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30年感想

第一篇：中国改革开放30年感想

改革开放30年感想

“改革开放是由思想解放开始的，而思想解放是由一场大讨论开始的。”有同志这样说。这场大讨论就是发生在30年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三十年的实践给我们一条重要启示是，社会主义事业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新的思想解放。可以说，改革开放30年，就是解放思想的30年。30年来，党的思想理论的发展、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党的事业的发展等，都是同解放思想密不可分的。社会主义事业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新的思想解放。

人们的社会实践本身是一个发展过程，实践标准的具体内容会随着实践发展有所变化。因而，解放思想的重心、内容、任务也会由于实践发展有所改变，在不同阶段有各自侧重点。回想当年，我们曾经认为“纯而又纯”，“一大二公”，绝对的“有计划按比例”，绝对的按劳分配，才是社会主义，否则就不是。因此那时把农民外出务工、做生意、城里人办企业、开公司，包括知识分子业余兼课、译稿、出书，统统被说成是不务正业，轻者被认为是“个人主义”，重的则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如今，我们已经对社会主义的本质有了新的理解、新的观念，绝大多数人再不会坚持上述糊涂熟悉和错误观念了。这是不断解放思想的成果。二三十年过去了，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变化说不尽、道不完，成绩震古烁今、彪炳史册。但是，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经济快速发展，但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跟不上;经济总量大，但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现象未根本改变，发展方式粗放;城乡区域发展都有新进步，但不平衡;资源环境保护得到加强，但空气污染、土地资源不足、水质低劣情况令人担忧。还需一提的是，科学发展，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等战略思想、还远未转化为广大干部的自觉行动，与科学发展观相悖的简单求快求大求量的意识，依然主导着一些地方、单位的经济发展。此外，一些领域、一些地方的腐败现象严重，社会风气不好，一些领导干部缺少**、法制观念，影响和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制约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解决好这些问题，是广大干部、群众的迫切要求、强烈期盼。

显然，上述这些热点、难点问题，既是改革进程中需要突破的焦点，也是我们在新形势下以新的勇气进行思想解放的侧重点和主攻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解放思想，从而更好地贯彻十七大精神，谋划发展新思路、新举措，找出克服难点，解决问题的新办法、新对策。那些不符合十七大精神、有悖于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制度、体制、办法，都应不断破除和改革。过去我们常说，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解放思想也是如此：碰到什么障碍，就破除什么障碍。许多地方从实际出发，明确了基本方向。如有的地方提出，解放思想要反骄破满，以当年“杀开一条血路”的气势，努力在实践科学发展观上闯出一条新路。

我认为，从当前的发展方位看，解放思想的侧重点是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要着力克服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具体做法和体制机制，寻求科学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路数与机制。

我们应当看到，今天解放思想的难度，从某种程度上讲，比以前大了。这是因为：从绝大多数人来讲，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求安逸、保平稳、不思进取的倾向增大了，不少同志习惯了这些年形成的传统的发展观念和方式，要扭转不轻易;我们面对的矛盾，大多不是老问题，而是发展、变化中的新矛盾、新障碍;我们面对的问题，大多不再是30年前的意识形态下的政治方向是否正确，而是日渐固化的利益格局下的利益调整;面对世界各种文化、各种思想的相互交织与渗透，人们活动的差异性、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增强，价值取向和思想熟悉比过去更加多元化，呈多样性和复杂性。另外，形成一套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体制机制和有效政策，也复杂而艰巨。

因此，在新形势下以新的勇气进行思想解放，首先要有使命感、紧迫感。30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发展又到了一个要害阶段，假如不坚持解放思想，不实现科学发展，经济发展将难以持续，社会将难以稳定、共同富裕目标也将难以实现。其次，要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解放思想的出发点、归宿点。坚持以人为本的解放思想，才能克服“见物不见人”的发展观念，纠正发展中的种种偏差，使经济社会发展步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坚持以人为本的解放思想，尊重人**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才能把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把社会各方面的聪明集中起来，从而形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合力;坚持以人为本的解放思想，从人的发展需要出发，定位发展目标、发展要求与发展道路，才能使经济社会发展既有利于满足人的物质需求，也有利于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再次，解放思想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离不开对客观实际的把握，离不开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探索、熟悉和遵循、解放思想要有批判意识，但不能简单否定过去的发展成绩、发展道路，解放思想要大胆创新，学习、借鉴世界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又不能头脑发热、胡思乱想，不可盲目主张。还有，要有“破”有“立”。要把解放的思想和进步的意识，用法律、制度和政策落到实处，具体化到可操作的层面，与各项工作融为一体，让解放思想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并转化为实践科学发展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力量。

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把解放思想写入了大会的主题，并提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宝。我想，运用好解放思想这一法宝，全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将是对30年前真理标准讨论的最好纪念。

第二篇：改革开放30年感想作文

改革开放30年感想作文：改革开放30年

时间不留人，转眼之间，改革开放30年在繁华富强中度过。这30年来，中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街上热闹非常，马路上车水马龙，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 人民的生活奔小康，国家的人才数不清;科技水平大大提高，经济繁荣惊叹世界;护卫和平永不打战，旅游景点游客拥挤„„中国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走上了千年繁华、世界闻名之路! 回想从前的农村，孩子们除了课本，其它什么书也没有。不仅如此。人们的日子过的苦不堪言。以前中国穷，人们更是穷困潦倒。再加上赚了钱还要交税，只靠那剩下一点钱养家糊口。农村处境最不好，本来收入就最少，还要上缴农业税。孩子们上学要走很远的山路;各家各户的农民们每天要起早贪黑地工作才能挣到一口饭吃;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农村家家户户，全都穷得不像样!单说农村还不行，就是城市里也没几家能过好日子的。

改革开放的时候，母亲是8岁的年龄。回顾以前的生活，母亲很有感触。而我的感触是以前的生活无非就是两个字：穷苦。母亲给我说的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列举出件事，更能让人悟到以前的穷苦—— “我小时侯，很久才来一次卖糖吃的糖贩子。我那时唯一的零食就是地里的番薯，所以糖贩子一来，我很多时候都要买来吃。家里当然不舍得给我那么多钱买糖吃，常常都没得吃或只有一颗吃。有一次，糖贩子来了，我向爷爷要钱买糖，爷爷没给我钱，不知道是舍不得还是没有那么多钱。那时我还幼小，不懂得太多事，爷爷便拿一张纸给我，糊弄我，我还以为是钱呢，拿着纸兴冲冲地去买糖吃。结果糖贩子说这不是钱，糖就又没吃成了。” 我听了，暗暗想，再穷，不会连糖也买不起!再想想现在，有的孩子每天都要吃糖，还不是一颗，要吃一大包。还有些孩子，每天都要吃一大堆的零食，何止一包糖啊!想想，之所以有这天壤之别，是因为——想必大家都明白，那是传奇千古的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巨大、无限的幸福!我们要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这是中国的顶梁柱!没

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这是邓小平爷爷的心血，这是中国的心血!改革开放拯救了中国!

