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住的变化

改革开放30年住的变化（通用7篇）

篇1：改革开放30年住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变化

时间流逝，不知不觉，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三十年的路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街上热闹非凡，公路上车水马龙，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中国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走上了繁荣富强、世界文明之路。

篇2：改革开放30年住的变化

过去的农村住的是草房，用泥土造成的，如果造房的工人偷工减料，住几天房子就会塌，即使盖的稍好一点，下雨时也会滴水。

过去的城市是用砖瓦造成的，每间房子只有一层，两间卧室，平平低低，乱七八糟，难看及了。

现在的农村是砖瓦房了，排列整齐，像一个个士兵在站岗，而且每人都有自己的房间。

现在城市的房子是用钢铁砖块做的，混泥结构，非常坚固，每栋楼房一般有六层，最高的楼有几百层，上上下下都有电梯。

篇3：改革开放30年住的变化

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劳工组织在1966年《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书》中指出:“用于教师的‘地位’一语有两方面的意思, 一是赋予他们的地位和尊重, 其具体表现为对教师职务的重要价值及履行该职务的能力水平的肯定;二是教师在享受工作条件、报酬和其他福利待遇方面与其他职业人群相比照的地位。”这里提出了衡量教师社会地位的三个指标:教师职务价值、能力水平和相对工资待遇。本文欲从这三个方面出发, 回顾与反思改革开放30年来教师社会地位的变化。

1.20世纪80年代:“蜡烛”型教师

“文革”十年, “四人帮”鼓吹“知识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 把教师和各条战线上的知识分子统统诬蔑为“臭老九”。1977年, 邓小平提出要“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 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 他们的价值重新得到了肯定。1978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被后人誉为“迎来了教育的春天”, 会上邓小平肯定了教育工作者对振兴中华的重要意义。可以说,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国家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知识是第一生产力迅速成为人们的共识, 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受到重视, “知识分子不再处于社会生产关系的边缘, 他们——技术人员、教师、专业人员和文化工作者在文化与经济结构中占据位置, 甚至是中心位置”。[1]当时, 对广大教师来说最有意义的事件, 就是1985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作出决议, 将每年的9月10日定为教师节。教师有了自己的节日, 这表明教师职位的重要性重新得到肯定。但是教师的工资待遇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由此, 社会上产生了一种说法:“修大脑的不如剃头的, 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表明在收入分配方面存在严重的脑体倒挂现象。教育行业在国民经济12个行业中, 一直在倒数第一和第三之间徘徊。

20世纪80年代的教师往往被比作“春蚕”“蜡烛”。较之“臭老九”, 这体现了对教师职业的赞美和对教师工作的肯定。但春蚕吐丝到死、蜡烛燃烧至灰都是无所要求的, 这个称呼更表明当时社会对教师精神品质的苛刻要求:销蚀生命, 无私奉献。但同时在这十年, 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迅速, 学生人数大幅度增加, 教师需求吃紧。数量短缺迫使学校“临时”聘用一些学历不达标的人员来满足对教师岗位不断增长的需求, 所以也出现了很多不合格的教师。总的来说, 此时教师社会地位比较尴尬, 一方面教师的价值重新得到肯定, 但同时教师素质堪忧, 经济收入低。

2.20世纪90年代:“一桶水”型教师

20世纪90年代, 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国家开始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 教师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 教师素质的提高变得非常关键, 教师职业专业化问题被提了出来。1993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明确提出“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 并且规定“国家实行教师资格制度”, 对教师资格标准和条件、申请认定程序、教师资格考试、在职教师资格过渡、法律责任等作出了原则规定。1995年, 作为教育事业基本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也规定国家实行教师资格制度, 教师资格制度由此确立了完全的法律地位。按照《教师法》的要求, 国务院于1995年发布《教师资格条例》, 这标志着教师资格制度进入实施阶段。教师资格制度的实施初步建立了教师队伍的准入机制, 力图把住入口关, 解决不合格教师问题, 从而优化教师队伍, 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教师资格制度的实施保证了教师的专业化地位和工资待遇的提高。

这个十年中, 对教师队伍来说最振奋人心的事情, 就是1993年10月31日在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通过了我国教育史上第一部关于教师的单行法律——《教师法》, 旨在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 提高教师的地位和待遇, 建设一支合格的教师队伍。《教师法》以教师为立法对象, 把国家尊师重教的方针上升为法律, 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人民教师的重视, 对教师职务重要价值的肯定。《教师法》提出“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 并逐步提高”, “中小学教师和职业学校教师享受教龄津贴和其他津贴”。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 各个层次的教师工资持续增加, 从1990年到1999年教师年均工资由2125元增长到8392元, 1999年将近是1990年的4倍。同时, 教师住房问题也引起了国家关注, 1993年,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在住房和其他社会福利方面实行优待教师的政策, 各级政府要制定切实的计划, 尽快使城市教职工家庭人家住房面积达到当地居民的平均水平”。然而, 20世纪90年代存在大面积拖欠教师工资问题, 成为这一时期教师流失现象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一时期尽管加强了对于教师职业的专业化要求, 然而这种专业化要求更多地局限在对学历的要求上。此时的教师形象好似是“一桶水”:“教师要给学生一碗水, 自己先要有一桶水。”“桶论”折射出来的是应试教育模式对教师资格的要求。一桶水显然远远多于一碗水, 且碗中之水完全是由桶中的同质之水倒进去的, 这暗示着教师只要具备足够多的知识储备就可以了。另外, 桶中之水乃一桶死水, 这似乎表明教师完全可以凭一时之学, 终身从教, 而无需更新和扩大水源。所以教师只要成功地把自己桶中的水“自上而下倒进”学生的碗中 (灌输) , 就达到教学目标了, 就是所谓的好教师。这种教师形象只重视教师的知识储备量, 而忽视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和教师的职业道德等情感和道德的因素。同时, 随着“春蚕”、“蜡烛”、“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等赞美教师的字眼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在某种程度上也潜藏着教师职业道德下滑的危机。

