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廉洁小故事

中国古代廉洁小故事（通用9篇）

篇1：中国古代廉洁小故事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明]于谦《入京》

释 义

两袖清风：两袖中除清风外，别无所有。比喻做官廉洁。也比喻穷得一无所有。 现多数比喻为官清廉、不贪赃枉法严于律己的人。

早在元朝文学家魏初的《送杨季海》一诗中就已出现了“交亲零落鬓如丝，两袖清风一束诗”。魏初，字太初，号青崖，著有《青崖集》五卷，曾任元朝中书省掾吏、监察御史、南台御史中丞等官职，品性清廉，颇有政声。

此外，元朝陈基在《次韵吴江道中》一诗中也有这样的句子：“两袖清风身欲飘，仗藜随月步长桥。”只不过当时这一词语还没有与为官清廉这一意思联系在一起。到了明朝吴应箕的笔下，“两袖清风”这一成语就已被用来表达清贫之意了：“入计时，止于两袖清风，欲送其老母归楚，至不能治装以去。”从此以后，“两袖清风”(亦作“清风两袖”)才逐渐演变成为官清廉的意思。如明朝另一位清官况钟(1383—1443年)在出任苏州知府任满赴京考绩时，为拒收群众送的礼物，就曾作诗云：“清风两袖朝天去，不带江南一寸绵。惭愧士民相饯送，马前洒酒注如泉。”

明朝正统年间，宦官王振以权谋私，在于谦为官的时期，在外地做官或京官奉差外出，便趁机搜刮一些民财和土特产，献给皇上和朝中权贵，以便为自己的升官创造条件。轮到于谦进京了，他把自己管区内百姓的疾苦、要求写下来，并附上自己的治理方案，便准备动身。手下人拦住他说：“大人，您什么东西都不带，怎么行呢?”

于谦装作不懂，说：“我应该带的都带齐了，还带什么呀?”

手下人说：“您进京不送礼，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啊!”

于谦说：“你看，我一年只有这些俸禄，家里还有父母妻儿，哪里有金银去巴结上司啊!”

“没有金银，可以带些地方特产呢!”手下人着急地说。

“地方特产?那都是老百姓的血汗，我怎么能拿它去讨好上司?”于谦提起两只袍袖，对手下人说，“你看，这就是我要带的东西。”

手下人弓着身子仔细看了看，不解地问：“您带的是什么?”

“两袖清风!”于谦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明代宗生了一场大病，朝中大臣徐有贞、石亨跟宦官勾结，带兵闯进皇宫，迎明英宗朱祁镇复位。历把这件事称为“夺门之变”。不久，明代宗去世。

明英宗复位后，因为于谦在他被俘流亡的时候帮他弟弟即位称帝，心里本来就有气，再加上徐有贞、石亨一伙在他面前说了不少诬陷的话，竟下了狠心，给于谦加上“谋反”的罪名，将其杀害。

于谦生前曾写有一首七绝《入京》：“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阊阎话短长。”后来，人们根据他的品格，从中概括出“两袖清风”的成语。

哲 理

“清风”强调的是廉洁。在腐败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于谦的“两袖清风”品格十分珍贵，就会成为广大人民渴望政治清明、公仆清正的寄托，成为与那些腐败贪官相对比的鲜明对照。

篇2：中国古代廉洁小故事

东汉时，羊续长期担任南阳太守，但是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因为官清正廉洁，倍受当时人们的尊敬，都称他是“清廉太守”。有个下属看到太守的生活太清苦了，一天就拿了几条鲜鱼送给羊续，请他尝尝。羊续虽然把鱼收下了，但却没有吃，而是悬挂在庭堂上。过了些日子那个下属又送鱼给羊续，羊续指着庭堂上悬挂的干鱼说:“你原先送给我的鱼，如今还挂着哪，不用再送啦!”来人本来想趁着送鱼的机会请太守办点私事，遇到这种情况，就不好意思开口了。以后，也再不敢给太守送东西了。羊续不仅对下属们如此，就是对自己的至亲也是这样。他在州衙办公，妻儿希望能和羊续住在一起，生活上好有个照应。羊续领着妻子、儿子到了他住的地方。妻儿见到屋里全部财产只是一床粗布被、一件旧短衣，几斗麦子和一点盐。羊续对儿子说:“我就是这样过日子，你们要到这来住，叫我拿什么供养你们母子呢?还是回乡下家中住吧。”儿子不解地说:“人家父亲当官，三亲六故都受惠，可我们借不上一点光。”还是妻子了解羊续，对儿子说:“你还不了解你爹呀。你也读了些书，对清官十分敬仰。现在清官就在你面前，怎么迷惑了呢?”儿子羞愧地低下了头。于是欣然和母亲一起回到乡下去了。

篇3：中国预警机之父王小谟的成功故事

2009年10月1日, 新中国60周年国庆阅兵式上, 由王小谟主导研制的预警机作为领航机型, 引领机群, 米秒不差飞过天安门广场, 中国预警机首次完美亮相。看台上的王小谟潸然泪下, 这也是预警机研制以来, 人们第一次看到他流泪。

在迄今50多年的科技生涯中, 王小谟先后主持研制中国第一部三坐标雷达等多部世界先进的雷达, 在国内率先力主发展国产预警机装备, 提出中国预警机技术发展路线图, 构建预警机装备发展体系, 主持研制中国第一代机载预警系统, 引领中国预警机事业实现跨越式、系列化发展并进入国际先进水平行列。

拥有预警机是中国几代人的期望。早在上世纪70年代, 中国就曾经启动预警机的研制, 但终因当时国力有限和技术基础薄弱, 未能成功。那时, 王小谟就敏锐地意识到, 要在信息化条件下捍卫国家主权, 中国必须拥有预警机。于是, 在雷达科研一线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他, 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中国预警机研制事业。

十年磨一剑, 中国自主研制成功空警2000、空警200两型预警机, 创造出世界预警机发展史上9个第一, 突破100余项关键技术, 累计获得重大专利近30项, 在众多关键技术指标上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预警机主流机型, 是世界上看得最远、功能最多、系统集成最复杂的机载信息化武器装备之一, 美国智库评价比美E-3C和E-2C预警机整整领先一代。

在中国历次重大军事演习以及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重大活动安保中, 空警2000均以优异性能出色完成任务。

创新:将数字阵列雷达技术应用于预警机

早在投身预警机事业之初, 王小谟就意识到中国疆域广大, 除装备大型预警机外, 还应形成中国自己的预警机装备系列。

他开始在心中描绘中国预警机体系化发展的谱系蓝图, 打造类似美国E-3A性能的预警机, 以验证“小平台、大预警”技术, 解决大型预警机载机的国产化难题, 并通过研制工程的延伸来继续锻炼培养预警机技术队伍。

2006年, 在工程研制的关键时刻, 王小谟在外场遭遇车祸, 腿骨严重骨折, 不久又被诊断出身患淋巴癌。但王小谟依然镇静平和, 依然牵挂着预警机事业, 即使躺在病床上输着液, 他也要把设计师请来面对面探讨交流, 病情稍有好转, 他就赶赴热火朝天的试验现场。

王小谟院士及其团队如此勇于奉献、顽强拼搏的努力很快收获丰厚的回报:中国又一型国产预警机横空出世, 并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继美国、瑞典、以色列之后, 第四个能够出口预警机的国家。

创新的脚步永不停顿, 王小谟随后又将目光聚焦在全数字阵列雷达技术上。数字阵列技术是当前国际上的最新技术, 他认为这是中国预警机未来发展方向。基于数字阵列雷达和中国国产运载飞机的新型中型预警机由此开始研制, 通过“小平台、大预警”, 摆脱了中国大型预警机对进口飞机平台的依赖, 解决了中国预警机装备的规模建设问题。

