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书评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书评（共5篇）

篇1：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书评

读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有感

临近一年一度的12.9，而我也才完成对蒋廷黻先生学术著作《中国近代史》的阅读。读罢先生的《中国近代史》，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而倍感沉重。一为蒋先生治学研究之精细严谨；二为先生对历史的剖析独辟蹊径，能层层深入挖掘历史的本真；三为我中国近代史之种种偶有柳暗花明又时感心痛悲怆。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却贯穿了中国19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到20世纪抗日战争前的近百年的历史。字字珠玑，却不疏漏任何史实，对历史的评论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仅奠定了他在近代史领域中的学术地位，而且因其折射出他那一代受过西方高等教育和西潮影响的学人，在思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社会进步时的普遍心态而受世人瞩目。

蒋廷黻，湖南宝庆（今邵阳）人。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出生于一户薄有田产的农家。1965年病逝于纽约，享年70岁。作为政治家，他是当时“书生从政”的代表人物之一，主张以所学为国家所用。在国共两党斗争中，尽管站在国民党政府立场，并在联合国中阻挠和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但至死都不愿加入国民党，还经常批评当局的政略失当和政治腐败；作为学者，他是当时公认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和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者。

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沈渭滨在前言中这样评价他：他的研究，注重史料，但他不仅没有胡适那样的考据癖，而且不愿意将历史写成材料的堆砌。这本被他称作初步报告的著作，篇幅虽小，学术含量却很高。全书从鸦片战争写到抗日战争前夕，近百年的史事写的深入浅出，好看耐读。内容上没有拘泥于事件过程和细节的铺陈：方法上从总体把握演变趋势，显示了作者沉潜思辨的写作风格。

而我在读完此书后，对于初高中学习到的浅显的知识又有了新的、全面的认识。

一.对于真实的历史应该有自己的判断

蒋先生最让我敬佩的一点是他对国民性的剖析，有很多鞭辟入里之词，发人之所未发或不敢发。我们学习历史，就应如此，绝不应囿于教科书上的只言片语，应有更深入的思考。

感触最深的就是对李鸿章和林则徐的认知的改变。先说说李鸿章，在以前的学习中，教科书将他批判成投降派，李鸿章一生中最令人诟病的便是他签订的《马关条约》，曾经清大臣第一人的李中堂从此成了涣散中华民族精神的卖国贼、苟且偷生的小人。

李鸿章的一生满是悲壮和凄凉的，他以外交能手自负，却无法改变大清国被动外交，遭遇割地赔款的局面。最终，他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他和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并称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说他是大清帝国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慈禧太后说他是“再造玄黄之人”;他被西方誉为“东方伸斯麦”，与德国的俾斯麦,美国的格兰特并称十九世纪三伟人。

李鸿章是洋务运动四大领袖人物里面办实事最多的人。他认识到西洋文化的先进性，那时清王朝和列强特别是日本的关系已经紧张，各国对满清虎视眈眈，他曾说：“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他主办的洋务中有500多个中国第一，200多个亚洲第一。他是中国近现代多项事业的开山鼻祖。他培养出来的高级人才数不胜数。

他也是个有高瞻远瞩的人，他是清廷第一个提出防日战略的人。他曾大声呐喊：奋起护我“蓝色疆土”，大中华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片海洋，都不容外敌觊觎。他曾系统提出防范日本及其他西方列强。

李鸿章若生于盛世，必流芳百世，可惜他生于乱世，虽也大有作为，但仍遗臭万年。用“生不逢时”四个字来形容李鸿章的一生再合适不过。铮铮铁骨，满腔爱国情怀，大力改革后仍要接受丧权辱国的局面，那种心情，当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李鸿章说到底是满清重臣，他无力摆脱这沉重包袱。当时的清朝积重难返，李鸿章扛起晚清半边天，每次承担的都是帝国最不堪之事，难怪梁启超后来说：“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

又来说说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在常人来看，林则徐是近代中华民族的人民英雄，他以虎门硝烟的大气魄以及第一个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深远眼光，让他成为千万国人心中敬佩的对象。林则徐，实际也有两面。一面是名族之英雄，护国之能臣，铁面无私、自发毒誓：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在蒋看来：真的林则徐是慢慢的觉悟了的。他到了广东以后，他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他在广东所搜集的材料，他给了魏源。魏后来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林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摘，不敢公开的提倡。他在途中曾致书友人说：

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令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这是他的私函，他请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换句话说，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难怪他后来虽又作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蒋廷黻先生认为: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二.我们不应仅孚于表象

蒋先生最打动我的是他对中国近代史进程的条理分析得透彻并见解独到。让我对中国近代史有了新的认识。教科书上总说，中国近代史的耻辱是更源于制度的落后。但我总不明白，制度的落后究竟怎样导致了一个传统大国近百年的屈辱。读完本书后我才逐渐清晰。

鸦片战争的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我们虽拼命抵抗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可惜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

但为什么道光年间的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以后就起始维新呢？第一，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我国文化有了这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要国人承认有改革的必要，那是不容易的。第二，我国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摇动，就是士大夫饭碗的摇动。我们一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先生们，就有失业的危险，难怪他们要反对。第三，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那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舆论的指摘，默而不言。而统治阶级确还想着利用民众或“民心”或“民气”去对外。

同治光绪年间的社会，如何反对新人新政，我们从郭嵩焘的命运可以更加看得清楚。书中记载，郭氏的教育及出身和当时一般士大夫一样，并无特别，但是咸丰末年英法联军之役，他跟着僧格林沁在大沽口办交涉，有了那次经验，他根本觉悟，知道中国非彻底改革不可。据他的研究，我们在汉、唐极盛时代固常与外族平等往来；闭关自守而又独自尊大的哲学，是南宋势力衰弱时代的理学先生们提倡出来的，绝不足以为训。同治初年，江西南昌的士大夫群起毁教堂，杀传教士。巡抚沈葆桢（林则徐的女婿）称赞士大夫的正气，郭嵩焘则斥责沈氏顽固。郭氏作广东巡抚的时候，汕头的人，像以先广州人，不许外国人进城。他不顾一切，强迫汕头人遵守条约，许外国人进城。光绪元年云贵总督岑毓英因为反对英国人进云南，秘密在云南缅甸边境上把英国使馆的翻译官杀了。郭嵩焘当即上奏弹劾岑毓英。第二年，政府派他出使英法，中国有公使驻外从他起。他在西欧的时候，他努力研究西洋的政治、经济、社会，他觉得不但西洋的轮船枪炮值得我们学习，就是西洋的政治制度和一般文化都值得学习。他发表了他的日记，送给朋友们看。他常写信给李鸿章，报告日本派到西洋的留学生不限于机械一门，学政治、经济的都有。他劝李鸿章扩大留学范围。他的这些超时代的议论，引起了全国士大夫的谩骂。他们说郭嵩焘是个汉奸，“有二心于英国”。湖南的大学者如王闿运之流撰了一副对子骂他：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同光时代的士大夫阶级的守旧既然如此，民众是否比较开通，其实民众和士大夫阶级是同鼻孔出气的。我们的新政都是自上而下，并非由下而上。一切新的事业都是由少数先知先觉者提倡，费尽苦心，慢慢的奋斗出来的。在甲午以前这少数先知先觉者都是在朝的人。甲午以后，革新的领袖权慢慢的转到在野的人的手里，却是这些在野的领袖都是知识分子，不是民众。严格说来，民众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大阻碍之一。所以我们也能理解为何康有为等人选择拥君立宪而不是暴力革命。

