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余秋雨散文

谈余秋雨散文（精选8篇）

篇1：谈余秋雨散文

当代文坛谈到历史文化散文，就不能不说余秋雨。余秋雨当年凭借《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等十分畅销的散文集成为文化散文杰出的开创者和领跑者，“为中国当代散文开拓了一个新的艺术天地，提供了一种广阔的视野，从文化历史的画卷中展示文化人格的深度，开拓想像的新天地。”It然而，我们在为余氏散文“范式”出现叫好的同时，也不难发现，余秋雨在其部分历史文化散文中却有着“为文而造情”的虚假的“滥情”倾向。他创作中过分泛滥的感伤情调、主观情绪的过量投入使得文章结构和行文出现混乱，小说、戏剧成分的大量引入带来虚幻的文化感伤，抒情话语复杂化和陌生化及其修辞方式的不当使用给人以故作高深、极不自然的感受。显示着他的一种媚俗之态和“滥情”。

抒情是文章打动读者、感染读者的重要手段，“情动于衷”方能“形于言”，杰出的抒情往往能表现出深刻的人格和哲理底蕴。文学作品的根本价值就在于人的情感抒发的真实。余秋雨散文抒发情感的方式主要是把他对文化的多情和昂扬的生命激情这两者交融在其散文之中。他说：“我是个文化人，我生命的主干属于文化，活在世上的一项重要使命是接受文化和传递文化。”“我应该尝试用生命和各种各样我的祖先的文化和陌生的外国文化进行对话，进行周旋。”“那是一种生命与生命的拥抱，生命和生命的冲撞，生命和生命的周旋。”以这种状态写出来的散文带有激情，固然能让人怦然心动，但某些“滥情”的弊端也随之浮现出来。

过分泛滥的感伤情调。余秋雨的大部分散文从标题上看均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景观、名胜，他让我们读到的不是外在的景物，而是这些山水背后的人文和历史。然而，看过许多余秋雨历史文化散文的读者似乎都有这样的感觉：余秋雨每走过一个地方，记录一个地方，呈现给读者的都是褒誉之辞，似乎这些地方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与历史，都那么令人依恋。也许是作者写作题材选择的刻意(基本取材于文化风景胜地和旅游景点)，也许是商业炒作的必要，总之，余秋雨的这种“见一个爱一个”的写法让读者感到了一种阿谀奉承之意，真的每一个地方都那么值得写、值得赞美，还是他为商业目的而“滥情”?他在《文化苦旅·自序》中说道：“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在我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作者的这种“喟叹”使我们不能不发出这样的疑问：他是否真是某种历史责任感的驱动，是无可奈何的叹息，是令人警醒的长啸，还是一种过于“滥情”的表现?作者感情十分细腻，爱憎分明，本以理性见长，但却在某些文章中把握不住情绪，往往极力渲染感情的幅度，渗入某种感情的夸饰，以至抒写一些“不必要的”感伤，给人一种矫揉造作之感，而文中的“诗化”倾向又使这一情绪过于浓重而走向泛滥。从《文化苦旅》中的道士塔、柳侯祠，到《行者无疆》中的佛罗伦萨、布鲁塞尔，很多篇什，余秋雨都在刻意营造着一种感伤的悲剧效果，让他笔下的“人文山水”，传达出低回与感伤。余秋雨在《千年庭院》中多处怀着深幸之感提及27年前在文革大串联时，偶然踏进长沙“岳麓书院”所产生的一种“受用终身”的神秘感。多年以后，他提到这事还是念念不忘：“我无法使他们相信，个匆忙踏人的庭院，也不清楚究竟是作什么用的，也没有遇见一个人，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一竟然是我一生中的一个‘关键’。”“这项事业的全部辛苦、苦涩和委屈，都曾由岳麓书院的千年庭院见证和承载，包括二十七年前我潜身而人时所看到的那份空旷和寥落。空旷和寥落中还残留着一点淡淡的神圣，我轻轻一嗅，就改变了原定的旅程。”作者在此对自己早慧形象进行了刻意“张贴”，使自己上升到定高点来俯视，行文中过量投入了主观情绪，似乎不是深切的悟道而是刻意渲染，是通过“滥情”来得到读者的认可，达到一种精神上的共鸣。散文打动人心，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点便是情感的抒发。但在情感“量”上的不加节制乃至夸饰却会适得其反，让读者感受到的不是感情的真挚，而是一种情的泛滥。

篇2：谈余秋雨散文

余秋雨先生的《山居笔记》，以《一个王朝的背景》始，以《历史的暗角》终，确实使人感到意外——因为笔记的最后一篇是在分析、怒斥一些历史上的小人。我想，如果余先生在声名日隆的今天不碰上现实中的小人的纠缠，是不会花费笔墨冲破山居的清幽的吧。

“小人”是什么?其实很难定义。早在二千年前先秦诸子的论着中，就出现了“小人”的提法，似乎是“君子”的反义词，但我总感到，“小人”的提法虽模糊，却在正常的人群中有共同的认识：某人若被他人斥为“小人”，那真是莫大的耻辱了。我现在拈起这个词，都感到是重量级的`，似违君子之德。

正如余先生的分析，“小人”的产生，有其社会的、历史的原因，也有心理方面的原因。“小人”的生存和繁衍，实际上与“君子”的行为相伴随，若光与阴，阴与阳。“小人”是不会灭绝的。

太久远的历史，不必说了。就说大陆近四十几年的历史吧，如果政治运动不断，隔七八年就来一次，那真为无数的“小人”提供了释放能量的历史机遇。现在不作兴搞运动了，而“小人”不灭，总得想方设法宣泄，所以才形成旷日持久的社会污染。对搞权术的人来说，“小人”还是一支可依赖的别动队，如孟尝君不轻视鸡鸣狗盗之徒。

大凡受到“小人”纠缠的人，总是在一定的环境里与众不同的佼佼者。他们或是在学术研究上有建树，或是在文艺创作上成绩大，受到了社会的注意，同时也受到了“小人”的忌恨。在有些地方，甚至一位女子美貌，也能成为“小人”攻击的动因。由于“小人”的存在，许多天才中途夭折，一些美丽的女子以死来宣告自己的清白。“小人”在某种事件中是个人，在社会历史中却是一个类。

有没有办法消除“小人”存在的土壤，让中华大地成为理想中的“君子国”呢?——近于幻想。俗话说：树大招风。一个享有大名，或有所追求的人其实无时无刻不在受“小人”的攻击，这好像已成为必要的阻力。“小人”是永远也不会消失的，重要的是如何来处置。读完余先生《山居笔记》的最后一篇，我就想起当年胡适先生对待“骂”的态度。在《胡适来往书信选》“致杨杏佛”的信中，先生写道——

“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温柔敦厚，豁达雍容如胡适先生，是这样对待“小人”的辱骂。

三四十年代，一直敏于行、讷于言的巴金先生，也曾受过无聊小报、社会小人的谣言攻击。读巴金研究资料时，我就记住先 生对待这些麻烦时，一句斩钉截铁的话：“我唯一的态度，就是 不理!”因为受害者若起而反击，“小人”反倒高兴了，以为他们 编造的谣言发生了作用。

施蛰存先生，当年也受过攻击。沈从文先生闻知后，给他写信——

“上海方面大约习气所在，故无中生有之消息乃特多，一时集中于兄，不妨处之以静，待之以和，时间稍久，即无事矣。..弟于创作即素持此种态度，不求一时即面面周到，唯老老实实努力下去。他方面不得体之批评，无聊之造谣，则从不置辩，亦不他，结果把他骂到历史博物馆的一角;煌煌巨著《中国服装史》诞生了。

古代明智的君子，对“小人”也没办法。他们对君主的进言，无非是：“亲贤臣，远小人。”余先生说：“既然小人已经纠缠了我们那么久，我们何不壮壮胆也对着他们鼓噪几下呢?”

