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大交通肇事案

特大交通肇事案（精选8篇）

篇1：特大交通肇事案

成都12·14特大交通肇事案

2008年5月，孙某某在成都一家技术公司工作，被告人孙某某购买

了一辆别克轿车，之后他在没有取得合法驾驶资格的情况下，长期无证驾驶该车，并有多次交通违法记录。证据显示，直到案发时，这辆别克因交通违法的电子眼记录达10次，包括超速、闯红灯等，其中6次为孙某某造成。2008年12月14日，孙某某在本市万年场四方阁酒楼参加亲戚的生日宴会，饮用了大量白酒。17时许，孙某某驾车行驶至成龙路蓝谷地路口时，从后面撞上了正常行驶的一辆“比亚迪”轿车尾部，事故发生后，孙某某高速驾车往龙泉驿区方向逃逸。孙某某在驾车逃逸至成龙路卓锦城路段时，越过中心双实线，与相对正常行驶的一辆“奔驰”轿车猛烈相撞，造成该车5名驾乘人员中4人死亡1人重伤。随后，孙某某所驾车又与另外3辆台轿车相撞，直至自己的别克轿车不能动弹。警方接到群众报案赶至现场，将孙某某抓获归案。经鉴定，孙某某驾驶的别克车在碰撞前瞬间的行驶速度为134~138km/h，孙某某事发时血液中的乙醇浓度为135.8mg/100ml，属醉酒驾车。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孙某某无视公共安全，长期无驾驶证驾驶机动车辆并多次违反交通法规，反映出他对交通安全法规以及他人生命、健康或财产安全的蔑视。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孙某某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对这一审判结果有以下几种看法：

“这起案件并不是一般的交通肇事案。”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建平说，禁止酒后驾驶，这是法律禁止性的规定，此案被告人情节非常严重，危害了不特定大多数人的生命安全。近期宣判的杭州飙车案，造成一人死亡，被告人肇事后停了下来，在现场等候，并报警，“这两起案件从性质上讲完全不一样，在去年12月14日案发时的事实充分证明，孙某某无视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明知越过道路中心黄色双实线会发生与对面车辆相撞、车上人员死伤的严重后果，仍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他的主观故意非常明显。孙某某案认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性很准确。”

王建平说，按法律对这一罪名的量刑幅度，最轻10年，最重死刑，孙某某没有任何从轻减轻情节，而且情节非常恶劣，所以法院判处死刑是恰当的。“这对市民酒后驾车是个严厉的警示。”

“定性准确，但量刑过重。”四川省律协刑事诉讼专业委员会委员周建中说，此案是一起交通事故，相对于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投毒、放火、爆炸等行为来说，肇事司机的主观恶性并没有那么大。依照我国现行“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对交通事故中的肇事司机判处死刑，明显偏重，“判处无期徒刑可能更为合适”。四川师范大学法学专家崔巍则坚持认为，孙某某长期无证驾驶说明主观上心存侥幸，认为自己有一定驾驶能力，自信不会出事，主观上不可能是想放任去撞人；其醉酒驾车的心态也是一样的。崔巍认为孙某某的主观上定性为过于自信的过失更适当，这属于典型的交通肇事罪。但如按交通肇事罪处理，依法最高对孙某某判7年有期徒刑，又偏轻；依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又偏重。崔巍表示，对类似严重交通肇事行为需要通过修改刑法和出台司法解释来给出更为准确的定性。

此案的审判长称，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交通肇事罪是同属于刑罚中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范畴，但从主观上来说，前者为故意犯罪，而后者为过失犯罪。依照我国刑法规定，犯罪的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

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而犯罪的过失则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的一种心理态度。审判法官说，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属危险犯，依照我国刑法规定，只要实施此行为就构成犯罪，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最高可判处死刑。“此案是综合考虑了被告人孙某某极大的社会危害性，以及对被害人及家属所造成的无法弥补的损失等因素，依法对被告人孙某某作出上述判决。”

我是一名在校学生，对于孙某某案件也一直在关注，针对一审和二审的判决，我都觉得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两个罪名在这件案子里总是没明确区分出来，最后的定罪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虽然我的法律知识不像许多博士硕士那么渊博，但是对于这个罪名的概念和要件我还是查了一些相关资料，对这两个罪名有了一定得了解。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使用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危险性相当的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所谓“其他危险方法”是指使用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的为下行相当的危害方法，如私设电网、使用放射性物质、投放危险物质、驾车冲撞人群等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只要足以危害公共的，既可以构成本罪。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主观方面为故意，可以是直接故意，可以是间接故意。

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本罪的客体，是交通运输安全。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本罪的主题为一般主体。本罪的主观方面是过失，可以是疏忽大意，也可以是过于自信，即行为人对自己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导致的严重后果应当预见，由于疏忽大意而未预见，或者虽然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二条第二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第一款，酒后、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的；第二款，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第六款，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孙某某案件中孙某某的犯罪客观方面都符合上述的三种情况，应该以交通肇事罪定罪。而主观方面，孙某某明知自己无驾驶资格证还敢开车，这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车技比较有把我，这属于过于自信的过失，他主观方面没有要去撞死别人的故意，所以不算间接故意，主观方面也符合交通肇事罪。综上所述，我觉得孙某某一案应该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

篇2：特大交通肇事案

为深入推进案件评查活动的开展，提升公、检、法三单位的办案质量和公信力，进一步促进政法机关公正廉洁执法环境的建设，根据《龙岗区开展案件评查活动的工作方案》、《龙岗区委政法案件评查实施办法》的规定，11月16日至18日，在区委政法委副书记、维稳办主任胡庚祥的带领下，在各政法部门上报的评查案件中抽选10宗进行复查。在对龙岗区人民检察院案件进行复查过程中，通过评查汇报、阅卷、评议等方式，对其中两宗案件（蔡峰交通肇事案、李旭校和莫江故意伤害案）的事实、证据、法律程序、法律文书等进行了全面的复查，现提出以下复查意见：