三.牢记历史，勇于前行

蒋廷黻先生曾说，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的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名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

这句话是本书的主线，四个问号更是他对近代中国的期盼，这振聋发聩的反问，问醒了多少沉睡的中国人！

这也是近代中国和日本的真实写照。同样闭关锁国，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撬开大门，一个奋发图强，改革立新，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一个麻木不仁，妄尊自大，继续封建主义的老路。而结果就是在54年后一个扬武扬威迎接胜利，一个灰头土脸忍受失败。而这也是近代百年一衣带水的两个国家命运迥然的直接原因。

蒋先生在书中写到: “我们到了十九世纪遇着空前未有的变局，在十九世纪以前，与我民族竞争的都是文化不及我，基本势力不及我的外族。到了十九世纪，与我抗衡的是几个以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立国的列强。我们在道光间虽受了重大的打击，我们仍旧不觉悟，不承认国家及民族的危险，因此不图改革，妄费了民族二十年。”一寸光阴一寸金，对于个人如此，对于整个国家更是干旱季节需要的雨水啊。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领导的自强运动。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改革。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小试牛刀的几个大臣首先对西方的科学军事技能还不了解，只是任凭自己想象做事。而是时代所牵制。甲午以后，康有为所领导的变法运动是第二次改革，这次改革的宗旨是由外在的改变硬件转为内在的变更政治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制。变法运动无疑的是比自强运动更加西洋化近代化。康有为虽托孔子之名，及皇帝的威严去变法，他依旧失败，因为他严重动摇了根深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义和团运动可说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三个救国救民的方案，不过这个方案是反对西洋化，近代化的，与第一第二两个方案是背道而驰的。义和团运动的惨败是极自然的。惨败代价之大足证我民族要图生存绝不可以开倒车。

终于，孙中山出场了。他领导的三民主主义和革命战略拯救了中国。古老的中国终于结束了封建王朝的统治走进了世界近代史的行列之中。

不管是哪一次改革，无论胜败，事出必有因。出了以上的原因，与领导者的胆识与目光无不有极大关系。自强运动总的曾李左就差在自身的对西方科学的局限性，而康梁虽然搬出了老祖宗孔子也难逃中国根深帝国的王朝命运，义和团说白了就是一群愤青在捣乱有勇无谋。而如了解中山先生的人生经历就知道，第一，他与外人接触最早，十三岁就出国了。他所入的学校全是外国人所设立的学校。他对西洋情形及近代文化的认识远在李鸿章、康有为诸人之上。这是我民族一种大幸事，因为我们既然只能从近代化找出路，我们的领袖人物应该对近代文化有正确深刻的认识。

而即使现在，中国已经跨入世界强国之列，但要完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还应学习历史，了解历史，铭记历史，从滚滚历史洪流中汲取经验和教训。牢记历史，勇于前行。

四．青年人的使命 明天就是十二月九日。

青年人，从来承担着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

1919年5月4日，北京3000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他们高呼：“誓死力争，还我青岛、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1935年12月9日，清华女生陆璀在西直门外进行抗日演讲，这一场景的照片被邹韬奋选为当期《大众生活》的封面。于是少女瘦弱的身影与她决然的目光一起随着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传遍大江南北。

1945年1月1日，12万青年远征军应征入伍，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写道：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身为青年，前路漫漫，任重道远。生而为龙，又舍我其谁？只因大国的记忆，已经深深地刻入了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纵然盛衰荣辱斑驳了我们的脸庞，这一表达亦将世代永续，因为，那是我们的热血，灵魂，荣光，与传承。

如今时过境迁，山河犹在，天佑中华，国泰民安，国祚绵长。可风中尚残留着百年前的血腥味，提醒着我们，勿忘国耻！更别忘了国难当头之时，那些舍身为国的飒爽英姿！百前的青年人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了抗日救亡的大任，；百年后的我们，正应当从前辈手中接过这幅重担，承袭这份热血荣光，掀开新时代的篇章！

篇2：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书评

蒋廷黻先生写的《中国近代史》我已看过多次，至少两次吧，但这本撰于上世纪30年代的初步报告似乎有着巨大的力量，即使认真读了两遍以上，还是觉得不过瘾。一方面是文字功底了得，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完全没有掉书袋的味道；另一方面是先生见解深刻，好像身在这段历史之中，又能跳出来总览一样，这与其强调经世致用和热衷政治外交不无关系。要写一篇这本书的读后感实在不容易，没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和深厚的阅历见识，写出来的东西不免流于肤浅，人云亦云。但我还是硬着头皮，重新浏览，只求在读完这本书后，有一些自己的收获吧，不管这些收获有多么浅薄，多么微小。中国近代化先生在总论中即指出，近百年来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而什么是近代化，他并未明确说明，不过通过阅读，大概可以得知应该是科学、机械和民族主义。掩卷思考，发现中国近代史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既为乱世，也为治世；二是治理内政，始顾外交。总而言之，中国遇到几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大时势。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在这个时代，英雄豪杰和风云人物辈出，上演了无数的悲喜剧。但无论如何，时势、英雄和普通民众共同创造了这段历史，有血泪耻辱的故事，亦有可歌可泣的传奇。近代化前夕的两场战争可以这么说，两场战争（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这两场战争的发生，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但应该说内部因素是根本，外部因素加速了其发生。鸦片战争的发生源于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男耕女织，有吃有穿，不需要与外界发生贸易。而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生产的东西太多了，国内的供给大于需求，必须把剩余的供给卖给其他国家，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中国自然就成了英国的目标。当时外国人只能在广州做生意，而且限制很多，诸如不能买中国书、不能学中文之类的，如今看来，真是让人无语。英国人当然想在中国多些市场，于是先后在乾隆和嘉庆年间派时节来华，希望能够中国加开通商口岸等，但都被中国拒绝了。既然正当的生意做不了，英国人开始在印度种植制作鸦片，拿到中国来卖了。可以想象，结果是白银外流，人民孱弱，于是就有了钦差大臣林则徐虎门硝烟的故事。英国人当然不爽了，从大老远派兵来打仗，中国竟然输了，这真让人难以置信。1842年，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其中，协定关税和法外治权是我们现在认为不平等条约的核心，但当时的人觉得五口通商才最让人痛心。先生认为，鸦片战争后，人们不思进取，我们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光阴，直到1860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才有少数人知道非学西洋不可。而林则徐，被誉为“近代以来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派人翻译外国人的刊物，还把在广东搜集的材料给魏源，才有后来的《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但他认为林则徐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把自己的名誉看的比国事重要，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不过我觉得，即使林则徐公开提倡了，恐怕也是于事无补。