如今已过去30年了，以前的日子，我们渐渐忘了。看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处境，是多么悲惨吧：“从前的年代，我们不奢求温饱，无论谁都不是最担心温饱问题，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我„„是担心学业问题啊!不是交不起学费——(这时我插嘴问了一句，我看那些书什么的都是写交不起学费的啊。糖买不起，学费怎么就教得起了?)哦，你说学费啊!你猜，多少钱?(我歪着头，起码几十块吧)要真那么贵，就真的交不起了。只要2块。我们姐妹和我一个哥哥一共大约就是一个月的钱吧!2块钱可是我2个月的零花钱啊!也算不上零花钱，我们还没那么富给孩子零花钱用。学校一般都很远，所以我们就住在学校。去的时候，要背一袋子米和咸菜去学校吃。若在学校吃呢，要7分钱一顿饭。这些都不用说了，学校也穷啊!学校没钱造那么多屋子，就只盖了一间弱不禁风的小屋子，好象是毛草屋吧!几个年级的学生全挤在里面，冬天还行，其它季节就不行了，教室里拥挤又闷热。没钱聘请高学历的老师，普通老师也聘请不了，只有一个老师教我们。老师这里教完教那里，环境不好，教室非常吵闹，那声音震天响!也就是因为师资不好，环境不好，当时村子里还没几个能读上高中，起码初中也不多。农村文化低，现在高多了。”

很难想象，以前的学生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读书!他们没钱买书，没钱吃肉，没钱买糖„„而现在呢，我们满柜子的书，几个菜盘的肉，一大包的糖„„不仅城市变得这样好，农村也是如此。现在生活变得越来越好。

先说交通。以前人们大多都走路，城市里才有摩托车啊，自行车啊等等。走路是个艰苦的活动，腿会瘫软，脚会酸痛。城市里那些骑摩托车自行车的，速度也没有多快，也累，特别是自行车。所以，以前如果要“跋山涉水”，起码也得好几个钟头。可是现在不同了。先

谈农村，有了以前没有的摩托车，自行车，甚至还有三轮车。有些富一些的农家，竟也有了汽车。而城市里更不用说了，处处是车。汽车、自行车、货车、面包车、小轿车„„这些都是私家车，看一下公家车：客车，火车，巴士„„还有水里的船，天上的飞机，地下的地铁„„特别是地铁，是近几年才有的。

除了车的方面，别忘了更重要的是路。城市里的路没什么太大变化，主要是农村的路。农村以前的路，根本称不上是路。路是自然形成的，坑坑洼洼全是石头和粘粘的泥巴。如今已修了水泥路，也渐渐有一些板砖路了。

第二个是饱。在说之前，不妨先看看如今中国人的身材。只要你长期注意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似乎人人都在减肥。这不就说明当今社会的中国人都在日渐长肥吗?为什么会长肥?相信大家都知道，那是饱的问题。是啊，现在的社会，即使是一个打工妹，也免不了要肥的。她们都是吃快餐什么的，可是你想得到吗，以前连快餐都吃不起。以前，他们很少吃白米饭，而现在我们每餐都要吃。以前的人总是瘦瘦的，是因为他们总是吃不饱。他们的主食只是自家种的一些菜和番薯。以前想找个胖子都难，而现在想找个骨瘦如柴的人都难。第三个是温。冬天从没有热的时候，向来都是冷飕飕的。从前，买不起鞋子，脚钻心得冷。而床上用来御寒的也只有一张不厚不棉薄薄的被子。实在冷得不行，只能再加一层被子。不管多么冷，顶多有两层薄薄的被子。而衣服也是一样，当时哪来的钱买衣服呀，所以到了冬天，就是再冷，身上顶多两件衣服。房子也漏风。

转眼看看现在。我们再也不怕冷了。我们有厚厚的棉裤，有温暖的毛衣，有长长的外套，棉制的袜子，漂亮的围巾，密不透风的房子;到了床上我们有毛毯，羽绒被，棉被„„我们穿好几层衣服，再也不用担心今年会冷了。

最后一个是“资”。“资”的意思就是钱。钱是人们存活的资本，没有钱，等于要过苦日子。而人们得到钱的途径只有工作。干工作，才有工资。有工资，才有钱。我们来谈谈工资的问题。

以前人们无论如何去辛苦劳作，工资始终就是几十块，最多也不超600.再比比现在，一个清洁工一个月起码七八百的工资。以前的话，恐怕只有几十。几十和七百谁都愿意干七百的。中间搁了600多块，再改革开放前的社会，600就差不多是个富翁了。不说七百的工作，很多人自己创业，一个月便是以万为单位的收入。还有的是在家创业，方式各种各样，收入逐渐日益增多。中国的经济由这样的趋势逐渐发展，到了2008年，早已繁荣得惊叹世界。

记得有一次看改革开放的范文，看到邓小平爷爷南巡，搜查经济状况，竟查到渔民村(以前未建设的深圳)的平均收入竟然比他这个国家主席还要高!邓小平爷爷心里比蜜还要甜，改革开放还没多久，就见效了，效果还很显著!

改革开放，为中国立下了大功。是改革开放，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是改革开放，让中国过上了好日子!我们要感谢邓小平爷爷，是他，让我们中国没有了战争，没有了闹革命，和平一片，幸福一片!

改革开放，一定会让中国的日子更加美好!

第三篇：改革开放前后30年社会的变化及感想

改革开放前后30年社会的变化及感想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标志着改革开放在中国的全面展开。从此，中国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在改革开放中，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方面得到的高速的发展。政治制度越来越完善，经济得到了高速的发展，人民的生活物质水平不断提高，这都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的成果，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一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但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进其弊端日渐明显，使得它却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阻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为了尽快提升经济发展速度，促进社会的进步，邓小平与党内的开明派开始逐一解决这些问题，这场改革运动的目的是以维持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改变生产中不适应生产发展的管理体制和政策，并建立社会主义下的市场经济。这就是1978年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关于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改革开放也是解放思想，它激发了各行各业的劳动积极性，使得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是对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具有历史性的转折点，为我国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提供了基本的动力。

想知道关于改革开放前后所发生的变化，最明显的莫过于从改革前后的日常生活水平来进行分析观察了。这个我们

- 1改革开放前后30年社会的变化及感想

子里面，给生活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小房子里面空气光线都很差，居住条件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实在是难以接受的。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城镇城市快速发展，高楼大厦如同雨后春笋，穿插在云山之巅，可以说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生活的空间，也极大提高了人们的居住条件。住房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家庭的必备品，成为人们生活富裕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行：由慢到快

毋庸置疑，

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人们想要出行，不是不行，就是依靠畜力，只有军方或者大富豪才可能会有汽车这样的奢侈品。但是你放眼今天的中国，小汽车已经走进平常百姓家，高速公路，高铁，航空都已经发展趋于完善，人们实现了快速，安全，舒适出行的愿望。

用：由落后到先进

看改革开放前背景的电影的时候，总是看到缝纫机、自行车、手表和收音机这四大件，而现在，这四大件几乎没有了身影，取而代之的是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话、电脑、手机这些高科技产品。也是这些高科技的东西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特别是电脑手机等依靠信息技术而发展的产品，已经在这个信息时代里面主宰着大多数人的大多数时间，深刻影响着社会的进程。

从上边我们所说的改革前后的具体变化，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深远而又进步的影响，它不仅仅

- 3改革开放前后30年社会的变化及感想

的新中国。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理论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正确决定，是通向社会主义光明前途的正确道路。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一直走下去，只要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不断朝着好的方面变化，我们的祖国才会越来越好。

第四篇：中国改革开放30年创新人物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中国经济周刊》-经济百人榜系列评选评审专家团

马蔚华 (1949年-) 生于辽宁锦州，1982年吉林大学毕业，1999年获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南分局局长等职务;1999年3月任招商银行行长至今。 他是中国最具创新意识的银行家，他导演了招商银行近年来“网络化、资本市场化、国际化”三出大戏。他使得招商银行拥有全行统一的电子化平台，率先开发了一系列高技术含量的金融产品与金融服务，吸引了大批高端用户，同时树立了技术领先型银行的社会形象。他率先利用信息化网络技术改造银行业务，建立网上银行，抢占了金融领域的制高点，成为中国电子商务最主要的支付银行;他将原始的服务手段与先进的管理理念“嫁接”，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他将企业的管理模式与市场的营销策略进行了完美组合。招行也从一家后起的小银行，成长为“中国最健康、最有潜力”的银行新锐。

