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岳阳电视问政节目的得与失

论岳阳电视问政节目的得与失（精选9篇）

篇1：论岳阳电视问政节目的得与失

论岳阳电视问政节目的得与失

何为电视问政？电视问政即是一档直播节目，其形式是有普通民众当场质问政府官员关于社会安全、食品安全、关乎民生的问题，由官员现场解读并将问题进行解决。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只有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从行动是尊重百姓，才会得到百姓的信任和拥戴。电视问政，是一种以媒体为载体的舆论监督形式，有威力，是治庸、治懒的好方式，是践行群众路线活动的创新之举，有利于促进官员到群众中去，让官员体会百姓的冷暖，进一步增强官民的“鱼水情。

岳阳是继郴州之后全省第二个开展电视问政活动的地级市。2014年4月24日晚八点半，一档由岳阳市委宣传部、岳阳市电视台主办的“电视问政”栏目开播了。

节目持续了二个半小时。通过暗访短片看到，一个个触目惊心的事例。就食品、药品等老百姓密切相关的安全问题，在主持人主持下，现场问政单位有岳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食品药品监督局、质量技术监督局三位局长。到场的媒体、岳阳日报、岳阳新闻网、人大代表、网友及台下相关单位的观众等。通过短片事实，大胆提问，直面问题，主政领导，毫不含糊。不回避不逃避，敢于担责，承认不足，积极整改，均答应立下时间表为预期，以行动结果为满意度。真正实现了对话互动、代表提问直白，专家点评到位，官员脸红、冒汗。实现了以行动见成效的诺言，取得良好的效果！

“电视问政”不是官员作秀，不是在搞花架子，形式主义，而是顺应了民众的所需所求。通过接受社会各方面的监督，改变干部工作作风，亲民务实，注重民生，服务民生。架起民众与政府之间沟通的桥梁，是党的群众教育路线实践活动的具体体现。

岳阳市“电视问政”能够大胆创新，敢于突破，直面问题。对问题一针见血，有暗访，有回访，问题单位有回复。官民互动，良性循环；秀美岳阳，民本共享。

通过群众参与、群众评说、群众监督，在阳光公开的平台上，我们的政府干部，虚心接受群众的询问，找问题，查责任，郑重地向人民承诺自己的职责。这种公众参与监督，现场进行承诺的方法，对于促进政府改进工作作风和提高工作效率，必将取得明显的成效。人民的公仆，只有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从行动上尊重人民群众，才会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戴。

电视问政，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活动的创新之举。因为是首次举办，在记者选题、暗访拍摄、现场组织上，节目不可避免地还存在一些不完美之处，但我们看到了人民群众的热情投入，看到了民意代表的亮丽风采，也看到了新闻记者的责任和传统媒体宝刀不老的力量。从岳阳全面深化改革和民主进步的深远意义上来说，电视问政——演播厅里的干群互动，这是城市文明的进步。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然而，热闹之中也有隐忧。有人担心，时间一长，观众审美疲劳了，干部学会应对技巧了，电视问政还能问出真问题吗？有人疑虑，干部在节目现场斩钉截铁，出了电视考场能不能一条条落实？还有人质疑，为什么非得上电视才能解决，平时干什么去了？

种种疑问，说明电视问政虽然是一剂猛药，但改作风、抓实干的治本良方还有待继续探索。高收视率、社会热议的“眼球效应”之下，虽然给干部造成了不小压力，但节目播出总有时间和频次的限制，面对复杂而漫长的现实工作，舆论压力难以持久，电视问政不可能包打天下。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只是台上流汗、台下逍遥，那么电视问政难免成为一场政治秀，火爆背后加剧着“不曝光不干事、一曝光就解决”的路径依赖，老百姓就会越问越生气、越问越失望。

作为一种新的干群互动形式，大家把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民生问题问政公堂，能够增强干部公仆意识，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也有利于进一步维护和实现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对于树立政府良好形象，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显然具有重要作用。它是新形势下政府与民众沟通的一个平台，它给干群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体现了民主的进步。从中看出了市委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决心和效果。

一个城市政府在特定时间内的配置资源总量和治理能力是有限的，指望它能解决老百姓关切的所有问题极不现实。电视问政极易成为电视切糕，违背资源分配的预算法治。电视问政所涉及的很多问题有着很复杂的面向，有的可能涉及机制问题，有的涉及多个行政部门的职责分工问题，还有的甚至可能涉及整个行政体制。

另外，在现有的人大、政协制度化的问政渠道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另起炉灶力推电视问政，于现有政治资源而言是一种浪费，也有陷入作秀的危险。

篇2：论岳阳电视问政节目的得与失

武汉并非电视问政的首创者，但把电视问政弄得如此声势浩大、风生水起的却似乎只有武汉一家。武汉电视问政已延续三年，由最初的一年一次，发展到一年两次、一次五场，大有连续发展下去之势。每年武汉电视问政之时，便是国内媒体蜂拥而至之时。媒体的大幅度报道，更加助推了这一档问政节目知名度的提升。但检视媒体报道，少见深度的思考，多见浅显的颂扬。作为一名曾经的问政参与者和密切关注者，本着质疑是为了完善的态度，我在此表达一下自己对电视问政的管见。

客观而论，电视问政是一档颇受本埠市民欢迎的节目。据节目制作方武汉电视台的介绍，问政节目的收视率比同期热门电视剧的收视率还要高出许多。尽管此说法没有独立第三方调查机构数据的支撑，但以我接触的各类人群的看法而论，大致可以印证上述结论的成立。个中原因在于：

电视问政为市民提供了一种问政的剧场化体验。市民可以通过类似设身处地的心理投射，使得某种情绪得到淋漓尽致的宣泄。对官员的直接究问，对问题的大胆暴露，甚至对官员毫不留情的批评，以及官员在镜头下的难堪和窘迫，均打破了很多市民的政治神秘感和隔膜感，而有了实在主人翁的快意。

湖泊山体治理、渣土污染、三公消费、建筑违建、服务作风等等这些主题均贴近现实、贴近百姓。节目制作方精心设计的短片曝光问题、观众提问打分、官员问答承诺、事后整改问责的问政流程使问政显得有真实感，因而能够赢得节目受众的心理认同。

电视问政被武汉官方定位为民主监督的新形式，是治庸问责的重要内容。电视问政的主导者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认为：电视问政不应只是一个节目，而是揭露问题、检查工作、考核干部、联系群众的工作平台，其终极目标是“让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公务员常怀敬畏之心”。在如此目标追求之下，短期内部分市民关切的问题确实得到了解决，机关和干部作风得到一定程度改进，政府的服务效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这些自然也能提高电视问政节目的美誉度。

电视问政的过程是一次释放善意、宣传政策、解释施政困难的过程。此种形式若运用得当，能够增加社会各方对施政者的体谅和宽待。并可能通过角色互换、将心比心，拉近施政者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减少施政的阻碍。

电视问政尽管有上述所谓的正面效应，但其局限性也不容忽视。这些局限可分述如下：

首先，电视问政是民主监督其表、威权问责其里的一种形式。它依靠的是体制内的科层问责监督和主要领导人的强力意志推动，其核心还是通过媒体曝光后，由上级领导对下级问责。体制内的问责如同自古以来实行的监察制度一样，天然存在选择性问责等诸多缺陷。武汉电视问政三年来暴露的诸多问题，若严格按照相关问责制度来要求，应有很多官员要遭受严厉查处，但事实上相关问题官员却稳坐官位、安然无恙。这种只揭露不严格问责的问政形式若持续长久，会导致政府公信力的流失，加剧市民对政府的失望。

