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爱国主义故事

古代爱国主义故事（精选8篇）

篇1：古代爱国主义故事

古代爱国故事

不要忘记爱国的先辈，从古至今，我国有许许多多的爱国人士。这篇《古代爱国故事》便来告诉您他们的故事。以下是由出国留学网小编精心整理了关于爱国故事的相关内容，希望您能喜欢。

古代爱国故事

【屈原以死报国】

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闾大夫。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他被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沉汨罗江，以身殉国。

【岳飞“精忠报国”】

岳飞应募参军，因战功累累不断升职，宋高宗亲手写了“精忠岳飞”四个字，制成旗后赐给他。又召他到寝阁，对他说：“中兴的大事，全部委托给你了。”金人攻打拱州、亳州，刘锜向朝廷告急，宋高宗命令岳飞火速增援，并在赐给岳飞的亲笔信中说：“设施之事，一以委卿，朕不遥度。”岳飞于是调兵遣将，分路出战，自己率领轻装骑兵驻扎在郾城，兵锋锐气十足。但是，后来高宗和秦桧决定与金议和，向金称臣纳贡。就在岳飞积极准备渡过黄河收复失地的时候，高宗和秦桧却连发12道金字牌班师诏，命令岳飞退兵。后岳飞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毒死于临安**亭，时年仅39岁。

【辛弃疾忧国忧民】

辛弃疾曾写《美芹十论》献给宋孝宗。论文前三篇详细分析了北方人民对女真统治者的怨恨，以及女真统治集团内部的尖锐矛盾。后七篇就南宋方面应如何充实国力，积极准备，及时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规划。但是当时宋金议和刚确定，朝廷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苏武牧羊】

公元前100年，汉武帝派苏武出使匈奴。由于“虞常事件”，苏武受牵连被扣押。匈奴单于采用各种手段，软硬兼施威逼苏武投降。然而苏武在刀剑下昂首不动，在甜言蜜语中侧耳不应。他对前来劝降的匈奴官吏说：“以死报国，是我早就下定了的决心，只要能对国家有所贡献，即使是受刀剑，下油锅，肝脑涂地，我也心甘情愿。”不管匈奴人如何折磨他，他都没有低下那颗高贵的头。匈奴首领单于最后无计可施，只好把他赶到荒无人烟的“北海”，与羊群为伴。19年后苏武归国时已是须发皆白的老人了。

篇2：古代爱国主义故事

辛弃疾曾写《美芹十论》献给宋孝宗。论文前三篇详细分析了北方人民对女真统治者的怨恨，以及女真统治集团内部的尖锐矛盾。后七篇就南宋方面应如何充实国力，积极准备，及时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规划。但是当时宋金议和刚确定，朝廷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分析：“位卑未敢忘忧国”，为国分忧，是每一个华夏儿女义不容辞的义务。

篇3：论古代西方人文主义

一、人文主义与“希腊精神”

在世界文明史中, 古希腊文明以其特异的风采与卓越的成就享誉后世, 以致有“言必称希腊”之说。的确, 它的文化创造达到了人类文明的第一个高峰。于是, 古希腊文明的勃兴和它的“后来居上”, 它的光灿夺目的业绩, 被学界称为“希腊的奇迹”。在我们看来, 要破译与解释这一文化之谜, 在很大程度上要从古希腊文明的特征, 亦即“希腊精神”那里去寻找。

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西方文化更追求人的价值, 对人性的理性思考。古希腊文明是整个西方文明的源头, 自然古希腊民族是最早探索人类、人的思想和灵魂的民族, 他们不但追根溯源探求宇宙万物的源头与规律, 用理性来描绘、把握自然而美好的物质世界, 而且探求社会的正义与公理, 询问人生的目的与价值。他们追求精神与物质的统一, 这是一种极度完善的和谐之美。幸福与快乐的人生价值, 以及对人文主义与理性精神的不懈追求, 构成了希腊文化的最根本特征。

古希腊人笃信人本主义, 重视人和人的自身价值, 对此, 学界曾有过不少论述, 一位著名的古典文化学者说:“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 它从人的需要出发, 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为了求得人的利益和进步, 它同时既探索世界也探索人, 通过一方探索另一方。”

众所周知的神话“斯芬克斯之谜”体现了古希腊先民对人类自身地位的最初思考。自此, 揭示人的地位、业绩及其历史作用, 可以说贯穿于整个古希腊文明史之中。在那里, 由于古希腊城邦制的发展, 作为城邦主体的公民个人的作用不断得到体现, 因而也就不断强化了对个人价值、个人主义与个人尊严的信念, 以至到了智者派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那里, 更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命题, 成为公元前5-4世纪古希腊世界理性思潮中的一面旗帜。苏格拉底则创造性地将人们的注意力从自然引向人, 提倡探讨人的德性以深入万物之本原。他赋予德尔菲神庙的格言“认识你自己”以哲学意义, 作为自己思想的主要部分。他以理智来解释德尔菲的铭文, 以自知赋予其亲历的含义, 使哲学的研究方向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即从天上转到了现实中, 回到了身边的家庭、城邦、社会, 回到了自己。在苏格拉底哲学中, 自知不仅是道德伦理上的谦虚、克制, 而且首先是知识上的真伪可靠与否。于是苏格拉底哲学中的“知识”成为了一个核心问题。苏格拉底哲学的方向事实上指向认为“存在”、“万物”的根基和本原, 这个“始基”不在自然而在自我, 不在客体而在主体。开始对自身进行思考, 以善为最高真理, 万物之本原。与此同时, 在戏剧与艺术等领域中, 更有着意渲染与表现人的意志、人的力量、人的创造性的作品间世, 对世人不乏振聋发聩的启迪作用。扩而言之, 这种构成古希腊文化所有方面的人文精神, 便成了古希腊文明的一种典范。

