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散文（精选6篇）
篇1：走西口散文
走西口散文
那年我十八岁，从学校回到家中，理想连同书本被我一起焚烧成灰烬飘散在风中，心中的痛苦失落难以言表，看着村里一个个待嫁的女孩，心就更加悲凉。我要去远方!我要追寻我的理想!那时候一个大胆的想法就在我心头萦绕——独自走西口。(我们那儿人把去新疆就叫走西口，村里走西口的人很多，也包括我的哥哥。)梦想在年轻的心中像天空朵朵白云自由地竞相绽放;像倾泻的河流恣意流淌;像在无边海洋里纵横遨游……可是那时候我不知道，前面等待我的是何等的艰辛与危险，幸亏那年那月我们遇到了很多好人。
“妹妹我走西口，谁也别想把我留;妹妹我走西口，千难万险我不回头……”所有的人都以为我只是唱着玩，没有人会相信更不会接受一个女孩子走西口。其实那时候我是心意已决，而且是蓄谋已久。我编了一个美丽的谎言，从姑姑那儿借了300块钱，为自己买了两身便宜但看起来还算时尚的衣服，一个背包。回家后就悄悄收拾好行李，第二天，天还没有大亮，我给母亲留了一个纸条——“妈，我和同学到渭南打工去了，她表姐已经给我们找好了工作，您放心吧!”于是，背着简单的行囊，悄悄走出了家门。走在出村的小路上，我的心忐忑不安，像做贼一样，那时候我甚至没有心情去想母亲知道我离家出走是什么样的反应，母亲和家人会怎样着急和担心。我只怕有人在后面追我，把我拉回去，直到上了去西安的大巴车，我的心才算放了下来。
虽然我从没有出过远门，但心里一点也不害怕，我经常看书、看电视，觉得外面的世界并不陌生。甚至觉得自己不会像电视上那些刚出门的乡下妹子那样傻里傻气，我觉得有时候电视和小说真是太夸张了，农村丫头有那么傻吗。而且我也不会见人就说：俺娘说怎么怎么，我能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不带一点家乡的味道。那时候我真是年少轻狂，“初生的牛犊不怕虎”根本不懂得世态炎凉，人心险恶。
到了西安火车站，我才知道自己太幼稚了，把一切都想得太简单了。那时候是四月份，正是走西口的热潮期，火车票很难买，我问了那里排队的一位大嫂，她说自己在火车站已经等了三天，还是没有买到票。大嫂的话让我很失望，在西安我举目无亲，根本没有门路托人买票，难道就这样回去吗?我该怎么办?正在我矛盾纠结的时候，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人拍了拍我的肩问道：“妹子，你要去乌鲁木齐的火车票吗?”我抬头看了他一眼，感觉他不像好人，心想他一定就是书上说的那种用假票骗人的票贩子，我没有搭理他，拿起包朝另一个方向走去。那人一直跟着我，虽然当时心里有点害怕，但我想大白天的，火车站人这么多，他也不敢对我怎样，他就是个骗子，我不搭理他就是了，这样想着，我就朝人多的地方走。过了一会儿他又和我搭话：“妹子你是学生吗?很机灵啊，是不是怕上当，我有办法让你自己在站台买到票，你只要给我20块钱就可以了，你买上票再给我钱可以吗?”他的话我是半信半疑，当时也没有别的办法，就对他说：20块钱我愿意给你，可是我要亲手从站台拿票，你给的票我不放心。他看了看表说：“妹子你跟我来，再过一会就买不上票了。”他拉着我的手向卖票的方向走去，排队买票的人像几条长龙，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我被他拉着挤进了排队的人群里，他仍然拉着我的手不停地往前挤，他一边挤一边大声说：“给我让一下!”我真是奇怪，竟然没有一个人抗议，就这样他把我拉到了售票窗口前，我自己买了火车票，我记得很清楚，那时的火车票是130块钱。我给他了20块钱，还向他说了谢谢。
那次坐火车的经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车上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过道也挤得满满的，本来我是有座位的，可是一个抱着小孩的大嫂就站在我身边，我就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了她，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那趟火车要坐50多个小时。刚开始我一直站着，过了几个小时，就坚持不了了，也顾不了那么多，就把自己的包拿下来，放在地上，坐在那上面。在火车上最困难的要算是上厕所，要挤到厕所那儿真不容易，到了那儿还要排很长时间的队。上车的时候我只带了两包饼干，两天三夜，我几乎没有吃东西，那几天正好是我倒霉的日子，我腹痛难忍，再加上车厢内污浊的空气，我什么也吃不下去。总之，在火车上那50多个小时的痛苦经历让我一辈子刻骨铭心。
到达乌鲁木齐是早上8点，下了火车，一股寒气逼人，超出了我的想象，我穿得很单薄，包里也没有厚衣服，当时我是又冷又怕，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哥哥，那时候哥哥没有电话，我也没有提前给他发电报。人地两生，我不敢在火车站停留，拿着哥哥的地址找警察叔叔问路，在警察叔叔的帮助下我坐上了去哥哥那儿的电车，现在只记得那地方叫八家户。
下了电车我又开始迷茫，不知道该到哪儿去找哥哥。我无目的在陌生的大街上乱转，那时感觉自己是头重脚轻、摇摇晃晃，好像还在火车上。我要是再那样走下去，一定会昏倒的。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一个【陕西汽补】的小牌子，“陕西”那两个字在那个陌生的地方对我来说就是救星，我走进了那个小店，店主是一对三十多岁的中年夫妇，讲的是陕西话，我简单说了我的情况，他们让我在那儿先休息，那位大哥说他先出去给我打听一下，我把哥哥的地址给了他，就倒在了他家的床上。
当我醒来的时候，哥哥已经站在我身边，看到哥哥，我心里就踏实了，感觉自己也没什么事了，我们谢过那对夫妇，哥哥把我带到了他的住处，是一个很小的房子，只有一张小床，没有灶具，我看到的只是哥哥的脏衣服，当时我的心情很是失落，哥哥当时的问话我已经记不清了，只知道他看到我很惊讶，或者说是难以置信。简单梳洗了一下，换了一身衣服，穿上哥哥的外套，他带我出去吃饭，出门就碰到了哥哥的几个朋友，他们小声问哥哥：“那是你女朋友吗?很漂亮。”哥哥对他们说;“别胡说，那是我亲妹妹。”他们友好的跟我打了声招呼，以后对我也是客客气气，从来也不和我开玩笑。哥哥带我吃了一碗拌面，那香味我一直记忆犹新。
吃完饭，哥哥把我带到三虎哥家，三虎哥是我们蓝田人，和哥哥认识好几年了，三嫂(三虎哥的媳妇)人也很热情，是那种很豪爽的女人，他们的儿子亮亮当时五岁。那晚我就住在他们家，给亮亮作伴。他们两口子都要上班，孩子一人在家他们也不放心，我刚去也没找到工作，就一直住在他们家里。我不会做饭，就是帮他们收拾房间，给亮亮讲故事，教亮亮写字、背诗。每天都是三嫂下班后做饭，我哥有时候也过来和我们一起吃饭，感觉我们就像一家人。三嫂四处打听，给我找工作，她总是对我说：“雪儿，你真是小姐身，丫鬟命，嫂子不想让你受委屈，一定要给你找一份轻松、体面的工作。”三虎哥一家人的热情让我真正懂得了什么是老乡，什么是朋友。
