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典型案例

法治典型案例（精选6篇）

篇1：法治典型案例

民主法治典型案例

一，环保总局败诉的法治意义

浙江省温州市82位池塘养殖户告赢国家环保总局

这是国家环保总局建国以来第一次成为被告。因承包的5500亩养殖池塘突发特大污染事故，温州130多位养殖户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国家环保总局不予受理复议申请决定，限期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2006年06月15日上午9时，温州市82位养殖户松了一口气，他们状告国家环保总局一案，由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审判，责令被告国家环保总局受理复议申请，于判决生效后60日内对原告孔祥仁等82人提出的复议申请重新作出决定。

[点评]作为建国以来环保总局首度成为被告的该案判决结果，凸显了国家在实行环境保护上的决心??即使是作为环保最高职能部门的环保总局，也可能因执法不力而遭受问责。这个“民告官”的判决让国人为之一振，并且在推进依法行政的进程中，有着重大意义。二，社保基金案发人深思

上海社保腐败案事发一批官员落马

涉案金额达百亿的上海社保腐败窝案近日东窗事发。上海社保局局长祝均一被隔离审查，福禧投资董事长张荣坤被限制自由配合调查，上海电气董事长王成明、副总裁韩国璋被双规，宝山区区长秦裕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再到陈良宇、邱晓华等高官涉嫌严重违纪被中共中央立案审查。10月20日，张荣坤成了上海社保案调查至今第一个被公开宣布已被逮捕的个人。

[点评]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违规使用社保资金案件，数额之大，情节之严重令人震惊。目前涉案的一些腐败分子的落马，已经充分显示中央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另外，上海社保案折射出社保基金监管方面上的制度漏洞，面对社会保险基金这条“高压线”，怎样管好百姓养命钱，我们还要面对多大的风险或挑战？ 三，博客不是想说就说

“中国博客第一案”宣判被告被判赔一千元

备受关注的“中国博客第一案”，8月2日在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宣判。法院判决被告自本判决生效起5日内，在中国博客网首页向原告刊登致歉声明并保留10日；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00元。据了解，原告沈阳为博客中国的早期注册用户，他在浏览网页的过程中，看到了许多关于贬低自己人格的文章。此案的判决，对规范博客网站的运营意义重大。[点评]博客以其强大的成长力，在塑造新的表达空间的同时，也面临规范管理的问题。自由表达并非没有边界，我国首部针对网络版权的专门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出台，博客实名制的呼之欲出，都表明，网络社会管理纳入法治化轨道将是大势所趋。

“自荐海选”首创民主选举模式—一余杭区唐家埭村村委会选举

余杭镇上文山村，高全友是该村第一位大学本科生，26岁，2000年考入浙江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及自动化专业，2004年6月毕业后，先后在广东等地工作。在2005年5月20日，“自荐海选”中，以五大优赢得民心，“因为我是本科生”—一村民认为我有的学历，在以后工作中必然能用我的知识，更加方便和有效的服务于村里。“因为我年轻”—一因为我年轻，我有年轻人所有的蓬勃，有足够的体力和精力，扎根在群众中，为人民服务，为村民谋取利益。“我不谋私利”—一我一直认为吃点亏即是福。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我去做，决不以权谋私，务必做到村里财务公开化，透明化，让群众参与到上文山的发展中来，充分发扬民主，对村委会进行有效的监督。“我人品正直”—一做一名“村官”，要会做人。一个干部无能，最多是件次品，而一个干部品德不好，那就是危险品，做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文山人，我一直以来生性和邻里乡亲和睦相处，互相帮助，从来没跟人红过脸。“我责任感强”—一如果我当选成功，我会尽力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全心全力为大家办实事，把村里村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要考虑到多为村民增加心入，考虑到怎幺样维护好小区的建设。小高10多分钟的热情洋溢的演说，赢得了全体村民的一片掌声。他就是通过“毛遂自荐”以“五大优势”和慷慨激昂的竞选演说赢得了民心，最终，以高票当选，成为该村有史以来最年轻、学历最高的村委会主任。

民主决策：

村里的事情由村民说了算

这几天，径山镇冷水桥村显得格外热闹，村里的一条泥巴路正在修建成水泥路，随着一米米不断延伸的道路，村民们的脸上都乐开了花，因为这是他们自己作出的决定。

冷水桥村经济相对落后，村里原想集资修建自来水工程。在年初的村民代表大会上，大多数代表表示反对，他们认为村里的三条泥巴路下雨天连自行车都没法骑，修路更为紧迫；而用水相对方便，自来水工程可以暂缓。民主决策真正反映了民意。

在余杭，村务决策“书记主任碰碰头，两委班子点点头，群众不知哪一头”的现象己经没有市场，全区266个村都建立了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实行民主决策。各村委会把发展规划、集体经济项目、土地征用、计划生育、农民负担等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列入村民代表大会、村务公开、财务公开的范围。为使民主决策规范化，他们还将民主决策的六个程序即议题提出、受理、两委协商、民情恳谈会讨论、村民代表表决、公开等制作成流程图，装框上墙。许多村还将议题提出和表决的时向、地点、人员、内容，以及在表决中的应到实到代表数、反对数、弃权数和表决结果等情况在村务公开栏内逐项公布。

民主管理：

以民主管理载体，深化“阳光村务”

近年来，径山镇依据“有人管事、有章理事”及“职责明确、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创设了《村干部处事任务单》，结合实际，在13个村全面推行，其主要内容是：针对某一项具体工作任务，由村两委会指定分管该项工作的村干部，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法律法规及《村规民约》的相关规定予以妥善处理，并将办理结果由办理人在《村干部处事任务单》存根上简述签字后反馈给两委会备案并作为一项年终村干部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在此基础上于2005年3月径径山镇政府出台了“村民代表议政日制度”，要求每个村每年安排活动日不得少于两次，对村民提出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必须给予答复，并形成书面汇报材料上报镇党委、政府。同时，设立意见箱，落实专人管理：此外径山镇在深化党内民主政治建设上有了新的探索，分别制作了“直通卡”和“一卡通”，并制定了配套制度，受到了村民群众、党员的欢迎。编制了一本集村民代表会议、财务管理、土管城建、生态城建、生态护林、计生信访、民情恳谈会、村干部民主评议报酬、党员自律准则以及生态示范户、文明户评比条件等30多项村务管理和民主制度的《村民手册》，发放到每户农户，成为径山镇首部“乡村典章”。《村民手册》编印出版后，村民对村中的每一项制度都有了深入的了解，从而有效保障了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

