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人民调解协议书有效

判决人民调解协议书有效（共7篇）

篇1：判决人民调解协议书有效

未经配偶同意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请阅读最高人

民法院的判决书

北京姜德福律师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 裁判要点：股权仍属于商法规范内的私权范畴，其各项具体权能应由股东本人独立行使，不受他人干涉。在股权流转方面，我国《公司法》确认的合法转让主体也是股东本人，而不是其所在的家庭。艾梅、张新田与刘小平、王鲜、武丕雄、张宏珍、折奋刚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判 决 书（2014）民二终字第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艾梅。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新田。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小平。原审第三人：王鲜。原审第三人：武丕雄。原审第三人：张宏珍。原审第三人：折奋刚。上诉人艾梅、张新田为与被上诉人刘小平及原审第三人王鲜、武丕雄、张宏珍、折奋刚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陕民二初字第 000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王宪森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殷媛、代理审判员张雪楳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郑琪儿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艾梅、张新田系夫妻关系。2011年10月26日，张新田与刘小平签订一份《协议》，约定：张新田自愿将其在榆林市榆阳区常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工贸公司）的原始股份额660万元以13200万元转让刘小平，刘小平在签订本《协议》时支付定金1000万元。工贸公司与刘小平签订正式合同、移交相关手续、变更工商登记后支付50%，余款在刘小平进入榆林市常乐堡煤矿及移交财物、资产证件等手续时一次性付清。张新田保证其股份有绝对排他权利，否则，按《协议》第六条承担责任。该《协议》第六条约定：“本协议签订后应诚实守信，不得违约，不得解除，不得主张无效。否则，协议价款如数归还，还应向对方赔偿经济损失，损失额为本协议价款的总额；若所转让的股份按市场交易价已超过协议价款总额的两倍以上时，执行市场价格超出总份额部分的标准予以赔偿。”该《协议》还对其他事项作了约定。刘小平按《协议》约定向张新田支付定金1000万元人民币，张新田向刘小平出具了1000万元的收条。同年12月16日，双方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张新田自愿将其在工贸公司的500万元原始股份转让给刘小平，转让价款为18960万元。刘小平在协议签订时先付张新田1000万元，待刘小平进入榆林市常乐堡煤矿，张新田将财务、财产等相关手续移交完毕后，刘小平再付9000万元。余款待刘小平变更为榆林市常乐堡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乐堡矿业公司）董事后一次性付清。张新田保证转让的股份权属清楚，无任何他项权利设定。若产生纠纷，由张新田负责处理，给刘小平造成的损失，张新田按该协议第六条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该协议第六条的约定与2011年10月26日《协议》第六条的约定相同。协议还约定，在本协议签订后7日内，保证刘小平进入榆林市常乐堡煤矿，工贸公司的一切合法权益由刘小平享有。该协议还对其他事项作了约定。在该协议签订的当天，刘小平按协议约定向张新田支付1000万元人民币，张新田向刘小平出具了1000万元的收条。上述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刘小平共向张新田付款7600万元。张新田按刘小平的要求，将其在工贸公司的股权分别变更为：刘小平占14.28%，王鲜占 10.99%，武丕雄占5.49%，张宏珍占10.99%，折奋刚占13.18%，总计变更在刘小平及四位第三人名下的股权为54.93%。同时，刘小平以20277万元收购了工贸公司85位隐名股东的全部股权。还查明：2004年12月22日，设立工贸公司的登记申请书载明的股东为：张新田、赵世有、张贵华、许国华、张和平。2011年12月19日，张新田按照协议约定，在榆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榆阳分局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工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新田变更为刘小平，股东变更为刘小平、折奋刚、张宏珍、王鲜、武丕雄。2011年12月26日，张新田将7600万元付款全部退回刘小平。还查明：2004年12月25日设立工贸公司的验资报告附的“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载明：工贸公司的股东为张新田货币出资1170万元，享有54.94%的股权。但根据张新田与刘小平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张新田向刘小平转让的股权额为1160万元。2012年5月23日，艾梅、张新田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

1、确认张新田与刘小平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2、刘小平返还张新田在工贸公司持有的54.93%的股权。案件受理费由刘小平负担。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股东张新田转让股权是否应当经其妻艾梅同意，否则，股权转让行为无效。首先，我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

（二）》第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以一方名义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额，另一方不是该公司股东的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将出资额部分或者全部转让给该股东的配偶，过半数股东同意，其他股东明确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的股东；

（二）夫妻双方就出资额转让份额和转让价格等事项协商一致后，过半数股东不同意转让，但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转让出资所得财产进行分割。过半数股东不同意转让，也不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视为同意转让，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用于证明前款规定的过半数股东同意的证据，可以是股东会决议，也可以是当事人通过其他合法途径取得的股东的书面声明材料。”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股东转让股权必须征得过半数股东的同意，并非必须征得其配偶的同意。即使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系夫妻共同财产，但非公司股东的配偶，要成为公司的股东，还须征得其他股东的同意，只有在其他股东明确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股东的配偶才可以成为该公司的股东。在过半数股东不同意转让，但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情况下，只能对转让出资所得财产进行分割。综上，股东转让股权必须征得过半数股东的同意，并非必须要征得其配偶的同意。上述法律规定，体现了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法律特征。虽然，股权的本质为财产权，但我国《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据此，股权既包括资产收益权，也包括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所以，股权并非单纯的财产权，应为综合性的民事权利。故我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及《婚姻法解释

（二）》第十六条规定了股东转让股权必须征得过半数股东的同意，并非必须征得其配偶的同意。且我国现行法律和行政法规没有关于配偶一方转让其在公司的股权须经另一方配偶同意的规定。从本案股权转让的事实看，张新田转让其在工贸公司1160万元的出资予刘小平，获得32160万元的对价；同时，刘小平受让了工贸公司其余85位隐名股东的全部股权；工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张新田变更为刘小平，并在工商部门进行了变更登记，艾梅应当知道其夫张新田转让股权的事实。其次，虽然涉案股权系张新田与其妻艾梅的共有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贯彻民法通则意见》）第89条规定了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该条“但书”又规定：“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再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

