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第一篇：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读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有感

读罢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而倍感沉重。一为蒋先生治学研究之精细严谨;二为先生对历史的剖析独辟蹊径，能层层深入挖掘历史的本真;三为我中国近代史之种种偶有柳暗花明又时感心痛悲怆。

要了解一本书，先了解写作者的生平及人生轨迹，这对你了解这本书的写作意识或写作目的都有很大的帮助。我想，这也是一个合格的读者应当达到的要求。

蒋廷黻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也就是1895年。家中薄有田产。蒋廷黻4岁发蒙，由私人教师教读，6 岁入私塾接受旧式教育。10岁那年，即1905 年清政府停止科举取仕制度。他的二伯父决定让他进新式学堂，1906 年初，11 岁的蒋廷黻到省城长沙明德小学读书，一学期后，又被二伯父安排到美国长老会在湘潭办的教会学校益智学堂，开始接触新学，学习英文。后来又在教会学堂的帮助下得意赴美留学。在这11 年的美国生活中，无论在思想上、生活方式上都使他美国化了。他受到当时正在美国流行的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向往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同时期中国政局正处紊乱，毫无秩序，他萌生了从政的爱国主义革命的决心，几次轮换学科专业，史学从自然科学到到政治学。这为他后来成为中国外交史专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回国期间曾在国内著名大学任教，转入政治格局担任国民党内相关职务。后1965 年病逝于纽约，享年70 岁。

关于他个人的得失轨迹以及政绩历史地位不是我在此要阐述的重点。那么，从他个人的人生轨迹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整个国家的关怀与迫切希望自己能为国效力的决心。因此无论是在他的求学时期，教书时期还是从政时期。他对于整个中国国家的命运的关注是矢志不渝的，在外在对中国的认识感知与他个人在史学政治学上的修为的基础。最终撰写出《中国近代史》，纵然每个人在著书立作的时候都会带有个人感情色彩在其中，但这本书可以说是比较客观公正的。读完此书，我主要想谈谈以下三个方面给我的启发：

一、 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冲击

十九世纪前的中国，与外界西方国家没有正式的外交。虽然，西汉的“丝绸之路”、隋唐对东亚国家的文化思想传播以及到后来的明朝大名鼎鼎的郑和下西洋。所有的这些在我国的历史的教科书上唯一的历史意义都是一模不两样的：这些外交活动及政策使得中国与外国促进了良好的交流与文化学习，并提高了中国在世界各国的政治地位。因此，在十九世纪之前，中国都是以一种居高者的“天朝上国”的大国姿态嗷嗷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人骄傲自满而不思进取已经足以使其一生得过且过，碌碌无为。一个国家的心态倘若如此，那便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皇帝带着自上而下的大臣士大夫阶级平民百姓一起坐进观天，还沾沾自喜以为自己集了天地日月之精华呢!而此时西方国家英国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进入了近代化的轨道中。在广州的十三行，为中外通商的要地。然而那时的中国处于一种经济自给自足的地位，在与外商通商中中国处于出超地位。资本主义国家原来只不过是为了多卖点商品多获点利益，而中国这样一种自我封闭市场的状况阻碍里资本的剥削，因此原本的资本主义一跃而起变成了帝国主义。导火索便是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的失败导致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签订。在这过程中，中国的一些俊杰终于意识到中国的硬件比不上完成了工业国家的英国。比如林则徐。蒋先生在书中指出: “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后还不明白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 他在书中问：为什么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失败后就开始维新、改革内政呢?回答说：一是“中国人守旧性太重”;二是士大夫以传统文化为生命线，“文化的动摇，就是士大夫饭碗的动摇”，所以他们反对改革;三是“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 。这些是阻止中国近代化的三座大山。

二、 关于几次革命改革

接下来要说的便是近代史的几次重大改革。蒋先生在书中写到: “我们到了十九世纪遇着空前未有的变局，在十九世纪以前，与我民族竞争的都是文化不及我，基本势力不及我的外族。到了十九世纪，与我抗衡的是几个以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立国的列强。我们在道光间虽受了重大的打击，我们仍旧不觉悟，不承认国家及民族的危险，因此不图改革，妄费了民族二十年的。”一寸光阴一寸金，对于个人如此，对于整个国家更是干旱季节需要的雨水啊。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领导的自强运动。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改革。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小试牛刀的几个大臣首先对西方的科学军事技能还不了解，只是任凭自己想象做事。而是时代所牵制。甲午以后，康有为所领导的变法运动是第二次改革，这次改革的宗旨是由外在的改变硬件转为内在的变更政治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制。变法运动无疑的是比自强运动更加西洋化近代化。康有为虽托孔子之名，及皇帝的威严去变法，他依旧失败， 因为他严重动摇了根深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义和团运动可说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三个救国救民的方案，不过这个方案是反对西洋化，近代化的，与第一第二两个方案是背道而驰的。义和团运动的惨败是极自然的。惨败代价之大足证我民族要图生存绝不可以开倒车。