其次，依法行政是政府行为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电视问政主体到底是谁？这个赋予问政正当性、合法性的根本问题，在热闹的形式下被严重遮蔽了。若是电视台，媒介的舆论监督俨然干政，它如何能有如此强大的能量任意要求某个官员到场？若是广大市民，那些到场问政的市民是依循何种正当程序选派出来，如何防范市民“被代表”的情形发生？若是“治庸问责办”，那该机构自身也是并无组织法明确授权的临时性机构。一个合理的追问便是，谁可以问责“治庸办”？谁可以监督“治庸办”？

再次，即便是合法性、正当性不存疑问，电视问政的投入大，成本高，亦使得这种问责形式难以常态化。姑且假定主导电视问政者有壮士断腕之心，但也一定有害怕引火烧身之顾虑。武汉电视台的一位负责人就曾直言不讳地说，电视问政还处于较浅的层次，不仅问政的频率有限，而且问政的内容、尺度也有某种限制，目前还只能做到“动皮毛不动筋骨”。

最后，一个城市政府在特定时间内的配置资源总量和治理能力是有限的，指望它能解决老百姓关切的所有问题极不现实。电视问政极易成为电视切糕，违背资源分配的预算法治。电视问政所涉及的很多问题有着很复杂的面向，有的可能涉及机制问题，有的涉及多个行政部门的职责分工问题，还有的甚至可能涉及整个行政体制。比如交通拥堵、排水不畅的问题，表面的呈现可能是交通、水务部门的失职，但却可能忽略了武汉市同时存在一万多个建设工地所滋生的治理难题。节目制作方为了追求节目效果，让苦主现场指控当事官员。民粹主义逼问让官员左支右绌，个案纠结取代了对制度的理性审视。这不仅可能消解行政部门的行政权威，而且还会让官员在镜头的逼视下违心承诺、迎合性表态，违背行政决策正当程序。

篇3：综艺节目主持人明星效应的得与失

1 综艺节目主持人明星效应的优势

1.1 有利于建立节目的品牌效应

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电视技术的发展。电视卫星的应用、高级电视塔的兴建、数字技术的引进,增加了很多特殊的频道,各个电视台的综艺节目层出不穷,综艺节目的竞争加剧。在百姓的心目中,综艺节目是否有吸引力,完全凭借对主持人的喜好。一个优秀的主持人,不仅要表现出丰富的学识,还要具有优雅的风度、幽默的语言、良好的形象。这些内在和外在的要求统一起来,就会形成明星风范。综艺节目主持人的出境率很高,甚至可以主导节目的整体运行。一个明星主持人完全可以实现一个节目的品牌的建立。综艺节目的品牌效应是促进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个品牌性的综艺节目可以带来文化价值,也可以带来市场价值。一个品牌节目的建立,能够为电视事业发展提供更多的机遇。

1.2 实现了主持人和节目的双重进步

在凤凰卫视中就有很多节目以主持人的名字命名,如《小莉看世界》《鲁豫有约》。湖南卫视一直以娱乐著称,很多个节目都出现了群星主持的局面。例如,《快乐大本营》《天天向上》等节目已经创办了多年,经久不衰。这些都表明,主持人的明星效应与综艺节目是统一发展的。二者拥有一个舞台、一个目标,享受一个成果。节目可以捧红明星,明星的名人效应同样可以实现节目的名牌作用,实现综艺节目和综艺主持人明星化的共同发展。

1.3 促进了节目发展的多元化

综艺节目主持人要具有标志的形象,独特的个人魅力,要与节目形成统一。在语言运用、情感表达、肢体语言使用上,要与节目达成和谐的统一。综艺节目主持人是具有多项素质的人才。综艺节目的发展表明,综艺节目未来的趋势会越来越贴近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在节目的形式、内容、风格上,会形成多元化发展的格局。那么,综艺节目主持人就会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引领者,成为人们学习发展的方向指引。因此,综艺节目主持人的明星效应会成为多元化的形式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2 综艺节目主持人明星效应的缺憾

2.1 捆绑式的弊端

综艺节目主持人明星效应最为明显的缺点就是主持人与节目的过度捆绑,很多观众会因为节目临时更换了主持人就不看节目了。综艺节目的优势是以新颖和奇特作为招牌的。一个节目拥有什么风格的主持人,这个节目就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观众朋友在观看节目的时候,会以主持人的风格界定节目的风格。明星效应与节目的捆绑会把节目固定在一个层次上,不利于节目的再度发展。这种明星效应的负面作用会对节目造成严重的损害,过度捆绑阻碍了节目制作。

2.2 不利于节目更新改版

综艺节目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就是因为它的娱乐性和舒适性。综艺节目的主题都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但节目的更新和改版是综艺节目开办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主持人的明星效应,阻碍节目改版。更新改版会更改主持人,或者让主持人改变风格,导致受众群体的接受障碍,阻碍节目的进步。综艺节目主持人需要在实际节目制作过程中不断的积累主持的技巧,要与节目共同成长,共同进步。综艺节目主持人的明星效应也要在节目开办过程中不断丰富。明星效应应该成为推动节目进步的动力,而不是成为节目延续的固定模式。在综艺节目改版的过程中,制作方要充分考虑到主持人明星效应的负面作用,积极规避矛盾,使主持人的作用展现积极的一面,而不能使主持人成为节目更新发展的阻力。

2.3 容易造成不正当竞争

电视节目既具有社会价值,也具有经济价值。电视节目在市场经济的模式下,都是具有市场价值的。一个品牌栏目会带来无限商机,一个综艺节目明星主持会带来竞争的优势。但是,过度明星化也容易造成主持人在节目选择上出现价值的偏差,形成电视节目的不正当竞争。有的主持人一旦具有名气之后,就多了很多自主选择的机会,就会以过高的身价要求电视台给予一定的待遇。这种模式形成后,主持人就脱离了主持人的本位意识,对自己的工作本质缺乏了最基本的素养意识。

3 结语

综艺节目是电视事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综艺节目主持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既要具有专业主持人的素质,又要拥有独特的个性魅力。综艺节目主持人面临的风险比其他类型的主持人要高出很多。研究综艺节目主持人的明星效应,既是为了突出明星效应的优势,也是为了规避节目制作和发展的矛盾,使节目主持人能够起到促进节目良好发展的作用。

摘要：综艺节目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受节目主持人的影响。目前,节目主持人的明星效应成为综艺节目的重要参考标准。综艺节目主持人的明星效应具有优势也同样存在缺陷,对综艺节目的发展起到了不同的作用。笔者阐述了综艺节目主持人明星效应的得与失,望能为综艺节目的发展趋势提供一些建议。

关键词：综艺节目,主持人,明星效应,得失

参考文献

[1]付敬.浅谈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明星化现象[J].新文传播,2012(3).