3. 进入21世纪至今:专业化教师

随着我国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教育事业、教师职业越来越受到重视。2007年8月31日,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见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时, 肯定了广大教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族振兴作出的重大贡献, 提出教师是推动教育事业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关键。这一时期, 我国学者开始系统地从国外引入教师专业化的理论和经验, 教师专业化向纵深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 教师的专业化只规定了教师的学历, 而且学历标准和达标率低。到2005年, 我国小学、初中、高中专任教师的合格率分别达到98.62%、95.22%、83.46%。《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还提出:“2010年前后, 具备条件的地区力争使小学和初中专任教师的学历分别提升到专科和本科层次的目标, 经济发达地区高中专任教师和校长中获硕士学位者应达到一定比例。”除了学历标准提高之外, 现代教育对教师内在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长期以来, 我们教师的核心角色是单一的知识传授者, 现在要扮演多元角色, 例如知识的传递者、学生学习的促进者、课程开发者、教育者、心理健康的维护者、终身学习者, 等等。这些新的角色要求教师不仅要掌握学科专业知识, 还要具备教育心理学的知识, 以及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所应具备的基本技能;而且教师逐渐从严谨的教科书、教学大纲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拥有对课程与教学的设计、决策、评价与管理权力。教师的人生价值逐渐从外在工具性价值走向生命发展价值, 不再仅仅是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 而是成为自身发展的主体, 个性自我被挖掘, 个性魅力受到重视。教师职业的专业性质越来越明显。

在物质待遇方面, 从2000年起, 国家连年较大幅度地提高教师工资水平。根据教育部提供的数字, 2005年, 全国教师的平均工资超过了公务员工资的平均水平。其中, 高校教师年平均工资超过2.33万元, 比20年前增长了17.8倍;中小学教师年平均工资达到了1.33万元, 比20年前增长了10.9倍。教师住房条件也大幅度改善, 城镇教师家庭人均住房面积已从1993年的6.9平方米提高到2005年的26.05平方米, 超过了城镇居民的人均居住水平。[2]2006年12月, 全国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启动, 此次工资改革中, 教师工资上涨幅度最大。2007年工资制度改革, 中小学教师基本工资标准又提高10%。

在21世纪, 教师职业已经不像在20世纪80年代那样是人人可为的, 也不像在20世纪90年代那样几乎只要具备一定的知识量就可以胜任, 教师职业正逐渐地发展成为一种专业。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教授曾指出:社会职业有一条铁的规律, 即只有专业化才有社会地位, 才能受到社会的尊重。因此, 可以说随着教师职业专业化的进一步发展, 教师社会地位会越来越高。

二

随着教师职业的逐渐专业化, 教师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但不容置疑, 教师职业要实现“最受人尊敬和羡慕的职业”的理想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目前制约教师地位提高的基本因素有以下三点。

1. 教师专业化水平仍旧偏低

叶澜教授曾指出, 一种职业能否被称为专业有三个条件:第一, 有专业理论知识作依据, 有专门的技能作保障;第二, 承担重要的社会责任, 具备较高的职业道德;第三, 具有专业性的自主权, 表现为制定了专业资格制度, 如入职、聘用、解聘、晋升等制度。[3]以此考察我国中小学教师职业, 自改革开放30年来, 其专业化水平的确较以前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但仍有待发展。首先, 学历水平不高。虽然我国教育政策提出今后要提高教师的学历, 但现行的学历要求采取的仍是1993年《教师法》的标准——小学教师具有中师学历、初中教师具有大专学历、高中教师具有本科学历。这种学历层次已经不能适应需要。其次, 教师入口把关不严格。虽然我国实施了教师资格制度, 但一般只要成绩及格, 师范类院校毕业生就都能获得相应的资格证书, 其教育教学能力却往往令人担忧。教师聘任制也在实践中变得有名无实。更有甚者, 在一些地方, 聘任制的实行加大了单位领导人的权力系数, 强化了某种人身依附关系, 进一步促进了“关系网”的发展。再次, 目前中小学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容易被片面化为学科的专业化, 而忽视教育和教学的专业化知识和技能, 并且在追求教师的教学技能的提升时没有突出教师的全面发展。最后, 在很大程度上, 教师仍然只是教育制度中的一个“齿轮”, 以专业化的姿态从属于现代科层体制, 其专业自主权还没有真正实现。

2. 教师职业道德滑坡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给人们提供了更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 人们的自主性增强, 久遭压抑的个性得到解放, 对效益、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得到认可。同时, 功利价值观迅速扩展, 把本来是手段的效益、利益当做人生目的来追求, 导致了全社会普遍的道德滑坡。价值观的转变也深深影响着传统上固守“清贫”的教师群体。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 有一些教师经不住利益诱惑, 做出了有损师德的事情。有的教师借各种机会公开向学生及家长索要礼品或其他好处;有的故意把应该在课堂上讲的内容放在补课班上讲, 以此收取补课费, 等等。师德滑坡还有一个原因是教育教学的技能和效率取向, 似乎只要掌握了专业知识和教学技能、让学生取得好成绩就是好教师, 而忽视了对教师品质的要求。教师职业道德滑坡损害了教师的职业形象, 危及了教师社会地位, 导致形成与20世纪80年代截然相反的怪现象:教师职业在一步步发展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的同时, 却越来越远离受人尊敬的地位。

3. 师生关系矫枉过正

由于受“师道尊严”观念的影响, 我国传统的教学实践倾向于以教师为中心, 强调教师掌握着教学过程中的主动权, 是教育教学活动中的权威。随着基础教育改革和新课改的实施和深化, 理论界开始倡导一种平等、民主、对话的新型师生关系, 认为教师是教学的主体、学生是学习的主体, 教学过程就是由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所构成的缺一不可的二元主体和谐发展的过程。但是在实践中却存在着过分强调学生中心的矫枉过正弊端: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个性差异越来越受到重视, 而教师的主导作用却被忽视;教师被要求尊重学生、理解学生、宽容学生, 而自身权益却得不到保障, 教师人格不被尊重, 屡见报端的“辱师”事件就是很好的例子。

三

有学者指出:“教师的整体社会地位实际上是教师职业在社会成员的择业取向中所处的位置。”[4]以人们的择业取向来考察这30年来教师社会地位的变化, 可以说教师的社会地位在一步步提高。从理论上对提高教师社会地位的经验加以总结, 并结合当今教师职业发展的特点, 为了实现“最受人尊敬和羡慕的职业之一”的理想, 笔者以为应该在以下四个方面作出努力。

1. 大力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教师专业化已成为我国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 也是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职业是可替代的、机械重复的和他主的, 是谋生的工作, 而专业是不可替代的、知识技能复杂的和具有广泛的职业自主性的。所以当一种职业发展成为一种专业的时候, 就表明该职业已经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1996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 “在提高教师地位的整体策略中, 专业化, 作为一种改善教师地位和工作条件的策略, 是最有前途的中长期策略”。从历史上看, 教师专业化的价值取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争取教师专业的地位与权利, 集体向上流动;二是促进教师个人专业能力的发展。教师专业化的这两种价值取向相辅相成。教师个人专业能力的提高, 即教师个人专业化是教师集体专业化的基础和源泉, 教师集体向上流动又是教师个体能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2. 保证教师工资待遇与其劳动价值相一致