民主监督：

村干部的报酬由村民评定

南苑街道高地村村委会副主任戚丽华因村民代表的要求停职待岗，并到杭州市警官学校学习法律，以提高自己的法律知识，更好地为村民服务。

家里因违章建筑与邻居发生纠纷并造成恶劣影响，是24岁的戚丽华待岗的原因。村民代表认为她连父母的工作都做不通，怎幺可能做好村里的工作？

6月19日，该村36名村民代表在村委会集中，他们将听取村干部的述职，并根据村干部的表现评定工资。会场的气氛十分严肃，村干部们分别将一年来的思想建设、工作作风、工作业绩、廉洁自律等方面的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实事求是地向与会的党员和村民代表述职。村民代表的评议可谓真刀真枪，尽管戚丽华家的违章建筑已经拆除，戚丽华也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但村民代表还是因为其不良影响未完全消除，不同意她上班。在评议村干部工作的基础上，村民代表要评议村干部的报酬。街道领导先根据工作考核提出村干部报酬建议标准，即村主任月工资为800元，副主任为640元。然后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法，由村民代表当场写票、当场开箱统计，宣布结果。村主任施雪龙被评为927元，而副主任戚丽华却被评为530元，比街道提出的建议标准低了110元。

在高地村，记者见到了村主任施雪龙。他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只有认真把村里的工作做好，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

“村干部光靠人格、威信治村，到一定时期是很难治理好的，必须依靠民主制度的保障。”他打了一个比方：“村干部是领头人，村里的精英、能人。如果把村干部比喻成老虎，那幺民主、法治就是双翼，在民主法治框架下办事才能如虎添翼。”

个人感悟

在看了那么多的的案例之后，我对于中国的法律建设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我们国家的法律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在不断的进步，逐渐完善我们的法律体系，争取构建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使我们的权利和义务能够得到充分的保障。

环保总局败诉一案，让我们更深刻的体会到了法律的公平与公正。我们国家是一个法治的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是政府机关，也要为自己所犯的错误付出代价。

上文山村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以及民主监督，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日益完善的上文山村，一个洋溢着青春气息的上文山村，一个飞速发展的上文山村。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人民力量的伟大。

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都要依靠人民群众。只有做到真正的民主法治，我们才能够不断的成长与进步。

篇2：法治典型案例

（六）六、长沙县福临镇政府状告生猪养殖户违约案

（一）案件简介

长沙县是全国养猪大县，其北部的福临镇更是“家家有猪舍，户户养猪忙”。比如该镇古华山村仅有7.2平方公里土地，但每年出栏生猪数量却高达10万头。养猪增加了当地收入，使农民富裕了起来。但随着生猪饲养量爆发式增长，自然环境却已不堪重负。据长沙县环保部门测算，养一头猪日用水量达0.05吨，排出废水0.04吨，其碳排放量相当于19个成年人的水平，整个长沙县最高峰时猪粪尿日排放量超过1.5万吨。

为保护自然环境，长沙县从2010年起在全县推行畜禽养殖退出转产扶助鼓励办法。福临镇政府依据该办法与全镇生猪养殖户签订了禁养或限养合同。按照合同的规定，选择完全退出生猪饲养的养殖户自行拆除猪栏每平方米可以获得90元的转产扶助金；而选择限养的养殖户每拆除一平方米则可以获得60元的扶助金。此外合同还规定，选择禁养的养殖户必须承诺完全退出生猪养殖；而选择限养的养殖户则必须将生猪的饲养数量控制在20头以内。如果签订协议的养殖户没有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镇政府有权要求农户返还相应补贴金额。此办法一出台，全镇众多养殖户都选择与政府订立合同，并执行了合同约定的内容。但是，也有少部分的养殖户守约观念不强，没有履行约定义务。镇政府通过多种渠道和违约养殖户进行沟通，但多次劝说无果。为维护政策的严肃性，镇政府最终决定诉诸法律。2014年8月，长沙县福临镇政府以合同违约为由向长沙县法院起诉张某等7名领取了较大金额补贴却违约的养殖户。8月26日，长沙县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系列案件的第一案。经过近两个小时的庭审与调解，双方达成一致，确定：张某在五天内拆除超面猪栏，降低养殖头数，而且此后不得再超过协议的50平方米和20头。最终，张某履行协议，自己拆除超标猪栏，喂养生猪不超20头。至9月3日，其余6名养殖户也承诺退出养殖或者减产至20头以下。

（二）案件评析

从案件本身来说，长沙县福临镇政府状告生猪养殖户违约案法律关系清楚，事实证据确凿无争议，是一个简单的合同纠纷案件。该案之所以能够在全国引发广泛关注，主要原因就是诉讼参与双方“官”与“民”的身份。我国行政诉讼法自1990年正式实施，经过二十多年的运行，普通公民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免受政府侵害的“民告官”案件已不再罕见。但福临镇政府状告生猪养殖户违约一案的原被告则身份反转，是一个“官告民”案件。这种看似简单的区别其实背后隐藏着深刻意义，它所带来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案件本身。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解读其价值：

第一，体现了政府社会治理理念和手段的转变。

行政与司法都是社会控制的重要方式，但在“官本位”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国，政府更加倾向于使用行政手段而非司法手段解决问题。行政手段的优点是高效、便捷，但缺点是手段简单、直接。由于程序相对简便，因此行政手段更易诱发侵害公民权益的情况。另外由于现实情况千差万别，有时甚至行政行为完全合法、合理，都无法保证能够获得较好的实施效果。在养猪收益已经成为农民主要收入来源的福临镇，为环保目的而控制生猪数量的施政要求对当地养猪户来说是十分难以接受的。如果政府只是简单粗暴地运用行政手段来解决此问题，很可能不仅无法使执行落地，甚至还有可能引发严重的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