终于，我们可爱可亲伟大的孙中山领袖出场了。他领导的三民主主义和革命战略拯救了中国。古老的中国终于结束了封建王朝的统治走进了世界近代史的行列之中。

不管是哪一次改革，无论胜败，事出必有因。出了以上的原因，与领导者的胆识与目光无不有极大关系。自强运动总的曾李左就差在自身的对西方科学的局限性，而康梁虽然搬出了老祖宗孔子也难逃中国根深帝国的王朝命运，义和团说白了就是一群愤青在捣乱有勇无谋。而如了解中山先生的人生经历就知道，第一，他与外人接触最早，十三岁就出国了。他所入的学校全是外国人所设立的学校。他对西洋情形及近代文化的认识远在李鸿章、康有为诸人之上。这是我民族一种大幸事，因为我们既然只能从近代化找出路，我们的领袖人物应该对近代文化有正确深刻的认识。第二，中山先生的教育是科学的教育，而且是长期的。科学的思想方法是近代文化的至宝。但是这种方法不是一两个月的训练班或速成学校所能培养的。我们倘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能了解为什么中山先生所拟的救国方案能超越别人所提的方案。中山先生的一切方案是具体的，精密的，有步骤的，方方面面都顾到的，因为他的思想是受过长期科学训练的。

三、 关于士代夫(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史中的表现

在科举制度盛行的中国历代王朝来看。读书人唯一的出来就是仕途，也就是做官的前提条件就是读书考取功名。这样的理念就像宿命论一样纠缠着士大夫的思想。

因此，第一，士大夫在中国近代史中表现出的守旧保守也成为了阻碍中国近代史的脚步，读书的这是分子尚且如此，何况那些没有读过书且生活在水深火热的时代中的老百姓怎么会轻易支持变法，怎么会忍受得了古老的有帝王的中国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走在世界近代史行列中的中华民国?

第二，因为做官是士大夫唯一的出路，因此在军阀割据时期，知识分子的表现极为冷淡，甚至有种不知醒悟的变态心理，就像书中所说的，知识分子 巴不得军阀割据越多越好，各自为政，这样他们就有更多更大的机会实现自己仕途的愿望。不仅没有阻止军阀，反而助纣为虐!

第三，知识分子缺少大无畏的战斗精神，他们在八股文的科举制度中成长，文气太重，文风浮华空洞，从而导致实行度较难。这不符合近代化历史的要求，康有为实行的变法之一就是废除八股文，代以政治经济。这正击中了广大知识分子的要害，十年苦读只为今朝，如今你说废除就废除，你还要怎么要求他把目光放远点人生会光亮的，这让他们情何以堪呐?

因此，中国在十九世纪已经面对着早已接受近代文化的西方对手。为了抵御西方列强侵略，处于中古状态的落后的中国，只有向对手学习、改革内政，才能有光明的前途。这个学习对手的过程，先是从不彻底的器物层面开始，然后进到学习政治体制的制度层面，但只有再进到更深层的精神层面，才能真正实现近代化。

结语

蒋先生最打动我的是他对中国近代史进程的条理分析得透彻并见解独到。让我对中国近代史有了新的认识， 如果一个人不是发自内心地喜欢历史，我想他是不会主动对像学校里枯燥无味的教科书感性趣。而蒋先生这本《中国近代史》，语言严谨而不乏幽默，史料丰富，条理清晰而前后相连，对于像我这样的历史白痴来说的确是开智之作。而对于深爱历史或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来说，绝对是一本不可多得研究历史剖析时代潮流的好书。

在读此书的过程中，我学会了宽容。李鸿章，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有人说他丧权辱国是叛国奴，有人说他为近代化的中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后人读史一贯犯的错误就是对前人太苛刻，甚至用今日的现状观念去剖析前人的作为，每一个时代都有他的局限性，人也是一样，每个人都有他的难处，我们要做的，是宽容，是以史为鉴，原谅过去，明白现在，预设未来，防止再一次踏入同一条错误的河流。这就是我们读史的目的。

第二篇：读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有感

蒋廷黻是中国历史学家，中国近代史编纂体系的奠定人之一;政治上，蒋廷黻是民国时期的外交家，1934年代表国民政府出使苏联。蒋先生作为近代留洋博士，曾在1914-1918年就读于美国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学院，主修历史学。在此期间，他阅读大量德国史和意大利史的资料，对俾斯麦、加里波第、加富尔等致力于国家统一的英雄人物所震撼，衷心地希望中国能摆脱中世纪的困顿，建立一个富强民主的国家。蒋廷黻除了学历史，还选读了多门自然科学课程。自然科学是建立在大量事实观察后才作出结论的，这种科学的训练方法也使蒋廷黻在后来的史学研究中走上实证主义的道路。

蒋廷黻于1938年写成《中国近代史》。该书仅仅5万字，是他对中国近代史整体思考的集中体现，相比于后来的专著稍显简略，所以1947年他将之改名为《中国近代史大纲》。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国学习西方，探索救国救民的四种方案为线索，为后来近代史的编纂奠定了基础。全书共4章二十二节，具体如下：