教师劳动是一项复杂的脑力劳动, 凡准备从事这一职业的人需花费较多的时间和费用接受教育和培训。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生产一种劳动花费的时间越长, 它的价值也就越高。因此, 教师劳动具有较高的价值, 也就应获得较高的经济报酬。

在上述评价教师社会地位的三个标准中, 工资待遇是最基本的。尤其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背景下, 工资待遇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种职业在社会关系空间中相对位置的高低。提高教师的工资待遇, 保障教师的物质生活条件, 这是提高教师地位的一项基本前提。教师工资待遇应与其劳动价值相一致。不然, 很少有人愿意从事教育事业, 更难吸引优秀人才, 必然降低教师队伍质量, 从而使教育改革沦为空谈, 最终影响教育发展。

3. 加强教育法制建设, 保障教师合法权益

在我们的历史上, 教师的社会地位更多地依据“师之所存”的“道”和少数人充任教师的特权性和贵族性。在大众媒介兴起和中下层平民充任中小学教师职业的今天, 教师的社会地位则需要法律的确认, 即法律以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与现代法律的平等性和公正性来保证教师的社会地位。可以说, 法律关于教师的规定是对教师职责的重要性及其社会地位的最高评价。20世纪80年代, 我们国家倾向于一些临时性的政策措施呼吁“尊师重教”, 但由于缺乏强制性和法律保护, 这些政策宣传只能流于口头。所以曾一度出现过教师外流的情况, 成为当时教育事业发展的潜在危机。1993年, 《教师法》第一次从法律上确认了教师社会地位的专业性和神圣性, 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 使教师社会地位有了法律保障。但必须指出的是, 现在有关教师的法律软弱无力, 这是有些部门或个人敢于以身试法、侵犯教师合法权益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 虽然《教师法》提出教师有按时获取工资报酬的权利, 但20世纪90年代仍存在大面积拖欠教师工资的现象;而且今天侮辱、殴打教师的现象也屡有发生。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加强教育法制建设, 做到有法可依, 另外还必须加大依法治教的力度。

4. 加强师德建设

雅斯贝尔斯提出教育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教育是太阳底下最神圣、最崇高的事业, 所以从事教育工作的老师应当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 一如夸美纽斯所说:“教师应该是道德卓越的优秀人物。”20世纪80年代, 虽然教师的工资待遇比较低, 却涌现出一大批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热爱教育事业的优秀教师, 他们深受人们爱戴。然而受市场经济大潮的波及, 目前, 师德的确有滑坡的趋势。虽然教师的工资待遇提高了, 教师的教学能力也提高了, 但教师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却不如从前。因此, 在21世纪, 必须加强师德建设。师德可分为两个领域, 即作为一个社会公民所必须具备的公民道德和作为教师所必须具备的职业道德。教师的职业道德 (或教师的专业伦理义务) 是指教育在制度的规范之内确定的责任, 主要包括教师的工作对于国家和社会的道德义务, 对于教育本身和对于学生的义务。[5]师德建设必须从这三个方面进行。也就是说, 教师的专业发展不能再把教师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训练放在第一位, 而应该更加重视教师完整的道德品质的发展。

人是社会的主体, 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目的。“教书育人”本该是一项崇高的事业, 从事教育事业的人——教师本该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 尤其是在目前国际社会竞争激烈, 科技知识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背景下, 教师更应该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为此, 切实推动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是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注释: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王啸)

参考文献

[1]刘云杉.从启蒙者到专业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145.

[2]http://news3.xinhuanet.com/school/2005-10/03/content_3461107.htm

[3]叶澜.新世纪教师专业素养初探[J].教育研究与实验, 1998 (1) .

[4]吴康宁.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198.

篇4：改革开放30年住的变化

[关键词]消费;门槛自回归;制度变迁

一、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随着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完善以及国民收入的增长,我国居民的消费形态也不断的从低级的温饱需求向住房、汽车、旅游和文化等高级形态转变。本文在已有的文献研究基础上,构建本文的研究模型,并借用现代计量经济研究成果,运用门槛自回归模型,对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消费增长路径的变化进行研究,尝试相关经济学科对这种变化做出新的解释。

在现有的文献中,对居民消费和制度变迁的研究有很多,王月霞2004年7月对家庭消费和制度变迁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我国消费结构的变化和制度变迁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田学斌博士的专著《家庭消费结构演变的制度分析》以河北农村的实证调查为基础,对家庭消费结构的演变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

崔东红在“西方消费函数及其在中国的实证性分析(2001)”从对西方消费函数理论的研究出发,在对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函数、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函数、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函数、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函数和霍尔的随机游走函数对比分析后,其认为收入、消费习惯和一些随机冲击影响我国的消费结构的变化。

张志敏在“1978 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2003)”中,从历史和国际比较两个方面,对改革开放20 多年来城乡居民消费率、消费倾向、消费支出的变化特征进行全面、系统分析,认为收入、预期和社会保障制度对消费结构的转换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祁国燕、曾红颖:“一些国家人均GDP 从800 美元到3000 美元能源、汽车、钢铁消费变化(2003)”:对比了世界上主要国家随着人均收入的变化,消费种类和结构的变化。

孙凤:“中国诚征居民消费结构的实证分析”(1999):依据国家统计局、人民银行总行等六部委1997年所进行的中国城镇居民生活进步状况调查资料, 利用线性支出系统模型, 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进行了实证分析, 认为最低收入户处于相对贫困状况, 收入未能达到基本需求支出,其它收入户生活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地区间生活消费的差距,而且消费达到一定规模水平时,消费的状态将进入一个全新的状态。

刁永祚在:“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体制与制度背景”(2002)分析,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阶段,消费需求不足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社会经济能否有效增长关键取决于消费能否实现有效扩大。现阶段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不仅有现实的原因,而且还存在更深层次的体制和制度背景,是同传统的发展战略、不合理的城乡结构和体制改革演变直接相联系的。要实现启动消费需求,扩大内需,就必须在体制和制度上做出相应的调整。

施祖辉在“收入水平的变化对消费增长的影响分析——上海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变动关系的实证研究”中,运用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定、布朗的相对广义收入假定以及消费函数中的线性支出模型, 对上海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间的总量及结构关系进行了验证, 并对其生成原因进行了分析与研究。文章认为: 在当前较为复杂的宏微观经济环境下, 人们的收入和消费预期已发生质的变化, 这将对上海城乡居民的实际消费行为产生重大影响。集中的、排浪式的消费已成为过去, 高、中、低多档次的多元化消费将成为今后若干年消费市场发展的主要特征。