王仁茂 (1959年- ) 台湾花莲人，1980年毕业于东海大学企业管理系。1987年担任台湾光男集团(Pro Kennex)IT事业部副总。2004年于深圳成立天鹏盛电子集团，成为全球前三大的手持式多媒体影音播放器设计制造商。现任天鹏盛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仁茂强调建立公司的四大核心价值，诚信、承诺、创新以及团队。尤其对于天鹏盛自主研发及创新能力特别重视，每年亲自到重点大学遴选优秀毕业生担任公司研发骨干。与集团高级主管定期计划培训员工，藉以精实研发能力，并申请多项专利。王仁茂以自创的IR管理模式，应用在供应链及销售网的管理上，大幅提高供应链效率及销售的能力。并于2008年引进深圳创新投资、中以基金、台湾纬创资通公司投资天鹏盛公司，使天鹏盛在业界的声誉及财务能力更独树一帜。天鹏盛预计于2009年第三季将在台湾证券市场挂牌上市，将成为首家深耕于、发展于大陆而在台湾地区上市的公司。

王传福 (1966年-) 安徽无为人，1987年毕业于中南工业大学，1990年在中国有色金属研究总院获得硕士学位，并留在该院工作。在发现电池面临着巨大的投资机会后，1995年，在深圳注册了比亚迪实业。现任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裁。 王传福，从一个研究电池的专家成为世界级电池大王，他只用了7年时间，也许这算不了什么，毕竟这是他的专业强项;从一个汽车业的外行，成为中国增长最快的民营汽车企业之一，他只用了4年时间，其中F3也成为迄今为止国产自主品牌最为成功的车型之一。这就是王传福用10年时间创造的商业奇迹。技术出身的王传福对技术的偏执和自信，带给比亚迪的是被媒体称为“集权”的方式，也正是王所说的“市场和研发在我个人身上合而为一”。他认为，电动汽车的关键是电池技术，随着锂电池技术的日臻成熟，电动汽车的市场能量将在两三年后很快彰显出来。

尹同耀 (1962年-) 安徽巢湖人，1984年进入一汽集团，1991年至1996年，在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任总装车间主任兼物流科科长。1996年11月至2004年，任奇瑞汽车有限公司执行副总经理，2004年至今，任奇瑞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当奇瑞在一片怀疑声中起步时，中国汽车工业正盛传着两个神话：一是汽车企业不与跨国公司合资没有前途，二是企业不达到100万辆以上不能自主研发。然而“狂人”尹同耀带领着奇瑞以分段集成创新的模式打破了这两个神话：1998年生产的发动机一次点火成功，1999年自主研发的第一辆轿车下线，2001年风云轿车上市，成为中国汽车工业令人注目的“黑马”。他自信地拿起自主创新之剑，让奇瑞在汽车业制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第一个自主品牌的发动机、连续4年蝉联中国轿车出口第一。怀着“造中国人的汽车”的梦想，他带领着奇瑞走出了一条民族汽车产业的自主创新之路。

史玉柱 (1962年-) 安徽怀远人，198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1989年在深圳研发M6401桌面中文电脑软件;2004年成立上海征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06年在海外注册巨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现任巨人网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他的身上浓缩了中国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变迁。当年因为冒进，巨人大厦轰然倒塌，他尝尽了商场失败的苦涩。从头做起，他自强不息，坚忍不拔。从巨人汉卡到巨人大厦，从脑白金到黄金搭档，如果经商也是一场游戏，史玉柱玩了一场大翻盘，表现可圈可点。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浪潮中，他无疑是具有传奇色彩的创业者之一：从一穷二白的创业青年，到全国排名第八的亿万富豪，再到负债两个多亿的“中国首穷”，再到身家数十亿的资本大鳄，他演绎了九十年代中国企业家的一段兴衰史。在民营企业家命运沉浮变幻的序列中，史玉柱再次崛起的故事，突显出“毅力与执著”的魅力和价值。

古润金 (1959年- ) 祖籍中国广东省中山市，是马来西亚著名的华裔企业家， 1994年，乘着中国改革开放之春风，回到家乡中山市投资创建完美(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确定“建立完美事业，拥有完美人生”的经营理念。 古润金为人慈善仁爱，眼光敏锐，善于宏观全局，决策果敢。现担任马来西亚中国友好协会署理会长、马来西亚中山会馆联合会总会长、中国禁毒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侨商联合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先后获得广东省中山市等24个国内县市授予的“荣誉市民”称号，荣获“中国希望工程贡献奖”、“首届百名中华慈善人物”、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经济管理荣誉博士”多个荣誉称号。2006年12月1日经国家商务部批准在广东省开展直销业务，销售保健食品、化妆品和保洁用品。2006年、2007年连续两年跻身中国独立企业纳税500强排行榜。

李彦宏 (1968年-) 生于山西阳泉，1991年北京大学毕业。李彦宏先后担任了道琼斯公司高级顾问，《华尔街日报》网络版实时金融信息系统设计者，是新一代互联网技术领域的权威专家。1999年底，携风险投资回国与好友共同创建百度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1996年，他首先解决了如何将基于网页质量的排序与基于相关性排序完美结合的问题，并因此获得了美国专利;在搜索引擎发展初期，他作为全球最早研究者之一，最先创建了ESP技术，并将它成功的应用于INFOSEEK/GO.COM的搜索引擎中。GO.COM的图像搜索引擎是他的另一项极具应用价值的技术创新。在他领导下，百度不仅拥有全球最优秀的搜索引擎技术团队，同时

也拥有国内最优秀的管理团队、产品设计、开发和维护团队;在商业模式方面，也同样具有开创性，对中国企业分享互联网成果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李思聪 (1959年-) 安徽人，现任广东银达担保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广州银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广东省信用担保协会常务副会长、广州市工商联常委、广东省风险投资促进会常务理事等多项社会职务。 作为一名勤于思考、勇于创新的企业家，李思聪在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上闯出了一条新路，成功运作了我国商业型信用担保机构的典范——银达担保投资集团，他开创了一条以政府资金为导引、民营资本为主体、按市场化机制运作办担保的新模式，被誉为“银达担保模式”，它被全国同行业公认为目前国内最成功、最先进的担保机构经营模式之一。同时，李思聪在国内担保界开创了“信用担保连接风险投资”的经营模式，受到中小企业的欢迎。在取得商业成功的同时，李思聪为构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刘 群 (1965年-) 重庆人，1988年毕业于西南农业大学水产学系;在职研究生，现就读于西南大学农业与区域管理专业。1989年9月，创办重庆长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现任董事长。本人是重庆市劳模、重庆市政协委员。 他被誉为“中国民间医改第一人”;他首次提出了药房托管的概念;他在当地第一个反对药品招标;他在北大与学者高谈“中国医疗改革的发展与出路”。2007年3月，他推出了国内首个民间版医改新模式——“惠民中国医疗行动”，与医院、药厂建立联盟，向老百姓发放会员卡，用现金直补的方式给予会员看病补贴。颠覆性的医改模式打破了医药行业层层回扣、暗箱操作的潜规则，直率锐利的个性更使他成为业界热点人物。2008年1月，他又出人意料以全票当选重庆市的“村官”。他说要打造“西部华西村”，并将自己的医改模式在全国农村复制。

何建梁 (1954年-) 陕西咸阳人。毕业于西安外语学院英语系，后获得中山大学及香港浸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76年加入中远集团，曾任广州远洋宾馆总经理、广州远洋建设实业公司总经理。现任广州颐和集团董事长。 何建梁在华南地区经过十余年的创业发展，现已把颐和集团打造成为拥有二十余家全资、控股企业的大型集团公司，总资产已达近10亿美元，成为一支拥有自主开发、投资、经营管理绿色住宅项目、高档酒店的专业团队。他开发的颐和山庄在华南地区家喻户晓：它最早打出了“白云山山景楼盘”的旗号，并成为白云山山景楼盘的领头羊，而且将小区规划、建筑风格及园林造景与白云山、南湖的自然景致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得发展商从环境的概念炒作中走向务实，不仅因此获得商业成功，还开启了楼盘设计的新概念，在广州楼市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何新明 (1955年-) 华南理工大学毕业，高级工程师。1981年入佛山市石湾东平陶瓷厂(东鹏陶瓷前身)，先后任技术员、厂长。1996年，正式组建东鹏集团，任董事长至今。并担任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副会长，广东省陶瓷工业协会副会长等职。 1994年，佛山遭遇特大洪灾，东平厂损失惨重，时任厂长的何新明带领全体员工，以顽强的信念和执着的追求开始了艰苦的重新创业。1995年，何新明掌舵的东平厂接收华泰陶瓷有限公司，开始生产高档抛光砖。1996年，何新明正式组建东鹏集团。凭着对事业的追求、对市场的洞察入微，