乔老板是渭南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大家都叫他乔老板。我认识他时他三十出头，是那种很帅气、很深沉的男人，听说他当时学习很好，考上了大学，可是因为家庭贫困，兄弟姐妹多，他又是家里的长子，就主动放弃了学业，独自出来闯荡江湖，他来新疆已经十多年了，也算是在我们那些老乡当中混得很好的。他的妻子是一个很胖的中年女人，看起来比他大很多，不知道的人都以为他妻子是他家的保姆。他和妻子很少说话，也从不吵架。三嫂经常带我和亮亮去乔老板家玩，有时候还在他们家吃饭，乔老板的妻子很憨厚，对人很好。当时乔老板正在筹备承包一个砖厂，希望我哥和三虎哥他们跟他一起去，他说在砖厂挣钱多，我和三嫂都可以去，这些年他手下都是甘肃和四川人，这次他想召集一些自己人在身边。我哥和三虎哥、三嫂他们几经商量之后，还召集了一些我们的老乡和乔老板一家去了七道湾的一个砖厂。
砖厂很大，民工很多，乔老板手下有一百多个民工，分四川、甘肃、和陕西三个组合。我们陕西组有三十多人，其中乔老板的亲戚较多，他的弟弟、侄子、还有他小姨子一家，剩余的也都是和乔老板称兄道弟的哥们，在安顿工作上，让乔老板很为难。尤其是安排女人的工作，砖厂就那几个比较轻松的‘岗位’，根本安排不过来。
乔老板本想让我给他记工、做账，这让他小姨子很是生气，还搬弄是非，我哥也不同意，乔老板后来就让我去看机器，就是看运输泥土的机器，如果发现有故障，叫一下维修师傅就可以了。乔老板的.小姨子一家安排在了厨房，三嫂和我们同来的几个嫂子安排在窑上，比起那些四川和甘肃的女人干的那些工作，我们是很幸运的，都是沾了乔老板的光。哥哥和三虎哥他们和那些民工一样用架子车拉砖拍坯(就是刚成型的泥砖)。
我的工作很轻松，上班的时候经常在机房看书。和我住在一起的王姨是砖厂的退休工人，她被乔老板请来做切断师傅，王姨人很好，老家是河南人，现在的家就在离八家户不远的地方，和我哥哥原来租住的房子很近。王姨对我很好，砖厂休息的时候经常带我去她家，给我做好吃的。向阳哥是王姨的儿子，他很阳光、很帅气，王姨经常在他面前说起我，也经常拿着向阳哥发表的文章让我看，向阳哥对我很礼貌也很热情，我们熟悉之后，每个礼拜天他都要来砖厂看王姨，也和我聊天，给我送书。王姨经常跟我开玩笑，说要我做她儿媳妇，那时候我觉得向阳哥他太优秀了，我根本配不上他，在我心里只当他是我的大哥哥。
砖厂的维修师傅——黄师傅，老家是我们陕西人，为人很耿直，他总是喜欢说一些字谜让我猜，现在我还能记得他说的那些简单的字谜“二木不成林，八亩不成分，言边主下月，二人土上蹲。”黄师傅说的字谜都是四句，跟古诗一样，读起来朗朗上口，很有趣。
董叔是甲方的管理人员，它主要管理厂子的生产，所以和我们走的很近，他是军人出身，是一名老党员。他喜欢谈历史和政治，也喜欢看武侠小说，是象棋高手。在学校的时候我也很喜欢政治，为了应付考试也经常要背一些市政，我也喜欢看新闻，这就和董叔有了共同的语言，历史虽然我不懂，但关于历史的精简故事我也看了不少，董叔说起历史的时候，我多少还是知道一些，我们最大的共同爱好就是看武侠小说，金庸、梁羽生、古龙、黄易他们的小说我也看了不少，常和董叔谈论他们的小说和文风，那时候我还经常和他到六道湾那儿去租武侠小说看，他还教我下象棋，教我练字……在那儿董叔教了我很多东西，当然也包括做人的道理。
砖厂不停招工，住房也开始困难，那些小房间都要让出来做了夫妻房，我和王姨就和甘肃的那些女工住进了大宿舍。我不知道当时和我们在一起的是甘肃什么地方人，但我知道，那个地方很穷很落后，男人拿媳妇不当人，我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他们打媳妇，每次打完了他们还要出来炫耀：“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那句话成了我最讨厌的记忆。那些女人从来不敢反抗，好像都很害怕男人，真搞不懂她们为什么那样，我跟那些嫂子们谈过，她们说我年龄小不懂事，等我结婚了也会和她们一样，我真是无语了。
有一个女孩我印象很深，我为了她差点被人暴打一顿，那个男的还扬言说要弄死我。她叫沈千秋，当时二十岁，很漂亮，很文静。我们住在一个宿舍，我们的床紧挨着，好几次我都发现她在深夜偷偷哭泣，我很好奇，就主动和她聊天，也很关心她，最后她给我讲了她的故事。和我一样，她也是偷着从家里跑出来寻梦的，不幸的是在火车站，她的行李和钱丢了，一个男人给她买了张火车票，把她带到这儿，刚开始说好了，等她挣到钱，就把欠他的钱还给他，他们之间就两清了，可是后来，他就强迫她做他的女朋友，还要强迫她把身子给他，她反抗，他就打她，也不准她和其他男人说话，还不准她给家里写信……
沈千秋还没讲完我就忍不住对她说：就是昨天打你的那个男人吗?看他那熊样能配上你吗?再说了，现在就这样对你，更别说结婚后了，你要是跟了他，那就是往火坑里跳啊。她眼泪汪汪的说：“我有什么办法呢，这儿大都是他同村的人，他们都是一伙的，我无处可逃呀!”那一刻我就决定要帮她。我要了她家的地址给她父亲写了一封信，我留的是王姨家的地址，王姨也很同情她，愿意帮她。沈千秋的父亲是一位老师，字也写得很好，给女儿的回信情真意切，还对我表示了感谢，求我一定要救出他的女儿。我让沈千秋先稳住那个男人，但不要跟他私自出去……总之，我就是给她出谋划策，教她怎样对付那个男人。有一个晚上，那个男人又来纠缠沈千秋，说要和她一起出去买东西，他的那点歪心思瞒不过我的眼睛，我拉着沈千秋的手不放，还说厂里不准工人晚上随便出去，他要是再不听，我就要告诉乔老板。那个男人当时气急败坏，用最难听的话骂我，还扑过来要打我，当然他没有真的动手，我哥哥和老乡们就住在我们隔壁，还有乔老板在那儿，所以他没敢动手，但他警告我不要多管闲事，否则他就要弄死我。在王姨、董叔还有乔老板的帮助下，两个月之后，沈千秋被我们送上了去兰州的火车，那个男人也让乔老板找了个理由炒了。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心有余悸，害怕那个男人报复我。
沈千秋走后，我的生活也平静了，可没过多久，砖厂又起了一场很大的**，甘肃人和四川人打群架。在那儿干活是多劳多得，可能是为了多拉些砖发生了口角，个人矛盾很快演变成帮派之战，四川人和甘肃人打在一起，乱成一团，那局面两方的领导也很难掌控，厮打、鲜血、嚎叫、凶残，让我感到惶恐不安，甲方的领导不知从那儿叫来了很多人劝架，这场战争才结束了，这样的事情，领导是不愿意惊动警察的。因为四川人少，他们吃了亏，很多人被送往医院急救。谁也没想到，到了晚上，二百多四川人手中都拿着家伙来到砖厂要找甘肃人寻仇，领导们没让甘肃人出门，骗他们说甘肃人下午都出去了，没有回来，这里住的都是陕西人。在那些领导们的劝说下，四川人才离开了。他们走后，甘肃人和乔老板商议，以后到乔老板家拿工钱，连夜他们拖家带口集体离开了砖厂，几十个人突然离厂，一时又找不到那么多民工，甲方一气之下和乔老板闹翻了，终止了合同，我们陕西人都要离开，当时两个月的工资也没发，乔老板和三虎哥就让我和哥哥留在那儿，说有董叔在那儿，我的工作也不会变动，还能拿到工资，董叔和王姨也坚持让我们留下，在后来的几个月里，我和哥哥在砖厂成了孤家寡人。
十月份砖厂停业，哥哥本想回家，在乌鲁木齐十月份以后是很难找到工作的，可我不想回去，哥哥也不放心把我一个人留在那儿，就和我一起留了下来。我们又去了八家户那儿找房子，三虎哥在他的弟弟(五虎)那里给我们找到了房子，我们和五虎哥又成了邻居，他和三虎哥一样对我们很照顾。找不到工作，五虎哥的一个朋友就让我们买一个旧的三轮车去卖菜，哥哥说他不行，哥哥性格很内向，不爱说话。我还是说服了哥哥，买了一个旧三轮车，让他负责拉菜，我来卖。我很快学会了骑三轮车，学会了用那里的称，适应了说一千克多少钱，我们没有固定的市场，在那几个月里，我骑着三轮车跑便了八家户附近所有的菜市场，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经历了一段不寻常的经历。
