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皇帝

光绪皇帝（共8篇）

篇1：光绪皇帝

清朝皇帝-光绪皇帝

光绪(1871.08.14-1908.11.14)光绪的资料

姓名：爱新觉罗・载

国籍：中国(清朝)

民族：满族

出生地：北京宣武门太平湖畔醇王府

出生日期：1871年08月14日

逝世日期：1911月14日

职业：皇帝

主要成就：戊戌变法

代表作品：《明定国是诏》

庙号：德宗

年号：光绪

父亲：爱新觉罗・奕X

母亲：叶赫那拉・婉贞

葬处：河北易县崇陵

爱新觉罗・载――年轻发奋生不逢时的衰世皇帝 光绪帝作为衰世皇帝，他具有励精图治，救亡图存的进取精神，同时又有对慈禧太后的独断专横逆来顺受的软弱性格。这是他从小就被束缚、被压抑造成的后果，加上当时的情势，使他不敢也不能与太后彻底决裂。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在这方面过多的苛责他。这造成了国家的悲剧，同时也造成了载个人的.悲剧。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光绪帝都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物。在家庭生活方面前面已经提到他有“八大不幸”;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在位长久却傀儡一生;不甘沉沦却难有作为。

从一个帝王应该具备的素养上看，他能够接受新鲜事物，有一定的远见;但是他性格懦弱，缺乏政治谋略，又遇到慈禧这样一个强势的人物，所以他在政治上始终不能有所作为。作为一个年轻发奋光绪皇帝的君主，光绪皇帝以社稷为重，推行变法，不轻易退缩妥协，以求自保;反而在关键时刻，为了变法信念，置生死安危于度外。这已经超出了一位傀儡帝王的行为价值选择，即使从人格上看也是值得称道的。也许，身为帝王，百年来他受尽冷落和责难，甚至有人指责他“懦弱无能”，但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先驱者，他的人格是显示出一定亮色的，是不必讳言的。

变法的最终结果是失败了，但对当时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在思想上，打破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禁锢，启开了中国思想解放的先河;在经济上，光绪接受了维新派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主张，为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在文化教育方面，开办学堂，改革科举制度，派人出国留学、游历等，这就使知识分子扩大了眼界，给长久封闭的国家带来了一些西方的先进思想、理论和技术。光绪皇帝不愧为近代中国第一个效仿西方来变革中国的开明皇帝。只是生不逢时，有所作为，奈何慈禧干涉国家衰败，若从其个人修养及治国之主观出发，当在好皇帝之列。

篇2：光绪皇帝

然而这个心中之贼究竟是什么呢？在朕看来，这第一个贼就是伪善!

满口仁义道德是无法挽救一个国家的危亡的，重名节而轻实务，这里面隐藏着的其实就是虚伪和再说说你们，道德改变不了一个人的命运，也根本改变不了一个国家的命运，空谈道德仁义，就是世间最大的伪善。

这第二个贼，就是守旧。

朕想把17年前李鸿章写给恭王信里的一段话念给大家：“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术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17年前李鸿章的这些话，至今仍然让朕感慨啊。17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的士大夫，乃至我们这个国家依然如故。世间没有一成不变的道理，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今日的世势，乃是三千年未有之危局，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只会让我们这个国家越来越落后，越来越衰弱。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啊。

篇3：光绪皇帝依赖人格与清朝衰亡

依赖人格者自主意识较弱, 缺乏独立意识。通常表现为依恋他人, 敏感多思, 控制情绪能力较差, 偏向感性, 不太注意自己参与决策的能力, 对亲近与归属有过分的渴求, 而这种渴求是强迫的、盲目的、非理性的, 与真实的情感无关。依赖人格者宁愿放弃自己的个人趣味, 人生观, 只要找到一座靠山, 时刻得到别人对他的温暖就感到心满意足。依赖型人格者由于处处委曲求全, 会产生诸多压抑感。

光绪依赖人格的形成正是源自于他不幸的童年。4 岁之前, 光绪只是个衣食无忧, 快乐无比的小王子。但自从同治驾崩后, 光绪以咸丰皇帝的养子身份继承皇位后, 他不幸的童年便自此开始。据记载:“当光绪初进宫的时候, 太后 (慈禧太后) 就嘱咐那一班服侍他的人, 像灌输什么军事知识一样天天跟他说, 使他明白了自己已经不是醇亲王福晋的儿子了, 他应该永远承认太后是他的母亲, 除掉这个母亲之外, 便没有旁的母亲了。”[1]74不仅如此, 慈禧太后将小光绪的乳母也赶出了皇宫, 原因竟是“奶妈来自民间, 出身低贱”[2]31。幼小的光绪自此远离了4 岁之前所熟悉的所有亲人。此时的光绪极其需要得到心灵上的一种安抚, 但慈禧太后的做法正好相反, 对幼小的光绪要求极为严格, 光绪若不能上朝稳坐宝座, 下朝后慈禧太后轻者呵斥, 重者责罚, 使得幼小的光绪心理形成了长期的焦虑。据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记载“:积威已久, 皇上见西后如对狮虎, 战战兢兢, 因此为之胆破。”[3]57按照艾里克森自我同一性危机[4]来说, 此时正处于危机的第三阶段 (4 岁到5 岁) , 光绪获得的是消极的解决, 此时他的内疚要远远超过于他的主动性。光绪的焦虑胆小不仅源于此, 还有一部分遗传于他的父亲基因。据清史稿记载, 光绪即位后, 奕譞上奏两宫太后“, 臣侍从大行皇帝十有三年, 昊天不吊, 龙驭上宾, 仰瞻遗容, 五内崩裂, 忽蒙懿旨下降, 择定嗣皇帝, 仓促昏迷, 罔知所措, 触犯旧有肝疾, 委顿成废。惟有哀恳矜全, 许乞骸骨, 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 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5]9108。可见光绪的父亲胆小懦弱。根据精神分析研究, 一个孩子无论对父亲采取怎样的态度, 父亲的气质和行为模式都会在他身上打上深深的烙印。自然, 奕譞的某些焦虑气质遗传给了幼小的光绪。这些都为光绪形成依赖人格埋下了因子。

光绪6 岁时, 迎来了帝师翁同龢, 翁同龢给了光绪在皇宫中从未得到的温暖。由于光绪胆子小, 异常害怕打雷, 有时上课上到一半, 窗外突然电闪雷鸣, 光绪就一头扎入师傅的怀中, 而翁同龢并不像慈禧太后那样强烈呵斥, 而是给他一种温暖。久而久之, 光绪对师傅翁同龢异常依赖, 也对读书异常勤奋。甚至连慈禧太后生日时候, 连戏曲也不去听, 竟然告诉慈禧派来叫他的太监“:钟鼓才是最雅的声音, 唱戏的那些曲调都是靡靡之音, 我不愿意听。”[6]202而翁同龢给他树立的价值观念就是成为一位中兴圣主, 重振大清江山, 这个观念深远地影响了光绪一生。帝师翁同龢不但给了光绪在皇宫中从未感受过到的爱, 也使得光绪依赖人格逐渐形成。

二、光绪依赖人格表现

依赖人格者, 深感自己软弱无助, 当要自己拿主意时, 便感到一筹莫展。光绪十四年十月初五日, 五个女孩子站在光绪面前, 当由光绪选择其中之一为皇后, 但光绪却对慈禧太后说“:此大事当由皇爸爸主之, 子臣不能自主。”[7]82光绪感受到的是一种无助感, 不知如何选择。光绪最终在慈禧的授意下, 选择了桂祥之女叶赫那拉氏为皇后。但是这并不是光绪内心的真实想法, 只是依赖人格者的迷失, 此时的慈禧太后成为他人生大事的决定者。

依赖人格者, 当亲密关系终止时会感到无助和崩溃。光绪与师傅翁同龢情同父子, 甲午战败后, 翁同龢力主维新变法, 以图自强。但慈禧太后命令光绪下谕旨, 令“翁同龢开缺回籍, 以示保全”[8]12370。光绪当师傅翁同龢离开后“惊魂万里, 涕泪千行, 竟日不食”[9]332。

依赖人格者, 无独立性, 很难单独展开计划行事。光绪在宫中与慈禧太后不和。处理政务时, 时常让珍妃发表一些意见。戊戌变法时, 当翁同龢被罢官后, 迅速召见了康有为。在康有为给光绪描绘了美好的前景后, 第二天就匆忙罢免礼部六堂官, 任命谭嗣同等人为军机章京, 加强变法派势力, 从而得到帮助。