何新明在随后短短数年间，不断缔造中国高档建陶市场的传奇，掀起了陶瓷墙地砖“全国一片黄”的消费潮流，创造了建陶产销奇迹。东鹏集团扭亏为盈，“东鹏牌”产品享誉全国。何新明更是连续五年蝉联陶瓷行业风云人物，成为中国建陶行业的领军人物。

张传卫 (1962年-) 出生于河南固始。中山市明阳电器有限公司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中山市第九届政协常委、中山市工商联合会(总商会)副会长、中山市民营科技企业协会会长、中山市电力协会副会长和中山市机械行业协会常务理事。 张传卫率领明阳人经过十年的奋力拼搏和精耕细作，明阳公司经历了从1993年到1994年寻求生存和原始积累阶段，从1995年到1998年寻求拓展和高速成长阶段和从1999年至今的创新高科技引领大发展三个阶段。 2003年，他领导公司实现了核心竞争力的整体提升，创造产值2亿多元，整体综合实力水平再上新台阶。2007年11月，明阳风电与美国格林亨特风能集团一次签署72台大型风力发电机组出口合同，使张传卫一夜之间成为业内的风云人物。他不满现状，将事业的棋盘向国际延伸：2010年，明阳风电总产值要达100亿，这是他给自己定的目标!

汪 延 (1972年-) 北京人。1996年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学士。1996年4月加盟四通利方公司，任国际网络部部长。同年6月，参与创办利方在线网站利方在线。1999年出任新浪网中国地区总经理。2008年任新浪网董事长。 汪延于2003年5月被任命为新浪网首席执行官，全面负责公司发展的战略制定及具体执行计划的管理。汪延曾任新浪网总裁兼中国区总经理。汪延在网站策划、管理运营与市场拓展方面积累了成熟的经验，经过他与四通利方其他同事的共同努力，利方在线于1998年成为中国地区最受欢迎、访问量最高的中文网站之一，并于同年成功地完成了与华渊资讯网的合并。作为新浪第四任CEO，汪延说自己只希望成为一名职业的经理人。他的彬彬有礼和浓厚的知识分子气质，为他的职业人生赢取了更多的眼球，他身上的光环在知识经济时代，丝毫不压于文艺界明星。

冼 燃 (1969年-) 生于北京。1991年毕业于深圳大学工业设计系。1991年至1996年任深圳康佳电子集团工业设计负责人，1997年至今任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设计师。获“广东省十大杰出青年”、 “东亚青年经济人自主创新奖”等荣誉。 他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彩电工业设计中心，设计出风靡全国的“彩霸”电视。他创立了中国第一个以工业设计为核心的创新产业集团——毅昌科技集团，为中国民族彩电企业提供设计创新服务，打破了洋品牌主导中国彩电市场的局面。长虹、康佳、海尔、海信等品牌电视机外观都经由他一手设计。他还将设计创新理念推向汽车、手机、电脑等各个领域，为民族工业升级注入了强劲动力。他带领的毅昌科技团队将自主创新思想充分运用到工业设计研发服务领域，为“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工业设计产业化的先行者。邹锡昌 (1964年-) 广东梅县人。香港知名的爱国人士。中山大学高级工商管理硕士，香港昌盛集团董事局主席。荣获广州市荣誉市民、2006“中国十大慈善家”、2006“中国十大EMBA风云人物”“2007年南粤慈善之星”等荣誉称号。 昌盛集团1992年注册成立于香港，主要从事房地产项目的开发。经过十多年的迅猛发展，公司已成为地产、金融投资、高新技术等跨行业、集多种经营为一体的多元化集团公司，被业界及媒体称之为中国的

“地产英雄”。凭着“精心、信心、恒心”而成就一番事业的邹锡昌在事业辉煌时不忘回馈社会，积极投身慈善事业。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邹锡昌就一直做两件事：拓展事业与回馈社会。近十多年来，他对我国教育、文化、科研、社会治安、医疗卫生等领域，捐款已达九千余万元。邹锡昌以实际行动将客家人立业报国的精神发扬光大。

郑跃文 (1962年-) 出生于福建罗源。1985年毕业于江西财经学院，1999年获博士学位。1988年至1992年任江西科力新技术研究所副所长，1992年至2002年任南昌科瑞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裁，2002年至今任科瑞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16年来，科瑞集团在高压电气开关、生物制药、果汁加工领域所投资的企业，均发展成为行业技术上的领先者和经营上的佼佼者，并成功地在国内和香港挂牌上市，旗下企业包括国家电工行业重大技术装备支柱企业平高电气公司、亚洲最大的血液制品生产企业上海莱士公司、全球最大的浓缩苹果汁加工企业烟台安德利公司。这些成就与郑跃文的领导密不可分，他注重发现价值、创新价值、提升价值、实现价值，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科瑞集团对所投资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给予了有力的支持，使这些企业在产品经营与资本运作的互动中实现了超常规的发展。

董明珠 (1954年-) 江苏南京人，毕业于安徽芜湖干部教育学院统计学专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系研究生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1975年参加工作，1990年进入当时还叫海利的格力，现任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裁。 她力主创新，带领格力打破日美垄断，成为中国空调界不受制于国外技术的企业。在长期的市场实践中，她摸索出一套独特的经营方式，销售模式连年创新，被空调界同行及新闻媒体誉称为“格力模式”，其独创性的区域销售公司模式还被经济界、理论界誉为“二十一世纪经济领域的全新革命”。她的判断左右着空调市场竞争的方向，影响并引领整个空调行业的健康发展。她推崇的经营理念是“弘扬工业精神”，即领导行业发展的一股“傻劲”和“吃亏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少说空话、多干实事，全心全意关注消费者需求，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詹纯新 (1955年-) 湖南长沙人，博士，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建设部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主任工程师、副院长，1992年创办中联公司。现任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院长兼党委书记、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他带领7名员工，靠50万元借款起步，创立中联建设机械产业有限公司(中联重科的前身)，通过一系列兼并重组并购，向房地产、导航电子、新型租赁等领域拓展延伸;他注重科技创新，大力开发新产品，目前企业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10大系列、100多个品种的主导产品;在短短十余年间，他使中联重科成长为总股本3.9亿元、总资产30亿元的高科技上市公司，并保持了年产值平均增长率、年利润平均增长率均高于60%的高速发展，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混凝土输送机械、起重机械、路面机械、环保机械等基础建设所需重大装备的研究、制造基地之一。

蔡文豪 (1953年-) 祖籍广东揭阳，1976年旅居香港开始创业，成立香港义兴实业公司;1986年进驻越南，成立越港联营有限公司。现为广东金豪集团董事长、香港宇港有限公司董事长、越南越港联营有限公司董事长、多米尼加共和国中华总商会副会长。 为响应国家节能减排的号召，2006年，金豪集团成立电动车核心技术研发小组，并与中国航天部电子

研究所、北京理工大学、清华大学、华南理工学院等科研机构合作。经过两年的潜心研制，2008年5月，金豪集团正式增设电动车生产项目，现已成功生产电动轿车、电动观光车、电动巡逻车等各种车型。同时，在蔡文豪的带领下，公司的拳头产品金豪摩托车远销美洲、非洲、东南亚等上百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广东摩托车行业的领军企业。现在，金豪集团率先研发成功国内第一台纯电动汽车，样车已通过欧美国家的权威机构检测，成为中国电动汽车行业的先行者。