篇3：品读余秋雨散文

余秋雨从文化的角度看待山川景物, 写出来的文章就有了不同的含义。不是单纯地写景, 也不是单纯的抒情或议论。他有了一个独特的角度, 独特的视角。余秋雨在《文化苦旅·自序》中说道:“我发现我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 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 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 是一种‘人文山水’。”余秋雨更看重的是山水景物上附着的中国文化。这正是秋雨散文的特色。

余秋雨站在人类历史的高阔视角之上来看待文化, 文化成了历史的积淀, 文化和历史已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余秋雨胸藏丘壑, 兴寄烟霞, 横七纵八, 拈来皆成妙文。他将生命敞开来, 去贴近文化的大生命, 去倾听历史的或沉重或细微的足音。他笔下的山川草木, 楼台庙宇, 总是与人呼吸相通。处处人文景观便成了历史的浓缩, 再由历史显现出文化, 再由文化透显出民族的存在状态。

他的“山水”是“人文山水”。“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 要摆脱也摆脱不了。每到一个地方, 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 使我无端地感动, 无端地喟叹。”《莫高窟》一文中这样写道:“莫高窟可以傲视异邦古迹的地方, 就在于它是一千多年的层层累聚。看莫高窟, 这是一种何等壮阔的生命!”历史的韵味可谓浓矣!《莫高窟》一文哪里是对文物古迹的欣赏, 实在是对中华几千年沧桑历史的活生生的再现。

作者视文化为民族的魂灵, 把对民族的情感付之于山水之上。《道士塔》中作者由莫高窟的文物遗藏联想到外夷入侵、民族劫难, “一位年轻诗人写道, 那天傍晚, 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车队正要启程, 他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 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何止是几箱文物被运走了, 作者分明看到了一个民族的精灵——文化, 在列强刺刀下伤痕累累、血迹斑斑, 一个高大的文化巨人在时代面前痛苦着、呻吟着。

余秋雨的散文时时闪耀着作者独到的思想光芒, 有深沉的思考, 给人启发和感悟。

余秋雨走出了书斋, 走出了都市繁华, 一个人, 悄悄地, 从秋风塞北到春雨江南, 任唐朝的烟尘宋朝的风沙扑打, 又黑又瘦, 一路探寻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苏生力量和文化更新的鲜活血脉。面对自然山水、风物, 面对一堆堆文化的断壁残垣, 余秋雨发出了苍凉的人生浩叹。且看《文化苦旅·废墟》中对“悲剧”的思考:“没有悲剧就没有悲壮, 没有悲壮就没有崇高。雪峰是伟大的, 因为满坡掩埋着登山者的遗体;大海是伟大的, 因为处处漂浮着船楫的残骸;登月是伟大的, 因为‘挑战者号’的陨落;人生是伟大的, 因为有白发, 有诀别, 有无可奈何的失落。古希腊傍海而居, 无数向往彼岸的勇士在狂波上前仆后继, 于是有了光耀百世的希腊悲剧。”作者将“悲剧”提升到哲理高度进行思考, 阐释了悲剧、悲壮及崇高的相承关系, 引发人们深沉的思索, 激励人们面对人生的悲剧, 不要悲观, 要勇于面对、勇于进取。

再看《山居笔记·一个王朝的背影》结尾:“今天, 我面对着避暑山庄的清澈湖水, 却不能不想起王国维先生的面容和身影。我轻轻地叹息一声, 一个风云数百年的朝代, 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 而打下了最后一个句点的, 却常常是一些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多么耐人寻味啊!这是文人的悲哀, 还是文化的悲哀, 抑或是历史的悲哀?留给人无尽的思考。

余秋雨擅长使用诗化的语言传情达意。他的文章几乎每一个语句都以情感“着色”, 给读者以新鲜感和反复咀嚼的引诱。他的散文语言典丽精工, 运用多种修辞手法, 使文章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如《山居笔记·苏东坡突围》中写苏东坡被官差押解的情形:“长途押解, 犹如一路示众, 可惜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传播媒介, 沿途百姓不认识这就是苏东坡。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 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 一步步行进。苏东坡在示众, 整个民族在丢人。”“小人牵着大师, 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地抖, 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国文化史, 有很长时间一直把诸多文化大师捆押在被告席上, 而法官和原告, 大多是一群群挤眉弄眼的小人。”

这两段文字很形象、很精彩, 充满情感。读着这些文字, 读者被感染了, 心中油然升起一股悲愤之情, 为东坡而悲, 为文化而悲, 为民族而悲;悲的同时, 更有愤恨, 愤恨那些嫉恨东坡才华的品格低劣的“文化群小”:例如舒亶、李定, 又如王圭、李宜之……

再如《山居笔记·苏东坡突围》中对“成熟”这个抽象名词的描述:“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 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 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 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 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 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 一种无需声张的厚实, 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 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 湍急的溪流汇成了湖……”。

这段精辟的议论, 运用了排比和拟人的手法, 气势不凡, 文采斐然, 读后令人荡气回肠。我们为作者的文笔叫绝的同时, 更为文化大师苏东坡的成熟感到振奋。

余秋雨对中国当代散文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作者凭借渊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 透过各种附丽于山水古迹的文化积淀, 去挖掘中国传统的文化底蕴, 去探寻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化的人格构成。另一方面是作者的散文写得大气, 充满了理性。他对传统的散文观念、表现手法、审美规范和要求, 都作了大胆的突破和创新, 为当代散文领域提供了崭新的范例。

篇4：谈余秋雨散文

【关键词】余秋雨；历史文化散文；艺术真谛

在上世纪90年代，余秋雨歷史文化散文以其独特的美感在散文界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他的写作风格激情却不煽情、通俗却不艳俗，当然，余秋雨历史文化散文的价值并非在于其品读快感，而是具有更加深层次的内涵。