从已有的文献回顾可以看出,对消费路径演化的分析中,现有理论和文献考虑了很多方面的因素,包括收入因素、体制因素和消费自身的因素等,但有的共同点为都肯定了总体消费的变化如同个体消费状态的变化一样,会处在不同的状态下,处于不同的运行路径。但缺陷是很少进行实证方面的分析,本文试图运用门槛自回归模型对此问题进行规范的分析,并将重点放在对我国消费路径的特点分析上。以此研究消费的自身演变特点。

二、门槛自回归方法

门槛自回归方法(TAR)是由Tong(1983)首先提出,藉由不同的门槛值来区分不同的状态(regime),随后Tasy(1989)提出利用排序后的自回归(arranged autoregression)来对TAR模型进行检验。研究两种状态(two-regime)下的门槛行为:

其中d值为门槛变量的之后阶数,其他如上所术。在Tasy的方法中,对p值的选取采取AIC或者PACF原则。对d值的选取在递归变量获取的标准预测残差对的变形进行回归,在最大F统计值條件下的d值,就是门槛变量的滞后期数。在门槛变量已知的情况下,我们运用chan(1993)的super-consistent estimation方法进行门槛值的连续求取。通过rss最小标准找到门槛值。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具体的实证分析时,我们选取了月度社会零售商品总额(ct)为研究变量,样本为1978.1-2008.11间的371个月度消费数据,并对其取对数处理,得到lnct序列,所得数据来源与国家统计局历年编制并公开发行的 《中国统计年鉴》 。

在单变量门槛模型中,要求原始数据具有稳定性,本文借助计量软件EVIEWS5.0对数据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发现:

不论是ADF检验和PP检验,lnct都无法在5%的水平下通过检验,而我们对数据进行一次差分后即dlnct则明显通过了检验。因此对后续的分析研究中,我们用差分后的dlnct代替差分前的lnct。

在数据稳定性基础上,通过Tasy(1989)提出的方法,对数据的门槛进行分析,这里我们借助winrats(7.0)进行求解:为了得到最佳的滞后期从而进行排序我们对其进行1至8的自回归并用AIC 和 SBC的值进行判断。的到结果如下:

从所得数据和相关的经济理论,选择滞后2期是合适的,即P=2。因此对样本进行重新排序,以之后两阶的函数关系式用递归方法求其预测残差序列:

从表三可以看到F=40.1659,其概率非常小,可以忽略不记,因此我们否定原假设,选择备择假设即应该用门槛模型来研究。对d值的选择,我们按照Tsay(1998)的最大化F值的标准:F(p,dp)=max?自∈sF(P, ?自)s=1,2,…p

检验结果为: 当d=1时,F统计值为:69.0786,当d=2时,F值为40.1659。所以我们选择变量的滞后一期为门槛变量,进行排序并求取门槛值。Balke and Fomby(1997) 运用Tsay(1989)概念,使用重新排序法进行估计,认为若只有一个潜在门槛值,则只需对中间的80%进行回归,并计算残差平方和和Wald test,其中最小残差平方和和最大的Wald test 所组成的门槛估计式即为最适门槛值和估计式。若存在两个潜在的门槛值,则使用重新排序后的5%-30%范围内找出第一门槛值,在70%-95%的范围内找出第二个门槛值。根据理论研究和经验认识,我们选择两门槛模型。

从程序输出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在最小rss在两个不同的区间的分别位于:第20位的0.21374和第259位的1.45837,其对应的实际值,前者即下门槛为1993年一月的977.5亿元,后者即上门槛为2001年四月的2820.9亿元。

为了检验已经求得门槛的有效性,Tasy(1989)建议采用Chow检验验证门槛存在的显著性。

Chow检验的假设为:H0:没有门槛值存在 ,H1:至少有一个值存在。

对于两门槛的检验量为:这里K为待估参数个数(不包括截据项),T为样本总量,SSE为无约束样本回归残差平方和,其他为子样本残差平方和。经计算可得,F值为201.8450668,在(2,369)的自由度下,1%水平临界值为4.61,所以检验的结果符合存在三个状态区间的结论。

而在三个状态区间,我们根据AIC和SBC原则,确定的最优结果如下:

(1) DLNCT = -0.053518275 + 0.169787078 DLNCT{1} -

0.017419795 DLNCT{2} + 0.303418527 DLNCT{3}

(2) DLNCT = -0.036107003 - 0.096263375 DLNCT{1}

(3) DLNCT = 0.066806515 - 0.054965390 DLNCT{1} -

0.171437414 DLNCT{2} - 0.011363664 DLNCT{3} -

0.315220981DLNCT{4}

從上面对消费增长路径图的直观观察,我们也可以发现,从1978到2008年,改革开放30中,伴随着中国的社会形态发生的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中国的消费也在发生着积极的变化。在消费增长的不同水平下,从我们的结果中可以看到,消费的消费弹性有着显著的变化,而且其自身的变化规律在不同增长水平下也有所不同。在增长率低于-0.05095564时,消费演化和其本身的三期滞后存在关系。当高于-0.019379227时,这种关系变化为滞后四期的关系。而在两者之间的中间状态,是简单的滞后一期之间的关系。我们从三种状态的系数关系可以看出,不管是正向和负向关系,其弹性值都明显小于1,这意味着,我国民众的消费处在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这也解释了我国早年实行的黄金周制度在刺激消费没有得到明显成效的原因,居民消费会根据前期和后期的消费需求进行协同调整,而不仅仅是某一时期的单项增长。

从上面三个式子的数量关系,我们可以可出,当居民消费增长率处在不断下降的状态时,后期的消费下降速度将小于前期的值。当消费下降速度的过快,达到-0.05095564时,本期消费增长率和前一期消费增长率成正比,也就意味着消费更大的下滑,而和前两期的成反比、前三期的成正比。而当月度消费增长率大于-0.019379227时,在长期中,增长率将明显放慢,在我们的研究中,其和前四期的关系都呈现一个相反的关系。二处在两者中间状态时,月度消费增长率和前期成反向关系。

四、结论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得出,改革开放30年,在国民经济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我国居民消费也在不断的变化,在总体上呈现出在不同阶段,不同的运行路径。但实证结果也表现出,我国消费增长路径呈现出弱调整的特点。虽然在收入大幅提高的条件下,消费已经从原来的满足基本物质需求转向更高层次的需求,如汽车、住房、文化和旅游等。制度环境的缺陷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长期得不到改善,是决定我国总体消费出现大的转型的决定性因素,也是我国长期扩大内需的国民经济战略调整得不到改善的关键原因,因此制度方面的调整和改革应该是政府在下一阶段应重点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Balk.N.S,Fomby,T.B,1997,Threshold cointegration [J].Intern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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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华夏出版社 2002.

