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

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通用7篇）

篇1：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

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湘籍军事人物之所以剧多，其原因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三点：一是近代以来形成的湖南人敢为天下先之革命精神和流血不流泪之英雄气概之文化性格的影响。二是进步思想的影响。大革命时期湖南工农运动非常活跃，是当时全国最富有朝气的省份之一。马列主义的传播为众多湖南将领奠定了思想基础。三是湖南的三次著名暴动（秋收暴动、平江暴动、湘南暴动）的影响。

秋收暴动：即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27年9月9日，由毛泽东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工农革命军（即红军）举行的一次著名的武装起义。起义部队经过三湾改编，到达井冈山地区，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参加过秋收起义的湖南籍开国将帅有元帅1人，大将1人，上将2人，中将7人，少将5人。还有何长工、杨立三等高级将领。

湘南暴动：1928年1月，朱德和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2000多人，在湘南地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起义军改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为参谋长。参加过湘南起义的湖南籍开国将军中有大将2人，上将4人，中将8人，少将5人。

平江暴动：包括“三月扑城”和“七月起义”。1928年3月16日，中共平江县委组织了著名的“三月扑城”，近20万农民包围并攻打了平江县城。7月下旬，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邓萍等领导发动了著名的平江起义，占领平江县城，成立红五军。彭德怀为军长，滕代远为军党代表，邓萍为参谋长。参加过平江暴动（三月扑城）和平江起义的湖南籍开国将帅共有50余人，其中元帅1人，大将1人，上将6人，中将10人，少将30余人。

可以说，这三次暴动是孕育我军中湖南革命将领的重要实践基础。湖南的许多农民、工人、士兵、学生从此走上了革命之路，出生入死，身经百战，成长为高级将领。有近半数的湖南籍开国将领就是从这三次暴动中走出来的。在36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中，参加湖南三次暴动的有11人。（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 徐平大校）

湘籍革命烈士何其多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湖南烈士夏明翰这首气壮山河的就义诗，代表了湘人视死如归，宁折不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革命精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多少湖南先烈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了生命——蔡和森、何叔衡、罗亦农、向警予、郭亮、陈觉„„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毛泽东夫人杨开慧、刘少奇夫人何宝珍、朱德夫人伍若兰也都是湖南烈士。

湖南省登记在册的革命烈士达10万多人。据粗略统计，仅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牺牲的担任过军以上的湖南籍高级指挥员有：黄公略（红六军军长）、段德昌（红六军军长）、李天柱（红八军代军长）、邓毅刚（红九军军长）、伍中豪（红十二军军长）、何昆（红十四军军长）、蔡申熙（红十五军军长）、胡少海（红二十一军军长）、刘士奇（红二十七军军长）、寻淮洲（红七军团军团长）、刘畴西（红十军团军团长）、李赐凡（江西军区司令员）、毛泽覃（闽赣军区司令员）、邓中夏（红二军团政委）、夏曦（红三军政委）、蔡会文（红三军政委）、曾中生（红四军政委）、柳直荀（红六军政委）、邓乾元（红八军政委）、陈奇（红十五军政委）、于兆龙（红十六军政委）、徐洪（红十八军政委）、陈东日（红二十军政委）、曾日三（红九军代政委）以及著名红军女将领胡筠、女游击队长贺英等人。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湖南籍高级将领还有左权（八路军副参谋长）、袁国平（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卢冬生（松江军区司令）等人。(北京日报)

责任编辑：胡光曲

篇2：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

依靠人民是我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力量所在

始终成为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是我党根本性质和宗旨的必然要求.落实这一要求,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完成党的各项任务;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党的建设,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从人民群众中获取前进的不竭力量.

作 者：郑凌  作者单位：张家口师范专科学校公共课教学部,张家口,075028 刊 名：张家口师专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ZHANGJIAKOU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 18(2) 分类号：B038 关键词：人民群众   力量源泉   历史唯物主义  

篇3：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面抗战阶段 。 面对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攻和 “ 扫荡 ” ,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蓬勃开展起来,边区军民 “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并将各种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支援抗战。

保安建厂共和国军需工厂在硝烟里诞生

9孔窑洞、一口水井;9名战士、一个信念,为了消灭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这些经历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战士、 游击队员聚集到一起,自己动手、生产自给,为八路军战士解决御寒装备。

1938年9月10日,在保安县城北原中共中央驻地,毛泽东、周恩来曾经住过的大院里,我党我军最早的制革、制鞋、制皮件厂正式成立了。朱德、张闻天、李富春、林伯渠等中央、边区主要领导先后多次到厂视察,鼓励干部职工努力生产、支援前线,保障部队供给。

建厂之初,皮制品的生产方式还只是土法操作:将当地收购的羊皮泡软后,浸泡在盛满硝水、黄米面的大缸中自然发酵, 去掉皮上脂肪,一部分皮硝和淀粉沉淀在生皮纤维中间,晾干后再经过敲打、铲皮、刮软,鞣制好的毛皮,皮板柔软、毛色清洁。通过剪裁、缝纫,就成了战士们身上的羊皮袄、皮裤、皮大衣,还有皮袜子、皮手套。当时为了满足边区人民群众的需求, 皮革厂的产品也陆续投放到延安市场,每次都很快售罄,非常受欢迎。

应用新技术“金鸡牌”皮革备受青睐

1939年7月,随着工厂的不断壮大,在中央财政部和边区政府的帮助支持下,工厂开始了新式制革生产技术的摸索,干部职工边学习、边生产,自制了乳化油等原料,蓝帆、栲胶和染料等附料,则依靠边区派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采购小组按时供给。

植鞣、矿鞣等新式制革技术的运用,使皮革的产量和柔软度都得到了很大提高。“金鸡牌”皮革品种丰富,既有各种颜色的轻革、山羊皮的服装革,也有铬鞣的毛皮,成为延安市场上最受欢迎的高级皮革。所生产的皮大衣,不但是边区军民心里的紧俏货,也深受中央首长和当时从苏联回国同志的喜爱。工厂专门备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鞋样,随要随做,先后为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做过皮大衣、皮鞋,为贺龙司令员特制了黑皮大衣。并根据中央指示,专门为国民党高级官员张治中、张群制作羔羊皮大衣各一件。1945年8月23日,毛泽东主席赴重庆谈判前夕,厂里指定专人为他赶制了低腰黑面皮鞋,连夜送往延安。

