于危险废物，应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并移交到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但上述三公司均未办理法定手续，擅自处理废酸，与此后红先河严重污染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对本次污染事故具有重大过错，理应与蒋荣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合三公司运出并倾倒的废酸数量及佳余公司在本次事故中所起作用等因素，酌情确定各自对损害后果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一审法院于2012年6月作出判决，判令蒋荣祥赔偿叶榭镇政府各项经济损失887266元，董胜振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佳余公司、浩盟公司、日新公司分别对蒋荣祥应当赔偿的款项承担20％、65％、15％的连带赔偿责任。

（三）典型意义

危险废物不但严重威胁人体健康，也会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破坏，必须依法进行申报和处理。本案中，蒋荣祥在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倾倒废酸，致使红先河严重污染，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董胜振作为蒋荣祥雇佣的驾驶员，对未经处理的废酸倾倒至雨水井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应当具有预见能力，但其盲目听从蒋荣祥的指派，故意将废酸倒入雨水井中，应与蒋荣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佳余公司、浩盟公司与日新公司未办理法定手续，擅自将废酸交由不具备资质的个人运输并排放，应根据各自违法处理危险废物的数量以及对事故发生所起作用等因素按份额与蒋荣祥共同承担责任。虽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已对上述三公司进行了行政罚款，蒋荣祥、董胜振也被处以刑罚，但均不能免除或减轻其民事赔偿责任。通过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民事责任三种责任方式的综合运用，提高污染者的违法成本，并对潜在的污染者形成有效震慑，达到防治危险废物污染的目的。

案例4

重庆市长寿区龙河镇盐井村1组与蒙城县 利超运输有限公司等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0年7月6日，李勇驾驶杨玉文所有的牵引车与濮阳市汽车运输公司（以下简称濮阳公司）所有的重型罐式货车尾随相撞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杨玉文死亡、财产毁损，罐式货车所载的一甲胺溶液发生泄漏，产生环境污染。李勇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濮阳公司的驾驶员不承担责任。上述牵引车系挂靠蒙城县利超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超公司）、新余市广诚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诚公司）经营。此次交通事故泄露一甲胺溶液5.34吨，对当地鱼塘、农田造成污染。后政府职能部门对被污染的鱼塘和农田损失情况进行了实地测查，确认了相关损失。重庆市长寿区龙河镇盐井村1组（以下简称盐井村1组）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利超公司、广诚公司、李书芳等杨玉文遗属、濮阳公司连带赔偿因环境污染造成的财产损失7500元。

（二）裁判结果

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环境污染者即使因第三人的过错造成他人损失，也不能免责，故濮阳公司应当承担环境污染的损害赔偿责任，其在赔偿后有权向有过错的其他责任人进行追偿。杨玉文一方在交通事故中负有全部责任，对于盐井村1组遭受的环境污染损害具有过错，也应承担赔偿责任。现杨玉文已经死亡，该债务发生在杨玉文与李书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故李书芳应当对该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杨爱芹等杨玉文的继承人应在继承杨玉文遗产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杨玉文所有的车辆，挂靠在利超公司、广诚公司名下，故该两公司应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李勇系杨玉文雇佣的驾驶员，其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造成他人损害的，依法应由雇主对外承担侵权责任。事故发生后，政府职能部门作出的损失情况统计表应予采纳。被告对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未予举证证明，故对其辩解不予采信。一审法院于2011年12月作出判决，判令由濮阳公司、李书芳赔偿盐井

村1组损失7500元；利超公司、广诚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杨爱芹等继承人在继承杨玉文遗产的范围内对前款债务承担清偿责任；驳回盐井村1组对李勇的诉讼请求。

（三）典型意义

本案系因交通事故导致有毒化学物质泄漏引起的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涉及不同法律关系的多方当事人。濮阳公司因第三人杨玉文方的过错造成了环境污染，被侵权人依法可以向污染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第三人请求赔偿。本案中，盐井村1组同时以濮阳公司、杨玉文方为被告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予以受理并依法认定两被告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合法有据。污染者依法应对其污染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无过错责任，故濮阳公司不得以第三人过错造成损害为由拒绝赔偿，且该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濮阳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濮阳公司赔偿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因杨玉文方的过错发生交通事故，其过错行为与盐井村1组遭受的环境污染损害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杨玉文方也应承担赔偿责任。

案例5

朱正茂、中华环保联合会与江阴港 集装箱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04年上半年，江阴港集装箱公司（以下简称集装箱公司）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环境影响评价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立项审批，自行增设铁矿石（粉）货种接卸作业。在作业过程中，该公司采用露天接卸，造成了铁矿石粉尘直接侵入周边居民住宅；采用冲洗方式处理散落在港区路面和港口外道路上的红色粉尘，形成的污水直接排入到周边河道和长江水域，并在河道中积淀，造成了周边环境大气污染、水污染，严重影响了周边地区空气质量、长江水质和附近居民的生活环境。虽经朱正茂等周边居民反映情况、江阴市人民政府召开协调会议，集装箱公司亦采取了整改措施，但仍未彻底消除污染现象。2009年7月6日，朱正茂作为周边居民代表与中华环保联合会共同提起诉讼，请求判令集装箱公司停止侵害，使港口周围的大气环境符合环境标准，排除妨碍；对铁矿粉冲洗进行处理，消除对饮用水源地和取水口产生的危险；将港口附近的下水道恢复原状，铁矿粉泥做无害化处理。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无锡中院）于受理本案的次日，进行了现场勘验，裁定责令被告立即停止污染侵害行为，并向无锡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江阴市人民政府发函，取得政府部门的配合和支持。该院还召集听证，责成集装箱公司在案件审结前采取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措施，迅速改善环境质量状态。集装箱公司据此再次采取整改措施，并在审理过程中提出调解申请。

（二）裁判结果

无锡中院一审认为，集装箱公司自行增设铁矿石（粉）港口接卸作业，属违法行为，对周边大气环境和地表、水域造成了污染侵害，影响了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鉴于集装箱公司在诉讼前已采取了一定的污染防治措施，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又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并提出调解申请。经法院依法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由集装箱公司限期补办相关的行政许可审批手续，限期内未获得行政许可的，必须立即停止相关业务；在申办期内，必须做到无尘化装卸作业，不得向周边河流、水域排放任何影响水体质量的污染物，不得产生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噪声；每30天书面报告本协议履行情况，并附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环境监测报告。无锡中院于2009年9月出具民事调解书，对上述协议依法予以确认。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兼具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的特点。朱正茂是居民代表，同时又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其与中华环保联合会共同作为原告起诉后，无锡中院依法予以受理，对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鉴于环境污染具有不可逆性、地域广阔性、潜在受害人不确定性和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广泛性，无锡中院受理案件后，依职权进行现场勘验，针对正在实施的环境污染侵害行为，先行裁定污染者立即停止侵害，防止了损害扩大。无锡中院在审理本案的过程中，重视与政府相关部门的对接和联动，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正确处理了维权与维稳的关系，鼓励污染者积极采取防治措施，修复环境，对迅速治理环境污染起到了积极作用。