篇5：农村改革开放30年变化

人类社会对发展观的熟悉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经济发展观，即发展＝经济增长。二是综合发展观，即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三是可持续发展观，即发展＝今天的发展＋明天的发展。四是科学发展观，即发展＝今天的发展＋明天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人类对发展观

熟悉的最高境界。其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深化农村改革的灵魂。其中，非凡要贯彻好统筹兼顾和以人为本。

1.坚持统筹兼顾，当务之急是统筹城乡，而统筹城乡的要害是必须跨越“止血、补血、造血”三重门，尤其要断然为农村“止血”。专家认为，农民建国后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的积累，最保守的估计是30万亿。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农村劳动力、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向城市单向流动的趋势逐步强化，农村资源流失的“空心化”现象日益突出。一是金融。每年约有七、八千亿元资金通过金融渠道流向了城市，平均每个县高达3亿元以上。二是土地。2006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总额约达一万亿元，有关调查显示，农民得到的补偿只占土地出让价格的百分之几。三是劳动力。1亿多农民工每人每年可为城市贡献2-3万元的生产价值，但带走的年工资却只有几千元，这种对农村的活劳动索取，比计划经济时代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剥夺来得更便捷，程度更深入。四是环境污染。仅目前全国受污染的耕地就高达1.5亿亩以上，约占全部耕地的1/10以上，每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数百亿元。城市对农村的环境污染，是三大要素流失之外一个重要的隐性失血。农村的大出血不是毛细血管的渗漏，而是主动脉的长期放流。目前这种势头不仅依然没有得到控制，而且出现新的创口和局部血流加速症状。长期的大出血，是三农多病缠身的根源。流血不止，补效大失；补而不足，元气难复；元气亏虚，血无以造！城乡统筹必须跨越“止血、补血、造血”三重门。这不仅决定着新农村建设进程，而且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小康社会建设目标的全面实现。

下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应在宏观层面出台有力政策，按市场规律配置资源，如实行农民工与城市工人同工同酬、征用农村土地按市场定价、大力发育农村民间金融等，尽快阻断“主动脉”的大出血，这是新农村建设的当务之急，也是统筹城乡必须跨越的“第一重门”。

当前，还有一个问题非凡值得关注，这就是农村社会精英单向流向城市。传统中国，从乡村走出去的官绅、士大夫和商人等精英群体在城乡之间、朝野之间双向流动是社会常态，发端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把城市2000多万知识青年派遣到农村。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又把1000多万企业职工和市民下放到农村，这些对农村精英层的生成与保持起到巨大作用。中国如此，国外也同样，英国的绅士始终与乡村保持着联系。美国的政客、律师、商人也多在退休后回到祖先的农场。精英群体塑造着乡村社会的主流话语，导引着乡村社会的道德动向，提振着乡村社会的人文精神，是维系乡村文明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载体和动力。然而目前，在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我国农村精英源源不断地单向流入城市，农村成了城市人才的“播种机”，城市成了农村人才的“收割机”。对此，应注重培育农村社会精英阶层，从宏观战略层面以市场和政策双重驱动，发起一场新一轮“上山下乡”运动，分流城市富余资源，引导社会精英不断回流农村。如通过政策引导，让一些大学毕业生和城市人才到农村支农、支教、支医和农民工返乡创业，鼓励支持家在农村的退休干部、职工、商人回乡生活等，只要城乡两地共同努力，像毛致用一样“采菊东篱下”的人会越来越多。

2.在制度设计上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1)应改变过去重物不重人、见物不见人、抓物不抓人的倾向，把改革的着力点从增强农民的“发展动力”转变到提高农民的“发展能力”上来。近30年的农村改革使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但高涨的动力，并未使农民跳出“温饱陷阱”，农民普遍面临的是发展能力不足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实现“三增”，即增收、增权、增智。增收，就是千方百计让农民腰包鼓起来，使农民具有发展的启动力；增权，就是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使农民具有发展的推进力；增智，就是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培训，使农民具有发展的持久力。“三增”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增收是前提，增权是保障，增智是基础，三者相辅相成，提高农民的发展能力必须三措并举。现在的问题是，只重增收，不重增权，更轻增智。五亿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只有七年。

八、九亿农民教育的缺失将是最大的国家安全问题，这并非危言耸听。农民是中国未来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劳动力资源的主要供给者，农民的整体素质无疑决定着中国未来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总体水平。

日本等国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也坚持优先发展教育。

(2)应改变过去政策设计笼统抽象的现象，使政策具体指向不同的目标人群。“以人为本”的“人”字，我理解有四层含义，一是全体人，二是多需人，三是多代人，四是具体人。过去我们说的“为人民服务”、为“农民”服务，这些对象的概念既抽象又笼统，今天的政策设计必须细化到不同需求的目标人

群。如现在的农民群体已大大分化，按农民的话说：“一等人坐轿车（经商办厂），二等人坐火车（外出务工），三等人拉板车（在家种地），四等人在家等车（老弱病残，等急救车或者火化车）。”加上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农民工子女等，仍然用笼统的“农民”概念看待这一群体已经不合时宜。深化农村改革，必须把农民作为一个个具体人，针对不同的目标群体设计政策。比如在农民的职业分化问题上，要运用政策的调控手段引导农民找准自己的职业定位，“让农民不当农民”，“让农民当好农民”，“让农民兼当农民”，区分“劳动力地域流动”与“劳动力职业转移”两个不同的概念，引导目前飘摇于城乡之间的边缘农民尽快离别“亦工亦农”的非稳定就业状态，分别在农民非农化、农民职业化和就地兼业化的道路上找准自己的职业定位。不然，长此以往，误城误乡，误工误农。

（3)应改变害怕农民合作的惯性思维，大力发育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村问题的解决，只有实现两个合作才有出路，即人的合作和钱的合作（钱的合作就是大力发育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尤其在“家庭竞争时代”已经结束、“组织竞争时代”已经到来的大背景下，没有两个合作，农民就无法应对来自市场的、自然的、政策的、国际的等多重风险。现在议论最多的是土地问题，我觉得土地问题是个伪问题。基本经营制度必须坚持，而目前农村土地流转也没有制度上的障碍。我认为现在在土地问题上有两个层面需要深化改革：一是承包期问题，可以学习越南，将承包期延长到上百年，以稳定人心。二是重建“鱼鳞册”，细化土地的治理办法，为推进流转创造条件。

要树立科学改革观，寻求方法论的突破，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同时，着力于“找船过河”、“造桥过河”