曹江新是我房东的女儿，一个大学生，那时候我们要是有当天没有卖完的菜，我就会给五虎哥和同院子的邻居还有房东他们送一些，慢慢的就和江新姐熟悉了，她学的是财会，她的父母亲都是教师，他们老家是江苏人，姐姐出生在新疆，所以父亲给她取名叫江新。姐姐很喜欢我，经常和我聊天，还教我做拉条子(一种面食)，让我到她房间看书。很多名著都是她拿给我看的。如，《简爱》、《红与黑》、《茶花女》、《假如给我三天的光明》等等，姐姐经常给我讲她在大学的事情，她让我永远都不要放弃学习。虽然和江新姐只相处了几个月，但她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我至今都能想起她漂亮的容貌和甜美的声音。在那个寒冷的冬季，江新姐的温柔善良以及对我的关心和帮助，让我如沐春风，心总是是暖暖的。
第二年的四月份，我们卖掉了三轮车，哥哥和三虎哥他们去了另一个地方去打工，王姨给我在一个干洗店找了一份工作。干洗店的老板是一对年轻的夫妇，知识分子，都在大学任教，很少来店里，很多的时候都是我一人在干洗店，所谓的干洗店，其实很多衣服都是用洗衣机洗，除了少量的衣服不能水洗外。我的工作主要就是洗衣服和熨烫衣服。在那里的工作还算安静，可是在那里不到一个月，同村的一个好友——三玲来到乌鲁木齐“投奔”我，可是我四处张罗，也没给她找到工作，最后决定把自己的这份工作让给她，我再去找哥哥。我们两个说服了老板，我带了三玲一个礼拜，等她熟悉以后，我就去找哥哥。哥哥所在的地方离那个洗衣店很远很远，现在我已经记不起那地方叫什么名，只记得那里很安静，哥哥在一个水泥厂上班。我在哥哥那儿住了一个礼拜，哥哥拖他的朋友养锋给我找了一份工作，是在离火车站只有两站路一个叫冷库的地方
，去了我才知道那是一家很大的游戏厅，养锋在那里当厨师。哥哥送我到养锋那儿，他就回去上班了，我和养锋是第一次见面，他老家也是蓝田人，而且和我家离的很近，哥哥的朋友我一般都叫哥，可是见了养锋，感觉他也比我大不了多少，就直接叫他的名字。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养锋就是我在那个地方的依靠。
养锋带我进了游戏大厅，跟那里的大堂经理、领班和上班的几个女服务员都打了招呼，领班让一个女孩带我去了宿舍，那宿舍在地下室，是那种推拉式的门，里面还铺着地毯，很干净，里面有四个架子床，一个上铺空着，我就住在那里。晚上为了我能在那里上班，养锋花了200块钱，请大堂经理、领班还有几个女服务员在西餐厅吃了一顿饭，那是我第一次吃西餐，也是第一次见那样的场面，我也不会喝酒，很是拘谨，也很槛尬，那些食物我更是难以下咽，就勉强吃了几口，只是喝了两杯饮料。养锋那晚喝了很多酒，他说得最多的就是;“雪儿，是我的老乡，也是我哥们的妹妹，请大家以后多多关照!”在座的那几位都是面带微笑，满口答应，和我碰杯，说合作愉快!看着那些漂亮性感的女孩，我心里突然很恐慌，不知道自己今后怎样跟她们相处。
要在那儿上班也不容易，大堂经理和领班说了都不算，必须要面见老板。养锋给我讲了那位老板的经历，他本是我们村人，因为家里穷，兄弟姐妹多，很小的时候就被养锋村的一户人家抱养了，他初中毕业，就在家里放羊，因为未婚妻嫌弃他家里穷，和一个有钱人跑了，他一气之下跑到新疆，什么苦都吃过，后来他学了理发，开了一个理发店，挣了些钱以后，就开始包一些小活，最后越干越大，现在在乌鲁木齐他有几百万的资金，他经营的项目也很多，房地产、美发厅、娱乐场所等等。养锋让我见了他不要害怕，说他人很好，再说他也算是我们一个村人，也不会为难我。
我见到那位老板，他的穿着打扮和电视上那些成功人士一样，人很严肃，讲的是很纯正的普通话。他看了我的身份证问我：“你是一个人来乌鲁木齐的?”我点了点头，他接着说：“你的情况养锋都给我说了，你就到前台收银，这个工作你必须严肃认真，不能错账，在那个岗位上没有人干过三个月，希望你是个例外。”直到我真正工作以后，才明白了他话中的意思。
我上班以后，很多事情都是养锋在教我，我的工作除了接电话就是给那些服务员发牌子，来店里的顾客都要从我这里买牌子，我把顾客买的牌子发给服务员，让她们给顾客开机。顾客走时，没有用完的牌子在我这儿兑换现金。买牌子的时候每次都要在电脑上记账，晚上核对，下班时把收到的钱交给大堂经理。我从来没有用过电脑，都是养锋认真教我，我刚上班的那几天，养锋除了做饭的时间，都在我身边，他怕我出错。
在那里我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上一天班休息一天，工资每月500元，当时在西安一个女孩打工的工资最多就是一百多块钱，所以我还是很满意的。上班的时候，除了上厕所，我不能离开店里，那儿的生意很好，几乎每天都能卖出上万元钱的牌子，我终于明白了收银员在这儿为什么干不了多长时间，那金钱的诱惑真是太大了，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那天就收了10800块钱，数钱的时候，我的手几乎都在颤抖，心在狂跳，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钱，现在那些钱一整天都在我的包里，由我保管。但我很清楚，那些钱不是我的，和我无关，如有一点差错，我的工作就没了。我去那儿还不到一个月，和我干一样工作的那个女孩，就被她家人带走了，那晚交账的时候，她少了三千块钱，女孩哭着说她没有拿钱，老板说要么让她叫家人来，赔钱走人，要么报警，女孩叫来了她的表哥，他表哥是一个军人，和老板谈了一会，给老板赔了三千块钱，带着那个女孩走了，走的时候，那女孩哭的很厉害，一直说她没有拿店里一分钱。养锋告诉我，每一个收银员都是这样走的，他还告诉我，上班的时候，我的电脑不能让任何人动，包也要随身携带。从那以后，我上班就开始恐慌，怕自己也错账。我也很小心，每次出去，只有把钥匙和包交给养锋我才放心。
养锋就像我哥一样管着我，他不准我和那些女孩晚上出去，不让我和顾客闲聊，不让我乱买衣服，乱花钱，我发了工资，他就拉着我把钱打回家里。我也很依赖他，很听他的话，感觉他对我很好，我不吃肉，每顿吃饭，他都要炒上一盘素菜，大多都是我爱吃的，他还为我和顾客打架，差点就让老板炒了。那天经理和领班都去开会了，保安刚去了地下室休息，前台只有我一个人，突然一个顾客和服务员发生了争执，我过去调解，也许是那位顾客输了钱心里不舒服，就拿服务员出气，我刚走到他身边，那人就拉我坐在他身边，还说：“你就坐在这儿陪我玩，我再买两千块钱的牌子。”我说我是在前台收银的，让他不要这样，可他就是拉着我的手不放，另一个手还强行按在我的肩上。可能是那个服务员给养锋打了电话，他过来就给了那顾客一拳，拉着我离开了，那个顾客气冲冲离开了店里。事后老板批评了养锋，还给我们开会，他说;“我们开的是游戏厅，这里的服务员只负责给顾客开机或者帮他们买一些小东西，但不能拿顾客一分钱的小费，无论是谁对我们的服务员提出过分的要求，都要大胆拒绝，找保安。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都不能和顾客动手，顾客就是上帝。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不管是谁，立马走人!”