案例6

张长健等1721人与福建省（屏南）榕屏化工有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福建省（屏南）榕屏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榕屏公司）自1995年投产后，对周边地区陆续造成污染，排放的废水、废气、废渣，对环境和人体造成严重损害。特别是排放的氯气，造成大片树林、竹林、果树、庄稼枯死，鱼虾不能生存。对此，有现场勘验报告和当地乡人民政府出具的《屏城乡溪坪村受榕屏公司污染情况》佐证，江西惠普会计师事务所据此提出了损失计算标准。张长健等1721人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榕屏公司立即停止侵害，赔偿农作物及竹、木等损失，清除厂内及后山废渣。

（二）裁判结果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榕屏公司虽主张排放达标，但不能证明排放不会造成损害，应推定因果关系存在，侵权责任成立。

张长健等1721人从1995年榕屏公司投产后、山地陆续出现毛竹等死亡时，就陆续向有关部门反映，诉讼时效并未超过。一审判决，榕屏公司立即停止侵害，清除厂内和后山工业废渣，并赔偿山场林木、果树、毛竹和农田等部分损失。双方不服上诉至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该院二审认为，污染物排放标准不是确定排污单位是否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界限，榕屏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废气排放、废渣堆放与张长健等1721人的农作物受损没有因果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二审法院于2005年11月16日作出判决，维持一审判决关于榕屏公司立即停止侵害的判项，判令榕屏公司赔偿山场林木、果树、毛竹和农作物等损失68.42万元，在限期内对厂内及后山的含铬废渣进行清理，并按规范进行处置，对原后山的堆场进行封场。

（三）典型意义

环境污染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污染者有污染环境的行为、受害人有损害、污染者污染环境的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其中，因果关系的认定是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中的重要问题。鉴于环境污染侵权具有致害途径复杂多样、损害证明科学技术性强以及多因一果现象频发等特性，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规定环境污染侵权实行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倒置，将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义务加于污染者，其举证不能时，则推定因果关系成立，从而认定环境污染责任成立，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此外，环境污染责任系无过错责任，污染者有污染行为并造成损害的，除其举证证明存在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外，均应承担侵权责任，不得以排污达标为由提出抗辩、减免责任。再者，在认定环境污染责任成立的前提下，准确界定损害赔偿的范围，涉及化学、生物、地理等专业知识，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委托专业人士进行现场勘验，并依据具备资产评估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提出的损失计算标准，认定赔偿数额，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案例7

姜建波与荆军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09年起荆军租用了谷某的房屋和院落，此院落与姜建波住所前后相邻，仅一墙之隔。荆军在租用的院落里对钢铁制品进行切割作业，产生的噪声使姜建波不堪忍受。姜建波先后向村委会及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反映，但问题仍未得到解决，遂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荆军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将产生噪声污染及粉尘污染的铁制品搬离与姜建波相邻的院落，赔偿其精神损失8000元。

（二）裁判结果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一审判令荆军立即停止侵权、排除妨害，将产生噪声的钢铁制品搬离与姜建波相邻的院落，并赔偿姜建波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荆军不服，上诉至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二审认为，钢铁制品在装卸、运送或者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声音超出一般公众普遍可忍受的程度。本案中，荆军院落与姜建波居所一墙相隔，荆军在院落中放置工具、加工材料时所产生的声音势必能传入到其他居民的居室内，已成为干扰周围居民生活的环境噪声。噪声污染对人体健康可能造成损害，是为公众普遍认可的，姜建波称其因噪声无法休息导致精神受到伤害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应推定属实。荆军否

认噪声污染给姜建波造成了实际损害，应举证证明，但荆军不能举出其院落中发出的噪声对姜建波的身体健康未产生损害的证据。一审判决根据荆军加工钢铁制品产生的噪声的时间、两家距离的远近、噪声的大小酌情支持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并无不当。二审法院于2012年7月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产生的严重噪声污染，侵害人们安宁生活、工作和学习的权利，导致人们身心健康受损。本案中，荆军在装卸、运送、加工钢铁制品过程中产生的噪声，超过了一般人可容忍的程度，严重干扰了周边人群的正常生活，应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及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噪声污染给受害人身心健康造成的损害具有持续性和隐蔽性等特点，受害人的症状往往不明显且暂时无法用精确的计量方法反映。二审判决适用了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及事实推定规则，认为钢铁制品加工、搬卸的噪声会比较严重的影响相邻院落居民正常的生活和休息，符合一般人的认知规律，而且噪声污染对身心健康造成损害，也是为公众普遍认可的。在荆军未举出反证证明其产生的噪声未对姜建波产生损害的情况下，即使姜建波尚未出现明显症状，其生活受到噪声侵扰而导致精神损害的事实也是客观存在的。二审法院系结合荆军加工钢铁制品产生噪声的时间、双方距离的远近、噪声的大小，酌情作出了由荆军赔偿姜建波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的判决。

案例8

中华环保联合会与无锡市蠡湖惠山景区 管理委员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无锡市蠡湖惠山景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景区管委会）在负责开发建设动植物园和儿童乐园项目的过程中，擅自占用2万平方米左右的林地。涉案项目尚有2500平方米山体土壤裸露宕口地块，系上世纪八十年代开采山石遗留状态，景区管委会未在该地块进行任何建设。中华环保联合会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景区管委会将非法占用的林地恢复用途并赔偿损失，立即将项目区域内裸露的部分土地进行复绿固土。

（二）裁判结果

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景区管委会未经审批占用17477平方米林地是事实，但动植物园项目系城市绿地系统的组成部分，后期景区管委会又恢复和新增了一定数量的林地，未造成显著损害。本案审理中，景区管委会已缴纳了植被恢复费114万余元，应当视为已经弥补了生态损害。景区管委会擅自改变3677平方米林地用途，应当恢复原状。鉴于该地块建设已经被纳入立项规划范围，且建设项目中的观光电梯具有逃生、急救通道的功能，涉及到较大公共利益，不宜恢复原状。在审理中，景区管委会提出了异地补植方案，得到了主管单位和中华环保联合会的认可，并经咨询相关专业机构确定了杨湾异地补植恢复生态的方案。景区管委会等单位作为宕口裸露地块的使用人，有义务对该地块的状况进行持续整治，消除水土进一步流失的危险。在案件审理中，景区管委会自愿提出的复绿方案具有可行