保障公民权利与维护社会稳定都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然而有时两者之间也存在冲突。如何处理好保障公民权利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关系一直是困扰各级行政机关的一个难题。这一问题也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强调，“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从“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到“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为更好地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指明了方向和路径。在法治湖南建设的大背景下，福临镇政府通过签合同、定契约的方式，实现“产业转型、保护环境”的行政管理目的，本身就具备创新性，体现了行政管理的法治化。更为可贵的是，在村民违约之后，福临镇政府放弃传统的强制执法方式，利用法律武器，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养殖违约事件，化解官民矛盾，体现了政府部门法治思想、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彰显管理模式和能力的进步。

政府行政和司法诉讼作为社会控制方式，两者之间是可以起到互补作用的。减少简单行政手段，而使用包括司法在内多种社会治理手段不仅意味着给予全社会更大自主空间、给予公民更多自由，还意味着社会治理方式的重大变革。传统的行政手段更加强调对社会的“控制”而非“治理”，是用强硬外力直接规范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而将司法手段融入社会治理中，则会极大地提高法律的地位。此外，司法的方式更加有利于行政相对人意见的表达，而独立、公正第三方的客观判决，则会增加最终决定的公信力。因此，行政机关借助司法解决矛盾可以更好地消除官民矛盾。行政与司法的结合，标志着政府执法方式的重大转变，也是今后政府执法方式改革的重要方向。

第二，对行政诉讼制度的反思。

行政诉讼在民间被形象地称为“民告官”，这种表达方式简练而通俗，对行政诉讼观念深入民心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伴随1990年行政诉讼法的实施，这一概念经由媒体的极力提倡，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法治观念变革。由于营造出与传统极大的反差，这一约定俗成的词汇，塑造出强烈的公民权利价值观，在中国法治历史上所起的宣传教育作用不可低估。很大程度，正是借助于“民告官”的概念，现代法治才得以将错位的官民关系逐渐导正。但是，运用司法手段实现社会治理不仅需要“民告官”，还需要“官告民”。在长沙县福临镇政府状告生猪养殖户违约一案中，政府的胜诉起到了良好的执法效果和社会效果。但是必须看到这一胜利的取得是以政府与养猪户之间订立民事合同，政府以平等民事主体参与诉讼为前提的。按照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法，行政主体不能对行政相对人提起诉讼，也就是说只准“民告官”，不准“官告民”。目前我国大部分的行政主体还是习惯于使用单纯行政手段进行社会管理，因此一旦发生纠纷，其实政府是无法选择使用司法途径解决问题的。对于“官告民”，法学界大部分学者都持支持态度。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也是政府社会治理方式转变的必然结果。利用司法解决官民矛盾是全社会对法律尊重的结果。在法律眼中，行政机关与公民都是平等主体，不管是“官告民”还是“民告官”都是正常现象。但是也不少学者对这一制度表现出了担心。他们认为，如果在行政诉讼中赋予了政府诉权，可能会使强势的行政机关在诉讼中无法与公民在实质上保持平等，甚至可能会发生行政干预司法的结果。

应该看到，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法治的背景早已不同往昔。立足于国家治理的新型需要和法治中国的更高要求，行政诉讼法的功能定位是否还是局限于“民告官”，或许值得推敲和思忖。“民告官”这一通俗化的表达，很难再准确反映出行政诉讼本身所应承载的制度功能，同时也无益于修复官民关系和促进合作行政。

首先，在行政诉讼中允许官告民契合社会发展趋势。正如前文所述，将司法引入社会治理是政府执法方式的重大变化。这本身就要求不能将政府的诉权仅仅限制在民事领域。对于一些学者担心的行政干预司法问题，则可以通过制度进行规制。除此之外，在未来的发展中，很多政府的职能将由社会组织所承接。如果现在没有完善的行政诉讼机制，那么这些不具备政府身份却承担政府职责的部门将缺失一个重要的维权途径，最终可能令老百姓忽略对越来越多公共治理行为合法性的关注。其次，对于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司法也负有保障功能。倘若相对人不服从而行政机关又不便直接强制干预，此时应当允许行政机关借助司法手段增强其治理的权威性和实效性。在法国，大区长与省长作为中央的代表监督地方团体执行国家法律的情况，如果其认为地方团体通过的决议不合法，可以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这种制度设计本质上即是为了维护公法秩序。我国行政诉讼中的执行诉讼，即由行政机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也是一种“官告民”的体现。这种类型的诉讼还有待进一步拓展，以减少行政权与公民权的直接对抗，将二者引入平和理性的司法程序，实现权利、秩序与法治的和谐。

篇3：法治典型案例

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在对法治区县建设工作中的作用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从思想和行动两个方面为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指明了具体路径。十八大报告一方面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的目标, 另一方面又着重强调了“法治思维”在“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一科学论断表明, 如果离开了“法治思维”, 就不可能运用“法治方式”来很好地“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继而也就会影响或阻断“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目标的实现。

(一) 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是新形势、新任务的迫切要求

十八大报告强调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改革设计了法治的最优路径,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则是凝聚法治共识的根本, 而法治区县建设正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有效路径。我国全民法制宣传教育已经开展了27年, 随着普法内容的逐步拓展和深入、普法方式方法的与时俱进和不断创新, 人们的法律意识、法治观念大幅增强, 为“法治”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为顺应广大人民日益增强的“法治”意愿, 全国普法办提出了建设法治城市 (区、县) 的工作要求, 将“法治”建设提到了新的高度。新形势、新任务对基层区县法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法治建设工作任务艰巨而紧迫。