（一）》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根据该条的立法本意，因夫妻之间存在着特殊的身份关系，故夫妻之间相互享有家事代理权。在本案中，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的原始出资额为1160万元，但转让价款为32160万元，是原始出资额的27.7倍，且刘小平已按约支付了7600万元的价款，并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刘小平有理由相信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系艾梅、张新田夫妇的共同意思表示，也足以证明刘小平受让该股权符合善意取得的法律规定，且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并不存在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刘小平不但受让了张新田在工贸公司的股权，而且以20277万元收购了工贸公司85位隐名股东的全部股权，实际上刘小平及第三人折奋刚、张宏珍、王鲜、武丕雄收购了工贸公司。综 上，艾梅、张新田夫妇主张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理由依法不能成立。依据《公司法》第四条、第七十二条，《婚姻法解释

（一）》第十七条、《婚姻法解释

（二）》第十六条，《贯彻民法通则意见》第89条的规定，判决：驳回艾梅、张新田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49800元，由艾梅、张新田负担。艾梅、张新田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

（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如果双方没有特别约定，一方以夫妻共有的财产投资入股，相应的股权为夫妻共有财产。所以，因夫妻一方擅自转让其名下的股权，首先适用民法、婚姻法的规定。当股东因是否有权单方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引起的纠纷并不涉及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也不属于股东之间、公司与股东之间、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等公司法律关系，因此，作为调整商事行为的公司法处于适用的次要地位。本案涉及的是股权转让过程中，张新田是否有权单方处置夫妻共有的股权，刘小平的购买行为是否属于善意取得。而依据《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无法得出“股权转让并非必须征得其配偶的同意”的观点。《婚姻法解释

（二）》第十六条是对处理离婚过程中如何分割以一方名义在有限公司的出资所做的规定，该条规定内容与本案无关。一审判决引用《贯彻民法通则意见》第89条规定，同时又引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明显存在矛盾和错误。

（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程序均有错误。

1、刘小平购买张新田股权的行为不属于善意第三人。善意的判断标准，应该是受让人不知道且无义务知道转让人无权处分，如果其知道或应当知道的，则不构成善意。在刘小平与张新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对张新田有配偶是明知的，且上述股权是夫妻共同财产，其收购股权应当征得共有人的同意。刘小平在取得其他八十多位小股东股权时，转让方均是夫妻共同签字确认。一审判决以夫妻之间具有家事代理权、且转让价款大大高于实际投入为由，推定刘小平属于善意第三人不能成立。

2、一审判决回避本案实质上是转让中外合资企业的股权和采矿权，侵犯了艾梅、张新田的诉讼权利。从合同内容看，刘小平名义上是受让工贸公司的股权，实际是受让常乐堡矿业公司的股权并取得矿权，该转让行为均需审批。因此，本案合同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无效。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艾梅、张新田的一审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刘小平答辩称：

（一）原审判决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问题。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而不是家庭财产纠纷，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常识，本案应当优先适用作为民法特别法的公司法。艾梅、张新田关于原审判决引用的法律明显存在矛盾和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案中，张新田作为出让人所出让的涉案股权并不属于夫妻共同共有财产，当然也不存在作为股东的张新田无权处分的问题，也不涉及只有在无权处分情况下才适用的善意第三人的规定，更不能因为张新田未征得艾梅同意而否定其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合法有效性。即使将股权假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也不能否定刘小平作为善意第三人的事实。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中记载所转让的是工贸公司的股权，而不是中外合资企业常乐堡矿业公司的股权，更不是常乐堡矿业公司的采矿权。综上，请求驳回艾梅、张新田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本院经二审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关于张新田与刘小平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认定问题。原审判决驳回艾梅、张新田主张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艾梅、张新田为此向本院提起上诉，其理由之一是：夫妻一方擅自转让其名下的股权，另一方诉请确认无效，实际是家庭财产纠纷，首先应当适用民法、婚姻法的规定，作为调整商事行为的公司法处于适用的次要地位。本院认为，艾梅、张新田提起本案诉讼，所依据的是张新田与刘小平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并提出确认协议无效、返还股权的诉讼请求。因此，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的是股权转让合同法律关系，本案案由亦确定为股权转让纠纷。故对本案的处理应当适用我国《合同法》、《公司法》的相关调整股权转让交易的法律规范，而不应适用调整婚姻及其财产关系的法律规定。艾梅、张新田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艾梅、张新田提出的股权转让未经艾梅同意，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股权作为一项特殊的财产权，除其具有的财产权益内容外，还具有与股东个人的社会属性及其特质、品格密不可分的人格权、身份权等内容。如无特别约定，对于自然人股东而言，股权仍属于商法规范内的私权范畴，其各项具体权能应由股东本人独立行使，不受他人干涉。在股权流转方面，我国《公司法》确认的合法转让主体也是股东本人，而不是其所在的家庭。本案中，张新田因转让其持有的工贸公司的股权事宜，与刘小平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双方从事该项民事交易活动，其民事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明确，协议内容不违反我国《合同法》、《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该股权转让协议应认定有效。艾梅、张新田的该项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艾梅、张新田提出的本案所涉合同“名为股权转让实为矿权转让”，应当认定无效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2011年10月26日、12 月16日，张新田与刘小平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张新田将其在工贸公司的原始股份额660万元、500万元，以13200万元、18960万元转让给刘小平。协议中约定了部分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同时约定余款在刘小平进入榆林市常乐堡煤矿、张新田将财务和资产证件等手续移交完毕、刘小平变更为常乐堡矿业公司董事等事项后支付。此后，刘小平依约向张新田支付股权转让款7600万元，工贸公司进行了股东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亦由张新田变更为刘小平。上述约定及履行情况表明，双方就转让工贸公司的股权达成了一致的意思表示，刘小平作为受让方依照约定向张新田支付了部分股权转让款，双方亦在工商管理部门进行了股东变更登记。协议中虽有刘小平进入榆林市常乐堡煤矿、刘小平变更为常乐堡矿业公司董事等相关约定，但该约定属双方为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而设定的条件，并不改变刘小平受让工贸公司股权的交易性质及事实。工贸公司系常乐堡矿业公司的股东，采矿权也始终登记在常乐堡矿业公司的名下，因此，本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不存在转让采矿权的内容，实际履行中亦没有实施转让采矿权的行为，艾梅、张新田的该项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案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关于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但其引用《贯彻民法通则意见》、《婚姻法解释