二、人文主义与古希腊神话、史诗

古希腊的史学正是这种“希腊精神”的体现者, 追溯到古希腊史学最初的表现———神话与史诗, 我们来看看它们表现的人文主义。古希腊留给后世的神话遗产相当可观。古希腊神是在悠久的岁月里, 由古希腊人世代努力共同创造的。古希腊神话的根本特征是神人同形、同性, 即神的拟人化, 神界的所有故事实际都代表人类世俗性格的一面, 可以说, 古代世界很难找到任何民族和神祉像古希腊诸神那样充满了强烈的人性倾向。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都是人。它从人的需要出发, 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为了求得人的利益和进步, 它同时既是探索世界也是探索人, 通过一方探索另一方, 在古希腊文明的观念里, 人和世界都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反映, 即都是摆在彼此对面的、相互照映的镜子。古希腊诸神具有强烈的世俗性特征, 古希腊神话中众神没有一个是全知全能和完美无缺的, 他们与人一样, 具有人的形象、人的长处和弱点。在复杂的神灵社会, 无不有七情六欲, 有爱美之心, 世俗性明显。他们不过是大写的“人”而已。

史诗产生与文字尚未形成以前的神话传说时期, 是叙述英雄传说或重大历史事件的常识, 以远古英雄传说为内容, 古希腊历史最伟大的史诗《荷马史诗》就是反映特洛伊战争的。《荷马史诗》包括《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分, 《伊里亚特》叙述了斯巴达王之兄、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担任远征联军统帅, 夺走阿基琉斯宠爱的女奴, 导致阿基琉斯退出战场, 希腊人连遭败绩。《伊里亚特》叙述了希腊将领阿基琉斯的英勇善战, 叙述了他的传奇经历。而诗篇《奥德赛》则是叙述了希腊联军中足智多谋的英雄俄底修斯在特洛伊战争胜利后渡海回乡、历经磨难的冒险故事, 赞扬了大英雄俄底修斯的顽强毅力。《荷马史诗》细致描写了几大战争中的英雄人物, 热情歌颂了人的伟大与尊严, 这是西方文化中人文主义思想的源头。

神话和《荷马史诗》虽不是历史著作, 但是其包含的历史写作的手法及其表现的历史事实却向人们展示了当时希腊人从蛮荒时代进入文明社会的过渡形态, 流传下了最早的希腊史迹, 和他们所具有的最初的人本意识。而在史学真正产生之后, 人文主义更是在史学发展中逐渐形成和确立下来。

三、人文主义与古典希腊史学

人文主义的发展伴随着西方史学发展的始终, 希罗多德是西方史学的创立者, 被后世称为“历史之父”, 他对希腊史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著作《历史》一书包含初步的人本思想, 希波战争促使希腊人开始反思人的力量而不是寄希望于神, 他赞颂希腊人的英勇与谋略, 赞颂他们的优越制度, 试图从历史本身去探究历史趋势。

希罗多德在《历史》一开篇就写道:“在这里发表出来的, 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 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 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 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遗忘, 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他们的光彩, 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由此可见, 希罗多德他的视角是放在“人”上而不是“神”上, 可以说, 从记神事到记人事, 希罗多德是转折点。

《历史》中首次提出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历史》记载, 约公元前522年, 波斯国内集中商议选择政治形式时, 有三派分别主张采用民主政治、贵族政治和君主政治, 三种意见各执一词, 互不相让。在激烈的争辩中, 一个名欧塔涅斯的波斯人说:“人民的统治的优点首先就在于它的最美好的名声, 那就是,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希罗多德不仅开始看到了人的存在, 并且开始思索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 人的权利平等的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可以说他的意识是超前的, 是站在了历史的高度上看待人类的, 他的贡献不仅在与历史著述上, 更在于他自身的哲学思考。当然, 希腊历史研究是有局限性的, 它无法从历史过程本身引出历史普遍性, 无法说明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和动力, 因而, 不是从历史之外引入无常的命运就是求助与人的永恒理性。

“政治史之父”修昔底德告诉我们:“人是第一重要的, 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不仅客观详实记录了当时战争的面貌, 更令他名垂青史的是书中所显示出来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萌芽, 其思想价值之高可以说达到了那时的最高水平。他努力把人类历史从神人合一的状态中分离开来。希罗多德做了有意义的第一步尝试, 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 他的天命观使之受到限制。修昔底德竭力寻思“人事成败之迹, 城邦兴废之由”, 力图把人类历史独立于天神之外, 探究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他认为历史上兴衰都是有人事所决定的, 应当高度重视人在历史中的突出作用, “我们所应当悲伤的不是房屋或土地的丧失, 而是人民生命的损失。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 “使我们城邦光明灿烂是这些人和类似他们的人的勇敢和英雄气概”。人的崇高地位在修昔底德的思想中一再体现。虽然只是初步的尝试, 他的史学也有许多缺陷, 例如, 他把少数杰出人物描绘成脱离社会实践的天才, 宣扬英雄史观, 还使用抽象人性去结实历史等, 但是其对后世人文主义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在史学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四、人文主义与古典罗马史学

西方古典文明发源于古希腊, 而发扬光大于古罗马, 同样, 古希腊史学也对古罗马史学的产生与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古希腊史学中所蕴涵的人文主义精神也很自然地继承到了古罗马史学中, 并且在古罗马史学中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提升到了另一个高度。成为连接西方古典史学与近代人文注意史学的桥梁, 对14世纪以来的西方史坛产生了悠远的影响。

例如古罗马著名历史学家普鲁塔克, 他在其《希腊罗马名人传》里讴歌了大量的历史名人, 他认为人生应当受理性的节制, 克己近情, 符合人道, 对帝国统一和政法制度亦无不从理性、人性的角度予以肯定和辩护。在他的著作中, 他善于以人物的性格、行事塑造历史形象的特点, 举例来说, 格拉古兄弟传中对他们兄弟两人的介绍就十分生动传神:

“先从仪容举止来说, 提比略是温文沉着, 盖约则慷慨激昂, 因此, 在当众演说的时候, 一个总是安详地站定, 而另一个则是在讲台上走来走去, 一面讲, 一面把长袍掀到肩上。罗马人中以如此姿态演说的要数盖约是第一人。这正和克里昂一样, 克里昂就是雅典人中第一个在讲演时脱下外套, 拍着大腿的公众演说家。其次, 盖约的演说, 往往铺张扬厉, 令人惊愕, 提比略则较为婉转, 娓娓动人。在造词风格上, 提比略纯正而细密, 盖约则多辩而繁缛……”