一、案件基本情况

2008年8月29日21时30分许，被告人蔡峰醉酒驾驶粤BK/7841号小型客车沿布吉街道吉政路由北向南方向行驶，途径中心花园路段时，该车车头与站在路边的行人王秋成、胡碧玉、冯庆兰发生碰撞，造成王秋成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胡碧玉、冯庆兰受伤，车辆损坏的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蔡峰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应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2008年9月12日蔡峰因本案被深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23日由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深圳市公安局于2008年11月12日移送龙岗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同年12月30日龙岗区检察院向龙岗区法院提起公诉，2009年3月2日龙岗区人民法院以蔡峰犯有交通肇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2009年3月25日，本案受害人胡碧玉到龙岗区检察院控申科提出申诉，不服龙岗区人民法院（2009）深龙法3初字第307号判决书，认为判决对蔡峰量刑偏轻，请求龙岗区人民检察院抗诉。2009年4月1日该院控申科立案受理，同年4月9日立案复查。控申科承办人经过复查认为不符合抗诉条件，拟决定不予抗诉。2009年7月13日经控申科科室讨论，一致同意承办人的意见，不予抗诉。2009年8月10日科室再次讨论，承办人认为不予抗诉，其他四名参与讨论人员认为应当抗诉。2009年8月19日龙岗区人民检察院通过深龙检委【2009】126号决议，决定提请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对本案的一审判决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2009年8月26日，该院控申部门向申诉人胡碧玉宣布刑事申诉复查通知书。2009年9月29日深圳市人民检察院通过深检委决定【2009】31号法律文书对蔡峰交通肇事案不提起抗诉，要求龙岗区人民检察院提请龙岗区政法委协调解决赔偿问题。2009年10月21日，龙岗区人民检察院将深圳市人民检察院的决定答复申诉人胡碧玉。

另外，2009年4月3日龙岗区人民检察院控申科向该院党组提出《关于胡碧玉上访案救助款的申请》，申请该院给予被害方救助人民币1000元，该院于同年4月7日拨付给申诉人胡碧玉生活困难救助款人民币1000元。

二、办案程序是否规范、法律适用是否准确 该案承办人依法审查案卷、讯问犯罪嫌疑人、经领导审批，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对被告人提起公诉，在收到判决书后及时对判决结果进行审查，在收到被害人的抗诉申请书后，及时立案复查、经讨论、审批、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并及时将复查结果通知当事人。无遗漏或错误执行法定诉讼流程、办案步骤，无超期羁押。法律适用方面，检察院依法办事，适用法律准确，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

三、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实体处理是否公正 该案事实认定清楚，证据收集合法、有效，证明充分。本案有被害人陈诉、证人证言、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以及现场勘查笔录、交通事故认定书等物证、书证予以证明。认定被告人蔡峰构成交通肇事罪证据充分。实体处理方面公正，充分保证了被告人，受害人的诉权。

四、执法思想是否端正、执法行为是否廉洁

该案经龙岗人民检察院控申部门审查和科室讨论后认为法院一审判决未充分考虑本案的社会效果，导致量刑偏轻。因此，控申部门依法提交检委会讨论决定，检委会做出提起抗诉的决议。考虑到申诉人生活困难，该院党组根据控申部门的申请及时向申诉人发放生活困难救助金。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化解社会矛盾、服务大局的办案要求。

通过对该案的复查，未发现办案人员在该案中存在违法、违纪行为。

五、复查结论及处理建议

篇3：特大交通肇事案

2009年7月下旬, 曾经沸沸扬扬的杭州“5·7交通肇事案”终以肇事者胡斌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宣告终结, 而民众的愤怒和质疑却久久难以平息。从媒介生态学的视角反观事情经过, 我们不难发现, 从“70码之争”到“胡斌替身传闻”, 媒介生态系统的平衡运作被打破:政府机关、地方媒介及民众三者间的摩擦与冲突令舆论环境迅速恶化, 案件负面影响不断升级。由此, “5·7交通肇事案” (以下简称“5·7”案) 成为当代突发事件舆论监督过程中媒介生态失衡的典型案例。

一、“5·7案”媒介生态失衡现象解读

(一) 权威信息缺失, 媒介生态链断裂

“5·7案”发生当晚, 各大论坛上便出现相关言论, 而官方媒体的反应却令人费解:事发次日, 杭州本地平面媒体中, 仅《都市快报》发布了两个整版的报道, 包括《钱江晚报》、《杭州日报》、《青年时报》在内的多家媒体对该事件只字未提。2009年5月9日, 杭州本地报业一片寂静。10日, 《钱江晚报》于头版发布题为《文二西路5·7交通肇事案嫌疑人胡斌被刑拘》的短讯, 全文仅60字左右, 所含有效信息寥寥无几。11日起, 各报业才逐渐恢复报道并大张旗鼓地展开“深度调查”。而此时此刻, 强大的网络舆论已然席卷全国。

报纸媒体以其优质的信息内容及对于事件真相的接近性优势至今仍被奉为传统媒介中的“泰斗”, 在重大事件面前往往担纲“话语权威”的角色。媒介生态链中, 报纸作为主要的传统媒介, 处于“信息供给”的上游位置, 不仅是广大受众的重要信源, 也是电视、广播等其他传统媒介的参考信源之一, 故其对于媒介生态系统的整体运作起到尤为关键的作用。面对一起性质恶劣的交通肇事案件, 杭州本地报业权威信息近两日的“整体缺位”, 直接切断媒介生态链条, 使得原本均衡的信息供求市场出现极度失衡现象。由此引发的后果有二:

1. 推动网络流言散布。

权威信息的缺失”是“流言传播”的一项重要前提。受众失去了熟悉的获知途径, 出于对真相的渴求便会转而“另觅渠道”, 信息发布“零门槛”的网络媒介往往成为人们的首选。正如新闻传播学者沈爱国所言, 流言传播者和受众在猜测中不断地相互印证, 更使得流言传播呈几何数倍增长。“富家公子”、“政府背景”、“权钱交易”等扑朔迷离的流言、谣言笼罩着大众舆论, 进一步破坏着媒介生态环境, 激化既有矛盾。

2. 加速本地媒体陷入被动。

“5·7案”中杭州本土媒体消息发布的严重不足使得异地媒体不得不直接介入事件的报道。5月8日至12日间, 已有新华网、新民网、北京《京华时报》、陕西《华商报》、福建《海峡都市报》、广东《广州日报》、《羊城晚报》等多家异地媒体乃至全国性媒体先后针对“5·7案”发布新闻或评论文章。网络舆论的推动加之异地媒体的积极参与, 使得丧失先机的杭州本土媒体在事件报道中陷入了尤为被动的境地, 媒介形象大打折扣。

(二) 信息披露失当, 媒介生态环境恶化

当今的媒介社会中, 媒介系统作为社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子系统, 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突发事件中, 媒介对信息的恰当披露, 能够使民众充分知情, 消除群体性恐慌及不安情绪, 并缓和社会体系各个环节间存在及潜在的矛盾。反之若披露不当, 则将为社会制造新的不安定因素。“5·7案”中的信息披露失当集中体现为以下三方面:

1. 信息处理欠理性, 主观诱导性过强。

事故发生后, 杭州本地某报纸在头版打出引人注目的大标题:“只在乎自己快感, 不在乎他人性命———一帮富家子弟驾驶豪华跑车, 把城市道路当F1赛道, 昨夜终酿惨祸”。标题采用的主观性描述不仅冠以肇事者“嚣张跋扈、草菅人命”的恶劣形象, 也将一起原本普通的个体性交通事故描绘为“聚众飚车致人死亡”的恶性集体事件。此外, 各媒体大量使用“浙江大学毕业生”、“朴实”、“阳光”、“优秀”及“体育生”、“家境富裕”、“个性张扬”等词汇, 通过诱导性话语表达为肇事者和被害人分别贴上“嚣张富家子”与“平民高材生”的标签。而这种标签效应不可避免地转移了人们的视线, 对事实真相造成了歪曲。

2. 信息发布欠严谨, 关键信息缺乏考证。

在此事件中人们最为愤慨的并不是肇事者超速致人死亡, 而是那张一群年轻人若无其事地嬉笑打闹的照片。该照片的发布, 使人们对于该事件的评论不再局限于“交通违法”, 而进一步上升至道德谴责。据笔者观察, 该照片最早发布于5月8日的杭州某都市报, 而后被各大小媒体不断转载引用。但被称为事故现场“肇事者朋友”的相片却仅此一张, 各媒体涉及该内容的报道、评论均来自单一信源, 且至今为止仍未出现来自其他媒体或个人的可用以佐证该图片及报道内容的信息。因而, 无论该照片内容是否真实, 媒体草率发布、引用单一信源信息, 且未注明转载出处等行为均有悖于生态社会中媒介职业操守的基本要求, 不利于媒介生态及社会生态平衡的维护。

3. 信息披露结构严重失衡。

首先, 双方当事人个人信息披露不均。“5·7”事发之后, 受害者谭卓的信息很快被媒体公布, 而肇事者个人信息却迟迟未见权威发布。信息发布的失衡使人们的想象力在无限的空间里蔓延, 进一步引发了网民的“人肉搜索”行为, 制造大量垃圾信息。其次, 肇事者即时信息的追踪发布严重不足。媒体对受害者本人信息的挖掘及其亲属、朋友的采访报道趋于饱和, 而对于肇事方, 尤其是肇事者本人的即时信息追踪却被切断, 肇事者父母的采访也仅在浙江卫视中进行了5分钟左右便草草收场。信息披露的失衡正是导致“胡斌替身说”及“三个胡斌”等荒唐谣言蔓延的重要原因。而在南京人大代表醉酒驾车案、重庆孙伟铭交通肇事案等国内同类案件中, 对于肇事者近况的跟踪报道在报纸及电视媒体中并未缺失, 而类似的荒唐传闻也不曾出现。

二、“5·7案”媒介生态失衡诱因分析

(一) 政府权力掣肘妨碍媒体职责的践行

面对突发事件, 尤其是容易对自身形象造成负面影响的突发事件, 政府部门最初习惯采用“堵截”政策, 希望通过自身权力, 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国“国有商业运营”的媒介体制决定了政府部门对于媒介运作的特殊影响力, 某种意义上也推动了控负行为的发生。“5·7”事发当晚, 19楼论坛的疯狂删帖现象以其鲜明的“组织性、计划性、目的性”使得政府的“控负”、“堵截”行为充分得以彰显。此外, 杭州警方草率公布“70码”的“5·8新闻发布会”也体现了有关部门应对当代突发事件时的经验不足。由此可见, 在我国大力推进民主进程的今天, 部分政府官员的执政理念依然过于传统和保守, 而这种以“围追堵截”来“防民之口”的落后模式在现代化网络社会中必然被淘汰。

(二) 不良社会现象蔓延使得政府公信力低下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 由于社会制度和法制体系的不完善, 各种不良社会现象也频频产生并在各地蔓延。而“富人”和“为官者”也因其财富和权力资源的优势, 成为了不良社会现象的两大主角。“5·7案”中, 肇事者家境的富裕加重了人们对其和其行为的憎恨情绪。在此基础上, 年仅20岁的肇事者被当作“靶子”, 用以发泄公众对社会的不满。另一方面, “官商勾结”事件频频曝光, 使得民众对于政府执法部门的公正性产生质疑。“5·7案”之初政府被动的应对和警方“70码”的草率发布, 似乎印证了人们心中“钱权交易”的猜测确有其实。民众不信任感、不安定感的加剧, 使得政府部门行政执法成本及媒体的传播行为成本大大增加。

(三) 传统社会价值评判体系提升案件关注度

在我国, 由于高考制度对人才选拔的决定性作用, 毕业院校及专业背景成了大众心目中人才衡量的重要标准。大多数情况下, 名校毕业生受人青睐, 普通院校学生则被视作平庸;热门专业的学生受人艳羡, 艺术、体育特长生却在综合能力上颇受质疑, 在我国的“人情社会”中更经常与“关系户、开后门”划上等号。而在“5·7案”中, 恰恰是杭师院体育特招生的胡斌撞死了浙江大学信电系毕业的谭卓。戏剧性的巧合在上述价值评判体系的影响下强烈冲击着人们的情感。由此, 激增的网络舆论中, 各种非理性言论也大肆蔓延, 污染了舆论环境, 加速了媒介生态的动荡失衡。

(四) 传统媒介之于网络的应对模式尚未成熟

1994年5月, 随着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开通曙光BBS站, 我国大陆的网络媒体开始迅速兴起。2003年的“孙志刚案”显示出网络舆论的强大力量, 使得传统媒体对于网络的态度开始由抵触、惧怕转变为信任和利用。而2006年“黄静案”中, 网络舆论通过传统媒体对于民众形成的强烈误导, 标志着传统媒介对于网络的应对态度正在由“信任”进一步转变为“依赖”。[2]正是这种无形的依赖, 使得“5·7案”的网络舆论在很大程度上“操控”了传统媒体的关注点和报道思维。追踪“70码”、回应“替身门”、悼念受害者、指责肇事人……传统媒介以其报道的深入和权威性很好地服务了渴望真相的网民, 而相对地却忽视了信息传播的平衡和社会舆论的引导。从竞争到依赖, 传统媒介之于网络的应对模式经历了不断的进化和演变, 但仍然尚未成熟。如何在维持媒介生态不受破坏的前提下处理好自身与网络媒体的关系, 依旧是传统媒介需要深思的。

应当说, 透过杭州“5·7案”, 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起恶性交通事故的社会影响, 更是事故背后隐藏的社会信任危机。政府、媒介、民众三者间的连环性信任危机是我国媒介产业发展现阶段外部宏观环境及内部微观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系统各要素间彼此依赖性的丧失使得媒介生态链中的信息交换和增值遭受阻断, 在突发事件面前大大增加了媒介生态的治理难度和治理成本。