（一）》、《婚姻法解释

（二）》的相关规定作为判决依据属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艾梅、张新田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49800元，由艾梅、张新田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宪森审 判 员

殷 媛代理审判员

二十八日书 记 员

郑琪儿

张雪楳二〇一四年五月

篇2：判决人民调解协议书有效

甘 肃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1）甘民二终字第9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州工业园区海富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亦斌，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计静怡，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涂海涛，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甘肃世恒有色资源再利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波，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孙赓，甘肃德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香港迪亚有限公司（WISDOM ASIA LIMITED）。

法定代表人：陆波，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孙赓，甘肃德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陆波，女，汉族。

委托代理人：孙赓，甘肃德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苏州工业园区海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富公司）为与被上诉人甘肃世恒有色资源再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恒公司）、香港迪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亚公司）、陆波公司增资纠纷一案，不服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兰法民三初字第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海富公司委托代理人计静怡、涂海涛，世恒公司、迪亚公司及陆波委托代理人孙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11月1日前，甘肃众星锌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星公司)作为甲方、海富公司作为乙方、迪亚公司作为丙方、陆波作为丁方，共同签订一份《甘肃众星锌业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书》（以下简称《增资协议书》），其中约定：甲方注册资本为384万美元，丙方占投资的100％，各方同意乙方以现金2000万元人民币对甲方进行增资，占甲方增资后总注册资本的3.85％，丙方占96.15％。依据本协议内容，丙方与乙方签订合营企业合同及修订公司章程，并于合营企业合同及修订后的章程批准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将认缴的增资款汇入甲方指定的账户。合营企业合同及修订后的章程，在报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后生效。乙方在履行出资义务时，丁方承诺于2007年12月31日之前将四川省峨边县五渡牛岗铅锌矿过户至甲方名下。本次募集的资金主要用于以下项目：

1、收购甘肃省境内的一个年产能大于1.5万吨的锌冶炼厂；

2、开发四川省峨边县牛岗矿山；

3、投入500万元用于循环冶炼技术研究。第七条特别约定第一项：本协议签订后，甲方应尽快成立“公司改制上市工作小组”，着手筹备安排公司改制上市的前期准备工作，工作小组成员由股东代表和主要经营管理人员组成。本协议各方应在条件具备时将公司改组成规范的股份有限公司，并争取在境内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第二项业绩目标约定:甲方2008年净利润不低于3000万元人民币。如果甲方2008年实际净利润完不成3000万元，乙方有权要求甲方予以补偿，如果甲方未能履行补偿义务，乙方有权要求丙方履行补偿义务。补偿金额=(1-2008年实际净利润／3000万元)×本次投资金额。第四项股权回购约定：如果至2010年10月20日，由于甲方的原因造成无法完成上市，则乙方有权在任一时刻要求丙方回购届时乙方持有之甲方的全部股权，丙方应自收到乙方书面通知之日起180日内按以下约定回购金额向乙方一次性支付全部价款。若自2008年1月1日起，甲方的净资产年化收益率超过10％，则丙方回购金额为乙方所持甲方股份对应的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若自2008年1月1日起，甲方的净资产年化收益率低于10％，则丙方回购金额为(乙方的原始投资金额-补偿金额)×(1+10％×投资天数／360)。此外，还规定了信息披露约定、违约责任等，还约定该协议自各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与协议文首注明之签署日期生效。协议未作规定或约定不详之事宜，应参照经修改后的甲方章程及股东间的投资合同(若有)办理。

2007年11月1日，海富公司作为甲方、迪亚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中外合资经营甘肃众星锌业有限公司合同》（以下简称《合资经营合同》），有关约定为：众星公司增资扩股将注册资本增加至399.38万美元，甲方决定受让部分股权，将众星公司由外资企业变更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在合资公司的设立部分约定，合资各方以其各自认缴的合资公司注册资本出资额或者提供的合资条件为限对合资公司承担责任。甲方出资15.38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3.85％;乙方出资384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96.15％。甲方应于本合同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向合资公司缴付人民币2000万元，超过其认缴的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部分，计入合资公司资本公积金。在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关于合资公司利润分配部分约定：合资公司依法缴纳所得税和提取各项基金后的利润，按合资方各持股比例进行分配。合资公司上一个会计年度亏损未弥补前不得分配利润。上一个会计年度未分配的利润，可并入本会计年度利润分配。还规定了合资公司合资期限、解散和清算事宜。还特别约定：合资公司完成变更后，应尽快成立“公司改制上市工作小组”，着手筹备安排公司改制上市的前期准备工作，工作小组成员由股东代表和主要经营管理人员组成。合资公司应在条件具备时改组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并争取在境内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如果至2010年10月20日，由于合资公司自身的原因造成无法完成上市，则甲方有权在任一时刻要求乙方回购届时甲方持有的合资公司的全部股权。合同于审批机关批准之日起生效。在《中外合资经营甘肃众星锌业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第六十二条、六十三条与《合资经营合同》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内容相同。之后，海富公司依约于2007年11月2日缴存众星公司银行账户人民币2000万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114.7717万元，资本公积金1885.2283万元。2008年2月29日，甘肃省商务厅甘商外资字[2008]79号文件《关于甘肃众星锌业有限公司增资及股权变更的批复》同意增资及股权变更，并批准“投资双方于2007年11月1日签订的增资协议、合资企业合营合同和章程从即日起生效”。随后，众星公司依据该批复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2009年6月，众星公司经甘肃省商务厅批准，到工商部门办理了名称及经营范围变更登记手续，名称变更为甘肃世恒有色资源再利用有限公司。另据工商年检报告登记记载，众星公司2008年度生产经营利润总额26858.13元，净利润26858.13元。