篇3：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书评

他是一个简单的人，不复杂的人。他像一头牛，充满着笨劲，一直往前冲，眼睛只往前看，这使他能够排除万难而达到他的目标。这是他的可爱之处，也是他成功之处。

据说，这是在联合国与其共事过的一位澳洲外交官对蒋廷黻的写照（参见傅国涌《蒋廷黻文存》前言），但是不是一眼看上去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湖南人”？蒋氏本人为邵阳籍——民间传说此地人民乃是湘人“霸蛮”的样板——蒋廷黻在回忆录中也自承：“邵阳人均以勇武自负。我和哥哥年幼时，父亲就为我们请了一位拳师，教我们防身术。很多武林故事在乡间流传，其情节酷似电影中美国西部武打片。”

这些年颇受所谓“现代文明”熏染的人们很愿意将“私德”、“公德”分而治之，可以兩不关碍，要给私人生活留下足够的自由空间，即使这种自由是“消极自由”。号称“国士无双”的民国知名史学家、外交家蒋廷黻生命后十八年，亦曾颇在私人生活上耸动视听：他的次妻沈恩钦乃是自己下属的曾经夫人，桥牌桌上暗结情思；而与其生育了四个儿女的发妻唐玉瑞则不承认这第二次婚姻的有效性，一直认为蒋犯有“遗弃家庭”罪（因其第二次婚姻缔结于墨西哥，于中、美兩国皆不合法度），唐并约请中美双方律师取得法律支援与“名义上的胜利”（然与丈夫实质性相伴的依然是沈），甚至为此要求联合国“管管自己家务事”而不要只忙于全世界“维和”。更有甚者，据说蒋于纽约每在外交界、学术界有演讲、开会、酒叙等活动，其发妻必然不请自来并前排就坐——坚忍不拔提醒当代的“陈世美”自己不屈不挠的存在，这滑稽的一幕一直持续到蒋廷黻永辞此世；在纽约大教堂蒋氏追思礼拜中唐、沈兩位妻子依然联袂出现，共坐前排分在左右，好在还均守护礼仪、彼此平和，与这同一个男人平安了结今生这笔糊涂帐。

他人帷幄家务事，是非清浊外人自是难以置喙，只是，此事首尾若此至少说明蒋廷黻“性情”之奔放、我行我素乃至“不拘小节”，与今世学者对其“理性主义”、“现实主义”的盖棺论定似乎颇为兩截——除了他长达十一年的美式教育，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联大使、驻联合国大使、《独立评论》发起人、“新式专制”鼓吹者等系列身份……或者我们还不得不考虑考虑他的“湖南脾气”？另外一对现代文化史上的留学生夫妇任鸿隽、陈衡哲，祖籍湘省的陈氏性情激烈之时，四川籍丈夫便常轻誵她“湖南脾气又犯了”。蒋廷黻的“湖南脾气”在政界似乎也很出名。唐德纲先生曾经嘲谑蒋廷黻一口邵阳腔行遍天下绝不改易——蒋弃学从政之后陆续使苏驻美，是名副其实“行遍天下”——甚至他的英语也是湖南味的（参见吴相湘《风云际会下的书生》）。这固然也在证明着蒋廷黻浓郁的“乡邦”特色，但统观一部《蒋廷黻回忆录》，我却依然非常注意这个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的湘省学人那副“看中国”的特殊手眼：身处美国的蒋廷黻无论讲起湖南还是中国，他的“记忆”中那份鲜明的“批判精神”与“理性诉求”引人注目——出自一位以“血气”与“任勇”著名的湘籍学人，这是一种令人特殊的感动。要知道，1935年初次造访伦敦、已经四十初度的蒋廷黻因为不喜欢伦敦人的单调古板，甚至异想天开“想用针戳戳他们，看看他们是不是有血”、“房子古老，取暖设备不足，窗子噼啪乱响”的伦敦“最好是遭一场天火，烧它个片瓦无存，重新来过”——这些让人忍俊不禁的牢骚，岂不正见证了蒋廷黻的性情本有的激烈？但，他真的是那个时代最有理性精神与追求的政治人物之一。

二

蒋廷黻是在湘潭美国教会学校（益智中学）读书期间正式受洗入会的基督徒，其前期教育也由教会学校完成，但他回忆湖南民间宗教生活依然有着中国人特有的平和与宽容：

家父和他的兩个哥哥都崇奉儒家思想，换句话说就是对释、道兩家不太有兴趣。可是我的祖母却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前面说过，在我们祖先堂中有一张供桌，桌上供着一个神龛，却没有供任何佛像。……那时，在信仰上一方面是我的父亲和伯伯，另一方面是我的祖母，使我左右为难。父亲他们虽然不积极反对信佛，但往往斥信佛为迷信。因此，我只有徘徊在信与不信之间了。据我所知，祖母并不想要他的儿子们也信佛。另一方面，家父和伯伯们在她面前也不对佛表示不敬。他们的行径，实在是信仰自由的最佳榜样。至于崇拜祖先，祖母和他的孩子们却是看法一致的。