如此生动的叙述, 没有一般历史记述的枯燥乏味, 由小到大, 从具体的仪容举止看到人物的性格特征, 形象丰满而鲜明, 突出人物个性的同时重视了人物个性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 强调个性观点。吴于廑评价说:“这种重视人物个性和作用的倾向, 恰好符合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要求, 也符合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人性解放运动的要求。”可见, 对于后世的人文主义传统的发扬光大, 古罗马史学是功不可没的。

普鲁塔克为古罗马的历史名人塑造了一组群像, 阿里安则将其生动的画笔对准了亚历山大, 他的名作《亚历山大远征记》刻画了一代军事天才亚历山大的崇高形象。他认为亚历山大除了军事家的天才之外, 还具备了哲学家的禀赋。他热情赞颂了亚历山大的伟大才华与卓越功勋。

篇4：中国古代的货币金属主义理论

关键词：中国古代 货币金属主义理论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7)11-044-02

自货币产生以来，对于货币的本质和职能的探讨就从来没有间断过。在学术理论上，关于货币的本质，有所谓金属主义和名目主义的理论派别，金属主义者认为货币是商品，而不了解货币是与一般商品有区别的特殊商品，强调货币的价值尺度和储藏手段，因此，主张足值货币的流通。而名目主义者则认为货币不是商品，它只不过是便利于商品流通的一种计算单位或符号，强调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因此，认为货币和它的金属实体无关，只要有它的名义价值就可以了。在中国，这两种理论倾向都产生得很早。总体考察，笔者认为，在中国古代，赞同金属主义倾向者为多数。本文试就中国古代的金属主义货币理论的源起及发展作一总结、探讨。

一、先秦时期

中国最早的货币理论是由春秋末年单旗提出的，他的“子母相权”论常被后世人引用，而他也是有据可考的第一个货币金属主义论者。

单旗的子母相权论。周景王二十一年（前524年），卿士（辅臣）单旗反对景王铸大钱，他的子母相权理论中提出单位铸币的金属含量须与商品交易额相符。他首先指出：“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赈灾民。”单旗认为货币的作用在于“权轻重”，即强调了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而且他主张足值货币的流通，其理论具有金属主义的倾向，可以说是中国金属主义货币思想的萌芽。

二、南北朝时期

自先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再像单旗一样提出具有明显金属主义的货币理论。西汉货币理论的贡献主要是集中在集中铸币权，强调“上用之”（即由统治者的主观意志决定）使晁错等人成为名目主义者。而东汉在货币理论上处于低潮。两晋时期主要的货币理论探讨集中在“罢货币论”和“反废钱论”。直到南齐孔觊提出“不惜铜爱工论”，金属主义观点有了较大的发展。

孔觊的“不惜铜爱工论”。南朝经济较东晋有所发展，但货币制度混乱。混乱的货币流通导致各种对立货币政策主张。齐高帝建元四年（482年），任奉朝请的孔觊上《铸钱均货议》，提出了铸钱不惜铜爱工的主张。他认为：“铸钱之弊，在轻重屡变。重钱患难用，而难用为累轻；轻钱弊盗铸，而盗铸为祸深。民所盗铸，严法不禁者，由上铸钱惜铜爱工也。惜铜爱工者，谓钱无用之器，以通交易，务欲令轻而数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详虑其为患也。”他指出国家虽然垄断铸币权，但民间盗铸难以禁止，责任在于统治者自己，因为统治者只求数量而不注意质量，所铸的钱偷工减料。才使盗铸有利可图，利益所在，不是政权力量能够阻止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所谓惜铜，就是用少量的铜铸多数的钱；所谓爱工，就是粗制滥造，不管质量的恶劣，归根是朝廷利用劣钱来夺取民众的财物。孔觊的不惜铜爱工论主张因其理论概括程度高而为后世金属主义货币论者所称道。

何尚之反“大钱当两”争论。刘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447年），江夏王刘义恭建议流传的旧大钱一枚当四铢钱两枚，以防止就大钱被剪凿，得到了很多人赞成，但何尚之坚决反对。何尚之（382年—460年），文帝王尚书令。他批评大钱当两的主张说：“夫泉贝之兴，以估货为本，事存交易，岂假数多。数少则币重，数多则物重，多少虽异，济用不殊。况复以一当两，徒崇虚价者邪。”“以估货为本”是讲价值尺度职能是货币的最根本职能。“徒崇虚价”是批评钱币的名义价值超过他的实际价值，这是带有明显金属主义观点的言论。更可贵的是何尚之还在后来的论述中提出“富人资货自倍，贫者弥增其困”，这说明他已认识到币值变动会引起不同人们之间的财富的再分配。

北朝的货币经济没有南朝发达，货币理论也较南朝简单得多。

三、唐五代时期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经济发展的一个顶峰，唐初稳定的政局和开明的政策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经济快速增长导致产品大幅增加，相比之下，钱币数量不足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很长一段时间里部分商品也成为法定通货。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就曾下诏：“绫、罗、绢、布、杂货等交易皆合通用。如闻市肆必须见（现）钱，深非道理。自今以后，与钱货兼用，违者准法罪之。”尤其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实行两税法，征税以钱为标准后，钱币数量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于是有人提出“不禁私铸”的建议，而反对者认为：“盗铸者破重钱以为轻钱”，会导致“恶钱”（不足值货币）流通。这其中杜佑的货币理论最为精辟。

杜佑足值铸币主张。唐五代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金属主义者是杜佑，唐代宗时官至御史中丞。在《通典•食货八》，记载了杜佑对货币的看法。他批评通货膨胀：“其后言事者，或惜铜爱工，改作小钱，或重号其价，以求赢利，是皆昧经通之远旨，令盗铸滋甚，弃南亩日多，虽禁以严刑，死罪日报，不能止也。”杜佑主张足值铸币，表达了彻底的金属主义观点。