戴 晔 (1972年-) 江苏苏州人，西安交通大学应用计算机专业学士、华中科技大学应用计算机专业硕士，1994年参加工作，现任苏州工业园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苏州市软件评测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江苏风云网络服务有限公司总裁。 在软件行业多年的从业过程中，他敏锐洞察到软件业和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新趋势，并锐意创新，成为积极推动这股新潮流的实践者。2006年，他通过和微软的合作，在苏州国际科技园建设了中国第一个SaaS(软件运营服务)孵化器，在软件企业从开发传统软件向开发SaaS软件转型的过程中提供架构支持、技术培训、IDC环境等服务。2008年，在孵化器的基础上，他主持建设了风云在线信息化平台，这一平台极大地降低了企业信息化门槛，有助于提升中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为软件行业找到了新的盈利模式;有利于保护知识产权，激励软件行业的自主创新。

第五篇：中国社会学改革开放30年发展历程

1989年，即改革开放10周年之时，关于中国社会学的情况，笔者曾著文做了这样的分析：经过十年的艰辛创业与探索，经过十年与我国改革开放的事业同命运，共呼吸，中国社会学逐步提高了自己的成熟度;一方面社会学本身在理论上、在实践中都作出了一定的成绩，正对我国社会生活发挥越来越明显的作用，为我国社会学今后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另一方面，它得到社会各界、社会科学各科的广泛的承认，社会学成为很有吸引力的学科之一，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学也和经济学等一样，对改革和开放的事业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应当承认，这种成熟度还是不高的。社会学在中国成为一门真正成熟的科学，尚需继以时日，尚有不小的差距。当时，笔者在该文还提出：对于尚处在成长过程中的中国社会学来说，在理论上处理好下述三个关系是至为重要的。这就是：第一，处理好社会学与转型社会的关系;第二，处理好社会学内部一些重要的理论关系;第三，处理好社会学界内部不同学派、不同主张、不同观点之间的关系。20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学成熟度得到了显著的提高。由笔者主编的《中国社会学30年(1978-2008)》，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各章对社会学不同领域所取得进展的梳理，有说服力地表明了这一点。这篇总论主要围绕几个有关中国社会学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进行必要的分析和梳理，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学在30年中成熟到什么程度，它与前10年相比提高了多少，从而表明它确实日趋成熟了。

(一)科学性与价值性

自中国社会学恢复和重建以来，长期困扰中国社会学的众多问题中，科学性和价值性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最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母题，它涉及到一系列子题：社会学是否是中性的或“价值中立”的学科?社会学是否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无关的纯科学?社会学是否只有科学性没有人文性?等等。在这些问题上，把不完全正确甚至错误的东西，当作不言而喻正确的东西，来加以接受，并作为用来评论他人的观点是否“科学”的标准，是中国社会学界曾经出现过的不成熟性的表现，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大大改观了。

1、社会学与价值性

在1980年代中国，“价值中立”曾被当作不言而喻金科玉律，当作评判懂不懂社会学的试金石。其实，“价值中立”作为一种来源于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一个在总体上包含根本缺陷但又有局部合理性的西方社会学方法论原则，是一个在国外学术界有严重分歧、毁誉参半、仍难一致的争论问题，是一个在本质上与马克思主义相左但又有部分一致的理论命题，因此，对它极有必要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既不能全盘肯定，把它夸大为我国社会科学的普遍的方法论原则，也不能全盘否定，将它说得一无是处，连它包含的合理因素也否认了。“价值中立”总体上的根本缺陷是指它把科学与价值截然割裂、排斥一切价值的客观主义、实证主义倾向，这使它在认识功能和价值功能统一的社会科学中成为不可能实际遵循的东西，也使它陷入了不可摆脱的自我矛盾;局部合理性是指它包含强调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合理因素，但这种合理性是以推向极端的形式存在的。

在1980年代中国，“价值中立”不仅被看做普遍的方法论原则，而且被用来规定整个社会学的性质，于是社会学被说成说一门“价值中立”的学问。其实，世界上本来就找不出来所谓“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早在1960年代，美国米尔斯就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批判了以帕森斯为代表的“价值中立社会学”。在1970年代初，《西方社会学即将来临的危机》一书的作者美国社会学家古尔德纳，甚至把“价值中立”的社会学称为一种神话。吉登斯则在1982年指出：“社会学不可能是一种中性的知识活动，它不能不关心对其研究对象可能产生的实际影响。”笔者在1989年也指出：“有一种意见认为，凡科学不能涉及价值，凡涉及价值就不能是科学。因此持这种意见的人把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当作不言而喻的真理接受下来，并把科学精神归结为“价值无涉”的精神。我认为这是不确切的、似是而非的。”稍后1990年，笔者还指出：“社会学定义是客观性、科学性同价值性的统一”;“企图建立的‘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是不可能的，根本做不到的”。同样，就我国的情况来说，中国社会学也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正如笔者在总结中国社会学百年轨迹时指出的：“中国社会学是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而产生、而发展，目的都是以不同形式为现实服务。这是中国社会学的优良传统。在中国，从来没有那种单纯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社会学。这对两大系社会学来说均是这样。”

“价值中立”和“价值中立社会学”的衰落，除了它们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解释力越来越弱，还与1960年代以来社会学思潮的变化有关，这就是实证主义思潮的魅力不再，人文主义思潮的逐步增强，因此，作为实证主义思潮产物的“价值中立”和“价值中立社会学

”不能不面对越来越强烈的批判。1960年代，除了美国的米尔斯，还有欧洲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等人在1964年召开的纪念韦伯诞辰100周年大会上发动的关于“价值中立”的论战;在1970-1980年代，继古尔德纳之后，曾任美国社会学会会长的m.英格在《论反文化》一书的前言中直截了当地申明，他“不能‘放逐价值’，在作出自己的分析和评论时，

也不佯装骑墙。”到1990年代，对“价值中立”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扩展到相邻学科。一些权威人士，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指出：“研究的客观性不能仅仅通过试图排除价值观念来解决。相反，社会问题的每项研究，无论范围多么有限，都是且一定是由价值观念决定的。‘无偏见的’社会科学从来就不存在将来也不会有。努力逃避价值观念是错误的，并且注定是徒劳的和破坏性的，价值观念和我们在一起，即使把它打入地下，它们仍然指导我们的工作。”社会政策的资深学者蒂特姆斯也指出：“以中立的价值立场讨论社会政策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由于受到持续的批判，“价值中立”的影响在国外受到不小的削弱，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事实上，近20年来，从事社会科学理论或哲学研究的学者，很少会再认同实证论的观点了。社会研究必然会有价值介入这个论点几乎成为他们的共识。”中国社会学在“价值中立“问题上的成熟度的提高，总的来说，与国际社会学界的趋势是一致的。

2、社会学与意识形态性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消极后果是，人们由于厌恶那时的过度政治化和极端意识形态化，而导致较为普遍地对一切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厌烦和远离。西方社会学的“价值中立”正好给了这种较为普遍的情绪以学理的支撑。这是“价值中立”1980年代在中国社会学界以及其他学界盛行的社会原因。

其结果是人们“有学理根据”地把社会学与政治、与意识形态分离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形成了这样一种影响广泛的“惯性思维定势”：似乎一涉及政治、一涉及意识形态，就不再是社会学，不再是学术。所以，“这不过是政治”，“这不过是意识形态”，成为杀伤力很大的话语，用来否定不合自己口味的观点和理论，用来认同符合自己口味的东西，甚至用来判定谁是真正的社会学家，用来造成一种排他性的不正常学术氛围，名之为“社会认可”。这种惯性思维定势、这种充满贬义的话语，至今还影响着一些教师和青年学子。

但是，事实一再表明，主张价值中立的的人，价值性往往是非常强的，字里行间时时露出他自己坚决反对和深恶痛绝所谓种种价值，给我们提供了提倡价值中立的人价值并不中立、甚至很不中立的例子。