以后的行文中，蒋廷黻曾经提及湖南乡下因为“无知和对洋人的仇恨”导致的“造新神”运动。在他忆及幼年乡下生活，平淡中自有威严与尊贵，“平时，父母对我们管的很严。他们自己也自律甚严，以身作则，示意我们将来要好好过日子，好好做人”。还有蒋氏那位以寡妇再嫁之身而持家甚为庄肃、能将“湖南人的亲切与体贴”表现得“无遗”的继母：“她对我们照顾的无微不至。她虽严厉，但从未责骂过我们；她用说服的办法使我们改过。有时我们不听话，她使我们自惭形秽。”蒋之父辈之间的关系也很让人欣慰：当他的伯母抱怨廷黻兄弟读书的学费占用了家族公产，他的父亲便坚决表态要孩子辍学去店中当学徒、他的伯父则坚决不允妻子妄议此事——如果有必要，他愿意卖掉私田供给兩个富有才华的侄子读书。这位伯父可以主动将杰出的侄子送进长老教会学校读书，也并不激烈反对教会，但却能够使得侄子自觉“感到传教在中国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教义实在比不上中国文化”。蒋廷黻认为自己居住在宝庆府邵阳以北三十里的先人和家族至少在他出生时“没有受到现代化和外国的影响”（尽管经营商业的蒋家显然较之一般乡民更为开化与通达，例如他们区别于“守财”的享受追求）：“他们生存的天地是中国式的，但他们是否能够代表整个古老的中国，我却不敢说。”

我们隔着岁月的风烟，难道不是依然从这位日后的“全盘西化”者笔下感受到对于生命、生活、生存的温柔、简单而朴素的爱？这个“地方事务都是由亲族组织、乡里组织来处理”、广袤的辖区中经常“从未看到过县府人员，甚至连一个警察都没见到过”的“中国最大的县份之一”（邵阳），出现在身在纽约的用英文追忆家乡的蒋廷黻嘴中，分外耐人寻味：

就我记忆所及，大体而言，乡间的治安是很好的。……有一年大旱，为了谁家先从水塘汲水的问题发生争执。依照习惯和传统，凭地契决定先后次序而非根据法律，也没有书面契约，借贷、利息等也都依照习惯和传统。

甚至地主和佃户之间也很能“互信”，例如一个八岁的孩子就足以作为地主的代表而完成整个的收租过程而不必担心被佃农欺骗。尽管统统将乡下生活民俗信仰种种归为“迷信”依然印证了蒋廷黻经受的现代科学文明洗礼，他却坦然承认“迷信比警察的力量还大”：“回想起来，可以说大多数乡下人都很辛苦，生活俭朴。他们既不感到满足也不感到不满足，都过着和他们前辈相类似的生活。大地主们虽然在乡间为人所嫉，但他们的生活标准和情趣却不太令人羡慕，至少对现在这一代人说是如此。由于分家，很容易使大财主家道中落，甚至衣食堪忧，但，另一方面，欲想发财却是难上加难。对乡下人说，没有太大的发财机会。”这种相当克制、缓慢、余绪的乡村生活，应当是传统中国“平时”的写实，包括它课程与教法均“多少个世纪来都没有变过”的私塾教育。1901年以前湖南连一个外商、传教士、使领人员都没有。湖南是当时抵制外货最久的省份之一……而到了1906年前后，长沙城内许多商店已经“陈列着五光十色的外国货”例如钟表、煤油灯、玻璃器皿。“光亮、柔转、舒适而且绝对防水”甚至“可以穿在中国鞋外面”的胶鞋受到年轻人的追捧，几乎人有一双。男女老少都认为汽水“神奇而可口”，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教堂更是有了好几所。长沙的学生尤其毛泽东曾经就读的省立第一师范，不知何时开始纷纷流传一句口号“中国若是德意志，湖南定为普鲁士。”蒋廷黻认为传扬这句话的人中对于“普鲁士主义的真意何在”并不了了，它只代表了一种弥漫的情绪，“革命令人感到迷惑、浪漫、兴奋”，这种“极端的保守主义转变成极端的激进主义”后来在同为湖南人的沈从文那里曾经有过文人式样的反思。然而“中国大乱人生悲，今有湖南何惧为”，湘人的“任勇”与自负显然是一种群体气质。早在著于1903年的《瞢腾歌》里，这被视为凿七窍而死的混沌后身的“瞢腾子”就被近代中国另一位著名湖南人章士钊宣称为“今当生自长沙里”。著于民国十一年（1922）的《草新湖南案成放歌》，时章士钊正在旅德，“愚居柏林，去国甚远，于政争无与，因视天下事无不可为，草治湖南新案，拟返里试行之。诗性忽发，且成长歌一章”（《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十四号《孤桐杂记》）。开篇历数了同时以及历史的湖南杰出之士同样在针对杨度几句提到了上述典故：

同时皙子抵掌起，少年之歌复成矣。

斯巴达与普鲁士，健儿闻风心窃喜。

著名的长沙明德学校1906年在年仅十一岁的蒋廷黻眼中，较之私塾其区别犹如“老虎与猫”。明德规模甚大（小学部约有四百人），建筑现代化，木地板玻璃窗，学生着制服，类军事化管理，有体操课和游戏时间，校长及其代理人训话内容都是“要我们爱国”——其理由则与今日学界某类强调并无二致：“中国是文明大国，但被东西列强压迫。”总之，明德是“一所充满革命气息的学校”，小学生在校内也会谈到自由、平等，有时攻击传统的管教方式，明德甚至是“革命分子的秘密机构”，但却有“好几个皇帝任命的湖南高级官员和地方绅耆都爱护那所学校”——读到下文大清政府的邮局居然会将国民党在租界印发的宣传品如实运送到它治下的国民手中，我们的确要惊叹或怀疑“中华帝国”曾经的奇怪松散的极权特色。

基督徒蒋廷黻的受洗过程并不顺利，尽管日后在学理上他依然关注基督教、天主教对于中国近代发展的影响。湘潭益智中学的《圣经》课很像一场巨大的灾难，因为“中文译得不好”：“《圣经》怎么能用这种粗鄙的文字？”“星期天上主日学和进教堂比上圣经课还令我讨厌。在教堂坐在硬板凳上身体精神均感痛苦。我能在益智的五年漫长岁月中和在教堂里保持安静，实在是家庭教育和乡村教育训练我尊敬老师和长辈的结果。”

至于最后的受洗，虽不敢说必然与蒋廷黻渴望留洋读书有关，但教会工作人员的“热心以及对社会福利事业的关怀”几乎是彼时投身“异教”的中国人的共同反应：热心公益的宗教必然是一种好宗教。这样一种“在世”理由实在当感谢中国人普遍的儒教底蕴。犹如蒋氏在美国就读期间依然坦承自己“不太重视最后的安慰”、“不喜欢隔绝的、一元化的世界”，他甚至开始“对整个教会活动都感到怀疑”——上世纪三十年代出使莫斯科蒋廷黻居然意识到斯大林的问题可能有一因素在于“人类潜意识中也由某种隐藏的力量，骗使人类去从事摧毁人类的工作”：一生言简意赅的他未尝留下任何试图探索形上世界的文字，这句话却是大有深意存焉……暮年蒋氏则在回忆录中对自己的信仰态度给出了如下“合理的解释”：