1940年3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农业展览会上,创建不久的皮革厂展出的皮大衣、皮鞋、皮包、皮手套、子弹带、航空衣、篮球、足球等产品,得到了来延安参观的中外人士的赞许, 延安《新中华报》刊发文章写到:“在穷僻的边区,竟能制出这样好的产品,使他们感到惊讶。”

1944年5月,延安《解放日报》刊发题为“皮革厂出品结实美观,工人团结互助,工作效率提高”文章,赞扬皮革厂的发展, 使制革工业在边区建设中得到了初步科学的规范,“生产的各色皮鞋既美观又结实”、“其他各种军用皮件手工均精细耐用”。

1945年2月,由美国、苏联和英国组成的军事访华团到达延安,专程来皮革厂参观,高度赞扬和钦佩皮革厂在条件困难的山区,职工积极生产支援抗战的精神。

打破封锁全力保障部队供给

1942年,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实施了更加严酷的经济封锁。为了打破封锁,职工们一边开垦荒山种地、挖野菜,生产自给;一边克服困难,加紧生产,保障供给,将各种物资源源不断输送到前方战士手中,支援抗战。皮革厂职工经过3个月的试验,最终从边区普遍生长的青岗树皮、橡碗、山楂树皮、沙柳皮及五倍子等植物中共提炼出鞣制皮革的丹宁,解决了蓝矾、栲胶等原材料缺乏问题。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八路军队伍的逐步壮大,前方军需供应任务大量增加,工厂的规模也不断扩大,管理职能,分工明确,各类工具大量增加,生产能力大幅提升。当时的生产结构划分主要包括制革、制皮件、西式鞋(皮鞋)、中式鞋(布鞋)等。工厂建立起了质量检查制度,产品记号,责任到人,每月进行一次质量大检查。每周开展一次“货比货”群众性质量评比活动,树立质量典型,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激发了大家提高产品质量的积极性。通过检查评比工作,不但保证了质量,也促进了产量的大幅提升。 1943年,全年生产牛羊皮革2.58万张,腰皮带4万余条,枪背带1.5万条,马鞍40个,篮球144个,公文包1 200个,中式鞋(布鞋)2.9万双,西式鞋(皮鞋)5 000双,大底皮鞋3 600双,以及皮衣、皮箱、皮胶和毛口袋等。

为人民服务是每一个职工的行动指南

1940年12月,经上级党委批准皮革厂成立了党支部(当时是秘密的),党组织积极开展职工思想政治教育,让“为人民服务”成为每一个职工的行动指南,建立了一支政治思想素质过硬的职工队伍,在团结职工开展生产,确保军需供给方面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为工厂日后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1946 年周总理从重庆返回延安,毛主席 、 朱总司令 、 刘少奇副 、 彭德怀副总司令到机场迎接,当时周总理身穿皮大衣为皮革 1943 年时制作 。

抗战时期,工厂隶属关系多次变动,厂址多次搬迁。全厂职工自己动手,炸山运石、拦河修坝,建窑烧砖、烧瓦,盖厂房、挖窑洞,修建水池、灰池、水槽、转鼓等生产设备,保证了正常的生产,保障了前方的供给。在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开展的“五·一”劳动竞赛活动中,工厂先后涌现出模范职工80名,两人出席了边区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大会,受到毛主席、刘少奇、邓发、林伯渠等中央和边区领导同志的接见,一人当选陕甘宁边区安塞县参议员。

1943年8月山洪暴发,西川河水猛涨,工厂职工不顾个人安危,跳入翻滚的洪水中,抢回牛羊皮300多张。在工厂转移途中,工厂干部职工每人每天只发7俩黑豆,面对陕北怒吼的狂风、铺天盖地的鹅毛大雪,干部和工人没有动摇、没有退缩,宁愿将自己被褥里的棉花扯出来,也不愿丢掉生产工具,利用一切时间抓紧生产,出色地完成了一批又一批军需生产任务。

烽火岁月丰富多彩的职工文化生活

1941年3月,皮革厂成立了工会组织,创建了职工俱乐部,并组建了篮球队和职工业余剧团,职工们自己烧砖瓦修建了可容纳1 000人开会和文艺演出的大礼堂,这一壮举轰动了整个延安,各单位纷纷派人参观学习。在延安直属地区文艺体育大会上,皮革厂职工分别参加了戏剧、歌咏、墙报、篮球、排球、赛跑、跳高、跳远和象棋比赛,共取得8个单项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1942年5月,为响应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丁玲等知名艺术家来皮革厂体验生活半年之久。期间,丁玲写作完成了《砖窑湾骡马大会记实》和《厂长赶猪记》; 塞克完成了话剧《白金璋回家》,贺敬之、孟玉帮助皮革厂成立了歌咏队;朱穆之、翟强和刘克礼指导皮革厂职工业余剧团排演了秦腔、眉户、山西梆子和京剧等优秀剧目。职工业余剧团还自己编排了爱国历史剧《陆文龙回到祖国》和《棒打无情郎》,深入到村庄,为群众演出,受到当地群众的好评,并受邀到延安王家坪中央大礼堂为毛主席、林伯渠、叶剑英、贺龙等中央领导演出,受到中央领导接见和赞扬。

丰富多彩的职工业余文化生活,激发了职工爱国主义情怀,培育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为战胜一切困难, 取得最后胜利提供了精神动力。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皮革厂秧歌队走上街头表演了花灯和狮子舞,群情沸腾,通宵达旦,与当地群众共同庆祝抗日战争伟大胜利。

迎接胜利为解放区工业生产输送人才

1945年,国民党胡宗南部向陕甘宁边区发动新一轮进攻。 为响应党中央“加紧生产,支援前方,保卫边区”的号召,皮革厂对军需生产任务做了周密部署和安排,动员全厂职工“加紧生产,保障供给,打好黎明前的一仗”,为迎接抗日战争胜利和挫败国民党破坏和平的阴谋做好物资准备工作。干部职工日夜生产,制革、皮件和制鞋的产量分别提高了15%以上。