性，法院予以确认与准许。一审法院于2012年12月作出判决，判令景区管委会一个月内完成17477平方米林地改变用途的申报程序，将异地补植费用人民币79.44万元汇至指定账户并在六个月内完成杨湾地块4500平方米的异地补植，景区管委会及其他地块使用人六个月内完成2500平方米宕口地块复绿固土工作。

（三）典型意义

建设单位景区管委会在建设工程中未经批准占用并改变林地用途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理应承担恢复生态环境的民事责任。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涉案工程所占用土地已经纳入立项规划范围，且工程对于整个项目具有重要作用，涉及公共利益，直接恢复原状不具可行性。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经咨询专业机构意见，采纳了异地补植的方案进行生态恢复，探索了环境污染者、生态破坏者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避免了社会财富的浪费，又在整个区域范围内恢复了生态容量的水平，可资借鉴。

案例9

王仕龙与刘俊波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07年8月27日，王仕龙以兴隆县龙思敏大理石厂的名义与刘俊波订立了矿山转让合同书，该合同约定王仕龙将兴隆县龙思敏大理石厂作价305万元转让给刘俊波。合同还对付款期限，违约责任等内容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刘俊波共支付转让款等款项共计133.5万元。刘俊波修建了矿路及部分厂房，但未对该大理石矿进行开采。后王仕龙以刘俊波未足额付款为由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解除矿山转让合同，刘俊波返还矿山并给付违约金76万元。刘俊波提起反诉请求判令王仕龙继续履行合同并赔偿损失108.8万元。

（二）裁判结果

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双方的诉讼请求。双方不服上诉至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该院二审认为，王仕龙和刘俊波均认可本案转让合同的标的物为大理石矿及相应采矿权，双方所签矿山转让合同已成立，但属于依照法律规定应到相关部门办理批准手续才能生效的合同。由于合同对移交矿山手续等约定不明，双方对合同未能履行均负有责任。对于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须经批准或者登记才能生效的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积极履行各自的义务，促使合同生效，以维护交易各方的合法权益。二审法院于2011年2月作出判决，判令王仕龙、刘俊波按照各自义务向有关部门提交相关资料，申请办理转让兴隆县龙思敏大理石矿的批准手续。王仕龙仍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三）典型意义

矿产资源是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采矿权的转让审批，是国家规范采矿权有序流转，实现矿产资源科学保护、合理开发的重要制度。采矿权转让未经审批的，转让合同尚未发生法律效力。二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认定转让合同因未经审批而未生效，并判令双方按照各自义务办理采矿权转让报批手续，积极促使合同生效，维护了采矿权市场交易秩序，也符合合同法鼓励交易、创造财富的原则。

篇3：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十大行政审判典型案例

胡丙与胡甲、胡乙系堂兄妹, 胡甲与胡乙系同胞兄妹。2006 年6 月, 胡甲、胡乙从他人处受让了陕西某钼选厂, 后更名为华县某钼选厂。2007 年初胡丙来该厂进行考察, 后于同年3、4 月期间先后向胡甲汇款三次, 共计58 万元。之后, 胡丙参与了该厂的管理并报销了车辆养路费、汽油费、火车票等。2007 年9 月12 日, 该厂会记刘某书写了《华县钼选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协议》一份, 约定: 1、截止2007 年9月10 日日本公司总投资为163 万元, 其中胡丙投资58 万元, 胡乙投资60 万元、许某投资45 万元; 2、本公司股份分配, 胡丙25% , 胡乙25% , 胡甲25% , 许某25% ; 3、公司盈余一般每年分配一次或由股东会作出决定确定分配方案; 4、企业盈余按股份分配和承担; 5、在企业清算时, 分配顺序首先分配投资本金, 剩余利润或亏损按股份分配和承担相应责任。某钼选有限责任公司至今没有办理工商登记手续。2009 年3 月11 日, 胡甲向华县工商局申请设立个人独资企业华县某钼选厂。另查, 2009 年胡丙向法院起诉胡乙, 要求返还借款15 万元。经审理, 法院驳回了胡丙的诉讼请求。胡丙不服, 提起上诉, 市中院作出终审判决,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胡丙又以请求胡甲、胡乙、许某返还投资款为诉求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并未形成合伙关系, 由于胡甲、胡乙的过错使得约定公司未成立,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条、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若干问题的规定 ( 三) 》第四条第三款之规定, 判决: 一、被告胡甲、胡乙在本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返还原告胡丙投资款58 万元。二、驳回原告胡丙要求被告许某返还投资款之诉求。

胡甲、胡乙不服法院一审判决向法院提起上诉, 就此案件的处理, 法院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应当改判驳回诉讼请求, 另一种认为应当维持原判。

二、存在问题探析

( 一) 未成立公司的性质

上述案例中对于胡甲、胡丙、胡乙约定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事实上并未成立, 对于此未成立的公司的性质该如何认定, 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若干问题的规定 ( 三) 》第四条第一款规定, 公司因故未成立, 债权人请求全体或者部分发起人对设立公司行为所产生的费用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该规定, 可以推定发起人在公司设立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属于合伙性质的关系, 其权利、义务、责任可以适用合伙的有关规定。通过上述法律规定可以判断胡丙与胡甲、胡乙投资设立的公司虽因故未成立, 但胡丙与胡甲、胡乙已形成事实上的合伙关系, 其权利、义务、责任的分担可以适用合伙的有关规定。合伙是合伙人为实现共同民事生活目的而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共担风险、共享收益, 并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组织。 (1)

上述案例一审判决中, 法院否定了胡丙与胡甲、胡乙之间的合伙关系, 在认可胡甲登记注册的华县柳枝某钼选厂为合伙企业的同时排除了胡丙与胡甲合伙企业之间的关系, 从而判定应当返还投资款。很显然, 法院否定当事人之间合伙关系的做法是错误的, 应当认可三人之间的合伙关系, 但对于三者之间是否适用合伙企业的规定还是适用个人合伙的规定, 还有待商榷。

( 二) 法院对于合伙人请求返还投资款的处理

虽本人在此对于未成立公司发起人之间的合伙性质予以肯定, 但对于请求返还投资款的诉求各地法院做法不一, 仍然需要进一步探讨。

一种观点认为, 合伙账目没有经过清算, 原告无权起诉, 已经起诉的, 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待双方账目处理清楚后再予受理, 其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21条规定, 合伙人在合伙企业清算前, 不得请求分割合伙企业的财产。

另一种观点认为, 合伙财产并经清算会导致账目无法查清, 在未分担损益情况下, 请求返还投资款缺乏实体依据, 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主要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 (2)