人民的信仰是传统中最内层的部分。宗教信仰是传统的。没有传统，特别是反传统，就得不到精神安慰。为求精神安慰，每个人都应该有某种程度的宗教信仰。任何破坏这种共同认识的企图，都是一种精神上的损害。

这位受洗教徒甚至直言“传教可以视为十足的精神侵略”——此言还是放诸他的“民族主义”诉求中来理解方更有着落，当然这是针对“乡土观念和氏族观念”的“民族主义”。只是不知他如何在这类问题具体处理“传统”中的“习性”例如“无效率、涣散的习性”。犹如他从政期间同样感叹中国对于“习惯”（例如喜欢“推敲文字”）的滥用：“中国的问题是观念问题。”或许因此，1923年夏天父亲去世自美返国刚刚半年的蒋廷黻办理丧事之时没有请和尚念经，认为“完全是迷信”，而是出钱修缮庙宇并以之办学。但若干年后，任职清华的他听到所谓父亲魂灵附体的传言，其反应却是“即刻寄钱回家给父亲念经”，并在十二年之后祖母去世之时，完全采用了湖南乡下例行惯用的发送方式，“依照佛教仪式在祖先堂念经，整个丧礼可以说极尽人间的豪华和精神上的安慰”，因此“大约用掉三百元，卖了三十亩家田”，蒋廷黻的“入乡随俗”中并无勉强的成分。我相信这同样是他回归中国生活的一种“精神着陆”——他并不总是一头“瓷器店中的猛牛”。

三

关于蒋的书生从政、新“极权论”、“新史学”开山或“执中国近代史研究、外交史研究之牛耳”、他的民族主义观点、他与其哥伦比亚大学导师海斯（Carlton.J.H.Hayes）、邓宁（William.A.Dunning）的思想渊源……最近若干年似乎广受关注，兹不赘言。尽管如此，当读到如下句子：

蒋廷黻刚到清华时，曾找公认的汉代史权威杨树达先生教汉朝历史。他说：“杨教授，你能给学生和我正确扼要地讲一讲汉代四百年间都发生过什么事，汉代重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如何吗？”名闻天下的杨先生居然面有难色，表示自己从未想过这些问题，书中没有讨论过。

留美十一年的蒋廷黻吃惊地发现，西方的史学经过长期积累，早已形成一套大家共同接受的历史知识。但中国的史学只有丰富的史料，对历史缺乏一个整体的理解和共同的规范。每个人都是专家，研究都是从头开始，往往重复别人的工作，进步有限。

读到如上句子，我的反应也是“吃惊”，吃惊我们人类对于历史追求“整体的理解和公共的规范”的雄心与魄力。《蒋廷黻回忆录》却对杨先生的反应很平淡——这才是“杨先生”本色，且发出此问的也并非蒋廷黻本人。尽管蒋廷黻在清华六年任职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务期间的大刀阔斧的确改变“治史书而非史学”的“传统研究方法”，据说形成“与王国维、陈寅恪迥然不同的另一个新的清华学派”——“他们能够告诉我们中国从什么地方发源，又向何处发展，最后定居在什么地方”——蒋廷黻一定想不到，如今这个“微博时代”，要命的倒是似乎任何“博主”都能随随便便“告诉我们”：“中国从什么地方发源，又向何处发展，最后定居在什么地方。”李济（济之）先生同样说过，蒋廷黻著作虽然不多，但他“为中国近代史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的几个基本观念”。这是一个“观念”不断翻新并因此让人无法把握生命、生活与生存的时代。只是，面对蒋廷黻那代人的现代追求，例如因为酱油酿造“依照旧法大豆发酵过程需要半年”，他试图请南开和其他地方的化工人员研究一套加速发酵办法，“用某种化学方法促成发酵过程”并视之为“知识分子可以循此途径为中国生产方面做出贡献”、“只有用现代科学和技术生产才能提高国货的品质”——那代人“爱中国”、“救中国”、“强中国”的愿望无疑是真诚强烈的。

“改采新的科学方式”的追求贯穿在蒋廷黻生活的各个层面，包括“真能代表中国伟大的过去的”北平（北京）对于“要建设工厂，改善国家，救全世界的人说”实在不是个“理想城市”——此语出自一位历史学者眼眸，在今日听来无疑是触目惊心的。但这一切又并非“实业救国”、“科技兴邦”的错：

中国在1928年有足够的爱国分子。问题是：单凭爱国热忱是无法阻遏一流强权侵略的。二十世纪是民族爱国主义盛行的时代。人人都是爱国的。所不同的是各国间工业、教育、卫生和福利事业发展的程度不同而已。……军政兩界的爱国分子都认为工兵厂、铁路、出超的贸易是强国的条件。但是，他们忽略了健康、受过教育、能做事的人民才是强国的基本条件。

这话实在恰如其分。素有中庸之美节制之用、追求举动“中节”的中国不得不在近代以来重新培养理性而警惕狂热，虽然悲哀，此原本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基本的“素质教育”。1928年的蒋廷黻还居然稀奇地提出了一个我们当下还在热炒的问题：“中国正致力于保存其固有的历史文化。在民族文化方面，目前的中国是古代中国的延续。在这方面，中国与希腊、罗马、埃及、巴比伦以及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截然不同。”八十多年后，“现代化”这只怪兽已经在表象上吞噬了“古代中国”，而在骨骸上我们很可能更加一无所有。1935年身在英国牛津的蒋廷黻说得好：

那儿的古代遗风和我的家乡一样，但也无碍于现代的生活。我们中国人无法避免新旧兩个极端。有时候人们认为我们先人思想已经完全成熟，因此我们现在这一代用不到多批评。有时人们认为现在什么都不对劲，这完全是过去人们思想行动错误所造成的。过去是一条束缚的铁链，我们必须把它挣脱。但英国人与我们不同，他们知道如何嘲笑伟大的过去，同时也知道如何珍视过去。

“中国对人的管理一向是依靠道德理想主义的。就人性好的一面说，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成功，但也有危险和限度。理想主义可能成为空口说白话，也可能被现实的想法所代替。除非我们能揭过去的短，我们就不能进步，就不能生活得更理想”，这话听来何其智慧。