四、宋元时期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北宋时中国产生了纸币，最初是民间产生了交子，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决定改为官办，于次年发行官交子。纸币的产生是中国货币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演变，同时也带来了货币理论上的创新，而货币金属主义者和货币名目主义者也开始了新的一轮论战。事实证明，货币金属主义者的呼吁对遏止统治者滥发纸币多少起到了一些作用。

苏轼的金属主义观点。苏轼对当时的纸币流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私铸之弊，始于钱轻，使钱之直若金之直，虽赏之不为也。今秦蜀之中，又裂纸以为币，符信一加，化土芥以为金玉，奈何其使民不奔而效之也。”苏轼是中国最早用金属主义观点来批评纸币流通的人。他揭示了纸币流通可能存在的风险，但却没有认识到纸币的产生及流通本身也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没有认识到从金属货币到纸币的历史必然性。对于币制变迁的进步性没有充分的认识，这是他在币制问题上认识上的片面性。

吕祖谦反通货贬值论。吕祖谦（1137年-1181年），孝宗年间进士，任南外宗学教授。他反对实行通货贬值，指出：“国家之所以设钱，以权轻重本末，未尝取利。论财计不精者，但以铸钱所入多为利，殊不知铸钱虽多，利之小者；权归公上，利之大者。”他的论述肯定了货币的作用“权轻重本末”，是强调了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而且他还进一步分析了南齐孔觊的铸钱不惜铜爱工的主张：“若不惜铜钱则铸钱无利，若不得利则私铸不敢起，私铸不敢起则敛散归在公上，鼓铸权不下分，此其利之大者。徒徇小利，钱便薄恶，如此奸民务之皆可以为。钱不出于公上，利孔四散，乃是以小利失大利。南齐孔觊之言乃是不可易之论。”吕祖谦认为孔觊的不惜铜爱工论是经典的不刊之论，不仅继承，而且还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他把铸造足值钱币以防止私铸看作是国家的最大利益所在，见解更为深远。但他认为除了“不惜钱爱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整顿货币制度则是狭隘的。

叶适的劣币驱良币理论。(1150年-1223年），南宋孝宗年间进士，官至宝文阁学士。他注意到当时南宋纸币流通，导致流通中金属货币大幅减少，被储藏起来，因此他指出：“造楮（纸币）之弊，驱天下之钱，内积与府库，外藏与富室。”而且他认为：“……则楮在而钱亡，楮尊而钱贱，固其势也。”也就是说，他已经认识到，纸币驱良币是客观规律，在金属货币和纸币并行的情况下，储藏手段职能由金属货币担当。叶适的纸币驱良币理论属于劣币驱良币理论。西方人将劣币驱良币理论称为格雷欣法则，但格雷欣法提出该理论其实比叶适晚400年。他的金属主义思想表现在，他认为铜钱是最适当的货币，重于或轻于铜钱的都不行：“贵莫于珠金，贱莫如泥沙，至钱而平矣。先王之用币，钱居其一；而后世之用钱也，它币至于皆废，诚以为轻重之适也。故夫天下之货，未有可轻于钱者也。”在分析了铜钱的重要性和纸币驱钱币后，他得出：“夫持空钱以制物犹不可，而况于持空券以制钱乎。”“空券”即不兑现纸币。他反对纸币流通，就是因为纸币在流通中取代了金属货币的地位。客观地说，叶适的货币理论有一定的局限性，虽然他看到了纸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但是因此而要求废除纸币的提法则是一种倒退。他没有看到纸币的产生是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其实，真正的问题是纸币的兑现问题和杜绝纸币的通货膨胀，叶适没有看到这一点。

许衡的纸币论。许衡，元朝官员。他的纸币理论根本否认了纸币流通。他指出了纸币流通的两个弊病：“夫以数钱纸墨之资，得以易天下百姓之货，印造既易，生生无穷，源源不竭……然后世不期于奢侈，而自不能不奢侈，虽有贤明之贤，恐不能免也。奸民不期于伪造，而自不能不伪造，虽制以死刑，不能绝也……”第二个弊病前人已经指出，而第一个弊病实际上讲的是铸币税的问题。发行纸币比征税容易，所以在纸币流通的情况下，统治者在财政收支不能平衡时，就会将纸币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工具。许衡认为纸币流通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实际上，纸币流通的弊病和纸币能不能流通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许衡却将它们混淆了。他根本反对纸币，说明他不懂得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特点。

五、明清时期

元朝绝大部分时间都实行单一的纸币流通制度，禁止用银用钱，而中后期的纸币恶性通货膨胀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元朝的败亡。明朝建立统治以后，结束了元朝的单一的纸币制度，批判元朝单一纸币制度的同时，建立了银本位制度，虽然明、清时期也发行过纸币，也曾经有人提出过“用银有害论”，但总体来讲，明清时期占据主流的观点还是金属主义理论。

丘氵睿的金属主义货币论。丘氵睿，明代官员，曾任户部尚书。他在《大学衍义补》中，阐发了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想法，关于货币的有两卷，在按语中，对金属主义货币理论作出了重要的发展。其中对货币的起源、货币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职能、国家垄断铸币权、等价交换原则等都有论述。论述对于纸币流通，丘氵睿是继许衡以后用金属主义观点进行彻底否定的人。他对纸币流通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在理论上较许衡又有所发展。他说：“况设为阴谋潜夺之术，以无用之物而致有用之财，以为私利哉！”意思说，纸币流通是人君为了谋私利而造成的。并结合他的等价交换原则进行了进一步说明，说纸币流通是“设为阴谋潜夺之术”，是因为它不符合商品买卖“必物与币两相当值”的等价交换原则。他分析说：“所谓钞者，所费之直不过三五钱，而以售人千钱之物……世间之物虽生于天地，然皆必资以人力，而后能成其用。其体有大小精粗，必非一日之功所成也……乃以方尺之楮，直三五钱者而售之，可不可乎？”这是用朴素的劳动价值观点来否定纸币流通。“功”是劳动的意思。虽然联系劳动耗费来说明商品价格是难得的，但用纸币本身无价值来说明纸币流通的不合理，在货币理论上并不正确，因为纸币可以代表一定的价值同商品进行等价交换。因而，丘