十七大报告中“农村”这个词重复了25遍。农村改革走到今天，基本特征已发生重大变化。一是从宏观层面进入微观层面。第一代改革主要是框架式的，今天的改革主要是结构性的，出台的政策尤其需要具体、细化。二是改革的成本高了。过去的农村改革主要是放开问题，80年代的五个一号文件中，“答应”、“可以”、“也可以”的字样出现了40次左右。现在无论是财政体制、教育、文化、卫生、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都需要政府拿出真金白银，改革的边际成本递增。三是改革不能即期见效。过去一个政策出来，立竿见影，“大包干”“一包就灵”，今天的改革很多都是长期性、基础性的工作，很难短期见效。同时，各类利益群体胃口高了，要求不断攀升，端起碗吃肉，放下碗不是光骂娘，而且说肉越来越不好吃了。可以说是“实惠越来越多，满足度越来越低”。即使是取消农业税，农民的反应并没有想象中的强烈。在温饱阶段，人们的欲望只有一个吃饱，吃饱之后，人们的欲望变成无数个，幸福感不是越来越高，而是越来越低。四是改革的支持率低了。社会群体不断裂变、分化、组合，不同的群体都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很难再像改革初期那样形成强烈的改革共识。五是改革的复杂程度高了。经济与政治，社会与文化，纵向与横向，过去与现在，都需要协调对接，关系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六是更依靠政府部门之间的团结协作，而一些政府部门本身就是一个非凡的利益集团，且利益硬化，很难沟通。七是初期的改革是自下而上推动，现在是自上而下推动。

以上这些变化，都使改革的阻力和难度大大提高。新阶段的农村改革必须积极寻求方法论的突破，实现从体制机制创新向全面制度创新、从政策推进向法律规范、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逐步从原生态的“摸着石头过河”走向理性的“造桥过河”。

30年农村改革，从操作方法上，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摸着石头过河”，鼓励探索。二是“找船过河”，在摸索的过程中逐步寻找带有规律性、趋势性的东西。三是“造桥过河”，把已经探索出的规律性的东西固定化、制度化、系统化，更加科学、自觉地改革。这三个阶段互相交叉，没有明显边界。当前，深化农村改革要加强“造桥过河”的力度，许多试验探索应逐步走上制度化、法制化。比如，我们在摸石头时，找到了“一事一议”这条“船”，今天可以扩大船的容量，明确对跨村工程实行“一渠一议”、“一路一议”、“一圩一议”，并答应各地根据实际适当提高筹资上限，同时应以法律的形式固定完善下来，造好“一事一议”这座“桥”；又如建立三农的支持保护政策体系，应逐步刚性化、制度化，今年中心一号文件中的“三个明显高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进一步量化、具体化，增强刚性约束；再如，劳动立法对集体争议事件应增强操作性。现在只有劳动部门的规章，对集体争议事件且只简单地写了一条，不能解决现实中的许多复杂问题，致使“小事拖大、大事拖炸”。近几年劳动集体争议事件暴涨，每年百人以上的事件就达数百起，占各类群体事件的一半左右。因此，只有强化“造桥”力度，才能改变目前改革中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动力机制失范、平衡机制失缺的“两失”问题。另外，在设计制度的“造桥”过程中，应引入经济学上经济人假定的原理，长期以来使用的“好人假定”的设计制度思路应予改变。

政府应从逐步放活政策向主动提供服务转变

30年农村改革，先后实施了“五次放活”。第一次是放活土地，推行“大包干”，建立统分结合的家庭承包经营制；第二次是放活经营，废除统购统销制度，给农民以生产农副产品的自由；第三次是放活领域，准许农民“离土不离乡”，大办乡镇企业；第四次是放活空间，打破城乡户籍藩篱，准许农民“离土又离乡”进城务工经商；第五次是放活组织，给农民以组织权，让农民依法有序自主地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而眼下，政府可以放权的地方越来越少.]

就总体而言，无论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好，构建和谐社会也好，建设新农村也好，推进**政治建设也好，最终都需要落实到基层政府的服务上来。怎样搞好服务，让农民无障碍享受惠农政策，不再觉得这些政策是奢侈品，这是深化改革面临的崭新课题和严重挑战。

就农村而言，发展是永恒的主题，服务是最现实的问题；发展是农民的主题，服务是政府的主题。过去的农村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焦点是农民怎么干；现在的农村改革，目标是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全方位提供服务，焦点是政府怎么干。这是贯穿于近几年几个中心一号文件的一条红线。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应把提高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致力于打造服务型政府作为基本目标取向。

改革30年来，我们已经建立起一个消费型社会。社会成员的消费需求表现为三类产品：物质产品、精神产品、政治产品。目前，物质产品、精神产品的消费都很轻易获取，而政治产品的消费却十分艰难。一项调查表明，当农民不轻易，农民要办的各种审批手续、证照和需要服务的项目加起来高达206项，这些项目都是农民需要消费的政治产品。如何让农民与这206项政治产品实现零距离对接，也就是让农民找政府不犯难，要害就在于政府如何做好服务。

在这个问题上，安徽省自2006年在全省普遍推行为民服务全程代理制。亳州市谯城区则对此作了细化、量化、标准化、规范化的深入探索，成效显著。从2007年初开始，谯城区在全区建立了区、乡、村三级代理服务网络，用几个月的时间，彻底摸排农民需要办的各种审批手续和证照，经全面梳理，共排出108项可以全部代理的项目和98项可以部分代理的项目，然后把这些项目印刷成册，广泛散发给农民，并利用电视、广播、文艺节目、年画等形式大力宣传，让每个村民都知道。村干部在村部天天轮流值班收取村民申办事项材料，然后分送乡代理室，属于乡镇能办的就地办理，需要区一级办的再由乡镇代理室转送到区级各有关部门。每个项目、每个环节由谁办、多少时间办结，都在服务手册上有严格规定，一环扣一环，哪个环节限时不办，即予处罚。他们又开发出全程代理服务系统软件，村、乡镇、区三级联网办公，农民要办事项全部上网，时限多长，已办到哪个环节，干部群众不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打开电脑就一目了然。哪项没按时办结，电脑自动合成提示。农民再不像过去那样为办一件事情跑断腿、磕破头、还要请客送礼犯难了，只须把要办事项交给村干部，就可以在家坐等结果。这种服务模式，变“干部动嘴群众跑腿”为“群众动嘴干部跑腿”，变“民对官”为“官对官”，变“多次办理”为“一次办理”，实现了“大事小事不出村”，农民省时、省钱、省心。