(二) 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

从推进发展的要求来看,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更加凝聚着深化改革的法治共识。十八大报告为我们明确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奋斗目标, 深化改革成为中国加快发展的迫切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伟大成就, 使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项建设都基本纳入法治化轨道。从这一层面来讲, 改革的成效将更加体现在如何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的能力上, 以切实保障改革沿着法治化的道路加快前进。由此可见, 法治建设目标实现不了, 深化改革也就成为一纸空谈, 也就不能实现全面意义上的小康, 作为基层区县一级政府, 法治建设工作更显得尤为重要。

(三) 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是实现科学跨越发展的必要保障

当今区域发展的竞争, 既是经济实力的竞争, 也是各级政府公信力、执行力的竞争, 说到底, 是法治环境的竞争。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恰恰是一个好的良性的法治环境形成的关键环节。法治环境它体现了一个地区的“软实力”, 为区域科学发展提供公开、公平、公正、可预期的发展环境。因此, 一个区县要实现科学可持续健康发展, 必须首先要筑牢“法治”这一基础, 为科学发展提供坚强的法治保障。

(四) 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是新形势下维稳工作的必然途径

从维稳工作大局来看,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更是维护稳定的需要。在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 利益调整引发的社会矛盾大量凸显, 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更加艰巨。我国现阶段社会矛盾易发、多发, 矛盾形式与内容更趋复杂, 化解难度加大, 因此, 法治建设工作任务十分紧迫, 只有推进法治建设, 各级党政组织和领导干部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才能使广大群众依法表达合理诉求, 才能营造民主团结的政治环境, 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 协调平衡的生态环境, 社会才会长治久安。

(五)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有力保障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 促进社会和谐,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要真正做到人民利益至上、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将利益诉求、纠纷解决纳入法治轨道, 为改革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法治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是领导干部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必须具备的首要能力, 更是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的基础保障, 强化这方面的能力建设, 显得更加紧迫和必要。因此, 法治建设不仅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基础和手段, 也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目标追求, 更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有力保障。

科学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积极推进法治区县建设工作

法治建设是一项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要工作。近几年, 我们依照“全面推进, 重点突破, 示范引领, 巩固提升”的工作原则, 集中力量, 大胆实践, 使宝坻区的法治建设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这也使我们真切地感到:法治思维强调思想转变, 法治方式是在执行层面提出的明确要求。

(一) 不断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培养全社会法治意识和法治能力

随着“六五”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不断深入, 我们深深感到, 法制宣传教育在推进法治建设中发挥着坚实的基础性作用, 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任务愈加繁重。党的十八大就明确指出:“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 为我们今后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目标和方向。多年来, 在上级领导部门的领导、支持下, 按照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我们持续深化了“法律六进”工作, 不断加强以六类普法对象为重点的法制教育工作。在近两年又积极探索出了“谁执法、谁普法”的“网格化普法”新模式, 对全区普法工作进行“网格”规划, 将普法与执法、服务有机结合起来, 实现普法在全区各个角落的全覆盖。

(二) 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不断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为不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宝坻区科学制定了《区人民政府议事规则》, 进一步规范决策程序, 建立了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工作机制。规定了凡属事关全区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事关广大群众切实利益的重大决策, 都由区政府全体会议或常务会议研究、集体决策。对拟出台的政策, 加强合法性审查和社会公众参与两个环节, 增强了决策的科学性、规范性和民主性, 确保了行政决策符合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同时, 还建立健全了决策跟踪反馈和实施后评价机制, 通过民意测验、评估审查、抽样调查等方法, 及时发现并纠正存在的问题, 并严格实行决策责任追究制度, 坚持“谁决策, 谁负责”的原则, 实现了决策权与决策责任的统一。

(三) 深化基层民主法治实践,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为加强社会管理创新, 不断深化基层民主法治实践, 2009年, 宝坻区率先推出了“一站三中心”镇街工作模式改革, 将镇街下属各自独立的办公室和“七站八所”整合为经济发展服务中心、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和综治信访服务中心, 将与基层企业、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事项全部纳入3个中心, 集中办公, 开门办公, 方便群众。同时在各村设立综合服务站, 随时掌握村居动态, 收集群众反映的问题和意见建议,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管理效果。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法治区县建设需要重点把握的几个环节

一是健全领导体制。按照“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属地管理”的工作原则, 在全区构建区法治建设领导小组、区法治建设办公室、法治建设专项工作组、专项组成员单位4级建设组织机构网络, 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政协支持、各部门齐抓共管、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格局。

二是完善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强法治建设相关工作机制建设, 结合建设要求, 把每一项任务、每一条措施进行分解, 明确牵头部门、协办部门, 明确工作标准、工作要求和实施步骤, 建立健全分级负责、分层落实的责任制度体系, 形成分工明晰、协作有力、资源共享的长效工作机制。

三是加强考核评估。科学设置考核内容和考核标准。把经常性督促检查与阶段性考核评估结合起来, 把建设成效与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结合起来, 调动各级各部门抓法治建设工作的积极性, 推动法治建设工作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篇4：国内外典型法治模式透析

关键词：新加坡；中国；法治模式；分析

中图分类号：DF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4-0120-03

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1]34。法治是社会和谐的根本保障，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法治的核心内容是约束公权力、保障公民私权利。法治建设普遍经历了从政府法治到社会法治的过程，新加坡“以法治促和谐”已成为世界样本。就我国而言，法治建设的关键在于正确把握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做主的关系。“更加注重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1]25。近年来，湖南省、江苏省海门市在地方法治建设方面做了一些有益探索和制度创新，并应邀在2011年9月全国省部级领导干部“加强政府法治建设”专题研讨班上做经验介绍，已经在全国形成巨大的示范效应。

一、社会和谐的世界样本：新加坡二元化法治模式

与西方强调个人自由的文化不同，东方文化注重秩序。有秩序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有自由的秩序才是良好的秩序。在新加坡，政府的社会治理原则是依法严管。“人民都信心十足认为个人的生命和财产有所保障”。①新加坡能够成为社会和谐的世界样本，正是因为政府管得严，管得好，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秩序保障。