更重要的是, 这是世界上首次将数字阵列雷达技术应用于预警机, 标志着中国预警机的主要技术将从国际先进提升到国际领先水平。在王小谟院士的创新发展和辛勤耕耘下, 中国国产预警机家族不断发展壮大:既有高端产品, 也有高低搭配;既服务于国内, 也出口国际市场。

中国也由此跨入世界上拥有先进预警机研制能力的国家行列, 并在国际上有力提升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

生活:工作之余演绎多彩艺术人生

在一般人眼里, 从事雷达技术、预警机事业的科学家与工程师, 整天要和枯燥的数据和冷冰冰的机器打交道, 工作与生活一定沉闷而乏味。

喜欢艺术、享受生活的王小谟院士则以现身说法, 打破了这副有色眼镜。在繁重的工作之余, 他常常去游泳、登山, 并把游泳、登山作为锻炼身体的好方式, 作为放松心情、调剂精神的手段。

王小谟回忆说, 当年在大学校园里, 他就是文体活动的积极分子, 组织有一个京剧社, 还参加了摩托队。

现如今, 王小谟仍是京剧梅派票友, 京剧和胡琴依然是他业余生活的爱好, 60多年的沉淀与积累, 他能把那京腔京韵唱得悠扬婉转, 把胡琴拉得如泣如诉……他曾经在单位的联欢会上为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拉琴伴奏, 一曲《苏三起解》《杨门女将》, 曲牌正宗、演奏老到, 赢得满堂喝彩。

篇4：彭雪枫的廉洁小故事

下不为例

一次，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与参谋长张震到第三十二团一个营检查工作，对该营战备训练、作风纪律和军民关系都十分满意。中午留在营里就餐时，彭雪枫看到炊事班送来的菜是炒鸡蛋、炒粉丝，就问营长和教导员，战士们都吃同样的菜吗？营长老实回答，是他看首长累了半天了，部队的伙食不大好，特地要炊事班加了两个菜。彭师长听后，就要随行人员把这两个菜分给战士们吃。他和张参谋长及随行人员一起到伙房打来饭菜，走到战士们中间边吃边谈，很是高兴。

饭后，彭师长与营长和教导员作别时，表扬了他们的工作，并感谢他们的接待。同时还语重心长地说：“我是经常下部队的，今天在你们营吃了专门为我做的菜，明天到别的营他们也会专门给我做菜，战士们会怎样看？长此下去就是特殊化，就会脱离群众。我们提倡官兵平等、艰苦奋斗不是口头说说，而是要以身作则去做的。作为部队的指挥人员，只有在生活上与战士们同甘共苦，在战场上身先士卒，才能取得战士们的信任，才能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官兵一条心，是克敌制胜的法宝，请你们牢牢记住。今天为我加菜这件事，我理解你们，但下不为例。”

一件棉大衣

1942年冬天，滴水成冰，洪泽湖也因冰厚封湖。皖东北地区在日、伪、顽包围下，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经济极度困难，军民生活十分艰苦。数九严寒之时，部队冬衣仍难以全部解决。彭雪枫师长及指战员还是以秋衣代冬衣。

师供给部被服厂的同志听说彭师长还没有棉衣，日夜辛苦操劳，胃病不时发作，都十分心痛。他们想办法给彭师长做了一件棉大衣，还在衣领内绣了“祝你健康”四个字，托供给部的同志转送给彭师长。

供给部的同志把大衣送到彭师长住处时，师长第一句话就问，部队的冬衣是不是全部解决了？当他听说部队的棉衣尚未全部发到时，就命令来人把棉大衣送回被服厂。妻子林颖说这是被服厂同志们的一片心意，退回去不好。彭师长沉思片刻之后，就以诚恳的态度对林颖和供给部送大衣的同志说：“我很感谢被服厂同志们对我的关心和爱护，可是在战士们没有全部穿上棉衣时，我穿这件棉大衣会愧对战士的。我要求部队艰苦奋斗、同甘共苦，自己却做不到，又如何取信于人呢？我退还这件大衣，就是想提醒供给部和被服厂的同志们要更多地去关心战士的冷暖和生活。”

彭师长语重心长的一番话，说服教育了林颖和送大衣的同志。当供给部把大衣送回被服厂，传达了师长的谢意和要求时，同志们也深受感动，表示要尽快想办法把部队的棉衣做好发齐。

篇5：古代廉洁小故事

春秋时，宋国司城子罕清正廉洁，受人爱戴。有人得到一块宝玉，请人鉴定 后拿去献给子罕，子罕拒不接受，说：“您以宝石为宝，而我以不贪为宝。如果我接受了您 的玉，那我们俩就都失去了自己的宝物。倒不如我们各有其宝呢？

杨震拒金

东汉时，杨震在赴任途中经过昌邑时，昌邑县令王密山来拜访他，并怀金十斤相赠。杨震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没听明白杨震的责备之意，说： “天黑，无人知晓。”杨震说：“天知，神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王密这才明白过 来，大感惭愧，怏怏而去。

一钱太守

东汉时，一位叫刘宠的人任会稽太守，他改革弊政，废除苛捐杂税，为官司 十分清廉。后来他被朝廷调任为大匠之职，临走，当地百姓主动凑钱来送给即将离开的刘宠，刘宠不受。后来实在盛情难却，就从中拿了一枚铜钱象征性地收下。他因此而被称为“一 钱太守”

陶母退鱼

晋代名臣陶侃年轻时曾任浔阳县吏。一次，他派人给母亲送了一罐腌制好 的鱼。他母亲湛氏收到后，又原封不动退回给他，并写信给他说：“你身为县吏，用公家的 物品送给我，不但对我没任何好处，反而增添了我的担忧。”这件事陶侃受到很深的教育。

吴隐之不惧饮贪泉

晋代人吴隐之任广州太守，在广州城外，见一池泉水名“贪泉”。当地传说饮了贪泉之水，便会贪婪成性。他信这些，照饮不误，饮后还写了一首诗：“古 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他在任期间，果然廉洁自律，坚持了 自己的操守。

一贫如此

南宋大臣张浚因与奸相秦桧政见不和，被贬往湖南零陵做地方官。他出发 时，带了几箱书随行，有人诬告他与乱党有关系，结果被高宗检查书信和破旧衣物，高宗叹 息道：“想不到张浚贫守到如此地步！”很可怜他，于是派人骑快马追上张浚，赏赐他黄金 三百两。

两袖清风的于谦

明朝名臣于谦居官清廉。一次，朝廷派他巡察河南。返京时，人们买 些当地的绢帕、蘑菇、线香等土特产回京分送朝贵，他没有接受。同时还写了一首诗表明心 迹：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指百姓）话短长。”

不私一钱

明朝时，嘉兴知府杨继宗清廉自守，深得民心。一次，一名太监经过这里，向他索要贿赂，他打开府库，说：“钱都在这儿，随你来拿，不过你要给我领取库金的官府印券。”太监怏怏走了，回京后，在明英宗面前中伤他。英宗问道：“你说的莫非是不私一钱的太守杨继宗吗？”太监听后，再也不敢说杨继宗的坏话了。

手好不要钱

篇6：古代八位廉洁官员小故事

1、大义退玉璧 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

任太史令时，朝中最得势的将军李广利千方百计想拉拢他，便派家人给他送来一对珍贵的玉璧。司马迁之女妹绢见这对晶莹透亮的玉璧非常喜欢，司马迁却深情地开导女儿说：“玉璧贵在无瑕，人也应如此。如果我收下这对玉璧，心灵上就会留下斑污，并要受制于人。”说完便命人把玉璧退了回去。