第一章是《剿夷与抚夷》，从如何处理英国鸦片贸易入手，有主剿的，比如林则徐;也有主和的，比如鸿胪寺少卿黄爵滋。最后的结局，读过近代史的同志都知道是中国双半地位的开始，一系列城下之盟的启动仪式。蒋廷黻在谈到南京条约时说：“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法制达到近代文明的标准。”具体点说，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时尚不知道香港岛在哪，更不知道领事裁判权的重要性等。这一章以外患为主，清政府对国际形势的无知确实令人捧腹。

第二章是《洪秀全与曾国藩》，主要讲科举落榜的洪秀全如何冲击清政府的统治，以及温文尔雅的曾老师怎么变成杀人不眨眼的曾剃刀的故事。我觉得蒋先生说得最好的是关于湘军对后来军队建设的影响，他说：“湘军是私有军队的开始。湘军的精神以后传给李鸿章所部的淮军，而淮军以后又传给了袁世凯的北洋军。我们知道民国以来的北洋军阀利用私有的军队，割据国家，阻碍统一。追究其祸根，我们不能不归咎于湘军。于此也可看出旧法子的毛病。”其实北洋军溃败后，军队私有的思想由个人私有渐渐转变为党派私有，这个问题一直到1946年重庆政协会议上才正式把军队国家化的思想提出来。我觉得这种私有意识受到中国两千多年君主专制思想的影响。

第三章是《自强及其失败》，专讲洋务运动的兴起、发展和失败。依我看，讲得最精彩的是第四节关于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记得高三的时候有同学问我：“都说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形式是帝国主义，可封建王权也有帝国主义阶段呀，二者有啥区别?”当时我确实被问倒了，也是闷闷不得解，过后也没去细究。这次看完蒋廷黻的著作算是找到答案了。依据他的说法，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有三层关系：第一层，资本主义的国家贪图在外国投资，有政治目的的就是侵略，是帝国主义，而无政治目的的就是纯洁的资本主义，投资者与受资者两方均能收益。第二层是商业推销，帝国主义利用武力的侵略或政治的压力倾销商品到他们的附属地，而他们内部之间却是正常的商品交流，这时他们都是纯洁的资本主义。第三层关系史原料的寻求，同样的道理，资本主义不一定要行帝国主义而后始能得到原料，同时，出卖原料者不一定就是受压迫者。总之，资本主义可变成帝国主义，也可以不变成帝国主义。这就与中学阶段灌输给学生的认知有点出入了。其实正如蒋廷黻所说的：“历史上各种政体，君主也好，民主也好，各种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也好，封建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都有行帝国主义的可能。”

第四章是《瓜分及民族之复兴》，主讲其他三个救国救民方案，即维新变法、义和团运动、三民主义。蒋廷黻在书里最后一句说：“只要我们谨守中山先生的遗教，我们必能找到光明的出路。”明清史学的功能都强调经世济用，蒋先生这部著作秉承了这一思想。他提出的道路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其实多少也又讽刺当时蒋介石的独裁专政。 总之，蒋廷黻对现代中国史学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而且在于为起步不久的近代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分析框架。我写一篇读书笔记是想说中国近代史并非仅仅只有用“毛-范近代通史体系”编写出来的，很多历史换个角度描述会有不同的味道，读书切勿一刀切。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我只看过一遍，所以也不可能详细地介绍书中的内容，就捉住我觉得最有趣的写。

第三篇：读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有感

骨相好的人耐看

——读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有感

人们常说“皮相好的人惊艳，骨相好的人耐看”，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读此书，让我感叹此书“皮相和骨相”都甚好，初读惊艳，再读仍是为之叹服。我“正正经经”地学习历史六年，虽对历史甚是喜爱，但也不得不承认大多数人对他“枯燥、乏味”的评价。尤其中国近代史，从初中开始反复学习，那些历史事件早就烂熟于心，应试教育下的强行记忆更添乏味。堆砌罗列的方式讲述历史的史书，会令人没有翻阅的欲望。先生此书，让我耳目一新，且受益良多，知晓了以往许多我所不知的历史，亦更新了我一些观念。曾为当年明月所著的《明朝那些事儿》沉醉，但该书加入了小说的手法，多了许多趣味幽默，却少了一丝历史的厚度沉稳。先生此书既比一般史书生动但仍是历史纪录的方式，中和二者，正当好。

一

读书不可不知作者。

蒋廷黻先生幼年入学，从小学习新学，少年时赴美留学，系统学习过西方近代科学文化。青年时赴法国进行战地服务，当时便体现出对国民的关心，组织类似茶馆的俱乐部，举办学习班，教授中国工人法文和中文，替他们写家信，寄钱回家。后回美国先后修习新闻、政治，后主攻历史。可见先生对政治是有专业知识的，这对其后来研究历史自当有大助益，毕竟“政史不分家”。获博士学位之后同年就回国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后出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长，并在北京大学兼课，主讲中国外交史及法国革命史，并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凡11年。蒋廷黻先生是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改革清华大学历史系，建立起全国一流的史学阵营。后弃学从政，欲以实际行动报效国家。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特定历史时期，蒋廷黻先生是个讲求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台湾学者李敖由此评价说，蒋廷黻“所要求于知识界的，是动态、是入世、是事业、是实物，是书本以外、是主义以外、是文字以外、是‘清议’以外，是与小百姓同一呼吸”，“这种真正的民胞物与经世致用的精神，才是蒋廷黻的真精神，才是蒋廷黻要求于中国知识阶级的真精神”。 我们已可从先生生平可以看出其是一个有真才实干、有科学知识、有深厚文化基础、有一副爱国心肠的人，是个讲求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