（一）理念：自由只能存在于有秩序的社会

法治的核心是依法治官、治权，依照宪法和法律执掌政权，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理念。管子云：“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②一方面，依法执政就是“定此名分”，以实现“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③从而具有权威性；另一方面，依法执政就是“控名以责实”，以达到“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④从而具有法治力。

在新加坡领导人看来，在自由与秩序的关系中，秩序优先于自由。西方扩大的个人自由已经到了破坏社会秩序为代价的地步。东方社会的目标是以良好的社会秩序保障每个人最大限度地享受自由。如新加坡为了制止毒品违法犯罪，法律赋予任何海关官员和警察发现任何人行为可疑（有理由认为是处于吸毒状态时）时就可以对其进行尿检的权力，而美国这样做就构成对个人权利的侵害，警察也将遭到起诉。在新加坡，透过“自由先于秩序”的形式，看到了“秩序先于自由”的现实。因为在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里，只有秩序已经建立，才能依照事先的法律规范确立主体之间的人际关系原则。否则，混乱与无政府状态就会取代秩序了。法律必须给予守法者最大的保护及犯罪分子严厉的惩罚。

“自由只能存在于有秩序的社会”的理念决定了新加坡的二元化法治模式。形式法治仅指严格依法办事，注重法的工具性但不管法的好坏；实质法治不仅强调法的普遍服从，而且强调良法之治。新加坡特别强调形式法治，在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发生冲突时，坚持形式法治优先于实质法治的原则，并体现在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之中。

（二）立法明确、精细

新加坡的法律规定十分明确，是与非、罪与非罪的界限非常清楚，处罚和量刑的种类和幅度一目了然。各类法律规范细密、滴水不漏，大至经济政治体制，小到公共卫生、酒店管理再到人的言谈举止、衣食住行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立法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实属世界罕见。执法者的自由裁量范围极小，避免了最基层的腐败行为发生，而基层公务人员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他们的廉洁程度影响社会风气。法律的明确、精细也为法官迅速判案提供了条件，一个法官一天可以审结一般违法交通法规的案件达500余宗。

（三）执法规范、严厉

法治的实现不仅在于有法可依，更重要在于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执法人员做到严格将法律规定落到实处，毫不留情，即使非常琐碎的各类罚款规定也不例外，如随地乱扔烟头的行为，执法人员会一直追赶到违法者的单位处以40新元的罚款。如交通运输管理方面，虽然新加坡只拥有50万车辆，且仅仅有200多名巡警，其主要依靠电子设备全面指挥交通，车辆出行如果闯红灯，监测仪自动记录、拍照并迅速送达处罚单据[2]146。如逾期不予缴纳，法院传票立即到达。新加坡管得严的主要特征是处罚严厉，具体表现在罚款、鞭刑等措施。罚得多、罚得重是新加坡罚款之严的集中表现，罚款警告随处可见，公园里“不得乱扔垃圾”、“不准钓鱼”、电影院里“不准吸烟”、地铁站外“不准坐在矮墙上”等警示牌中，都标有违禁罚款的价码，如乱扔垃圾罚100新元，看电影吸烟罚500新元，随地吐痰最高可罚1 000新元。标示这些具体规定既便于公民守法，也利于执法人员执法。其严厉处罚，可以使一个经常违法者被罚得身无分文；新加坡是世界上少有的实施鞭刑的国家，目前大约有30多种罪名施以鞭刑，这种惩罚虽然不会致命，但挨过鞭刑的罪犯因为饱受剧烈疼痛并留下终身伤痕，提醒那些可能犯错的人不可重蹈覆辙，效果甚好。

（四）司法公正、公信

司法机关严格依照法律，公平公正地审理案件，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的精神除了公正，还有严格，只有通过实现普遍主义，相同情况相同处理，不同情况不同对待，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法律的权威和尊严才能够树立起来，法治的威慑和教育功能才会得到彰显。制度保障是新加坡司法公正的前提，宪法和法律对法官独立判案做出很多具体规定，如法官任职期严格受到法律的保护，非经法定程序不得任意撤换或者废除，法官的薪水、法官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免除责任等等都是由国会规定，从制度上确保法官只对法律负责，不受行政机关和党派的干预，赢得公众对司法的信任。

（五）守法全面、诚信

以新加坡的土地征收为例，“国家利益优于个人利益，经济发展优先于人权保障”的价值定位贯穿于《土地征收法》等土地征收法律法规之中。而对“公共利益”的内涵采取比较宽泛的界定，从根本上赋予国家强大的土地征收权力，自1966-2007年这40多年中，新加坡一直适用“低进高出”的原则和方式，即政府低价征收私人土地，再以更高价格将土地使用权转售给私人开发商。《土地征收法》规定以市场价值作为评估标准，同时又设立了市场价值的两个评估时间点：征地公告日和法定日期，与此同时，在这两个评估时间点的市场估价之间遵循“就低不就高”的经济补偿原则。所以，在征地过程中，不动产市场无论如何变化，政府总能够处于合法赢利的地位，被征收者却始终处于被动和弱势的处境。但是，被很多人看作“恶法”的土地征收补偿规则，在现实运行过程中从来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静坐、堵路、游行、示威乃至以跳楼、自焚等极端的“公民不服从”事件。这还需要归功于新加坡的形式法治[3]60。

1.法律至上的理念深入人心

“法律至上”并非仅仅只是停留在口号上，而是体现于政府自身的具体行政行为之中。从内阁总理、部长到普通公职人员，能够遵循不折不扣地依法办事原则。“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以权废法”、“徇私枉法”等人治思维和模式被视为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的“恶行”。在土地征收过程中，政府方面能够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征地，被征收者能够依法获得合理补偿，有异议者能够依照法律途径寻求法律救济。在新加坡人的理念中，讲政治就是尊重法律，法律至上就是政治至上的根本体现，因为主流政治意志已渗透于法律原则和具体法律条文之中。在新加坡，“恶法亦法”的意识同样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这种价值观念和评判标准并非意味着每个公民在内心良知上认同或接受这些“恶法”，而是特别强调法律一经制定和生效，任何人都必须尊重和服从，切实维护法律之安定性。社会民众对法律的这种态度，体现了新加坡法律所具备的指引性、可预期性和教育性功能，使“定纷止争”的法律功能在现实中得到了彰显。