2009年12 月,海富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世恒公司、迪亚公司、陆波向其支付协议补偿款1998.2095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及其它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案件的争议焦点为：

1、《增资协议书》第七条第(二)项内容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2、《增资协议书》第七条第(二)项内容如果有效，世恒公司、迪亚公司、陆波应否承担补偿责任。

双方当事人为达到融资、投资目的而签订《增资协议书》，本案是因履行该协议条款引起的诉争，涉及对《增资协议书》条款法律效力的认定，因此，该协议条款内容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同时，《增资协议书》条款内容涉及合资经营企业世恒公司，也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审查，《增资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但第七条第(二)项内容即世恒公司2008年实际净利润完不成3000万元，海富公司有权要求世恒公司补偿的约定，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八条关于企业净利润根据合营各方注册资本的比例进行分配的规定，同时，该条规定与《公司章程》的有关条款不一致，也损害公司利益及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五)项的规定，该条由世恒公司对海富公司承担补偿责任的约定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约定无效，故海富公司依据该条款要求世恒公司承担补偿责任的诉请，依法不能支持。由于海富公司要求世恒公司承担补偿责任的约定无效，因此，海富公司要求世恒公司承担补偿责任失去了前提依据。同时，《增资协议书》第七条第(二)项内容与《合资经营合同》中相关约定内容不一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应以《合资经营合同》内容为准，故海富公司要求迪亚公司承担补偿责任的依据不足，依法不予支持。陆波虽是世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在世恒公司的行为代表的是公司行为及利益，并且《增资协议书》第七条第(二)项内容中，并没有关于由陆波个人承担补偿义务的约定，故海富公司要求陆波个人承担补偿责任的诉请无合同及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至于陆波未按照承诺在2007年12月31日之前将四川省峨边县五渡牛岗铅锌矿过户至世恒公司名下，涉及对世恒公司及其股东的违约问题，不能成为本案陆波承担补偿责任的理由。

综上，海富公司的诉请依法不能支持，世恒公司、迪亚公司、陆波不承担补偿责任的抗辩理由成立。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条第二款、第二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海富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5612.3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法院邮寄费700元，合计161312.30元，均由海富公司承担。

海富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㈠、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

1、《增资协议书》第七条第(二)项是针对世恒公司不能完成净利润目标应承担何种责任的约定，该约定虽与企业净利润有关，但绝非合营企业利润分配的约定，一审判决认定此条款系对合营企业利润分配的约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

2、《增资协议书》与《公司章程》、《合资经营合同》不是针对同一种法律关系而前后形成的文件。《增资协议书》仅是名义上的 “增

资协议”，其内容实际上是关于众星公司募集资金进行公司股份制改造上市的一揽子协议书。并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所指合营企业协议，从主体上而言，《合资经营合同》是海富公司与迪亚公司签署的，《增资协议书》却是四方签署的，一审判决将《增资协议书》等同为法律规定的合营企业协议，并进而认为《增资协议书》与《合资经营合同》有抵触属于认定法律事实不清。㈡、一审判决认定法律关系错误。

1、《增资协议书》第七条第(二)项的约定是四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实质为四方当事人关于募集资金进行股份制改造并进而上市的文件，不是为了增资一种法律关系而设立，其包含了一系列的法律关系，但都是指向公司最终上市的目标，是除对增资外，上诉人的投资行为的约定和保障条款，未损害被上诉人的权益。

2、《增资协议书》第七条第(二)项的约定符合等价有偿的合同法原则，不存在权利义务失衡、有失公正等情形。上诉人以支付20倍的股权溢价形式向世恒公司投资，这种投资模式本身有别于普通的股权增资，而体现的是一种高风险投资，其最终追求的目标是被上诉人一上市后上诉人作为原始股东的股价增长而获益。

3、所谓保底条款，一般是指投资方无论融资方经营的结果亏盈，都有权收回出资和收取固定利润的条款。结合本案及《增资协议书》第七条第(二)项并对照保底条款的法律概念，《增资协议书》第七条的特别约定并非司法实践中的“保底条款”。㈢、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明显错误。

1、一审判决援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八条等条款进行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增资协议书》第七条第(二)项的约定，不是关于“增资”的约定，而是关于“溢价”款未能按照约定的特定的用途进行投资而造成公司无法完成上市前期的企业业绩目标而应当承担责任的约定，《公司法》并没有禁止公司不可以对向公司投资的股东承担责任的条款，所以《增资协议书》第七条第(二)项的约定是合法有效的。综上，海富公司请求二审法院：

1、撤销一审判决，支持其诉讼请求；

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保全费、邮寄费及其它相关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世恒公司、迪亚公司、陆波共同答辩称：

1、一审判决认定《增资协议书》第七条第（二）项的内容无效，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适用法律正确。《增资协议书》第七条第（二）项的内容，违反《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强制性规范，属海富公司滥用股东地位，为公司设定债务，损害世恒公司合法权益的条款，并且违反《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实施条例》关于合资企业利润分配的强制性规定，实为不分担公司任何经营风险，固定地获取巨额收益，明显属于“保底条款”，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因此，应依法确认无效。该《增资协议书》虽然经甘肃省商务厅审查批准生效，但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第三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可以确认无效，不受审批机关审批的影响。

2、《增资协议书》第七条第（二）项实际已不复存在，海富公司以此为依据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系滥用诉权，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增资协议书》订立后，海富公司与迪亚公司订立了《合资经营合同》与《公司章程》，并经甘肃省商务厅批准，世恒公司由迪亚公司独资公司变更为双方合资的有限公司。双方依照《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以及《实施条例》的规定，在《合资经营合同》及《公司章程》中，明确约定合资企业的利润按出资比例分配，上一年度亏损未得到弥补前不得分配利润。海富公司与迪亚公司形成了合资经营法律关系，《增资协议书》第七条第（二）项的约定已变更，被《合资经营合同》及《公司章程》相关约定所取代，双方应按上述法律规定分担经营风险，海富公司再以《增资协议书》第七条第（二）项要求利润补偿款没有依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合营企业协议与合营企业合同有抵触时，以合营合同为准。《增资协议书》