篇4：电视新闻故事化的得与失

一、新闻故事化丰富了电视新闻的传播形态

传统电视新闻传播形态，往往都是播音员、主持人正襟危坐，字正腔圆。而这些年来出现的电视新闻故事化，一改过去那种新闻表现形式，代之以说新闻、讲新闻，甚至表演新闻，用对话、交流、倾诉、拉家常等形式缩短与观众的距离，使原来的新闻腔、播音腔，变得轻松、自在，口语、大众。新闻故事化以讲故事的形式表现新闻事件，是在当前电视界比较流行的一种节目制作方法，它不只运用在消息的采制上，而且还大量运用在新闻评论、法制节目、经济节目和生活服务类节目中。曾获普利策新闻奖的美国记者富兰克林说：“用故事化手法写新闻，就是采用对话、描写、场景设置等，细致入微地展现事件中的情节和细节，实现事件中隐含的能够让人产生兴奋感、富有戏剧性的故事。”所以新闻的故事化为电视新闻的采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和新方式，它或者是短故事，一事一写；或者是故事连载式，分章节、段落写。

二、新闻故事化满足了电视观众的收视需求

新闻故事化在形式上的贴近性，让观众易于接受。艺术形式与新闻内容相结合，用观众喜欢的方式诠释国家的大政方针，新闻节目的喉舌功能由“显”转“隐”，在潜移默化中起到引导作用，更有利于观众接受。这些故事类新闻大都来自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使受众有强烈的认同感，如果再加上熟悉的场景、熟悉的方言，整个节目的生活气息便扑面而来。

新闻故事化在表现手法上的多元性，让观众喜闻乐见。故事化的新闻在表现手法上充分调动电视独特表现形式，较之传统的新闻表现手法更丰富、更具体、更富有吸引力，也更能吸引观众的眼球，让观众喜闻乐见。电视是视听艺术，电视语言的元素包括图形、声音、音乐、音响、字幕、图表和特技等，这些元素的有机组合，使它较之文字语言、声音语言更能创造出一种身临其境的氛围，在展现现场的细节和情节上更具优势。

新闻故事化在选题上的丰富性，让观众增长才识。当今社会是人们思想观念多元化的社会，人们对信息的需求量很大，求知欲很强。人们需要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的信息，还希望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新闻传媒能为他们提供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娱乐消遣，满足他们的信息需求和求知欲、好奇心。而新聞故事化的选题可以涉猎方方面面，可以更多地提供一些轻松活泼的文化休闲方式，用讲故事、设置悬念的方式带给人们信息，既体现了主流媒体通过不同选题反映社会、时代的主旋律，在潜移默化中使受众的才识得到增长、人生观得到升华，又满足了受众的好奇心理需求和对人情味的体验。

三、新闻故事化的隐忧

虽然新闻故事化所具有的娱乐性更便于广大电视观众对信息的接收和记忆，但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新闻本身严肃认真的态度受到冲击，使得新闻内容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受到挑战。当观众对某一新闻事件特别关注的时候，依然会向传统新闻节目寻求权威、可靠的信息。而严肃问题的娱乐化，可能使这类新闻的传播效果受到影响。具体说来，新闻故事化还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一是通俗化与低俗化的矛盾。这在一些故事化的新闻节目中很难平衡，这些节目在选题中如果把握不准，就会使节目成为黄色与暴力的“集散地”。有些故事类新闻节目为了吸引观众的眼球，常以黄色新闻和花边新闻价值取向作为选题的依据，注重犯罪、暴力、丑闻、流言飞语、离婚、性等问题，在节目预告中反复强调和铺陈事件的迷离、暧昧与异常，突出和挖掘新闻事件本身的特殊性、轰动性与奇异性，影响受众的收视选择。这种新闻故事化必然导致媒介社会责任的缺失与公信力的衰减。

二是故事性与真实性的矛盾。有些故事化后的新闻节目，越来越重视“讲过去的事情”、越来越爱玩“情景再现”和“真实再现”等招数。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不论怎样“再现”，都要留下摆拍和导演的痕迹，这与电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是背道而驰的。

三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矛盾。电视发展到今天，以视觉为主是它的核心。视听兼备、声画并茂的各种表现形式是电视发展的途径。新闻故事化要讲求客观规律，不能主观想象，决不能“泛故事化”，有的节目适合，有的节目不一定适合。就拿新闻节目来说，重在事实和信息，适当的背景资料介绍是必要的，但如果把新闻盲目地故事化，随机议论、侃谈，就像某一栏目主持人能从“公安民警练三伏”的讯息七拐八拐绕到“西瓜治疗糖尿病的祖传名医”身上，完全是市井聊天的路数就不足取了。

四是选题的广义与狭义的矛盾。近年来，在民生新闻的旗帜下出现了一些不良的现象：认为琐碎的、负面的就是民生的，很多故事类新闻节目取材阴暗面较多，而大量体现主流生活和时代特色的题材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有的节目以维护正义、劝人为善的名义，将一些社会丑恶现象昭然于世，只是在结尾处象征性地加上几句无关痛痒的评论，在这一过程中，以防后效的目的没有达到，受众的猎奇心理倒是得到了满足。这种以审“丑”为时尚、以“滥情”为卖点是当前新闻故事化节目的最大诟病。

四、新闻故事化健康发展需把握的几个问题

一要抓选题。选题是故事类栏目、节目的灵魂，选题不准、不精、不新，节目就会苍白无力，吸引观众的能力就先天不足。选题要牢牢把握正确的导向，要把握新闻真实性原则，要多选择积极健康向上的选题。选题要具有典型性，就是选题内容应该在观众的感情世界里有代表性。同时还要把握其戏剧性，在尊重事件的真实性基础上，遵循矛盾冲突推动故事发展的原则。二要抓叙事。叙事要把握好故事的情节，包括情节的安排、叙事方式、省略与铺垫、喧闹的设置、叙事节奏等都要把握好。同时还要注意细节，通过细节给观众留下记忆。三要抓语言。语言包括解说词和镜头语言。解说词要讲究文字的艺术性，要克服公式化、概念化、模式化的新闻通病，要多用群众的语言，多联系群众身边的事例，多采用灵活多样的形式，多报道有实在内容、有新闻价值的事情，讲求创新性、时效性，增加信息量，关注热点问题，反映群众心声。镜头语言应对光线、色彩、线条等电视画面的构图元素进行艺术的综合运用，提高电视新闻的艺术感染力。

（作者单位：驻马店电视台）

篇5：论雅典民主政治的得与失

摘要：不同的社会制度的民主制度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各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在形式上也各具特色，但各国对民主含义的理解还是有共同之处，即“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的平等权利。”就这仅有的共同之处来说，它已是相当古老的观念了。这种古老的观念最先产生于古雅典，并确实体现在雅典的政治制度中。古雅典城邦的政治制度开创了人类史上民主政治之先河，为现代民主政治提供了分析和研究的历史原型。研究雅典的民主政治，对于我们理解民主政治的含义和内容会有所裨益。关键词：雅典民主政治梭伦改革