为培养工业技术人才,加快工业科技的运用和推广,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41年创办了工业职业学校,学校共设7个科, 其中制革科就设在皮革厂,主要课程有化学、制革学、工程画、 工程管理和制革实习,共举办两期,培训学员20名。另外,根据中央指示,皮革厂为新解放区输送了大批干部和生产骨干,不但为解放区经济建设提供了人才支撑,也为新中国工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仅1945年就输送209人,占到全厂干部职工总数的2/3。

岁月峥嵘、时光荏苒,创建于抗日战争烽火硝烟中的际华三五一三实业有限公司,在革命精神熏陶和延安精神哺育下,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壮大,工厂职工历经艰险、顽强拼搏,自力更生、忘我工作,为抗日战争胜利和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抗战胜利已经70年,70年来,际华3513公司在朱德总司令等军队各级领导的关怀、支持下,在企业自身建设和发展方面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为我党我军取得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为军队装备现代化建设和地方经济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工厂简史:际华三五一三实业有限公司是世界500强企业 、 上市公司,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管理的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全资子公司,是以鞋靴研发和制造为主要业务的原军需企业 。

该公司于1938年抗日战争时期创建于革命圣地延安,是我党我军最早成立的制革 、 制皮件和制鞋工厂,由9名职工 、 20个大瓷缸 、 9孔窑洞 、 5间平房 、 一口水井发展起来,工厂驻地是中共中央住过的地方 。

篇4：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

一、我党领导方式的历史与现状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各项事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对国家各项事务实行全面领导。党在执政的初期逐步形成了特有的领导方式。一是整体性,即在执政的范围方面强调党领导面的尽可能宽泛,不仅要领导国家政权,还要领导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事业。二是直接性,即在执政的机制方面习惯通过建立从中央到社会基层单位党的组织体系,对各级社会组织进行直接领导。三是集权性,即在执政的运行过程方面突出党领导的核心地位,使国家各级权力机关和权力执行机关变成事实上的党的下级组织,绝对服从党的集中统一决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种领导方式有其合理性。

但是随着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变化,这种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和民主化、法治化水平较低的基础上的领导方式,逐渐显露出其弊病。一是政党、国家、社会的三位一体,党处于各种权力的核心。二是这种领导方式很难形成党内和整个社会有效的制约力量,不利于党组织接受各方面的监督。三是由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不仅使政权机关很难行使自己的职权,影响政府工作效率,还会造成“党不管党”,削弱党的战斗力,影响党的领导的整体效能。这种现状,决定了改进党的领导方式是党的建设要着力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课题。正是看到这种领导方式的弊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提出了“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并就如何改进党的领导方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党的领导方式进入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

二、我党领导方式的初步探索

新时期以来,党在领导方式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在理论上对过去形成的领导观念、执政观念进行反思和清理,摒弃那些不合适宜的旧观念;在实践上自觉按照新观念、新思维改善领导方式,不断地使党的领导方式符合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时代要求。

其一,科学界定党组织的本质、党的领导、党的执政地位的内涵。党的领导方式是政党建设深层次理论问题的反映和折射,这一时期我们党注重从领导方式转型期进行一般理论分析。在对我们党组织的性质内涵进行思考方面,提出党组织不是向群众发号施令的权力组织,也不是行政组织和生产组织。在探索改进党的执政理念方面,对执政党执政就是要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党不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就会丧失执政地位的观念进行清理,提出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党执政的目的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尤其在党的执政地位巩固方面,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因此改进党的领导方式不是要解决党要不要执政的问题,而是要解决党如何科学执政的问题。

其二,提出党政分开的思路,完善领导方式。从理论上分析,权力配置、权力所及范围可以分为集权型和分权型,或称为有限执政和全面执政两种类型。我党从当代世界大多数国家政党领导方式不是单一形式的,而是同时兼具几种方式的实际出发,客观分析我国领导方式是党的领导方式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国情,提出按照党政分开的思路处理党和政府的执政关系,开始了理顺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的积极探索,提出了分工负责、各司其职的要求,在逐步走向制度化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

其三,按照依法治国方针规范党的领导行为。一般而言,政党的执政手段可以分为人治与法治两种类型。从整体看转型期我党领导方式的改进探索的重心,是在依法治国的思想指导下注重从人治型向法治型转变,从集权型向民主、服务型转变。在权力运作特别是政党介入政权系统的形式、决策方式改进方面,党要求各级组织注重民主型决策方式的探索和推行,要求全党大力清除专制型决策方式的历史影响,明确要求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依法规范党的领导行为和执政行为。

其四,不断提高党的领导和执政的民主化水平。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明确提出,执政权力能不能巩固,归根到底取决于我们党是否得民心,从这个角度讲,执政意识还表现在“执政为民”的观念上。为此,党要求各级领导班子必须负起执政的责任,正确对待和运用执政权力,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要从我们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观念出发,不断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需求。

三、推进我党领导方式改善的基本要求

党的十七大全面总结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成功经验,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理念,明确了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基本要求。

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必须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首先,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进一步改革党对国家政权机关以及社会生活的领导体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和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领导权是党长期奋斗取得的,是宪法赋予的。因此,党必须“总揽全局”,必須对国家大政方针和全局工作实行政治领导。在坚持总揽全局的前提下,我们还必须重点做好协调各方的工作。一是要处理好党与人大、政府、政协的关系。明确执政党不是行政组织,国家政权机关则是经过全体人民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选举产生的行政组织,党组织要避免取代国家公共权力而直接对社会进行管理,鼓励支持国家政权机关对社会进行管理和控制。二是要坚持通过合法途径实现党对国家政权的控制。明确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和渗透到国家政权机关的科学途径,善于通过在国家政权机关建立党组织、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的方式,来保证党的大政方针及决策在政权系统的有效贯彻。其次,完善党内领导体制。近年来在党内领导体制上尽管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进,但仍存在权力向上集中、权力向领导集中、执行机关的权力大于权力机关等问题。解决党内领导体制上存在的问题,一是要健全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树立并维护党内最高领导机关的权威地位;二是健全和完善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确保党的委员会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权;三是对委员会内部的权力进行明确划分,对其各自的职责进行明确规定,做到权职责相符。