第七条第（二）项的内容与《合资经营合同》、《公司章程》上述内容明显存在实质性的抵触和冲突，《增资协议书》第七条第（二）项对各方已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海富公司以此主张权利，显然没有依据。

3、海富公司主张陆波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任何根据。陆波个人依《合资经营合同》及《公司章程》规定，履行公司法定代表人职责，属于公司职务行为。而且，《增资协议书》、《合资经营合同》或《公司章程》都没有为陆波个人设立权利义务。故海富公司要求陆波个人承担连带责任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综上，海富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涉港民事纠纷参照涉外程序进行审理，故涉港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但本案当事人在发生争议之前或之后均未做出选择，因此应当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本案应适用的法律。由于本案所涉《增资协议书》签订地、履行地均在内地，根据上述原则，本案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处理争议的准据法。

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以及庭审质证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增资协议书》第七条第(二)项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本案中，海富公司与世恒公司、迪亚公司、陆波四方签订的协议书虽名为《增资协议书》，但纵观该协议书全部内容，海富公司支付2000万元的目的并非仅享有世恒公司3.85%的股权（计15.3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14.771万元），期望世恒公司经股份制改造并成功上市后，获取增值的股权价值才是其缔结协议书并出资的核心目的。基于上述投资目的，海富公司等四方当事人在《增资协议书》第七条第(二)项就业绩目标进行了约定，即“世恒公司2008年净利润不低于3000万元人民币。如果世恒公司2008年实际净利润完不成3000万元，海富公司有权要求世恒公司予以补偿，如果世恒公司未能履行补偿义务，海富公司有权要求迪亚公司履行补偿义务。补偿金额=(1-2008年实际净利润／3000万元)×本次投资金额”。对于四方当事人就世恒公司2008年净利润不低于3000万元人民币的约定，因该约定仅是对目标企业盈利能力提出要求，并未涉及具体分配事宜；且约定利润如实现，世恒公司及其股东均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合资经营合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获得各自相应的收益，也有助于债权人利益的实现，故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而四方当事人就世恒公司2008年实际净利润完不成3000万元，海富公司有权要求世恒公司及迪亚公司以一定方式予以补偿的约定，则违反了投资领域风险共担的原则，使得海富公司作为投资者不论世恒公司经营业绩如何，均能取得约定收益而不承担任何风险。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四条第二项关于“企业法人、事业法人作为联营一方向联营体投资，但不参加共同经营，也不承担联营的风险责任，不论盈亏均按期收回本息，或者按期收取固定利润的，是明为联营，实为借贷，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应当确认合同无效”之规定，《增资协议书》第七条第(二)项该部分约定内容，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应认定无效。海富公司除已计入世恒公司注册资本的114.771万元外，其余1885.2283万元资金性质应属名为投资，实为借贷。虽然世恒公司与迪亚公司的补偿承诺亦归于无效，但海富公司基于对其承诺的合理信赖而缔约，故世恒公司、迪亚公司对无效的法律后果应负主要过错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世恒公司与迪亚公司应共同返还海富公司1885.2283万元及占用期间的利息，因海富公司对于无效的法律后果亦有一定过错，如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则不能体现其应承担的过错责任，故世恒公司与迪亚公司应按同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计付利息。

因陆波个人并未就《增资协议书》第七条第(二)项所涉补偿问题向海富公司作出过承诺，且其是否于2007年12月31日之前将四川省峨边县五渡牛岗铅锌矿过户至世恒公司名下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故海富公司要求陆波承担补偿责任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关于世恒公司、迪亚公司、陆波在答辩中称《增资协议书》已被之后由海富公司与迪亚公司签订的《合资经营合同》取代，《增资协议书》第七条第（二）项对各方已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主张。因《增资协议书》与《合资经营合同》缔约主体不同，各自约定的权利义务也不一致，且2008年2月29日，在甘肃省商务厅甘商外资字[2008]79号《关于甘肃众星锌业有限公司增资及股权变更的批复》中第二条中明确载明“投资双方2001年11月1日签订的增资协议、合资企业合营合同和章程从即日起生效”。故其抗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导致部分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项、第（三）项、第一百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兰法民三初字第71号民事判决主文；

二、甘肃世恒有色资源再利用有限公司、香港迪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共同返还苏州工业园区海富投资有限公司1885.2283万元及利息（自2007年11月3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计算）。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55612.3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法院邮寄费7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5612.30元，合计316924.60元，由甘肃世恒有色资源再利用有限公司负担200000元，苏州工业园区海富投资有限公司负担116924.60元。

篇3：判决人民调解协议书有效

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和谐, 促使诉讼双方心平气和解决问题。创造和谐社会, 让人民安居乐业是党中央一直大力倡导, 积极推动, 并在实践中不断强化的治国安邦之策。而促进社会稳定要从最基础的社会细胞做起, 就是每个家庭, 每个自然人。民事诉讼案件的涉及对象恰恰是这两类, 处理好了, 双方认同接受, 处理不好双方矛盾激化, 导致最后出现一方或双方过激行为, 造成不稳定、不和谐。这其中,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诉讼案件多调解, 少判决就非常必要。比如像近年来经常出现的医疗事故纠纷, 多数是患者对医院的治疗结果或效果不满意提起诉讼, 这样的民事诉讼案件就不宜采用简单判决的方式。让诉讼双方多交流, 充分交换意见, 尤其是医院方面的举证责任一定要做好, 先解决诉讼患者的“怨气”才能为案件审理、调解打下良好的基础。提出各自都能接受的底线, 期间做好沟通工作非常重要。如果只是简单判决, 人民法院是“省事”了, 可往往会引起不良后果。