2.以廉洁赢得政府的公信力

徒法不足以自行，任何法律制度都离不开人的能动作用。新加坡特色的法治模式能够取得改善民生、推动发展、维护稳定的实效，还有一个重要法宝——政府廉洁。如在土地征收领域，“就低不就高”的估值与补偿规则势必会为公权力寻租大开方便之门。然而，政府通过“低进高出”获得的巨额财政收益并未用于修建政府的楼堂馆所，或者用于“三公”消费（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及公款旅游），而是用之于民。公权力运行领域并未充斥着权力寻租、贪污浪费以及司法腐败。廉洁的政治和社会氛围为“显失公平”的土地征收法律制度得以成功运行四十余载，提供了极好的外部环境。也正是这种二元法治治理模式为新加坡廉洁、高效政府建设提供了最终的法治保障。

3.重视社会建设，树立社会民众对法治的信心

虽然新加坡政府历来反对西方国家的高福利政策，但同时主张，国家应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确保民众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新加坡在建国初便启动了“居者有其屋”的组屋制度。“不正义”的土地征收制度确实剥夺了少数公民的自然权利，但也为组屋制度的全面推行提供了资金支持，使大多数公民至少拥有一套住房的梦想成了现实。以“小恶”换取“大善”，成为新加坡公众对土地征地制度保持宽容乃至默认态度的重要因素。

4.畅通双轨制救济渠道，公众的诉求得到理性的释放

有权利必有救济，为了拓展公民理性表达诉求的渠道，新加坡通过立法构建了双轨救济机制：一是国会议员（含内阁总理、部长等高级官员）在基层社区每周一次定期接访，协助诉求者与政府之间沟通信息（如土地征收和补偿方案）。这种沟通机制成为政府疏导民意、协助民众缓解困境和压力的理性渠道；二是申诉委员会以及与上诉法院的司法救济。独立、透明、公正、公开的司法审判，败诉方虽然不必完全接受，但也只能服从判决。游行示威、静坐堵路乃至自残、自焚等极端抗议手段，既不符合新加坡社会的风俗，也为新加坡法律所严格规制。由于《刑法》及《内部安全法》的威慑力，采取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行动来“倒逼”政府就范的事件就更加难以发生。

新加坡的法治治理模式表明：对法律的尊重与谦抑态度，执法与司法工作者不折不扣地遵循法律，民众严格依法办事，正是新加坡的“政治正确”的评判标准。全社会形成良好的守法意识和守法氛围，也正源于此。

二、中国地方法治建设的路线图：从依法执政向法治湖南的跨越

法治建设的关键是依法执政，重点是依法行政。湖南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抓依法行政就是抓发展”，“推进依法行政就是推动科学发展”的理念，以依法执政为龙头，以依法行政为抓手，着力在提升政府工作法治化水平上下功夫，初步形成了具有湖南特色的“一规划”①、“两规定”②、“六办法”③的依法行政制度体系。

（一）以依法执政引领法治政府建设

法治湖南的重大突破在于落实党委执政法治化，用制度规范地方党委依法执政。不断改革与完善党委决策机制，科学合理界定各级党委的决策权，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要进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和决策评估，将党委的权力晒在阳光之下，扩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与参与度，通过推进党委决策的民主化、、规范化、科学化，杜绝长官意志，防止决策的任意性。推行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以制度杜绝长官意志，防止决策的任意性。对法治政府建设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

（二）以依法行政推动法治政府建设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在于法治政府建设。湖南法治政府建设从限制行政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入手，以限权和服务为导向，做出一些在全国首开先河之举。

1.规范行政程序

行政程序的规范化一直是我国行政立法的“空白”。2008年，湖南省以行政程序的规范为抓手，率先在全国出台了第一部系统规范行政程序的地方政府规章——《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确立了行政决策听证会、专家论证和开门立法制度。一是建立听证会年度计划制度和听证会案例指导制度。每年年初编制重大行政决策的听证会计划，并纳入依法行政考核，同时精选部分听证会案例，汇编下发进行实例指导。2008年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共举办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听证会1 000余次。2009年，湖南省政府在全省范围内公选了25名公民代表，参与“2009年为民办实事听证会”[4]180。通过听取代表们的意见，在原定的38项为民办实事建议项目中，撤销了7项“受益范围小、与民生关联不大”的项目，新增了3项由代表们共同推出的“城市治安电子监控”内容。二是省政府带头示范，重大行政决策和每年向人大的省政府工作报告，都要专门听取专家和省政府参事的意见。省政府还建立了专家列席政府常务会议制度。长沙市建立了邀请市民参与市长现场办公会制度，在西湖文化园建设过程中，邀请50名市民代表参加市长现场办公会，在广泛听取代表意见的基础上，做出了将西湖文化园“还湖于民”的决策。三是省政府实行“开门立法”和“公推公选”立法项目。2010年，省法制办公开征集立法建议项目73个，其中由公众提出的27个，最终采纳2个。取得良好的社会反响和效果。

2.建立规范性文件的“三统一”制度

“红头文件”泛滥成灾、文件相互“打架”、“暂行规定、试行规定”终身不变，是公权力不规范的突出问题。对此，《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确立了规范性文件的统一登记、统一编号、统一公布“三统一”制度和有效期制度。任何部门制定规范性文件都必须向同级人民政府申请登记并获得一个统一的“身份号码”，否则，任何规范性文件将被视为无效。

3.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

长期以来，“合法不合理、同事不同办、同案不同罚”等行政执法中的突出问题，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2009年10月，湖南省制定了全国第一部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省级政府规章——《湖南省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提出并确定了行政裁量权的“综合控制模式”，规定了控制源头、建立规则、完善程序、制定基准、发布案例等五项制度，全面、系统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以禁止行政执法中“钓鱼执法”、“养鱼执法”、“多头执法”、“以罚代管”等多种违法行为。