氵睿的货币政策主张中突出了白银的地位，而且要把白银作为价值尺度。这与明朝把白银作为本位货币的历史趋势是吻合的。

王夫之的货币论。王夫之，明末清初人。王夫之的货币理论散见于《读通鉴论》和《宋论》中。他的新观点在于指出了铜是贱金属，有必要更讲究钱的质量，这种观点与明代铜钱已处于银的附属地位的历史条件相适应，但以此来说明铸造足值货币的必要性，虽有一定道理，却仍缺乏理论上的普遍意义。他认为金钱所以可以作为“百物之母”是因为“有实”。而纸币则不同，“有楮有墨，皆可造也；……官以之愚商，商以之愚民，交相愚于无实之虑名，而导天下以作伪。”中国封建社会中纸币流通的屡次失败，使王夫之对它做出了全盘否定的结论，他对封建统治者利用纸币来欺骗人民作了比较深刻的揭露。在否定纸币流通的问题上，他坚持的是金属主义货币理论，看不到纸币有代替金属货币流通的可能性和历史必然性。

中国历史上，关于货币本质的理论，无论是名目主义还是金属主义产生的都比较早，但总体来看，大多数提出货币理论者多倾向于金属主义理论，在纸币产生之前，金属主义的理论主要针对的是不足值金属货币流通，而宋元之后，随着纸币在中国的产生和纸币发行的推广，金属主义者的主张就主要集中在反对纸币流通和解释纸币流通弊端上。这与金融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有悖，没有意识到纸币可以代行流通手段职能是其理论症结所在。

参考书目：

1．〔春秋〕左丘明撰.国语•周语下［M］.中华书局,1999

2．〔梁〕沈约撰.宋书•何尚之传［M］.中华书局，2003

3．〔梁〕萧子显撰.南齐书•刘悛传［M］.中华书局，2003

4．〔唐〕杜佑撰.通典［M］.中华书局，2006

5．〔宋〕苏轼撰.苏轼文集［M］.中华书局，1986

6．〔宋〕吕祖谦撰.历代制度详说•钱币［M］.中华书局,1985

7．〔宋〕叶适撰.叶适集［M］.中华书局,1983

8．〔宋〕马端临撰.文献通考•钱币一［M］.中华书局,1986

9．〔清〕王夫之撰.读通鉴论［M］.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10．叶世昌等.中国货币理论史［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11．姚遂.中国金融思想史［M］.中国金融出版社，1994

（作者简介：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2006级金融学博士生北京100081）

篇5：古代名人的爱国故事

故事二：负荆请罪

蔺相如，战国时期赵国的.大臣。赵惠文王时得到世上稀有的宝玉——楚国和氏璧，秦国强以15座城换取“和氏璧”，蔺相如奉命带璧出使秦国，与秦王当庭力争，完璧归赵。赵王封相如为上大夫。公元前279年，他又随赵惠文王到渑池(今河南渑池西)与秦王相会，使赵王未受辱于秦，归国后因功封为上卿，地位在廉颇之上，廉颇愤愤不平，蔺相如以国家安危为重，对廉颇容忍谦让。使廉颇愧悟，负荆请罪，二人成为至交。将相和的故事传为美谈。

篇6：古代近代爱国名人故事

汤显祖写《牡丹亭》入了迷，饭不吃，觉不睡。有一次，汤夫人问他饿不饿?他说：“我整天都同杜丽娘、柳梦梅、春香打交道，哪里还觉得饿!”

一天中午给他送饭，书房里竞空无一人，急忙派人四处寻找，也毫无影踪，后来忽然发现柴房里隐隐传来痛哭声，夫人进去一看，正是他掩面悲恸。 原来(《牡丹亭》写到(《忆女》一场，春香陪老夫人到后花园祭奠死去三年的杜丽娘，悲从中来，低头看见自己身上的罗裙，恰是丽娘生前穿过的，物在人亡，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他说：“我正写到，‘赏春香还你旧尼裙’一句，好像自己成了春香，睹物思人，情发于中，忍不住就哭出声来了!” 汤夫人把他从柴堆上拉起来，又是埋怨又是关切地说：‘快回去吃饭，你这个人呢，就是不知道爱惜自己。“直到这时，他才发觉肚子咕咕作响了。

由于汤显祖全身心地投入创作活动，使《牡丹亭》一问世就轰动了当时的.文坛，”家传户诵，几令《西厢记》减价。“搬上舞台后更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

篇7：古代勤学故事 中国古代勤学故事

后汉时，南阳有一书生名叫高凤，少时，家以农亩为业，他却专精诵读，昼夜不息。有一次，高凤的妻子下地干活，而庭院里又凉晒着小麦。为了防止鸡、豚糟蹋粮食，妻子让高凤在家看护。突然，天降暴雨。此时的高凤仍手持赶鸡的竹竿诵读经书呢。不知不觉中雨水将庭院中的小麦冲跑了。一会儿，高凤的妻子从地里赶回来了，一看，啊呀!简直是糟透了，小麦都被雨水冲走了，而自己的丈夫却悄然不知，仍在书中神游。在妻子的责问声中，高凤才恍如从梦中醒来。后来，人们用流麦、中庭麦等称美读书专致，用流麦士称书呆子。

3、苏秦刺股

战国时期的著名社会活动家、外交家苏秦，一次因多次游说秦王失败而返回故里。回家后，他的妻子不下床迎接他，嫂嫂不给他做饭，父母亲和他连话都不说。苏秦为之大耻，乃发奋读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 后人用刺股、锥股、握股等形容勤学苦读，刻苦自励。

4、截蒲为牒

汉代有一位名叫路温舒的人，小时候他的父亲叫他去放羊。路温舒在放羊的同时，割取一些蒲草，回家后用蒲草编成蒲简，用蒲简来写字，后人用截蒲、削蒲、编蒲、题蒲等指苦学。

5、三余读书

三国时，有个名叫董遇的人，常常教育他的学生利用三余时间读书。所谓三余即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后用三余泛指空闲时间。多用来指读书，有惜时之意。