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与发展雅典民主政治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基的光荣应属梭伦。在梭伦以前，氏族贵族是雅典国家的统治者。在此期间，贵族会议具有无上权威，王者执政官、军事执政官等国家高级官吏之任用都以门第和财富为准；而且他们最初是终身职，后来方改为十年一任。而雅典城邦的贫民非但政治上无权，还时刻受到沦为奴隶的威胁，因为交不起地租要以其身体或子女作为抵押的，而债务人的借款则要以自己的人身作但保。雅典平民之困苦和无权与旧氏族贵族的特权地偿还的对立，引起了雅典平民(工商奴隶主、小农、手工业者、贫民)与旧氏族贵族的激烈斗争。处于城邦平民与贵族后裔激烈斗争的危急中的雅典国家急需建立一种新的秩序。公元前594年，被选为首席执政官的梭伦，担负起建立这一新秩序的重任。出身于平民而又由经商致富的梭伦力图建立起一种能使各方共容的制度。其宗旨是，对平民来说，“自由不可太多，强迫也不应过分。”

梭伦颁布解负令，使债务无效、债务人份地上的记债碑被拔除；梭伦宣布永远禁止债务的人身但保，这就废除了债务奴隶制；梭伦确认私有财产、土地的断承、买卖的合法性，同时规定限制最高占地额。所有这些，宣告了雅典人的人身自由，使雅典的贫民获得了解放。与此同时，梭伦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一切成年的雅典公民、包括最的贫民都有参加公民大会的权利。公民大会负责立法、决定战和等最高政务，并选举国家的最高官吏，新设立400人议事会，负责为公民大会审核提供议案、处理日常政务。梭伦还创立了“陪审法庭”作为雅典的司法机关，任何公民都可向陪审法庭提出申诉。梭伦的改革意味着曾享有世袭特权的贵族后裔的失败、标志着富裕的工商奴隶主阶级的崛起以及这个阶级同雅典自由农、手工业者及贫民联盟的胜利。尽管存在着财产特权，雅典贫民都能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并在立法、司法活动中为保卫自身利益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斗争远未结束，梭伦创立的缺席还不稳固。梭伦卸任以后，由反以梭伦改革的贵族后裔组成的平原派与坚持梭伦制度的商人、手工业者组成的没海派仍在激烈地斗争。同时，山区农民形成的山居派也参加了这一斗争，他们要求进一步改革，重分土地。最后，雅典政权落在庇士特拉妥手中。虽曾两次被逐，庇士特拉妥最终还是建立了僭主政治。这种僭主政治对梭伦创立的制度显然是个反动。于是，尽管庇士特拉妥“处理国政也是温和的”，“每事仁慈温厚对待犯法的人尤其宽大，并且拨款借贷贫民”，但其政权毕竟不能长久。僭主政治历史时49年便告结束。

公元前509一508年，克里斯提尼在梭伦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根据地区原则，全体阿提卡居民被重新划为十个部落（三分区），每个部落在内地、沿海、雅奥城郊三个区域中各占一区。这样，打乱了旧有的户籍，削弱了旧部落、氏族中贵族后裔的势力。重新设立500人议事会以代替梭伦时的400人议事会，第四等级公民也有了参加议事会的权力和机会。克里斯提尼的改革，使贵族寡头政治派的势力一厥不振。但围绕国家政治制度问题，民主派与寡头派的斗争并未结束。希波战争结束后，到伯里克利斯执政时代，贵族会议的职权则几乎完全彼取消。于是，雅典的民主政治进入全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公民大会（Ecclesia）“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负责通过法律，解决战争与靖和、城邦粮食供给问题，听取执政官等

负责人的报告，审查监督国家官吏，审查和终审陪审法庭的案件并决定国家的其它一切重大事务。大会每月约举行4次，在公民大会中，容许有充分的发言自由。于是，雅典人创立了一个公民自由平等、主权属于全体公民的政体形式。

雅典的民主制度，对雅典国家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雅典民主政治的建立曾大大地促进了雅典经济的发展。雅典的手工业、商业、航海业和种植业的发展，又使雅典的对外贸易迅速扩大。雅典的皮里优司港成为地中海东部最繁忙的港口。“我们的城邦这样伟大，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东西都充分地带给我们，使我们享受外国的东西正好象是我们本地的出产品一样。”

在雅典民主政治下形成的自由宽松的学术条件和允许个人才能自由全面地发展的氛围，使雅典的科学文化空前地繁荣。当代西方哲学的各主要派别以及伦理学、美学、逻辑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都可以在以雅典为中心的希腊文化中追根溯源。此外，在数学、医学和其它一些科学方面，雅典人也有杰出的贡献。因而，伯里克利斯在一次演讲中骄做他说，（我们的城市是全希腊的学校。”

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这种制度下雅典公民表现出的爱国主义热情。在马拉松之役，雅典士兵能一举击败六倍于己的波斯军队，若非具有为捍卫自己的制度而激发出的巨大勇气和才智，这是不可想象的。正是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激励着雅典人为之慷慨而战，从容赴死，“因为他们只要想到丧失了这个城邦，就不寒而栗。”

然而在我们对雅典民主政治作了如上的分析和评述之后，我们还必须记住，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其实质上是以雅典工商奴隶主为领导的奴隶主阶级对于奴隶、非公民群众实行专政的工具，归根结底，它是为奴隶主阶级整体的经济利益而服务，是奴隶主自由民阶级的民主。这种有限的阶级民主决定了这种民主有巨大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在雅典全盛时代，自由公民的总数连妇女和儿童在内约为90000人，而男女奴隶为365000人。构成雅典居民人口大多数的奴隶丧失自由，不享有公民权，因而不能参预政治活动。和在其它希腊国家一样，奴隶主可以恣意虐待和惩处奴隶。在手工作坊、矿山、农场，奴隶被迫以简单的工具进行繁重的工作。事实上，恰恰是在奴隶的艰辛劳动的基础上，奴隶主自由民才有进行政治活动的可能；除奴隶于政治生活之外，对奴隶实施压迫和专政的前提下，才有奴隶主自由民的民主。所以雅典的民主是奴隶主自由公民的特权民主。这种特权性的民主甚至被进一步强比。在号称全盛的伯里克利斯时期，雅典公民的范围非但没有扩大，反而进一步缩小，由于公元前151年通过的特别法令规定只有父母都是雅典公民的人才可成为雅典公民，于是雅典的居民中一下子有5000家失去了公民权。并且从此以后，雅典失去了从其他城邦补充自由公民的可能性。雅典民主的范围非但是狭小的，其自由民内部的民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徒有其表。在伯里克利斯时期，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总数约有30000人至35000人，而公民大会的出席人数通常不超过2000人至3000人。作为雅典普通公民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了谋生的需要，常常不能出席约10天举行一次的公民大会。因而，他们表现自己的意志、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大大减弱。更何况，在实际上，雅典的政权是掌握在工商业奴隶主上层人物的手中。他们垄断着十将军职位，操纵着国家的内外政策。由于十将军职位可以连选连任，所以，这在雅典民主政治中留下一个明显的漏洞——很容易形成将军的集权，在实际上控制政府。使得推典民主政治大为减色的另一因素是雅典的对外霸权主义政策。雅典在希波战争后，利用它和其它希腊城邦建立的提洛同盟及在同盟中的领导地位，对同盟中的各邦进行控制剥削。雅典控制同盟的金库，派遣使者向同盟各国收取贡款。雅典国家在伯罗奔尼撇战争期间的庞大财政支出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这笔贡款。归很结底，由剥削阶级的性质所决定，雅典的民主是狭小范围的、残缺不全的民主，并且也缺乏进一步发展的余地。对雅典民主政治的分析应当使我们明白：奴隶主剥削阶级民主一方面意味着对奴隶和非公民群众专政；另一方面意味着保障奴隶主公民的自由、平等、参预国政，就第一方面的含义而