4.服务型政府的理念法治化

在建设法治政府方面，湖南省主要探索两个重点方向：一是解决好“政府做什么”的问题，二是解决好“政府怎么做”的问题。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政府要“正确地做事”、“做正确的事”全面地履行法定职责[4]392。“正确地做事”，就是要加强行政程序建设，政府必须按程序办事；“做正确的事”，就是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加强政府的服务工作。通过规范行政程序和权力运行这个手段，更好地实现服务社会和公众的目的。将服务型政府建设纳入法制轨道，政府为公众提供服务成为法定义务，使政府服务成为一种约束，其创新之处在于对地方政府的服务做出了强制性规定：市（州）、县（市）人民政府设立统一的全天候的社会救助中心、公共企事业单位编印服务手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行政效能中心，并限时办结行政效能投诉案件。对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政府服务中的违法行为，规定了一套完整的行政问责措施，同时，要求把政府服务的实施状况在一定范围公开，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三）以司法公正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从加强司法公信力建设入手，各级党委带头维护司法权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依法实施监督，各级行政机关要依法参与诉讼活动、自觉履行生效裁判、认真履行相关义务。对重大行政诉讼案件，建立行政机关负责人主动出庭应诉制度，对非法干预司法活动，建立备案登记、查处等责任追究制度，坚决排除地方保护主义和本位主义，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从而增强社会公众对法治的信任，形成良好的法治氛围，向法治湖南演进。

三、建立化解社会矛盾的长效机制：海门市行政复议制度改革之举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现行行政复议体制机制不完善、社会公信力不高等问题随之突显，特别是行政复议机构的从属地位以及复议人员的隶属关系，使不少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时存在畏难心理：一怕当被告，二怕得罪人，三怕担责任。此外，行政复议管辖“条块结合”“多头共管”的格局，造成行政复议资源和复议任务分布明显不均衡。“有人没案办”、“有案没人办”等问题长期存在。江苏海门立足于“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行政程序内部”的指导思想，以行政复议制度的改革创新推进政府法治建设。

（一）实施相对集中行政复议权制度

针对行政复议“多头共管”的弊端，2009年，海门市在江苏省率先进行行政复议委员会试点，由市政府相对集中行使公安、农林、交通、地税、农机、国税等7个部门的行政复议权。行政复议委员会以市长或副市长为主任。在34名委员中，政府以外的法律专家、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民间裁判员”占委员总数的32.4%，使行政复议机构和人员构成更具专业性和独立性。

（二）推行行政复议听证会制度

2002年9月，海门市首次组织了行政复议质证会，标志着行政复议听证制度初步确立。为了遏制行政机关负责人不愿参加听证会的现象，2006年12月，海门市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和参加行政复议质证的通知》，要求行政机关负责人必须参加复议机关组织的听证活动，而且在复议听证活动中的发言时长不少于被申请人发言总时长的50%，并用专门软件对参会人员的发言进行计时，不达标的将在年度考核中予以扣分，以解决行政机关负责人“参会不出声”的问题。

（三）探索行政复议机关负责人审案制度

为了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海门市自2009年确立了行政复议机关负责人主持听证会和案审会制度。2011年，又将“复议机关负责人主审行政复议案件”作为年度依法行政的工作要点，对于行政复议申请人众多的群体性案件、涉及多个行政机关职权的案件、涉及执行有关政策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案件、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社会影响面较大的案件以及其他需要市政府出面协调的案件，由行政复议机关负责人主持听证和审理，并趋于常态化。使行政复议具有权威性、超脱性，提升了行政复议的公信力。

在社会结构转型、社会矛盾多样化的新时期，大多矛盾纠纷属于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行政争议。海门市积极探索、不断创新，使大量行政争议通过行政复议得到了有效化解，真正实现了把矛盾争议化解在最基层、化解在矛盾初发状态、化解在行政程序内部。不仅提升了干部的法律意识，而且增强了公众对法治的信任，产生了定纷止争、案结事了的良好效果。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新加坡为什么能[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2.

[3]高中.法治二元论视角下新加坡土地征收低补偿规则研究[J].苏州大学学报，2012.

篇5：民主法治示范村典型材料

“民主法制示范村”先进材料

我镇黄草沟村共 4个牧业合作社163户759人，治保调解组织健全。黄草沟村自开展“民主法制示范村”活动以来，在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以“讲政治、保稳定、求发展”为工作思路，全力打基础、用心抓落实，积极推进了全村“民主法制示范村”创建活动，实现了“发案少、秩序好、群众满意”的目标，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治安案件连年下降，连续多年无刑事案件发生，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几年来，村两委主要抓了以下方面工作。

一、提高认识，健全机构，建章立制

创建民主法制示范村建设，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发展农村三个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是全力维护基层稳定的一项新举措和有效途径。村两委班子充分认识到民主法制建设在三个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一是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做到思想认识到位、宣传发动到位、措施落实到位，确保此项工作的顺利进行。二是建立健全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村委会成立了以主任为组长的“民主法制示范村”创建活动领导小组。下设四个活动小组，做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三是按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制的要求，村委会与各个生产组签订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

任书》、《禁毒责任书》，每个生产组又与牧户签订责任书。真正做到管好自己的人，看好自己的门，办好自己的事。

二、抓住“四民主两公开”，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黄草沟村借2006年村委换届这一契机，加大宣传力度，努力提高牧区干部群众参与监督意识。一是抓好民主选举环节，加强组织建设，通过民主选举优化了村两委班子结构，加强了基层村民自治组织建设；二是抓好民主决策环节，完善村民自治机制。村民委员会进行决策时，充分发扬民主，对涉及到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必经村委研究，由村民会议讨论通过；三是抓好民主管理环节，依法规范村民自治。四是抓好民主监督环节，实行“村务”、“财务”两公开。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逐步规范，每年向村民公布财务及村务达12次以上，做到给牧民群众一个明白，还基层干部一个清白，推动了牧区基层廉政建设，密切了干群关系，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机制不断优化。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激发了广大牧民群众的政治热情，调动了村民民主参与的积极性，为推进基层民主法制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为“民主法制示范村”创建活动奠定了基础