前一阶段出现的北京某医院患者伤害医院医生案, 就是典型的诉讼者对法院判决不满, 从而把怨气转到医护人员身上, 引起悲剧。而这样的事件近年呈现上升趋势, 不能不引起人民法院的注意和足够的警惕。安徽马鞍山市一家医院发生医生、护士三人被患者致死案, 起因也是患者对法院判决结果不满, 嫌医院赔偿的太少, 泄愤杀人, 在社会造成很大震动和影响。这里需要注意的问题是, 提出诉讼者对法院的判决不满, 除了提出上诉外, 一般不找人民法院的“麻烦”, 往往是对诉讼对象产生怨恨, 从而做出过激行动。这对人民法院的民事诉讼案件审理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人民法院在判决时必须想到这份判决会引起什么样的后续效应, 提前做好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工作。从这点来说, 调解结案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有利于增进诉讼双方的亲情, 维护家庭关系的稳定。近年来, 因为个人经济生活的活跃, 涉及到家庭内部的民事诉讼案件越来越多。审理这类民事案件一定要多调解、少判决, 才能增进诉讼双方的亲情。从表面现象看, 人民法院就是审理诉讼案件, 家庭内部的人情、亲情的浓淡与之没有什么关系, 在道理上也没有说不过去的地方。看上去似乎有一定道理, 但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诉讼案件时能够以自己的调解方式成功化解家庭内部矛盾, 增进诉讼双方的亲情, 是不是更会受到当事者的欢迎。家庭内部民事诉讼案件一般都和财产继承、房产分拆、房屋拆迁补偿分配等有关, 从亲情角度上说, 调解工作做好了, 家庭内部人员可能就不“撕破脸皮”, 在诉讼双方或者几方都可以接受的前提下“皆大欢喜”。而简单的判决, 恰恰把最后一线“缝补”亲情的机会也丧失掉了, 使得诉讼双方或几方翻脸成为了陌生的路人。

大连市沙河口区的一户家庭因为拆迁补偿分配问题打起官司, 兄弟俩走上法庭, 让年过八十的老母亲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拜托审理案件的法官让兄弟俩各让一步, 不要成为仇人。审理法官决定以调解的方式解决兄弟俩的纠纷。法官把兄弟俩和老母亲一起带到大连电视台的一个法制节目, 从拆迁补偿分配问题入手, 却让兄弟俩回忆儿时互相帮助的事, 老母亲在一边不时诉诸亲情, 表示自己的痛心, 说得兄弟俩痛哭流涕, 感到为一时眼前利益, 伤害几十年的兄弟情意太得不偿失了。“钱可以再挣, 亲情没了就永远找不回来了!”法官的语重心长让兄弟俩彻底醒悟, 当场同意法官的调解。类似这样的民事诉讼案件是很多的, 调解是一种结果, 判决是另外一种结果。从司法实践来看, 调解的效果一般都好于判决。因为调解结案会叫诉讼双方心平气和地坐到一起协商怎么办最好, 怎么办才能把伤害降低到最低, 顾及了双方的感受。而判决一般是比较难以顾及到诉讼双方感受的, 势必是一方欢喜一方不满, 有的时候甚至是双方都不满。如此, 还是调解更好一些。在调解过程中人民法院也树立了司法为民的良好形象, 为什么不多做这样的调解工作呢?

有利于化解矛盾、减少隐患, 为不稳定拆掉“定时炸弹”。在民事诉讼案件中往往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 人民法院对案件审结时做出判决, 当事人 (一般是被告) 当时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 而是回家以后, 越想越有气, 越想越憋火, 以为自己是被法院“蒙”了, 被原告“算计”了, 越想越咽不下这口气, 甚至最后铤而走险, 做出了不应该做的事情。这就是民事诉讼案件判决带来的负面影响。要想化解矛盾、减少隐患, 就要尽量避免利用判决的方式结案。特别是对民间的借贷诉讼、民事伤害诉讼更应该减少判决方式的使用。因为这类民事案件中有一些关键情节和疑点很难厘清, 轻易就以判决的方式结案很容易引起诉讼双方的情绪反弹, 成为容易出现问题的“定时炸弹”。而在审理这样的民事诉讼案件时, 人民法院采用调解的方式, 让诉讼双方把事情说清楚, 把道理讲明白, 让败诉方知道自己败在什么地方, 人民法院为什么做出了不利于他的调解, 一般情形下败诉方都会接受, 不会出现过激行为。这类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 调解和判决的被接受的结果差异是相当大的。

广东佛山市有一民间借贷纠纷诉讼案, 被告与第三方恶意串通, 出示假借条说自己在欠原告债务的同时还欠第三方债务, 以自己的全部财产一分为二分别清偿原告和第三方债务 (原来只够清偿原告债务) , 即使原告抗议, 法院还是采信被告提供的证据, 做出了不利于原告的判决。结果原告气愤之极, 持刀将被告和第三方杀害。这样的隐患在民事诉讼案件中是很多的, 判决结案虽然比较“省时、省力”, 但对减少隐患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在调解过程中, 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总能观察出一些违背常理、违规的蛛丝马迹, 帮助法官做出正确的判断, 而判决在这方面就差一些。所以, 民事诉讼案件调解结案比判决结案更重要。

有利于维护诉讼双方的权益, 不让违法者沾到便宜。公民选择到人民法院打官司, 是希望得到公平、公正的审理和判决。人民法院是公民合法权益得到保护的最后底线和希望, 人民法院能不能给予诉讼者一个公平的处理结果决不仅仅是法院自己的事情, 而是代表着这个社会, 这个国家能不能以法律为准绳保护好具有合法要求的诉讼双方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当权利人的合法权利是人民法院义不容辞的责任, 履行这个责任是人民法院必须担当的职责。审理民事诉讼案件时, 一定要铁别谨慎, 不能简单下判决书。应该考虑这个判决是不是真正保护了正当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在审理时还有哪些瑕疵。审理民事诉讼案件之所以要多调解, 是因为在调解中, 法官更容易通过诉讼双方的攻防 (陈述和辩论) 辨清双方的真实意图, 通过取证、交谈、沟通等多种方法, 厘清事情的真相, 做出维护正当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决定。特别是在双方强弱非常明显的情形下, 就更应该慎用判决的方式, 对弱式一方提供的证据进行认真评估和确认, 要敢于顶住各种干扰和压力, 在调解中做出正确的判断, 不让投机取巧者有法律空子可钻, 得到他们不应该得到的利益。