三、解决问题的的对策及建议

( 一) 明确肯定未成立公司的合伙性质

对于未成立公司的法律性质, 虽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若干问题的规定 ( 三) 》第四条第一款规定, 可以推定发起人在公司设立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属于合伙性质的关系, 但我国法律并未明确予以规定。虽然有着一定的法理依据 (3) , 但这对于严格遵守法律程序的法律人来说并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 这一法律的空白或者模糊性使得一些法官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认定不一, 造成不同的判决结果, 损害司法权威和一部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所以立法者应当对该问题进行探讨, 制定法律填补这一法律空白, 从而给法官明确的法律依据, 更好地处理此类案件, 统一司法认定。

( 二) 请求返还投资款问题的处理建议

对于当事人请求返还投资款的诉求, 如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的起诉条件, 法院应当予以受理, 保障当事人的基本诉权, 不能因企业未经清算为由裁定驳回起诉。

在受理当事人请求返还投资款诉求后, 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处理, 已经清算的, 应当根据清算情况判决支持或部分支持或否定当事人诉讼请求, 未经清算的, 存在两种解决思路:

1. 一律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并向当事人释明应当依法进行清算。如若当事人不进行清算, 可更换诉讼请求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协助进行, 这给予当事人一定的救济, 使得当事人不因其他合伙人拒绝清算而丧失一定的救济权。

2. 给当事人一定的选择权, 先裁定诉讼中止, 让当事人自行清算, 在清算完成后再依法判决, 若当事人不愿意自行进行清算或者无法完成清算, 请求法院依法处理, 则法院可以主持清算合伙账目, 然后确定当事人的损益分担, 从而确定起诉一方当事人可以拿回的投资金额, 对于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一定的难度, 但法院作为定纷止争的专业权威司法机关, 也是当事人解决纠纷的最后一道司法保障, 如若不能帮助当事人解决这一普遍性的纠纷, 当事人又能如何寻求救济, 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注释

1韩松.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2:174.

2胡静.个人合伙纠纷案件审判实务中的若干问题探析[J].法律适用, 2012 (9) .

篇4：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十大行政审判典型案例

本案的判决再次引发公众对哪些信息可以公开等问题的关注。9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政府信息公开十大案例”，在指导各地法院更好履行审判职责的同时，促进司法机关裁判尺度以及行政机关执法尺度的统一，也有助于公众了解信息公开工作案件的审理和判决。记者选择了部分典型案例，请最高法行政庭副庭长李广宇作出点评。

国家秘密不得公开，司法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

【案情简介】2012年5月29日，奚明强向公安部申请公开《关于实行“破案追逃”新机制的通知》《关于完善“破案追逃”新机制有关工作的通知》《日常“网上追逃”工作考核评比办法（修订）》等三个文件中关于网上追逃措施适用条件的政府信息。公安部告知其申请获取的政府信息属于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不予公开的其他情形，不予公开。奚明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法院判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实行“破案追逃”新机制的通知》是秘密级文件；其余两份文件系根据前者的要求制定，内容密切关联，应当不予公开。判决驳回奚明强的诉讼请求。奚明强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本案中，奚明强向公安部申请公开的三个文件及其具体内容，是公安部作为刑事司法机关履行侦查犯罪职责时制作的信息，依法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所规定的政府信息。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法官说法】本案的焦点集中在追查刑事犯罪中形成的秘密事项的公开问题。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的政府信息。公安机关具有行政机关和刑事司法机关的双重职能，其在履行刑事司法职能时制作的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所规定的政府信息。

是否涉及商业机密，行政机关应当审查举证

【案情简介】2011年10月10日，王宗利向天津市和平区信息公开办申请公开和平区金融街公司与和平区土地整理中心签订的委托拆迁协议和支付给土地整理中心的相关费用的信息。和平区房管局给金融街公司发出《第三方意见征询书》后，告知王宗利申请查询的内容涉及商业秘密，权利人未在规定期限内答复，不予公开。王宗利提起行政诉讼。

【法院判决】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和平区房管局只给金融街公司发了一份第三方意见征询书，没有对王宗利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是否涉及商业秘密进行调查核实，诉讼中也未提供王宗利所申请政府信息涉及商业秘密的任何证据，使法院无法判断王宗利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是否涉及第三人的商业秘密。因此，判决撤销被诉《涉及第三方权益告知书》，并要求和平区房管局重新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答复。

【法官说法】在政府信息公开实践中，行政机关经常会以申请的政府信息涉及商业秘密为理由不予公开，但有时会出现滥用。人民法院在合法性审查中，应当根据行政机关的举证作出是否构成商业秘密的判断。

对行政相对人产生影响的信息不属“内部信息”

【案情简介】2009年5月26日，江苏省如皋市物价局印发“皋价发[2009]28号”文件。该文件中有这样的表述：“对《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自由裁量处罚幅度详见附件一（2）”。

2013年3月8日，张宏军向如皋市物价局提出申请，要求其公开“28号”文件。如皋市物价局答复称，该文件系其内部信息，不属于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范围，向原告提供该文件主文及附件“如皋市物价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办法”，但未提供该文件的附件一（2）。张宏军不服，提起诉讼。

【法院判决】本案中的涉诉信息是被告行使行政管理职责过程中所制作的信息，是针对行政裁量权所作的细化、量化标准，不属于内部信息，应当予以公布。此外，如皋市物价局选择性公开涉诉信息的部分内容缺乏法律依据。如皋市物价局应当全面、准确、完整地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

【法官说法】该案涉及内部信息的界定问题。所谓内部信息，就是对外部不产生直接约束力的普遍政策阐述或对个案的非终极性意见。本案中，涉诉政府信息是被告行使行政管理职责过程中所制作的信息，是对价格违法行为进行量化处罚的依据，会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因而不应属于内部信息。

保障性住房享受者收入信息应公开

【案情简介】2013年3月，杨政权向山东省肥城市房管局申请公开经适房、廉租房住户的信息，包括户籍、家庭人均收入和家庭人均居住面积等。肥城市房管局向杨政权告知其中三批保障性住房人信息已在肥城政务信息网、肥城市房管局网站进行了公示。杨政权提起诉讼，要求一并公开所有享受保障性住房人员的信息。

【法院判决】泰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杨政权要求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公民的个人隐私，不应予以公开，判决驳回杨政权的诉讼请求。杨政权不服，提起上诉。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当涉及公众利益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与保障性住房申请人一定范围内的个人隐私相冲突时，应首先考量保障性住房的公共属性，使获得这一公共资源的公民让渡部分个人信息。因此责令肥城市房管局重新作出书面答复。

【法官点评】在保障性住房的分配过程中，当享受保障性住房人的隐私权直接与竞争权人的知情权、监督权发生冲突时，应根据比例原则，以享受保障性住房人让渡部分个人信息的方式优先保护较大利益的知情权、监督权，相关政府信息的公开不应也不必以权利人的同意为前提。