依赖人格者, 常过度容忍, 为讨好他人甘愿做不喜欢的事情。光绪自从戊戌变法失败后, 被慈禧囚居于瀛台, 偶尔被挟持到养心殿, 陪慈禧太后出席一些重要场合。慈禧太后和光绪并排而坐, 跟大臣一问一答。光绪从不插言, 有时慈禧太后也让光绪发表一些看法, 但光绪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两句应付一下, 内心并不情愿。

依赖人格者, 独处时常有不适合无助感, 竭尽全力以逃避孤独。光绪囚居于瀛台后, 闲来无事, 难以打发时光, 常跟太监下棋。一次他走进太监的住处, 看到桌子上放了一本《三国演义》, 光绪无聊地翻看几页, 叹了口气说“:我连汉献帝都不如呀。”[10]57光绪为了逃避孤独, 常求助于富有同情心的太监, 月夜偷访囚居于宫后北三所的珍妃, 与珍妃隔窗抒情, 以逃避内心深处的孤独之感。

依赖人格者, 明知他人错了, 也随声附和, 以取得别人的欢心。光绪三十五年, 慈禧太后让光绪立溥儁为太子 (大阿哥) , 并要求光绪亲笔撰写了一篇军机大臣拟定的“立嗣诏书”, 并以光绪的名义昭告天下, 光绪照办, 史称“己亥建储”。但是, 这种行为是严重违背祖制的, 清朝自雍正后就采取秘密立储。对于慈禧太后的这一举动, 光绪并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

三、光绪依赖人格对清朝的影响

首先, 光绪对翁同龢等人的过度依赖, 力主与日本开战, 并不考虑实际情况。北洋海军虽然规模不小, 但精锐战舰不过八艘, 且由于海军经费已被其生父醇亲王挪用, 修建颐和园, 导致北洋海军六年没有添置船械, 军舰在航速, 火力等方面远远不如日本。国家财政虽经几十年的发展, 略有起色, 但远不能达到支持长时间的战争, 光绪的依赖人格则导致听从翁同龢主战意见, 逞一时之能。最终导致甲午战争失败, 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割地赔款“, 同光中兴”的历史局面因此戛然而止, 为此加速了大清王朝的衰亡。

其次, 戊戌变法期间, 帝师翁同龢被罢官后, 光绪过度依赖康有为等一批小臣, 轻信改革三年可有起色, 十年可图达成。在一百零三天的改革中发布了一百多道谕旨, 但并不注重谕旨的执行力度, 有名无实, 一纸空文。同时, 还匆忙裁撤闲散机构, 但不考虑其人员生计问题, 致使多人对改革产生不满情绪, 最终到变法失败, 民心尽失, 成为清王朝衰亡的又一催化剂。

最后, 光绪的依赖人格过度依赖翁同龢、文廷式、康有为、谭嗣同等人, 而对慈禧太后所信任的大臣李鸿章、荣禄等都过度疏远, 帝后矛盾逐渐加深。戊戌变法时期召见日本前外相伊藤博文等关键的外交政治问题, 光绪并不请示慈禧太后, 而是擅自召见, 使慈禧认为这是夺权的信号, 帝后矛盾也自此愈演愈烈。最初是慈禧太后向天下公布光绪的病情, 致使地方官员起疑, 因为在专制社会中, 皇帝的病情是绝对的秘密, 以证明天子的至圣至明, 也为了统治的稳定。而后, 慈禧太后又让光绪公开立嗣, 昭告天下, 致使所有地方官员看清了帝后矛盾的实质, 在庚子国难时, 以张之洞、刘坤一为首的地方官员私自签订了《东南互保条约 (章程) 》。光绪的依赖人格导致了帝后矛盾的公开化, 也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 从自身加速了清王朝的衰亡。

摘要：光绪皇帝是清朝的第十一位君主, 甲午战争后, 试图通过变法振兴衰败的清王朝, 但因特殊的环境形成的焦虑性依赖人格影响了他的做事方式, 进一步激化了清王朝的种种矛盾, 从而加速了清朝的衰亡。

关键词：光绪皇帝,依赖人格,衰亡

参考文献

[1]德龄.瀛台泣血记[M].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0.

[2]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M].北京燕山出版社, 1987.

[3]梁启超.戊戌政变记[M].中华书局, 1954.

[4]艾里克森将整个心理过程分为八个阶段, 在每一个阶段上都存在一种“危机”, 顺利地度过危机是一种积极的解决, 反之是一种消极的解决。八个阶段分别是:基本信赖对基本不信赖 (从出生到1岁左右) ;自律对羞怯与疑虑 (1—3岁) ;主动性对内疚 (4—5岁) ;勤奋对自卑 (6—11岁) ;自我同一性角色混乱 (12—20岁) ;亲密对单独 (21—24岁) ;关心下一代对自我关注 (25—65岁) ;自我整合对失望 (晚年) 参见B.R赫根汉《人格心理学》第六章[M].海南人民出版社, 1988.和张雨欣陈仲赓.人格心理学第七章[M].辽宁人民出版社.

[5]赵尔巽.清史稿卷二百二十一列传八[M].中华书局, 1977.

[6]赵良.帝王的隐秘[M].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6.

[7]喻大华.囚徒天子光绪皇帝[M].商务印书馆, 2011.

[8]赵尔巽.清史稿卷四百三十六列传二百二十三[M].中华书局, 1977.

[9]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M].转引自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 (一) [J].

篇4：光绪皇帝　死因之谜

■ 被毒害致死说

据当年接近宫廷的人回忆，光绪帝本身病症不至于死亡，疑被慈禧、袁世凯或李莲英等所谋杀。

其中名医屈桂庭说，光绪死前三天“在床上乱滚”、“向我大叫肚子痛得了不得”，“此系与前病绝少关系”(《诊治光绪帝秘记》)。

根据戴逸先生的研究，提供证言的有长期陪侍光绪的起居注官恽毓鼎，有给光绪帝治病的医生，有内务府大臣增崇的儿子，有光绪帝继承人宣统，有陪侍慈禧的德龄，还有早就预言光绪之死的晚清高官伍廷芳。众口一词，都认为光绪被毒害而死。因此，在距今30年前，历史学界和社会上大多数人都相信此说。

戴逸先生指出：“这许多人所说虽然在细节上有不同和矛盾之处，但都猜测或肯定光绪是被毒害致死的。凶手是谁？多数说是慈禧，也有人说是袁世凯或李莲英。”

■ 正常死亡说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对清宫档案大规模整理发掘工作的开展，历史学家、档案学家、医学专家共同合作，仔细收集和研究光绪的脉案和药方，探索其一生的健康情况，却得出了与被毒死说截然相反的结论。

专家们认为光绪一生身体虚弱，百病丛生，久治不愈。详考清宫医案，专家们用现代医学的语言来说，光绪是受肺结核、肝病、心脏病、风湿等慢性病长期折磨，致使身体的免疫力严重缺失，酿成了多系统的疾病，最终造成心肺功能衰竭，合并急性感染而死亡。

1980年，有关部门清理并重新封闭了崇陵，对光绪的遗骨做过简单检测，没有发现外伤痕迹亦无中毒表现，故只能以脉案作分析。光绪之死属于正常死亡，遂成定论。

■ 科学研究证实：砷中毒而死

2003年，中央电视台清史纪录片摄制组到易县清西陵采访，得知1980年曾对清光绪帝及隆裕皇后所葬崇陵棺椁(于1938年被盗)进行清理并重新封闭，而光绪及隆裕皇后的头发被移至棺椁外，在清西陵管理处文物库房保存至今。经与北京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中心专家研讨，征得文物部门同意，提取多根光绪帝头发送至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反应堆工程研究室设计所进行测试。

中央电视台清史纪录片摄制组、清西陵文物管理处、中国原子能科学院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所和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四个单位开始共同合作，组成“清光绪帝死因”专题研究课题组，运用最先进的技术，采用最精密的仪器，对光绪遗体的头发、遗骨、衣服以及墓内外环境进行反复的检验和缜密的分析研究。

课题组运用侦查破案的思维方式，根据信息的产生、传递、处理、还原、应用等原理，充分利用“中子活化”、“X射线荧光分析”、“原子荧光光度”、“液相色谱/原子吸收联用”等一系列现代专业技术手段，通过开展综合分析、模拟实验、双向推理、多维论证等多项工作，对西陵保存的光绪头发、衣物、遗骨进行检测和研究。