2、拒收金错刀 汉代天文学家张衡：

曾两度任朝廷太史令，永和初年又出任河间相牗地方官牍。当时，世风日下，弊政甚多，但张衡法治严明，着力打击那些地方豪强劣绅。为此，有的豪富便派人暗中送来“金错刀”，进行贿赂。然而，张衡并没有被金钱所诱惑，他愤然拒收“金错刀”，使这些富豪的阴谋彻底破产。张衡坚持“法治不失志”，过了不久，郡中上下肃然，民风大正，百姓安居乐业。

3、妙语辞宝砚 北宋宰相王安石：

善诗好文，且酷爱收藏文房诸宝。有一位地方官员为了巴结这位朝廷重臣，特意登门送来一方宝砚，并在王安石面前不停地夸奖这方宝砚“呵之即可得水”。王安石听了后，笑着反问他：“纵得一提水，又能值几何牵”羞得那人无言以答，只好收起宝砚起身告辞而去。

4、黄金难换心

明代李汰：

任朝廷主考官时，有一年在福建主持科举考试。一天深夜，有位求情者送一包沉甸甸的黄金，请他给予通融，当即遭到李汰的回绝。他还挥笔写下了一首表露心迹的拒贿诗：“义利源头识颇真，黄金难换腐儒心。莫言暮夜无知者，须知乾坤有鬼神。”檄文禁馈送清代乾隆年间，张伯行出任江苏巡抚。上任伊始，他便公布了一份别出心裁的官箴《禁止馈送檄》：“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牵”他正是这样惠政砺己，廉洁自律，始终不违誓言，在历史上享有“江南第一清官”之誉。

5、施公 施世伦：

当时是有名的清官，人们把他比之于包公，他的事迹在民间特别是在江浙一带广为流传。《施公案》讲述的是他在侠士黄天霸的协助下侦破疑难案件，惩治恶霸豪强，救助无辜受害百姓的故事。施公的足迹遍及江苏省：在江都（今扬州市），捉拿佛门败类九黄僧人、七珠姑姑，擒获恶霸关升；在天津关，平息了苏州船帮与杭州船帮的打斗；在徐州、宿迁县，收伏张桂兰、郝其鸾；在沐阳县，捉拿郎如豹；在赣榆县，处决假知县毛志虎；在海州，破落马湖水寨，执水贼之首；在淮安，破何氏妇杀丈夫案、费德功控民女案，杀盗贼余成龙、杀恶霸。

6、于谦：

明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监察御使，他很注重清廉自律。宣德年间，他由河南巡抚调京任兵部侍郎时，河南幕僚劝他：“你不向上司献金玉，就带上点土特产吧！如绢帕、蘑菇、线香之类的。”于谦听罢仰面大笑，笑罢秉笔赋诗以明志：“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碍阎罗话短长。”诗里行间的蘑菇、绢帕和线香是供人们使用的，如果都被当官的拿去讨好了上司，就会给人民生活所需带来困难，不要让老百姓指戳脊背。从此“两袖清风朝天去”挂上他的门楣，以示不为利禄所动。“两袖清风”还被引申为“品德正直清廉官员”的代名词。于谦为官之清廉刚正，一生家无私积，是与他青年时代读书写下言志 诗《石灰吟》密切关联的：“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7、郑板桥：

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又是清代著名的诗人，金石、书画家。他在山东潍县任知县时，为官清廉，关心民间疾苦，深为百姓拥戴，有诗为证：“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人 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8、于成龙：

篇7：古代中国民间小故事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三十刚出头的民警张海波被派去乡下工作，做一个蹲点干部。

他蹲点的地方是河东公社小河大队。

那是一个夏日，为了躲避毒辣的太阳，张海波清晨五点就骑着单位配发的一辆半新自行车上路了。城市还在熟睡之中，街道上冷冷清清，路边人家没有透出一点光亮，马路边隔很远才有一盏昏黄的路灯，还好南方夏日天亮早天边已经有鱼肚白，他有力地蹬着踏板，自行车在洒着昏黄路灯光和泛白自然光的水泥路面上飞驰，十几分钟后就出了城，又飞驰过凉风习习的过江大桥，然后往右冲下一个长长的斜坡，自行车就欢快地在河堤上奔行。

上午八点半，张海波骑了三个多小时自行车到了小河大队部。小河大队部在一个古老美丽的小镇上，小镇只有一条铺着鹅卵石的小街，小街两旁全是青砖黑瓦的明清建筑，大队部也是一幢明清建筑，他将自行车放在门外锁上车锁，抬脚跨过青石门槛就迈进了大队部。

大队曾书记四十来岁，穿一件无袖白色粗布衫和一条黑布长裤，脚上是一双黑布鞋，他坐在一条长木凳上抽着烟，一边认真听着张海波自我介绍，一边仔细打量着来人。张海波个头一米七多一点，长得清清秀秀，身板与乡下汉比较略显单薄，他上身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短袖白布衬衫，下身是一条蓝色宽大的公安制式裤，脚穿一双酱色多孔塑料凉鞋，他整体给人一种精明强干的印象。曾书记听完张海波的自我介绍，他露出了热情的笑容，将手上烟蒂往地上一扔，站起来双手接过介绍信，就热乎地请张海波坐对面的一张竹椅上，曾书记又从桌上提起热水瓶给张海波倒了满满一搪瓷把缸的白开水，接着详详细细地给张海波介绍大队的情况，有七八个地富反坏右分子，有一个与知青斗殴坐过牢的堕落分子，最后他憨厚地朝张海波嘿嘿笑着说，“我们乡下几年也出不了一两件坏事，只是夏天有些老俵心痒痒占女人家便宜，犯一点作风问题，偷看女人洗澡，晚上偷偷摸一下大腿，嘿嘿，这些事情也不好上纲上线，是不是，张同志?”，张海波对这些作风问题的事情不甚了解，曾书记说不好上纲上线，他也就随和地笑了笑。

一个上午张海波都在光线暗淡的大队部里翻阅地富反坏右分子的档案，临近中午时，曾书记笑呵呵地过来对他说，“张同志，我们去吃饭吧。今天从一队开始派饭。”

张海波曾听在乡下蹲过点的同事讲过，每天吃饭是轮流派在老俵家，富裕点的老俵家招待好一点有炒鸡蛋，一般的老俵家都是自留地里种的蔬菜，反正碰上什么吃什么。张海波因为两地分居问题与妻子离婚后基本上是吃食堂，他对吃并没有太多的讲究。

曾书记借了一辆自行车，他骑在前面带路，张海波跟在后面，一路上两人没有说多少话，张海波也没功夫说话，土路两旁迷人的乡间风景让他如醉如痴。

原来乡下是这么美。路右边是一望无际的稻田，那绿油油的水稻随风起舞，一些不知名的鸟儿叽叽喳喳地在田头树梢上伴唱，真是广阔天地大舞台。路左边有一条清澈弯弯的小河，河岸青青草地上十来头牛儿有的在低头吃草有的懒洋洋地趴着，清澈河水中七八个顽童在嬉水玩闹，那小胳膊拍起的水珠在阳光里莹光闪亮。

沿途欣赏着美景，不知不觉中就到了第一生产队。

这天，张海波是第一次见到红柳。

她站在村头一棵几百年的香樟树下，身旁站着她老公生产队队长曾开贵。

张海波远远就看见了那棵香樟树，枝繁叶茂在天空画出了一条美丽的弧线，接着香樟树下的红柳扑进了他的眼睛，虽然红柳用手遮在额头眺望这样看不齐她的五官，但那种充满朝气的丰盈着实让他震撼。