【链接】

申请公开火车票退票费相关信息遭拒后律师依法维权，国家铁路局被判重新答复

日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董正伟诉国家铁路局政府信息公开一案作出判决，对于原告要求判决被告直接公开火车票退票费相关信息的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同时判决撤销国家铁路局作出的[2014]3号告知函，就董正伟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重新予以答复。

2014年4月1日，被告国家铁路局收到原告董正伟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原告要求“公开铁路总公司制定调涨火车票20%退票费的过程中政府定价信息和退票成本信息等”。被告于2014年4月22日作出被诉答复，告知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不属于被告政府信息公开事项。原告不服，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对于原告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被告以其不具有相关职责为由，答复称上述信息不属于其公开事项不当。且答复未载明法律依据，故法院对于被告作出的该答复予以撤销。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法院认定在判决生效后，被告应进行调查、裁量，对原告的申请重新予以答复。

判决作出后，双方当事人目前就该案一审结果尚未提出上诉。

（人民日报）

篇5：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十大行政审判典型案例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2012-2016十大典型案例

2017年2月14日下午，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向社会公布过去五年全市法院审结的十大典型案例。这十起案件在全省乃至全国具有重大影响，其中中院审结的一起涉外案件的判决，为国内首次获得以色列特拉维夫法院承认和执行的案件。

1、“SIS360娱乐在线”特大网络传播淫秽物品案 【基本案情】

2011年10月，被告人刘杰通过网络在国外申请了一台服务器，后又两次在国外租用更换服务器，招募张继林等17名被告人担任网站管理员、超级版主、版主等职，建立了设有10个大版块、35个子版块的“SIS360娱乐在线”色情网站。

截至2012年5月案发，该网站共传播淫秽视频2万余部，图片100余万张，发展会员5万余人，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2012年8月30日，如东法院对涉案18名主犯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至一年三个月不等的刑罚，并进行了公开宣判。本案系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公安部联合督办案件。

【典型意义】

近年来，利用网络实施的新型犯罪呈愈演愈烈之势。与传统犯罪相比，网络犯罪时空跨度大，传播范围广，受害群体不特定，对整个社会秩序和社会道德规范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特别重要的是，对于那些在现实生活中缺少人际交往，生理和心理发育均不成熟，是非识别能力差，自我保护意识薄弱的青少年而言，五彩斑斓的网络世界，对他们充满了好奇和吸引力，花花绿绿的虚拟空间，往往令他们欲醉沉迷、难以自拔，甚至诱发各种犯罪，其危害不言而喻。本案的判决，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不法分子在互联网上的生存空间，净化了网络空间环境。

2、黄振兴等13人在安哥拉绑架案 【基本案情】

2010年至2011年间，被告人黄振兴等13人通过劳务、商务、因私等方式签证，出国至安哥拉滞留务工期间，相互结伙或伙同他人勒索财物，采取持枪、强行抓绑等暴力胁迫手段，先后绑架多人勒索巨额赎金，共作案8 起，涉案总价值117万美元。该案系2012 年公安部“5•11”专案的重要组成案件，受到时任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现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的高度关注。2013年12月19日，南通中院根据13名被告人的不同犯罪情节、不同悔罪表现，分别判处五年至十五年有期徒刑，并处剥夺政治权利一年至五年或罚金人民币5万元至80万元不等刑罚。本案为公安部“5.11”督办案件。

【典型意义】

本案作为发生于安哥拉境内，中国公民针对中国公民实施的有组织绑架犯罪系列案之一，系公安部专案。本案的准确定罪量刑，对其后进行的中安二次联合打击及其他类似案件的处理具有极强的示范作用，有效维护了在国外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

3、邵展刚、中野英二等6名被告人特大跨国走私、贩卖、运输毒品案 【基本案情】

2012年2月-2013年3月间，被告人邵展刚、王战养参与贩卖、运输冰毒9次，共计124公斤；被告人祁家增参与运输冰毒4次，共计96公斤；被告人参与中野英二贩卖、运输冰毒7次，共计47公斤；被告人金玘镐、郑坰东参与走私冰毒2次，共计28公斤。本案部分犯罪系共同犯罪，六被告人在各自参与的共同犯罪中均起主要作用，均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因本案涉及日本籍、韩国籍被告人，根据法律规定，南通中院聘请了日语、韩语翻译，在庭审时现场同步翻译，使各被告人充分理解指控事实和庭审内容，日本和韩国领事全程旁听了庭审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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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16日，南通中院一审以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被告人邵展刚、王战养、中野英二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运输毒品罪判处被告人祁家增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走私毒品罪判处被告人金玘镐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驱逐出境；以走私毒品罪判处被告人郑坰东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驱逐出境。

【典型意义】

南通濒江临海，紧靠上海，对外交通十分发达。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使南通成为毒品犯罪分子贩卖、运输毒品的“中转站”。该案的判决有力打击了犯罪分子嚣张的气焰，阻断了这条由上海途径南通再至日本的跨国贩毒通道。

4、全省首例针对已死亡犯罪嫌疑人的没收违法所得案 【基本案情】

2013年12月28日，南通市房管局原局长陈某在家中死亡，后警方证实系自杀。在此前一个多月，南通纪委刚刚召开了全市城建系统警示教育大会，通报了一批严重违法违纪案件，其中就包括陈某。陈某于1997年12月任职南通市房产管理局局长，2010年3月退休，其后连任两届南通市房产协会理事会会长。

在南通纪委通报之前，对陈某涉嫌违纪问题的立案调查已经结束，并移送南通市检察机关。因陈某进行过换肝手术，当时对其采取了取保候审，在此期间陈西在家中自杀身亡。2014年4月8日，南通市人民检察院向南通中院提起公诉，陈某的妻儿徐某、陈某于2014年5月15日向南通中院申请参加诉讼。

在依法公告六个月后，南通中院于2014年11月公开审理了此案。审理后认为，犯罪嫌疑人陈某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人民币共计711.25万元，应属受贿违法所得。一审裁定没收犯罪嫌疑人陈西上述受贿违法所得上缴国库。两利害关系人提出上诉，江苏高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适用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没收已死亡犯罪嫌疑人受贿违法所得，对严厉惩处贪污贿赂等重大犯罪具有典型意义。

5、山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聂春玉，山西省委原常委、统战部长白云受贿案 【基本案情】

10月19日，南通中院公开宣判山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聂春玉受贿案，对被告人聂春玉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400万元；对聂春玉受贿所得财物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同日,南通中院还公开宣判山西省委原常委、统战部长白云受贿案，对被告人白云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0万元；对白云受贿所得财物予以追缴，上缴国库。一审宣判后，被告人聂春玉、白云均没有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定管辖，南通中院依法审结了山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聂春玉，山西省委原常委、统战部长白云受贿案。该案是南通中院史上首次审理省部级干部重大职务犯罪案件，法院在审判程序、实体判决、综合保障等方面做到了“零差错”。