河北邯郸市有一女子, 结婚后与他人私通生一子, 后被丈夫发现, 提起离婚诉讼, 要求该女子返还孩子的抚养费, 附带精神赔偿。该女子咬定孩子就是丈夫亲生的不同意离婚, 丈夫提出做亲子鉴定亦被该女子拒绝。丈夫非常气愤于是把孩子藏匿起来, 不让该女子和孩子见面。该女子这才着急, 提告丈夫拐卖儿童。这场官司可以判决, 也可以调解解决, 审理法官决定采用调解的方式。他把双方找到一起, 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 讲清其中的厉害关系, 请双方各让一步, 不要打到两败俱伤的地步。在法官调解下, 双方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最后达成调解协议, 和平解决婚姻纠纷。像这样的民事诉讼案件在近年来逐渐增多, 人民法院必须研究新问题, 出台新办法。调解这类民事诉讼案件, 更多的是要有人文关怀, 即使是对有过错的一方, 也不要采用简单的处理方法。因为感情问题很难以一个“标准”来衡量对错, 有其特殊性。不宜采用直接判决的方式, 调解的方式更容易被双方接受。

篇4：判决人民调解协议书有效

金绍达：登记行为被人民法院撤销以后，登记机构毋须再做出撤销登记的决定，也不能应周某的要求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理由如下：

第一，某一行政行为通过司法程序被撤销以后，这一行为就不再成立，所以登记机构毋须也不能再作出撤销登记的决定。登记机构应当依据法院的这一判决将李某的登记事项从登记簿中删除，李某的房屋权属证书如无法收回，登记机构可公告作废。

第二，行政诉讼的标的是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不会通过行政审判确认某一房屋的权利归属。因此，本例中人民法院的判决是撤销登记机构的登记行为。而《房屋登记办法》第八十条的规定是“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房屋权利归属或者权利内容与房屋登记簿记载的权利状况不一致的”，登记机构可以按照法律文书办理相应的登记。这一规定的前提是法律文书确定房屋权利的归属。因此，本例不能适用这一条规定，不能直接凭该判决书将房屋所有权登记为周某所有。

在某些情况下，登记机构可以凭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办理转移登记，如：人民法院判决登记机构作出转移登记这一行政行为。

第三，违法的行政行为自始无效，除登记机构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外，相当于未发生过一样。李某虽然申请并取得了登记，但在这一登记行为被人民法院撤销后，就等于没有登记，而转移登记时，出让方应当办理过权属登记并持有合法的所有权证。李某的房屋所有权证无论是否由登记机构收回，都已丧失效力。《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依据《物权法》的规定，确定了“未办理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的，不得办理房屋的其他登记”的原则，《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草案征求意见稿）》也有类似的表述，所以登记机构不能为周某办理转移登记。

按《房屋登记办法》的规定，周某应持相关的证据申请初始登记。倘若周某的登记文件不全、不符合初始登记的条件，仍然不能申请初始登记。

篇5：调解协议有效条件

一、双方当事人基本情况；

二、纠纷简要事实、争议事项及双方责任；

三、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四、履行协议的方式、地点、期限；

五、当事人签名，调解主持人签名，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调解协议由纠纷当事人各执一份，人民调解委员会留存一份。

调解协议有效的条件

一、当事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意思表示事实；

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调解协议无效的条件

一、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三、损害社会利益；

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五、人民调解委员会强迫调解的，调解协议无效。

当事人有权请求法院变更或撤消的调解协议

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二、在订立调解协议时显失公平的；

篇6：人民法院第二审民事判决书及

一、概念及作用

第二审民事判决书，是第二审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上诉，依照第二审程序，对没有发生法律效力的第一审民事判决进行审查后作出的书面决定。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裁定的，有权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诉是法律所赋予当事人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依照法律规定，一审中的原告、被告、有独立诉讼请求权的第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第一审人民法院做出的判决和裁定不服，可以要求上级人民法院对原审裁判重新进行审判，以保障人民法院正确行使审判权，使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因错判而受到损害。

第二审民事判决书一经作出，立即发生法律效力。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度，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是终审的判决。该判决书是两审终审制度主要手段和表现形式，其制作有更高的要求。

二、格式、内容及写作方法

二审民事判决书同一审民事判决书在格式上基本相同，但由于审判程序不同，因此它的内容及写法与一审民事判决书具有不同之处。其主要内容写法如下：

(一)首部

1.标题

标题应将人民法院名称和文书种类分两行书写。标题中不必反映审级。即无需写“××人民法院二审(或终审)民事判决书。”

2.编号

在标题右下方写编号，表述为“［］×民终字第×号”。

3.诉讼参与人的不同称谓及基本情况

提起上诉的当事人，称为“上诉人”。对方当事人则称为“被上诉人”。双方当事人甚至第三人都提起上诉，则均为上诉，没有被上诉人。对此，目前在理论上有分歧，但在操作时应按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执行。

按照次序列出上诉人(原审原告或原审被告，原审第三人)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出生地、工作单位、职业、住址。如上诉人为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的，先写明单位的全称和所在地址，再写明其法定代表人的姓名和职务。

诉讼代理人栏。在这一栏中应先写明代理人的具体种类，如法定代理人、委托代理人或指定代理人。再写明姓名(法定代理人需注明上诉人的关系)、性别、年龄、工作单位、职业、住址。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可只写：姓名，××律师事务所兼(专)职律师即可。

被上诉人栏。这一栏应写明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或原审被告、原审第三人)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贯、工作单位、职业、住址。若被上诉人系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时，应先写明单位全称和所在地址，再写明其法定代表人的姓名、工作单位及职务。

被上诉人的诉讼代理人栏目填写与上诉人诉讼代理人栏目写法相同。

如二审中有第三人参与诉讼，还需要写清第三人的身份概况，第三人请了代理人的，其写法仍同上诉人栏目。

4.案件由来与审理经过

案件由来的写法为：“上诉人×××因……(案由)一案，不服××××人民法院(××××)×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52条的规定，审理经过在案件由来后续写：“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或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接着写当事人到庭参加诉讼情况和“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字样。若是未开庭的，则写：“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二)正文