6、陶侃运甓

晋时，有一个官至太尉的人陶侃，闲来无事时，常常是早上把砖(甓)从屋子里搬出去，天黑了又搬回来。循环往复，不知疲倦。一些人看见后不解其意，便问其缘由。陶侃回答说，恐怕攸闲惯了，将来不能干一番大事。后来，人们用运甓表示励志勤力，不畏往复;用运甓瓮、运甓人等指不安攸闲，发奋功业之人。

7、闻鸡起舞

《晋书middot;祖狄传》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祖狄和他的好朋友刘琨俱为司州主簿，二人常常互相勉励，立志为国效力。他们二人常常共被同寝半夜听到鸡叫，即起来操演武艺。后人用闻鸡起舞比喻有志之士及时奋发。

8、临池学书

古代一位书法家张芝，练习书法的时候，将其家中的衣帛都写上字，而后再洗净煮白，反复为之，尽将池水都染黑了。终于练就了一笔漂亮的草书。后人用临池学书、书练等形容刻苦学习书法。

9、悬梁苦读

古时后有一个刻苦好学的人叫孙文宝，他不分白天黑夜，总是在孜孜苦读。等到晚上疲劳不堪需要睡觉的时候，孙文宝仍然怕睡过头，耽搁太多的时间，于是他就用绳子把头发和屋顶上的大梁拴在一起，只要头一晃动即可醒来继续用功苦读。终于成为当世大儒。后人即用悬梁、悬头等指勤学苦读，奋发向上。

10、宋大祖赵匡胤

宋大祖赵匡胤建立宋王朝的时候，各地还存在着一些割据政权。统一全国的任务，直到他的弟弟赵光义当皇帝后才完成。赵光义即位后改名赵光灵，史称宋太宗。宋太宗统一全国后，立志宏扬传统文化，下令整理各种古籍。同时，又重视各种古代文化资料的收集。在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年)。下令编纂《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和《文苑英华》三大类书，从而为保存和发扬我国的文化遗产，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太平御览》中引用的古书，十之七八现在已经无法看到了。所以，又可以说它是北宋前文化知识的总汇。这部书原名《太平编览》。编成后，宋大宗对它非常重视，规定自己每天看三卷，一年后全部看完;因而改名为《太平御览》，意思是太平兴国年间皇帝亲自阅读的书。宋太宗的政事非常繁忙，经常因处理其他事情而未能按计划阅读这部书，于是就在空暇的日子补读。侍臣怕他读得时间太久，影响身体健康，太宗说：只要翻开书卷阅读，就会有收益，所以我不觉得疲劳。

11、韦编三绝

秋时的书，主要是以竹子为材料制造的，把竹子破成一根根竹签，称为竹简，用火烘干后在上面写字。竹简有一定的长度和宽度，一根竹简只能写一行字，多则几十个，少则八九个。一部书要用许多竹简，这些竹简必须用牢固的绳子之类的东西编连起来才能阅读。像《易》这样的书，当然是由许许多多竹简编连起来的，因此有相当的重量。孔丘花了很大的精力，把《易》全部读了一遍，基本上了解了它的内容。不久又读第二遍，掌握了它的基本要点。接着，他又读第三遍，对其中的精神、实质有了透彻的理解。在这以后，为了深入研究这部书，又为了给弟子讲解，他不知翻阅了多少遍。这样读夹读去，把串连竹简的牛皮带子也给磨断了几次，不得不多次换上新的再使用。即使读到了这样的地步，孔子还谦虚他说：假如让我多活几年，我就可以完全掌握《易》的文与质了。

12、一日曝之，十日寒之

孟子对齐王的昏庸，作事没有坚持性、轻信奸佞谗言很不满，便不客气的对他说：王也太不明智了，天下虽有生命力很强的生物，可是你把它在阳光下晒了一天，却放在阴寒的地方冻了它十天，它那里还活得成呢!我跟王在一起的时间是很短的，王即使有了一点从善的决心，可是我一离开你，那些奸臣又来哄骗你，你又会听信他们的话，叫我怎么办呢?接着，他使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下棋看起来是件小事，但假使你不专心致志，也同样学不好、下不赢，奕秋是全国最善下棋的能手，他教了两个徒弟，其中一个专心致志，处处听奕秋的指导;另一个却老是盼着有大天鹅飞来，准备用箭射鹅。两个徒弟是一个师傅教的，一起学的，然而后者的成绩却差得很远。这不是他们的智力有什么区别，而是专心的程度不一样啊!这是一个很有教学意义的故事，我们要学习一样东西、做好一件事情，是非专心致志、下苦功夫不可的。若是今天做一些，把它丢下了，隔天十天再去做，那么事情怎样做得好呢?求学、做事的能否成功，这也是个决定因素之一，故后来的人便将孟子所说的一日曝之，十日寒之精简成一曝十寒一句成语，用来比喻修学、做事没有恒心，作辍无常的一种说法。例如一位同学，对于求学很是随便，学习的时间少，荒废的时间多，我们便说：他这种一曝十寒的作法，那里能学到什么东西呢?

13、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

有一天，李白在逃学的路上，看见一位老妈妈正在磨一根很粗的铁棒，李白很奇怪，不明白老妈妈磨这根铁棒干什么，于是他就走上前很有礼貌地问：老妈妈，您磨这根铁棒干什么呀?老妈妈头也不抬，还在一个劲地磨：我的绣花针丢了，我要把它磨成一根针!李白一听吓了一跳，说：这可太不容易了!老妈妈抬起头来：铁棒磨成针是不容易，可是，时间长了就可以磨成针了。

14、士别三日，刮目相待

吕蒙本来是一个不务正业不肯用功的人，所以没有什么学识。鲁肃见了他，觉得没有什么可取的地方，后来，鲁肃再遇见他时，看见他和从前完全不同，是那样威武，踉他谈起军事问题来，显得很有知识，使鲁肃觉得很惊异。便笑着对他开玩笑说：

现在，你的学识这么好，既英勇，又有如谋，再也不是吴下的阿蒙了。

吕蒙答道： 人别后三天，就该另眼看待呀!吕蒙的话，原文是士别三日，刮目相待。

15、凿壁借光

匡衡勤奋好学，但家中没有蜡烛照明。邻家有灯烛，但光亮照不到他家，匡衡就把墙壁凿了一个洞引来邻家的光亮，让光亮照在书上来读。同乡有个大户人家叫文不识的，是个有钱的人，家中有很多书。匡衡就到他家去做雇工，又不要报酬。主人感到很奇怪，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我希望能得到你家的书，通读一遍。主人听了，深为感叹，就把书借给他读。于是匡衡成了大学问家。