红柳二十七八年纪，一件乡下时髦的短袖花格子布衬衫裹着她丰盈的身子，虽然衬衫尺寸宽松，可是无法遮掩一种成熟的丰盈，这种丰盈不是简单的丰满更不是肥胖，是健康村姑独有的充满朝气的丰盈。红柳扎着两条羊角辫，她有一张好看的鹅蛋型脸蛋，面颊自然的红晕似鲜艳的苹果，她一对眼睛水波奕奕，一双嘴唇丰满红润，她自然地露出春天般的笑容，张海波感到无比的震撼。

曾开贵的家就在村头，与香樟树相距二十来米，是一座青砖瓦房，那是解放后土改时政府分给他家的房。

曾开贵热情将曾书记和张海波迎进家里，厅堂一张八仙桌上放着一个搪瓷脸盆，脸盆里是满满的红烧狗肉，那扑鼻的香味飘满了整个厅堂，又飘出门外飘得很远很远。

张海波作为尊敬的客人与曾开贵父亲同坐在上席的长凳上，大家都落座后，曾开贵憨状可掬地说，“家里拿不出什么好菜招待，就打了一只狗，现在不是吃狗肉的季节，实在不好意思。”，曾书记呵呵地笑着说，“开贵，你打家狗招待客人，说明你招待我们张同志是非常热情，今天我也很有口福，哈哈，真馋死我了，我开筷啦。”

大家喝着自酿的黄酒吃着狗肉，有说有笑地聊了起来，当曾开贵得知张海波与他是同年同月生，就借着酒兴要与张海波结老庚，张海波觉得曾开贵这个人不错，就欣然接受。

两人结了老庚，张海波叫了红柳一声“嫂子”，红柳眯眯地笑着，脸蛋更加红扑扑。

张海波第二次见到红柳时，却非常怜悯和伤心。

半月后，老庚曾开贵中午在河里消暑游泳时，突然脚抽筋沉入了河底。

张海波得到消息，就火烧火燎地骑着自行车赶往第一生产队。村头香樟树下挤满了人，他将自行车往地上一扔，慌慌张张推开人群，只见红柳紧紧抱着一动不动全身湿漉漉的曾开贵在哭天喊地。

曾开贵入土后，忙了几天几夜的张海波要回大队部了，他从兜里掏出所有的钱，两元一张一元四张伍角三张贰角一张壹角七张，还有一分贰分伍分的硬币，情真意挚地对红柳说，“嫂子，你不要太难过，今后有什么困难，遇上了什么事，你就到大队部来找我这个老庚。”，红柳挂满血丝的眼睛又伤心地流下了泪，她点了点头，却怎么也不肯收下他的钱，他抓住红柳的手将钱硬塞在她手心，这时一双稚嫩的手过来使劲掰开张海波的手，“你是一个坏蛋，不要你的臭钱。”，冒出来的小孩子是红柳的独生儿子来福。

红柳很生气地用力打了一下来福的屁股，严厉地说，“来福，你怎么能这样说叔叔，快给叔叔道歉。”

“我不!他就是一个坏蛋，吃了我的阿黄，我恨他。”，来福脾气很倔，红柳更加生气，她又用力打来福屁股，张海波匆匆劝住了红柳。

张海波回到大队部一睡就睡了一天，次日想去一队再看望安慰一下老庚爷和红柳娘儿俩，第七生产队一件纠纷绊住了他的脚，事情忙完后，市局又通知他回城里汇报工作，这样左折腾右折腾使他一直抽不出身来。一个月后，红柳突然来大队部找他，他忙着倒茶递扇，红柳一直低头闷声不响，他关心地说，“嫂子，你有什么事就说出来，我能办到的，一定尽力去办。”，红柳犹犹豫豫了好一阵才说，“有人占我便宜。”，张海波剑眉一竖，“是哪个耍流氓?你跟我说。”，红柳又犹犹豫豫，最后还是没有说。

在南方酷热的夏夜，城里年轻人喜欢在街旁和小巷里露天过夜，乡下人更是无拘无束，男女老少都爱在自家屋前院里露天睡觉，劳累了一天的男人们光着膀子在习习凉风中呼呼睡去，女人们穿着布背心花裤衩在竹床上也睡得很香，一些心痒痒的老俵半夜三更时分就到处游荡，看见哪家媳妇大腿白花花可爱，会趁人家熟睡之机偷偷摸摸占些便宜。村头的香樟树巨大如伞又在小河边，白天是村里人纳凉聊天的场所，晚上是村头两户人家睡觉的地方，曾开贵不幸去世后，另一户人家不敢睡在香樟树下了。香樟树下不仅特别凉爽，而且香樟独特的香味驱赶走了蚊虫，真是夏夜休息睡眠的最佳场地。为了来福能睡上好觉白天有精神读书，红柳每晚还是带着来福在香樟树下过夜。俗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何况红柳是一个漂亮的小寡妇，心痒痒的老俵晚上就趁机会来占红柳的便宜。

红柳不说出是谁，是碍于乡里乡亲的面子，她来找张海波，并非是叫他去拷人，她想要他做一夜守卫，这样露露脸，今后就没有谁敢对她耍流氓，张海波爽快地答应了。

晚上，红柳坐在竹床上一边给来福打扇一边跟张海波聊天，两人特有缘，越聊越开心，不知不觉月升中天了。坐在竹椅上的张海波看着熟睡中的来福，歉疚地对红柳说，“我真的很对不起来福，为了口馋，让他失去了阿黄。”，红柳说，“我家来福人小鬼精，他骂你坏蛋，吃掉了阿黄，只是一个借口。他刚失去爸，怕再失去妈。”，“嫂子，他怎么有这种想法?”，张海波非常纳闷，“那天你给我钱，是抓着我的手，来福就以为你要抢走他的妈。”，红柳说话时红红的脸儿掩在夜色中，可那种低头含羞的娇态还是让张海波分明感受到了。

张海波的心呯呯地跳，他将头转向别处，大地万籁无声，只有皎洁的月光静静洒在田野上，多么迷人的夜晚多么醉人的夜晚。

张海波在红柳的执拗下，睡在了来福身边的竹床上，尽管刚才他的情思被撩拔得飞扬，袭人的困意在裹着凊香的凉风中还是让他合上了眼。不知过了多久，张海波睁开了朦胧的睡眼，忽然他看见了红柳低头靠在竹椅背上的睡姿，一种强烈的怜惜使他伸手欲拍醒红柳让她睡竹床，可是手停在了半空，他犹豫了，他不忍心惊扰红柳的睡梦。

张海波在怜惜与犹豫中徘徘徊徊，最后他下了决心，轻手轻脚地抱起红柳放在了竹床上。

香樟树独特的香味使人感觉浪漫，有人称香樟树为爱情树。

张海波抱着红柳，朝气的丰盈和沁入心扉的体香让他生出一种爱的情怀。红柳被张海波抱起，她的睡眠被惊扰，但她依旧闭着眼享受着一种幸福和甜蜜。

后来张海波时时想起那棵村头的香樟树时时惦念着红柳和来福，然而除了派饭去一队，每月与红柳见上三面，两人眉目传情心灵交流，他再没有找一个借口去过一队，其中缘由他怕招来骂名，毕竟老庚才刚过世。

双抢过后，张海波结束了蹲点工作，他要回城里了。大队曾书记和一些大队干部还有一些老俵依依不舍地送他到镇外，他推着自行车一步三回头，他在寻找在等待一个熟悉的丰盈的身影，可是那个身影最终未出现在送行的人群里。