为什么这样?道理并不复杂。这是因为，一个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不可能摆脱一切价值、一切政治，一切意识形态。因此，结果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在选择、奉行符合自己胃口的价值、政治、意识形态。这里选择是一种价值，不选择也是一种价值。声称没有价值似乎显得很“清高”，很有“良心”，实际上，清高就是一种价值，良心同样是一种价值。所以主张摆脱一切价值、一切政治，一切意识形态的人，一定要在逻辑上、在实践上陷入悖论或自相矛盾。逻辑上的矛盾是主张摆脱一切价值，却选择某种价值，结论与前提矛盾;实践上的矛盾是主张价值中立，实际价值并不中立，言行矛盾。

吉登斯2007年底中国广州讲学之行，应该给那些认为社会学能够摆脱价值、摆脱政治、摆脱意识形态的人一些启发。据网上报道，吉登斯自称经历过学术上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只想语出惊人、在学界出头”，此后，他开始意识到写别人看不懂的书“不靠谱”，社会学家“不该只呆在大学这个象牙塔里埋头苦干”，更重要的是要走出象牙塔，用理论去启发大众。因此在过去的15年间，吉登斯开始介入政治，他建议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应该走到“广阔的天地”中去，将理论付诸实践中，否则，经不起实践考验的理论，也不可能有多大的说服力。“社会学家不仅需要理解世界，更需要改变世界。”难道能说由于吉登斯介入政治——在我看来应该说是深度地介入政治，他就不是、不再是社会学家了吗?

在社会主义低潮的背景下，摆脱一切价值、一切政治，一切意识形态，其实际结果往往是摆脱社会主义价值、社会主义政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往往是西方价值、西方政治、西方意识形态的乘虚而入。所谓的“非价值化”、“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正是西方推行他们那一套价值、政治、意识形态的遮眼布和挡箭牌，他们要“非”的是社会主义价值、政治、意识形态，让你的社会陷入根本目标的失范，价值观的失范，意识形态的失范，抽掉你社会的精神支柱，让你的社会成为一个没有脊梁骨的社会。他们这一套在前苏联、东欧得手过，但是在中国不那么容易。在这里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十七大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远意义。

中国社会学以“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为自己的深层理念，继承先辈服务现实、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表明它不可能成为“价值中立”的社会学。中国社会学要研究、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区的建设，要研究改善民生的社会政策，表明它不可能脱离社会主义政治。中国社会学要研究探索把社会公平正义落实到社会制度和社区制度的方方面面，表明它不可能脱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现在该是结束那种认为社会学能够摆脱价值、摆脱政治、摆脱意识形态的幼稚病的时候了，该是澄清那种贬低社会主义价值、政治、意识形态的种种错误观点的时候了。

3、社会学与人文性

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中国社会学尚未充分成熟，根本的一点在于过分重视科学性，而忽略人文性或没有扩展到人文性。科学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并真正达到人文性这一层次，是中国社会学成熟的必经之路。

这是费孝通先生在其“社会学传统界限扩展论”中提出来的，是他逝世前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和拓展所做的又一重大贡献。他在肯定“社会学是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科学”的大前提下指出：社会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由科学性决定的“工具性”，“社会学的人文性，决定了社会学应该投放一定的精力，研究一些关于‘人’、‘群体’、‘社会’、‘文化’、‘历史’等基本问题，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一个更为坚实的认识基础。”费老认为：“‘人’和‘自然’、‘人’和‘人’、‘我’和‘我’、‘心’和‘心’等等，很多都是我们社会学至今还难以直接研究的东西，但这些因素，常常是我们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也蕴含着建立一个美好的、优质的现代社会的人文价值。社会学的研究，应该达到这一个层次，不达到这个层次，不是一个成熟的“学”。

这一理论的提出，可以看作是费老对世界社会学反思、重建的潮流所做的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回应，它的意义丝毫不亚于他以前提出的“差序格局”论、小城镇理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论等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可以这样说，为了国强民富，孜孜不倦地探讨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是费老学术生生涯的追求，也是他学术生命的实质。费老达到的这一境界，毫无疑问应该看做是中国社会学日趋成熟的一种标志。费老的观点，在把社会学当作经验科学、以某种新面目出现的实证社会学实际上占主流地位的中国

社会学界，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一些人不了解，过去费老针对当时的情况强调科学性和实证风格，是有时代的理由的，而把费老误解为仅仅为是科学主义的，实证风格的。现在他又针对新的情况强调了社会学的人文性，更是有的放矢的。费老提出的观点正在迫使许多人重新进行思考。随着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费老的观点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二)经验性和理论性

社会学的实证主义思潮，不仅把科学性和价值性割裂开来，片面地强调科学性，否认价值性，而且也把经验性和理论性对立起来，只认经验性，否认理论性。实证主义的著名口号“拒斥形而上学”，就把价值性和理论性都当作“形而上学”拒斥掉了。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在著名美国社会学理论评论家乔纳森?特纳所著的《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一书中。该书提出了一个包含“三个拒斥”的思想，这就是拒斥哲学、拒斥元理论、拒斥社会学理论，他说：

“思辨理论的框架本身并非是解释具体事件的理论，而是解释一个理论必须提出的基本问题。”“我认为思辨理论通常沉陷于重大的哲学问题，而使理论的建立停滞不前。我想，旷日持久的哲学问题将存在下去，因为它们是无法解决的。”“更重要的结论是：大量的社会学理论事实上是思辨理论的活动”

从这些评论中，可以归结出特纳的基本观点是：第一，思辩理论是对“理论必须提出的基本问题”进行解释的理论，也就是说，思辨理论是元性质的理论;第二，这类元理论通常陷于“无法解决的”“哲学问题”，理论的研究因而也就“停滞不前”;第三，“大量的”“社会学理论”是这种元理论，即哲学“思辩理论的活动”，不是社会学理论。根据特纳的逻辑，不仅对哲学的思辩理论予以拒斥，而且将阐释社会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即元理论)当作了哲学的思辩理论予以拒斥，进而将“大量的”“社会学理论”归结为了哲学的思辩活动，予以拒斥。这三个拒斥是特纳社会学实证主义立场表现。这本早在1980年代翻译成中文的书，在普及西方社会学理论方面起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把他主张的拒斥理论性的实证主义思潮带给了读者。

事实上，正如笔者指出的：任何有价值的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包括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都是这样那样从大量的现实经验事实材料中概括出来的，否则只能是苍白的。反过来说，经验研究尽管是基础，但仅仅停留在经验上，还不是理论。所以，轻视理论、理论研究同轻视经验、经验研究一样，都是片面的、错误的;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必须保持平衡，相互促进，相互得益。两者的关系是“合则双美、离则两伤”。正确处理经验性与理论性的关系，也是对中国社会学真正成熟的一种考验。必须注意的是，实证主义社会学思潮对中国社会学的影响不能低估。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失衡的根子，就在于这种思潮的负面影响。正如有学者正确指出的：中国社会学在快速发展中出现了明显的理论滞后现象。其表现是：一方面，大量的经验研究缺乏深入的理论思考或明确的理论前提，以致许多课题重复开展，缺乏学术的积累性和递进性;另一方面，简单运用西方实证社会学理论，很多经验研究往往是对某些西方实证社会学理论的粗浅证明，对处于深刻变迁中的中国社会生活的解释常常流于表层。