■ 头发中砷含量

是健康人的2000多倍

最初，专家们通过核分析方法测定光绪帝的两小缕头发，初步检验发现头发中的砷含量明显高于正常值，是当代健康人的2000多倍，且高含量截段分布异常。

为验证光绪帝的头发砷含量是否异常，研究人员分别提取了隆裕皇后、一清代草料官及当代人的头发样本分别进行同时代、同环境、同性别发砷测试，结果证实，光绪帝的几处头发截段中最高砷含量不仅远远高于当代人样本，也分别是隆裕皇后的261倍和清代草料官的132倍。

为验证光绪帝头发中的异常砷含量是否因长期服用中药雄黄等而导致慢性砷化物中毒所造成，研究人员又将其与当代慢性砷化物中毒的人发砷进行了对比实验，结果显示，光绪帝的头发上最高含砷量是慢性中毒患者最高含量的66倍，且砷分布曲线与慢性砷化物中毒者的砷分布曲线完全不同。由此证实：光绪帝头发中的高含量砷既属异常现象，又非自身服药引起慢性砷化物中毒而成。而光绪帝头发上的大量砷元素的唯一来源，则是光绪帝的尸体。

■ 遗骨和衣物均检测出砷

研究人员还对提取的光绪帝的遗骨进行了表面附着物的刮取与检测，结果表明，其中两块遗骨(一块肩胛骨和一块脊骨)表面沾染了大量的砷，说明这些砷确实来源于腐败尸体。

随后，研究人员对光绪帝的随葬衣物进行了砷的分布的检验。光绪帝的送检衣物共有五件，其中四件上衣(或外衣)，一条裤子。由于年代已久，五件衣物除龙袍保存状态尚为良好外，其余三件内衣均已严重腐烂。根据尸体腐败对穿着衣物侵蚀由内向外会逐步减轻的一般规律，研究人员依次推定出四件上衣由内到外的穿着顺序。随后依照物质吸附和信息转换还原原理，对接近光绪帝尸体特殊部位的衣物分别取样，进行了砷的分布的检验。

检测数据结果表明：从同一件内衣看，每件衣物的胃区部位、系带和领肩部位的含砷量都高于其他部位；从穿着层次看，里层衣物的含砷量大大高于外层；从尸体的特殊部位看，衣物掉落下来的残渣(胃肠内容物)的砷含量极高。这说明，大量的砷化合物曾存留于光绪帝尸体的胃腹内，并在尸体腐败过程中由里向外侵蚀衣物，由此造成胃腹部位衣物的高含砷。

实验结果表明：光绪帝摄入的砷化物是剧毒的三氧化二砷即砒霜，而其腐败尸体仅沾染在部分衣物和头发上的砒霜总量就已高达约201.5毫克。根据相关研究，人口服砒霜(三氧化二砷)60-200毫克就会中毒死亡。光绪帝摄入体内的砒霜总量明显大于致死量。至此，光绪帝死因终于破解，即：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

篇5：光绪是谁的儿子

清朝末年的实际掌权者慈禧太后，咸丰皇帝的后妃。在咸丰帝驾崩之后慈禧独子继位是为同治皇帝。但是权利欲望已然日益膨胀的慈禧太后不甘于只是做着皇帝生母的主角，竟是联合恭亲王等人发动了清朝末年著名的辛酉政变。在铲除异己之后，慈禧太后最后爬上了权利顶峰，即便是皇上也要受制于她。然而慈禧太后的独子同治帝却是暴病驾崩，为了让自我持续控制着朝权，慈禧最后选取了自我的胞妹叶赫那拉·婉贞的儿子爱新觉罗载作为同治帝的继任者，也就是光绪皇帝。

也许是命中注定的，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之间就是一种犯冲的关系，光绪帝的所作所为在慈禧太后看来总是那么的刺眼。由于慈禧太后习惯了站在权利顶峰的那种快感，她并不乐意过早的将权利归还给光绪帝实际上也没有，光绪亲政之时她只是归政而非归权。退居之后的慈禧仍旧颁布了各项条文来约束光绪皇帝的办公及日常，而光绪帝就像一只笼中的小鸟一向生活在慈太后的阴影中，这如何不让光绪帝对慈禧心生愤恨。

而对于光绪想要挣脱出自我手掌的这一举动，对于控制欲极强的慈禧来说是不能被允许的，所以二者你来我往的死磕就尤其之多。光绪帝在位三十四年，而本就摇摇欲坠的大清国并没有在励精图治的光绪帝手中有所起色，这让不愿做亡国之君的光绪来说极为痛苦的。光绪帝清楚在他执政的背后，总是有以慈禧为代表的那帮顽固派的阻挠，这让他如何不恼怒。以至于当其听到慈禧将命不久矣之时，面露欣喜之色。当然，消息灵通的慈禧自是没有放过可怜的光绪帝。光绪帝早于慈禧一天，暴病而亡。

篇6：光绪皇帝

江苏的贾先生，在上海租界一洋行工作，深得老板信任。端午节前，老板派他去城南一带收欠款，他带上皮袋子就出发了。事情进展的还算顺利，到中午，共收得银洋一千八百多块。贾先生走了半天，说了半天，早已是口干舌燥，疲惫不堪。正好来到“十六铺”的茶楼，进去匆忙喝了点茶就急忙赶回去交差，以便好好休息一下。

贾先生回到商行才发现皮袋子不见了，顿时如雷轰顶、大汗淋漓、吓懵了，慌乱中更加说不清道不明。老板看他神色慌张、张口结舌，语无伦次，认为其中有诈。于是厉声斥责他辜负了东家的信任，并说如不赶快归还就送他见官。一千八百多银元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阿，如果不乱花，足够一个人用一辈子，他贾先生又如何赔得起呢，责任重大，又有口难辨，感到这辈子完了，绝望地大哭起来。

话分两头，另有一位浦东人，姓义，也在租界从商，因运气不好，赔了个精光，于是买好了那天午间的船票准备渡江回乡。因为离上船时间还早，也来到“十六铺”茶楼，想慢慢喝着茶来消磨这段时光，也好考虑一下以后的生活怎么办。恰好是在贾先生刚匆匆离去时义先生就到了。义先生刚坐下，发现身边的椅子上有个小皮袋子，也没多加理会，慢慢喝起茶来。许久仍不见有人来取，义先生疑惑起来，提了提感觉沉重，打开一看，他眼珠子差点没惊的掉出来：竟然全是光闪闪的银元！

义先生惊喜交加！这可真是一笔大财啊，它不但可以改变自己目前的穷困潦倒状态，而且后半生衣食也有余了。但他又转念一想：不 行，钱财是各有其主的，这钱我不能要！要是因为我把钱拿走了，失主因此而丧失名誉，甚至失掉性命，我的罪孽可就佐大了！

那个年代，一般正经人都知道“不义之财不能取”的道理。义先生心想：既然今天让我拾到了这些钱财，我就应该尽到责任、物归原主。

到了吃午饭的时候，茶楼的客人只剩了八九个，看他们的神色，没有一个象是丢了钱的，只好饿着肚子等下去。

一直等到掌灯的时分，茶客都回家去了，只剩了义先生一人，他仍然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过往的人……。

突然，他看到一个人面色惨白、锒锒跄跄的朝这里奔来。来人正是贾先生，后面还跟着两个人。一进茶楼，贾先生就指着这个茶桌对那两人说：“就是那里，我当时就是坐在那里的！”，三人径直向义先生桌子走来。

义先生看得出他们就是失主，笑着对贾先生说：“你们掉了钱袋吗？”贾先生不可置信的盯着他一个劲的点头。“我等你们很久了”，义先生说着拿出那个皮袋子给他们看。贾先生感激的浑身颤抖，说：“您真是我的救命大恩人哪！没有您，我今晚就要上吊了！”

原来，贾先生发现钱丢了时，就想返回去沿途找一遍，虽然能找回的希望渺茫，但也只有这一条路了。可是主人怕他潜逃，不准他出门，他费尽口舌说了半天，主人才叫两人陪他出来寻找，还嘱咐陪人务必把他带回去。

二人互报姓名后，贾先生要以五分之一作为酬谢，义先生坚决不要；又改为十分之一，义先生还是不要；再改为百分之一，义先生生 气了，严词拒绝。贾先生不知如何酬谢才好，于是说：“那我请您喝酒，好吗？”义先生仍然坚决推辞。最后，贾先生说：“不谢我心怎安！明天早晨在下在某某酒楼恭候，恳请恩公大驾光临，不见不散。”说罢一揖，掉头走了。