张海波失落之中与大家挥手告别，正要骑上车时，一个老俵喊着“老庚老庚”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老俵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他，红柳出事了。

一队村旁有一家印刷厂，曾开贵当队长时与印刷厂的关系没处好，这次红柳从印刷厂拿了十本作业本被逮住了，印刷厂对红柳就上纲上线。

张海波赶到时，红柳被印刷厂革委会保卫干部绑在了香樟树上示众，她脖子上还挂着一块牌子，上面用毛笔写了几个大字，盗窃犯梁红柳。“解开绳子，放了她!”，张海波冲着几个保卫干部大吼，“不能放!她不是损公肥私行为，是彻彻底底的挖社会主义墙脚。”，保卫科长嗓门儿也大，张海波剑眉一扬争锋相对，“梁红柳家世代贫农，曾开贵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请问，根红苗正的她会挖社会主义墙脚吗?我再问，你迫害一个贫农是何居心?”，保卫科长哑口无言心虚了，他赶紧命令手下解开绳子。

张海波要走了，红柳怕离别伤心就没有远送，她含着泪一直站在香樟树下望着张海波远去的背影，怱然几颗香樟树的果子掉落在她的头发上，她似乎才发现满地是香樟树紫黑色的果子，她拾起两颗果子，泪如泉涌地大喊“海波!”，她拼命朝他跑去。

张海波下了车，红柳流着泪跑了过来，她抓着他的手，将香樟树两颗果子放在他的手心，然后一转身就往回跑。

张海波愣愣地看着红柳丰盈的背影，又愣愣地看着手心紫黑色的果实，虽然红柳没说一句话，但他知道紫黑色的香樟果实一定代表着什么。

回到城里问别人，张海波才知道香樟树果子又叫爱情果相思果，后来他一直珍藏着那两颗紫黑色的爱情果相思果。

一个寒冷的冬天，张海波从外面回公安局，他在门口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红柳穿着一件半旧的军棉袄站在寒风中，她双手抱在胸前护着一个花布包裹。两人相见分外高兴，红柳跟着张海波进了公安局，来到了他的宿舍，她见屋里乱七八糟，就数落了几句，然后解开花布包裹，里面是一件小棉袄，又除去小棉袄，才露出真面目，是一只乡下土钵。红柳笑嘻嘻地揭开土钵盖，一股浓浓的香味瞬间飘满了整个房间。“好香!”张海波情不自禁地说，“冬天是进补的季节，你身体单薄，我特意给你熬的鸡汤。你赶紧趁热吃，我给你收拾一下屋子。”，一股暖流瞬间涌满了张海波全身，他的眼睛湿润，他的声音也变成了感情音符“红柳，你先吃。”，红柳看也没看他一眼，只顾埋头收拾屋子，“你不吃，我也不吃。”，张海波将红柳抱在手上的脏衣脏裤夺过来，红柳在张海波的执意下喝了一口鸡汤，她就再也不理会张海波了。

红柳洗完衣服打扫完屋子，已是下午四点多，她是上午搭大队运小山竹的木船来城里的，明早船才回大队，今天她要在城里过夜了。

晚上张海波要红柳睡床上，他卷了一个铺盖准备睡地下，红柳不肯，张海波束手无策。红柳瞧了瞧他，扑哧一笑，就红着脸过来解他的棉衣扣，他脸红耳热，心狂蹦乱跳。红柳自己开始脱棉衣，又脱掉布衣布裤，朝气的丰盈犹如初升的太阳喷薄而出时，张海波的心扑腾一下跳到了嗓子眼。

这晚张海波要红柳嫁给他，红柳答应了，不过她说要回去征求开贵爸和来福的意见。

一星期后，红柳又进城了。晚上在热烘烘的被窝里，张海波又跟红柳提婚事，红柳心事重重地说，“我扔不下开贵他爸和来福，我们以后再谈这事好吗?”，张海波无奈地点了点头。

后来红柳每月来城里两三回，打扫屋子洗衣服过完夜后又匆匆回乡下，一年下来她和张海波的感情越来越深，可是一直不敢谈婚嫁之事。

一天，领导找张海波谈话，问他跟红柳是什么关系，他吱吱唔唔答不上来，结果被领导狠狠批评了一顿，并且要求他立即纠正作风问题。

红柳又进城了，这次张海波没有让她进公安局，他带她来到江边，他心情糟糕地把被领导批评的事讲述了一遍，红柳红着眼圈儿咬着嘴唇始终没吭声。

后来张海波与红柳再也没见过面。

三十年后，张海波家来了一位客人，他是红柳的儿子来福。

来福在母亲的精心教育和督导下，八十年代初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一所著名大学，现在已是县级干部。他将两颗香樟树紫黑色的果子郑重地交给张海波，声泪俱下地说，“叔叔，这是我母亲弥留之际千叮嘱万叮嘱要我转交的爱情果相思果。叔叔，我对不起我母亲，当时我非常害怕失去母亲，天天哭闹着不让母亲嫁进城里。叔叔，我对不起您，对不起我母亲啊!”

泪眼模糊的张海波伸出颤抖的手接过爱情果相思果，他又颤巍巍地走进卧室，从老式的旧皮箱中取出一只包装精美的盒子，里面是两颗干瘪的爱情果相思果。

第二天，张海波和来福站在了那颗村头的香樟树下，正逢果实成熟的季节，香樟树紫黑色的果子散满了一地。张海波弯腰拾起两颗果子，两行泪滴落在土地上。

篇8：古代官场智库故事

官场智库

幕僚的出现要比幕府早得多, 夏商的家臣、周朝的命士都可以称得上是幕僚的滥觞。《史记》中的幕府, 是为守边军政大员设置的军事机构, 也就是军队临时性办公的营帐, 刘邦云“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正由此而来。后来幕府引申为地方大员的官府, 幕僚就是幕府军政大员聘用的人才, 由幕府主人提供薪酬, 并为幕府主人服务, 充当着每一个幕府的智库。

幕僚广泛出现是在春秋战国, 大国之间为了巩固统治、争霸天下, 纷纷招揽人才, 一时间“诸侯卿相皆争养士”。最有名的当属有“战国四公子”之称的魏国信陵君、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和楚国春申君。四国公子各有食客三千, 他们横跨黑白两道, 个个身怀绝技, 其中尤为后人津津乐道, 并被宋朝宰相王安石视为不齿的则是“鸡鸣狗盗”的故事。

鸡鸣狗盗之用, 虽不登大雅之堂, 但却在关键时刻发挥其重要作用, 所谓用人用其所能, 以解主子燃眉之急。

若孟尝君只养一些鸡鸣狗盗之士, 估计也难成大器。在孟尝君的幕僚当中, 不乏有远见的谋略家。孟尝君有次派一个叫冯谖 (音“宣”) 的幕僚去薛地收债, 冯谖问:“债收回来, 给您买点什么呢?”孟尝君答道:“你看我缺少什么, 就买点什么吧。”哪知冯谖一到薛地就免掉了债户的债务, 并当众烧毁了全部债据。冯谖回去后, 孟尝君十分不满, 责怪他:“我门下食客三千, 都入不敷出, 你还烧毁我的契约, 你不给我解释解释吗?”冯谖回道:“您让我买您家中缺少的东西, 我看什么都不缺, 要缺就只有仁义, 我就替您买回来了。”一年后, 齐王罢黜了孟尝君的国相职务, 他被迫回到封地———薛, 结果受到当地百姓的夹道欢迎, 他这才明白冯谖的良苦用心, 这就是“薛国市义”的故事。孟尝君在冯谖等一批幕僚的辅佐下, 政治事业经久不衰, 他自己也因此成为“战国四公子”中尚能够善终的一位。

主僚关系

两汉时期的幕僚多为地方长官聘用的专门管理人才, 像“长史”“参军”“主簿”等。长史主要是帮助长官处理府内事务, 参军的任务主要是谋划军事行动, 而主簿就相当于现在的秘书, 负责文书管理工作。这些人一般深居幕府主人身后, 参与机密, 与幕府主人关系很是密切, 称得上是自己人。

东晋的郗超就是大将军桓温的参军。他精明强干, 很能揣摩桓温的心思, 是第一个劝桓温称帝的人, 也是他最亲密的幕僚。史载有次东晋士族谢安与王坦之一起拜会桓温, 桓温为了更好地研究他们的态度, 就令郗超躲在帷幕里面偷偷记录他们的谈话。谁知道刚记到一半, 一股风吹动了帘子, 使郗超在光天化日下暴露在了谢安等人的面前。桓温与郗超尴尬不已, 而谢安却笑着说:“郗生真乃入幕之宾矣!”