按照民主执政的要求,不断促进党的领导方式的民主化。领导方式的民主化,体现了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势,是我们党执政的本质。民主包括两个方面:国家与社会的民主、党内民主。二者中党内民主最关键。因为我们党是执政党,党内民主不仅是党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更是国家与社会民主发展的条件和基础。没有党内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因此,实现党的领导方式民主化必须把发展党内民主作为突破口。在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方面,目前我们面临两个基本的任务。一是必须不断完善党内民主的具体制度,如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员民主权力的保障制度、党内民主选举制度、党内监督制度等等。二是要理顺各种制度,形成一个有机的制度体系。各级具体制度应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而不应有矛盾,相互妨碍。因此,我们有必要按照科学运作的要求对党内已有的制度进行统一规范和协调,以提高制度的整体效能。

按照依法执政的要求,推进党的领导方式的法治化。依法执政既是改进党的领导方式的重要方面和根本要求,也是实现民主化的重要条件。实现党的领导方式的法治化,必须坚持依法执政。依法执政是我们党在总结历史经验,深化治国理论认识的基础上提出的,对于提高党的领导效能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就党的领导方式而言,贯彻依法治党应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加快政党立法,解决目前存在的党依法执政法律依据不足的问题;二是通过意志转换,使党的方针、政策通过合法程序变成国家意志,使党的领导从主要依靠党的政策转向主要依靠国家宪法和法律;三是坚持“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原则,使党的领导程序、领导活动、工作方式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不允许“以言代法”、“以党代法”。

篇5：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

【摘要】适应时代的需要是任何政党保持执政地位的前提条件。一个执政党要谋求长期执政，必须依据时代变化主动调整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当今，我党面临的国际、国内、党内形势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面对执政的新环境、新考验，我党只有审时度势，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执政理念，才能防范执政风险和战胜各种执政困难，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本文总共三部分，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我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展开了论述。第一部分论述了以人为本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具体体现；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了我党以人为本执政新理念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第三部分主要以“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为本，分析我党人在具体执政过程中体现出的以人为本思想。

关键词：执政理念与时俱进以人为本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不仅是向马克思的“复归”，更重要的是说明在现代中国，一个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为了人的社会氛围正在逐渐形成，这就为当下探讨马克思以人为本思想在我党执政理念中的体现提供了时代契机。

一、以人为本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具体体现

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人学是在西方哲学，特别是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氛围中形成的。马克思继承了以往哲学关于人的思想的积极成果，科学地揭示了人的本质，为“以人为本”思想的确立奠定了科学的基础。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渗透着“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唯物史观不是任意的，而是有前提的：“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这些个人就是‘现实的个人’”①。在其唯物史观的科学体系中，人的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是历史发展进步的标志。《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深切思考和改变的哲学，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核心与最高目标。

1、人是社会的主体和社会发展的动力。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是具体的和社会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基于实践的观点，指出人①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 67 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 730页。

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的活动创造了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些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正是由于人是具体的客观存在，才使得“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②”。可见，人是社会的主体，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

2、人的发展是历史进步的标志和尺度

历史进步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相统一的过程，社会的发展必然集中体现在人的发展上。马克思指出：“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又说，“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向，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曾从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不断发展之角度上，把社会进步划分为三个历史形态。一是人的依赖性社会(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在这一社会发展阶段上，个人由于素质和能力低下而没有独立性，其生存和活动都必须直接依附于一定的社会共同体。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只限于共同体内部，只是在孤立的地点上和狭窄的范围内发生相互联系。二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主要指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一社会发展阶段上，人的素质和能力大大提高，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但由于社会关系以异己的物的关系的形式同个人相对立，人的发展依然受到社会关系的束缚和压抑。三是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在这一社会发展阶段上，社会关系不再作为异己的力量支配人，而是置于人们的共同控制之下，人们将从自觉、丰富、全面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者所追求的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就是共产主义，追求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者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

3、未来社会的最终表现形式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设想在未来社会，人的自主性得到了全面的表现和彻底的发展，社会变成了真正的“自由人联合体”，主要表现为：其一，彻底根除了个人的自主性与社会关系的对抗性。其二，人在社会关系里真正获得了自由，个人的全面发展达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①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 18 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 82 页。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①”的理想境界。其三，个人成为真正的个人。共产主义所建立的制度，“正是这样一种现实基础，它使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状况不可能发生”②。在这一历史阶段上，彻底把个人从群体的附属物、阶级的符号、生产的工具、科技的附庸或提供买卖的劳动力中解放出来，成为“有个性的个人”。

二、以人为本思想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任何一个正确执政理念的产生，都不是空穴来风，都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催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只有了解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时代背景，才能够认同它、接受它，自觉地践行它。中国共产党确立以人为本执政新理念，顺应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符合中国现实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进步更新的必然结果。

1、以人为本执政新理念顺应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

人类社会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性，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必须遵循这些规律的客观要求，顺应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尤其是我们正处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要想与世界同步发展，就要借鉴和吸收社会发展的一切文明成果，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促进我国社会的全面发展。所以，以人为本在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之一的当今世界，人类重新审视“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发展所遇到的种种问题之下，人类终于认识到，发展不等于经济增长。发展的含义是人类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发展，人类发展是目的，经济增长是手段。这种对发展的深刻认识，被国际社会评说为“社会灵魂的一种觉醒。”中国共产党在人类发展的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提出以人为本，并把它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顺应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

2、以人为本是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日益凸出。人是生产力中的决定因素：生产力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以及渗透在以上诸要素中的科学技术。劳动者是生产力中“人”的要素，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合起来叫生产资料，是生产力构成中的“物”的要素，物的要素只有被人所掌握才能在生产中发挥作用，才能变可能的使用价值为现实的使用价值。劳动资料是指“人”用来影响或改变劳动对象的一切物质资料和物质条件。劳动对象是指“人”运用劳动工具作用于其上进行加工改造的那些物质资料，它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化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是自然界提供的生产投入，在生产力中能起多大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要看“人”对自然的认识程度如何。科学技术渗透于诸要素中，使诸要素受到深刻改造，出现①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 273 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 78 页。

了新的劳动工具、新的劳动对象和新型劳动者。因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科学技术是人发现和发明的。综上所述，人是生产力中的决定要素。因此，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把人的发展放在首要地位。世界经济已经发展到知识经济时代，所以，当代社会人力资源越来越取代自然、资本等物质资源而成为第一资源，因而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重视人，必须重视人的发展，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3、当代中国国情决定了必须走以人为本的发展道路