一、余秋雨文化历史散文中的主体价值

阅读余秋雨的文化历史散文，可以看见大量“我”的形象，他注重描述“我”的价值观与情感体验，直接的表达出来，让读者看到了“我”的个性。在他的历史文化散文中，“我”就像是一个向导一样，为读者讲述历史故事，带领读者游览古迹，更兼顾着评论员的身份，为读者来解读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抱槐山西》中，“我”用感性的语言为读者描述具有历史风味的古宅，让读者感受到豪迈的场面，从这种场面中领悟到山西商人的人生风采，跟随着“我”的讲述，读者不知不觉的走入作者的情感中。余秋雨的历史文化散文都带着自己浓厚的情感体验，从开始的困惑、思索、惊讶和彷徨转到最后的寻根式追逐。这是作者的叩问，也是读者想要从历史中获取的答案，利用“我”的追寻，作者将读者带进了主体情感世界，完成了历史的寻根。

二、余秋雨文化历史散文中充满诗意的语言

余秋雨的文化历史散文与学者散文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可置否的是，余秋雨的文化历史散文集成了前人学者的文风，在语言的表达上实现了感性与知性的融合，有着独特的风味。在他的文化历史散文中，作者利用“我”的价值反思和情感体验来确定主题，并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来表达，知性蕴含着感性，强调“审智”，他不会过多依赖自身的情感，他会从原生的世界中寻求多层次的美感，实现了逻辑和审美之间的转化。得益于感性与理性的融合，“我”的形象变得更加生动、丰满。

三、利用故事来抒发情怀

余秋雨的历史文化散文有着浓厚的主体意识，利用讲故事的叙述模式满足了读者的窥探行心理。在《一个王朝的背影》中，穿插了大量帝王的奇闻异事，很好的将读者的阅读兴趣调动起来，此外，余秋雨也常常在自己的作品中推测历史人物的想法，这与苍白的文献相比，独具趣味，可以很好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例如，在《遥远的绝响》中，作者描述到：“阮籍傻傻地看着泥塑木雕般的孙登，突然领悟到自己的重大问题是多么没有意思。那就快速斩断吧，能与眼前这位大师交流的或许是另外一个语汇系统，好像被一种神奇的力量推动着，他缓缓地啸了起来。啸完一段，再看孙登，孙登竟笑眯眯地注视着他，说：再来一遍。阮籍一听，连忙站起身来，对着群山云天，啸了好久。啸完回身，孙登又已平静入定，他知道自己已经完成了与这位大师的一次交流，此行没有白来”。

在余秋雨的历史文化散文之中，这种故事是非常多的，但是他却往往不会用详细的笔墨来表述，这种表达方式满足了读者的兴趣习惯，读者并不需要进行反复的咀嚼和回味，可读性非常强。在很多情况下，余秋雨会代替文章中的人物来发言，饱含深情的为读者讲述一个个的故事。在部分情况下，余秋雨还会应用传奇式的表达技巧，为文章赋予了新的韵味。这些曾经不屑被很多大家运用的技巧，余秋雨却娴熟地将其融入进自己的散文中，使他的历史文化散文更亲切，行文更自由。散文显得生动活泼，不拘谨。当然，有时候洋洋洒洒地讲述可能有累赘之嫌，但读者却乐此不疲。即便如此，余秋雨的历史文化散文并不流俗，这主要是因为余秋雨历史文化散文中渗着一股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

四、以独特的视角探索中国文化

作者不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以独特的视角去看待中国的山水风古迹，更加人道主义，更加深刻、透彻。《都江堰》中，作者认为，都江堰比长城要伟大得多，长城是雄伟的，但更多的是排场，背后是让人惊悸的残暴。而都江堰是质朴的，它造福千年，永久地滋润和灌溉了中华民族。“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 而都江堰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有了它，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作者不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不掩盖历史的创痛和丑恶，指出了长城背后的残暴，而肯定了都江堰的实用与贡献。

参考文献：

[1]宋坚.跟随余秋雨心灵的脚步一起舞蹈——解读余秋雨的《心中之旅》[J].名作欣赏. 2011（03）

[2]孙晓东，翟其敏.“为文而造情”——试析余秋雨历史文化散文的“滥情”倾向[J].理论导刊.2010（06）

[3]张历.冷僻与承载——浅析余秋雨文化散文用语“陌生化”现象[J].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0（02）

篇5：余秋雨散文

从安曼向南走，二百公里都是枯燥的沙地和沙丘，令人厌倦，突然，远处有一种紫褐色的巨大怪物，像是一团团向天沸腾的涌泉，滚滚蒸汽还在上面缭绕。但这只是比喻，涌泉早已凝固，成了山脉，缭绕的蒸汽是山顶云彩。人们说，这就是佩特拉(Petra)。

十九世纪，一位研究阿拉伯文明的瑞士学者从古书上看到，在这辽阔的沙漠里有一座“玫瑰色的城堡”。这座城堡应该有一些遗迹吧，哪怕是一些玫瑰色的碎石？他经过整整九年的寻找，发现了这个地方。

山口有一道裂缝，深不见底，一步踏入，只见两边的峭壁齐齐地让开七八米左右，形成一条弯曲而又平整的甬道。高处的天与脚下的道，形成两条平行的窄线。连接两条窄线的峭壁，有的做刀切状，有的做淋挂状，但全部都是玫瑰红，中间搀一些赭色的纹、白色的波，一路明艳，一路喜气，款款曼曼地舒展进去。不知走了多少路、转了多少弯，心中却一点也不慌，因为由蓝天跟着，有玫瑰红伴着，前面一定吉祥。

甬道终点是凿在崖壁上的一座罗马式宫殿，底层十余米高的六个圆柱几乎没有任何缺损，进入门厅，有台阶通达正门，两边又有侧门，门框门楣的雕刻也十分完好。门厅两边是高大的骑士浮雕，人和马都呈现为一种简练饱满的写意风格。二层是三组高大的亭柱雕刻，中间一组为圆形，共有九尊罗马式神像浮雕。宫殿的整体风格是精致、高雅、堂皇，集中了欧洲贵族的审美追求，二层的圆形亭柱和一层的写意浮雕又有鲜明的东方风格。

这座宫殿，你甚至不愿意把它当作遗迹，它的齐整程度，就像现代仍在启用的一座古典建筑，但现代哪有这般奢侈，敢用一色玫瑰红的原石筑造宫殿，而且是凿山而建！

这座宫殿被称之为“法老宝库”，再走一段路，还能看到一座完好的罗马竞技场，所有的观众席都是凿山而成，环抱成精确的半圆形。

竞技场对面，是大量华贵的欧洲气派皇家陵墓。此外，玫瑰色的山崖间洞窟处处，每一个洞窟都有精美设计。站在底下举头四顾，立即就能得出结论，这是一个梦幻般美丽的城郭所在，但这个城郭被崇山包裹，只有一两条山缝隐秘相通。这里干燥、通风，又有泉眼，我想古代任何一个部落只要一脚踏入，都会把这里当作最安全舒适的城寨。