言，这种民主政治同历史上剥削阶级国家采用的其他各种政体并无区别。而就第二方面的含义来说，这种民主政治向历史上剥削阶级国家采用的其它政体形式相比，有相当的进步意义。因为在寡头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等形式下，连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都谈不上。

篇6：论宏观经济政策的得与失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幸运的避免了冷热剧烈交替的破坏，宏观经济政策的及时调整与跟进功不可没，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以后，市场化的调控手段日趋完善。当前，经济环境的复杂性已与十多年前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调控政策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且日趋繁荣，GDP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与经济的宏观调控也是分不开的。从宏观层面方面来看，与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并行不悖的是宏观调控那只看得见的手。原来，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拐点，在发挥市场经 在择定发挥市场经济的基础性作用时，同时择定以宏观调控为前提。

近3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直遵循以市场调节为主，辅助以必要的宏观调控，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对照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不论是事前的综合平衡或事后的大力调整，都显得那么有必要。当然，这也不是说中国的经济就是一帆风顺的，从上世纪90年代后，也有经济过热和偏冷的交替，要求加强宏观调控，给以必要扭转。大体上有三次：一次是1995年后的明显过热，二次是世纪之交的几年有所呆滞，还有一次是这几年的偏快。这三次的大体症状，一次是公认的通货膨胀，物价指数上扬超过20％；一次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下，采取从紧对策带来一度的通货紧缩；一次是延续到现在的物价渐升直逼和突破警戒线，从轻度通胀到中性通胀，距全面通胀仅一步之遥。

但总体来说，中国的经济还是稳步前行的，但在发展的过程中，总是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问题这首先就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经济增长偏快，过去几十年的实践及别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GDP的增长率，保持在8%~9％之间是恰当和合理的，可以实现稳定、健康和持续发展，取得相对宽松和渐进的活力；相反，如果低于或高于这个额度，往往会导致经济运行的疲软或紧张，常见的是后者，带来供需失调等失常现象。正是这样，从原定各个规划看，主观上期望和预测在此适度空间；而执行结果却是一超再超，几年来达到两位数，并在渐次攀升，决非吉兆。二是投资规模偏大这几年来投资增长率多在消费增长率的一倍左右，居高不下，习以为常。这固然可能加快了经济增长，然而也挤占了国民所得，压缩了消费份额，以致积累率越来越高，消费率越来越低，从过去认定合理的上限三七开逆转为倒**开，在世界是特例，既不利于改善民生，又不利于经济运行的平稳和协调。这与过去整个分配有些重国计、轻民生和重资本、轻劳动有关。

三是物价指数偏高过高的物价水平，导致人民生活压力加大，尤其是对中低收入者来说，压力更是像山一样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物价过高，导致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幸福感降低。再者，对外贸易和招商引资也增长过快、规模偏大。这似乎是好事，为经济发展添注活力，成为出口大国和制造大国，外汇储备也是大国。但是，由此带来几个问题，如外向依存度高于某些外贸大国，以致风险也高；外汇储备过大，以致货币发行过多，并引起对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也越来越重。同时，这也是造成流动性过大的外部因素。

宏观调控，通常是指四个方面，除经济增长、物价指数和国际收支外，还有失业就业问题，相互联动，应当求得一个最佳平衡。这几年经济增长偏快，扩大了就业规模，但失业、待业形势未有根本好转。虽然，城镇失业登记率稍有下降，而对照新增劳动力和农村转移劳动力，实际失业、待业人数和隐性失业率仍居高不下。这有宏观条件原因，也不能认为没有主观的疏忽，如一度强调“减员增效”和大量拆迁、大量征地，或许在宏观调控中是一个盲点。从根本看，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对称，涉及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合理性呵护不够。此外，大家开始觉察除国际化可能过热外，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可能过热，造成产能过剩和竞争过度，农田缩减过多，以及与此相关的资源和能源开发利用过多与生态环境保护不够，反映为宏观调控的不全和不力。

当前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出现这些宏观问题，是由于市场化程度不够，只能静观其变，这有一定根据，但是完全靠静观其变，显得无能为力。停留于这点，将会导致宏观调控的卸责，甚至承认市场经济的万能，排斥宏观调控的必要。如果否定宏观调控，一味信赖单纯的市场经济，那是空想，既悖于理，又害于行。

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之所以一直发生较大或很大的不平衡，特别是常见的所谓过热，根子在于经济发展战略上一直存在着片面追求过快速度的倾向，即通称的GDP情结或增长冲动。“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当年强调时，明确以效益为前提，最早择定翻两番目标，同样有此前提。速度与效益是辩证的统一，偏于一端，就生抵触。后来在理解上，往往自觉和不自觉地忽视或丢掉了这个前提。发展经济学告诉人们，从最早和传统的经济发展观到后来和现代的经济发展观，就是从片面、过度地追求发展速度转换到适当的快速，其实质和重点不仅在数量增长，更在质效提高，才有其实际价值。大家懂得，GDP作为综合指标，无可替代，但是有其局限，不能全面反映发展的质量、效率和效益，成本和结构等多种内涵。追求过快的速度，不择手段，不计其他，必然会以损害和牺牲其他方面为代价，是得不偿失和违反初衷并难以持久永续的。

其次，对片面追求过高速度，大家不是没有认识其危害，从党和政府的重要文献看，问题多多，决策多多，好像是的确已拨正，越来越明朗。但是在实践中，为什么依旧不知反省，一犯再犯，长期如幽灵般在游荡呢?有人先后揭示，关键在整个体制没有转变，有关机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责直接表现在政绩考核和人事考核上，有形无形地还是GDP为纲，导致相互攀比，个个争先，深恐落伍。从多个省市区看，不高于全国平均，似乎就失职了。出现过高增长，无不沾沾自喜，不以为险，只以为喜。与此相应，在财政体制上，财权与事权下放后缺乏制约，使地方政府热衷于土地兴财和项目兴财，导致上述几个“化”的过热。于是对待宏观调控，不少地方或明或暗地声称：“这是国家和中央的事，地方不用管也管不上”，“全国要下，别人在下，正是本地大干快上的好时机”，“即使我们冒了也无妨，否则老实人吃亏”。经过上下博弈，一个国家发改委面对多路诸侯，胜算是渺茫的。宏观调控之难，难在这种利益基础上的思想障碍和制度障碍。

再者，在上述经济运行态势下，“一俊遮百丑”，“万事快为首”，使全部或至少是大部分力量耗在追求速度上，对整体工作是很强的冲击，撞出了一串薄弱环节甚至断层。GDP是产出，不计投入，以致造成数量优先，质效让路，能源和资源的浪费以及生态和环境的恶化都不在话下，城市经营和负债经营列为绝招，可持续发展逸出了眼界。倾全力于经济增长，不免放松社会进步、文化繁荣和民生改善，只顾近期，不顾长远，使某些问题迟迟不能处理得当，直至积重难返。由此导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也步履蹒跚，以致如贫富差距的两极化和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崛起为新的三座大山，无不直接、间接地来自顾此失彼和轻重倒置。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层出不穷。很多事情，不到问题成堆，矛盾锐化，不能获得警觉，被迫而仓促应付，而是GDP挂帅，抓了一点丢了九点。宏观调控，贵在事前预见，而大多变为事后救急，难度倍增，代价也倍增了。