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问题上不仅要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遵循相应的发展规律，而且要结合本国国情，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绝不能一味地盲从，或片面地强调国际接轨。各国的具体国情不同，发展道路自应各异。中国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民权意识的日益增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密切党群关系的内在要求等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必须走以人为本的发展道路。

三、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具体体现

中国共产党每一代领导集体在其执政过程中，都形成了符合其时代特色的执政理念，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从根本上看，他们是一脉相承的，存在着继承和创新的关系。科学分析与评价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演进过程，对于正确理解新一代领导集体“以人为本”的全新执政理念，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仅以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为本来论述。

1、三个代表对以人为本的深刻阐述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结合当代世界的发展趋势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对人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做出了深刻而系统的阐述，提出了许多新思想。第一次把人的全面发展放到与社会全面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推向了新的高度和新的境界，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而且深化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和发展规律的认识。江泽民认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具体内涵是要促进人的需要、利益、素质与能力的全面生成，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坚持可持续性发展战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发展是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过程。江泽民指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这两个历史过程是在相互结合、相互促进中向前发展的。①”江泽民认为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社会的发展①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1 年 7 月 2 日

是多方面，而归根结底到是为了人自身的发展，是人发展的现实途径。江泽民强调“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标准”，① “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这始终关系党的执政全局，关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全局，关系全

②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安全的全局，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

正是在这一执政理念的指导下，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执政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2、科学发展观对以人为本的创新发展

我党的执政理念是与时俱进和不断创新的。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就是要确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及其根本价值观。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在继承和发展我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发展的要求和目的，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充分体现了我党执政的本质，是我党对执政规律认识的进一步的深化。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以“以人为本”为核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泛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③。”从而使以人为本思想上升到战略指导思想的高度。

以人为本作为我党的重要执政理念，党只有在这条执政理念的指引之下，才能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切实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具体地、深入地落实到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工作中去。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探索以人为本的执政实践的历史。贯彻以人为本执政理念，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注重解决民生问题，让人民群众分享发展的成果；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妥善处理人民内部利益关系，形成和谐的社会利益格局。参考文献：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 ①

②江泽民：《论三个代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62 页。江泽民：《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61-162 页。

③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 年 10 月 15 日。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③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1 年 7 月 2 日

④江泽民：《论三个代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年版

⑤江泽民：《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

篇6：谈谈我党成立初期的工人刊物

1922年1月,中国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也促进了共产党领导的工人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和发展。其中著名的有《劳动周刊》、《工人周刊》、《真报》等。下面对此进行论述。

一、《劳动周刊》

《劳动周刊》是我党早期主办的第1份全国性工人报纸,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也是中国工会创办的最早的机关刊物。1921年8月在上海创刊。4开4版,铅印,逢周六出刊。1921年8月,上海的共产党组织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为给各个分部以及各地的工人运动以更多的指导,劳动组合书记部于20日在上海创办《劳动周刊》。由当时负责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的张国焘任编辑主任,包惠僧、李震瀛、李启汉、董锄平等人担任编辑工作,并为主要撰稿人。

该刊以宣传劳动组合主义、促进解放全人类事业的实现为宗旨。设有“评论”“劳动界消息”“世界要闻”“特载”“来件”“小说”“随感录”等栏目,着重报道中国共产党建立后各地开展工人运动的情况,教育工人认识工人阶级利益的一致,以产业联合结成团体,消除工人中的帮派思想。刊物着重揭露资本家的剥削与压迫,报道工人的悲惨生活;号召工人起来建立自己的工会团体,维护自身权益,还报道各地工人罢工情况和经验,报道各地工人成立工会组织的情况。从形式上,刊登的文章大都短小精悍,通俗易懂,语言生动,体裁亦多种多样。因此,《劳动周刊》从内容到形式都深受工人群众的欢迎,影响较大,成为中国共产党指导全国工运和教育工人群众的重要宣传阵地。《劳动周刊》公开宣称,它是为工人阶级服务的。《劳动周刊》的宣传围绕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中心任务进行。《劳动周刊》还广泛地报道了全国各地工人运动的情况,经常总结斗争经验教训,用事实说明:工人斗争只有团结一致,严密组织,才能取得胜利。《劳动周刊》的宣传队工人运动起到了有力的指导作用,对教育工人提高阶级觉悟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受到了工人们的欢迎。

1922年6月,该刊主要编辑、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李启汉在上海租界被捕。不久,《劳动周刊》编辑部被查封,1922年6月9日被上海租界工部局勒令停刊。《劳动周刊》共出刊41期,发行最多时为5000份,共印行约165000份。

二、《工人周刊》

《工人周刊》曾被誉为“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1921年7月在北京创刊,每星期日出4开1张,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指导工人运动的报纸。最初由中共北京党组织以“工人周刊社”的名义出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工作。1921年7月底,他亲自领导北京党组织创办《工人周刊》。1922年8月以后,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由上海迁来北京,《工人周刊》就成为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报。1924年2月,该刊改为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的机关报。这个在李大钊指导下创办的刊物,对全国工人运动,特别是北方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不久,相继在各地建立分部,并由罗章龙主办《工人周刊》。《工人周刊》设有编委会,主编罗章龙,编委常委有李大钊、宋天放、高君宇、何孟雄等;编委有杨明斋、廖伯英、陈为人、吴汝铭、王忠秀等。因受北洋军阀政府的迫害,曾多次停刊,期销2000～6000份,共出150期以上,1926年停刊。发行量2000～6000份,大部分在北方铁路工人中销行。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主要的活动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运动,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人周刊》同样追求内容深刻、语言生动、形式多样,辟有评论、劳动新潮、调查、特载、工人常识、工人之声等栏目,报道各地工人受剥削、受压迫的遭遇,大力号召工人组织起来,开展维护工人阶级自身利益的斗争。

《工人周刊》该刊大量介绍国内外劳工消息,着重报道各地工人受奴役的痛苦生活以及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情况,不断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并且注意结合实际,对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工人的第1次罢工高潮和当时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状况,成为在北方各地广大读者特别是劳苦工人中最受欢迎的刊物之一,被誉为“劳动者的喉舌”、“北方劳动界的言论机关”。它对全国的工人运动,特别是北方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三、《真报》