四

蒋廷黻在他的“四十不惑”之年（1935年12月）准确地选择了“弃学从政”，这使他在现代中国颇成为一个争议人物，尽管他终生都认为“清华五年”才是他“最快乐的岁月”，毕竟彼时清华学子“大多数都是一本正经的，他们深深了解对国家的责任”。而他的湖南同乡兼有师弟之谊的著名史学家吴相湘先生多年之后言及于此依然相当激动，以为世人又难以尽知蒋氏苦心者。

当三十年代蒋廷黻与丁文江在《独立评论》上一起主张“新专制主义”的时候，并非一个“左右”或“新旧”、“保守”或者“激进”就能交割明白。“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冲突与权衡似乎是较为婉转的表达。洋博士率先“向内转”寻求传统资源例如“类帝制”权威的支持在太阳底下也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然而蒋廷黻如下感慨又何尝没有相当的思考：

由于中国对现代政治组织和宣称鼓动方法不大熟悉，不能妥善运用，因此，在政治方面所表现者也和其它方面一样，西方民主政治的弊端首先传入中国。我们是否应该建议那些热衷政治的青年，要他们牺牲一切，去醉心政治，去推翻某个政府或打倒某派？又是否应该告诉他们救国不是一蹴而即的，需要很长时间，要他们安心读书，以应未来的需要？在混乱的中国，这些问题都不是应该单纯的答案所能解答的。

毫无疑问的是蒋廷黻原则上并不反对“政治民主”，与认为“民主的弊端能用更民主的方法去防止”的胡适不同，注重“中国人的贫困是个迫不及待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蒋廷黻自然而然会更倾向那些“立竿见影”的选择。例如面对北平的国会议员出卖选票给无知而枉法的曹锟选其为总统，或者湖南省议会开会时议员都把时间浪费在争权夺利上、致使人民感到厌恶、认为有它反而不如没有它——类似的抱怨民初的许多政治人物例如熊希龄都发出过，甚至“窃国大盗”袁世凯也在抱怨有了国会反而“办不动事”，似乎一切都依然在关联那个古老的申诉：政治人的德性问题。

蒋廷黻少年就读的明德学校的创始人胡元倓先生，尝对好友黄兴感叹“养成中等社会，实为立国之本图，惟其事隐而难为；君倡革命乃流血之举，我为此事则磨血之人也”。更在另一好友谭延闿病逝之后复叹“后死者”之难：

良友徂逝，边患日深，三十年前以教育救国之志，未得少酬，不知藐躬热血尚堪更磨十年否也？！然身苟幸存，敢忘死友？国犹未破，事尚可为！（《耐庵言志诗》第三集“自序”）

如此“诚心实力，有错无私”（胡之从兄元常为书联语），似乎道出了彼时某种湖南精神的集体追求。谓予不信，且看蒋廷黻如下表态：

我以为我们要首先改革我们的人生观，圆滑、通融、敷衍，以及什么消极、清高，都是该打倒，我们要做事。吃苦要做事，挨骂也要做事。官可不做，事要做。别的可牺牲，事业不可牺牲。做事的人，我们要拥护，要崇拜。说便宜话的人，纵使其话说得十分漂亮，我们要鄙视。

许纪霖先生在《瓷器店中的猛牛》一文说蒋：“在他从不诉苦的湖南人性格当中，又藏起了多少常人不易觉察的悲凉和孤独？”此语也算知音了。同文中许先生又谓：

从骨子里看，蒋廷黻与其说是一个学者，还不如说是一个士大夫。这是“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通态。他们不会仅仅安于治学问，还要走出书斋，匡治天下。这也与蒋廷黻对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有关。民国以来，政治坏得不得了，知识分子常常痛责知识分子自己不争气，没有担负起天下兴亡的责任。蒋廷黻也这样认为：“中国二十年内乱之罪，与其归之于武人，不如归之于文人。”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文人———知识阶级重文字而轻事实，多大道理而少常识。中国知识分子太怕清议，爱惜羽毛，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他甚至咬牙切齿地说：“我国几千年来最无贡献的阶级是士大夫。我心发火的时候，不免要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鼓掌。”这当然是气头话，当不得真，但从中可以看出蒋廷黻对宋明以来士大夫空谈心性、大弹道德高调的痛恨。

许并引证对多少前人长辈嗤之以鼻的李敖如何偏偏对蒋廷黻赞不绝口，说“这种真正的民胞物与经世致用的精神，才是蒋廷黻的真精神，才是蒋廷黻所要求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真精神”。奇怪的倒是此处许先生何以将“学者”与“士大夫”如此兩分，看起来倒像跟着蒋氏“乱阵脚”：痛骂“士大夫”的蒋廷黻在许先生笔下成了典型的士大夫。中国的“现代转型”无论成功与否，概念与价值的混乱与起伏倒是已经几经轮回了。例如早在蒋廷黻的时代，用“旧伦理”、“旧道德”治理南开大学并深孚众望的张伯苓与留美的杰出人类学专家李济之间针对“人类学的好处”已经矛盾重重并导致了李离开南开。同样怀揣“哥大教授”们的伟大理论的留美博士蒋廷黻和其他一些年轻人一样曾经认为张伯苓与其南开“太土、太保守”，然而，若干年后相信也是蒋廷黻沉浮宦海多年之后，他自承对于张氏“越来越崇拜”。

上言许文接下来点评蒋廷黻《独立评论》时期“免战论”与“专制论”背后“实际体现了蒋廷黻的兩个最基本的信念：就是现代化和理性精神”——这一点无疑概况地相当准确——而这一点又岂是单纯一个“士大夫”所能完成？在这个问题许先生显然非常清醒：

蒋廷黻坚定地认为，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现代化程度不够，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中国之所以老是挨打，就是因为太落后。所以他坦承自己“一直不能像其他的国人那样仇恨帝国主义”。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自家的腐败、传统和不争气。这样，当日本鬼子欺侮到家门口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不是上街抗议，而是检讨中国为什么这么弱，有无可能开战，为了开战，要具备什么样的实力和条件。蒋廷黻与胡适等其他《独立评论》的知识分子一样，最厌恶的是唱高调，他们推崇的是理性，是剔除了情感或愿望的客观分析，是冷静到了冷酷的知识判断。因此，他们有胆量冒天下之大不韪，大唱抗日低调，反对情绪化的速战论。一腔热血的青年学生当然不要读《独立评论》，不愿听蒋廷黻、胡适等人老气横秋的冷冰冰声音。他们更爱买邹韬奋的《生活周刊》，后者有一把燃烧的火，看了可以大过其瘾。