篇7：论岳阳电视问政节目的得与失

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作为引导学生走出校门、接触社会、了解国情，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良好形式，已成为大学生投身改革开放和新农村建设、服务基层和群众的重要渠道，在提高思想觉悟、培养锻炼才干、促进健康成长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经过了为期5天的调查活动，我们小组圆满的完成了这次的社会实践任务。针对论让座的得与失的调查，我们小组旨在通过这次社会调查，分析当今社会，人们的道德情况与遵守社会公德的意识。

通过调查显示：

1、公民社会公德状况有所改善，但总体上不太乐观。

众所周知，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拥有超过13亿人口的大国。先不论经济和军事实力怎么样，就全民素质而言，我们国家的公民道德素质正在不断地上升着。这是毋庸置疑的一个事实。但是，现在的社会中还存在着少数不遵守社会公德的人在，这些人不但扰乱了社会的正常秩序，甚至也给我们国人的脸上贴了黑。

还记得几十年前，中国人在外国人的眼中是油尖嘴滑的形象。那时的一些留学生为了占小便宜，甚至在公用电话投掷的硬币上拴上了线，投进去又能拽出来，而后来的防盗公用电话就是专门因为这些留学生应运而生的发明。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来，那时的有些人做的事情是令人发指的。

而在如今国民素质逐渐攀升的现在，有些现象的发生还是会令我们心寒。

在我们对公交车的让座情况的统计数据来看，现今让座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很多人能够主动自觉地为他人让座，并且公交车上的不文明现象也减少了许多。得出这个结论是利用几年前的数据与我们的数据以及我们亲眼所见的事实对比所得出的。但情况只是有所好转，不让座、不文明的现象还是存在的。这让我们体会到公民道德素质的提升任重而道远。

2、让座成了年轻人的一种主流。

通过我们调查可以看到，现今在公交车上主动让座的人中有90%以上都是年轻人。由此可见，让座已经成为了年轻人的良好道德品质表现的一种主流趋势。这是大家很乐于看到的，我们通过这次实践调查也真切的感受到了年轻一代的善良与蓬勃的朝气。我们同时也相信，这种主流一定引导社会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社会重视年轻一代，同时年轻人也有着回报社会的强烈信念。一个人道德的提升是社会进步的一小步，而整个民族的道德提升则是社会进步的一大步。我们坚信，我们国家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3、让座的得与失。

这是我们调查的主题，也是我们感受颇深的内容。让座，这个小小的举动会有什么得失呢？有句俗话讲到：“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让座的举动，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是良好道德的体现，而从社会的大角度去看则体现了一个民族甚至是一个国家道德水平。

让座者，不仅让自己的品质得到了升华，也对良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起到了推进作用；不让座者，失去的不仅是自己的道德底线，更失去了别人对于他自己的尊重。这种失去，是追悔莫及的。

通过这次调查我也体会到了许多在学校里无法学到的东西。公民道德是一双无形的大手，通过它的约束与塑造我们才有了如今的和谐社会。在此真挚地希望大家能够携起手来共同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

1、公民社会公德状况有所改善，但总体上不太乐观。

众所周知，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拥有超过13亿人口的大国。先不论经济和军事实力怎么样，就全民素质而言，我们国家的公民道德素质正在不断地上升着。这是毋庸置疑的一个事实。但是，现在的社会中还存在着少数不遵守社会公德的人在，这些人不但扰乱了社会的正常秩序，甚至也给我们国人的脸上贴了黑。

还记得几十年前，中国人在外国人的眼中是油尖嘴滑的形象。那时的一些留学生为了占小便宜，甚至在公用电话投掷的硬币上拴上了线，投进去又能拽出来，而后来的防盗公用电话就是专门因为这些留学生应运而生的发明。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来，那时的有些人做的事情是令人发指的。

而在如今国民素质逐渐攀升的现在，有些现象的发生还是会令我们心寒。

在我们对公交车的让座情况的统计数据来看，现今让座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很多人能够主动自觉地为他人让座，并且公交车上的不文明现象也减少了许多。得出这个结论是利用几年前的数据与我们的数据以及我们亲眼所见的事实对比所得出的。但情况只是有所好转，不让座、不文明的现象还是存在的。这让我们体会到公民道德素质的提升任重而道远。

2、让座成了年轻人的一种主流。

通过我们调查可以看到，现今在公交车上主动让座的人中有90%以上都是年轻人。由此可见，让座已经成为了年轻人的良好道德品质表现的一种主流趋势。这是大家很乐于看到的，我们通过这次实践调查也真切的感受到了年轻一代的善良与蓬勃的朝气。我们同时也相信，这种主流一定引导社会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社会重视年轻一代，同时年轻人也有着回报社会的强烈信念。一个人道德的提升是社会进步的一小步，而整个民族的道德提升则是社会进步的一大步。我们坚信，我们国家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3、让座的得与失。

这是我们调查的主题，也是我们感受颇深的内容。让座，这个小小的举动会有什么得失呢？有句俗话讲到：“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让座的举动，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是良好道德的体现，而从社会的大角度去看则体现了一个民族甚至是一个国家道德水平。

让座者，不仅让自己的品质得到了升华，也对良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起到了推进作用；不让座者，失去的不仅是自己的道德底线，更失去了别人对于他自己的尊重。这种失去，是追悔莫及的。

篇8：电视传媒平民化的得与失

平民化实现了新闻贴近性的回归

电视传媒平民化倾向是实现电视新闻贴近性的主要表现。平民叙事作为一种确切的模式, 总是与指认它的人有关系。平民叙事不是指某一人, 而是进行叙事所选取的角度, 这个角度既有外在的视听审阅, 又有平民内容的所见所闻, 两者是互相联系在一起、互相作用的。故事可以在外在的观照层面展开, 也可以是所见所闻所感于回忆层面展开。近几年, 媒介领域最引人注目的即是“民生新闻”的兴起, 以及“造星节目”的遍地开花, 这种平民化, 不仅表现在节目报道方式与内容上的“平易近人”与“贴近民众”, 同时还表现在, 平民不仅仅是媒介产品的消费者, 而更多地成为传播过程的直接参与者与记录者, 或成为故事的讲述者、表演者。随着大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 电视传媒的创作不再是专业作家们的秀场, 而是平民大众自我表达、自我抒发的领地———平民大众在这里真正成了主人。所以, 这是一个非常适合讲述故事的模式, 或许可以说, 这个叙事角度, 最适合各种叙述方式在其中纵横驰骋。

平民, 在电视等传媒所表达意念的过程中, 总是属于特定人物的, 具有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在当代电视媒介的叙事中, 平民叙事方式已经超出了一种表现方式所能够承载的意义, 成为“现实怀旧”的象征。无论是普通观众还是专业学者, 对它的兴趣已经不再满足于对平民化社会里百姓命运的叹惋和现实社会的兴奋或感伤, 他们更多的是从电视媒介各种形式的表现方式中细细品味现实生活中老百姓的喜怒哀乐、衣食住行。普通观众可能更多地满足于这种消费性的怀旧表现, 而研究者则力图从中挖掘出现代性的因子。从某种意义上说, 电视传媒的平民叙事———诸如电视民生新闻、各类造星节目已经被等同于“平民故事”了。在各种形式的故事讲述中, “平民生活”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和消费的对象。电视传媒的平民叙事, 重要的不仅仅是讲述了一个个“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而且是这个老百姓自己故事的“讲法”。《东方时空》栏目中的生活版第一次将记录普通人、老百姓的生活作为常设内容。一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成为凝聚百姓目光的重要口号, 体现了对百姓生活的关注, 如何更大范围内争取百姓的权益, 为百姓争得话语权则是平民化的内在表征。