谯城区的这一做法，牵为民服务一发，动创新农村工作机制全身。一是较彻底地解决了农民群众“办事难”的问题。一个时期以来，农村基层干部认为计划生育是“天下第一难”，而农民则认为找官办事是“天下第一难”，许多好政策都只具有观赏性，不具有实用性。“为民服务全程代理制”则彻底解决了这一难题。二是使干部与群众主仆关系归位。以前，干部作为仆人，经常站在主人的位置上发号施令，现在群众真正行使了主人的权力，干群关系融洽。三是促进了政府职能转变。不仅使政府从治理型转向服务型，而且使服务由浅层次向深层次转变，由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转轨，由松散服务向规范服务转型。同时，在摸排中还取消了一些过时审批项目，将26个项目审批权力下放一级，带动了政府治理体制改革。四是推动了基层行政效能建设。以前一个就业服务卡，几个月办不了几件，现在一天能办上百件。五是给基层干部提供了实现自身价值的新平台。收取税费时代，完成“三要”即是政绩，取消税费后，干部政绩观出现迷茫，不知干什么、怎么干，现在有章可循。六是堵塞了权力寻租空间。变随意办事为按规矩办事，变暗箱操作为阳光操作，防止了吃、拿、卡、要现象，杜绝了权力滥用。七是推动了依法行政。对广大基层干群来说，为民服务全程代理制是法制宣传教育的新课堂。不仅增强了群众依法办事的观念和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干部按规矩办事的意识和能力。八是把基层政府和干部为民服务的内容和行为细化、量化、标准化和规范化，从而固化了政令畅通和下情上传的通道，促进了惠农政策的落实。九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大大增强。出现了村民心无旁鹜，人人思创业、家家忙致富、村村谋发展的好势头。十是为建设服务型政府提供了崭新的思路，过去很多地方和部门搞服务大多是坐在办公室里，按照自己的意志设计出来的，不管农民需不需要，合不合适，只管做下去，结果事倍功半，或事与愿违。谯城区从彻底摸清农民要办的206项事情入手，根据农民的需求，对所有项目细化、量化、规范化，有针对性地做好全方位服务。这才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正确思路。

中国城乡改革靠“两村”起家，即安徽的小岗村和北京的“中关村”。30年农村改革已经走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两大步，一是家庭承包责任制，一是农村税费改革。今天正迈出以农村综合改革为标志的第三步。第三步涉及面广，内涵丰富，但以搞好服务为核心应是综合改革的要害所在。建议可在全国推广谯城区的做法。

30年前，十年**之后的祖国满目疮痍，在探索中曲折前行。就在这关键的时刻，是我们伟大的党又一次在危急中挽救了祖国。1978年12月18日至20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全党工作重心实现了向经济建设的伟大转移。中国，即将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破浪启航。

30年来，许多我们曾经熟悉的、离不开的事物就向东流的河水一样，一件一件离我们远去。小翻领、中山装；粮票、布票、邮票；昆仑牌9寸黑白电视机、蝴蝶牌脚踏式缝纫机，还有农村常用的脱粒机、扬场机。还记得父亲发黄的作文本上第一篇命题作文就是《开镰》，可能有的同志不明白，其实讲的就是收割小麦。闭上眼睛，我还能清晰地记起小时候过麦秋，和伙伴们一起拾麦穗的情景。

30年来，许多我们想都想不到的新鲜事物像大年初一的客人一样，一股脑儿的涌入我们的生活。大家可能都记得，传呼机、手机、电脑，拖拉机、摩托车、小汽车，一居室、两居室、三居室，真好象一夜之间冒出来似的。

30年，弹指一挥间。

让我们一起从一个侧面简单回顾一下这30年。

在1978年的国家统计公报里，有这样一组数字：

工农业总产值5689.8亿元，进出口总额355亿元；

这组数字在刚刚过去的2007年是这样的：

国内生产总值24.66万亿元，进出口总额2.17万亿美元，外汇贮备1.52万亿美元。

还有这样一段话：

1978年是这样说的：目前，商品供应状况虽然有所改善，但是，主要副食品供应仍比较紧张，日用工业品花色品种少，不能适应人民生活水平日益增长的要求。

这段话在2007年的表述是：

家庭财产普遍增多。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加快，家用汽车大幅增加，移动电话、计算机、互联网快速普及，旅游人数成倍增长。

30年，是改革开放的30年，是我们伟大的党带领全国人民奋力拼搏的30年，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30年，是我们伟大的祖**亲崛起腾飞的30年。

我们这一代人，是沐浴着改革的春风来到这个美丽的世界的。我们不曾经历苦难和战争，我们还有些许张扬和稚嫩。但是，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流淌着祖辈们英雄的鲜血，都矗立着一根中华的脊梁！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

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这是英雄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到处都有青春的力量

篇6：改革开放30年家乡的变化

改革开放30年来，我的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城市的发展变化，小到人们的衣食住行，无不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作为家乡的一分子，我记录下了我眼中家乡30年来的发展变化给我带来的深刻体会。

30年来，家乡在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给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以下几个方面：

1.住房条件

现在社会一大热点问题就属住房了，确实现在的住房问题不容乐观，但跟过去相比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别的。听老一辈人讲述他们那个时代的住房状况，我们这一辈则是非常幸运的了。在他们看来以前门前的路很窄，终日阴暗着，难得在屋里见到阳光，最怕的是下雨天，雨水总是要流进房屋里，然后那样的潮湿就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生活极度不适。现在可好了，道路宽敞、整洁，门前也是出太阳就见阳光，且相对于以前极差的治安状况，而今可真算得上是太平盛世了，门前晾的、晒的，从来都不会丢失，到附近串个门子、溜达溜达，也从来都不用关门的。对他们而言，不仅住房拥挤而且环境也不好。过去这50平方米的老房子住着祖孙三代7口人，家中不要说添置家具，平时就连家人来回走动都觉得拥挤。但那时很多家庭都是这样，慢慢地有了上下两层的“将军楼”，再后来小户的商品房问世了；现在两室一厅，三室一厅，跃进层，甚至别墅„„各式各样的房子可多着呢。现在有的退休老人喜欢在自己的院子里种些花花草草，有的养几只小猫小狗，生活的非常惬意舒适。这种条件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

2.穿着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穿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年，大多数老百姓穿着的衣服都是做的，布料凭布票到商店购买，女孩子要是有件的确良的衣服可了不起，服装都是以灰、蓝、黑3种颜色为主。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百姓着装开始追逐潮流与时尚，喇叭裤、蝙蝠衫、健美裤、牛仔裤、连衣裙、吊带裙等等不但款式新颖，而且色彩亮丽。现在男女老少穿着又讲究起质量来，棉、麻、丝„„穿着舒适、吸汗透气。过去不仅没有款式多样的衣服可供选择，就连仅有的几件衣服也要省着穿。那个年代一双鞋，一件衣服穿几年是很正常的，实在穿坏了没法再补了才会换新的。过去人们注重的仅仅是生存问题，现在人们注重的才是生活。