三、舆论监督中媒介生态失衡防治之启示

(一) 扫除来自媒介内部环境的障碍

1. 提高媒介资源整合能力, 有效应对突发事件。

以杭城平面媒体为例, “5·7案”事发后, 各媒体之间并未形成合力。前期各自为政, 时而“突然出击”, 时而“按兵不动”;后期战线拉长, 竞相发力, 大有追逐竞技之势。根据媒介生态的整体观、互动观和资源观理论, 我们认为, 当代媒介生态环境下, 在同类媒介中和不同媒介之间, 应当形成既竞争又合作的共赢关系。[3]介于突发事件舆论监督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对于该类事件的报道更应打破狭隘的资源垄断观念, 由“单兵作战”转为“协同作战”, 力求多家新闻媒体积极互动, 相互配合。由此既能够优化媒介产业内部的资源配置, 提高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利用率, 更能有效突破传播生态链中可能遭遇的信息封锁, 更好地形成舆论监督合力, 实现积极广泛的社会效应。

2. 正确认识网络舆论利弊, 规范网媒作用的发挥。

2009年7月15日下午发布的CNNIC《第2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84.3%网民认为互联网是其最重要的信息渠道, 48%的网民对互联网的信任程度比电视更高。[4]“5·7案”之所以上升为举国关注的公众事件, 网络媒体的推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 “网络民意”并不能够等同于“民意”。互联网点对点的传播结构, 使信息的渗透速度和传播范围更广, 这给信息真伪验证带来巨大挑战。相关数据显示, 我国网民平均年龄为26岁, 中青年群体占据了3亿网民人数的近3/4, 大学生成为网络使用的中坚力量。网民群体的年龄结构、社会阅历直接影响着网络言论的理性程度, 加之匿名留言带来的大量垃圾信息污染, 使得网络媒介在舆论监督过程更易失范, 故需要进一步的规范和引导。

3. 提高媒体从业人员素质, 减少技术层面失误。

10年前, 中央电视台开播的《焦点访谈》节目以揭露和抨击腐败现象而迅速赢得了成千上万的观众, 成为享誉民间的“焦青天”和令各地腐败分子与其他各种滥用权力者胆寒的媒体利剑。[5]但随着“焦青天”成为国内各家媒体竞相效仿的楷模, 这一颇具“人治”色彩的词汇也让新闻媒体原有的身份使命产生了微妙的异化。“替天行道”的正义感让媒介运作不自觉地偏离自身“反映客观真实”的职责轨道, 从而容易发生媒介在舆论监督过程中的越位、错位现象。“5·7案”中不论是主观诱导性信息的过量、信息考证的草率还是信息披露的失衡, 都是“错位”、“越位”的体现。对于新闻媒体而言, “人才资源”是核心竞争力。为提高从业人员素质, 各新闻媒体当注重业务能力培训, 完善考核机制, 实现从“重数量”到“重质量”的转变。唯此, 才可真正锻造出经得起风浪考验的新闻报道团队, 从而在发挥“喉舌”作用时增加“有效监督”, 减少“监督失当”。

(二) 加强外部政治环境的支持和保障

1. 加强各级政府行政执法效率与公正性。

突发事件往往是民众对政府部门不信任感及愤懑情绪集体爆发的契机。而行政执法的松懈和服务意识的缺位是政府信任危机的根源。据悉, “5·7”事件之前, 该肇事车辆就有过多次严重违章记录, 但均未依法受到处罚。突发事件所暴露的长期工作失职, 使得政府部门公信力一落千丈。而杭州“5·7”案中“胡斌替身传闻”的无度蔓延及对法院声明的置之不理, 更显示出人们对于政府及司法机关的不信任感。杭州“5·7案”可视为我国民众与政府部门间关系现状的一个缩影, 若不加以警觉, 必然引起更大范围的动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业已形成的不信任感若要彻底消除实属不易, 而这也更加催促着政府部门以实际行动改善自身的公众形象。

2. 完善我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

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政府公关框架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 承担着向媒体和公众提供信息, 与媒体和公众实现沟通, 用政策议程引导传媒议程和公众议程的职能。从1982年钱其琛首次以新闻发言人身份面对媒体至今, 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已走过26年, 基本建立了一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务院各部委、地方省市 (含省会市) 的三级新闻发言人制度。[6]而杭州“5·7案”中, 公安机关首场新闻发布会的重大失误, 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我国地方新闻发言人制度依然存在诸多缺陷。笔者认为, 在大小公共事件频发, 民众信息需求量激增的今天, 进一步规范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 提高新闻发言人媒介素养可谓当务之急。此外, 要不断摸索适合现阶段中国国情的信息公开模式, 除了依法不可公开的信息, 其他均要通过新闻媒体、官方网站等渠道尽量公开。

3. 促进法律法规建设与时俱进。

贯彻依法治国, 及时完善并改进各项法律法规条文也是优化媒介政治生态环境的一大保障。杭州“5·7案”中, 对于肇事者被定为“交通肇事罪”并判以三年有期徒刑的司法判决, 民众质疑声不断高涨。依照现有法律条文, 肇事者并不符合“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要求, 故无法以“危害公共安全”定罪。“5·7案”恰恰暴露了我国现行法律的短板。正如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钱烈阳所言, 新刑法中, 对交通肇事罪的规定仍然沿用的是1979年刑法的规定, 这样一个30年前的法规已经无法完全适应当今中国复杂的交通状况。由此可见, 我国立法机构应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 不断改进法律条文, 完善法律体系建设, 使得“合法”与“合理”并存, 进而以法制环境的平衡促进媒介生态的平衡运作。

(三) 提高公众的媒介素养

公众媒介素养的提升当视作改善和优化媒介生态环境的重要一环。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 大众传媒形态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 人们越来越多地依赖大众传媒来获得信息和知识。然而, 多媒体时代海量而鱼龙混杂的信息使得人们难以取舍, 容易陷入麻木和盲从的境地。网络媒体的兴盛更以其“碎片化”的存储、传播重塑着人们的信息接收习惯和理性思维模式。近年来, 突发事件的产生往往伴随着网络流言的大肆蔓延, “5·7案”中一些虚假、煽情的垃圾信息却能够获得许多网民的信任, 这与大众对于媒介信息的判别、处理能力有着直接的关联。根据复旦大学张志安、沈国麟提出的“文化素养”概念, 媒介素养是指“人们正确的判断和估价媒介信息的意义和作用, 有效地创造和传播信息的素养”。由于我国媒介素养研究起步较晚, 媒介素养教育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也显得比较落后。但随着信息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媒介素养已逐渐成为了当代各国公民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公民新闻兴起的今天, 普通公众的媒介素养将在媒体舆论监督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邵培仁.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新视野——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1) .