养锋对我的好是店里每一个人都知道的，这让店里一个漂亮的女孩很是嫉妒，因为她喜欢养锋。其实养锋在家里是有媳妇的，他对我说他们订婚好几年了，那个女孩很漂亮，过两年他就回去结婚了。当时我还跟他开玩笑说：你对我这么好，我还因为你喜欢我。他笑着说：“你就别自作多情了，我可看不上你。”我不知道当时养锋对我是一种怎样的感情，但我只是把他当好朋友，当哥哥。我想我和他的感情就是男女之间最纯洁的友情。
所谓的游戏厅其实就是的地方，我亲眼目睹了那些人输钱时的惨象，也在那里见到过太多的有钱人，好多服务员都是在那里认识了有钱的男人，最后做了小三。在那儿我也遇到过很多买牌子的顾客悄悄跟我说要送我金项链或者说要我到他公司去上班，也会经常接到一些顾客的电话。那时候我就是淡淡一笑，当是玩笑话。养锋也管我很严，我出去，到哪儿，他都问得清清楚楚，只要他有时间，就和我一起去。那时候我也就是去我哥和三玲那儿，其余时间都呆在宿舍里。当然我也时常提醒自己要淡定，还在日记本上写着“任她桃李争来艳，留我清香奈岁寒。”
七月份我哥回家去盖房子，他走的时候我没有去送他，只是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他。哥哥回家后，我感到很孤独，没有了依靠，觉得自己总是在茫然中孤零零的飘，心里一点也不踏实。那时候我真不知道自己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要勇敢的留下来。
九月份，那个游戏厅被警察查封，我又一次失业。没有了工作，我就找到三虎哥，住在他家里，偶尔也会去王姨家，王姨和向阳哥让我去上一个电脑学习班，向阳哥说只要我认真去学三个月，他就介绍我到他上班的公司去做打字员，只要我努力，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王姨说让我就住在她家，学费她给我出。那个时候，家里不停的发电报让我回家，还说妈妈病了，我知道家人不放心我一个人在那里。王姨和向阳哥坚决不让我回去，他们是真心想让我留在那儿，也是真心想帮我，可是那时候，家乡有太多的牵挂我无法割舍，在十月份我又独自踏上了回家的列车。
走西口的经历全部结束了，我将以感恩的心永远记铭记着那些帮助过我，给我温暖的人。希望他们幸福快乐，愿天下所有的好人一生平安!
篇2：走西口散文
一、
王土地的原型为邢台县东石门村人，叫王同春，俗名瞎进财，字浚川。他是我国近代黄河后套的主要开发者之一。王同春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商业地主家庭里。五岁时，因患痘，一目失明。七岁入塾读书，因家境贫困，仅读半年即辍学。之后随父走西口、谋生于塞外，辗转于宁夏磴口一带，后被族叔王成收为嗣子。清光绪七年，王同春借银两租得蒙古某喇嘛地若干顷，自凿渠引黄河水浇灌。
渠成后，初名为王同春渠，后改名义和渠。之后，该渠继续北凿，越开越长，为便于经营，他就在名叫隆兴昌的地方，起筑房屋，后发展成为后套地区的五原县县城。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王同春在后套先后开凿了沙河渠、刚目渠、丰济渠、灶王河等渠，成就了一方的大地主。但需要说明的是，王同春成绩的亮点如蓝天之上一星之光，比起黄河涛涛的忻州人走西口，那只能称作河套地区的一朵浪花而已。
我不否定王土地的精神，更是不可小觑他的历史贡献。然而，他真的不能与晋西北忻州一带、特别是河曲县周边一带历史悠久的移民运动有可比性。从现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一带的后人们足可以证明了这一点。山西人走西口是因了昔日的晋西北地区，地瘠民贫，许多青壮年男子为养家糊口告别亲人，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口外寻求生路。而河北虽也有同样的因素，但河北从历史的角度看，必定是中原地带的粮食主产区，是历代皇帝长治久安、和谐天下的金库。
山西则不同，尤其是晋西北地区，从来就是汉匈奴与汉朝杂居的地方。东晋后期政权更迭，新兴九原县先后为前赵、后赵、前燕、前秦、西燕、后燕所占据。加上特殊的自然环境，真上民不聊生。于是，很多人一走多年，杳无音信，生死难卜，泪水谱写出悲凉的“走西口”小调不胫而走。如七月十五的放河灯亦由此而来，流传至今。现存的西口古渡遗址，见证了过去走西口的忻州人悲欢离合的苦难历史。
于是说王土地走西口是因了事业，山西人走西口则是为了活命。
二、
河北王同春与忻州河曲人还一段故事。有一位现代研究走西口的作者到内蒙巴彦淖尔盟采访时听到了杨家河的故事。
清同治年间，河曲人杨谦带着两个儿子流落到口外，先在准格尔旗租种土地，辛苦一年，所剩无几，果然是“球也弄不成”。后来儿子满仓，米仓长大了，死活要往后套走。老杨一家便搬到五原白家地，给地主揽长工兼卖豆腐为生。
说是那时候就有“河曲府谷人”的说法了。创作都很可能是那些做买卖赚大钱的晋吕侉侉们。杨氏兄弟听了大为恼火，一气之下扔了种地家伙，跑到五原子能商王同春的“同兴号”当了挖渠民工。先是受苦，直受得皮肉皲裂手上老茧半寸厚。后来便协助掌柜察看地形，观察流向，掌握水性，居然会画图纸了。王同春很赏识这两个河曲人，在开挖沙河渠时，任命杨满仓为该渠经理。此渠所经之地，多为沙丘，工程艰巨，技术难度很大。满、米二仓，不敢有稍微疏忽。完工时，王掌柜拈髯赞许，让他们单独包租了卜尔塔拉户口地，自行测量设计并组织地商佃户开挖了三条支渠。
羽翅既硬，杨氏兄弟辞别河套首富王同春，雄心勃勃地来到乌拉河灌区。兄弟俩对天盟誓，一定要独树一帜，发家立业，兴旺族门，的振杨家门庭，遂昼夜勘测，终于掌握了乌拉河东畔水流地质情况，绘制出开挖杨家河渠系草图。
此事经人告发，王同春不由大吃一惊。他一生修渠垦荒，所花白银在一千万两以上，是香火供着的神仙。杨氏兄弟勤恳好学，他是知道。开几条支毛小渠试试，也还未尝不可。但若要在乌拉河畔折腾，王掌柜就要过问过问了。
来到杨家住地，王同春大声喝道，自古河曲府谷人，球也弄不成!莫非你们吃了豹子胆，要来个水淹大后套?杨满仓赶紧应答，我们是为了王掌柜踩渠路哩，哪里就敢胡日鬼?王同春说，闲话休提，快把图纸交出来!接过图纸就要撕。撕的时候不由看了一眼。看了一眼就不撕了。
王同春毕竟是干过大事业的人。他知道这份图纸的分量。满、米二仓出言谦逊，他们的九个儿子茂林、文林、云林、春林、泽林、鹤林、占林、贵林、旺林小名依次叫一至一九荒盖者，却正如狼似虎地盯着他。王掌柜心头一震，引着杨家父子勘测渠路去了。杨家河定于次年开工。因沿途地亩皆为天主教堂所占，杨家遂派春林即二荒盖去与杭绵旗王爷及三盛公天主堂协商周旋。最后订立合同，渠成之后所得收益三成归洋人，每浇地百亩再向蒙人官府交白洋二十四元。杨家接受了这样的条件。一九一七年春，杨家河从后套黄河畔之毛脑亥开口。每挖一段，即随时放水，以所收水费支垫开渠费用。开挖中，杨满仓指点其子茂林即大荒盖采用川字形浚河法，为工程节省了一大笔资金。