第二天早晨，义先生居然来了。贾先生正要施礼再谢，义先生却抢先道谢，说：“多亏您昨天丢了钱，让我捡回了一条命！”贾先生一头雾水，正待细问，义先生接着说：“我昨天原定渡江回乡的，已经买好了午间一点钟的船票，因为等您来取钱把船耽误了，回到住处得知，那条船行驶到半途被急浪打翻，船中23人全都淹死了。我如果上了那船，岂不也一命归西了？是您救了我的命啊！”说罢再拜。两人互相感激的一塌糊涂。

周围的客人们听了都啧啧称奇，纷纷举杯向他二人祝贺，说义先生一桩善举挽救了两条人命。

故事到此还没结束。贾先生三人回去后，把事情一说，老板也十分惊奇，感慨地说：“这么好的人真是难找啊！”非要见见义先生不可。结果两人见面后非常投缘，经过一番长谈后，老板极力挽留义先生，并高薪聘请他主管账目。几个月后老板就招义先生当了上门女婿。再以后干脆把生意全交给了他打理。

穷困潦倒的义先生拾金不昧的故事很快传开了，他的诚信、仁义赢得了人们的赞叹，大小客商都纷纷找上门来与他做生意，他家的生意越做越大，后来义先生竟拥资数十万，成为了当地的大富翁。

这个故事再次告诉我们，“善恶报应”是一点不假、一点不会错的，关键时刻的善恶一念，就将决定自己的未来命运。

【注1】：

《清稗类钞》，清——清朝；稗——田地里的一种杂草，这里是指微小、琐碎、不正规的史料，如笔记、掌故、遗闻等；类——类别，分类；钞——同“抄”。清稗类钞——即分类抄录的清朝野史。由晚清遗老（举人）徐珂（1869年～1928年）编撰。该书仿照《宋稗类钞》和《明稗类钞》体裁，共分九十二类，一万三千五百余条，约三百万字。

篇7：光绪皇帝

光绪初年，俄商偷运砖茶非法倾销蒙古地区。这种砖茶是以红茶末为原料，用先进的机器设备压制的。比中国山西商人运往蒙古地区销售的、用绿茶和茶梗制作的质量要好。由于俄商是偷运，逃避了纳税，降低了成本，挤占了华商在蒙古地区的市场份额，所以形成了市场垄断。这种行为直接违反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的相应条款，损害了中国的利权，造成了华商的歇业，并使一大批民众生活陷于困境。清中央政府在处理俄商偷运砖茶问题时，不能吸纳天津海关地方官员的正确意见，措置失当，致使蒙古地区商业利权损失殆尽，历史教训深刻。

一、清政府以条约限制俄商在蒙古地区贸易

中俄商务惟恰克图互市最早，伊、塔两城则定自咸丰纪元，余以陆路最称烦琐。陆路者指恰克图至天津一路而言。同治元年(1862)中俄双方签署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共计二十一款。清政府限制俄商到蒙古地区贸易的政策系统体现在该章程中。整个章程还暗含着清政府寓“收”于“放”之中的对俄外交原则。因此，该章程第十款规定：“俄商在它口贩买土货运津回国，除在它口按照各国总例缴纳税饷外，其赴天津应纳一复进口税，即正税之半……方准起运恰克图不再重征，并饬令遵照第三款之路而行，沿途不准售卖……”总理衙门的成立，将对俄关系的处理提升至国与国的高度，这是从中国方面来说的。因为过去两国之间的文书往来，虽然也以国君相称，但中国方面是以理藩院来处理对俄关系的。从清政府方面来看，把对俄交涉当作了处理与藩属的关系。同治元年总理衙门签署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是该衙门刚成立就签署的最重要的一个文件。因此，要用一种非常的眼光来看待这个文件。在清政府看来，对俄陆路贸易系专指天津至恰克图一线。因此，对天津、通州、张家口三处俄商经过的重要地点征税非常重视，特别是俄商购中国土货进天津转恰克图回国，要在天津缴复进口半税，表现了其对俄政策中“收”的重要一面。由此连带规定了中俄陆路通商贸易的行走路线，严格限制俄商在该行走路线两侧地区沿途售卖中国土货，特别限制在蒙古地区售卖。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华商的利益，而且关系到满蒙关系和蒙古地区的安定问题。应俄方的要求，该章程允许俄商进境后，可以到蒙古地区去出售俄国商品，但必须是小本生意。简言之，中国方面的立场是明确的，即俄商从中国购买的土货，如茶叶，不准转售于蒙古地区，须经恰克图直接运回俄罗斯。章程规定，当俄商购买的中国土货启运时，需向天津海关领取执照，按税则完纳税款，将货物粘贴印封，以便经过各关查验。天津海关道所发执照已经填明该商纳税情况、货物驼只数目、或车载，或马驮，以免假冒。俄商从天津运土货回国，须经过通州、东坝、张家口、库伦、恰克图一线出境，回俄罗斯，不准由别处绕越[1](《总署为俄商携货由津至恰克图行走路线及有关规定致俄使照会》，咸丰十一年八月十三日)。俄商回国经过买卖城时，应将天津海关道所发执照呈验，无误方被放行。然后由清政府驻买卖城官员将回收的执照汇总，交总税务司。天津海关道所发执照相应的票根，同样上交总税务司，由总税务司比对查验，以便了解俄商所贩土货是否全部运回了俄罗斯。俄方根据自己的利益，签署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也为进一步修改章程打下了伏笔。

同治四年(1865)十二月，俄驻华公使提出议改陆路通商章程各节。其要点为：免征天津复进口半税;在蒙古地区贸易取消“小本营生”的限制;辟张家口为自由贸易口岸;其意全在蒙古市场。对此，总理衙门的答复是：“查小本营生一节，旧章专指在蒙古地方贸易，并非准到张家口售销，原因体恤小本俄商，俾其就近贸易，得获利益。今既欲作大宗，又欲将蒙古地方未经售销货物，赴张家口贸易，则非边界小本营生可比，其行走道路及纳税章程，均应逐层定议，未便先将此层删去，致令窒碍愈多。至天津复进口半税一层，本王大臣前已言明相让，以恤商情。虽于税课有亏，亦不肯再有他议。可照贵大臣所拟，先免此复进口税，其余仍暂照旧章办理。至彼此所商，如删去小本营生及张家口不拘成数，并恰克图纳税领照等情，统行展缓二年，于限内会同详细妥商，庶时日从容，章程可期妥善。”[1](《总署为俄使议改张家口销售及删去小本营生事致俄使照会》，同治五年正月十一日)同治五年(1866)三月初一日，清政府单方面实行免征俄商天津复进口税，拒绝了俄使的其他要求。清政府的意图很明显，即尽量缩小俄国在蒙古经贸活动的范围，限制其在蒙古地区的影响力。其实，复进口税的减免，反而增强了俄商对蒙古地区的渗透力。

中国单方面免征俄商天津复进口税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相当不满，称之为“实属无厌之请，各国必一律援照，则天下各口复进口半税化为乌有，关系非轻”[1](《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为请坚持俄商回国者免征复进口税商不回国者照征事致总署函》，同治五年三月初五日)。在与总理衙门函商后，崇厚随即照会俄驻津领事重申：“查总理衙门与贵国钦差所议免缴之半税，系专指由他口运津、由津回国之货而言。若非回国之货，或在津售卖，或在别口售卖，均应照旧例办理，不能免税。”[1](《三口通商大臣给俄国玛领事照会、给天津贝税司札文》，同治五年三月初五日)不难发现，崇厚的表述使中国方面的立场有了微妙的变化，即俄商从中国境内贩土货至津，由津启运经恰克图回俄国，免缴天津复进口税，条件是不准沿途销售。若在沿途销售，则照征天津复进口税。以崇厚为代表的天津海关官员的立场是俄商到蒙古地区销售中国土货，销售即征税。崇厚的主张在津海关一直有重要影响。他的主张表面上是针对纳税问题的，实际上涉及到开放蒙古市场和恢复华商活力的问题，但总理衙门并没有对这个敏感的问题正式表态。同治八年(1869)三月，中俄双方又议改陆路通商章程，章程满足了俄方所有的要求。其中包括，删去了“小本营生”四字，将第二款改为：“俄商准许前往中国所属设官之蒙古各处及该官所属之各盟贸易亦不纳税。”第四款改为，允许俄商由恰克图运俄国货物路经张家口时，听任酌留若干在张家口销售。第十款删去了原款内所有“其赴天津应纳一复进口税即正税之半”之字样，但重申：“该领事官发给(俄商)两国文字执照。天津关盖印，注明商人姓名、货色、包件若干，方准启运赴恰克图不再重征，并饬令遵照第三款之路而行，沿途不得销卖。如违即按第七款办理。所有经过通州、东坝、张家口查验之例，按照第三款章程办理。其照自起程日为始，限六个月到恰克图缴销，如遇耽延应于限期前报明领事及地方官等……”此时，清政府再次强调，坚持俄商运中国土货离津，决不允许沿途销售，也不存在沿途销售加征税款的问题。天津地方官员的灵活主张已经被否定。事实上，没过多久俄商便违背了双方政府间的正式协定，非法向蒙古地区偷贩砖茶。