[2]张锦华.由黄静案反思传统媒体与网络的关系[J].新闻爱好者, 2007, (6 () 上半月) .

[3]邵培仁.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J].新闻大学, 2001, (4) .

[4]新浪科技.第2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tech.sina.com.cn/focus/cnnic24/.

[5]展江.让舆论监督成为防范“一把手”腐败的利器[J].党建, 2004, (5) .

篇4：唐代如何严厉惩处交通肇事案

公元762年，也就是唐代宗李豫即位那年，6月，在西域重镇高昌城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有两个8岁的孩童，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被一辆高速奔驰的牛车撞成重伤，此事引出一场官司。

事发的高昌城是重要的中西陆路交通枢纽，6月正是骄阳似火，天气闷热的时节。高昌人史拂8岁的儿子金儿和邻居曹没冒8岁的女儿想子正在商人张游鹤的店铺前玩耍，一辆拉土坯的牛车飞驰而过，将两个孩子撞伤。两个孩子腰部以下全部骨折，生命危在旦夕。

肇事人是30岁的年轻男子康失芬，他是“行客”靳嗔奴的“年工”。“行客”就是来高昌做生意的外地人，“年工”就是雇佣一年以上的长工。车祸发生后，史拂和曹没冒分别向官府提交了状子，除了陈述孩子被牛车轧伤的经过，还向官府提出了处理的要求，把康失芬的雇主靳嗔奴告上衙门。

史拂的状子这样写道：“男金儿8岁，在张游鹤店门前坐，乃被行客靳嗔奴家生活人将车碾损，腰已下骨并碎破，今见困重，恐性命不存，请处分。谨牒。元年建未月日，百姓史拂牒。”

这起案件由一个叫“舒”的判官来处理。在案件调查中，舒先是询问肇事人康失芬，康失芬说牛车是借来的，自己驾驶技术不过关，在牛奔跑的时候，自己“力所不逮”，以致酿成大祸。舒问康失芬有什么打算时，康失芬表示“情愿保辜，将医药看待。如不差身死，请求准法科断”，按照现在的话来翻译就是说先请求保外为伤者治疗，如果受伤的人不幸身亡，再按法律处罚自己。

要说这位肇事者态度还算可以。康失芬既然“请求准法科断”，那么，我们就要了解一下当时的唐律如何来处罚这类交通肇事案。按照唐朝法律《唐律疏议》卷二十六之规定：“诸于城内街巷及人众中，无故走车马者笞五十，以故杀人者减斗杀伤一等。”

斗杀伤就是故意杀人，最高刑是死刑，比它减一等，就是长流三千里。这是唐代五刑之一的流刑中的最高等级，一般还有附加刑——三年“居作”，就是三年佩戴枷锁劳动。此案中，判官舒最终判决肇事者康失芬“流放三千里”。

我们今天得以了解这个案件，是因为这个案件的卷宗于1973年在新疆阿斯塔古墓出土的文物中被发现。该卷宗比较完整地记载了该案的审判程序和处罚原则，不仅揭开了1200多年前那次车祸的事实真相，也让今人看到了唐代交通肇事处理的具体方法。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对交通肇事的处理非常认真和严格。这也说明了当时的统治者对交通肇事案件的重视程度。与现在的飙车肇事、醉驾肇事比起来，唐朝的牛车肇事算是小巫见大巫了。（文/人民网 刘鹏飞 ）

篇5：特大交通肇事案

听心得体会

时间：2013年10月24日

地点：四川大学法学院模拟法庭 案件类型：交通肇事

通过学校领导老师的通过学院领导、老师的努力，学校邀请了双流县人民法院到我校法学院模拟法庭审理了一起交通肇事案。我之前没有旁听过案件审理，因此在去之前对它充满了期待，这次的案件给我很深的印象，通过此次旁听使我了解了庭审过程。

在开庭准备阶段由书记员宣读了法庭纪律，然后在审判长、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进入法庭后，核对当事人和其他代理人的身份。在开庭前，并问其是否申请回避。然后询问原告是否服从调解，在原告不同意调解后，法庭审理正式开始。

诉讼案件的审理程序是：

1．原告陈述诉讼请求，被告进行简要答辩 2．举证质证

3．审判长根据双方争论焦点主持法庭辩论 4．每方各五分钟的总结

5．审判长问双方是否接受法庭调解（由于原告申请庭后调解，所以就此结束了）

由于这个案子没有案情介绍，我只能通过旁听了解大概案情。

案情大概是：这是由李某驾驶的货车撞上了被害人的电瓶车，造成了被害人死亡。就赔偿问题上进行审理。

于是在法官的主持下，就两个焦点问题进行辩论。第一个焦点：赔偿标准。

原告认为：按城镇标准赔偿。由于土地被征用，有未耕地农转居证明，已经投保了社会保险。

被告认为：按农村标准赔偿。由于土地证明有异议，没有证明是农村社保还是城镇社保，农村居民也可以购买社会保险。

第二个焦点：赔偿比例。由于李某是替林江公司送货的司机，还有机动车是投了意外保险，所以此次审理还有一个焦点就在了保险公司和林江公司还有李某的赔偿比例上。

李某认为：100%由保险公司承担。

保险公司认为：诉讼费和误工费不属保险公司赔偿范围，依照保险合同3:7的比例理赔。

林江公司认为：90%由保险公司赔偿。

整个案件审理了一个小时左右。主要在举证质证这一环节，提交证据数量较多。

听完整个案件，保险公司代表的证词很有说服力，按照保险合同赔偿。林江公司代表要求保险公司赔偿90%，显然不符合合同标准。只是为了减轻自己的赔偿而把责任推向保险公司，说明林江公司代表是没有什么法律意识的。而肇事人李某要求保险公司赔偿100%，说明李某是完全不懂法律的。我感觉这一次的法庭旁听还算得上是不虚此行的。从这次的旁听中，我获益匪浅。法庭旁听带给了我的发人深省的思考，开始书记员宣读的作为一个旁听人员应该遵守的规定。在我以前所学习的课本中也有涉及到这些知识，但是我能感觉到它们作为法律有着同样的严谨很神圣，同时觉得自己能够接触到理论上来说自己应该在生活中很少能够很系统很认真的去身体力行学到的知识，真的感到很开心。

再次谈谈自己比较深入的一些思考吧。通过这次的旁听，我深刻感受到了法律无处不在我们的身边。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及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不断健全，法律将在我们的生活中所处的地位日趋提升。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法律知识，培养良好的法律素质，才能从容地面对和正确处理各种法律问题，遵纪守法，充分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并且最好能够为法治社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篇6：交通肇事民事判决