6、兴业全球基金诉熔盛重工缔约过失案 【基本案情】

2011年4月，熔盛重工与安徽全椒县政府签约，受让全柴集团100%国有股，合同报相关审批机构批准后生效。在双方发布公告进行信息披露后，以兴业全球基金为代表的机构和股民大量购入全柴动力股票。2012年8月，熔盛重工放弃收购计划。兴业全球基金将股票卖出，并诉至南通中院，要求其赔偿损失1637万元。

该案系国内首例上市公司要约收购案，引起资本市场的高度关注。南通中院组织资深法官对法律原则、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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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难问题进行认真研究，判定熔盛重工放弃收购符合合同自由原则，且其已真实、完整、及时地进行信息披露，无缔约过失，据此驳回兴业全球基金诉讼请求。兴业全球基金不服，向省高院提起上诉。2013年7月，省高院经审理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该判决对要约收购制度的规范起了直接推动作用，促进金融领域对证券收购制定规范化细则，真正保护了中小股东的利益。案件审理过程中，中国证监会完善了要约收购审批时效制度。

7、一起涉外案件判决获得以色列特拉维夫法院承认和执行 【基本案情】

本案被告Itshak Reitmann（以色列人）称其在乌克兰承包工程需招募大量建筑工人，先后以新西兰公司Reitman Consultancy Group LTD和乌克兰公司Intercom Investment LTD的名义与江苏省海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合同并收取佣金，但工人派遣至乌克兰后无工可务被提前遣送回国。

海外集团经办人储某起诉请求判决Itshak Reitmann返还佣金。海外集团作为有独立请求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南通中院经审理后查明，Itshak Reitmann以多个不同国籍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在不能保证工人有工可务的情况下，仍要求海外集团招幕数百名工人，导致大批工人至乌克兰后，未能得到合同所约定的工作机会和生活条件，也未能获得工资收入。海外集团和Itshak Reitmann之间关于工人对外劳务五年的合同目的未能实现，工人均被提前遣返回国，双方合同已提前解除。

据此，南通中院一审判决Itshak Reitmann返还海外集团已给付的佣金551400美元和人民币8372615.36元。判决送达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因被告Itshak Reitmann在中国境内并无可执行财产，海外集团在判决生效后须向以色列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目前，我国与以色列并未签署任何关于互相承认和执行法院判决的双边或多边协议。以色列特拉维夫法院经数次开庭审理本案，于2015年10月作出了予以承认和执行的判决。

【典型意义】

该案是以色列在没有任何司法协助协议的情况下，首次根据互惠原则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为中国企业在以色列执行中国法院判决开创了良好的先例。

8、张某、朱某犯假冒专利罪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张某、朱某系江苏海安人，两人系夫妻，张某原为案涉专利权人陆某经营的南通恒维化工厂业务人员，后因故离开该公司。2007年9月25日，张某注册成立海安县江源机电公司，生产、销售锅炉清灰剂。

2011年，江源机电公司因未接受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2008年始，为增加销售量，张某利用从南通恒维化工厂获取的产品宣传册，委托复印社以南通恒维化工厂的宣传册为蓝本，仅修改了发明专利号的字体、颜色、大小、布局，印刷了江源机电公司宣传册2000本。张某还委托当地一网络公司为其制作江源机电公司网页。宣传册封面及互联网网页中载有的发明专利号与陆某于1997年4月7日申请的尚处有效期间的炉窑添加剂发明专利号完全相同。张某在销售锅炉清灰剂过程中，朱某协助其销售，以发放宣传册及通过互联网向客户宣传推介产品。2012年1月—2013年6月间，张、朱二人共销售锅炉清灰剂65吨，销售金额共491750元。2015年4月9日，南通中院以假冒专利罪依法判处两被告人刑罚。

【典型意义】

假冒专利罪的客体较为复杂，被告人的行为既侵害了国家专利管理的正常秩序，也侵害了单位或者个人的专利权利，应当依法予以打击，以保护专利权人和国家的专利权益。本案江苏首起假冒专利刑事案件，具有较强的示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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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陆红霞诉南通市发改委政府信息公开案 【基本案情】

2013年至2015年1月期间，陆红霞及其父亲陆某、伯母张某3人以生活需要为由，向南通市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至少提出94次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三人又分别提起至少39次行政复议和36次行政诉讼。2013年11月26日，陆红霞向南通市发改委申请公开“长平路西延绿化工程的立项批文”。同年11月28日，南通市发改委作出答复并提供了相关批复。陆红霞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港闸法院审理认为，获取政府信息和提起诉讼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但公民在行使权利时，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和程序进行，陆红霞所提起的诉讼因明显缺乏诉的利益、目的不当、有悖诚信，裁定驳回陆红霞的起诉。陆红霞提起上诉，南通中院二审维持原裁定。

【典型意义】

任何权利都必须正当行使，这是法治原则的应有之义。知情权虽然是公民的一项法定权利，但公民行使这一权利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程序和方式进行，必须符合立法宗旨，能够实现立法目的。如果公民在提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违背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立法本意且不具善意，就会构成知情权的滥用。同时，因缺乏诉的利益、目的不当、有悖诚信，违背了诉权行使的必要性，丧失了权利行使的正当性，即构成滥用诉权行为。该案被称为我国规制滥用诉权第一案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10、汇泉公司倾倒废酸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韩某于2012年2月投资成立汇泉化工贸易公司，经营范围为危险化学品批发（不带仓储），注册地在江苏省海门市。从2013年8月至2014年5月案发，韩某违法在开发区竹行街道江东村新河储存运场擅自利用罐体仓储盐酸，执法人员现场查获3个卧罐、5个竖罐，罐体下私设地下暗管和水下暗管，将废酸偷排至河道，导致偷排点至入江口（长江）近3公里范围的水域受到严重污染。

经查，韩某所在公司一共购进废酸2.7万吨，销售2.3万吨，最后警方认定偷排进新江海河的为4117.76吨。这些直接排进新江海河的盐酸pH值均小于1，有腐蚀性，属于危险废物。2016年1月，港闸法院一审判决汇泉公司犯单位污染环境罪，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判决韩某犯污染环境罪，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1.5万元；另判处汇泉公司两名涉案员工缓刑并处罚金。

【典型意义】

当前，我国正面临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环境污染已影响到群众的日常生活和生命健康安全，环境污染纠纷呈较快增长趋势，因环境生态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亦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亟需以法律手段制裁污染、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维护群众环境权益。本案严厉打击了污染环境犯罪行为，对该类犯罪起到了震慑作用。