轻视理论思维或理论建设的原因，首先是从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开始，受美国社会学的影响太大。长期以来，美国社会学陷入了我称之为“强势社会学中实证主义困境”这样一种不利态势。这种强势社会学中的弱势，突出地表现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失去了平衡，这与美国的实用主义“有用即真理”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形成对实证主义思潮的追求和癖好。可以认为，理论与实证的失衡是世界社会学中心开始重新向欧洲转移的根本原因。美国人自己也很早意识到这个困境，甚至说得更严重，叫作“危机”。米尔斯、古尔德纳的一些著作，可以说都是在批判这种困境。默顿“中程理论”对美国社会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进一步推进了美国社会学的实证研究。另一方面，进一步造成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失衡，制约美国大社会学家的产生。所以，应当对美国社会学采取分析的态度，正确认识它的优势和弱点。实证研究或经验研究当然是必要的，美国社会学在实证研究的方法方面、在学科的规范化方面，等等，是有优势的，应该学习和借鉴的。但是实证过度，理论和实证失衡，是不可取的。正确认识美国社会学，接受它的教训，减少盲目性，增加科学性，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要否定美国社会学。当前，中国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范式虽然还没有发展到美国社会学那样“危机”的程度，但如不未雨绸缪，后果也将是十分严重的。

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美国社会学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深刻变化，不仅在实证传统中发展出一些内容和形式都十分新颖的新学科，如新经济社会学、网络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组织社会学、新理性选择理论等等，而且还形成了一些反对美国实证主义传统的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新学科，如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詹明信的文化社会学、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社群理论、福山的社会信任理论等等。更不用说欧洲社会学了。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国外社会学已经发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在欧洲出现了一大批像福柯、布迪厄、哈贝马斯、布希亚、鲍曼和吉登斯等人一样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社会学家，他们的思想观念已经远远地突破了传统社会学的界限，他们给出的理论概括是在传统社会学构架中无法理解的理论创新。

美国社会学当前所面临的危机和中国社会学所可能面临的危机，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即在当前形势下，社会学知识如何创新的问题。笔者认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知识演进的轴心和根本线索，是社会学发展的基本问题和元问题。在当前社会学面临危机的条件下，要实现社会学知识的创新，必须抓住这个既是根本的前沿问题、又是我国社会快速转型中的焦点问题，进行理论和实证结合的研究，走出一条既不同于美国社会学，又不同于欧洲社会学，但又吸取欧美社会学各自强势的学术路子来。

(三)建设性与批判性

建设性和批判性的关系，涉及中国社会学和社会学者对待中国社会、社会现象的取向问题、态度问题，涉及中国社会学正确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实现自己崇高使命的问题。建设性和批判性是互补的、相互促进的，在这两方面都是不能走极端的。这个问题也同样考验着中国社会学的成熟性。笔者在2007年中国社会学长沙年会上所做的主题报告，提出了“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这一命题，正是为了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所谓“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是指我们社会学对社会现象的分析研究要有这样一种精神或态度，即通过反思批判这样一种理性思维活动，实事求是地肯定该肯定的东西，否定该否定的东西，并根据这种分析提出积极的建设性的改进意见和方案，以增促社会进步，减少社会代价。这种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是肯定和否定的辩证统一，它既不赞同“否定一切”的颠覆性或毁灭性的变味批判，又不赞同“肯定一切”的无反思批判的盲从态度。这里，反思和批判并用，是想强调两者的某种相对区别，反思主要是对我们人和人类自己的反思、检讨;批判主要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审视。人和人类，社会现实，既有真善美的一面，又有假丑恶的一面，需要通过反思批判，来发扬光大前者，抑制减缩后者。

提出这个命题，主要原因有：第一，这是由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社会学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社会学的基本性质决定的。它是一种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学，总体上属于建设维护型的社会学，这与它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情况不一样，那时它总体上属于一种革命批判型的社会学。早在1985年，我在英国留学进修社会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社会学文章就提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两种形态的观点，即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资本主义社会是革命批判型的社会学，对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维护建设型社会学。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社会学，作为维护建设性的社会学，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是社会学的本性使然，是理所当然的。第二，这是由中国社会学实际情况决定的。在后现代解构思潮否定性、极端性的影响下，我国社会科学各个学界都有一些学者着重破坏而拒绝维护、强调摧毁而失于创建，使得批判性精神发生了严重的倾斜，褪变为了一种抨击性的仪式，进而固化了非理性的思维方式，酿成了一种影响极深的消极的社会习性。这些情况告诉我们，我们学者对社会、对青年学子是负有重大责任的。我认为，学者的学术责任是理性地思考，而不是感情用事。学者的根本责任是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而不是相反。学者的社会责任之一，是推进健康的社会心态和思潮，引导不甚健康的社会心态和思潮，而不是去迎合不甚健康的东西。这样的迎合，可以取得廉价的赞美，可以热闹一阵，但是经不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我的一位朋友说得好：学者不能只解构不建构，只务虚不务实，只求异不求真。这些情况也提醒我们的青年学子——他们是中国社会学的未来的希望，只有增强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他们才能茁壮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对中国社会学有所贡献的社会学者和社会工作者，成就自己的事业，前途无量。

第三，这是总结前两个世纪的经验教训决定的。最近，我们从四个维度研究了19世纪、20世纪的学术思潮。这四个维度就是作为主体和历史型塑者的“大写的人”，作为现代知识体系的成型标志的“大写的理性”，作为普遍历史模型的确立象征的“大写的历史”，以及作为不同政治主张升华的“大写的意识形态”。我们的分析研究表明，19世纪“大写建构”具有片面性，而20世纪“大写解构”则具有极端性，当进入21世纪的时候，人类的思维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大弯道上。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在21世纪应该如何站在新的起点上，如何超越上两个世纪。我们认为，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是避免19世纪“大写建构”片面性和20世纪“大写解构”极端性的康庄大道。现在，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越是接近这个新起点的时候，越要承接从上游奔腾而下的各种思潮的冲击力。当代中国成为各种思潮的汇集点。这是我们现在就感受到的。只有持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才能正确对待我们必须面对的各种思潮。

(四)传统性与现代性

“传统和现代”与社会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历史看，对传统和现代关系的理解，在古典时期，是社会学创始人和实际奠基人创建社会学立论的重大根据之一，在现代和当代，它们仍然是没有那位社会学家能够避开的重大课题之一。从理论看，传统和现代、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成为社会学分析的两种理想类型，具有很强的方法论意义。传统和现代，又是广义社会转型论的核心概念。类似地，要理解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含义，也离不开这两个基本概念。同时，“传统和现代”，又是一个充满歧见的领域，对何谓传统，何谓现代，如何理解两者的关系，都有不同观点，并连带产生出一系列其它问题的分歧。所有这些，也使正确把握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成为考验中国社会学成熟性的重要标志。

现在，对传统和现代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认识到现代或现代性是成长的，而传统是被发明的，简要地说，就是“现代的成长”与“传统的(被)发明”，以及两者的不可分割性。这只要看看传统与过去、与现在、与将来的关系就清楚了。第一，传统是保留在现代人的记忆中、话语中、行动中的那一部分过去，因而是对现在仍然起着作用的那一部分过去;第二，传统是被现代人从过去之中精选出来的，由于现代人的选择这部分过去才得以留存下来，因而它同样是现代生活的一部分;第三，由于现代人的反复实践和应用，这些留存的过去获得了传统的意义，影响、制约某一地区、某一群体的社会成员及其家庭的行为和生活。这种传统往往以该群体的亚文化的方式、习俗的方式出现;第四，现代人通过对过去“重构”或“新构”的方式生产出传统，而这是一个集体的和社会的行动过程。这种“重构”或“新构”可以有不同的指向，不同的指向会对现在，甚至未来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传统源于过去，是“活着的过去”，是能够“活到”现在的那一部分过去。而作为活着的过去，传统也是“现在”，甚至会是“未来”，因为它们往往会蕴生出更为长久的社会趋势。

从上述观点，可以知道，所谓社会转型，广义地说就是社会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而在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中又不断产生自己相应的新传统和更新的传统;也可以了解，现代性的基本含义之一，就是“现代的成长”与“传统的(被)发明”的有机统一。