二

借浅谈此书之特点论吾所知所感。

特点一，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并不仅仅只是讲述“近代之历史”，先生惯于联系久远的历史，也常常以后来的事实为据，使读者可以更加通透的理解历史。

如本书开篇就以往的匈奴、鲜卑、蒙古、倭寇、清人与英、美、法诸国相比，提出“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较低的民族。纵使他们入主中原，他们不过利用华族一时的内乱而把政权暂时夺过去”“到了十九世纪，来和我们找麻烦的不是我们东方世界里的小弟们，是那个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来阐述其所言“中华民族到了十九世纪就到了一个特殊时期。”

又如此《中国近代史》第二章“洪秀全与曾国藩”的第一节“旧社会走循环套”讲太平天国起因，并不像通常那样讲“政府苛税”“天灾人祸”“民心不稳”“外敌入侵”，而是从中国惯有的历史走不出的“循环套”。中国历史惯常是“大乱之后有大治”，大治之后又走向衰败，衰败后大乱起，遂新朝建，大治起，历史又进入怪圈进行下一个循环。明末大乱，而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大乱之后的大治。“在大乱之后，大治之初，人口减少，有荒可垦，故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水平略为提高，这是老百姓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后来人口一天多一天，荒地则一天减少这是老百姓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后来人口一天多一天，荒地则一天减少一天，而且新垦的地不是土质不好，就是水源不足，于是每人耕地的面积减少，生活程度降低。老百姓莫明其妙，只好烧香拜佛，嗟叹自己的命运不好。士大夫和政府纵使有救世之心，亦无救世之力，只好听天灾人祸自然演化。等到土匪一起，人民更不能生产，于是小乱变为大乱。” “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圈套，演来演去，就是圣贤也无法脱逃。”

如此讲解不仅让读者很好的把握了太平天国起义的来龙去脉与历史必然性，也一并解释了中国几千年的起义，单刀直入，一针见血!

又如第二章第四节“洪秀全失败”中讲发挥重要作用的曾国藩的湘军，蒋廷黻先生联系了几十年之后的北洋军阀。

先生先讲其组建的文化基础与现实条件。其一，湘军是民间的“团练”所组织起来的一支军队，这种武力保存了乡民的勇敢朴实，加之农民对“匪祸”有切身利益，军队便更加团结勇敢。其二， “曾国藩不但利用中国的旧礼教作为军队的精神基础，而且利用宗族观念和乡土观念来加强军队的团结力。他选的官佐几全是湖南人，而且大半是湘乡人。这些官佐都回本地去招兵，因此兵士都是同族或同里的人。这样他的部下的互助精神特别浓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的才干，但这两点虽然是湘军之所以骁勇善战在清朝腐败的军队中异军突起的主要原因，但也是其弊端之起因。湘军是中国末代封建王朝私有军队的起始，其流弊延续下去并对民国建立后的中国影响甚大。因为湘军的特殊组建方式，所以湘军“充满了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兵士都只知道有直接上级长官，不知道有最高统帅，更不知道有国家”，对于国家的概念很是淡薄，遵从长官而不是国家。“湘军的精神以后传给李鸿章所部的淮军，而淮军以后又传给袁世凯的北洋军。我们知道民国以来的北洋军阀利用私有的军队割据国家，阻碍统一。追究其祸根，我们不能不归咎于湘军。于此也可看出旧法子的毛病”。如先生所言，这自然不能归咎于湘军，这是中国几千年“熟人社会”“家族观念”“乡土情怀”所留下的，其在发挥精神纽带的有利作用的同时也阻碍着中国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而这种军队形式对中国最大的冲击莫过于袁世凯的北洋军阀的四分五裂，北洋军阀的士兵将领们并不知什么的国家天下，他们也不是中华民国的国有军队而是袁世凯的私军，都听从自己的直接领导者。所以在袁世凯去世之后，他手下的将领们便失去了领导者纷纷做了“小袁世凯”。先生此书的讲解解答了我对于“为何袁世凯死后便出现军阀混战”的疑惑。

中国在民国初建后正逢列强忙于备战无暇顾及中国，又加上国家新建，革命之威尚未散去，本应是一鼓作气奋起直追迅速发展的大好时机，袁世凯一死军阀混战把国家再次拖入混乱。容我们设想，这错过的十年光阴若用于建设国家上，后来日本侵华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巨大悲痛耻辱是否可以避免呢?中华民族在近代一次又一次错过崛起发展的良机，今日想起，国人仍不免心痛。