二、总理衙门对俄商违法行为的核查

同光嬗递之际，俄商大规模向蒙古偷运砖茶，以扩大在蒙古地区的贸易规模，从而引起英国的强烈不满。光绪初年，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先于各关新闻纸内痛诋俄商近年藉运茶赴恰为名，多在蒙古私售渔利。于是，各国洋商啧有烦言。遂传播于俄使凯阳德之耳。凯使面斥赫德不应准德璀琳造言诋诬。德税司确知此弊非同影响，力请赫德赴钧署清查历年未销执照”[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七年六月十四日)。这样，俄商偷运的事实开始败露。在俄使凯阳德的授意下，某俄商在报纸上撰文对德璀琳进行批驳，试

图掩盖。光绪六年十一月初五日，总税务司赫德函禀总理衙门称：“现在俄国商人由汉口、福州两处运砖茶至天津，按陆路章程由天津运赴恰克图应于启程时，由天津立保单前往。而其砖茶是否按单全数到彼之处，总税务司则无由核对察知。”[1](《总署收总税务司赫德信一封》，光绪六年十一月初五日)因此，赫德请求总理衙门：“查此项保单向系恰克图之买卖城中国官员缴呈于贵衙门存核。兹特祈贵衙门将此项保单内，自光绪元年起并二年、三年、四年、五年所存缴回之保单，按年逐为察明示悉以便查照一切。”[1](《总署收总税务司赫德信一封》，光绪六年十一月初五日)这封信说明，总税务司已认定俄商有违反陆路通商章程的行为。随后，总理衙门便将有关档案调送总税务司。光绪七年三月初九日，总税务司赫德将查核结果报告了总理衙门：“查光绪元、二、三年津海关所发之三联执照自津字九千二百一号起至津字一万二千八百三十八号止，除照章缴销外，尚有二百五十余件犹未缴销;其光绪四、五两年自津字一万二千八百三十九号起至津字一万六千九百十一号止，除照章缴销外，尚有一千一百余件之多犹未缴销。”“应请贵衙门咨北洋大臣转饬详核设法批复一切。”[1](《总署收总税务司赫德信一件》，光绪七年三月初九日)根据赫德的以上统计，在光绪朝初期五年内，俄商违章未缴销的执照计有一千三百五十余件之多。平均每年有二、三百份执照不缴。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因为“每张(执照)所运茶箱自数十箱至数百箱不等，是其茶之销售蒙古者为数甚钜”[1](《总署收津关道周馥抄送郑星使信一件》，光绪七年七月初十日)。如果我们把每张执照所运茶箱的数字取其中，以这个平均字数来推算，那么每年都有约数万箱砖茶偷运进蒙古市场，而且愈来愈多。称之为数甚钜，似不为过。这种现象是对《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的严重违反，证明德璀琳所讲全是事实。俄商正在偷运砖茶非法占领蒙古市场。

总理衙门将赫德的报告批转给北洋大臣李鸿章，要求转饬津海关道设法防范。事情从一开始，总理衙门便把它看作是地方性问题。李鸿章接到批文后，也认为“近年未销执照为数过多，其中显有情弊。”[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指示津海关道郑藻如，协同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认真核查。核查后，确认偷运事实成立，该二人提出防弊之法。大要有二：其一曰示以限制俾免任意宕延。“拟请订明中途遇故耽延只准展限三个月，再迟议罚。庶执照不至等于具文，并请酌派津关洋人二员专驻恰克图严查过恰砖茶与执照、件数、斤重相符即予放行。将执照收回交恰克图部员汇缴总理衙门比对核销。倘货照不符及有拆动形迹抽换情弊，立行指出照章办理。每月发过照根由津海关道抄录执照号暨茶叶箱数、斤重送交驻恰洋员备查。有逾限者即由该洋员开单知照津海关道以便会同领事议罚。”[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其二曰补订税章。“查俄商运货赴恰沿途不得销卖不独砖茶为然，而砖茶为大宗弊窦亦最甚，缘砖茶之销行于蒙古较别货尤旺也。兹拟明定税章除砖茶经津回国迳运恰克图者仍照向章办理外，如欲运赴蒙古发售，准该商先在津关报明，每砖茶一百斤除汉口完过正税六钱、另在津关交子税银三钱、运蒙税银七钱，于执照内注明运蒙字样及收税实数，沿途厘税概不重征。其照根亦按月呈送总理衙门收存，并请酌派津关洋人一员专驻张家口，严查运蒙砖茶与执照，件数、斤重相符即予放行。”[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天津海关道与津关税务司所提建议就是要开放蒙古市场，不仅对砖茶，也对所有商品。这与同治五年崇厚的主张实质是完全一致的。为此，他们还有更细致的、更周密的建议：“将执照收回交张家口监督汇缴总理衙门比对核销，仍一面由关道照抄执照号数、茶叶箱数、斤重知照驻口洋员办理。如茶照填明运恰私赴蒙古销售，无论在张、在恰查出，立将全货入官。庶私贩之弊清，而年中运蒙茶税可冀多收数万金，于饷需不无少裨。其缴照定限及路上耽延展限，亦照运恰一律办理俾示限制。”无论赴恰、赴蒙者有执照逾期不交的，则将其续请货照扣留不发[10]。津海关道与津海关税务司想用定税章以杜砖茶私售蒙古，同时又增加了财政收入。解决蒙古市场问题，连带涉及厚恤华商的问题。由于清政府允准俄商到天津，以至于到福州、汉口等地直接采办茶叶;也由于在税则方面，俄使一争而再争，致使俄商在市场上的优势大增，华商的经营市场不断缩小。“中国茶叶向系华商运赴口外销售。自俄商运茶沿途厘税免征而华商税厘如故，于是，俄商日盛，华商日穷，歇业之家十居六、七。其实沿途税厘收发有限，而内地生计几为外人全夺矣!”[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天津海关道的报告，反映了中国茶叶商人及相关阶层民众生活陷入困难的.真实境况。中国政府的一部分官员想借助于税收，来剥夺俄商优势，以解华商之困。当时有些官员已经就这样做了。如左宗棠，正在陕甘总督任上，曾与湖南省议妥：凡领甘肃省茶票的华商，运茶过境，只征厘金二成，其余八成由甘肃抚衙设法补贴，他的办法是厚恤华商。经费在湖南应解甘肃协饷内划抵[2](p.483)。津海关道进而提出，将华商运茶的税收与俄商运茶的税收拉平：“拟请明定章程，嗣后华商贩运砖茶由津赴恰售与俄人者，除在汉口完纳正税之外，到津后所有内地子税及沿途关税、厘金概不重征;若运蒙古发售，于到津后再交子税三钱、运蒙税银七钱，沿途厘税概不重征。如遇关卡查验不许留难，如雇定船只、驼只，地方官亦勿再行封贴，务使事事与相待俄商无异。”[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关于厚恤华商的建议，李鸿章是完全同意的：“本大臣与南洋大臣复奏、王祭酒条陈内亦同此意，经总理衙门复准有案。此为收回中国利权、渐复华民生计之一端，一应照办。”[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就茶照未缴事与俄韦领事往来函稿》，光绪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于郑藻如所提堵塞俄商砖茶回撒蒙古地区的两条办法，即察验货照和补定赴蒙古税章两项，李鸿章也认为是“切属切要可行。”[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不难看出，郑藻如等是按照李鸿章的意思写的，而后，李鸿章再来个顺水推舟，便把这层意思表达给上面。李鸿章之所以用这种方法去写，是早就知道总理衙门的立场。总理衙门并不同意制定一个俄商赴蒙古贸易的税章，也不想重开谈判。想把与俄方的交涉也尽量限制在地方问题的范围内。总理衙门不想将事情扩大。按照李鸿章的指示，津海关道郑藻如和俄国驻津领事展开了交涉，但俄方只是一味地推诿，借口“或验货而未收照尾、或已收而漏未登记，事过多日无从考察”[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七年六月十四日)。采取了一种敷衍了事的态度，意在保护俄商的既得利益。津海关官员视此为俄领事的托词，认为：“该俄商果将照尾缴呈，断无不收之理，即该商有意匿照不缴，货既验明亦难容其隐匿。至谓漏未登记则更不然。驻恰部员收得照尾若干张，自必一一按号登记决不至有遗漏。”[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双方的交涉算是进入了一种胶着状态。以中国官场的风气历来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郑藻如、德璀琳等如此穷追不舍实属难得。德璀琳代表英美利益，与俄罗斯抗衡自不待说，又自恃为洋人，不怕清朝官员，所以敢说;那么，德璀琳有没有