佩特拉美丽神奇却缺少文字，也许该有的文字还在哪个没被发现的石窟中藏着，因此我们对它的历史，只能猜测和想像。一般认为，它大约是公元前二世纪那巴特亚人(Nabataean)的庇护地，他们是游牧的阿拉伯人中的一支，从北方过来，一度曾经显赫，因此这个隐蔽的地方也曾热闹非凡，过往客商争相绕着曲折的甬道进进出出，把它当作驿站。它也曾进入罗马人的势力范围，因此打上了深深的罗马风格印记。

但是，大约到公元七世纪，它突然变得冷清，甚至渐渐死寂。究其原因，一说是过往客商已开辟海路，此处不再成为交通驿站；二说是遇到两次地震，滚滚下倾的山石使人们不敢再居住。总之，它彻底地逃离了文明的视线，差不多有一千年时间，精美绝伦的玫瑰红宫殿和罗马竞技场不再有人记得，但它们都还完好无损地存在着，只与清风明月为伴。只有一些游牧四处的贝都因人(Bedouins)在这里栖息，我不知道他们面对这些壮丽遗迹时作何感想。他们的后代也许以为，天地间本来就有如此华美的厅堂玉阶，供他们住宿。那么，他们如果不小心游牧到巴黎，也会发出“不过尔尔”之叹。

站在佩特拉的山谷中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一路探访的，大多是名垂史册的显形文明，而佩特拉却提供了另一种让历史学家张口结舌的文明形态，这样的形态在人类发展史上应该比显形文明更多吧？知道有王国存在过，却完全不知道存在的时间和原因，更不知道统治者的姓名和履历；估计发生过战争，却连双方的归属和胜败也一无所知；目睹有精美建筑，却无法判断它们的主人和用途……显形文明因为理清了自己的历史逻辑，容易使后人以夸张的方式来理解它们存在的广度和深度。但这种夸张，掩盖了多少实实在在的丰富、杂乱、争逐和湮灭！人们对文明史的认识，大多停留在文字记载上，以及记载者制订的规范上，这也难怪，因为人们认知各种复杂现象时总会有一种简单化、明确化的欲望，尤其在课堂和课本中更是这样，所以，取消弱势文明、异态文明、隐蔽文明，几乎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习惯。这种心理习惯的恶果，就是用几个既定的概念，对古今文明现象定框划线、削足适履，伤害了文明生态的多元性和天然性。

因追求过度的有序而走向彻底的无序，因企图规整文明而变成严重损伤文明，这是我们常见的现象。更常见的是，很多人文科学一直在为这种现象推波助澜。

篇6：余秋雨散文

散文可以很好的抒发我们的感情，各位，大家一起阅读余秋雨最新散文吧！

余秋雨最新散文

这里真安静

余秋雨

我到过一个地方，神秘得像寓言，抽象得像梦境。

很多长住新加坡的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听我一说，惊讶万分。

是韩山元先生带我去的。韩先生是此地一家大报的高级编辑，又是一位满肚子掌故的乡土历史学家。那天早晨，他不知怎么摸开了我住所的大铁门，从花园的小道上绕到我卧室的南窗下，用手指敲了敲窗框。我不由竦然一惊，因为除了一位轻手轻脚的马来亚园丁，还从来没有人在这个窗下出现过。

他朝我诡秘地一笑，说要带我去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奇怪地方。我相信了他，他一定会发现一点什么的，就冲他绕来绕去绕到我这个窗下的劲头。

我打开大门，那里还等着两位女记者，韩先生的同事，也算我在这里的学生。她们都还年轻，对探幽索秘之类的事，兴趣很大。于是，一行四人。

其实韩先生也不太记得路了。在车上他托着下巴，支支吾吾地回忆着、嗫嚅着。驾车的女记者每到岔道口就把车速放慢，好让他犹豫、判断、骂自己的记性。韩先生寻路的表情越艰难，目的地也就变得越僻远，越离奇。

二

目的地竟是一个坟地。

新加坡的坟地很多，而且都很堂皇。漂泊者们葬身他乡已经够委屈的了，哪能不尽量把坟地弄得气派一点？但是，这个坟地好生奇特，门面狭小，黑色的旧铁栏萎萎缩缩。进得里面才发现占地不小，却冷冷清清不见一个人影。一看几排墓碑就明白，这是日本人的坟地。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坟地比它更节俭的了。你看这个碑”，韩先生用手一指，那只是许多墓碑中的一个矮小的方尖碑，上面刻着六个汉字：“纳骨一万余体”。

碑下埋着的，是一万余名侵略东南亚的“皇军”的骨灰。

“再看那边，”顺着韩先生的指点，我看到一片广阔的草地上，铺展着无数星星点点的小石桩，“一个石桩就是一名日本，看有多少！”

用不着再多说话，我确实被震动了。人的生命，能排列得这样紧缩，挤压得这样居促么？而且，这又是一些什么样的生命啊。一个一度把亚洲搅得晕晕乎乎的民族，将自己的媚艳和残暴挥洒到如此遥远的地方，然后又在这里划下一个悲剧的句号。多少倩笑和呐喊，多少脂粉和鲜血，终于都喑哑了，凝结了，凝结成一个角落，凝结成一种躲避，躲避着人群，躲避着历史，只怀抱着茂草和鸟鸣，怀抱着羞愧和罪名，不声不响，也不愿让人靠近。

是的，竟然没有商人、职员、工人、旅游者、水手、医生跻身其间，只有两支最喧闹的队伍，浩浩荡荡，消失在这么一个不大的园子里。我们不能不把脚步放轻，怕踩着了什么。脚下，密密层层的万千灵魂间，该隐埋着几堆日本史，几堆南洋史，几堆风流史，几堆侵略史。每一堆都太艰深，于是只好由艰深归于宁静，像一个避世隐居、满脸皱纹的老人，已经不愿再哼一声。

三

到底是日本人，挤到了这么一个地方，依然等级森严。

一般士兵只立集体墓碑。除了“纳骨一万余体”外，还有一个含糊其词的所谓“作业队殉难者之碑”，也是一个万人碑，为太平洋战争时战死的士兵而立。另一个“陆海军人军属留魂之碑”，则是马来西亚战争中战死日军的集体墓，原在武吉知马山上，后被抗日人士炸毁，日本人在碎墟中打点收拾残骨，移葬这里。

军曹、兵长、伍长，乃至准尉级的仕官，皆立个人木碑。一根根细长的木桩紧紧地排着，其中稍稍高出周围的是准尉。

少尉以上均立石碑，到了高级军衔大佐，则立大理石碑。

让开这所有的群体，独个儿远远地坐东面西的，则是赫赫有名的日本陆军元帅、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的大墓。这座墓，傲气十足，俯瞰着自己的数万属下。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寺内寿一这个名字十分敏感。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寺内寿一曾被任命为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在他的指挥下，日军由北平进占山西、陕西、甘肃，直取兰州。在著名的平型关战役中遭受中国惨重打击的板垣师团，也属于他的部下。这么一个把古老的黄河流域整个儿浸入血泊的军阀，最终竟然躲到了这个角落！