特点二，人物、事件立体，“有血有肉”。

此书短小精悍，用六万字诉说了中国近代百年历史，但较之历史教材，增添了许多细节，叙述与议论并重，人物更加突出，事件更加连贯与丰满立体，引人入胜。特别是人物的记叙与分析，使这些历史上的人物更加立体真实，使读者更好的把握了这些人物的性格思想，也就进而更好理解他们的行为。历史是人的历史，没有人也就没有历史事件便不成历史。当我们理解了历史中的人物所作所为之后，也就理解了历史事件发生的起始，理解历史中的大大小小事件也就是理解历史。读完此书，令我触动最大的人物是李鸿章。

李鸿章，晚清重臣。大多数没有去了解过的人，对他只是一个模糊的印象，或是“西太后的代言人”“晚清政府的走狗”“卖国贼”等，甚至于其曾外孙女张爱玲也常被提及她与李的这层关系。特别是上个世纪邓小平同志的一句“我们不是清政府，中国领导人不是李鸿章”更是将李鸿章推向了罪人的刑台。

但走进历史，李鸿章当真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臣吗?

诚然，李鸿章大约算不上功臣，一来洋务失败，北洋覆灭，甲午战败，二来大多丧权辱国条约都签自他手下，算是卖国的代理人。于历史进程而言，李鸿章的确没有什么功劳，即使是图强的洋务运动也因为让晚晴苟延残喘了几年而贴上了耽误的标签，至于当时或许万般权宜后签订的条约，放在历史里，后人却未去细细体会当年的为难，只看条约给国家带来的伤害。

但我从这本书中看见了他的另一面，一个有才干，有远见，在种种艰难中苦求国家富强的臣子。

李鸿章曾对恭亲王上书说，中国到了十九世纪唯有学西洋的科学机械然后能生存，还看出日本的快速发展，从明治维新种看出日本的威胁，并认定改革必须先培养人才，呼吁改革科举制度，让新学子学习科学文化。在1864年李鸿章就已经看出了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意义，并且深感中国所受到的威胁，大声疾呼要当时的人猛醒与努力。像蒋廷黻先生所言，“这一点尤足以表现李鸿章的伟大。”

在洋务运动上，李鸿章无疑是有功的，既然我们承认了洋务运动对近代中国所发挥的重大影响与积极作用，那便不能够以洋务失败否认其贡献。况且洋务失败更多的是历史社会原因，洋务派的努力是不能否认的。

至于北洋覆灭，甲午战败，其自然是要负责任的。《辛丑条约》的签订丧权辱国，却也不是其一人之过。邓小平说“中国领导人不是李鸿章”，但李鸿章能称得上是清朝的领导人吗? 中国人一向惯于给人物定性，将人物脸谱化，用事件定功过，只看结果。又或者，一过毁前功，李鸿章一生，且不恰当地说，算是“前功尽弃”吧。

历史纷纷扰扰，武则天尚留无字碑，后人难以复制历史，对古人的评说也就始终隔了岁月的隔阂，终究是难以完完全全定下结论。

“好书不厌百回读”，一本写得好的史书更是如此。“以镜为鉴，可以正衣冠; 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 历史总能给后人，以启迪和明鉴。

第四篇：蒋廷黻《中国近代史》读后感

铭 记 历 史

——读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有感

上周我阅读了蒋廷黻所著的《中国近代史》，原著于1938年艺文研究会作为《艺文丛书》的一种出版发行，我所阅读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4年发行的版本。三天的时间我读完了这本书，让我对中国近代史有了新的认识与体会，并深深折服于作者治学严谨的态度以及深刻而不失风趣的文笔。他对中国近代史所做的透彻的分析不同于一般的史书读物，读完后让我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以下是我结合作者的叙述，根据自己的读书笔记整理出的各章主要内容以及自己的心得体会：

第一章为剿夷与抚夷，专讲外患。处在“中古”状态的清王朝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西方侵略者，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接连被西方列强打败而不知民族危机，白白浪费了20年的光阴。这期间，清政府内分为剿夷派与抚夷派，剿夷派虚骄自大，抚夷派服输不图振作。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咸末同初时，恭亲王奕与文祥认识到时代的不同才想到改革。

本章中让我有深刻体会的是以下几点：

一.近代的邦交是一把双刃剑，是当时的大困难，也是大机会。如果当时能进行高度的改革，而不是否认日益强盛的西方国家，这样也许可以继续维持历代我们在东方的光荣地位。

二.在鸦片战争以后没有人立即维新。我想中国人守旧的思想根深蒂固，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而士大夫阶级又缺乏大无畏精神与独立性，他们认为传统文化是不可动摇的。这就使我们民族白白浪费了20年的光阴，在更多年的以后让民族受到压迫与歧视。

三.这期间我们签订了很多的不平等条约，而这些不平等条约的根源我认为是当时民族的无知，我们的法制达不到近代文明的水平，放弃了一些很重要的主权却以为无关紧要。

在看到民族浪费了20年光阴后，我感到痛心，近代中国人迂腐的思想阻碍了民族的进步，让国家在以后备受压迫。

第二章为洪秀全与曾国藩，专讲内忧。清王朝受到了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曾国藩领导湘军为了清王朝的统治而战。洪秀全推行宗教革命及种族革命，却忽视了社会革命，最终以太平天国的失败告终。曾国藩在维持清政府为政治中心的前提下，一方面革新，接受部分的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守旧，恢复中国固有的美德。