16、车胤囊萤夜读

车胤是东晋的的大臣，小时候勤奋好学，刻苦读书。他广泛涉猎各种知识，可是家境贫寒，常常无钱买油点灯夜读。一个夏天的晚上，他正坐在院子里默默背书，见到许多萤火虫在空中飞舞，象许多小灯在夜空中闪动，心中不由一亮，他立刻捉上一些萤火虫，把他们装在一个白布袋里，萤光就照射出来。车胤每夜就用这个方法来读书。

车胤由于长年累月地日夜苦读，长大后终于成了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17、不读哪家书，不知哪家理

明朝万历年间，有个叫马绍良的人在朝中做官。他年轻气盛，自以为博学多才，满腹文章，经常在同僚面前卖弄自己，因此得罪不少人，皇帝对他的所作所为也时有耳闻。

这天，皇上把马绍良召进后殿，闲聊几句后拿出一首诗对他说：听说爱卿才学出众，且看这首诗写得怎样?

马绍良不知道这是皇上的诗作，只草草看了一眼，见其中有两句是：明月上竿叫，黄犬宿花蕊，他不假思索地说：这诗不通!明月怎么会上竿叫，黄犬怎么能宿在花蕊中呢?

那么，以爱卿高见，这句诗改如何改呢?皇上不露声色地问。

马绍良说：就改为lsquo;明月上竿照，黄犬宿花荫rsquo。

皇上听了，微微一笑，说：爱卿才学疏浅，不配在京为官。于是，马绍良被贬三级，发落到福建漳州做太守去了。

马绍良自认晦气，但也满肚子不服气，无奈圣命难违，只好带着家眷到漳州去赴任。

一天，他来到闽南一座山岭下休息，忽然看见山道旁野花团簇，争奇斗艳，便随手折了一枝花，他往花蕊中一看只见一条黄绒绒的小虫儿在花蕊中蠕动，便问身边的轿夫：这是什么虫子?

轿夫一瞧，笑着说：它叫黄犬虫，专爱往花蕊中钻。马绍良一听，一下子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

天很快黑了，马绍良心事重重，无心赶路，便找了一个小店歇了下来，回想起白天的事情，他久久不能入睡，就到窗口赏月，这天晚上，碧空如洗，只见一轮明月照着在晚风中摇曳的翠竹，缓缓升上了天，正当月儿挂在半空的时候，不断传来鸟儿悦耳的叫声，他听了好长时间，似有所悟，叫来店主，问道：这是什么鸟在叫?店主回答说：这是明月鸟，这只有在月亮当空时才叫，所以人们叫它lsquo;明月鸟rsquo。

马绍良听了，心里惭愧万分，这时才明白皇上为什么把自己贬到闽南做官。

马绍良年逾古稀后，辞官回乡，他特别后悔自己年轻时的狂妄浅薄，便时常对人们说：不读哪家书，不知哪家理。我生在北方，不知南方事，到了南方，才知天之高，地之厚，自己所知道的，不过是九牛一毛罢了!一个人最大的过错，莫过于自以为是啊!

从此，不读哪家书，不知哪家理便在人们中间流传开了

18、司马光警枕

相信你一定知道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吧，可是你知不知道他曾经也有爱睡懒觉的坏习惯呢?曾经这个坏习惯抑制了他学习上聪明才智的发挥，可是勤奋好学的他却特地用石头制作了一个枕头，名为警枕，目的是让自己枕在上面不舒服，避免睡懒觉。由于坚持不懈，严谨治学，经过多年的努力，使他在宝元元年进士，曾出任龙图阁直学士、翰林学士等职。

19、葛亮好学

葛亮从小就显示出了过人的聪明才智，他很小的时候便开始读书了，可是每次老师讲到尽兴的时候，公鸡便会大叫，表示要下课了，为了能够多听一会儿课诸葛亮便用米来喂鸡，使它不会叫起来。看来诸葛亮小就有着过人的智慧。

20、手不释卷

篇8：古代官场智库故事

官场智库

幕僚的出现要比幕府早得多, 夏商的家臣、周朝的命士都可以称得上是幕僚的滥觞。《史记》中的幕府, 是为守边军政大员设置的军事机构, 也就是军队临时性办公的营帐, 刘邦云“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正由此而来。后来幕府引申为地方大员的官府, 幕僚就是幕府军政大员聘用的人才, 由幕府主人提供薪酬, 并为幕府主人服务, 充当着每一个幕府的智库。

幕僚广泛出现是在春秋战国, 大国之间为了巩固统治、争霸天下, 纷纷招揽人才, 一时间“诸侯卿相皆争养士”。最有名的当属有“战国四公子”之称的魏国信陵君、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和楚国春申君。四国公子各有食客三千, 他们横跨黑白两道, 个个身怀绝技, 其中尤为后人津津乐道, 并被宋朝宰相王安石视为不齿的则是“鸡鸣狗盗”的故事。

鸡鸣狗盗之用, 虽不登大雅之堂, 但却在关键时刻发挥其重要作用, 所谓用人用其所能, 以解主子燃眉之急。

若孟尝君只养一些鸡鸣狗盗之士, 估计也难成大器。在孟尝君的幕僚当中, 不乏有远见的谋略家。孟尝君有次派一个叫冯谖 (音“宣”) 的幕僚去薛地收债, 冯谖问:“债收回来, 给您买点什么呢?”孟尝君答道:“你看我缺少什么, 就买点什么吧。”哪知冯谖一到薛地就免掉了债户的债务, 并当众烧毁了全部债据。冯谖回去后, 孟尝君十分不满, 责怪他:“我门下食客三千, 都入不敷出, 你还烧毁我的契约, 你不给我解释解释吗?”冯谖回道:“您让我买您家中缺少的东西, 我看什么都不缺, 要缺就只有仁义, 我就替您买回来了。”一年后, 齐王罢黜了孟尝君的国相职务, 他被迫回到封地———薛, 结果受到当地百姓的夹道欢迎, 他这才明白冯谖的良苦用心, 这就是“薛国市义”的故事。孟尝君在冯谖等一批幕僚的辅佐下, 政治事业经久不衰, 他自己也因此成为“战国四公子”中尚能够善终的一位。