为中国办事的另外一面呢?李鸿章、郑藻如等是借德璀琳之口说出自己不好说的话，从而代表英美利益吗?李鸿章等是不是也有收回利权的动机、厚恤华商的初衷?这些问题不得不认真思考。

不久，总理衙门将郑藻如、德璀琳提出、李鸿章批准的建议制定《蒙古税则》的呈文驳回，斥为“俄商准运茶赴蒙古与成案不符，流弊滋多”[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七年六月十四日)。总理衙门的批驳，令天津海关道十分惊慌，连忙把责任推到天津税务司德璀琳身上，这样总理衙门便无话可说，也就不再深究。这足可以看出，在李鸿章管辖下的天津海关官员们与总理衙门在处理俄商运砖茶赴蒙古问题上的分歧之深。后来，在李鸿章的复议中，再次强调了俄商偷运砖茶蒙古地区问题的严重及中国利权的丧失和对华商的冲击。文中强调：“乃俄商唯利是视，不但照尾不缴，可在蒙古地界私销，而迟延逾限，茶箱一经报明便可免罚，于是其茶已售蒙古者，即将照尾收存，捏报耽延事故。俟有实在运恰茶箱再以新到之茶缴旧存之照，移前挪后痕迹全无。往往领事官来函非言雨雪载途即云骆驼难雇，以为不能依限到恰。其实皆为商人缴照推展地步耳。”[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七年六月十四日)实际上俄使也在或明或暗地支持俄商的非法偷运行为。李鸿章认为，《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存在着漏洞：“自天津至恰克图两月可到，中有三、四个月空间，尽可前后腾挪，以新易旧，关吏欲加稽核而运茶无了结之期，执照无截清之日。”[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七年六月十四日)因为《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相关条款规定从天津运茶至恰克图在六个月内运抵即可。天津海关官员认为这个时间太长，给俄商以偷运的时间，故需要修改。由于一出张家口俄商便可随意将茶运往蒙古各部落，这样“蒙古茶利已为俄商网尽。”[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七年六月十四日)实际上，李鸿章还是主张另立一个《蒙古税则》，以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不过没有明说而已。

三、《圣·彼得堡条约》使中国蒙古利权全部丧失

正在中国官员们就此问题争论时，曾纪泽为崇厚所签条约善后事而出使俄国。曾纪泽赴俄前，光绪帝在通过总理衙门发给曾纪泽的训令中强调：“令该衙门(总署)将条约章程等件详细酌覆，分别可行及必不可行之款奏准后知照该少卿，以便与俄人另行商办。纵或一时未能就绪，不妨从容时日，妥慎筹商，总期不激不随，以全大局。”光绪帝告诫曾纪泽：“此次前往另议，必须力持定见，慎重办理。”[3](卷一○九)曾纪泽抵达俄京之后，俄方已料定：由崇厚签定的《利发第亚(Liradia)条约》是非改订不可了。于是，俄政府在其外交要达到的目的方面，确定了两项内容：

A.俄军方已确认，将归还已与中国的帖克斯盆地对俄国并无重大价值，但为顾及俄人之威望及国内舆论起见，此项归还最好勿以单纯之方式行之，应必须议定若干至少令人注目之补偿。决不能给国际社会造成一印象，即俄罗斯要求过度之土地扩张之后，而由于中国人之威胁旋又予以放弃。

B.向中国政府要求之补偿应于下列各项中求之：

在商业上利益之补充与发展中求之;

在松花江航行权利之让与中求之;

在乌苏里方面所提边界之改正中求之。[4](pp.39～40)

曾纪泽自始认定，中俄间的争执就是分界、通商和赔款三端。曾纪泽的谈判方针和要达到的外交目标是，以百折不回之力，争取重新划界，特别要争回自伊犁通往南疆之要道。但是，谈判的过程并不轻松。俄方以各种条件相要挟，至光绪六年八月，谈判面临破裂。总理衙门与李鸿章商量后，请旨允准，知照曾纪泽：“俄事日迫，能照前旨争重让轻固妙，否则就彼不强中国概允一语力争几条，即为转圜地步，总以在俄定议为要。俟有成说，由电请旨遵行。钦此。”[5](p.3)所谓争重让轻，在清政府方面，对轻与重内涵的划定，也是在不断变化着的。其中起着关键作用的有一人——李鸿章。根据光绪帝谕旨，李鸿章致电曾纪泽：“如伊犁全归。似松花江行船，西(安)、汉(中)准择一路，即是争重让轻之意，否则尊论争地争商各有重处，又即是力争几条之意，随时由电请旨，亦不虑廷臣纷论也。”[5](p.3)李鸿章从各种外交渠道获得消息，俄方重在争商：“巴兰德与俄使极熟，据称，中国愿待俄以邻近友邦，酌许所要通商各款，令俄惬意，则伊犁界务中国所不惬者较易商改。”[5](p.1)而曾纪泽却认为，“巴兰德所说，俄国公使绐骗也。”“洋商精于计算，乃言商重界轻”[5](p.2)。言外之意，这都是外交辞令，不可相信。他主张，对于通商可以从权应允，略示迁就，与疆土来比通商为次，偿款为三端中之最小焉者[4]。但中方的这一谈判底线全为俄方所洞悉，并为俄方所利用。1880年9月10日，俄国署理外务部侍郎热梅尼(AleksandrG.Jomini)在致署理外务部尚书格尔斯(NikolaiK.deGiers)的信中说：“吾人与中国谈判之要点乃商务方面之利益，其余一切当附属之。吾人准备对中国人所做之土地方面之重大让步，在布策之巧妙手腕中，可成为从中国人方面骗取对我国商务具有真实利益之方法。”[6](《热梅尼致格尔斯函》，1880年9月10日)由于曾纪泽在商务问题上采取迁就的方针，所以俄方在通商方面的新要求，便基本上都反映在《圣·彼得堡条约》中了。俄国商人多年来一直想解决的蒙古市场的问题，也都按照俄方的意愿写进了《圣·彼得堡条约》里。《圣·彼得堡条约》(即《中俄改订和约》)第十二条规定：“俄国人民准在中国蒙古地方贸易，照旧不纳税。其蒙古各处及各盟设官与未设官之处均准贸易，亦照旧不纳税。并准俄民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乌鲁木齐及关外之天山南北两路各城贸易，暂不纳税。俟将来商务兴旺由两国议定税则，即将免税之例废弃。以上所载中国各处准俄民出入贩运各种货物，其买卖货物或用现钱或以货相易俱可，并准俄民以各种货物抵账。”[6](《光绪七年中俄改订条约》)这一条是俄国人最满意的一条，在笔者看来也应是最有争议的一条。曾纪泽改签了崇厚的原签条约，争回了权益，但他的以出让商务权益来换取土地的办法，却留下了严重后患。对此有着清醒认识的是署天津海关道周馥。他强烈批评了曾纪泽所签的《圣·彼得堡条约》，以及在此约精神指导下对陆路通商章程的相应改动，称由于签定了这个条约，“将来俄人之害我恐有甚于他国者”[1](《总署收署津海关道周馥抄送郑星使信一件详述俄商运茶事》，光绪七年七月初十日)。周馥之所以如此担忧，乃是因为曾纪泽所签新约，对“俄国人民”这一行为主体未加以限制，而且在通商口岸即俄商在对华贸易过程中的活动范围上，给予了空前的满足。恰克图口岸迤西折南、中俄绵延数千里的边界上，凡遇城池则可贸易。“原定章程俄商与蒙古贸易注明进口事例尚有限制，此次改订新章已将进口事例数字删除”[1](《总署收署津海关道周馥抄送郑星使信一件详述俄商运茶事》，光绪七年七月初十日)。“又有俄国人民准在中国蒙古地方贸易照旧不纳税，并准俄民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乌鲁木齐及天山各城贸易暂不纳税之文，彼又何难将运到之茶贩往蒙古及沿边各处?是即不准运销蒙古亦属有名无实”[1](《总署收署津海关道周馥抄