我认为太平军在初期顺利的原因不是本身的优点，而是因为是一股新兴的势力，而洪秀全并不是想建设一个新国家，他想建立一个新朝代，他的失败，证明了我国旧式的民间运动是不能救国救民族的。曾国藩是我国旧文化的代表人

2 物，他最注重精神教育，认为政治的改革必须先有精神的改革。其次他利用宗族观念来加强军队的团结力，最重要的是他注重为人，不忽略做事，对所做的事情尽心尽力。他的事业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虽然他进行革新守旧，对我国近代史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是他不明白清朝是不能救中国的，而他所操练的湘军私有军队的精神更是传给了以后的北洋军阀，阻碍了国家未来的统一，这些都是曾国藩守旧的弊端。

第三章为自强极其失败，专讲洋务运动的产生、发展和失败。奕与文祥从英法联军侵华战争中认识到中国应该接受西方文化的军事部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认为应“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成立北洋海军，以国防为目的开设学堂、造船厂、招商局等设施。但是由于洋务运动并不彻底，最后还是失败了，而后爆发了甲午中日战争。

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们全面建设事业的动机是国防，为了近代化的军器，要培养技术人才去驾驶，为了近代化的交通，要有电报局与造船厂的设立，而新式国防需要更多的费用，所以创办招商局。而他们却忘了近代化的国防最需要的是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所以洋务运动进行的并不彻底。不仅领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无需改革，时代与人民更是不允许他们彻底改革，民众的迷信是民族近代接受西方文化的极大阻碍。

3 书中还讲到了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资本主义国家贪图在外国投资，而这种投资混合政治作用的就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注重商业的推销，而国际贸易的自由减小，就会引进市场竞争。最后资本主义国家要竞争原料，绝大部分要行使帝国主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的实质。

在由于朝鲜的内乱而爆发的甲午中日战争中，因为在战略战术上都低于日本，我国最后只能以签订《马关条约》告终，为以后的瓜分狂潮埋下了伏笔。

第四章为瓜分及民族之复兴，讲了瓜分狂潮、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军阀割据和北伐战争。其实主要讲了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以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三个救国方案。

以下是我整理的读书笔记：

康有为等人在变法运动中抓住孔子作为思想傀儡，因为孔子是旧中国的思想中心。其次他抓住皇帝来行新政，就是抓住了政治中心，他调整了行政机构，废除了考试中的八股文，但是由于满清皇室顽固派势力庞大，康有为还是失败了。而义和团运动是反对民族近代化的，与洋务运动及变法运动是背道而驰的，失败是其必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则应时而生。

孙中山对近代文化有深刻的认识并且受过科学的教育，他的革命方案是精密可行的。他提出革命应分为军政、训政、

4 宪政三个阶段，而这是民族复兴的唯一途径。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打倒了清朝，扫除了民族复兴的障碍，为国家的复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由湘军演变的北洋军阀是民族宗族观念的体现，而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就是让我们国家走上正规的方法，但是当时并没有健全的革命军和革命党支持他，很少的人可以真正了解他的思想。民国十三年时，他曾改组国民党，联俄容共，创办黄埔军校，培养未来革命军的骨干。

这本书前两章叙述了我国近代内忧外患的大背景，后两章讲述了四个救国方案，脉络清楚，让我对中国近代史有了重新的了解。这本书如同讲故事，让我快速读完并受益匪浅，在现代社会，我们在发展的同时也不能忘记曾经的历史，应该铭记历史教给我们的一切。

毛雅菲 英语0904班 学号：2009111635

2010年5月7日

第五篇：《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著)读后感

历史背后

——读《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著)有感

裘真经济学基地班

41501089 常言道：知人论事。要想论其事，必先谈其人。蒋廷黻是中国历史学地上的一个传奇人物，也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他早年治学，中年以后志在外交。作为政治家，他是当时“书生从政”的代表人物，主张以所学为国家所用;作为学者，他是当时公认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和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他一生治学严谨，著作不多。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反而不是花了极大精力辑录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而是这本仅五万余字的《中国近代史》。[1]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不仅奠定了他在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而且充分反映了那一代受过西洋教育而深受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在反观中国近代史时的心态，以及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思考。

作为“书生从政”的代表，其言行、其历史观必不自觉得受其政治倾向的影响，然而正如陈旭麓先生所说：重印的宗旨在于“存史存文”，“存其文而原其人，不以其人的政治立场而抹杀其学术的成就。”[2]

正是因为历史观的偏差，导致此书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史料的选择、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具有一定的片面性，这一点在前两章中尤为明显。因而本文将就第一次鸦片战争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这段历史，在蒋廷黻先生理论的基础上，试分析晚清初期的中国外交。