来源: http: kx20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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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十大行政审判典型案例

《周日我最大》之“刘谦魔术72变”系由安徽电视台出资制作的系列节目，安徽电视台进行了别具风格的舞台设计，邀请了著名节目主持人、歌手和演员担任主持和担任协助演出的现场嘉宾，并邀请了身穿特别服饰的观众到现场积极配合刘谦的魔术演出。安徽电视台于2009年3月将系列节目的出版、复制、发行权授予安徽音像出版社，该社又许可原告天艺公司独家享有上述节目的复制、发行权。天艺公司发现由被告四川文艺音像出版社出版、广东创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加工、广州鸿翔音像有限公司等联合经销的《刘谦谦变万化第1季》的部分内容来自上述节目，遂引起纠纷

案经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安徽电视台制作的上述节目凝聚了导演、演员、摄影、服装、灯光、合成等专业人员的创造性劳动，虽然刘谦是节目的主角，但如果没有作为制片人的安徽电视台的安排策划来配合演出、烘托气氛，节目效果无疑将大打折扣，故上述电视节目体现了制片人的独创性劳动，应认定为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安徽电视台作为制片人对整套节目享有著作权。被告不能证明被控侵权的音像作品有合法授权，应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被告不服，提起上诉。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调解结案。

【点评】目前，我国电视台组织制作的类似综艺、选秀、访谈等各种类型的节目很多，如何有效地保护该类节目，对节目的定性很重要。本案厘清了电视台录制的节目是属于作品还是制品的界限：凝聚了导演、摄影、合成等创造性劳动，摄制在一定介质上，由一系列伴音画面组成，以类似摄制电影方法创作的节目是具有独创性的作品。而仅为简单、机械录制，不添加智力创作成分，不存在编辑、剪辑等后期制作，没有独创性的节目是制品。被认定为作品的节目享有著作权，而制品仅享有著作权法规定的录制者的权利，并不享有电影（或者类似电影方法创作的）作品制片人的权利。本案对保护以类似摄制电影方法创作的作品具有一定的意义。

二、“今逸大包”不正当竞争案

原告佛山市禅城区南庄南海渔村美食山庄是一家业务覆盖糕点制售的中餐制售企业，成立于2001年。通过多年的产品推广和广告宣传，“今逸大包”在消费者中具有一定的知名度。2010年，美食山庄从被告吴某、被告叶某经营的被告百货超市处分别购买了外包装标识有“今逸大包”的商品。美食山庄认为公证购买的“今逸大包”与其知名商品“今逸大包”的特有名称、包装、装潢相同，遂诉至法院。

案经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今逸大包”是美食山庄商品的特有名称，使用在包装上的装潢是知名商品的特有装潢，应受法律保护。百货超市、叶某、吴某销售的“今逸大包”是仿冒南海渔村美食山庄产品的侵权产品，且没有合法来源，判决百货超市、吴某立即停止销售侵犯南海渔村美食山庄知名商品特有名称、装潢的仿冒“今逸大包”产品，销毁全部侵权产品，赔偿经济损失50000元，叶某对赔偿额承担无限责任，吴某赔偿美食山庄经济损失3000元。百货超市和叶某不服，上诉至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被驳回上诉。

【点评】 “今逸大包”是佛山本地的著名小吃，在佛山及周边地区都有一定的知名度。美食山庄将“今逸”和“大包”结合作为商品名称在包类食品上使用，在其使用前并非为相关商品所通用，因此“今逸大包”为知名商品的特有名称。“今逸大包”的装潢具有显著的区别特征，具有一定的独创性，能起到与其他商品相区别的作用，其装潢为知名商品的特有装潢。被控侵权的“今逸大包”与美食山庄的“今逸大包”包装相同、装潢相近似，一般消费者施以普通注意并不容易分辨，足以引起市场混淆。

近年来，随着民众知识产权意识的提升，本地的企业和个人为保护本地知名小吃、传统食品的名称、包装、装潢相关商业标识的知识产权纠纷逐渐增多，本案即为其中较为典型的案件。

三、“ ”商标侵权案

原告株式会社建伍于1996年在我国获准注册“

”商标，该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电警铃、警报机、对讲机、电话等。被告福建冠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可视门铃产品的外包装、室外机及产品说明书中含有“”标识。株式会社建伍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犯原告

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

标识、赔偿侵权损失人民币50万元及本案诉讼费。

案经佛山市顺德区法院审理认为：从对商标的整体、主要部分，及中国消费者的读音习惯来比较，“

”与“

”相近似。被告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遂判令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株式会社建伍经济损失人民币30万元。被告不服，上诉至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点评】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商标侵权案，关键问题在于商标的近似性判断。整体比对与主要部分比对相结合，并考虑请求保护商标的知名度的对比原则，是在商标类侵权案件中判断商标是否近似时所应遵循的重要的比对原则。近两年，涉外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数量有所上升，佛山两级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始终遵守依法公正审判和平等保护原则，依法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妥善予以审理。

四、“蔬芙”特许经营合同纠纷

被告李某是注册商标“SOFF”的商标权人。2006年8月6日，李某与原告吴某签订《协议书》，约定李某将其 “SOFF”注册商标以及“蔬芙”果汁店相关经营模式和管理体系许可吴某使用。后双方在履约过程中产生纠纷，吴某诉至法院，要求返还商标许可费、保证金，赔偿商铺装修及设备损失，并支付违约金等。李某在诉讼中反诉要求吴某支付拖欠的货款，支付李某垫付的水电费、税费、办证费用，停止使用“蔬芙”注册商标并赔偿“蔬芙”注册商标品牌形象损失费用，承担拖欠的商铺管理费及租金等。

案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决李某返还吴某保证金及利息，支付吴某租赁押金损失费及利息，支付吴某装修费，吴某向李某支付水电费以及逾期给付水电费的违约金。双方均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最后达成调解协议，握手言和。

【点评】本案为涉及“蔬芙”果汁店的特许经营合同纠纷。特许经营是当今社会一种新的经营模式，合同的履行，涉及货物、商标许可、保证金、门店装修、人员培训、质量管理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二审法院在调解过程中，在厘清各项费用的负担后，设计了一套由双方合理负担损失的调解方案，最终使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完满地解决了纠纷。

五、陈勇卫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陈勇卫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于2009年12月3日提起公诉。

案经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审理，认定被告人陈勇卫购进假冒的百年糊涂、红星二窝头、剑南春、五粮液、贵州茅台、顾家等白酒一批对外销售，销售金额达610562.8元，销售金额数额巨大，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十五万元。