我呆呆地伫立着，死死地看着这座墓。我深知，几乎未曾有过中国人，会转弯抹角地找到这里，盯着它看。那么，今天也算是你寺内元帅与中国人的久别重逢吧。你躲藏得好偏僻，而我的目光背後，应是华北平原的万里云天。

寺内寿一改任南方派遣军总司令是在1941年10月东条英机上台组阁之后，他与山本五十六的海军联合舰队相配合，构成了震动世界的太平洋战争。他把他在华北的凶残倾泄到了南洋，从西贡直捣新加坡。他的死亡是在日本投降之后，死因是脑溢血。

元帅的死亡，震动了当时由英军看守的日军战俘营。正是那些早就被解除武装、正在受到公审、正在受到全世界唾骂的战俘，张罗着要为寺内寿一筑坟，而且是筑一座符合元帅身份的坟。从我接触到的一些资料看，为了眼前这座坟，当时日军战俘营里所发生的事，今天想来依然触目惊心。

这些战俘白天在英军的监视下做苦工，到了夜晚空下来，就聚集在宿舍里密谋。他们决定，寺内寿一的墓碑必须采用柔佛（今属马来西亚）南部的一座石山上的石料，因为这座石山上曾发生过日军和英澳联军的激战，好多石块都浸染了日本军人的鲜血。他们要悄悄派出几个目睹当年激战的人去，确定当年日军流血最多的地方，再从那里开采巨石，躲过人们耳目，拼死长途运来。

这些战俘开始行动了。他们正儿八经向看守他们的英国提出申请，说想自己动手修建战俘营的宿舍，需要到外面去采伐，搬运一些木料石料。同时，他们又搜集身边带着的日本小玩意儿来笼络英军及其家属。英军同意了他们的申请，结果他们开始大规模地采运石料，不仅为寺内寿一，而且为其他战死的日军筑坟。柔佛那方染血的巨石完全不像修宿舍的材料，只能在星夜秘密偷运。运到离现在墓地8公里之外一座荒弃的橡胶园里，搭起一个帐篷，用两天时间刻琢碑文，刻好之后又运到墓地，恭恭敬敬竖好，浇上水泥加固。我现在死死盯着看的，就是这个墓碑。

这一切，竟然都是一个战败国的俘虏们偷偷做成的，实在让人吃惊。我想，如果有哪位电影大师拍一部影片，就表现一群战俘在黑夜偷运染血巨石来作元帅墓碑的艰苦行程，一定会紧扣人心。山道上，椰林下，低声的呼号，受过伤的肩膀，勒入肌肉的麻绳，摇晃的脚步，警觉的耳朵，尤其是月光下，那一双双不肯任输服罪的眼睛……

资料告诉我，即使在国际法庭公审和处决战犯之后，那些日军战俘，竟还想尽各种办法，通过各种途径，弄到了每一战犯处决时洒血的泥土，汇集起来到这个坟地“下葬”，竖起一个“殉难烈士之碑”。这个碑，我进入墓园不久就看到了的，不知底细的人怎会知道“烈士”是谁？

韩山元先生曾听守墓人说，别看这个坟地冷清，多年来，总有一些上年岁的人专程从日本赶来，跪倒在哪几座墓碑前献酒上香，然后饮泣良久。这些年，这样的老人看不到了，或许他们也都有了自己的墓碑。于是，坟地真正冷清了，不要说战争，就是那星夜运石的呼号，也已成了遥远的梦影。但是，只要你不小心走进了这个地方，在这些墓碑间巡睃一遍，你就会领受到人类精神中极其可怖的`一个部分，阴气森森。这里上下有序，排列整齐，傲骨嶙峋，好像还在期待着某种指令……

四

现在该来看看那些可怜的日本了。

论资格，这些要比埋在近旁的军人老得多。大概从本世纪初年以来，日本蜂拥来南洋有过几次高潮，每次都和日本经济的萧条有关。而当时的南洋，由于橡胶和锡矿的开采，经济颇为繁荣，大批在国内不易谋生的日本少女就不远千里，给南洋带来了屈辱的笑颜。

日本女子的美貌和温柔使她们很快压倒了南洋各地的其它娱乐项目，轰轰烈烈地构成了一种宏大的职业。从雄心勃勃的创业者到含辛茹苦的锡矿工人，都随时随地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日本娼寮。各国、各族的嫖客，都在日本妓院中进进出出。在这个时候，日本民族在南洋的形象，显得既柔弱又可怜。

既然日妓南下与日本经济萧条有密切关系，而经济萧条又是日本必须向外扩张的根本动因，那么，不妨说，日本的先来和日本军人的后到，确实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让他们的坟墓紧紧靠在一起，好像是故意在搭建一种历史逻辑。

当日本占领南洋时，原先在这里的再加上军妓，日妓的数量更是达到空前，连著名的南华女子中学也解散而成了日本艺妓馆。这简直成了一支与“皇军”可以并驾齐驱的队伍，有人戏称为“大和”。据说还有一位日本官员故意向寺内寿一总司令报告：“大和已经打进来了。”寺内寿一因此而把不少军妓遣送回国，但日本真正在南洋的锐减，则是在日本投降之后。这些已经够屈辱了的女子，无法在更屈辱的大背景下继续谋生了。事实上，即便是战败的苦难，她们也比军阀们受得深，尽管她们远不是战争的发动者，也没有因战争而有任何得益。

日本在南洋的悲惨命运，已由电影《望乡》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依我看，那毕竟是日本人自己搞的作品，在某些历史关节上无法冷静地开掘。日本在南洋的遭遇，只有与以后日本的占领南洋疏通开来，现代日本民族的心态和命运才能梳理得更加完整和透彻。仅仅表现她们在屈辱中思念故乡，显然是把题目做小了。

《望乡》中一个让人难忘的细节是，日本死后安葬南洋，墓碑全部向着故乡。但是我在这个日本坟地中看到的情景却完全相反：300多个的墓碑，全部向着正西，没有一座向着北方！

也许是不敢，也许是不愿，她们狠狠心拧过头去，朝着另一方向躺下了，不再牵肠挂肚，不再幽恨绵绵，连眼角也不扫一扫那曾经天天思念的地方。

岂止不再眼巴巴地望着故乡，在她们这么多的墓碑上，连一个真名字也没有留下。石碑上刻着的都是“戒名”，如“德操信女”、“端念信女”、“妙鉴信女”，等等。这些姑娘，身陷可怕的泥淖之中，为了保持住一点点生命的信念，便都皈依了佛教，希望在虔诚的祈求间，留住些许朦胧的微光。但是我觉得，她们不具真名，与其说是为了佛教信仰，不如说是要隐瞒自己家族的姓氏，不使遥远的族人因自己而招腥惹臭。