民事判决书

(2006)萧民一初字第0288号

原告熊章明，女，1946年1月3日出生，汉族，城镇居民，住(略)。

原告李远考，男，1936年11月5日出生，汉族，城镇居民，住址同上。

原告李姣，女，1989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学生，住址同上。

法定代理人李远考，系李姣的爷爷，本案原告，身份同上。

三原告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郭炳海，杭州市方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三原告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古先春，重庆市江津法律援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登峰交通(集团)旅游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略)。

法定代表人韩金海，董事长。

被告莫利江，男，1977年3月1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住(略)。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高振华，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幼康，男，1964年8月4日出生，汉族，城镇居民，住(略)。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徐鹏，浙江王建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熊章明、李远考、李姣为与被告浙江登峰交通(集团)旅游汽车有限公司、莫利江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于2005年12月23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根据原告的申请，依法追加黄幼康为被告参与诉讼，分别于2006年2月13日、3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熊章明、李远考及三原告的委托代理人郭炳海、古先春、被告浙江登峰交通(集团)旅游汽车有限公司、被告莫利江的委托代理人高振华、被告黄幼康的委托代理人徐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05年2月18日23时10分，被告莫利江驾驶被告浙江登峰交通(集团)旅游汽车有限公司的浙AL9275号轿车(该车的承包人系被告黄幼康)，途经萧明线12KM萧山区衙前镇优胜村恒逸集团地段，碾压躺卧在道路上的李运发，造成李运发死亡的交通事故。被告莫利江发生事故后驾车逃离现场，于当日24时向交警部门投案自首。经交警部门事故认定，被告莫利江负事故主要责任，李运发负事故次要责任。原告熊章明、李远考、李姣系死者李运发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莫利江赔偿误工费10000元、住宿费3280元、交通费5305.5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54222元、死亡赔偿金290920元、丧葬费11550.50元、财物损失费5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共计525778元。被告浙江登峰交通(集团)旅游汽车有限公司、黄幼康对上述款项负连带责任。

被告浙江登峰交通(集团)旅游汽车有限公司辩称，对事故发生的经过无异议。但根据死者李运发的尸检报告，其伤势与被告莫利江所驾车辆车轮碾压情况不符，不能认定李运发系浙AL9275轿车碾压致死的事实。对原告诉讼请求中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金额无异议，其它数额过高，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莫利江辩称，根据事故车辆照片、证人证言及李运发的尸检报告，其所驾车辆只碾压了李运发的腿部，并不是造成李运发死亡的直接原因。李运发在本案发生前已经被其它车辆相撞而死亡。被告莫利江系被告黄幼康雇佣的驾驶员，应当由被告黄幼康及浙江登峰交通(集团)旅游汽车有限公司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对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无异议，财物损失费不予认可，其它数额过高，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黄幼康辩称，对事故发生的经过无异议。被告莫利江所驾轿车的颠簸式碾压并不会导致李运发死亡的后果，原告关于李运发系本案肇事轿车碾压致死的诉称缺乏相应的证据。被告莫利江是车辆的夜班承包人，应当由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对原告的具体诉讼请求，与被告浙江登峰交通(集团)旅游汽车有限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

对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承认原告诉讼请求部分，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有以下三个方面，本院认定如下：

一、被告莫利江在本案事故中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问题。原告认为，李运发系被被告莫利江所驾车辆碾压而死亡，被告莫利江应承担全部民事赔偿责任。三被告均认为被告莫利江所驾车辆碾压李运发与李运发死亡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根据被告莫利江的申请，本院出示了本案公安案卷中李运发的尸检报告、2005年8月16日萧山区公安局法医会审结论。尸检报告载明，李运发符合外力作用致胸、腹、盆腔联合损伤致死。会审结论认为：一次碾压无法解释胸部、腹部、骨盆、双下肢等处损伤。原、被告双方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均不能提供导致李运发死亡的直接证据，根据法医会审结论可以判断，在被告莫利江所驾车辆碾压前，李运发已被其它车辆碾压致伤而倒卧在道路中，李运发的身体被数次碾压而死亡。由此推定，被告莫利江与他人的交通违法行为前后结合，导致李运发死亡，被告莫利江在本案中的过错行为是李运发死亡的其中一个原因。被告莫利江作为侵权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二、原告因李运发事故死亡造成的合理损失数额。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家庭人员登记表、住宿费和交通费发票。被告浙江登峰交通(集团)旅游汽车有限公司对三份证据均无异议。被告莫利江、黄幼康对交通费的关联性有异议，其余亦无异议。本院对双方无异议的上述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合理的交通费酌情认定4000元。据此，本院认定原告熊章明、李远考、李姣因李运发事故死亡造成的合理损失为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2000元、住宿费3280元、交通费4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54222元、死亡赔偿金290920元、丧葬费11550.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合计475972.50元。其中被告浙江登峰交通(集团)旅游汽车有限公司已支付赔偿款10000元，被告莫利江支付赔偿款11000元。

三、三被告之间的民事责任分担问题。被告浙江登峰交通(集团)旅游汽车有限公司对原告主张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无异议。被告莫利江认为其受雇于被告黄幼康驾驶车辆，系履行职务所为，应当由被告黄幼康承担赔偿责任，并向本院提供了驾驶员聘用协议书、莫利江服务资格移动表、审核登记表三份证据。原告及被告浙江登峰交通(集团)旅游汽车有限公司对该证据无异议。被告黄幼康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的事实有异议，认为莫利江系车辆的夜班承包人，聘用协议书是办理服务资格证的手续，并向本院提供了交警部门对被告莫利江所作的询问笔录、《客运出租汽车管理细则》及《行业规则说明》三份证据。原告及被告浙江登峰交通(集团)旅游汽车有限公司对此均无异议。被告莫利江对询问笔录无异议，对另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据此，本院认定，被告莫利江与黄幼康双方签订的驾驶员聘用协议书，是履行行政管理机构办理出租车驾驶员服务资格证所需的手续，并不能证明是双方对经营利益的分配作出的约定。被告莫利江在交警部门自认系该出租车的夜班承包人是真实意思表示，也与被告黄幼康的陈述相符，同时也符合出租车行业的管理规范。故被告莫利江以其为黄幼康雇佣的驾驶员为由，免除其承担本案民事赔偿责任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机动车与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损害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三原告因亲属李运发事故死亡所造成的损失，有权请求赔偿。被告莫利江作为侵权人，应当根据其所实施的行为与李运发事故死亡之间的原因力大小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由于被告莫利江在事发后逃逸等原因，致该原因力大小无法查清，应推定责任均担。被告黄幼康作为肇事车辆的经营者，被告浙江登峰交通(集团)旅游汽车有限公司作为车辆的所有人，均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熊章明、李远考、李姣因李运发事故死亡造成的合理损失为：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2000元、住宿费3280元、交通费4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54222元、死亡赔偿金290920元、丧葬费11550.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合计475972.50元。此损失由被告莫利江承担50%，计237986.25元，除原告已收到的21000元外，实际尚应支付216986.25元。限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二、被告黄幼康对上述被告莫利江应承担的款项负连带责任。