送郑星使信一件详述俄商运茶事》，光绪七年七月初十日)。因此，周馥主张：“原定陆路章程有不能不略为通变者。”“若不亟图通变补订税章，非但与各口通商章程土货一经离口贩运，无论华洋商人逢关纳税、遇卡抽厘办法相刺谬，且各国必谓中国明知此弊掩耳盗铃，不免从旁窃笑。于通商大局尤为无益。如仅以免征华商厘税，用为抵制，既与各省关厘税有损，且凡一切交涉之事，彼之溃我藩篱者，我皆将自变其法度，自主之权渐失，漏卮之杜愈难，似未为善策。”[1](《总署收署津海关道周馥抄送郑星使信一件详述俄商运茶事》，光绪七年七月初十日)周馥认为，郑藻如补订税章之议实系确有见地，并非附和德璀琳之请。《圣·彼得堡条约》签定后，中俄陆路贸易更难管理，非法偷运砖茶将更难围堵。“俄商运茶赴恰，虽定明行走之路而执照既可欠缴、前后又可腾挪，蒙古内外旗本属处处皆通，其茶叶之不运往恰克图者，一出张家口即可任意转贩，是准运与不准运毫无区别。”[1](《总署收署津海关道周馥抄送郑星使信一件详述俄商运茶事》，光绪七年七月初十日)《圣·彼得堡条约》签订后，对俄商偷运砖茶倾销蒙古的问题，不能光靠厚恤华商，这不是善策，“华商免税之茶不能敌各国厚资之贾”[1](《总署收署津海关道周馥抄送郑星使信一件详述俄商运茶事》，光绪七年七月初十日)。必须从条约上入手，改定税则为上。周馥再次申请：“请总理衙门将运恰、运蒙执照分为两式。津海关道所发印花亦分别注明运恰、运蒙字样”，“砖茶一项既拟加收内地税银三钱、运蒙古税银七钱，合成一两。红茶似应加收内地税银一两二钱五分、运蒙古税银二两七钱五分，合成四两。另设运蒙联照，不分华、洋商人均可请领，仍不准专完内地税银运入内地。”[1](《总署收署津海关道周馥抄送郑星使信一件详述俄商运茶事》，光绪七年七月初十日)据周馥的计算，以直隶为例，就当时辖内所有关卡而言，红、砖茶两项所收税银数，较之逢关纳税、遇卡抽厘有赢无绌。至于俄商若“以运茶回国不愿加税为词，则补订税章正是制其在蒙古售茶之一法，亦即留为华商售茶蒙古之生路”[1](《总署收署津海关道周馥抄送郑星使信一件详述俄商运茶事》，光绪七年七月初十日)。周馥所拟之策考虑到了税收、厚恤华商、剥夺俄商垄断三个方面，较之郑藻如所拟《蒙古税则》更为全面，总理衙门理应采纳。但总理衙门对周馥呈文之批驳共有五处，批于文眉之上，十分惹眼。结果，周馥之建议并未被采纳。

光绪十六年二月赫德又请求总署核查俄商运砖茶的情况。核查的结果如下：

从光绪十一年到十五年每年由天津陆路转运俄国砖茶数目(连小京砖茶一并统计)。计开：

光绪十年十一月到十一年(1885)十一月运进砖茶二十五万零五十七担;运进小京砖茶八百九十七担;

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到十二年(1886)十二月运进砖茶三十万零六百七十三担;运进小京砖茶五千三百七十担;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到十三年(1887)十一月运进砖茶二十七万一千七十七担;未运进小京砖茶;

光绪十三年十一月到十四年(1888)十一月运进砖茶三十四万零九十一担;未运进小京砖茶：

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到十五年(1889)十二月运进砖茶二十七万四千四百二十七担;运进小京砖茶七千八百八十三担。

以上共运进砖茶一百四十三万六千三百二十五担，共运进小京砖茶一万四千一百五十一担。[7](《光绪十一至十五年由津运俄茶数量案》)

该档案注明，光绪十一年到十五年与前一时期的运量无大变化，但是光绪十年十二月户部议筹款接济军需，所提方案之一是在产茶处所征收茶课。以上所列数字，正是在大幅度提高茶税的背景下完成的。还有，这些数字只是运进天津的，并不知出恰克图关的数字。因此，是否全部运回俄国不得而知。

根据1886年天津海关的贸易报告《TradeReports》：“本年由陆路运往俄国的茶叶贸易中，红茶增加了40567担，较去年约增一半，由同一路线运往的茶砖，增加了55000担。陆运茶叶贸易这一显著的增长，是由于蒙古草原牧场异乎寻常的丰盛。”[8](pp.17～18)1888年的该报告又称：“经过恰克图及张家口陆运而至俄的砖茶大为增加。1888年为340091担，而1887年仅为271007担。”[8](p.21)汉口的报告也说，“对俄砖茶贸易已有很大增加”，又有几家新的俄国商行经营砖茶。这一时期在汉口有四大砖茶厂。制造砖茶的设备也很先进，使用蒸汽为动力。每天生产的砖茶，估计高达数万斤。雇佣中国人干活，佣金甚微。有的砖茶厂竟雇佣几千中国人劳动。

四、简短的结语

光绪初年发现的俄商偷运砖茶非法销售蒙古地区的问题，历经十几年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究其原因，是清政府的对俄外交出了偏差。从原则上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应当服从于内政的需要。但是清政府的对俄外交却失去了这个原则。《圣·彼得堡条约》允许俄商经科布多、尼布楚两路往来运货，使中俄陆路贸易商道由天津—恰克图一线增扩为三条线。所增之中，尤以科布多一线最为重要。这三条线从东、西、中三个方向上钳住了蒙古地区，使俄方对蒙古的渗透更为方便。天津海关道管理这么广大地区的对俄陆路贸易早已力不从心，希望中央政府与俄谈判时能有所作为，以便于地方政府管理。然而这个要求却被疏忽了。曾纪泽御命赴俄本应还有机会再争，理应审时度势，在贸易路线增辟之时，提出制定《蒙古税则》，取得光绪帝的同意，再与俄谈判时力争达成协议。可惜，历史事实不是这样。

19世纪末沙俄按照它的长期的既定方针，以经济贸易渗透为主，辅之以其他的各种手段，扩大俄国在蒙古的影响，当清政府意识到蒙古的危机，再图挽回时，为时已晚。终于出现了辛亥革命前后俄国操纵下的外蒙“独立”。这一切的源头之一就是《圣·彼得堡条约》。如何评价曾纪泽也就成了一个新问题，而李鸿章管辖下的天津海关在中俄陆路贸易中的作用的研究确实值得给予注意。

收稿日期：-09-18

【参考文献】

[1] 总理衙门清档：机关01-20宗号25-(5)新编号码B-1-1[Z].

[2] 丁孝志.近代兰州地区的茶叶贸易[A].西北师大历史系(编).西北史研究[C].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3] 清德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 袁同礼.伊犁交涉的俄方文件[Z].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编印，1966.

[5] 李鸿章.李鸿章全集(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6] 各国立约始末记：卷上[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二年.

[7] 总理衙门清档：机关01-20宗号31-(9)新编号码B-1-1[Z].