这种情景，与边上那些耀武扬威地写满军衔、官职的军人墓碑有多大的差别啊。我仔细地拨开草丛，读着那一个个姑娘自己杜撰的假名字。她们都有过鲜亮的青春，但很快都羞缩成了一枚枚琐小的石丁，掩埋在异地的荒草中。我认出那些字来了，显然都是死者的小姐妹们凑几个钱托人刻上去的，却又像死者在低声地自报家门。她们没什么文化，好不容易想出几个字来，藏着点儿内心的悲凉：“忍芳信女”、“寂伊信女”、“空寂信女”、“幽幻信女”……

我相信，这些墓碑群所埋藏的故事，一定比那边的墓碑群所埋藏的故事更通人性。可惜，这些墓碑群什么资料也没有留下，连让我胡乱猜想的由头也十分依稀。

例如，为什么这座立于昭和初年的墓碑那么精雕细刻呢，这位“信女”一定有过什么动人的事迹，使她死后能招来这么多姐妹的集资。也许，她在当时是一位才貌双全、侠骨慈心的名妓？

又如，为什么这些墓碑上连一个字也没有呢？是因为她们做了什么错事，还是由于遭致什么意外？

还有，这五位“信女”的墓碑为什么要并排在一个墓基上呢？她们是结拜姐妹？显然不仅是这个原因，因为她们必须同时死才会有这样的墓，那么，为什么又要同时死呢？

……

这些，都一定有故事，而且是极其哀怨、极其绚丽的故事，近乎中国明清之间的秦淮诸艳。

发生在妓院里的故事，未必都是低下的。作为特殊的时代的一个特殊交际场所，那里会包藏着许多、金融搏斗、人生沧桑、民族恩怨乃至国际谍情。也许，日本史和南洋史的某些线头，曾经由这些“信女”的纤纤素手绾接。我在这片草地上走了一圈又一圈，深深可惜着多少动人的故事全都化作了泥土。当地不少文学界的朋友常常与我一起叹息当今南洋文学界成果寥寥，恕我鲁莽，我建议南洋文化的挖掘者，多找找这些坟地。军人的坟地，女人的坟地，哪怕它们藏得如此隐蔽。

五

“军人，女人，还有文人！”韩山元先生听我在自言自语，插了一句。

是的，这个坟地里，除了大批军人和女人，竟然还孤零零地插进来一个文人。

这位文人的墓，座落在坟地的最东边。本来，寺内寿一的墓座东朝西，俯瞰整个墓地；但这座文人墓却躲在寺内寿一墓的后边，把它也当作了俯瞰的对象。

仅仅这一点，就使我们这几个文人特别解气。而且墓主还是一位挺有名的日本文学家：二叶亭四迷。我记得他的像片，留着胡子，戴着眼镜，头上的帽子很像中国的毡帽。我应该是在研究鲁迅和周作人的时候顺便了解这位文学家的，他葬在这里，对我也是个意外。不管怎么说，整个坟地中，真正能使我产生亲切感的只能是他了。

他的墓碑上的字也写得漂亮，是一种真正的书法。这又使我们几个多了一份高兴。那些的墓碑既然都是战俘们偷偷张罗的，字能好到哪里去？

二叶亭四迷192月在俄国游历时发现患了肺结核，但是这位固执的文学家不相信医生，胡乱自己服药，致使病情严重，后由朋友帮助，转伦敦坐轮船返日本治疗。但是，他并没有能够到达日本，而是死在由哥伦坡驶向新加坡的途中。就这样，他永久留在新加坡了。他进坟地是在1909年5月，不仅那些军人的坟墓还一座也没有，连的坟墓也不会有几座，因为当时，日本还刚刚向南洋进发。

二叶亭四迷早早地踞守着这个坟地，他万万没有料到，这个坟地以后会有这般怪异的拥挤。他更无法设想，多少年后，真正的文人仍然只有他一个，他将永久地固守着寂寞和孤单。

我相信，如果二叶亭四迷地下有灵，他执拗的性格会使他深深地恼怒这个环境。作为日本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员大将，他最为关注的是日本民族的灵魂。他怎么能忍心，日日夜夜逼视着这些来自自己国家的残暴军士和可怜女性。

但是，二叶亭四迷也许并不想因此而离开。他有民族自尊心，他要让南洋人民知道，本世纪客死外国的日本人，不仅仅只有军人和女人。“还有我，哪怕只有一个：文人！”

不错，文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死的时候不用像那些姑娘那样隐姓埋名，葬的时候不用像那些军人那样偷偷摸摸、鬼鬼祟祟。

我相信，每一次下葬，送葬的小姐妹们都会在整个坟地中走走，顺便看看这位文学家的墓碑，尽管她们根本读不懂他的作品；我相信，那些战俘偷偷地把寺内寿一的坟筑在他的近侧，也都会对他龙飞凤舞的墓碑端详良久。二叶亭四迷为这个坟地提供了陌生，提供了间离。军乐和艳曲的涡漩中，突然冒出来一个不和谐的低沉颤音。

不能少了他。少了他，就构不成“军人、女人、文人”的三相结构，就构不成一种寓言式的抽象。现在够了，一半军人，一半女人，最边上居高临下，端坐着一位最有年岁的文人。这么一座坟地，还不是寓言？

这个三相寓言结构竟然隐匿于闹市，沉淀成宁静。民族、历史的大课题，既在这里定格，又在这里混沌。甜酸苦辣的滋味，弥漫于树丛，弥漫于草地。铁栅栏围住的，简直是个历史的浓缩体。我走过许多地方，为曾见过如此具有概括力的所在，概括得令人有点难以置信。

六

离开墓地之后，我们的车又在闹市间胡窜乱逛。不知怎么，大家对街上的日本人特别注意起来。

显而易见，今天的日本人在这座城市地位特殊。前几天读到本地一位女作家的一篇作品，其中写到一个年轻繁忙的华族母亲把自己幼小的女儿托养在公婆家里，没想到一年以后，女儿牙牙学语吐出来的第一句话不是华语，不是方言，也不是英语，而竟然是日语。原来公婆家通用的是夹着日语的英语，而日语的成分又日见提高。这位年轻的母亲真正地发怒了，大声吼道：“我不能眼看着自己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孩子，成为一个是华人又不像华人的怪物！”

这种现象，在这里比较典型。日本是亚洲首富，经济界人士竞相趋附是不奇怪的。你看，就在我们的车窗外，那些最豪华的商店门口，停得最多的是日本旅游团的大客车。一大串专供旅游的人力三轮车从我们的车外慢慢前行，不用细看，坐的大多是日本人。

这时我心中忽起一个念头，真想走上前去告诉那些坐在人力车上兴高采烈的日本朋友：就在这座城市，一个草木掩荫的冷僻所在，有一个坟地。无论如何，你们应该去看看的。我们刚去看过。