受众成为主动参与者

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谈话类节目, 为大众提供了一个交流的空间, 对人们生活中密切相关的题材进行发挥, 帮助人们在接受信息的同时, 还以言论点化信息底蕴的真谛, 使观众得到理念的启迪与精神的共鸣。在大部分的谈话节目中, 使用的都是民间话语, 叙述的都是民间话题, 使交流回归到对话的原始状态。时间的记录让观众了解现状, 空间的对比更是抒发各种复杂感受的最好场所。如《实话实说》的定位是:“一群各怀衷肠、各抒己见的平民百姓, 从城市的四面八方涌来, 在一个极具平民风范的主持人引导下, 开始畅所欲言的对话。”主持人的平常心态, 嘉宾们的平凡故事, 参与者的平实语言, 共同构筑了一个平等的公共话语空间。

电视媒介的平民叙事必然有其目的, 这也是这个模式适合生存的机制所在。平民叙事给中国电视等媒介的发展带来的价值观念上的冲击、传播实践上的创新, 传播形态上的突破和话语空间上的转移, 电视平民化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媒体争取到了更多的受众, 也增强了自身的社会影响力, 媒介表述的情感愈来愈趋于平民化, 对普通人的生活景观与情感世界多了一份理解和尊重、同情与关心, 媒体与芸芸众生之间以一种平等的姿态, 进行对话与沟通、交流。

但不能回避的是, 目前电视等媒介的平民叙事表现并不能称为一种成熟的样式, 各种平民化节目形式的推出还存在偏颇之处, 从一般理论的角度论述和概括电视传媒的平民化叙事模式中的宽阔讲述空间与便利, 以及产生意义的多种可能性, 恰恰是为了探索平民叙事与其他模式的不同, 在平民叙事自然显示出来的最一般的初级意义上还有更为深刻的形而上意义, 这恰是当下电视传媒的平民叙事所要理性避免的。

平民叙事的内涵缺失

当下国内电视传媒的平民叙事, 是源自以受众为中心的叙事思维, 以最大限度地吸引大众为终极的指归, 潜在地为现代电视产业的赢利为终极目的, 其表现形式充分显示了大众文化特质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某些特征。

其一, 平民叙事对社会关注激情的淡化。激情的淡化已不是一个新鲜的问题。激情的迸发是与高远的理想精神联系在一起的, 也离不开理性的追寻和向往, 社会转型期给媒介带来的失落和茫然是其一方面的原因, 创作者本身的精神素质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社会的转型给各类媒介带来了许多问题, 长期以来所形成的那种优越感在逐渐地丧失, 作为社会代言人的角色逐渐遭到了人们的冷落, 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纯理性的观众群体越来越少。在这种形势下, 与其构建一个空洞的理想王国, 倒不如回到普通的平凡人生中寻找一种温情, 因为在这里可以找到一种温馨的情感氛围而不会有固守自己的那种“悲怆”。中国人有时是很难忍受那不被人认可的“孤独”的, 我们的传统强调“群体”的作用和意义, 个人的意义和价值只有在群体的肯定中才能实现。尽管在这些作品中也流露着历史的残酷、人生的苦涩, 但那份温情总是在悄悄地化解着沉重, 在粗糙的现实中留下一缕温馨的情思。韩剧的大受欢迎也应该归于此类的原因之一。

其二, 批判精神和对人类终极命运思考的淡化。在平民叙事大行其道的同时, 不可否认的是, 这种受欢迎的传播方式尽管能给人以温情, 却给人带不来力量。我们赞赏作品的那份深沉和对普通人生的细腻把握, 却为作品中缺少磅礴的激情而遗憾;赞赏作品中平民意识的深化所带来的别一番艺术境界, 却又为缺少深邃的理性批判精神和思考而惶惑。缺少了激情和理想, 沉溺于平凡的生活氛围中, 为普通人的生活情趣所陶醉, 当然也就淡化了超越平常人之上的批判精神, 也就难以尖锐、深刻地挖掘国民身上的劣根性以及在历史流程中表现出的某些丑陋品质, 也就难以在形而上的哲学层次对灵魂进行无情的拷问。于是城市的“痞子相”的大量曝光, 如邻里争吵、街头打架、家庭纠纷、夫妻矛盾、被盗被骗甚至极其一般的小车祸等, 更通过一些原生态的镜头、原生态的同期声, 让观众看到了所谓的客观真实。至于新闻当事人的粗口、鲜血等, 更是时有所见, 还有不少记者在报道犯罪事实时, 热衷于犯罪细节报道, 世俗化的倾向使一些并不具备新闻价值的新闻充斥屏幕。相对应地, 一些本来具有较高价值的新闻则在日常生活和平民话语表现的引导下, 过滤掉了其中的严肃主题与内涵。这是批判精神淡化所出现的流弊。我们不否认这类作品所具有的文化价值, 但它仅是在一个平面上展现了平民生活的一个侧面, 并未能在更高的理性层次上, 深刻地透露出平民生活的根基。

其三, 平民化向庸俗化的靠近。华中师范大学的多娜在其《平民化与庸俗化之比较》一文中指出:“很多时候, 人们往往容易将平民化与庸俗化混淆在一起, 因为平民化与庸俗化在操作过程中没有绝对的区别, 只有相对的价值标准的区分。具体说来, 平民化的全称为平民化价值取向, 庸俗化的全称是庸俗化价值取向。两者都是价值取向, 都是世俗化内部的表现。”在社会急剧转型的变革时期, 人们往往在否定原有的价值标准的同时找不着北了, 于是“道德没有了, 审美没有了, 剩下的只有与大脑相脱离的感官和肉身。感官与大脑脱离, 全部活动就变成对视、听觉的刺激, 以及各种变着花样的刺激。”“在当今人性的自由被物质的欲望普遍统治的状态下, 以本能的满足来追求浅薄的快乐, 以人性的奢侈、安逸和麻木取代人的真正自由, 这种状态并非人的解放, 它只能使个体进入新的异化过程。”这种迷茫一旦披上“平民化”的外衣, 就离庸俗化不远了。在电视新闻中, 很多电视台在非黄金时段开播了一些社会新闻栏目, 有的能够贴近老百姓的生活, 反映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与情感意趣, 但也有的内容则明显是为了满足观众的猎奇心理, 刻意收罗一些琐碎、荒唐、无聊的内容, 并没有适当的引导, 表现出不健康的庸俗趣味。有学者指出:在市场化、信息化时代, 受众在对媒体的解读中不仅要求知识上的获得, 而且非常强调体验, 这种感受型需求, 表现为自身的生活经验与媒介上丰富的生活细节的互动。因此, 电视节目的贴近再贴近、直观再直观的主观意愿是合理的, 也是应该的。但是, 平民化的出发点在于使传受双方最大限度地交流与互动, 关注普通人的命运和生存状态;庸俗化的出发点则是满足人的本能需求, 商业化的特征是以获取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通过这样的辨析, 我们可以分清真正的平民化与借“平民化”之名行“庸俗化”、“商业化”之实的内在区别。