3.生活环境 现在我们正推行新的医保体系，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将不再为看不起病而担心。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以前百姓有病不能及时治、不能有效治。现在不仅医疗技术进步了，百姓自身的防病意识也增强了，国家还实行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就我们兴化而言，市委、市政府对后街背巷的整治，公厕、垃圾房的重新修建，彻底铲除了蚊蝇的生存场所，从而无形之中控制了疾病的传染，减少了百姓不必要的支出。4.教育事业 改革开放的30年，是我们教育事业稳步发展的30年。仍然记得高考制度恢复之初，全国有570万人参加高考，却仅录取27万名；而近些年来，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达到1000万人以上，录取新生更是达500万名之多！伴随着教育规模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华儿女在世界高精尖人才中占据着日益重要的位置。根据父辈们的回忆，以前教师队伍学历低、待遇差、转行的特别多，很多人都说老师仗着有一点知识，便尖酸刻薄，所以当年教师在社会上始终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可是改革开放以来，知识的力量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大家普遍认同“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而教师的地位也在不断地提升，教师开始被人们用最美丽的词语去描绘，甚至被讴歌成“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在以前哪敢想象啊！最实际的便是工资翻了无数倍，这让教师们工作更加有信心、有斗志。5.物质生活 现在的生活给人感受最深的就是方便，便利。而在过去什么都是按人定量分配，而且要凭票购买，粮票、布票、糖票、豆腐票„„现在市区大超市就好几家，里面吃喝玩用应有尽有，什么生活用品都可以买到。改革开放使我们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都“改革开放”了。过去一天三餐只求把肚子填饱，那时候食物品种少，平时都是以素菜为主，哪敢挑剔吃什么呀。后来条件好了，大鱼大肉的，每个人都是开怀尽情地吃，大家也开始根据自己的喜好挑剔起来。时间长了，营养不均衡，各种所谓的富贵病也出来了。这些年，对于吃，大家又都推崇健康食物，什么五谷杂粮、荤素合理搭配。现在商场里的家用电器是琳琅满目，供市民选择。过去谁家嫁女儿，要是具备了“缝纫机、自行车、手表”这三大件可是让人骄傲得很的。现如今不要说嫁女儿，就数数一些老人家里，电视、冰箱、空调、洗衣机„„可都是基本家当。电器功能越来越齐全，有些还没有坏，就淘汰换新的了。6.道路交通 和父辈们相比而言，我们这代人是幸福甜蜜的一代，享受了太多的幸福时光。因为幸福，所以在我们的脑海中改革开放30年的变化或许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就我自身来说，道路交通的发展变迁，着实让我深深地感到震撼。小时候，记得跟着爸妈坐汽车去外地亲戚家，总是把大多数时间浪费在路途上，不是路途遥远要转车，就是路况太差颠簸得难受，要是碰上晕车那更是要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道路交通也越来越发达。现在去附近的扬州、南京都可以当天来回，就算出省游玩也是很方便，可以把时间都放在享受游玩的乐趣上。

篇7：改革开放30年家乡变化征文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岁月如梭，似乎只是在转眼之间，改革开放的征途已经整整走过30年。

在这30年中，白河县双河乡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这个只有几千人口的乡，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农

村经济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勤劳善良的家乡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实现了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过去农民知道啥？面朝黄土背朝天！如今农民干什么？实现农业产业化！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他们实验着实施“科教兴农”战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黄姜、烤烟的兴起，特色农业初具规模，实现了农业农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推动了农产品商品率的提高和农民增收。

过去农民住的啥？三间茅房一张床。如今农民住楼房，敢和城镇比靓丽！十年浩劫片面追求“反资防修、一大二公”，忽视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城镇居民改革开放前极少动工建新房，农村农民大多住在泥地、泥墙、泥瓦搭稻草棚的古老房宅里，人口多面积窄生活十分不便，如哪户人家有一台老式收录机或黑白电视机必然会引起众人围观看热闹。现在，国家采取让民惠民利民的房改政策，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农村两层、多层钢筋水泥建造的漂亮洋房遍地开花，彻底实现了当年毛主席憧憬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社会主义小康目标，彩电、冰箱、洗衣机、影碟机、电脑、空调等已成为大多数家庭的生活必备品。

过去农民吃的啥？一日三餐“瓜菜代”。如今农民讲养生，生活水平大提高。老人讲在那“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时时讲”的年代，讲得食品匮乏饥肠漉漉，本来就没钱，即使有钱，也买不到米油盐酱醋肉鱼，粮票、油票、糖票、菜票等成为大家眼中金贵紧俏的香饽饽。改革开放了，“田土包到户”，充分调动了农民种粮种菜的积极性，再加上科技含量高的良种、化肥、农药、除草剂被广泛使用，尤其是近年来，国家对农业实行补贴扶持政策，农民种粮不但免缴皇粮国税，而且还有良种补贴、养猪补贴、免疫补贴、学杂生活费补贴……，促进了食品类的快速发展。如今百姓谷仓是谷豆齐全，尽人所需。人民群众的饮食质量和档次也越来越高越精，餐馆、茶吧渐成大众化趋势。

衣着的变化也十分明显。30年前，衣着打扮无论男女老幼，凭“布票”到国营集体商店排队购买布料后再到染坊染色晾干缝制衣服，服饰几乎呈清一色的蓝、灰、白，做工粗糙款式简单，鞋子大多是清一色的青布鞋和解放牌胶鞋。改革开放了，求美尚美爱美的原始本性得以浑然天成的自然流露，穿着打扮日渐丰富多彩，蝙蝠衫、连衣裙不再是“洪水猛兽”，西装领带、夹克衫不视为“小资”情调。头饰、围巾、金银首饰、化妆护肤、美容健身成为时尚潮流。就是过去18岁无人问津的乡妹子，如今也越来越时髦，越来越俊俏了。

改革开放的30年，是家乡面貌变化最大、经济发展最快的30年，同时也家乡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的30年。随着改革开放一路走来，家乡人已从那缺衣少食的短缺经济时代逐步走向衣食无忧的富裕生活。如今走在乡村的农家路上，当年肩挑背杠的农村人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辆辆载着人搭着货的摩托车或小卡车从脚下的水泥上擦肩而过，阵阵歌声从各个贴着瓷砖的的农家小院传入耳中。那一座座崭新的农家院落，不时可以听见电话铃声响起。如今的农民不但不用上税，而且还吃上了“皇粮”。“农村低保”，“农村医保”，“农村养老院”这一切，都主要由国家财政来买单。农民不但不上农业税，还能通过“低保”吃上财政，也能通过看病的发票间接地到财政那儿去报销，如今正在兴建的农村养老院，让农民感觉到了“养儿防老”还不如靠政府养老来得可靠和实惠。所有这一切，是远至几千年，近到几年前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