桓温与郗超可谓幕主与幕僚关系亲密的一个典型案例。但也有幕僚由于过于聪明, 功劳太大, 结果忤了幕府主人的心意, 不免结局悲惨。如为汉朝立下赫赫战功的韩信最终引刘邦疑忌被杀。而杨修也是这样的悲剧下场。

杨修自小好学, 曾在建安年间被举为孝廉, 担任郎中。后被曹操聘为丞相府主簿, 负责文书工作。他很有才华, 但为人恃才傲物, 数犯曹操忌讳。史载:“操曾造花园一所。造成, 操往观之, 不置褒贬, 只取笔于门上书一‘活’字而去。人皆不晓其意。修曰:‘门内添活字, 乃阔字也。丞相嫌园门阔耳’。于是再筑墙围, 改造停当, 又请操观之。操大喜, 问曰:‘谁知吾意?’左右曰:‘杨修也。’操虽称美, 心甚忌之。”

曹操担心有人暗中谋害自己, 便吩咐左右, 说自己梦中喜欢杀人, 睡觉时不要靠近。有一次白天, 曹操睡觉时被子落地, 近身侍者慌忙将被子捡起来帮其盖上, 不料曹操拔剑杀人后又上床睡觉。醒来时假装惊讶, 问谁杀了他的侍者, 并痛哭安排厚葬。人们都以为曹操梦中果真杀人, 只有杨修知其本意, 临葬时指而叹曰:“丞相非在梦中, 君乃在梦中耳!”曹操得知后对杨修愈加厌恶, 再加上杨修参与夺嫡事件, 曹操对杨修忍无可忍, 终于在出征途中, 借“鸡肋”一事, 将其杀害。

所谓“伴君如伴虎”, 幕僚仰仗主人提拔才得以较快地实现抱负与个人价值, 若关系处理不当则可能引来祸害。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 天地之道。”这话可谓道出了官场中的潜规则。在封建官场上, 很难做到“功成身退”。几千年的封建史, 围绕一个“权”字演绎了无数的人间惨剧。因此, 见好就收, 急流勇退, 不过于明白、不干涉主子心意、装装糊涂, 不失为幕僚生存的一大智慧。

绍兴师爷

隋唐确立的科举制度, 是中国官制上的一大变革, 从此大批中下层出身的读书人被录用为各级官员。但是通过这种途径当官的人毕竟是少数, 被科举淘汰的很大一部分则是有一定文化, 但无功名的读书人。这一大批边缘知识分子为了生计或是所谓的人生理想, 不得不在各个幕府间奔波游走。

明中晚期以后, 在各级衙门活跃着这样一批幕僚。他们由地方主官聘请协助处理各种事务:或为幕主出谋划策、参与机要, 或起草文稿、代拟奏疏, 或处理案卷、裁行批复。这一批幕僚, 有个通称———师爷。而这些师爷又以绍兴籍为多 (因为绍兴落第读书人学习法律的较多) , 史上有“无徽不成商, 无绍不成衙”之称。绍兴师爷分布于各级官衙, 在清朝曾达到鼎盛, 几乎包揽了基层全部的政务。在绍兴师爷当中有位被公认为师爷鼻祖的人物, 他就是雍正年间的邬思道。

邬思道在做河东总督田文镜师爷的时候, 正值雍正帝打击“舅舅”隆科多之时, 由于担心被人冠上兔死狗烹的骂名, 所以一直不敢下手。邬思道窥探到雍正帝的这一隐秘心思, 就替田文镜草拟奏章, 上书弹劾隆科多。隆科多由此获罪, 为雍正解决了心腹大患, 而邬思道的名字也被雍正牢牢记在心里。后来, 田文镜上奏请安折子时, 雍正甚至直接写下批语询问:“联安, 邬先生安否?”邬思道所受礼遇之大, 由此可见一斑。因此, 他被绍兴籍师爷公认为祖师爷。

晚清以来, 清朝内忧外患, 各封疆大吏自辟僚属, 曾出现了四大幕府, 即陶澍、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幕府。而其中尤以曾国藩幕府为最。曾国藩幕府是在太平天国兴起以后, 清朝让出一部分地方实权的情况下形成的。曾国藩幕府的办事机构, 按其职能可分为秘书班子———负责起草各类文告, 处理重要事务, 左宗棠、李鸿章等都曾担任该职;思想文化机构———主要是负责编书、洋务等任务。此外还有军事情报机构、司法机构、善后机构等。在这批机构及其幕僚的努力下, 曾国藩一度成为晚清最有实权的地方大员。而曾幕府中的许多幕僚也陆续被委以重任, 成为政府统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统计, 这些幕僚中官至督抚者就有26人, 而其中与曾国藩同时为督抚者一度达14人之多。至于道府州县官、布政使、按察使、提督、总兵等更不知凡几。

篇9：中国古代“小政府”辨析

在公共管理领域，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大问题。近些年，学界一直在倡导“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模式，由此而引发了对古代政府的探究。中国古代的政府是小还是大，经常被人们拿来议论。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看到两种自相冲突的言说，而且这两种言说的影响都比较大。一种言说强调中国古代的小政府传统，主要依据是历代政府的官员数量，无论是网络还是正规论文，都有人不断说历代王朝的官员数量如何少，以衬托出当今官员数量之多。另一种言说强调中国古代的大政府本质，反复指出古代国家的边界如何大，蚕食鲸吞了社会的地盘，政府庞大而社会弱小，阻断了社会自我治理的可能性。这两种说法在逻辑上是相悖的，更要命的是，两种说法有时还会出现在同一人之口，冰炭相容，倒也是一种奇葩。

当然，读者不难理解，所有这些言说，不过是以古人之陈酿，浇当今之块垒，大可不必较真。然而，这种不较真，又会在无意之中滋生出对历史的轻慢，把本该严肃古板的历史真的当作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旦滋生出对历史的轻慢或者把历史随心所欲扭成麻花，危害更大。所以，考辩历史上政府的大小，本来属于学者书斋中的小众营生，不得不拿到大众场合以正视听。正如孟老夫子所言：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政府的大小，应该有而且必须有评判的尺度。大体上，这种尺度起码要包括两方面的指标：一是人数多少和规模大小，二是权力高低和职能边界。

古代政府的人数与规模

经常见到关于古代政府官员人数的说法，尤其是古代的官民比例，往往给人比较强烈的视觉刺激。例如，报刊和网络上有这样一组数字：中国官民比例汉代为1∶7948，唐代为1∶3927，明代为1∶2299，清代为1∶911，民国为1∶294，当今为1∶30。笔者至今不知道这种比例是怎么算出来的，但是，当这种数字被人大代表在很庄严的场所讲述、在很权威的报刊引用时，就需要略加考证。