不久，杨满仓因操劳过度瘫痪卧床。米仓和茂林带领其余子弟，四处奔走借钱，工程由杨春林掌管。开渠劳力从逃荒中挑选，无非是些陕北和晋西北的穷汉。渠工编为班组，每班三十人，每天出四十班，以所挖土方计酬。三年之后，工程耗资数万，杨家力单难支，只好再找天主堂求借。洋人添加两成收益，杨家只好忍痛答应。其时，后套鼠灾成患，民不聊生，杨家典了全部家产，依然债台高筑，只好放慢工程进度。渠工纷纷登门要钱，杨家诈称春林惊吓而死，且假设灵棚，大放哭声，把些善良的老乡哭软了，只好恼悻悻地散去。
开工七年，杨米仓因长年奔走劳累，病死在工地上。第二年，杨满仓熬得油干捻尽，也撒手西去了。大荒盖茂林在极度悲痛中，秉承父辈遗志，率领众弟兄继续挖渠不止。当干渠就要接入乌拉河时，茂林亦因忧愁劳累去世，一应重担落在春林身上。
到第十三个年头，杨家河终于竣工。干渠总长六十四公里，渠宽八丈，水深九尺。沿渠建有大桥五座。渠里可行舟船，桥上可走车马。有支渠四道，总长一百余里，可灌溉耕地一百三十余顷。
渠既挖成，杨家雇佣巡渠员五十人，昼夜巡查。一年放水七次，称为开河水、桃花水、热水、伏水、秋水、冻水、冬水。为防水患，还在各支渠口修筑了草闸，一时流行于河套地区。杨家河两岸，田畴绿野，村落点点，荒原顿时变为膏腴之区。杨家子弟每人拥地千亩，骡马成群，鸡猪无算。各有皆有店铺，且拥有大船数十只，往来于包头与河曲之间。
杨家事业垮在傅作义先生手上。傅将军一声令下，杨家河及方圆土地尽归了他所管辖的绥西水利。接管人一上马，即将草闸毁弃，为的是多放水多浇地多收银两。不想渠水肆意冲掏，良田变成一片汪洋。傅将军或许内心有愧，遂将杨家河所在地改为米仓县，也算他的一点老乡情谊。
三、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农为本”、“安土重迁”的思想倾向，即留恋故土不愿迁徙，但贫穷却迫使人们不得不踏上漫漫西口路。“走西口”虽然是迫于生计的无奈选择，但它却打破常规，在山西乃至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显示出难得的开放思想，这是一种思想的大解放。实践证明，很多走西口人开阔了眼界，走出了谋生的新路子，有的甚至在口外定居下来，家道兴旺事业辉煌。
俗话说“穷则思变”、“变则通达”，因此固然是“贫穷通走西口路”，但客观上也是晋西北人不甘贫穷的进取精神的一种体现。先辈们谱写的“走西口”这段悲壮厚重的历史，不仅仅是他们不甘贫穷的.流浪史、迁徙史，更是坚韧不拔的苦难史、创业史，完全称得上是一部完整动人的西口史诗。
据考证，往日走西口的人们到了口外后，从事的职业多种多样。他们为了谋生，即使干最脏最重最苦最累的活也在所不惜。有的到后套拉骆驼为雇主运送货物，有的给当地牧民喂马养牛放羊，有的进入手工作坊当学徒，有的在店铺做伙计，有的做雇农包种土地，有的给有钱人家揽长打短等等，经年累月，大抵如是。凭着顽强的毅力，凭着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他们学到了许多生产劳动技能，锻炼了自己，有许多人都干出了一番自己的事业。
列宁说：“苦难是一所最好的大学。”正是我们现在的人不曾经历、难以想象的种种苦难，才造就了走西口人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给后人留下了这部生动、逼真、感人肺腑的西口史诗。
四、
与时俱进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主导思想，昔日“走西口”的人们在主观上是不会也不可能有这种进步观念的，但是在客观上，“走西口”却无意中迎合了“与时俱进”的思想，体现出了一种非凡的开拓精神。
任何时代都要求社会与时代同步发展。明清时期，国家、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不断增加，中华民族资本主义萌芽亦有了一定的发展，忻州乃至整个晋西北也由过去的封闭逐渐转向了开放。以河曲为例，“走西口”使得河曲人跟外界交往较多，思想比较开阔，口里口外的经贸往来通过“走西口”而日益频繁。河曲城关曾是号称“小北京”的水旱码头，是晋、陕、内蒙古三省区的商品集散地，相当繁华。这些都在客观上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二人台的发展、创新就是汉、蒙民族在“走西口”中民间艺术相互交融的结果。到过内蒙古的人会发现，内蒙古汉族人的方言和山西北部的方言很相似，这显然和“走西口”有着密切的关系。
“走西口”还促进了内蒙古中、西部的开发，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体现出了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这一点是最为难能可贵的。总起来说，演绎三百余年的走西口历史，是晋西北和内蒙古中、西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其中所体现出的“西口精神”：不甘贫穷的进取精神、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和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仍然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五、
“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近年来，每每提起走西口，人们无不赞赏晋商。这倒也无可非议。大大小小的晋商绝大部分都是经过艰苦惨烈的拼搏，往往还是几代人前赴后继的拼搏，才创造了令人瞩目的辉煌;复盛公等大大小小字号所开展的商贸活动，在包头等城市的形成过程中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人们似乎忘了，尾随于晋商之后的大批的戏曲艺人的西口之行，同样为包头、归绥和整个内蒙古中西部的繁荣和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之功。
提到走西口和内蒙古本部的繁荣、发展，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舞台上的“太春”，即那些或奔走于广场旅店、码头赌局，或放歌于茶肆乐楼、厅堂府邸，给人们提供了欢乐和愉悦以至精神动力的艺人。纵观古今中外，大大小小城市的发展历程，经济的繁荣无疑是先决条件，而文化的繁荣才是真正的标志，是照耀城市民展的光芒。很难想象，一座城市只有鳞次栉比的店铺和车水马龙的商贾，而没有娱乐场所和娱乐活动,没有歌吟，没有鼓乐，“终岁不闻丝竹声”，将是一种什么情景;