《真报》是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工人运动刊物,1922年10月10日,在汉口创刊,湖北省工团联合会会刊。1922年10月湖北工人在广泛建立工人组织的基础上,成立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这是当时全国第一个全省性的工会组织,湖北工团联合会成立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共产党员林育南提出办一份报纸,作为党和工团联合会的宣传工具,并用报纸团结广大工人。他的意见得到联合会其他成员的赞同。于是,林育南与施洋积极筹备办报事宜,并将报纸定名为《真报》。《真报》就这样诞生了,由林育南主编,许白昊、施洋等参加编辑。《真报》发表消息、言论支持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宣传民主斗争及进步思想。1923年2月8日,被军阀吴佩孚查封停刊。它全力支持工人的斗争,被广大工人视为劳动者的福音。为使读者了解这张报纸,林育南在创刊号上的《发刊辞》中写道:……《真报》以代表全国被压迫、被蹂躏之大多数同胞的利益为天职,以拥护工人及一切无产阶级之利益为天职……

《真报》创办后,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经验,报道全国工人、学生开展爱国民主运动方面的消息,揭露资本家压榨工人的罪行。由于《真报》版面活、文字美、内容真、战斗性强,很受工人、学生欢迎。每期《真报》一出,工人、学生、市民争相购买和传阅,有时一张报纸被数十人传看。《真报》不仅是全省工团联合会的宣传工具,而且是湖北地区共产党组织的联络、指挥机关。当时,上级派人到湖北联系工作、寄送物品,均直接与报社联系。《真报》全力支持工人的斗争,揭露军阀破坏和镇压工人运动的罪行,在广大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当时中共北方区委在京汉铁路沿线先后成立了16个工会。为加强京汉铁路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共北方区委决定1923年2月1日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军阀吴佩孚强令禁止会议召开。为了反抗军阀的野蛮行径,京汉铁路总工会决定4日举行全县共任总同盟罢工,汉口成了罢工中心,《真报》也成了罢工工人的喉舌。2月7日,吴佩孚血腥镇压汉口江岸罢工的铁路工人,造成了震动全国的“二七”惨案。第二天,《真报》被捣毁、封闭。编辑之一施洋被军阀杀害。惨案发生后,主编林育南等避走上海,发表《汉口真报宣言》,抗议军阀暴行,并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军阀。

《真报》是为罢工斗争而被封建军阀封存的第一家报纸,在工人报刊史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摘要：1921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工人阶级在我党的带领下,开始了一系列的革命和斗争。由于工人运动的发展和需要,我党领导的工人报刊先后涌现,下面对一些主要的刊物进行论述。

篇7：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

包办婚姻，难言的悲剧情感

1906年1月12日，潘汉年出生于江苏宜兴县陆坪村一个衰落的书香世家。潘汉年在兄弟中排行第三，自幼聪敏过人，为长辈所钟爱。16岁初中尚未毕业，因家庭经济窘迫便辍学从事小学教育工作，17岁时就在宜兴教育界崭露头角。与此同时，由于受“五四”新文学思潮的影响，他开始了文学创作的尝试。1924年冬天，刚满18岁的潘汉年正在无锡国学专修馆念书。也就在此时，在父母包办下他和当地农村的一位姑娘结了婚，这就是潘汉年的第一个妻子许玉文。潘汉年虽然当时已接受了“五四”新思潮的洗礼，但由于潘汉年的家庭当时已经相当衰落，父亲为接济难民，变卖了家产，后又因病染上了鸦片，家道开始中落，而操持家务、抚育年幼弟妹的重担全部压在母亲一个人身上。尽早地为潘汉年娶妻，是潘母的心愿，而潘汉年事母至孝，因而不能不顺从母亲的意思，接受了这桩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但这也恰恰注定是一场悲情生活的开始。

1925年春天，新婚不久的潘汉年便离开家乡，只身到上海寻求发展。几年之后，潘汉年在上海已成为一个知名的左翼作家。这时，他才将许玉文正式接到上海共同生活。不幸的是，这桩缺乏感情基础的婚姻很快就暴露出了先天的不足，两人在思想文化和性格情趣方面巨大的差异导致了夫妇间的生活很不和谐，他们经常为一些锁事而争吵。特别是随着潘汉年在党的地下工作中地位日渐重要，纪律要求他的具体活动乃至日常行为上必须严守秘密，所以他很少能回家与许玉文交流思想并照顾周全她的生活，而许玉文也一直未进入到革命队伍中来，对潘汉年的事业不能真正理解。因此，这对青年夫妇间就不断地产生误解，发生磨擦。潘汉年这时的心情非常矛盾，他既为长期疏离自己的妻子而感到惭愧，又渴望许玉文能真正理解自己现在的处境。

1933年夏天，潘汉年向江西中央苏区转移时，许玉文也一起去了。但是，1934年秋天，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潘汉年随军走了，许玉文却没有得到妥善安排。中央苏区被白军占领后，许玉文和很多红军家属一起被俘了。因为她的政治角色很淡，只知道丈夫是共产党员，具体情况一概不知，属于纯粹的家属。因此，国民党很快将她遣返到江苏宜兴老家。1936年冬到1937年春，潘汉年再到上海担任国共合作谈判代表期间，许玉文才又被接到上海和潘同住了一段时间。但不久抗战爆发，“八·一三”之后上海沦陷，潘汉年给许玉文留下一笔生活费之后，便只身离开上海到了香港。1939年秋天，潘汉年从延安再回香港从事敌后情报工作时，他又将许玉文从上海接到香港同住。后来潘汉年再从香港转移到上海时，许也跟着回到了上海定居。在这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潘汉年、许玉文二人合合离离，始终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夫妻感情。两人即使在一起时，也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交流。家庭只不过是潘汉年的一个落脚点，由于他的行踪飘忽不定，具体行止也不便多言。结果是他很少回家，回家时也往往是短暂逗留，瞬间即走。因此，本就感情薄弱的家庭，渐渐地就形同虚设了。

命运真的会捉弄人，许玉文这个来自农村的旧女性，在经历了长期的夫妻间的不和睦相处之后，终于对婚姻失去了希望。她一位姓凌的表姐夫也在上海谋生，和她经常往来，久而久之渐生情愫。许玉文终于越过传统道德的樊篱与表姐夫生活在了一起，并为她的表姐夫生下了一个男孩。当潘汉年从淮南革命根据地途经上海准备赴延安时，原来受潘的委托照应许玉文生活的同志，便将许的这一新情况告诉了他。他返回原来属于自己的家里，取走了一部分他留下的衣物和两捆杂志，没有再多说什么，就悄然离开了。许玉文知道一切无法挽回，也未再阻止，只是伏在门框上呜呜地哭了起来。