三、被告浙江登峰交通(集团)旅游汽车有限公司对被告黄幼康应承担的款项负连带责任。

四、驳回原告熊章明、李远考、李姣的其它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268元(缓交)，由原告熊章明、李远考、李姣负担4503元，被告莫利江负担576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10268元(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湖滨分理处，帐号：***2968，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的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篇7：特大交通肇事案

悬赏分：10 | 解决时间：2010-9-18 19:20 | 提问者：森棋

我妈妈58岁，2010年5月26日在哈尔滨市被车撞断了6根肋骨，并做了血胸手术，仅住院费用就2万8千元，法鉴为轻伤。

肇事者无证驾驶，超速，闯红灯，出事时正在边打电话边开车，肇事车辆无任何保险，而且破旧不堪，现金价值不足1万。肇事者把车送到交警队停车场后逃逸。家中的妻子极不配合，以已经离婚为借口就是问什么都不知道。儿子在外地打工，老父亲不知道是真傻还是装傻。总之就是没人管了。肇事者名下财产不明，现住一处板房。很穷的样子。

车主自己说与肇事者不认识，车不是他的，他的身份证被盗用。交警队的责任认定为：肇事方逃逸并负全责，在责任认定书上也已经认定车主身份。

我请教的问题是：

1.我现在可以要求交管部门通缉肇事者吗？

2.新交通法里面有没有规定原车主的连带赔偿责任？ 在这里谢谢大家帮忙了！

最佳答案

本案发生在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前，车主责任不能适用侵权责任法的借用、租赁车辆，车主不承担责任的规定。因此，你可以将车主和驾驶员作为被告起诉，主张赔偿。

在3月26日**下班回家途中，被一辆黑色现代卧车御翔撞击当场死亡，车在撞人后逃逸，在离案发现场6公里左右路段又撞到道路中间护栏上，导致车报废，司机跑了。

报案后，确定了车主，总共有4个，车辆登记是A，顶账顶给个包工头B，B又把车借给C，司机那天跟C在某娱乐场所娱乐后，开车出去兜风，导致交通事故。现在司机抓不到，民事这部分应该怎么解决。

可以将C和A列为共同被告，谁有钱执行谁。回答人的补充 2009-04-18 00:40 至于事后，A向C主张权利，还是C向司机主张，另案处理，都于本案无关。尽快获得实际赔偿才是目的。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4-18 00:50 当然是起诉A和C了，司机逃逸无法立案。以要求AC两被告以交通事故先行赔偿原则为由提起诉讼。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4-18 00:52 “先行垫付赔偿”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4-18 20:53 c和司机是什么关系应当由C拿出证据来证明他们彼此的关系，受害人没有这个义务来举证，待“司机”归案后，c可以向司机索赔（和本案无关）。司机是否有照或无照，是是由交通管理部门来认定，是否作出处罚，那是行政行为，和本案无关。是不是偷开出去，也和索赔无关，那是C与司机之间的关系和受害人诉

求无关。死者家属诉求的是以人身损害赔偿为目的，其他方对应关系由其他方自己去调整，和本案无关。

有个关于交通肇事赔偿的问题想请教各位懂法律和交通事故理赔的大虾们 [保险 律师 刑法 法律 ] 收藏 转发至天涯微博

悬赏点数 20 2个回答 siawasei 2009-11-08 01:29:25

我有位朋友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上周四晚因与一骑自行车的农民相撞，造成对方

当场死亡，肇事地点没有红绿灯，没有斑马线，对方横过马路，已经越过双黄线，我朋友在距离十几米的时候按喇叭，对方没有停，当我朋友踩刹车的时候已经

来不急了，对方撞在车前坐左灯的位置。我朋友立即拨打了120并报案。我朋友本

身不是车主，是开车主的车，每天给车主几十元钱。出事后车主说，车保的是全

险，还先给死者家属垫付了两万元的丧葬费，我朋友也暂时被放出来处理事情。

现在死者家属处理完丧事开始和车主讨论理赔的问题，前天车主找到我朋友说，想认事故的全责，这样保险公司那边可以拿到最高赔付额13万，而死者家属想要

19万，还说死者家属是想向司机要这6万以换取司机的自由，不然就要起诉司机，所以要求我朋友拿这6万元，但是根据我朋友通过可靠渠道打听到的消息是死者家

属根本没有想追究司机的责任，因为一是觉得是突发事件，司机也不是故意的，而且车是全险可以得到赔偿，二是知道司机的靠租车开来赚钱，也拿不出这么多

钱，所以完全是想向车主要这6万元的额外补偿，但是车主却骗我朋友说家属是想

追究他的责任，要他拿钱，不然就听任死者家属起诉我朋友了。我朋友对此很是

气愤但是也很担心，我想问的是： 我朋友这种情况在事故认定的时候能有百分之多少的责任，能不能超过50%？ 保险公司方面，这种造成当场死亡的情况，保险公司赔付的时候是按照事故划

定的责任的百分比确定赔付金额，还是与责任划分无关，都是全额赔付的。3 如果我朋友和车主都拿不出对方额外要的钱，对方提出起诉的话，第一责任人

是我的朋友吗，还是车主也有连带责任（因为死者家属真的不是想追究司机的责任）？如果判刑会判多少年？ 车主的这种做法是否合理，他应该负担额外要求金额的多少？

问题有点多，但因为没有经历过也不怎么懂法，所以真的希望有好心人能帮个忙，谢谢！！回答 回答

张海涛a 2009-11-08 23:55:54

1、责任认定是交警大队说了算，责任认定书是处理交通肇事的主要依据，司机负主要责任时，就构成了交通肇事罪，就构成刑事案件。

2、保险公司赔付损失是依据投保的金额和险种约定执行赔付数额，与责任无特别关联。

3、车主和司机都可能是被告或者是赔偿义务人。如果判刑是3年以下，可以缓刑。

4、车主承担的是连带责任，实际承担人仍为司机本人。我以为对方索要的数额应当接受吧。

eia149 2009-11-09 22:28:16

篇8：交通肇事逃逸的法律思考

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法规, 因而发生重大事故, 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在此基础之上,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5日颁布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应体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指出交通肇事逃逸是指行为人在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前提下, 在发生交通事故后, 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