篇7：余秋雨著名散文

《笔墨祭》

中国传统文人究竟有哪些共通的精神素质和心理习惯，这个问题，现在已有不少海内外学者在悉心研究。这种研究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但也时时遇到麻烦。年代那么长，文人那么多，说任何一点共通都会涌出大量的例外，而例外一多，所谓共通云云也就很不保险。如果能对例外作一一的解释，当然不错，但这样一来，一篇文章就成自己出难题又自己补漏洞的尴尬格局。补来补去，痛快淋漓的主题都被消磨掉，好不为难煞人。

我思忖日久，头脑渐渐由精细归于朴拙，觉得中国传统文人有一个不存在例外的共同点;他们都操作着一副笔墨，写着一种在世界上很独特的毛笔字。不管他们是官屠宰辅还是长为布衣，是侠骨赤胆还是蝇营狗苟，是豪壮奇崛还是脂腻粉渍，这副笔墨总是有的。

笔是竹竿毛笔，墨由烟胶炼成。浓浓地磨好一砚，用笔一舔，便簌簌地写出满纸黑生生的象形文字来。这是中国文人的基本生命形态，也是中国文化的共同技术手段。既然如此，我们何不干脆偷偷懒，先把玩一下这管笔、这锭墨再说呢?

一切精神文化都是需要物态载体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遇到过一场载体的转换，即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场转换还有一种更本源性的物质基础，即以钢笔文化代替毛笔文化。五四斗士们自己也使用毛笔，但他们是用毛笔在呼唤着钢笔文化。毛笔与钢笔之所以可以称之为文化，是因为它们各自都牵连着一个完整的世界。

作为一个完整的世界的毛笔文化，现在已经无可挽回地消逝。

诚然，我并不否定当代书法的成就。有一位朋友对我说，当代书法家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古代书法家。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古代书法家的队伍很大，层次很多，就我见闻所及，当代一些书法高手完全有资格与古代的许多书法家一比高低。但是，一个无法比拟的先决条件是，古代书法是以一种极其广阔的社会必需性为背景的，因而产生得特别自然、随顺、诚恳;而当代书法终究是一条刻意维修的幽径，美则美矣，却未免失去整体上的社会性诚恳。

在这一点上有点像写古诗。五四以降，能把古诗写得足以与古人比肩的大有人在，但不管如何提倡张扬，唐诗宋词的时代已绝对不可能复现。诗人自己可以写得非常得心应手(如柳亚子、郁达夫他们)，但社会接纳这些诗作却并不那么热情和从容。久而久之，敏感的诗人也会因寂寞而陷入某种不自然。他们的艺术人格，或许就会因社会的这种选择而悄悄地重新调整。这里遇到的，首先不是技能技巧的问题。

我非常喜欢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几个传本法帖，大多是生活便条。只是为一件琐事，提笔信手涂几句，完全不是为让人珍藏和恳挂。今天看来，用这样美妙绝伦的字写便条实在太奢侈，而在他们却是再启然不过的事情。接受这张便条的人或许眼睛一亮，却也并不惊骇万状。于是，一种包括书写者、接受者和周围无数相类似的文人们在内的整体文化人格气韵，就在这短短的便条中泄露无遗。在这里，艺术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艺术化相溶相依，一支毛笔并不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职业和手艺，而是点化整体生活的美的精灵。我相信，后代习摹二王而惟妙惟肖的人不少，但谁也不能把写这些便条的随意性学到家。

在富丽的大观园中筑一个稻香村未免失之矫揉，农舍野趣只在最平易的乡村里。时装表演可以引出阵阵惊叹，但最使人舒心畅意的，莫过于街市间无数服饰的整体鲜亮。成年人能保持天真也不失可喜，但最灿烂的天真必然只在孩童们之间。在毛笔文化鼎盛的古代，文人们的衣衫步履、谈吐行止、居室布置、交际往来，都与书法构成和谐，他们的生命行为，整个儿散发着墨香。

相传汉代书法家师宜官喜欢喝酒，却又常常窘于酒资，他的办法是边喝边在酒店墙壁上写字，一时观者云集，纷纷投钱。你看，他轻轻发出一个生命的信号，就立即有那么多的感应者。这与今天在书法展览会上让人赞叹，完全是另一回事。整个社会对书法的感应是那样敏锐和热烈，对善书者又是如此尊敬和崇尚。这使我想起现代的月光晚会，哪个角落突然响起吉他，整个晚会都安静下来，领受那旋律的力量。

书法在古代的影响是超越社会蕃篱的。师宜官在酒店墙上写字，写完还得亲自把字铲去，把墙壁弄得伤痕斑斑，但店主和酒保并不在意，他们也知书法，他们也在惊叹。师直官的学生梁鸽在书法上超越老师，结果成当时的政治权势者争夺的人物。他曾投于刘表门下，曹操破荆州后还特意寻访他，既为他的字，也为他的人。在当时，字和人的关系难分难舍。曹操把他的字悬挂在营帐中，运筹帷幄之余悉心观赏。在这里，甚至连政治军事大业也与书法艺术相依相傍。

我们今天失去的不是书法艺术，而是烘托书法艺术的社会气氛和人文趋向。我听过当代几位大科学家的演讲，他们写在黑板上的中文字实在很不像样，但丝毫没有改变人们对他们的尊敬。如果他们在微积分算式边上写出几行优雅流丽的粉笔行书，反而会使人们惊讶，甚至感到不协调。当代许多著名人物用毛笔写下的各种题词，恕我不敬，从书法角度看也大多功力不济，但不会因此而受到人们的鄙弃。这种情景，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里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信号系统和生命信号系统。

古代文人苦练书法，也就是在修炼着自己的生命形象，就像现代西方女子终身不懈地进行着健美训练，不计时间和辛劳。

篇8：解读余秋雨散文《信客》

《文化苦旅》的创作始于1987年, 在1988年《收获》上全年连载, 后结集出版, 是余秋雨游历后的观感。与当时流行散文对现实人生的真实显现不同, 《文化苦旅》更多地承载了作者的想象。作者站在文化的角度审视过往的历史, 是要在如烟的往事中追寻并不如烟的历史。正如他在前序所言, 这些散文是他在“古代伟业的地方徘徊”, “踏在历史的足迹上面”的思索, 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现象的当代关注。历史究竟有多遥远?文化究竟有多厚重?在余秋雨的笔下, 历史就像摄像师手中的镜头可远可近, 文化就像画家手中的画笔可以凝重可以惨淡。这从编入《文化苦旅》并选入人教社课标版初中语文教材的《信客》可见一斑。

《信客》是《文化苦旅》中余秋雨个人比较偏爱的一篇散文, 讲述的是一个在中国近现代发展史上非常重要、但又很少为人所知的劳动群落———在城市与农村之间传递物事的“信客”。作者笔下的信客, 作为一种职业, 是民国时期的事, 到现在掐指算来, 并不遥远, 但读完后却有沧桑之叹。这是因为“信客”不仅代表着一种职业, 更体现了一种文化。对于文化这两个字, 全人类广泛公认的定义就有280多种。余秋雨赞成荣格的话:“文化的最后沉淀物是人格”, 认为中国文化不完全表现在我们能背多少唐诗宋词, 而表现在它沉淀成的今天中国人的集体人格。同时他还把文化看成是一种广泛的生态, 主要表现在日常的生活、工作、方式当中。所以, 我认为“信客”这一文化现象, 既是中国人人格的积淀, 也是当时人们生存状态的聚焦。