于是说，很难想象这样的城市还能否称之为城市，还能持久地繁荣，不断地发展吗?虽然，演艺并非文化的全部，但从走西口和内蒙古西部的繁荣、发展和实际看，艺人的出现和演艺活动的开展，同样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在包头等城市的形成过程中同样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这一过程中，走西口的艺人们大体说来又可为两股，一股就是人所共知的二人台艺人，另一股则是似乎还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的戏曲队伍。因为二人台基本属于“民间歌舞表演”或曰“民歌体秧歌剧”既无成套的表演程式，亦无固定的演出场所，演职员一般在十来八人左右，虽然也可以在城市演出，但更多的时候是活动于乡下和小集镇;而戏曲则有着较为完整的表演体系、较为齐全的行当配置、较为庞大的演员阵容、较为成熟的演出剧目，而且需要具备一定条件的演出场地，因而更适合在城市演出，与城市的关系也更为密切，在提高城市的文化品位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更大。
论及戏曲与城市的关系，不能不提到戏曲与商贸的关系。有一句发谚，说“商路即戏路”。当我着手于北路梆子研究，探寻到晋剧早期的班社时，惊异地发现，从嘉庆至清末，在晋中一带出现的晋剧班社，大都由当地的财东承办。比如：云生班，也称荣生班，由经商致富的祁县财主岳彩承办;三合店，由榆次王湖村的三家煤窑主合办;舞霓园，由徐沟县粮商李玉和承办;三庆班，为祁县财主苏兴所承办;四喜班由榆次聂店财主王钺创办;聚梨园，由祁县财主渠源淦承办;此外的保和班、太平班、小梨园、乾梨园等等班社，都无一例外地由各类商人财东主办。
这绝非偶然现象，显然包含着一种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我想可以从这样几方面理解：首先，从大的方面看，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人们不仅需要物质的满足，而且需要精神的享受，有看教育与娱乐双重功能的戏剧，在过去缺乏其他娱乐形式的时代，便成了最佳选择;
其次，就商家而言，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除断提高商品质量和服务质量外，还需通过别的途径塑造自己的形象，扩大自己的影响，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再次，站在戏班的角度考虑，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从诞生那天起就决定于经济基础，要生存发展，必须有所依托、依附。于是，商贸和戏曲的结合便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二者便犹如一对相伴相生的同胞兄弟，互为依存，并共同支撑起一个地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生共荣的大厦。
这样说，有的同志可能会摇头。仅仅一个戏曲便能支撑起一座城镇精神文明的大厦?当然不能。但就狭义的文化而言，在当年包头、归绥的城市文化中，戏曲确实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占有一种统治性的地位。从史籍记载和大量的边塞诗歌中我们可以得知，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整个内蒙古中西部地区都是人烟稀少、气候恶劣的古战场，文化的发展非常缓慢，演艺活动几近于空白。直至清统一全国之后，这里的经济、文化才逐渐繁荣起来。这一繁荣首先得益于一个个商号的创立和一条条“商路”开辟，而“商路”的开辟，便又自然而然为“戏路”的拓展创造了条件。
于是，当晋商车拉、船载、骆驼运，把一批批货物运到口外的时候，紧随其后的便是一个又一个戏班的“西口行”。山西梆子老艺人曾有一句著名的行话：“生在蒲州，长在忻州，红火在东西两口。”便非常准确形象地概括了这一远征行动。以包头地区为例，戏曲的流入大约是在乾隆末年，亦即大规模的走西口移民大潮开始之后，先是在萨拉齐“小试身手”，出现于各种庙会上。同内地一样，口外城乡同样建有许多供奉着百姓信奉的神祗的庙宇。据不完全统计，清朝年间萨拉齐共有庙宇209座，遍布城关乡镇、水陆码头。这些庙宇，原先是大都是纯粹的庙宇，而当晋商出现之后，便有半数以上建造了专供演戏的乐楼。庙会期间，晋商从原籍请来戏班，一面酬谢神恩，保佑生意兴隆，一面扩大影响，进一步广开财源，故萨县自咸丰以来，商业发达，戏曲活动亦十分频繁。
尔后，随着黄河码头的西迁，包头逐渐成为北通蒙古、新疆，西达宁夏、甘肃、青海之商贸中心，商业亦由原来只作旅蒙生意的行商，转向开店设庄。到清末，包头的商业、手工业已出现“九行”、“十六社”。这么多的行会，出于各自的需要，纷纷集次建庙，敬神演戏。按照行会习俗，从正月初二接财神演戏。按照行会习俗，从正月初二接财神演起，社戏开锣，各大行会接台逶迤演下去，一直唱到入冬方休，由此我们便可想象得到当时戏曲演出的兴旺景象。
但戏曲的演出活动并未止步于此。市面的扩大，商业的繁荣，导致人口剧增，市民阶不能满足实际需求，于是市面上便又出现兼营戏曲演出的“戏馆”和“茶园”。所谓“兼营”，即戏曲的演出仍作为招徕顾客的手段，戏班受雇于店铺，并非自身经营，戏馆与茶园的主业仍以饮食为主。不过，这却大大拓展了戏班的活动空间，使之有了一片全新的天地，亦为其更大发展创造了条件。因而，当京包铁路全线通车之后，随着包头市面的进一步繁荣，戏剧越来越显示出其不意自身的经济价值，不再满足于充当助人发财的工具，开始走向“独立”。原来只把戏曲当作招徕顾客的店铺，也及时改变经营方式，由餐饮为主而转为专营戏曲演出。原来的戏馆、茶园，则有相当一部分成了专门的戏曲剧场。
既要满足依旧盛行的行会演出，又要支撑数量繁多的专营剧场，无疑得有一支庞大的演出队伍。在这支队伍中，长期占据剧场并充当主角的是山西艺人。本来，最初进入内蒙古中西部种还有京剧、秦腔、河北梆子以及豫剧。但由于浩浩荡荡的走西口队伍中，晋人的队伍最为庞大。特别是承担着戏曲经济基础的晋商，无论是人数还是资产，都占据着口外市场的大部分。他们的喜好，便也决定了演出市场的导向。所以当京剧、秦腔、河北梆子、豫剧像一阵见般刮过后，包头、归绥、丰镇，集宁、张家口等地的舞台上便大浪淘沙般只剩下了山西梆子——初以形成于晋北的“慷慨激昂不寻常”(郭沫若语)的北路梆子渐占优势，这也就是北路梆子老艺人所说的“红火在东西两口”。
“红火在东西两口”的北路梆子和中路梆子艺人，有相当一部分是学艺于口里，成名于口外，并涌现出一大批技艺超群、成就卓著的表演艺术家和杰出演员。如被誉为“状元三年一个，十三旦盖世无双”的“梆子泰斗”侯俊山(十三日)，号称花脸泰斗的张玉玺(狮子黑)，以唱工见长、驰名老生孙培亭(十三红)，誉满晋北的焦玉生(十六红)，文武全才、唱做俱佳的赵雨亭(金兰红)，以刀马为主、兼顾各行旦角的李子健(独庆)及其师兄常兴业(满庆)，“宁叫阎锡山不坐了，不叫水上漂不唱了”的王玉山(水上漂)，刘氏兄弟刘明山(五月鲜)、刘宝山(十二红)，以及贾桂林(小电灯)，李桂林(花女子)、杨丹琴(筱桂桃)，冯金泉(十六红)、邓友山(舍命红)，高旺(高旺黑)等。
篇3：走西口·风电产业在内蒙
昔日走西口, 是晋陕百姓的谋生之途, 也是晋商独辟的贸易蹊径。今日西出关口, 当你置身广袤的内蒙草原, 眼前可能不仅仅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画面, 而是上百台高五六十米、风叶直径七八十米的风车, 在风中闪亮转动的独特景观。