对此具体可以这样来理解:第一, 行为人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 这是前提;交通肇事但尚未达到犯罪标准的, 及时逃逸, 亦不属于其范围。第二, 行为人须明知发生了交通事故, 否则亦不能认定有逃逸行为。第三, 行为人主观上有“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根据刑法规定, 交通肇事逃逸的, 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2 对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理解

2.1 对“因逃逸致人死亡”这一加重情节范围的理解, 刑法学界有争议

在刑法学界存在以下观点: (1) 认为应仅限于过失致人死亡, 即事实上发生了两次交通事故:已经发生交通事故以后, 行为人在逃逸过程中又发生交通事故, 刑法将其定一个法定刑。若在逃逸过程中对致人死亡持故意, 则成立另一罪, 而应数罪并罚。 (2) 认为对于第一次肇事后逃跑过程中又逃逸的, 行为人主观罪过既可能是过失也可能是故意, 仍应以交通肇事罪定性。 (3) 认为它既包括过失致人死亡, 又包括间接故意, 但不包括直接故意。

我认为应遵循以下原则: (1) 逃逸与死亡结果关系的因果性。即受害者的死亡与肇事者的逃逸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如果受害者的死亡结果超出了行为人已制造的危险结果范围, 则这一死亡结果客观上不能归责于交通肇事者, 但要令其对肇事的普通结果负刑事责任。应排除以下情况:a行为人肇事致他人重伤而逃逸, 被撞人被他人送至医院过程中, 有外界因素介入。这种结果不能单纯归责于行为人, 行为人只应对被撞者的重伤结果负直接的刑事责任。b行为人肇事后致他人重伤后为逃避罪责而杀人灭口之后逃逸的, 此情况下受害者的死亡并非由肇事者交通肇事所直接引起, 是由行为人实施了另一个单独的故意杀人行为所造成的, 则行为人应当构成交通肇事罪和故意杀人罪两罪。c根据因果关系的序列性即因在前果在后, 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应当是逃逸行为在先而死亡结果在后。如果是行为人交通肇事当场致受害人死亡而后逃逸的, 这种情况下受害人的死亡与行为人的逃逸没有直接关系, 所以不应该属于“逃逸致人死亡”这种情形之列, 而应适用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量刑幅度。 (2) 定罪的纯粹性。指只有在逃逸致人死亡中仅以交通肇事罪定罪的才能属于该规定之列, 如果最终以他罪或以交通肇事罪和故意杀人罪数罪定性的, 则应当排除在外。所以我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既包括逃逸过程中致人死亡的情形, 也包括因逃逸而致先前肇事中的被撞伤者死亡的情形。这里的“人”既包括先前肇事中的被撞伤者, 也包括肇事者逃逸过程中致死的其他人。

2.2 关于逃逸致人死亡中构成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界定

对此研究其关键点在于在逃逸致人死亡的案件中交通肇事的先行行为能否引起作为义务。我认为先行行为引起作为义务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 具有使损害结果发生的现实危险性, 这是基于先行行为构成不作为犯罪的关键。 (2) 必须是在客观上违反义务的, 具有违法性, 但不必需是有责的。 (3) 具有使结果发生的直接性。接下来, 我们主要研究的是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案件中构成不作为故意杀人罪范围的限定。

在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案件中, 行为人逃逸不予救护的不作为在构成要件上要能相当于作为的杀人行为, 从而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 关键是看其不作为中是否包含着剥夺受害者生命的现实危险性。这就全面分析受害者负伤的程度及所处的环境。至于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出于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 则要依具体情形而定。大多数情况下, 行为人是出于一种放任、听之任之的态度即间接故意的心理;但也不能排除直接故意的可能。反之, 倘若受害者负伤程度并非致命或极有可能得到他人的救助等情况下, 行为人即使有间接故意的心理, 其逃逸不管的不作为也不宜论之以故意杀人罪论处, 而应仅构成交通肇事罪一罪, 至于其逃逸行为, 则只是交通肇事的加重情节, 应当适用刑法典第133条第2个量刑幅度予以处罚。

2.3 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案件的认定

2.3.1 行为人肇事当场致被害人死亡又逃逸的, 在主观上无论

其是否已认识到被害人被撞死, 还是虽意识到撞了人, 但被害人是否死亡并不知晓, 确置之不管的, 仅构成交通肇事罪一罪, 依照刑法典, 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2.3.2 行为人肇事将被害人撞成重伤并濒临死亡的, 即使得到及时救助亦难免于一死, 行为人畏罪逃逸而被害人即刻死亡的。

在此情况下, 即使行为人主观上对被害人的死亡持间接故意的放任态度, 也只能定交通肇事罪一罪, 适用第2个量刑档次。原因在于, 即使行为人不逃逸, 及时抢救被害人, 被害人仍难免一死, 从而否定了行为人之逃逸行为与被害人死亡之间因果关系的存在。

2.3.3 行为人肇事将他人撞伤 (包括轻伤和重伤) , 但并不具有

致其死亡的现实危险性, 行为人逃逸, 被害人因而未得到及时抢救而死亡的。这种情况无论行为人主观上对被害人的死亡是出于间接故意, 还是轻信能够避免, 都不应认定行为人为不作为的间接故意杀人罪, 因为只是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与行为人的逃逸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所以行为人应以交通肇事罪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负责。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

2.3.4 行为人肇事将他人撞伤 (包括轻伤和重伤) 同时具有致其死亡的现实危险性, 行为人逃逸, 并引外界原因介入。

在这种情形下, 交通肇事逃逸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的因果进程因其他因素的介入而中断, 行为人的防果责任已经转移到其他因素的责任范围中故不能让行为人对他人的死亡结果负刑事责任, 而只能令其对现行的肇事行为负责。

2.3.5 前提同四但被害人因而未得到及时抢救而死亡, 或者虽被抢救仍未能免予死亡的。

对此, 应实行交通肇事罪和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

2.3.6 行为人肇事逃逸过程中再次发生交通肇事致他人死亡的, 应分情况处理:

(1) 第一次肇事后, 仓皇逃走, 在逃跑过程中再次违反注意义务导致发生第二次交通肇事并致人死亡, 虽皆构成交通肇事罪, 但对之不宜并罚, 而应根据法典第133条的规定适用第3个量刑档次内从重处罚。 (2) 第一次肇事后, 逃逸途中再次肇事并且主观罪过由过失转化为故意, 这种情况下, 其侵犯的课题不再是特定人的生命健康, 而是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安全, 其行为危害了公共安全, 因而应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 (3) 肇事者逃逸致被撞伤者死亡, 同时又再次肇事致其他人死亡。这种情况下, 应综合上述上述原则进行相应处理。

参考文献

[1]高铭暄主编.刑法学[M].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7.

[2]阮齐林.<论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 载于单长宗等主编.新刑法研究与适用[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