作者单线条式地在经纬交织、繁杂磅礴的民国物事中抽取历史, 但并不让这段历史显得单薄, 而是把“信客”置于连接落后的乡村和繁华的城市的纽带地位, 从而把“信客”放在民国大社会的广阔背景下, 赋予了“信客”社会历史的意义。文章提到的“一个个码头, 一条条船只, 一个个面影”、“他们的谈话, 若能记录下来, 一定是历史学家极感兴趣的中国近代城乡的变迁史料”、“这些眼神, 是中国农村对自己的冒险家们的打分。这些眼神, 是千年故土对城市的探询。”无一不是当时社会的缩影。作者写信客, 不以一事一人点染, 而是选取两代人作代表, 让两个无亲无故的人演绎类似“子承父业”的悲情;也不是截取信客的某一时期做文章, 而是给予一生的关怀, 从生到死。这便具有了个人的历史意义。一个社会有着太多的个人历史, 但少有几人的历史不化作烟尘随风飘逝, 信客又会在这滚滚历史洪流中留下多少痕迹呢?老信客, 以生命为代价, 捍守信任的净土;又以责任相依, 不以贫穷易志, 哪怕是偶尔的一次错失, 也把教训传给后人, 把不安留给自己, 把悔恨带进坟墓, 为的是坚守最后的也是最高的道德操守。新信客热心厚道、洁身自好、宽解人意, 终其一生, 忠实地继承了老信客的祝愿和遗愿。虽然个人为之于社会和历史只是沧海一粟, 但因为每一粟以全部生命的热烈投入, 便成就了沧海纵流、人生本色的壮举。信客以诚信为本、仁义热心、任劳任怨、恪守职责、待人宽厚的人格精神, 就是最绚丽的人生本色。这些人格品质, 无一不是千年传承、代代积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无一不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精神瑰宝。然而, 历史在留下金子的同时, 也留下了沙石。老信客贪小便宜丢失职业操守, 村民的虚伪攀比和无理迁怒, 发财同乡的背信忘义等人性中丑陋的一面, 在文中也屡见不鲜, 让人心情郁闷, 特别是人们对老信客的冷漠, 令人心惊的无常和苍凉。老信客为乡人做了几十年的信客, 任劳任怨, 仅是一次的无心错失, 虽自残一手诚心悔过, 却不能得到人们的一丝宽容与谅解。多年以后, 当面对他的坟墓, 健忘的乡人, 只是“为了看着顺心, 也把那个不成样子的坟修了一修。”这是何等的悲凉!

信客,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它还表现为一种极为悬殊的城乡文化背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 生活着两个无论思想意识还是经济状况都存在极大差异的生存群落, 一是眼界开阔、物质较丰富的都市人群, 一是长期封闭、闭塞穷困的乡村农民。如果把信客当作游离于两者之间的特殊生存群落, 那么信客所体现的文化现象就为我们展示了三大人群的生存状态。有人说:社会有什么样的需要, 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职业。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 上海郊区的农民不满长期的贫穷, 不少人毅然进城淘金, 两地的往来骤然增多, 迫切需要有人勾连两地传递物事, 但由于乡村的穷困和交通不便, 阻碍了邮局的建立, 于是信客应运而生。贫穷和落后居然成了信客这一职业产生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原因, 当时农村的生存状况不难想象。从信客工作的难度看, 他们“常走的路大多七转八拐, 换车调船”;“一概是肩挑、背驮、手提、腰缠, 咬着牙齿走完坎坷长途”;“所带的各家各户信件货物, 品种繁多, 又绝对不能有任何散失和损坏, 一路上只得反复数点, 小心翼翼”;“买最差的票, 住最便宜的舱位, 随身带点冷馒头、炒米粉充饥”;“一身破衣旧衫, 满脸风尘, 状如乞丐”。即使这样艰辛的工作条件, 也不是横亘在他们生活道路上的唯一困苦。路人的冷漠、为同乡料理后事遭受的呵斥和怀疑、被同乡陷害倍受毒打和委屈, 都时时折磨着他们的精神和身体, 让他们的生存状态更加艰难。信客工作条件的艰辛, 生存状态的艰难, 越是说明乡村的落后, 衬托农民生存状态的不堪。文章虽少有直接描写农村的落后, 但农村的贫穷、乡民的狭隘心态却在文中抒写的原生态文化里可以找到印迹。老信客为代表的强烈的“交接班”意识, 农民不经意地小心防范、攀比心态, 看热闹爱打听的好奇心, 以夹黑雨伞传达噩耗的风俗, 因大部分缺少文化而代读代写书信的现象等文化习俗, 既原汁原味传达出浓厚的乡土情结, 又从侧面反应了农村贫穷、封闭、落后的生存状态, 让我们在体味田园牧歌式温情的同时, 深感埋藏了几千年的无奈。对于城市, 乡民充满了幻想和向往, 都市的升沉荣辱, 震颤着他们长期迟钝的神经系统。繁华的十里洋场, 灯红酒绿的夜总会, 别致的欧式建筑, 都是文明和财富的凝聚。生活在这里的人有着偏近工业社会的生活节奏, 有序、紧张、繁忙。他们有着比农村稍好的生活条件, 更进步的社会环境, 中西文化互相渗透形成的文化氛围。这样的生存状态成了引领时代潮流的方向, 也死死吸引着乡民们的眼球。然而, 都市的生活并没有乡民们想象的那么舒适, 也没有幸运同乡描述的那么丰美, 失业和被剥削常常困惑着大多数的人们, 特别是那些挤进城的少数农民冒险家, 各种困难和凶险成了他们淘金之路上的拦路虎。这就是思想上追求自由、文化上兼容并存、平等开放的城市文化背景下的都市生存状态。信客用自己的理解向农村阐释着城市文化优越, 同时也用自己的方式接纳城市文化并与之融合, 缩小城乡文化的落差。悬殊极大的农村生存状态和城市生存状态, 在信客眼光的打量和脚的丈量下骤然紧密联系, 使看似浅薄的文化有了厚重的载体。

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的那样:“在高层次上我把文化看成人格, 在低层次上我把文化看作生态。”[1]文化, 在余先生眼中就是人格和生态的展现。信客, 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上海文化现象, 不仅为我们展示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的诚信、仁义、任劳任怨、恪守职责、待人宽厚的人格魅力, 而且把极为悬殊的城乡文化背景下的三种生存状态袒露在世人面前, 让我们在称颂信客高尚人格精神的同时, 对人们的种种不幸遭遇油然而生沉重的谓叹。也许这就是作者产生写作冲动的原始欲望吧!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