作为中国四大风能产地之一, 内蒙已成为国家新能源战略布局的重点区域, 也自然成为了众多中外投资商的“抢滩”重地。近几年内蒙风电产业发展迅猛, 2006年风电装机总容量为17万千瓦, 2008年已突破300万千瓦, 预计到2010年将突破500万千瓦。
这一切, 源自自治区政府将风能资源的开发利用列为能源发展的优先领域, 积极推动风能资源市场的建立和有序发展。鼓励各种所有制经济主体投资风能资源的开发和建设, 依法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工业“十一五”发展规划, 已将加快5个百万千瓦风电基地和10个风电试点风能区建设的速度列入其中。
《2008中国风电发展报告》指出, 2007年, 全球风电资金中15%投向了中国, 总额达340亿人民币。中国政府将风力发电作为改善能源结构、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问题的主要替代能源技术之一, 给予了有力的扶持。截至2007年年底, 我国累计风电装机容量达到604万千瓦, 过去10年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50%以上, 我国在风电装机容量的世界排名中.2004年居第10位, 2007年跃居第5位。
2008年3月, 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更是表态, 要在本届政府任期内, 将中国建成世界上最大的风力发电国家。
诚如全球风能理事会理事长奥沃斯·泽沃斯在2008北京国际风能大会上所言:“如同中国的经济成为全球的热点一样, 中国的风能产业同样正在成为全球风能事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篇4：艰辛走西口
近3个世纪的迁移史
“走西口”大约始于清康熙年间。成千上万的山西、陕西、山东、河北等省的移民大军背井离乡，远走塞外。“于是内地人民之经商懋迁者，务农而春去秋归者，皆由流动而渐进为定居，由孤身而渐成为家室……凡经属近诸旗地，已蔚为农牧井管，蒙汉共居之乡。”他们不断踏上这条充满艰辛与梦想的道路，用血泪与汗水缔造出近3个世纪绵延不断的“走西口”历史。
对于“西口”的具体位置，学界说法不一。较为集中的看法是，“西口”原指一个地理方位，伴随着政治、经济因素的作用，在民众不断向长城外的迁移过程中而被广延、泛化。“口”原指明中期以后在长城沿线开设的“互市”关口，如张家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后演变成为对蒙贸易的关卡。明末清初时人们习惯称河北张家口为“东口”，而杀虎口(今山西省右玉县城北10千米的长城边墙附近)位于张家口以西，所以被称为“西口”。乾隆中后期，“西口”逐渐转指商民往来、交易日盛的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旧城)。清咸丰、同治年间，随着民众大批出“口”。除杀虎口’、归化城外，从张家口往西，山西、陕西、甘肃等通往内蒙古西部的水陆关口被泛称为“西口”，亦称“口外”。
“走西口”的主路线大致为：由山西的保德、河曲、偏关地区经黄河入陕西，从府谷向北经古城进入内蒙古，经准格尔旗、纳林、东胜、达拉特旗到包头。自包头分为两路：一是向西达五厕；另一路往东北到石拐沟矿区及达子店、固阳，再向西经大余太、乌兰脑包到五原。到五原后再分作两支：一支向西南经邬家地、临河到陕坝镇，另一支向西经狼山到陕坝镇和米仓。最后还有大量移民到达了包头以东归化等地。这仅仅是对“走西口”主路线的粗略描绘，其详细内容不止于此。“走西口”移民最多、最为集中的区域是内蒙古中西部，即今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一带，这一地区大致相当于民国时期的绥远省。
肇始于300年前的“走西口”活动，主要经历了两个高峰时期。
康熙至乾隆年间为第一个高峰期。此时适逢康乾盛世，经济复苏，社会安定，加之康熙“永不加赋”和雍正“摊丁入亩”政策的施行，使人口得以大量、迅速地增加，而耕地面积的增长则相对缓慢，致使“内地实无闲处”，人地矛盾趋于尖锐。生存的压力迫使晋、陕等地大量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迁到口外耕种土地。清政府亦随之推行宽松的开放政策，授给部分汉人河套地区的土地租种权。由此，出现了第一个移民高峰期。内蒙古清水河厅一带在乾隆初期就有“民人寄寓者十万有余”。到乾隆末年，整个内蒙古地区汉族人口已达100万。
光绪年间到1936年则为“走西口”的第二个高峰期。时至清末，政府统治陷入内忧外患而无力自拔的境地，为偿付巨额战争赔款以及抵御外国侵略者特别是沙俄对我国边疆地区的蚕食与鲸吞，清政府公开鼓励民众移去口外开荒耕种，以达“移民实边”的目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贻谷放垦”这一全面放垦政策刺激了更多的农民来到口外进行垦种。民国初年，政府一度实行“移民实边”政策，而北洋军阀及国民党政府为敛取押荒银、岁租和渠租等苛捐杂税，也积极支持移民口外。同时清末直至民国，频繁的自然灾害和战乱也迫使民众远走口外。在政府倡导和自身求存的双重作用下，“走西口”活动达到了规模更大、时间更集中的第二次高峰期。内蒙古地区的汉人，到1912年超过150万，至1937年则逾371万。再加上当时大量的“雁行人”的存在，“走西口”的人数要远远超过上述数字。
离走他乡艰辛开拓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苦在心头，这一去要多少时候，盼你也要白了头……”这首在晋、蒙、陕、冀交界处家喻户晓、广为流传的悲怆而哀婉的歌曲《走西口》，反映出“走西口”那段历史的悲凉与苦难。
极端贫困是引发这场“迁徙”的最根本原因。清代中前期，土地贫瘠的晋西北、雁北、陕北地区与冀、鲁、豫地区自然灾害频仍，十年九旱。山西民谣“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正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即便是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晋中地区也因地少人多，迫使面临失去土地的人们远走经商。地旷人稀的口外，成为他们摆脱艰难困境、另觅生路的理想选择。
从身份上看，“走西口”的人群大体上分为3类：一是山西、陕西北部地区无地或仅有少数贫瘠土地无力养家糊口的贫苦农民以及一部分手工业者，如木工、陶工毡匠、泥瓦匠等等。他们迫于生计，无奈奔走他乡，是“走西口”的主体；二是到口外从事贸易活动的商人，这些人主要来自晋中地区；最后就是一些躲避兵役和逃避官司的人。
从地域上看，“走西口”的人群在晋西北主要是保德、河曲、偏关人，雁北多为朔县、平鲁、山阴县人，晋中主要有平遥、祁县、太谷人，而陕北则多来自府谷、神木、榆林、横山、靖边、定边等县。此外还有部分山东、直隶、河南等省的移民。