篇8：光绪皇帝

关键词：光绪皇帝,英语学习,清末,宫廷,英语读本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两位皇帝自觉愿意学习西方的语言,一个是康熙,一个是光绪。光绪皇帝是清代第二位热情学习西方语言的人。皇帝作为一个特殊的读者,研究其阅读生活对于理解这一时期的文化具有特殊的意义。遗憾的是对于光绪皇帝学习英语的内容至今尚无专文论述,而且相关材料极其零碎。希望通过本文的整理与论述,能够对后世的研究提供一些帮助。

一、光绪皇帝学习英语的时间

关于光绪皇帝学习英语的确切时间,学术界众说纷纭。在冯元魁的《光绪帝传》曾有记载,根据外人的记述,载湉除了要学习通常的科目之外,还跟着曾在同文馆学习过的两个人学习英语[1]107。若按此书叙述,光绪大概是在1881年左右开始学习英语的,但由于引述不充分,有些人认为光绪有可能是在深陷逆境的1903年至1904年内开始学习英语的。

1892年2月《万国公报》曾刊载由李提摩太撰写的《恭记皇上肄习英文事》一文,同时,1892年2月4号美国《纽约时报》曾做过光绪皇帝学习英语的相关报道,文章称清末光绪皇帝正在学习英语,且教师由接受过英美教育的两个同文堂的学生担当。同时文章指出光绪帝学习英语曾通过颁布诏书的形式告知全国。由此可见,光绪帝学习英语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从中我们能推断出光绪帝真正学习英语的时间应在1891年之前。

《翁同龢日记》中记述的1891年11月26日是目前所知的最早关于光绪筹划学习英语的时间。他记述道,光绪帝曾向他表示了想学习英语的意向。12月1日又有记述,奕劻带同文馆的教习觐见光绪帝进行英文的讲授。12月5日翁同龢写道,光绪皇帝对学习英语极其用心。12月7日,翁通龢记述了他虽然不反对光绪帝学习西学,但他看到光绪帝对英语的热衷程度之后,还是难免有些不解与伤感的。由《翁同龢日记》记载内容可知,光绪帝正式打算学习英语的时间应该距离1891年11月26日不久,且正式学习英语的时间应该在12月1日。

二、光绪皇帝的英语老师

光绪帝打算学习英语,英语教师的选择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据曹舒丽安《我的外祖父颜永京牧师》记载的相关内容不难得知,1891年,朝廷计划让颜永京做光绪帝的英语老师,但是消息一出,就被颜永京婉言谢绝了[2]78。原因在于其很难做到一边教书,一边向学生行跪拜之礼。《翁同龢日记》记载1891年奕劻带给光绪帝两位讲授英语的人分别是张德彝和沈铎,其中张德彝是京师同文馆初创时期入学较早的学生之一,并在1866年跟随赫德游历于欧洲。游历时间长达九个月之久,共访问了九个欧洲国家,在中国近代派员考察中比较少见。之后原任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代表中国办理各国交涉事务时,张德彝就是其中见习生之一。例如,天津教案事件中曾和庆常等人一起跟随崇厚赴法国道歉。在丰富的遣使活动中,历练了张德彝的外语交际能力。以此,他于1890年回国后正式出任总署英文正翻译官。并在以后的多年中,多次担任着出使大臣的角色。除了广泛的外交经历,张德彝的一生还有不少译著。他抽取中文中常用七千字按序编号而成的《电信新法》一书,为总理衙门拍发中文电报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另外《航海述奇》、《八述奇》以及与吴尔玺合译而成《公法便览》等,都已在光绪中进行刊印[3]20。凭借较好的英语能力,张德彝深谙万事皆有规律,英语自然也有内在的规律可循,于是他编写了一部英文文法《英文话规》,这被看成是近代由中国人编写的最早的英文文法书之一。该书完稿于1895年,并在1909年由京华印书局出版,此书将英文分为九类,并依次分为九章详细进行分析。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按照词性,即冠词、名词、形容词、动词、副词等进行的分类,另外在书末还附有英文的12种标点符号。

从颜永京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给皇帝做老师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由于这项工作非常累人,以至于必须要张德彝和沈铎两人分担教学任务不可,二人每隔一日轮流给皇帝上课。为了维护教师的尊严,光绪皇帝特准他的英文老师在其面前坐着上课。光绪帝拥有较为特殊的身份,而英语课程被安排在清晨四点钟后的半小时,因此,作为讲授英语的教师常半夜起床入宫。当遇到光绪帝比较繁忙时,教师上课前等上几个小时是非常常见的。

英语毕竟不是本国的土生土长的语言,又加上两位老师教学方法上的差异,因此难免在教学过程中呈现出一些矛盾。比如,有一次,其中一个老师就当着皇帝的面纠正了另一个老师的英语发音。光绪皇帝对学习英语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能够不迟到不早退,他在阅读与写作方面表现出了极高的才能,但他的口语着实令人不敢恭维[4]28。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丁韪良看来是师生之间的身份较难把握导致的。他指出,身份与地位造成了皇帝的老师不敢轻易纠正其错误。所以,在教授英语的过程中,所有的对话练习都是预先写下来,审定之后再交给皇上抄写。大臣们对于皇帝学习外语并不吃惊,因为除了汉文之外,光绪还要学习满文与蒙文等。而他们只是觉得以皇帝的尊贵身份去学习外夷的语言有失尊严。光绪皇帝在宫中学习英文,是对传统的一种冲击,同时也掀起了一股学习英语的热潮。皇室贵族纷纷四处寻觅英文教材并积极征召教员。英文教师及英语课程的学习大约是在1894年底因为慈禧太后的干涉而被迫停止。不过,光绪皇帝也并非立即便终止了对英语的学习。因为在戊戌变法前康广仁也曾在上书房教授光绪皇帝英文。因此,我们认为光绪的英语教师最后被禁止,可能是在戊戌政变后。对英语教师的终止,更大的可能并不是想撤销光绪对英语的学习而是慈禧太后想以此终止他与外界的联系。所以说,对于光绪继续英语学习,慈禧太后表现出的态度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此可见,由光绪皇帝掀起的英语热在戊戌政变之后并没有彻底降温。

1903年清朝驻法大使裕庚的女儿德龄回到北京,1911年完成了《清宫两年记———清宫中的生活写照》的出版,在该书中详细描述了光绪帝学习英语的具体情况,例如,文中介绍光绪帝经常向其问一些英语单词,因光绪帝掌握较多单词而感到非常惊讶,并有幸能在每天抽出一个钟点的时间替皇帝补习英文。文中阐述说光绪帝单词发音不够准确,但其非常聪明,拥有较强的记忆力,而且书写的英语单词比较漂亮,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阅读英语读本中一些故事。

三、光绪皇帝在宫廷中学习英语使用过的辞典和教材

1.《华英音韵字典集成》。该书作者是德国人罗布存德,于1902年第一次印刷出版,厚2000页,囊括词汇10万有余[5]113。罗布存德是当时香港福音传道会的重要负责人。在香港时曾著有《英华行箧便览》、《英语文法小引》以及有关粤方言词汇、汉语语法等方面的手册。在编纂《英华辞典》时对之前字典中的汉译部分做了筛选,并将不同学科分支的专业术语添加其中。在《中外日报》中曾对《华英音韵字典集成》作了详细的介绍,并称之为学习英语者学习英语时不可缺少的最完备、最详细的辞典。

2.《英华大辞典》。颜惠庆在商务印书馆英文部与王佐廷一起合作订正了邝其照编的《商务书馆华英字典》。于1899年11月初次印刷出版,经过进一步的修订版,收词增加到4万,共计400页。在1904年商务印书馆广告中有对《华英字典》的详细介绍并肯定了它的巨大价值。其中提及的“邝君其照曾辑”《华英字典》指在1882年11月24日完成的再修订的《华英字典集成》。在1902年香港循环日报社对该辞典印行。为使辞典更具科学性,颜惠庆等人还特意参考了众多出版物以及权威的对照表以及各种翻译书籍中所使用的译名。于1908年2月第一版印刷发行,题名《英华大辞典》,该辞典诞生30年一直保持着同类辞典中部头最大、词汇最丰富的地位。

3.《华英进阶全集》。《华英初阶》被商务印书馆推出后因深受读者的欢迎,而多次出版。接着按照计划谢洪赉对《华英进阶》进行译注。《华英进阶》在《初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并对其进行了延伸,因此和《初阶》相比内容更为丰富,全书共五集,内容不但包括花鸟虫鱼、生活常识,还包括《伊索寓言》等,甚至像应用文、尺牍等实用体裁也被囊括其中。同时结合中国人的实际情况适当地调整或删改部分内容。1899年10月3日《中外日报》新出合订《华英进阶全集》广告对其作了详细的介绍,并称此书是对于初学英文的人来说,需要常备,常读才能常新;而对于已经读英文有了一定基础的人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从而有效提升英语水平。

《华英音韵字典集成》、《英华大辞典》与《华英进阶全集》三本书籍,在清末堪称英语读物中精品。同时也在光绪皇帝的英语学习生涯中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

作为一代帝王,光绪皇帝通过自身表现出来的对英语学习的极大的热情,冲破了清朝以往不允许学习外语的“老规矩”,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学习英语的热潮。同时也表明了光绪皇帝试图通过外语的学习来了解域外,振兴国内的坚定信念。

参考文献

[1]邹振环.光绪皇帝的英语学习与清末宫廷的英语读本[J].清史研究,2009(3).

[2]赵天毓.清末宫廷的英语教育[J].兰台世界,2012(18).

[3]邹振环.光绪皇帝学英语[J].晚报文萃,2010(17).

[4]于醒民.宋耀如全传[M].北方文艺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