一段悲情的婚姻就这样悄然结束了。

延河相识，有情人终成眷属

就在潘汉年与许玉文的婚姻几乎进入“死胡同”时，一位新的知识女性董慧逐渐走进了潘汉年的情感世界里，董慧，原名董奉然，1918年出生，原籍广东，生长在香港。父亲董仲伟先生是当时香港商会的会长，在香港有着很大的实业，是道亨银行的董事长。1937年她在广州培道中学毕业后去北平报考了大学，正赶上了“七·七”事变。不久，她随平津流亡学生一起到了西安，并考上了西北联合大学。国难当头之时，充满抗战热情的董慧，不愿在西安念书，主动联系到了八路军办事处，从而走上了革命道路。这位19岁的女学生终于在1937年11月进入了延安抗大，1938年7月分配到马列学院学习。在这期间，潘汉年到马列学院讲过一次课，这是她第一次见到潘汉年。由于董慧在香港有着很有利的社会关系，组织上决定将她调入中央情报机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后，她将被派往香港。培训期间，她与当时正在中社部主持培训工作的潘汉年正式相识。董慧很快就离开延安被派往香港，在廖承志领导的八路军办事处的一个情报小组工作。不久，潘汉年因组织安排也到了香港，担任中社部副部长兼华南情报分局负责人。就这样，董慧成了潘汉年直接领导下的一位情报干部。

董慧性情温和，心地善良，虽然是名门千金，却朴实无华，深受周围同志们的称许。由于董家的道亨银行在上海设有分号，有利于工作掩护，潘汉年便选派她担任港沪之间的交通员，利用银行之间的业务往来，往来于港沪之间。后来，潘的情报系统工作中心转移到了上海，潘汉年便安排董慧在道亨银行上海分号中谋一职位，利用银行业务上的方便条件，为情报系统掌握经费，负责收支存取。董慧做的这项工作表面上平淡无奇而且很琐细，但责任却十分重大。须知情报系统的经费数量不少，账务需要严格保密，一旦被泄露，不仅会使经费本身受损，更可能危及整个情报系统的安全。董慧兢兢业业，机敏灵活，默默无闻地为党的事业工作着，从未出过闪失。潘汉年很器重这个刚刚20出头的女孩，经常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予以关心。而董慧对于潘汉年这位久经革命考验、在党内外颇负盛名的上级领导则怀着十分尊敬甚至是崇拜的心情，经常与之接近。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董慧虽出身名门，又比潘汉年小12岁，但在 与潘汉年的长期接触中，她也深深地为他的革命事业心、才华、风度所折服，也为他的婚姻的不幸与感情的苦闷而感到惋惜，她决定将自己的情感向这位生死与共的战友表达。当时的潘汉年一时无法摆脱旧式婚姻的桎梏，但他受伤的心灵也确实需要一份真实情感的抚慰，他也渴望自己的环境能得到别人的理解。在经历了几番思想斗争后，他终于接受了董慧的感情。这样，在1941年到1942年的香港和上海，在随时可能失去生命的艰险环境中，两位革命同志渐渐地发展为恋人，并在情报系统的圈子里，逐渐成了公开的“秘密”，同志们也都给予了真诚的同情和理解，期盼着他们的幸福。

1942年11月，潘汉年按照中央的部署要从上海撤离到淮南根据地去。高级干部可携带家眷同行。此时的潘汉年处于一种难以名状的复杂心情，他既被困在与许玉文名存实亡的婚姻囹圄中，又深感对不起与之热恋中的董慧。这种不正常的状态，他又何尝不想改变呢!潘汉年怀着复杂的心情辞别了董慧，由此开始了两地相思的苦涩情感历程。当时敌我间没有通邮的条件，潘汉年只能偶尔通过交通员顺便给董慧捎去一些隐含着自己感情的诗词，因为通过别人之手又有可能随时遇到检查。尽管如此，潘汉年还是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倾诉着自己的情感。在一首题为《五月寄慧》的诗中，他写道：

处处烽烟离恨天，

孤灯独坐觉春寒。

山光馆内当年梦，

何日重逢续旧缘。

1943年底，董慧跟交通员何荦一起到淮南根据地来了一趟，住了半个月时间。洪泽湖边，月光如水，银湖如镜。在短暂的相聚时间里，除了学习一些整风文件外，他们彻夜倾诉着各自的离别之苦，诉说着1年多来的所见所闻，畅想着革命胜利后的幸福生活。但迅速的别离又给这对热恋的情侣带来了无限的惆怅。1944年元旦的第二天，董慧就因工作需要离开了根据地返回上海，潘汉年亲自送她到仪扬边区，眼看着交通员带着董慧跨过了封锁线，才依依不舍地回到军部。他当日便写下了《寒风曲》一首以寄离别之伤感：

寒风吹晓月，

大道锁青霜。

马蹄声声得，

方寸益惶惶。

此别伤心处，

无言泪几行。

送走董慧的第二天，潘汉年又在感情苦闷中写了一首《别后》七律：

别后贪怀且抑情，

醉乡岂可能浮生。

星残月落天将晓，

烛烬樽空泪有痕。

脉脉相思难入梦，

凄凄久别最伤神。

恩怨满腹懒分说，

不必千言苦字真。

1944年11月，潘汉年接到中央通知，需要返回延安参加将于第二年春召开的党的“七大”。起初按组织安排的路线，是让他从津浦线乘火车先到北京，然后再经由京西游击区到达晋察冀根据地转赴延安。由于到北京与接应的交通员未能联络上，潘汉年考虑到会引起敌人注意，就坐车南下到达上海，并将情况电告了华中局，后来组织重新安排了另一条路线。就在这短暂的逗留时间里，潘汉年才了解到许玉文已经与表姐夫生活在了一起并有了孩子。他经过慎重考虑，终于下决心和董慧正式结合在一起。这时的潘汉年已经是38岁的中年人了，这对知心相爱的革命恋人在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中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并冲破了重重困难阻力走到了一起，并知心相守了一生。婚后，在报经组织同意后，潘汉年决意携董慧一起踏上了去延安的旅程。“七大”后，他们先后在组织安排下到沈阳、上海继续担任情报系统的工作。