“新式独裁”仅止于蒋廷黻等人想象中的拯救国家和民族危机的良方。“民主与独裁”的论战，按胡适的说法，当时也没有产生多少实际影响。至于胡适之所以参与驳论，也为担心“其效果将有‘教猱升木’之患”。这一期间所写《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一文中，胡适指出：

学者立言，为国家谋福，为生民立命，在这种紧要关头，是可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

今日提倡独裁的危险，岂但是“教猱升木”，简直是教三岁孩子放火。（载《独立评论》第133期，1934年12月30日）

以蒋廷黻的理性精神，他不可能不懂胡适所忧虑的这种危险可能。只是，“寄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还比在山清”（丁文江诗），逆流而动、“冒天下之大不韪”者的选择中，亦有一个“和比战难”、“浊比清难”的艰苦考量。

因为蒋廷黻的仓促去世，他没有或不愿在“回忆录”中言及他“殃及”联合国声誉的漫长情感纠纷。除了幼年一次订婚与退婚，他只记载了1906年在长沙靖港与一位茶馆老板小女儿的偶遇，时在少年他认为自己有拥抱对方的愿望却“一动也不敢动”。

篇4：读蒋廷黻 中国近代史 有感

在读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之前，我曾经对这本书抱有一丝怀疑的态度.因为纵观中国近代史这200年，可以说是无比关键的，中国正在从一个古老守旧的大帝国转变成一个追赶世界脚步的半现代化国家，中间的辗转可谓一言难尽，然而蒋先生却能用不到300页的文章的将其描述，而且更令我吃惊的是，作者对治学研究之精细严谨，对历史剖析的独辟蹊径，对历史本身的还原，都是大大超出上世纪40年代的学者的眼光，读完后，亦能让读者沉思

提到清朝，大家脑海里一定会觉得，那无非是一个签条约，割地赔钱的腐败无能的时期，实际上在18世纪并非如此，时人甚至有一种大国崛起的感觉。虽然之前有西汉著名的“丝绸之路”，明朝的“郑和下西洋”，但是直至19世纪，我们和西方世界并没有正式的外教关系，而周边的国家多是当时例如高丽，越南等弱国因此，在十九世纪之前，中国都是以一种居高者的“天朝上国”的大国姿态嗷嗷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人骄傲自满而不思进取已经足以使其一生得过且过，碌碌无为。一个国家的心态倘若如此，那便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皇帝带着自上而下的大臣士大夫阶级平民百姓一起坐进观天，还沾沾自喜以为自己集了天地日月间最发达的科技！而此时西方国家英国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进入了近代化的轨道中。在广州的十三行，为中外通商的要地。然而那时的中国处于一种经济自给自足的地位，在与外商通商中中国处于出超地位。资本主义国家原来只不过是为了多卖点商品多获点利益，而中国这样一种自我封闭市场的状况阻碍里资本的剥削，因此原本的资本主义一跃而起变成了帝国主义。导火索便是鸦片禁令。

鸦片战争的失败导致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签订。在这过程中，中国的一些俊杰终于意识到中国的硬件比不上完成了工业国家的英国。比如林则徐。蒋先生在书中指出: “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后还不明白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 他在书中问：为什么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失败后就开始维新、改革内政呢？回答说：一是“中国人守旧性太重（我认为哦）”；二是士大夫以传统文化为生命线，“文化的动摇，就是士大夫饭碗的动摇”，所以他们反对改革；三是“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这些是阻止中国近代化的三座大山，而作者眼光无疑是非常尖锐的，在下（中二了一点？）认为这三个问题的巨大影响力至今尚存，需要深思熟虑.首先是守旧性，中国经历了长大上千年的封建社会，人们大多接受孔孟之道的儒家精神，中庸之道深入人心，然而变革必然要遭到别人的反对，历史上几次著名的变法运动都以失败告终，此后，人们渐渐更多的不思进取，墨守成规。举例而言，儒家的士大夫精神规定读书只有做官这一条出路，而以八股古文为题科举考试流行千年，似乎成才的路只有一条，恒古不变。

第二是士大夫缺少牺牲自我的无畏精神，他们在八股文的科举制度中成长，文气太重，文风浮华空洞，从而导致实行度较难。这不符合近代化历史的要求，康有为实行的变法之一就是废除八股文，代以政治经济。这正击中了广大知识分子的要害，十年苦读只为今朝，如今你说废除就废除，你还要怎么要求他把目光放远点人生会光亮的，这让他们情何以堪呐？清朝晚期重文抑武，于是甚至出现了士大夫在甲午海战期间较劲改革派李鸿章的事情，更有甚者拒绝向威海卫提供援军，直接导致了北洋水师的覆灭。

第三是马尔萨斯陷阱定理（人名我编的），那时的人们不懂得计划生育，也不会利用科学增加收成。经过了前清的人口大增长后，随着人口增加，土质和水源质量下降，人们生活质量降低，百姓感觉莫名其妙，总觉得自己运气不好，纵是政府有救市之心，也无救市之力，等到土匪一出，百姓不能生产，小乱变成大乱。

之后出现的孙文先生就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一大伟人。当然，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孙文先生对中国广大农民阶级呼声的忽视，也不可回避的成为了他本人的一大失误，但是三民主义前途光明。处于中古状态的落后的中国，只有向对手学习、改革内政，才能有光明的前途。这个学习对手的过程，先是从不彻底的器物层面开始，然后进到学习政治体制的制度层面，但只有再进到更深层的精神层面，才能真正实现近代化。

蒋廷黻先生开创了中国近代史的先河，但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我不尽同意他的观点，我认为被蒋先生否定的经济学也是贯穿近代史的线索。鸦片战争前，中英双方是平等的的贸易关系，英国使用白银本位为货币基础，19世纪，大量鸦片涌入国内，导致了等值的白银流出。道光年间，一两白银可以兑换1000文铜钱，道光20年鸦片战争时，一两白银可换1600文钱，到了咸丰年间甚至数量猛涨到1:2300！白银储备减少导致银贵钱贱，银铜比例严重失调，对挣铜钱的百姓而言简直就是变相加税，负担沉重也变相导致了内战。