主僚关系

两汉时期的幕僚多为地方长官聘用的专门管理人才, 像“长史”“参军”“主簿”等。长史主要是帮助长官处理府内事务, 参军的任务主要是谋划军事行动, 而主簿就相当于现在的秘书, 负责文书管理工作。这些人一般深居幕府主人身后, 参与机密, 与幕府主人关系很是密切, 称得上是自己人。

东晋的郗超就是大将军桓温的参军。他精明强干, 很能揣摩桓温的心思, 是第一个劝桓温称帝的人, 也是他最亲密的幕僚。史载有次东晋士族谢安与王坦之一起拜会桓温, 桓温为了更好地研究他们的态度, 就令郗超躲在帷幕里面偷偷记录他们的谈话。谁知道刚记到一半, 一股风吹动了帘子, 使郗超在光天化日下暴露在了谢安等人的面前。桓温与郗超尴尬不已, 而谢安却笑着说:“郗生真乃入幕之宾矣!”

桓温与郗超可谓幕主与幕僚关系亲密的一个典型案例。但也有幕僚由于过于聪明, 功劳太大, 结果忤了幕府主人的心意, 不免结局悲惨。如为汉朝立下赫赫战功的韩信最终引刘邦疑忌被杀。而杨修也是这样的悲剧下场。

杨修自小好学, 曾在建安年间被举为孝廉, 担任郎中。后被曹操聘为丞相府主簿, 负责文书工作。他很有才华, 但为人恃才傲物, 数犯曹操忌讳。史载:“操曾造花园一所。造成, 操往观之, 不置褒贬, 只取笔于门上书一‘活’字而去。人皆不晓其意。修曰:‘门内添活字, 乃阔字也。丞相嫌园门阔耳’。于是再筑墙围, 改造停当, 又请操观之。操大喜, 问曰:‘谁知吾意?’左右曰:‘杨修也。’操虽称美, 心甚忌之。”

曹操担心有人暗中谋害自己, 便吩咐左右, 说自己梦中喜欢杀人, 睡觉时不要靠近。有一次白天, 曹操睡觉时被子落地, 近身侍者慌忙将被子捡起来帮其盖上, 不料曹操拔剑杀人后又上床睡觉。醒来时假装惊讶, 问谁杀了他的侍者, 并痛哭安排厚葬。人们都以为曹操梦中果真杀人, 只有杨修知其本意, 临葬时指而叹曰:“丞相非在梦中, 君乃在梦中耳!”曹操得知后对杨修愈加厌恶, 再加上杨修参与夺嫡事件, 曹操对杨修忍无可忍, 终于在出征途中, 借“鸡肋”一事, 将其杀害。

所谓“伴君如伴虎”, 幕僚仰仗主人提拔才得以较快地实现抱负与个人价值, 若关系处理不当则可能引来祸害。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 天地之道。”这话可谓道出了官场中的潜规则。在封建官场上, 很难做到“功成身退”。几千年的封建史, 围绕一个“权”字演绎了无数的人间惨剧。因此, 见好就收, 急流勇退, 不过于明白、不干涉主子心意、装装糊涂, 不失为幕僚生存的一大智慧。

绍兴师爷

隋唐确立的科举制度, 是中国官制上的一大变革, 从此大批中下层出身的读书人被录用为各级官员。但是通过这种途径当官的人毕竟是少数, 被科举淘汰的很大一部分则是有一定文化, 但无功名的读书人。这一大批边缘知识分子为了生计或是所谓的人生理想, 不得不在各个幕府间奔波游走。

明中晚期以后, 在各级衙门活跃着这样一批幕僚。他们由地方主官聘请协助处理各种事务:或为幕主出谋划策、参与机要, 或起草文稿、代拟奏疏, 或处理案卷、裁行批复。这一批幕僚, 有个通称———师爷。而这些师爷又以绍兴籍为多 (因为绍兴落第读书人学习法律的较多) , 史上有“无徽不成商, 无绍不成衙”之称。绍兴师爷分布于各级官衙, 在清朝曾达到鼎盛, 几乎包揽了基层全部的政务。在绍兴师爷当中有位被公认为师爷鼻祖的人物, 他就是雍正年间的邬思道。

邬思道在做河东总督田文镜师爷的时候, 正值雍正帝打击“舅舅”隆科多之时, 由于担心被人冠上兔死狗烹的骂名, 所以一直不敢下手。邬思道窥探到雍正帝的这一隐秘心思, 就替田文镜草拟奏章, 上书弹劾隆科多。隆科多由此获罪, 为雍正解决了心腹大患, 而邬思道的名字也被雍正牢牢记在心里。后来, 田文镜上奏请安折子时, 雍正甚至直接写下批语询问:“联安, 邬先生安否?”邬思道所受礼遇之大, 由此可见一斑。因此, 他被绍兴籍师爷公认为祖师爷。

晚清以来, 清朝内忧外患, 各封疆大吏自辟僚属, 曾出现了四大幕府, 即陶澍、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幕府。而其中尤以曾国藩幕府为最。曾国藩幕府是在太平天国兴起以后, 清朝让出一部分地方实权的情况下形成的。曾国藩幕府的办事机构, 按其职能可分为秘书班子———负责起草各类文告, 处理重要事务, 左宗棠、李鸿章等都曾担任该职;思想文化机构———主要是负责编书、洋务等任务。此外还有军事情报机构、司法机构、善后机构等。在这批机构及其幕僚的努力下, 曾国藩一度成为晚清最有实权的地方大员。而曾幕府中的许多幕僚也陆续被委以重任, 成为政府统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统计, 这些幕僚中官至督抚者就有26人, 而其中与曾国藩同时为督抚者一度达14人之多。至于道府州县官、布政使、按察使、提督、总兵等更不知凡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