一、天朝上国的自大

受明朝和清前期所形成的以中国为中心、以宗藩关系为主要形式的东亚国家关系模式影响，清朝的统治者将这种东亚、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关系模式外化为整个世界的国家关系格局。这种天朝上国的盲目自大导致清朝在一开始面对西方来使时就抱有轻视的心理。

例如，1793年，英国王室派马戛尔尼勋爵率使团来华，谋求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时，使团甫一靠岸，来迎接的清军便冲了上去，在船队上插上许多“英吉利贡使”的彩旗，礼品清单则一律写上“贡物”二字。热河行宫觐见时，乾隆帝更是一口回绝了英使的建交请求，发诏说：“„„你们表奏上说要派你国人常驻天朝，照管你国买卖，这和天朝的体制不相符合，万万不行„„西洋国家很多，又不是只你一国，如果大家都请求派人留居北京，如何是好?„„天朝的恩德和武威，普及天下，任何贵重的物品，应有尽有，所以不需要你国货物„„”

正如蒋廷黻先生在书中所言：对西方国家的轻视直接导致了中国的政府官员忽视与洋人的交流，也就导致了中西方语言不通、风俗不了解，进而导致了双方在外交谈判的过程中常会因误会而导致误判——中方低估西方的实力，军队溃败后又心有戚戚，畏葸不前;西方高估中方实力，以为中国一心求战，获胜后便洋洋得意更显傲慢。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盲目自大在一夜之间被打破了，之后形成的巨大落差致使清政府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畏夷。这种心态导致了那些办理外交事务的官员害怕出错，害怕得罪洋人，害怕因为自己的过失导致了另一场战争。而那些负责管理外交事务的官员则几乎丧失了民族自信心。如琦善、耆英者，他们在经历了战败后缺失了对继续抵抗英军的信心，他们已经认识到以中国八旗子弟这些中古时代的军队去抵抗扛着近代化武器的英军是不现实的。恰是这些“自知之明”迫使他们签下了《南京条约》、《五口通商章程》、《望厦条约》。蒋先生在书中说他们签下条约是识时务，然而我以为这并非是识时务，而是出于一种被放大的恐惧，或者说是出于晚清官场生态的驱使。晚清官员在面对夷务时无不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面对英国人提出的要求，他们以为这些都不算丧权辱国，毕竟租借的是偏远之地，开通商口岸也没有什么不可接受，协定关税更是便于管理、利于清朝;殊不知这些在近代外交中都是国家主权的象征。

在清政府统治者沉浸在由天朝上国到军事弱国的巨大落差的恐惧中时，有没有人已经觉醒了呢?自然有!他就是林则徐。林则徐在历史上被划分至抵抗派(即蒋先生所谓“剿夷派”)，但是在抵抗排中也分为盲目排外妄自尊大的顽固守旧派和思想开明审时度势的开放派。而林则徐就是这“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蒋先生在书中说林因为害怕自己一世英名毁于一旦，故不敢直谏要求学习西方。我以为这为大谬。固然，林则徐作为士大夫阶层，身上仍难免有士大夫一族在乎名声欲名垂青史的习气。但是，能写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之人，因禁烟而险遭除官之人，亲自组织编撰《华事夷言》、《四洲志》、《九国图志》之人岂是会因名利而放弃直谏的?

联系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读近代史，开始做近代史研究，但是出的研究成果却是参差不齐。许多人开始给大奸大恶之人翻案，说他们可怜之人必有可怜之处，或说他们也是迫于形势，甚至说他们才是审时度势者。而对于历史上早有定论的英雄人物却是不断挖掘资料歪曲历史试图翻出英雄的所有丑恶面，妄图以其缺点掩盖其英雄事迹。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着实令人感到心惊胆战。历史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或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改变，但那也是建立在完备的史料之上的，并不是断章取义、凭空捏造。林则徐作为销烟先驱就应该得到赞扬，耆英、琦善作为谈定、签署卖国协议的人就应该被唾弃，而不是不断找理由为他们开脱，因为这既是历史的局限性，也是其本人的局限性，并无他由。

二、由一强到列强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短短二三十年间，正是西方第一次工业革命蓬勃发展的阶段。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纷纷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当其生产水平发展到一定高度时，国内和殖民地的市场已经满足不了英国，于是他开始尽力开拓海外市场。其中，尤为重要的就是东方市场。

这段时间内，东方主要大国——中国、印度、日本纷纷被打开了国门。且不论中国，印度在经历了莫卧儿帝国式微、马拉塔人取而代之却最终覆灭后，印度王公大多承认了英国的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宗主国地位。日本在经历了黑船事件后被迫打开了国门，而萨英战争则迫使日本重新审视西方文化改而开始了明治维新。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东方国家都有一种被英国侵略丧失民族自信心的经历。

而这一时段的英国正处于鼎盛期，海外的殖民扩张空前鼎盛，在面对中国如此辽阔的地域而又有如此封建保守的政府时，英国人的想法便是占领市场，掠夺原料。因而蒋廷黻吸先生所谓资本主义若是目的纯洁便不为帝国主义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对于英国而言市场和原材料是最重要的，如果协议不成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战争。而这个协议如果是对于一个平等的工业国那么就会是一个平等的协议，如果是对一个农业国那么这必会是一个具有一定贸易歧视的协议，当时的中国如果按蒋先生所言选择接受，那么结果必会是成为又一个印度而不会是今天站起来的新中国。