结语（这个不是我写的O(∩_∩)O~）

蒋先生最打动我的是他对中国近代史进程的条理分析得透彻并见解独到。让我对中国近代史有了新的认识，如果一个人不是发自内心地喜欢历史，我想他是不会主动对像学校里枯燥无味的教科书感性趣。而蒋先生这本《中国近代史》，语言严谨而不乏幽默，史料丰富，条理清晰而前后相连，对于像我这样的历史白痴来说的确是开智之作。而对于深爱历史或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来说，绝对是一本不可多得研究历史剖析时代潮流的好书。

在读此书的过程中，我学会了宽容。李鸿章，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有人说他丧权辱国是叛国奴，有人说他为近代化的中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后人读史一贯犯的错误就是对前人太苛刻，甚至用今日的现状观念去剖析前人的作为，每一个时代都有他的局限性，人也是一样，每个人都有他的难处，我们要做的，是宽容，是以史为鉴，原谅过去，明白现在，预设未来，防止再一次踏入同一条错误的河流。这就是我们读史的目的。

复旦附中 女王 TAK 的老弟

篇5：蒋廷黻《中国近代史》读后感

——读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有感

上周我阅读了蒋廷黻所著的《中国近代史》，原著于1938年艺文研究会作为《艺文丛书》的一种出版发行，我所阅读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4年发行的版本。三天的时间我读完了这本书，让我对中国近代史有了新的认识与体会，并深深折服于作者治学严谨的态度以及深刻而不失风趣的文笔。他对中国近代史所做的透彻的分析不同于一般的史书读物，读完后让我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以下是我结合作者的叙述，根据自己的读书笔记整理出的各章主要内容以及自己的心得体会：

第一章为剿夷与抚夷，专讲外患。处在“中古”状态的清王朝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西方侵略者，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接连被西方列强打败而不知民族危机，白白浪费了20年的光阴。这期间，清政府内分为剿夷派与抚夷派，剿夷派虚骄自大，抚夷派服输不图振作。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咸末同初时，恭亲王奕与文祥认识到时代的不同才想到改革。

本章中让我有深刻体会的是以下几点：

一．近代的邦交是一把双刃剑，是当时的大困难，也是大机会。如果当时能进行高度的改革，而不是否认日益强盛的西方国家，这样也许可以继续维持历代我们在东方的光荣地位。

二．在鸦片战争以后没有人立即维新。我想中国人守旧的思想根深蒂固，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而士大夫阶级又缺乏大无畏精神与独立性，他们认为传统文化是不可动摇的。这就使我们民族白白浪费了20年的光阴，在更多年的以后让民族受到压迫与歧视。

三．这期间我们签订了很多的不平等条约，而这些不平等条约的根源我认为是当时民族的无知，我们的法制达不到近代文明的水平，放弃了一些很重要的主权却以为无关紧要。

在看到民族浪费了20年光阴后，我感到痛心，近代中国人迂腐的思想阻碍了民族的进步，让国家在以后备受压迫。

第二章为洪秀全与曾国藩，专讲内忧。清王朝受到了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曾国藩领导湘军为了清王朝的统治而战。洪秀全推行宗教革命及种族革命，却忽视了社会革命，最终以太平天国的失败告终。曾国藩在维持清政府为政治中心的前提下，一方面革新，接受部分的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守旧，恢复中国固有的美德。

我认为太平军在初期顺利的原因不是本身的优点，而是因为是一股新兴的势力，而洪秀全并不是想建设一个新国家，他想建立一个新朝代，他的失败，证明了我国旧式的民间运动是不能救国救民族的。曾国藩是我国旧文化的代表人 物，他最注重精神教育，认为政治的改革必须先有精神的改革。其次他利用宗族观念来加强军队的团结力，最重要的是他注重为人，不忽略做事，对所做的事情尽心尽力。他的事业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虽然他进行革新守旧，对我国近代史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是他不明白清朝是不能救中国的，而他所操练的湘军私有军队的精神更是传给了以后的北洋军阀，阻碍了国家未来的统一，这些都是曾国藩守旧的弊端。

第三章为自强极其失败，专讲洋务运动的产生、发展和失败。奕与文祥从英法联军侵华战争中认识到中国应该接受西方文化的军事部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认为应“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成立北洋海军，以国防为目的开设学堂、造船厂、招商局等设施。但是由于洋务运动并不彻底，最后还是失败了，而后爆发了甲午中日战争。

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们全面建设事业的动机是国防，为了近代化的军器，要培养技术人才去驾驶，为了近代化的交通，要有电报局与造船厂的设立，而新式国防需要更多的费用，所以创办招商局。而他们却忘了近代化的国防最需要的是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所以洋务运动进行的并不彻底。不仅领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无需改革，时代与人民更是不允许他们彻底改革，民众的迷信是民族近代接受西方文化的极大阻碍。书中还讲到了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资本主义国家贪图在外国投资，而这种投资混合政治作用的就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注重商业的推销，而国际贸易的自由减小，就会引进市场竞争。最后资本主义国家要竞争原料，绝大部分要行使帝国主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的实质。

在由于朝鲜的内乱而爆发的甲午中日战争中，因为在战略战术上都低于日本，我国最后只能以签订《马关条约》告终，为以后的瓜分狂潮埋下了伏笔。

第四章为瓜分及民族之复兴，讲了瓜分狂潮、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军阀割据和北伐战争。其实主要讲了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以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三个救国方案。

以下是我整理的读书笔记：

康有为等人在变法运动中抓住孔子作为思想傀儡，因为孔子是旧中国的思想中心。其次他抓住皇帝来行新政，就是抓住了政治中心，他调整了行政机构，废除了考试中的八股文，但是由于满清皇室顽固派势力庞大，康有为还是失败了。而义和团运动是反对民族近代化的，与洋务运动及变法运动是背道而驰的，失败是其必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则应时而生。

孙中山对近代文化有深刻的认识并且受过科学的教育，他的革命方案是精密可行的。他提出革命应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而这是民族复兴的唯一途径。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打倒了清朝，扫除了民族复兴的障碍，为国家的复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由湘军演变的北洋军阀是民族宗族观念的体现，而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就是让我们国家走上正规的方法，但是当时并没有健全的革命军和革命党支持他，很少的人可以真正了解他的思想。民国十三年时，他曾改组国民党，联俄容共，创办黄埔军校，培养未来革命军的骨干。

这本书前两章叙述了我国近代内忧外患的大背景，后两章讲述了四个救国方案，脉络清楚，让我对中国近代史有了重新的了解。这本书如同讲故事，让我快速读完并受益匪浅，在现代社会，我们在发展的同时也不能忘记曾经的历史，应该铭记历史教给我们的一切。

毛雅菲 英语0904班 学号：20091116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