新布达佩斯学派伊亚尔、塞勒尼、唐恩斯利等人主张的狭义转型论或所谓“新古典社会学”，把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研究视为已经过时而一笔勾销，代之以从现代向现代的转变这个新议题。这种对传统与现代的割裂，在理论上和现实上都是说不过去的。这也正是我们主张的广义转型论与他们的重大理论分歧之一，也是他们的重大理论缺陷之一。这一点也迫使我们探讨现代性进程中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应对这种学术挑战，对他们进行学术剖析。

(五)本土性与国际性

中国社会学界自1979年恢复和重建以来，就有一个共同的体会，这就是：学术发展也和整个国家的发展一样，不能闭关自守，一定要走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或者说，本土化和与国际化相结合的道路，否则，学术就要永远落后，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的社会学格局中的弱势地位也难以改变。本土性与国际性相结合，同样是中国社会学走向成熟不可回避的课题。

1，本土性与国际性相结合

所谓本土性或本土化，主要是指中国社会学首先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社会实际，特别是抓住当前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机遇，去调查、去研究、去概括、去总结，并要深入研究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史，从中国丰富的社会思想资料中，从中国悠久的优秀学术传统中吸取养料。这就是中国社会学的本土性或本土化的主要含义。这样的中国社会学才能真正具有自己的中国特色。

所谓国际性或国际化，主要是指中国社会学要自觉学习、借鉴欧美强势社会学的精华，使自己能够用世界的眼光，从整个人类实践的高度来解释中国社会和建构中国的社会学理论，从而使自己真正成为世界社会学不可缺少的一支，逐步培养和提高同国际社会学界平等对话的能力和实力，并在改变学科和学术的话语权一直由西方垄断的局面方面做出中国社会学家自己的贡献。这就是中国社会学国际化的主要含义。这样的中国社会学也才能真正具有得到公认的国际性，能够为世界社会学贡献自己独有的一份。

无论是社会学的本土化还是国际化，都离不开本国学者主体意识不断增强。这也是我们前辈社会学家给我们提供的一条基本经验：没有主体意识，就既没有社会学中国化，也更谈不上国际化。现在的问题是，确实存在一种与主体意识相对立的“边陲思维”，即那种对欧美社会学照抄照搬、亦步亦趋还自以为站在学术前沿，而对本国社会学及其历史则采取看不起甚至虚无主义态度的思维。这种“边陲思维”，是不成熟的表现，也是阻碍社会学中国化和国际化结合的，更是与中国正在从地区性大国走向全球性大国的背景不适应的。

只有沿着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的方向进行艰苦的探索，理论创新才有可能，某种具有原创意义的新进展也才会出现。

2，中国社会学百年轨迹的继续中国社会学在自己一百多年的历史中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在这曲折的过程中，它无时无刻、自觉不自觉地在处理着与中国社会现实、与中国学术传统特别是中国历来的社会思想、与外国社会学和社会思想的关系，并且正是在这种处理中实现了并且还在实现着自己的创新作用和具有自己的中国特色的。从这一方面来看，中国社会学百年的发展轨迹，可以简明地概括为四句话，这就是“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所谓立足现实，就是中国社会学把现实的中国社会作为自己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所谓开发传统，就是中国社会学注意吸取几千年历史上丰富的社会思想，特别是关于社会治乱兴衰的思想，以此来观察现实的中国社会，并对西方传入的社会学给以带有中国特色的解释。社会学的中国化，首先当然是立足现实，同时也是与开发传统分不开的。所谓借鉴外国，就是中国社会学界注意借鉴国外社会学，其中包括欧洲、美国和日本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所谓创造特色，就是在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和借鉴外国的基础上，中国社会学进行自己的创造。这里，“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是统一的整体，不能相互分割。缺少其中之一，就会这样那样影响中国社会学的健康发展和成熟。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其实就是中国社会学百年轨迹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继承。这里，

本土化着重说的是“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国际化着重说的是“借鉴国外”。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着重说的是“创造特色”。因此，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不仅有历史的导向，而且有现实的走向，还有未来的取向。

3、顶天立地与两维视野。

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可以有多种表达，如本土特质与世界眼光相结合，如“建构本土特色”与“超越本土特色”相结合等等。

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通俗地说，还可体现为一种精神境界，这就是顶天立地精神。笔者不久前指出：中国社会学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有两条特别重要：第一是站在国际社会学的前沿，把握社会学理论、方法、历史研究方面的新成果、新趋势;第二是深入到我国社会快速转型的实践，特别是在社会重心下移的今天，深入到基层的社区建设的实际，把握住制度创新的脉络。这就是说，当代中国社会学要取得实质性的发展必须有一种“顶天立地”的精神。这里“顶天”，就是要追求前沿，要有世界眼光;“立地”，就是要深入基层，要有草根精神。顶天立地，就是要把追求前沿与深入基层结合起来，把世界眼光与草根精神结合起来。这里，无论“顶天”和“立地”，都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来指导。顶天立地把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具体化和通俗化了。

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学理地说，更可体现为一种有方法论意义的视野，这就是两维视野或双侧分析。在“实践结构论”中我们曾指出，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化包含着两种力量，具有两个维度，这就是第一，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所代表的力量和维度，第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所代表的力量和维度。我们曾經指出，当今世界的每一项重大的动态变化之中，都包含着这两个维度也即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可以说，那些左右着社会生活的重要动态变化，那些影响我们个人生活的复杂症候，都离不开这两股力量，是这两股力量相互扭合所产生的一系列现实效果。这两个维度所发生的作用、所产生的效果，我们称之为“二维效应”。对于上述客观的两种力量、两个维度、“二维效应”展开社会学分析，我们称之为“双側分析”，而它们作为社会学视野或视角，我们称之为“二维视野”或“二维视角”。

用这种两维视野来分析中国经验，我们就能知道，“中国经验”或“本土经验”，只有用世界眼光加以总结，才有价值和意义;只有用世界眼光加以提炼，才能运用和推广。“只有本土化，才能国际化”，其前提是有世界眼光。不能超越本土的本土化是狭隘的、单极思维的本土化，是没有前途的，只有立足本土、又超越本土的本土化，才是真正的、两维视野的本土化，是有广阔前景的。而世界眼光也只有不断用本土经验加以丰富、充实，不断对本土经验进行概括、提炼，才能成为不断激活本土经验的新的灵感，不断提供分析本土经验的新的视角。总之，中国社会学要不断增强自己的主体意识，把本土性与国际性、本土特质和世界眼光结合起来，沿着前辈开辟的“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的轨迹，以顶天立地的精神，创造自己更加美好的明天。

小结

上述对科学性与价值性、经验性与理论性、建设性与批判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本土性与国际性的正确把握，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因此，我们对中国社会学成熟性的追求也不会停止。因为停止追求，意味着正确把握会这样那样让位于片面把握、错误把握。

要正确把握上述这些关系，要避免走极端，片面强调一个方面，错误就不可避免。它们既有“非此即彼”的一面，又有“亦此亦彼”的一面，这就是这些成对范畴的辩证性。忽视这些成对范畴的辨证本性，中国社会学就不可能健康成长，不断走向成熟。同样，我们在处理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和元问题——个人和社会关系问题时，在处理这一问题的丰富多彩的展开形式(即社会基本问题的设问形式)——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个人行动与社会结构、权益自主与权力规范、个人私欲与社会公益、个人个性与社会准则、自主行动与公共制导，以及这些设问形式在当代的丰富表现。如意义与支配(吉登斯)、生活世界与系统(哈贝马斯)、惯习与场域(布迪厄)、肉体与权力(福柯)等等，都不能忽视它们的辩证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黑格尔那里挽救了那种打破二元对立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指出：这样一来，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方面就恢复了。恩格斯把黑格尔“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称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按照这一伟大的基本思想，“人们对于还在不断流行的旧形而上学所不能克服的对立，即真理和谬误、善和恶、必然和偶然之间的对立也不再敬畏了”。

让我们以上述伟大的基本思想为指导，力求正确把握科学性与价值性、经验性与理论性、建设性与批判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本土性与国际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推进中国社会学不断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从成熟走向更加成熟，力求避免各种幼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