【点评】本案被告人销售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涉及众多著名白酒品牌，社会影响很大。本案是由知识产权审判庭审理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佛山具有民事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权的法院从2010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由知识产权审判庭统一受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刑事案件的“三审合一”审判机制，该机制有利于优化审判资源配置，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整体水平，为知识产权提供统一、全面和立体的司法保护。

六、“防滑垫”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系列案

原告伍某是名称为“防滑垫”的外观设计专利的专利权人，盛兴隆塑胶电子（深圳）有限公司是实施上述专利的被许可人。伍某和盛兴隆塑胶电子（深圳）有限公司发现佛山市顺德区某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防滑垫系列产品落入其专利的保护范围，遂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侵权、销毁侵权系列产品及模具，并赔偿损失。案经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并主持调解。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被告得到了实施上述专利的许可。

【点评】在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中，佛山法院一直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工作原则，致力于创造和谐的知识产权发展环境。本案即是其中典型的案例。本案由十五个系列案件组成，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充分考虑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促成了双方和解，使被控侵权人得以通过合法途径继续进行原来的生产，避免了生产资料的浪费，又使专利权人的智力成果向产业转化。

七、“嘉宝莉”商标侵权案

原告广东嘉宝莉化工有限公司于2003年10月从他人处转让获得“嘉宝莉”注册商标，2006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认定在第2类聚脂家具漆、聚脂树脂上使用的“嘉宝莉”注册商标为驰名商标。浙江嘉宝莉涂料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11月，经营范围是聚氨酯油漆、水性涂料生产、销售。2009年，广东嘉宝莉状告浙江嘉宝莉在其网页、产品包装及推广手册上使用“嘉宝莉”文字，要求其停止使用“嘉宝莉”作为企业名称的字号并赔偿经济损失200万元。

案经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嘉宝莉”商标是广东嘉宝莉合法受让的注册商标，浙江嘉宝莉使用了与广东“嘉宝莉”商标相同的文字作为自己企业名称的字号，同样生产销售油漆涂料产品，并且在其网站、厂房、产品的宣传资料、户外广告、产品包装、包装箱上突出使用，属于将与他人相同的商标文字作为自己的字号在相同的商品上突出使用的行为，该行为已经构成商标侵权，判令浙江嘉宝莉规范使用“嘉宝莉”文字并赔偿经济损失30万元。

【点评】本案系一起典型的企业名称权与商标权发生冲突的商标侵权案。本案对因突出使用字号构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应具备的要素进行了界定和分析，对此类案件的审理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八、“异域”织物作品著作财产权案

原告美国微纤维有限公司于2006年完成印刷织物作品“异域”的创作，在美国领取了版权证书，后发现嘉兴市新春天植绒有限公司的网站有涉嫌侵犯“异域”织物作品著作权的图片，认为公证购买的布料与异域作品的图案一致，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案经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美国微纤维公司提供的证明其享有著作权的部分证据系在中国境外形成的证据，其提供的公证书仅证明翻译件已与证据的复议件核对，但未证明与证据的原件已作核对，其又未提供经认证机构认证的证据原件。因此，不能认定美国微纤维公司对异域作品享有著作权，驳回该公司的诉讼请求。美国微纤维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并补充了上述证据原件。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其享有著作权，但经过比对和审查，认为不能认定被控侵权产品剽窃了“异域”作品，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点评】佛山是全国四大纺织品集散中心之一，纺织业是佛山传统的优势产业，实践中纺织企业精心设计的织物作品遭“盗版”和“山寨”的情况很多，但佛山法院近年来受理的此类案件数量较少，说明公众对织物印花的设计可通过著作权得到保护认识不够。本案一方面为审理此类案件积累了经验，另一方面对提升佛山纺织行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九、“NOK”商标侵权案

原告NOK株式会社于1939年在日本成立，被告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粤华橡胶密封件有限公司于1986年在中国成立，两者的经营范围均包括油封产品、密封橡胶圈、密封环等。NOK株式会社在中国注册了第251457号

商标等六个NOK系列商标，核定使用商品范围包括第7、12、17类。同时，NOK株式会社于2000年至2002年间，在中国注册设立了恩欧凯（无锡）密封件有限公司和恩欧凯（无锡）防震橡胶有限公司。粤华公司于2001年取得第1533852号“NPK”注册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17类。2003年3月17日注册了“nok.cn”域名，并在该网站上使用

?商标标识宣传其公司及产品，粤华公司在其网页的产品图片上还标有“香港NPK油封有限公司”字样，并且在“关系企业”页面上标明其香港关系企业为“香港NPK油封有限公司”。此外，粤华公司还注册有与其企业名称相对应的“yuehua-rubber.com”及“toho.cn”网站。NOK株式会社诉至法院，请求认定粤华公司注册域名“nok.cn”的行为侵犯了其上述注册商标专用权及企业名称权，构成不正当竞争，请求判令粤华公司注销涉案域名“nok.cn”，由NOK株式会社注册使用域名“nok.cn”。

案经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粤华公司注册的“nok.cn”域名，其主要部分“nok”与NOK株式会社的“NOK”商标完全相同或部分相同，粤华公司通过该域名进行企业及产品宣传，并通过该域名进行相关商品交易的电子商务，NOK株式会社和粤华公司的经营范围相同，粤华公司的字号为“粤华”，在已注册有“yuehua-rubber.com”及“toho.cn”域名的情况下，没有将其已注册的“NPK”商标标识注册为域名，而是在其对“nok”并不享有权益的情况下，将与NOK株式会社注册商标相同的文字“nok”注册为域名，其理由显然难谓正当。因此，NOK株式会社主张粤华公司的行为侵犯其注册商标专用权，理由充分，判决粤华公司在判决生效日起三十日内，注销其注册的“NOK.CN”域名。

【点评】本案例属于恶意注册并使用域名侵犯注册商标权的案例。商标是区别不同商品或服务来源的标志。域名作为一种互联网上的地址，既是识别经营主体的标志，也是识别其商品或服务的标志，是一种经营活动的虚拟场所，因此域名也属于商业标识。随着网络的发展，将知名企业的商标或企业名称注册为域名等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和不正当竞争的情形逐渐普遍，此类纠纷也日渐增多。

十、沙发外观设计专利诉中禁令案

原告周某是ZL200730064513.X号外观设计专利的专利权人，起诉被告深圳市左右家私有限公司制造、销售某型号沙发的行为侵犯其专利权。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周某发现左右公司继续生产涉嫌侵权产品，并以促销价促销，遂向法院提出责令被告先行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的请求，并向法院提供了合法有效的担保。法院经审查后作出裁定：责令左右公司停止侵犯专利权的行为。

原告周某对左右公司提起的侵犯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经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左右公司的行为构成侵权，应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左右公司对判决不服，上诉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