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向西欧各国和美国传播，西欧各国和美国的生产力急剧上升，故其对海外市场、资源的渴望也与日俱增。彼时，不甘于英国一家独占亚洲的西欧各国和美国纷纷加入到了瓜分亚洲的行列中。法国占领了东南亚，步步蚕食中国的藩属国，还与中国签订了《黄埔条约》;美国通过黑船事件迫使日本打开国门，还与中国签订了《望厦条约》;俄国在中亚地区不断扩张领土，同时与中国签订了《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和《瑷珲条约》;德意志统一稍晚，但其也在南太平洋占领了一众岛屿，同时增派传教士入中国。

然而这一时期的清政府却毫无危机意识，尚未意识到欧洲列强已由一强变为多强，仍是一昧求和以求自保。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后，琦善得势，进而以琦善为首的抚夷派再次抬头。在与英国签订了条约后，面对美、法来使，他们说，倘若中国不给，美、法的人大可以假冒英国人，势必与英国人团结一致，来对付我们，假使中国给美、法通商权利，那时美国、法国必将感谢中国。我们或者还可以联络美、法来对付英国。并且伊里布、耆英诸人以为中国的贸易是有限的。这有限的贸易不让英国独占，让美、法分去一部分，与中国并无妨碍，中国和不做个顺水人情?英国为避免别国的嫉妒，早已声名她欢迎别国平等竞争。所以美国、法国竟能和平与中国定约。[3] 这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对于如何外交、外邦是何心理完全不了解;一部分是由于我们的法制体系完全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仍然处于中古水平。

三、大厦将倾的内部

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具有一种由盛转衰的必然规律。开国者，大多平民出身，既相信“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愿意不拘一格地提拔出身低微之人，以才定官职，较少出现冗官现象;又相信“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懂得民心可用，时时体察民情，杜绝官僚主义作风，节制己欲。然而“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日日想着大兴土木满足私欲。国库空虚，便卖官鬻爵，上行下效，最终开国者所想杜绝的东西便被其子孙一一拾回。

以外交为例，《清史稿》载：“雍正五年，定恰克图市约，置办理俄事大臣，不为恒职。咸丰元年，改归理藩院。十年，文宗北狩，特置专官办理抚局。其冬，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命恭亲王奕䜣领之„„又有外国人兼代领事者„„康熙初，俄国通使，未垂为制。同治六年，始遣使办理交涉„„光绪元年，定出使制„„”[4] 可见，清朝与外国的交流是早就有的，然而却一直未能成制。直至西方列强打上门来，签下条约了，方才匆匆设立类似于外交部的总理衙门。而总理衙门的内部机构划分也具有强烈的殖民色彩，“三年，改为英、法、俄、美四股。后改俄、德、英、法、日本五股。”整个总理衙门仿佛只是为了与列强交涉而设，人家打来了便设一股专事与之交涉，而毫无半点积极向外探索，与其他国家建立邦交之意。

在此期间，清朝与外国唯一的交流就是传教士。而对于清政府而言，传教士的功用不过是画画、修花园，而从不会想到如明朝一样修改历法，修订农书，观察天文。这种封闭自守使得整个清朝一直陷于固步自封之中。

可以说整个清政府是缺乏前进动力的，而唯有让那些改革进步人士，让那些给予侵略的西方列强，推他一记，他才会缓缓往前移动一步。毕竟清朝背负了太多的“祖宗之法”，上至帝王下至平民一心只念着“祖宗之法不可废”。然而就算是改革进步人士也是有私心的，就如康有为重名利权欲，张謇靠着翁同龢力挺才当上了状元郎。在清末的大环境下，若要一人全无私心的为民服务自是不会有的，毕竟当时的社会氛围无法使得当时的人有那样的觉悟，而当时官场的环境也容不得一心为人民服务而毫无贪念的官员的存在。

但是，当一个社会已经容不下一个不贪之官员存在的时候，岂不是大厦将倾之际?

四、结语

正如蒋先生在书中所言，对一国而言外交虽然要紧，然而内政究竟是决定国家强弱的根本因素。究其本源，清朝在外交上的失败还是在内政上的不足，这些不足体现在方方面面，小到火柴的制造，大到机械、船舶的制造。而这些内政上的不足若论改进，除非变革社会制度，否则在一个封建君主制的国家妄议进行工业革命是绝无可能的。

1911年，辛亥革命一声炮响，迈出了中国社会制度近代化的第一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标志着中国完成了社会制度的现代化。

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下，中国经济迸发出巨大活力，而中国外交也向着跟负责任的大国外交前进。

[1]《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导读——兼论近代通史体系的推陈出新》沈渭滨

[2]在此书被湖南岳麓书社辑入《旧籍新刊》时陈旭麓先生所写的《重印前言》 [3]蒋廷黻《中国近代史》P19~20 [4]《清史稿》卷一百十九志九十四职官六外务部(三四四七—三四五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