英国学者约翰·伯杰在《视觉艺术鉴赏》一书中写道:“历史上也没有任何一种形态的社会曾经出现过这么集中的影像、这么密集的视觉信息。”电视传媒从表达方式到话语形态、从报道角度到内容题材、从表征形态到内在特征形成了对以往僵化的传播内容与形式的颠覆。平民叙事作为一个多元化的概念, 它关注的应该是缤纷多彩的民生。从关于新闻平民叙事的表述中, 可以明确看出, 电视传媒的平民叙事, 也就是让电视媒介从政治话语回归到民众话语, 从宣传回归到传播, 许多电视台的民生节目都在极力向这个方向靠拢。“文变染乎世情, 兴废系乎时序。”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的欲望已自动脱离了精神的信仰维度, 指向了对于外观形象满足的关注和渴求。外在于传媒的强大社会力量, 的确使电视传媒的那种“理性自觉”变得有点衰微, 因此, 中国电视文化转型和电视娱乐节目中基本的创意与取向走向普通人、走向对生命的生活化展示, 宽容地对待生活中的一切也就不可避免。一旦宽容, 就会对一些问题漠然。宽容使生活景观变得广阔, 但是宽容也消解了对问题尖锐性的提出。如何在两者的统一中创造出深邃、博大、富有理性激情的作品是我们深情的期待。

参考文献

[1].何国平:《电视民生新闻文本的叙事学分析》, 《山东视听》, 2005 (6) 。

[2].叶子:《反思传统回归本质——〈南京零距离〉成功的启示》, 《现代传播》, 2003 (2) 。

[3].张卓粼、李泳:《电视传播中的平民意识与平民视角》, 《理论观察》, 2003 (1) 。

[4].吴军:《电视民生新闻崛起原由探析》, 《新闻实践》, 2005 (7) 。

[5].李兰青:《“平民热”的冷思考》, 《江汉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 》, 2004 (5) 。

篇9：论郑和下西洋的得与失

【关键词】郑和 下西洋 历史意义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8-0064-02

明朝自朱元璋定鼎天下后不久即推行“海禁”政策，规定“寸板不许下海，片帆不许进港”，自西汉帝国开创、唐宋元时期高度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迅速凋落。明成祖即位以后，首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在北方组织大规模对应蒙元残余势力瓦剌和鞑靼的反击战，并效法秦汉帝国中央政府修筑西起嘉峪关，东到鸭绿江的全长6000多千米的明长城。在政治经济方面，明成祖朱棣也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复苏繁荣、社会稳定的措施，使得明王朝逐渐强盛起来。在完成“安内”的治国目标后，雄才大略的成祖朱棣又把目光投向了更为遥远的地方：南洋和西洋。相传，当年朱棣发动争夺皇位的“靖难之役”时，南京城破前夕建文帝朱允炆乘船逃亡西洋，所以寻找前废帝朱允炆就成了明成祖朱棣的一块心病。除此之外，明成祖朱棣派郑和远航西洋还有其它一些方面的原因。其一，“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也就是为了宣扬国威，威慑东南亚、南亚的诸多小国和部落。同时，用武力和金帛推动这些小国前来朝拜，满足明成祖朱棣“天朝上国，四海来朝”的帝王虚荣心。其二，鄭和大规模下西洋是为了满足朱棣和其他贵族统治集团对异域珠宝和其它珍品的需求；其三，也是为了加强与海外诸国的联系，并向外推广中华政治经济文化，扩大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

从公元1405年开始，一直到1433年之间，前后28年，郑和率领其庞大的舰队，前后七次远航西洋，率领200多艘海船、2.7万多人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访了30多个包括印度 洋的国家和地区，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 洲东部，红海、麦加。加深了明朝和南洋诸国（今东南亚）、西亚、南亚等的联系。为明朝不景气的航海事业，增添了亮丽的一笔，同时也是中国和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郑和的船队由战舰、马船、粮船、宝船和商船等组成，出海航行时用指南针导航，并装载着大量的丝绸、瓷器、茶叶和其他金玉等赏赐物品。每到一地，郑和首先宣读明朝皇帝招抚四海、鼓励四海来朝的诏令，然后按照当地风俗民情，进行一系列外交活动，比如和当地国王或部落首领进行外事谈判，对他们进行招抚怀柔和赏赐；随行商人与当地土著居民互通有无，进行商业贸易等等。从江苏刘家港一直到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都有“三宝太监”郑和远航时留下的历史遗迹和历史传说。但从后来的历史走向和结果来看，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影响却是两方面的，需要我们秉着科学历史观去一一解析。

首先，从积极效应来看，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最多（240多艘）、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比欧洲多个国家航海时间早几十年，是明朝强盛的直接体现。郑和的航行之举远远超过将近一个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航海家，如麦哲伦、哥伦布、达伽玛等人，堪称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也是唯一的东方人，他更早迪亚士57年远赴非洲。郑和的远航扩大了中国和亚非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使明朝与30多个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郑和下西洋，把中国的政治制度、繁荣的农本经济、厚重的历史文化推广到东南亚、南亚、印度洋等沿岸地区，展示了明朝前期中国国力的强盛，中国的海军纵横大洋，实现了万国朝贡，盛世追迹汉唐；加强了中国明朝政府与海外各国的联系，向海外诸国传播了先进的中华文明，加强了东西方文明间的交流；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件世界性的盛举，从此，再没有此类的壮举。改变了自明太祖朱元璋以来的禁海政策，开拓了海外贸同时促进了中国传统的丝绸、瓷器、茶叶的对外贸易，对明朝初年推行的“海禁”对中国当时海外贸易的禁锢给予了一定的补偿和修订。他的远航比欧洲著名航海家哥伦布开辟新航路的壮举还要早半个多世纪，是中国和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从这一点来看，郑和不愧是中国和世界杰出的航海家。

其次，从郑和远航西洋的初始目标来看，他的远航是为了宣扬国威，是为了宣示中国的富强，是为了找到下落不明的建文帝朱允炆，是为了获取西洋的金珠宝贝，所以其远洋航行没有从根本上推动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他出使的任务之一，就是招徕各国称臣纳贡，与这些国家建立起上邦大国与藩属之国的关系。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郑和所到各国以后，第一件事便是宣传明成祖的皇帝诏书。向各国宣谕：明朝皇帝奉天乘命的上邦大国之君，是奉“天命天君”的旨意来管理天下的，四方之藩夷都要遵照明朝皇帝说的去做，各国之间不可以众欺寡，以强凌弱，要共享天下太平之福。如果奉召前来朝贡，则礼尚往来，一律从优赏赐。郑和与远航沿线国家和地区部落的贸易，大多数时候是一种标准的朝贡贸易，这种贸易以“厚往薄来，不计成本”为特征，目的是为了鼓动这些国家和部落首领来中国朝拜，营造万国来朝的局面和“天朝上国”的迷梦。这种不计成本的朝贡贸易，加大了政府和百姓的负担，所以在1433以后，这种“烧钱”式的远洋航行就难以为继了，原因是7次大规模的远航掏空了国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