1946年8月，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潘汉年和董慧同夏衍一起从上海乘飞机到了阔别5年的香港。此时的香港表面上是一个自由港，但各情报机构密布，情况十分复杂。潘汉年有董慧为他所作的社会掩护和经济援助，使他在港英当局警戒森严、特务云集的香港的情报活动十分活跃，没有出现一次失误，有力支援了内地解放事业。董慧的父亲并没有反对女儿和潘的关系，只是为了照顾自己在香港上层社会人士眼里的面子，潘、董在香港举行了盛大的结婚典礼，时年董慧已经29岁。

蒙冤入狱，相守的最后时光

解放后，潘汉年担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借助他对上海熟悉的优势协助陈毅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秩序整治、“三反”、“五反”运动，为建国之初的大上海的安定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时的董慧一直在市委统战部工作，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做着各种具体而琐碎的工作，但她从不以副市长的夫人而自居。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在肃反运动中因过去没有及时向组织“交待”过去“被伪特李士群胁持与汪精卫会面的问题”，在北京饭店被逮捕，并被罗织了各种罪名。从这一天起，这位传奇式的英雄从中国政坛上神秘地“失踪”了，蒙冤27载，直到病逝。同年5月，董慧也因受之牵连，被捕受审。虽然夫妻两人关在同一座秦城监狱8个春秋，却互不知下落。直到1963年假释出狱，夫妻才得以相聚。在狱中，潘汉年回忆起过去为党的事业而出生入死的一幕幕情景，想到自己革命的一生，也想到了受牵连的妻子董慧，他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他相信自己并没有错。正如他在狱中对一位老战友说的那样：“我是冤枉的，扬帆也是冤枉的。这些事一时说不清楚，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定论。”

相爱成遗恨，奈何了此生，

怜君犹少艾，为我困愁城。

昨日同生死，今无半点音，

但求息怒恨，勉力为新人。

道路分明在，火中堪铸魂，

抗日隐地下，十载汝同行。

北上延安中，朝昏共苦辛，

南旋千万里，悄然居海滨。

六年留上海，解放更相亲，

倘有千般罪，当先有所闻。

这是潘汉年在痛苦的等待中写给董慧的一首诗，这也是潘汉年痛苦的灵魂在呐喊!

经过8年的幽禁，1963年潘汉年在被判有期徒刑15年后曾一度被“假释”出狱，与妻子一起被安置在北京郊区团河农场。1967年5月，在江青、康生一伙的操纵下，潘汉年和董慧被重新收监，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经受了长达5年的“审查”。董慧也因再次被收监，精神上受到极大刺激，在狱中又遭骨折，加上动脉硬化、高血压等病症，疾病加重，一时生活无法自理。1975年5月，夫妇俩被安置到湖南省江茶场，一直到1977年凄苦地离开人间。

在茶场，潘汉年虽是个特殊的犯人，但他毕竟可以和同时进秦城监狱而又8年未见的董慧重逢了。两位老人互相关心、互相照顾、相濡以沫，这或许是潘汉年苦难生涯的最后安慰了。在茶场的日子里，每逢场部放映电影，潘汉年总是推着董慧去看。董慧当时不能完全自理，潘汉年一直细心入微地关心着她、照顾着她。

董慧从小在香港长大，她的兄弟姐妹大多在香港。他们从小受董慧的影响，对董慧和潘汉年一直很崇敬。当他们得知身处逆境的潘董夫妇在茶场后，就不断地写信、寄药品、食品。董慧的轮椅就是她弟弟从香港送来的。在他们给潘汉年夫妇的来信中，充满了崇敬、关切之情。如董慧的弟弟在信中所说：“我希望你的领导会让我来看你，我们大家都老了，但我永远记得你在我青年时代给我的指导和鼓励，此恩此德念念不忘。”在另外两封信中也说到：“在我们兄弟姐妹一群人中，在事业上，我以为你成就最大，因为你能出生入死，参加了民族解放工作，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老潘同志身体好吗？切要他保重，光明就在前面⋯⋯上一次做梦，梦着你(指董慧)，就收到你的信，以后就没有梦了。可是于9月27日，我再做一个梦，梦见老潘在20年前的影像，穿着长裤子与衬衣，样子很年轻，想不久见面时，我们都是白发斑斑的人了。”1976年12月，董慧在香港的弟弟来湖南探望潘汉年夫妇，却被挡在长沙，未能相见。一年后，当他们又再次来湖南时，潘汉年已不在人世了，只见到了董慧。

1977年2月24日，潘汉年因肝病恶化不起，3月24日被救护车送到长沙市。上车时潘汉年大声地对董慧说：“我会回来的，你放心!”在住院的22天里，因病情加重，他很少说话，但不断地要报纸看，还念念不忘他的爱人董慧。在3月29日病志中写道：“体温下降，今日老婆(指董慧)在哪里，担心她没有人招呼，陪护人员进行解说。”4月6日：“病情加重，进食即吐，全身浮肿，眼睛睁不开，提出要见爱人。”4月14日，董慧被批准到病房看望潘汉年。临行前，她对邻居说：“老潘将来会复活的。”见面后两老情绪很激动，两人均哭。董慧分别时在门口对潘说：“你安心休息，要有信心，要安静。”当天晚上，潘汉年含冤离开人世。

在长沙郊外面对湘江的一块荒坡上，一块简陋的墓碑上写着：

77—652

肖淑安之墓

1977年4月14日病故

妻 董慧 立

肖淑安是潘汉年入院时写下的名字，这个名字以前曾用来迷惑敌人。这就是那位曾经舍生忘死、有情有义、叱咤风云于隐蔽战场的伟大的革命家潘汉年的长眠地。

在潘汉年逝世后，董慧孤单一人，悲伤过度，于1979年2月24日含冤病逝于江茶场医院。

潘汉年夫妇没有子女，根据潘汉年临终前嘱托：他的西服和董慧的旗袍，捐赠给话剧团当演出服；董慧坐的轮椅，送给有需要的残疾人；他的一支笔，给照顾他们晚年生活的一位茶场职工家属，他们身边没有钱，只能以这样朴素的方式表达对那位家属的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