这组数字肯定是依据某种资料计算得出的，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但是，有四点需要提请注意：

第一，凡是说古代官员数量之少者，必须注意到古代的官员数量往往只包括官而不包括吏，如果考虑到任何政府结构都是金字塔型，上面的官员之下肯定存在一个庞大的基座，赞许古代官少者就要反问自己，是不是站得太高了点，把金字塔的基座忽视了？

第二，这种数字往往来自史籍中的志书记载，而稍有点常识就知道，相关志书多数记载的不过是一种“编制”数据，编制之外还有很大空间，时至今日，编外问题和临时工问题依然十分突出，我们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古代的编制限制就那么可靠。

第三，即便是编制数量，也有相当大的弹性。例如，正史《职官志》在叙述某个官职时，有不少官职下面写的是“无员”。不要以为无员就是没有人，其准确含义是不受编制限制，职数可多可少。

第四，有些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算进官吏队伍，如明清的师爷、长随，他们虽无官身却从事官务，官场离不开他们，就人数而言，师爷和长随的数量，要远远大于官员数量。鉴于这几个因素，按照史籍编制人数核算的政府规模，只能作为参考。

以汉代为例，所谓汉代官民比例将近一比八千的说法，估计是从《汉书 · 百官公卿表》中“吏员自佐史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的记载中计算出来的。而这个数据的问题在于没有包括大量掾属（下级小吏，相当于今之科长科员），而汉代所有掾属都由行政长官自行聘任，根本不在朝廷的掌握之列。据《续汉书 · 百官五》注引《汉官》的数据，东汉的河南尹和洛阳县下属员吏为：“河南尹员吏九百二十七人，十二人百石。诸县有秩三十五人，官属掾史五人，四部督邮史部掾二十六人，案狱仁恕三人，监津渠漕水掾二十五人，百石卒吏二百五十人，文学守助掾六十人，书佐五十人，循行二百三十人，干小史二百三十一人。”洛阳县“员吏七百九十六人。十三人四百石。乡有秩、狱史五十六人，佐史、乡佐七十七人，斗食、令史、啬夫、假五十人，官掾史、干小史二百五十人，书佐九十人，循行二百六十人”。一个郡有员吏近千，一个县有员吏近八百，恐怕规模不算小，但朝廷掌握的，不过寥寥十几人。考古出土的尹湾汉简，也有汉代一个乡员吏编制三四十人的记录，而史书所载乡官，不过三四个而已。更重要的是上述河南尹和洛阳县的员吏数据，还仅仅是编制数据，实际人数多有超编现象。

关于超编，这是历朝历代都无法根绝的顽症。秦汉时期的超编很难找到具体史料，而明清的超编则有大量记载。根据《光绪会典》，清朝全国地方各级衙门共有编制书吏（称为经制吏）共31276人，一个县衙不过十几人，但实际上在顺治年间一县的经制吏就已经达到百人左右。有研究者对光绪年间四川巴县的吏胥数量进行过详细统计，即便是给朝廷上报的经过裁汰的书吏数字，也在87-269人之间变化（李荣忠《清代巴县衙门书吏与差役》），而实际数量则可能超出许多。清朝衙役的数量，从道光以后基本上规定不能超出80人，但据周保明统计，吴江等七县一州衙门，大致每个县衙的经制衙役数量在141-224之间，而且还是裁汰后的上报数字。至于州县吏胥的实际数量，是一笔无法确认具体数字的糊涂账。有一个官员的奏疏中说：“大邑每至二三千人，次者六七百人，至少亦不下三四百人。”（游百川《请惩治贪残吏胥疏》）可见，编外人员和聘任临时工自古有之，不过当时的叫法是“贴写”、“帮差”、“白役”等等。最离谱的，莫过于道光年间曾任四川巴县知县的刘衡所言，他上任时，有衙役7000人，经他手遣散了6780人。有人怀疑刘衡有所夸张，但一县衙役动辄上千毫无可疑，有大量资料可以佐证。显然，计算古代官民比例，忽略这种超编现象，所得数据就失去意义。

至于编制本身就规定的“无员”，则无法以固定数据计入官民比例。如《汉书 · 百官公卿表》在九卿之首的“郎中令”之下列举属官有大夫、郎、谒者，而大夫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皆无员，多至数十人”；郎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千人”；只有谒者编制明确，“员七十人”。汉代有大量关于“无员”之郎官数量巨大的描述，可资参考。计算官员数量，不能不考虑这种“无员”的伸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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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明确不是官吏也不计入官吏数据的，各朝都有，在王朝晚期尤为明显。明清时期，官员自行聘请的师爷，随身带来的长随，不可能列入官府的计算范围。他们的身份是私人，但他们的做为在官府。师爷是官员聘请的私人顾问，不能上大堂，不能进签押房（处理公文的办公室）；长随是老爷的私人跟班，同官府无关，只为老爷提供私人服务。然而，师爷和长随，其人虽在官府之外，其事却无论如何也不属于“社会”。师爷的正式称谓是幕友，“掌守令司道督抚之事，以代十七省出治者，幕友也”（韩振《幕友论》）；“长随非在官之人，而所司皆在官之事”（徐栋辑《牧令书》）。算官民比例时，这些人是“民”；看所作所为时，这些人在“官”。论证官民比例，必须考虑这种现实。所以，不加考证，随意拿史书中的某个数字就来大谈古代官民比例，不但有失严谨，而且会适得其反。以靠不住的数据去批评某件事情的荒唐，反而会使这件事情更加荒唐。总体来看，中国古代在人员规模上是否存在“小政府”，大有可疑。

古代政府的权力与职能

关于政府的权力，实际涉及两个纬度，一是政治系统内部的权力配置，二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分割。各种史书，往往对前一种权力配置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而对后一种权力分割几乎没有说明。必须指出，国家与社会的对应关系，本是西方政治学形成的分析框架，放在中国不一定合适。也许正是中国传统中缺乏国家与社会的分野，所以才导致史籍不载二者之间的权力分割。在中国历史上，政治既是国家事务，也是社会事务，不过是古代不用“社会”这一词汇罢了。从国家的角度讲，政治架构为王朝，而从政治的使命讲，王朝的统治指向天下。所以，中国古代的政府，其本质是“全能政府”。所谓全能，不是说政府什么都能干，而是说政府权力无边界，即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从秦始皇到处刻石的记载来看，王朝体制是一种无所不管的体制，“皇帝明德，经理宇内，视听不怠”（芝罘刻石语），所谋求的统治效果是一种官方决定的社会秩序，“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碣石刻石语）。此后尽管秦朝很快灭亡，但历朝历代承继了秦朝建立的这种全能体制。

秦朝以后，中国历史上国家与社会的对立，不是权力分割造成的，而是一统天下造成的。相比而言，西方历史上国家和社会的对立，是权力两分造成的。中国的全能政府，只要有可能，其统治就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而西方的诸侯林立，城市自治，使王权的触角受到较多限制。中国的分权，是政治系统的内部分权，如宰相之间的制衡，衙门之间的掣肘，官吏群体之间的派系党争等等。西方的分权，是权力主体各行其是，如王室和诸侯、诸侯和自治城市等等。代表西方国家的王权，在其成长过程中未能把社会全部纳入自己的麾下，这与中国传统的王朝等于天下大不相同。