从性别与年龄结构上看，清代相当长一段时期里，由移民政策、口外的自然条件等因素决定，进入内蒙西部地区的“走西口”民众以年轻男性为主，直至清末内蒙古全面解禁后，口外迁入人口的性别结构才逐渐趋于平衡，年龄结构呈现多样化。
“走西口”活动分为暂时迁移型和永久定居型两种。最初意义的“走西口”人主要以季节性出边者居多，称为“雁行”，数量较少。“百姓春种秋回，谓之雁行。”(《旅程日记》)口外地区地广人稀，对劳动力的需求很大，但因冬长夏短，农闲时间长，无需终年雇工；同时，由于清初严禁出“口”汉民携带家眷，于是春去秋返的“雁行”成为当时最主要的迁移方式。雍正以后，逐渐由“雁行”发展为定居。举家迁移的定居型移民与“雁行人”的迁移路线大体上是一致的，为数不少的定居移民也是由“雁行人”沉淀而来。
篇5：不走西口诗歌
翻过那座高高的山梁
男人就陷进了偌大的褶皱
黄土与时空相互妥协出的裂痕
断了血脉一样张开着口，任凭饥饿和干渴
不敢想象的微小
一粒砂子，甘愿任风赶着，路上一只羊朝他叫着
无边的沟壑、堵天的厚土
肤色越来越黑，太阳在一天一天地沉沦
反反复复念着自己的名字
一遍又一遍记下自己的身影
男人生最害怕忘记了自己
唱起了信天游，黄土地就会起起落落
听到了走西口，盘山的.小道
开始千回百转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实在难留”
听不见西口的风声，后生还是后生
九套弯里劈开水路的才可谓艄公
男人，要走出西口
窑洞前，西北风在晃动
吹咧了窗户，冰冻了木桶
女人暖着一个空洞洞的夜
出逃的心悬在星下
要走向哪里
此时黄河的水正波光淋淋
走西口呀
曾经的，西北汉子的魔咒
多少人，多少个世纪都束手无策的魔咒
熄灭灯，让女人惊颤的魔咒
切断了山，让男人绝望的魔咒
篇6：走西口观后感
《走西口》在央视热播月余，却一直无法点燃心底的观看热情。一是疲于每天二集的等待，鄙人性子急，口渴后98度的开水也能往嘴里灌，被女儿称之为“铁嘴”，可惜铁的不在地方，如果铁在神侃上，还能为人生增添光彩;二是主观断定此剧与《闯关东》雷同，把宝贵的时间虚掷在复制的故事上与犯罪无别;三是本人濒临退休，如果来部“走南方”一定会好好观赏，为退休后的生活储备粮草。恰逢春节，每天昼夜不分，枕头、被子都强烈抗议了，为打发时间，方从网络上走进了《走西口》。
《走西口》是一部恢弘的历史画卷，也是劳动人民的血泪史、奋斗史、革命史。可能因为晋商在中国历史上久负盛名的缘故，《走西口》又独具特色。
电视剧的开篇是凄惨的，走进它，第一个画面就牢牢地拴住了我的眼球，心也随着剧情的发展提着，有种彻骨的痛。虽然镜头里没描述田家大院仆人如云的辉煌，但当列组列宗寄予厚望的田耀祖将家财输尽的瞬间，应该有第二个田家掌门的男性来应对危机，可是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却只有昔日养尊处优的两代弱女子，她们如何度过天塌地陷的危机?如何将人生走下去?如何带大田家唯一的血脉——本剧主角田青?带着种种疑问，我用三天的时间一睹为快。
成功的电视剧都有一个魂，一个故事演绎的主轴。而本部电视的主线就是田家老太太——即田青的奶奶，临终前念念不忘的“仁义礼智信”田家代代相传的祖训。虽然随着剧情的发展，其意义发生着改变。但能博得我共鸣的，还是开篇的阐述。“大忠大爱是为仁，大孝大勇是为义，修齐治平是为礼，大恩大恕是为智，公平合理是为信”。
大忠大爱是为仁。没有忠，没有爱，何来仁?因为田家老太太、少奶奶昔日的忠与爱，在夏三威逼淑贞为妾的关键时刻，徐木匠方能挺身而出，智斗仇人，倾囊相助，为田家少奶奶购筑栖息的小屋，让田家香火得以延续。她们用仁换来了忠与爱，换来汪洋大海中绝处逢生的小船。应该说，剧中朴实、憨厚的山西人都是仁义的，因为忠，田青方能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因为爱，深爱田青的杏花和翠翠才能演绎出不能同日生，但求同日死的荡气回肠的爱的挽歌;同样因为爱，土匪头子刘一刀在最后一刻，才能解开郁积长久的仇恨心结，放田青一条生路，抱着爱妻、爱女的灵牌踉跄而坚定离去。没有忠与爱的人生即使整天挥金如土也是失败的，同样没有忠与爱的`故事不能成为故事，何谈博得观众掌声。
大孝大勇是为义。血性男儿孝为先，只有心中存有一颗孝顺之心，关键时刻才能迈出勇敢的脚步，实现“义“的归属。田青无疑是孝子的典范，否则不会在小小年纪做出走西口的勇敢决定，同时，他更是有情有义的山西汉子，为了木讷、懒惰且心胸狭窄的梁满囤、路上结识的南瓜及同陷困境的同乡，总能将大家共同的安危摆在首位。因为义，他才能感动龚文佩，数次落难都能在小小的莜面馆中找到温暖;因为义，方能使报复心强、守财奴式的裘老板冰释前嫌，将田青带入经商的门坎。
修齐治平是为礼。与现今社会倡导的和谐理念不谋而合。人，只要具备良好的修养，凡事以和为先，平安为本，就是贡献给社会的最好礼物。我认为剧中人物田丹丹不失为“礼“的典范。小时候，为给弟弟嘴里留口粮，欣然接受母亲安排，去梁家做童养媳，带大了小老公，为弟弟田青的健康成长做出牺牲;面对丈夫的一纸休书，她只是将痛苦深深埋在心里，一再嘱咐弟弟不要报复薄情寡义的负心汉;重病缠身后，为了不让妈妈担心，隐瞒病情，始终微笑着面对亲人，把痛苦留给自己，把快乐带给别人。
大恩大恕是为智。知恩图报，以怨报德，换位思考，不计前嫌，是做人的最大智慧，否则怨怨相报何时了!田青年纪不大，懂得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凡事能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巧用饶恕，化敌为友。为了裘老板临终前的嘱托，凭着超人的聪颖，救活了裘记皮匠铺，同时也壮大了自己。同时也告诉我们，无论在工作或生活中，都要常怀一颗感恩心，宽恕小人，这样才会开心每一天。人生短暂，几十年光阴稍纵即逝，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只要身体健康，何必作茧自缚。
公平合理是为信。公平合理不仅在生意场上需具备，在企业人性化的管理上更显重要。公平合理，能引来回头客，创立金钱无以衡量的“品牌”;公平合理，能最大限度激发员工努力工作的激情，充分发挥潜能;公平合理，更是诚信的根本。《走西口》这部电视剧中，“信”是商人成功的筹码。信者，人言也。远古时没有纸，经验技能均靠言传身教。那时的人纯真朴素，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故而真实可靠。因为信，田青最终感动梁满囤，使其舍身抢回被抢房契与救命的银子。
到了剧末，作为晋商的田青在参加革命时，对于祖训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仁义礼智信”又有了新的内涵：“世界大同是为仁，祖国山河是为义，家国天下是为礼，刚柔相济是为智，一诺千金是为信”。即为“仁爱、忠义、礼和、睿智、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