黄草沟村以创建“平安村”为契机，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落实“四民主”、“两

公开”（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村务公开、财务公开）为重点，开展依法治村、以德治村等村民自治工作。为保障牧民当家作主，有的放矢的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使普法工作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相结合，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在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中，村内治安热点问题得到及时整治，各类矛盾纠纷得到及时化解，违法青少年得到帮教。通过开展“送法下乡”、“法律进村入户”法治宣传、召开群众会等宣传活动，提高了牧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增强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的意识和能力，促进和保障了牧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

四、人民调解组织健全，并能充分发挥作用

为使村级社会治安得到综合治理，黄草沟村治保调解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村民调解委员会工作职责明确，并能积极开展工作，热心为群众排忧解难，全力化解各类纠纷。一是出现的各类纠纷得到及时调处，调处成功率95%以上，没有因纠纷调解不善而导致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二是能及时发现、整治各种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安全因素，整治不了的治安“热点”、“难点”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汇报，并积极配合上级有关部门开展整治，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处置在萌芽状态；三是结合辖区实际开展矛盾纠纷排查，按照抓早、抓小、抓苗头的原则，做到提前预防、及时处置。

总之，黄草沟村通过开展民主法制示范村创建活动，各

篇6：授贤村-民主法治示范村典型材料

授贤村位于官湖镇东北部，大沂河西畔。这里民风淳朴，景色怡人。全村共13个村民小组，990户，4500多人。村内设有治保调解委员会，下辖13个治保调解小组，共有17名治保成员，拥有一支10人组成的护村巡逻队，昼夜巡逻，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我村自开展“民主法治村”活动以来，在上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按照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的要求，以“讲政治、保稳定、求发展”为工作思路，全力打基础、用心抓落实。积极推进了全村“民主法治村”创建活动，实现了“发案少、秩序好、群众满意”的目标，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近几年，陆续被镇党委政府授予“安全文明村”等称号，受到表彰。村里治安案件连年下降，10年无一例刑事案件发生。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

几年来，村两委创建民主法治村方面主要抓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提高认识，健全机构，建章立制

创建民主法治村，是贯彻胡锦涛总书记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发展农村三个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是全力维护基层稳定的一项新举措和有效途径。村两委班子充分认识到民主法治建设在三个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1、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做到思想认识到位、宣传发动到位、措施落实到位，确保此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2、建立健全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成立了以村委会主任为组长的“民主法治村”创建活动领导小组。下设13个活动小组，做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3、按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制的要求，村委会与13个村民小组签订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书》、《禁毒责任书》。村民小组又分别与农户签订了责任书。同时，村委会还对村内的2名刑释解教人员指定了帮教责任人，签订了帮教协议，按照帮教方案适时组织帮教。真正做到管好自己的人，看好自己的门，办好自己的事。多年来，我村的刑释解教人员无一例重新犯罪。

4、建立各项规章制度。制定完善了《村民自治章程》、《村治保调委会职责》、《村规民约》、《村务、财务公开制度》等36个制度，做到制度上墙，有章可循，管理规范。

二、抓住“四民主两公开”，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我村抓住村委会换届这一契机，加大宣传力度，努力提高农村干部群众参与监督意识。

1、抓好民主选举环节，加强组织建设。通过民主选举优化了村委会干部结构，加强了基层村民自治组织建设。

2、抓好民主决策环节，完善村民自治机制。村民委员会进行决策时，充分发扬民主，对涉及到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必经村委会研究，由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

3、抓好民主管理环节，依法规范村民自治。村内民主管理制度健全，制定并完善了村民自治章程，建立了有关生产、财务、治安、计生、党员干部目标管理等各项规章制度，提高了村级民主管理的水平，特别是党员目标岗位责任制的创建得到了各级的肯定。

4、抓好民主监督环节，实行村务、财务两公开。实行村民自治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逐步规范，每季度向村民公布一次村内财务及村务，做到给农民群众一个明白，还基层干部一个清白。推动了农村基层廉政建设，密切了干群关系，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机制不断优化。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政治热情，调动了村民民主参与的积极性，为推进基层民主法制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为“民主法治村”创建活动奠定了基础

我村以创建“平安邳州”为契机，坚持以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为指导，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落实“四民主”、“两公开”（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村务公开、财务公开）为重点，开展依法治村、以德治村、村民自治工作。为保障农民当家作主，有的放矢的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使普法工作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相结合，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在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中，村内治安热点问题得到及时整治，各类矛盾纠纷得到及时化解，违法青少年得到帮教。为了防止“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的破坏活动，村内加强了对邪教本质危害和外在表现的宣传教育，使村民能分清正常宗教信仰与邪教的区别，自觉抵制邪教的侵蚀。教育广大群众不听、不信、不言、不传，为营造良好的农村法治环境奠定了基础。通过开展“送法下乡”、“法律进村入户”及广播、法制文艺、召开群众会等宣传活动，提高了农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增强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的意识和能力，促进和保障了农村社会稳定、经济发展。

四、人民调解组织网络健全，并能充分发挥作用

为使村级社会治安得到综合治理，我村建立了三级治保调解网络。村级设立了村民调解委员会，各小组设立了人民调解小组，又根据村民实际居住情况，每10户设立一个纠纷信息员。三级调解网络健全后，工作职责明确，并能积极开展工作，热心为群众排忧解难，全力化解各类纠纷。

1、出现的各类纠纷得到及时调处，调处成功率95%以上，没有因纠纷调解不善而导致刑事案件和非正常死亡。

2、能及时发现、整治各种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安全因素，整治不了的治安“热点”、“难点”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汇报，并积极配合上级有关部门开展整治，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处置在萌芽状态；

3、结合村内实际开展矛盾纠纷排查，按照抓早、抓小、抓苗头的原则，做到提前预防、及时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