然而，秦始皇的理想并未实现，强大的国家机器榨干了有限的社会资源，王朝因之易主。因此，从汉代开始，各个朝代都在不断试错中调整国家的权力和职能，以防止对社会资源的过度汲取而导致王朝崩溃。但是，又未能像西方那样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划出一条较为清晰的界线，所以，即便按照西方式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叙事框架，也无法找出与西方类似的对应表现。比如，西方中世纪的自治城市，一旦获得自治权，无论是国王还是诸侯，都不能再任意干预城市事务。而中国的广大乡村，在国家无为而治时，可以形成豪族乡绅的自治状态，而国家一旦有强化控制的需要，就可以把自己的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乡绅无力阻挡。所以，即便中国古代有乡绅自治，那也是一种不同于欧洲的治理模式。

总体上看，中国古代的政府，不论是允许社会自治还是不允许社会自治，都会把政府权力扩张到极致。天子代天牧民，理论上无所不管，朝廷治理天下，垄断了一切权力。允许社会自治时，名义权力仍然属于朝廷，不过是朝廷认为由社会自行运作对王朝更有利而已。所以，即便是公认为社会自治比较发达的时期，“社会”也是不享有法定权力的。无为而治，与民休息，不是放权于民间，而是施恩于天下。在民与官之间，权力官家独占，民众只能服从。官方放水养鱼，并不等于分权，而是改善鱼的生存条件，以保证能够滋生出更多更大的鱼。明清时期，老百姓都知道一个俗语：“灭门的知府，破家的县令”。官方不找百姓的麻烦，是官方的明智，而不是说官方没有这种权力。

所以，中国不能形成“国王不能进”的私域，民众的财产乃至性命，都属于朝廷。朝廷一旦需要，可以随时索取和支配。例如，当朝廷觉得地方豪强有可能妨碍政权运行时，会毫不犹豫地打击削弱他们的力量。迁徙和移民，不仅是平抑社会资源的手段，更是制服豪强的利器。汉代就曾多次迁徙关东豪族于诸陵邑，明朝山西大槐树下的移民也有不少是被扫地出门的富户。据说，明初大富豪沈万三就是因为太过显摆，竟然要用自己的钱财替皇帝犒军，惹得朱元璋大怒，将其发配云南充军。有人考证沈万三之事不实，然而，类似的举措在历史上却屡见不鲜。可以说，从权力角度看，中国传统不是小政府，而是典型的全能政府。

全能政府存在极大的弊端。一旦政府开足马力，百姓就会疲于奔命。所以，汉代以后，不管信奉何种治国思想，总以不扰民、不生事作为从政的基本原则。顾炎武的《日知录》专有《省官》一文，称“省官之故，缘于少事”，并引用晋代荀勖之言：“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省心”。由此出发，逐渐形成官府的基本格局：在官僚系统的自身管理上，以控制而非激励为第一要务；在与社会打交道的“亲民官”（即州县长官）管理上，以消极而非怠工为首要准则。地方官府的基本运行规则是行政司法合一，而且司法重于行政。以致有专家认为，与其说州县官是以行政兼理司法，还不如说是以司法兼理行政。行政与司法的一个重大差别就是行政积极，司法消极。行政需要主动行为，而司法一概不告不理。这样一来，即便政府的权力无边，却多半不会主动出击，甚至在制度上形成了惯例，凡是州县新长官到任，多数要颁发告示，禁止吏员衙役下乡，以防扰民；一到农忙季节，除非贼命要案，普通民间纠纷，均不受理，停止审案数月（一般是农历四到七月）；民间的田土婚财纠纷，不提倡诉讼解决，以无讼为最高境界；诸如此类，把州县的“全能”转变为“不能”，既拥有无所不管的权力，却采用什么都不管的方式来显示出权力的存在。有人认为中国古代政府小而不大，从职能角度看，正是由其裁判功能而非建设功能出发的。明清对地方官员的评价标准，很接近于近代所说的“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这一思想。有赞扬好官的民谣为证：“门子不上堂，书手不进房，皂隶不下乡。”（蒋廷璧《璞山蒋公政训》）门子不上堂是指不以私人干涉公务，书手不进房是指处理公文要遵循严格的规范程序，皂隶不下乡是指尽可能防范扰民害民。一旦政府无为，叫做小政府就有其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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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大小的尺度

之所以对古代政府大小产生不同认识，是因为衡量标尺不一样。用政府职能来衡量，以司法为首要职责，就是小政府无疑。当然，古代政府并不仅仅限于司法，教化民众，征收赋税，都是必不可少的，只要不是过份的横征暴敛，民众也不会抗拒。从行政角度看，古代对政府好坏的判断，以不与民争利为尺度。所谓不与民争利，就是政府不事产业。孟子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这句话从另一个角度解释，就是统治者不能从事经济活动，“国退民进”。

虽然孟子本意或许不是如此，然而，统治者如果经营产业，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侵占各种利源，把民众逼仄到难以维持生产的边缘。历史上，凡是这个边界把握较好的王朝，其统治也就较为稳定长久。视这种政府为小政府，当然未尝不可。在中国历史上，多数时期政府没有越过这一界线，或者虽然有所越界但不太严重。明显超越这一边界的如王莽新政、王安石变法等等，其负面作用极大。

换一个角度，如果从政府规模来衡量，中国古代的政府就大之又大。从政府人员的实际数量来看，中国古代并不是需要多少人就用多少人，而是能养多少人就有多少人。前面说过政府的超编问题，编制数量有严格控制，是因为编制内人员“吃财政”。要控制政府的开支，就得压缩编制数量。然而，古代政府的权力是没有边界的。对于当政者来说，从国库开支可能肉痛，不花国家钱财的事情则十分乐意。这也正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之类的主张往往能够打动皇帝的原因之一。当政府无钱而不能支付时，权力就会蠢蠢欲动。编外人员之所以那么多，就是因为编外是“自筹经费”，不需要财政列支。

古代政府有一个经久不衰的法宝，没钱可以给政策，没政策可以默许，不默许可以视而不见，见到滥施权力可以开恩不罚。于是，权力在谋取官员自身利益上大打擦边球，各种明的暗的收费捐纳花样百出，由此而把民力用到极限。这种极限以不激起强烈反抗为边界，用现在语言说就是“考虑到民众的承受能力”。所以，政府规模通常都会达到不能再大的地步。当然，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这种规模之大也是有客观限制的，但绝不是小政府。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古代的政府不是做事的，而是养人的。掌握这一点，才可透视到政府大小的实质。

总体上，中国古代的政府，拥有一切权力，却在社会职能上以消极应对显示出小政府的某些特征，在不危及统治的地方可以放手而社会自发运行，然而一旦可能对统治产生不利影响，政府本来就有的权力可以迅速运行打压社会。由此，社会的自治，是以不冒犯政府权威为前提的，而且多数要同政府形成共谋即依附于政府。这种政府，在职能与规模上没有线性关系。尽管以现代眼光看，政府管事的多少同规模的大小相关，然而在中国古代不是这样，常见的情况是不论政府管事多少，人数都会扩展到民众可以承受的上限，并由此而显示出大政府的各种弊端。表面上，政府规模与职能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两个方向，内在逻辑上，这两个方向的本质高度一致。

由于古代的政府建立在官民对立的基础上，所以，在政府职能方面，需要收敛到不破坏社会经济整体运行的范围，但绝不放弃权力；在政府规模方面，需要把扩张的幅度控制在民众能够负担的范围，但不会消除扩张的冲动。社会的自治以遵从官家权力为条件，官府的膨胀以不把民众逼上绝路为条件。二者的平衡，是国权和民生的平衡。在古代的王朝条件下，无法做到国权回归民权，所以这个矛盾无解，最杰出的统治者，也不过是找到双方容忍的平衡点而已。辛亥革命后，国权开始向民权回归，为解决这一问题开始破冰。然而，历史的遗传和惯习，依然或隐或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