1.事实

事实是二审维持原判或者改判的根据。书写时要体现出上诉审的特点，主要是针对上诉人提出的问题进行重点叙述，并适用相应的证据进行分析评断。要注意交代清楚民事法律关系的诸要素，注意详略得当。

(1)要概括地写明原审认定的事实和判决结果。

(2)简述上诉人提起上诉的请求和主要理由，被上诉人的主要答辩，第三人的意见。

(3)二审法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和证据。这部分写法应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书写方法。大体上有以下四种情况：①原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上诉人又无异议的，可以简叙。②原判决认定的主要事实或部分事实有错误的，对改变的事实要详叙，并运用证据，指出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不当之处。③原判决认定的事实有遗漏的，则应补充叙述。④原判决认定的事实没有错误，但上诉人提出异议的，应把有异议的部分叙述清楚，并应有针对性地列举相关的证据进行分析，论证异议不能成立。

2.理由

理由是判决的依据，应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针对上诉请求和理由，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运用法律是否正确，上诉理由能否成立，上诉请示是否应予支持，以及被上诉人的答辩是否有理等，进行有分析地评述，阐明改判或维持原判的理由，并写明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条款项，包括程序法和实体法。

3.判决结果

这一部分是二审民事判决书的关键部分。它是对一审判决的最后确定。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规定，二审民事判决书经过审理，做出最终处理决定的，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部分改判；3.全部改判；4.增加新的判决。按照《法院诉讼文书样式》的书写要求，对这四种不同的判决，在表述上可作如下写法：

(1)维持原判的写：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全部改判的写：

①撤销×××人民法院［］×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②写明改判的内容，内容多的可分项书写。

(3)部分改判的写：

①维持×××人民法院()×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的第×项；即……

②撤销×××人民法院［］×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

③(写明部分改判的内容，内容多的可分项书写)。

(4)维持原判又有加判内容的写：

①维持×××人民法院［］×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

②(写明加判的内容)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部分改判的，如果原审认定的事实、适用的法律基本正确，二审仅部分变动财产数额，在这种情况下，不宜采取先撤销原判再改判的写法，而应该直接写：“变更×项为……”因为原判就认定事实而言并无错误，二审只不过是将财产数额作适当调整，使其更为合理而已。

全文写完之后，还应写明诉讼费用的负担。

(三)尾部

二审民事判决书的尾部主要应写明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1．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58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表明当事人再无上诉权利。因而在诉讼费用负担的左下方应写明“本判决为终审判决”的字样。

2．在此项右下方由合议庭人员，即审判长、审判员(或代理审判员)署名。并注明制作判决书的年月日，加盖院印。再下方是书记员署名，书记员署名的左上方打出“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字样。

三、注意事项

实要体现出上诉审的特点，针对上诉人提出的问题及一审认定的事实进行重点叙述。一审认定的事实有遗漏的，复审认定的事实应在其基础上补充叙述；一审认定的事实不准、或错误较多的，复审认定的事实就应详细叙述经审查后认定的查明事实，以便进行比较，从中体现出二审对一审事实的纠正。对于事实认定准确，没有出入的，复审事实则可以从简叙述或不予叙述。

照抄原判理由，反对公式化的空洞语言。要围绕原判决是否正确，上诉是否有理进行具体的分析论证。原判正确，上诉无理的，要指出上诉请求的不当之处；原判不当，上诉有理的，应阐明原判决错在何处，上诉请求符合什么法律、规定；原判决部分正确，或者上诉部分有理，则要具体阐明原判决和上诉请求分别对在哪里，错在哪里。理由部分需要论述的内容较多的，可以分层次进行论证。在援引法律条款方面，维持原判的，只须援引《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第1项；全部改判或者部分改判的，除了应当援引民事诉讼法的有关条款外，还应援引改判所依据的实体法的有关条款。

【 范 文 】

××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199×］×经终字第×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男，19××年×月×日生，汉族，××县大杨家乡上王庄村民。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县大杨家乡上王庄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王××，村民委员会主任。

上诉人李××因承包土地、果园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县人民法院［199×］×经初字第1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级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承包被上诉人土地、果园，应按合同约定交纳承包金，上诉人拖欠是错误的，应承担违约责任。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其1990年下半年工资，查无实据，且已过诉讼时效。据此判决上诉人付给被上诉人土地、果园承包金(含特产税、粮油差价款)2276891元，共计3167

01元。

01元，违约金

李××上诉称，被上诉上应支付其1960年下半年的工资可与本案合并审理，应从总欠款中扣除其工资款。

被上诉人辩称，关于上诉人的请求，一是没账可查，二是当时村委已作过处理，故上诉人以此为由拖欠承包金是错误的。

经审理查明，上诉人自1988年承包被上诉人土地5亩、果园1

8年应上缴土地承包金80元，果园承包金338元，已交174元，另欠粮油差价款28元，共欠44

426元；19891亩(果树38棵)。199

2年应上缴土地承包金80元，果园承包金338元；苹果特产税160元，已交36

22元，共欠54

178元；1990年应上缴土地承包金80元，果园承包金338元，苹果特产税160元，另欠粮油差价款137671

44元，已交4

347元，共欠97元；1991年应上缴土地承包金80元，果园承包金1000元，已交60元，尚欠618元。以上上诉人共欠被上诉人227901元。

本院认为，上诉人承包被上诉人土地、果园应按约定缴纳承包金，无故拖欠应承担违约责任。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其1960年下半年工资，查无实据，且已过诉讼时效，上诉无理，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第1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6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审判员：×××

审判员：×××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199×年×月×日

书记员：×××

篇7：判决人民调解协议书有效

（2005）苏刑初字第223号

公诉机关苏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冯子骞，男，1985年4月6日出生，河南商水县人，汉族，初中文化，住江苏省东方花园F栋4单元。2004年9月27日，因涉嫌绑架罪被苏州市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同年11月2日经苏州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绑架罪被批捕，同日由苏州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苏州市看守所。

被告人：吴逸，男，1985年7月8日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汉族，初中文化。住江苏省苏州市格林花园8栋2单元307号。2004年9月27日，因涉嫌绑架罪被苏州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0月20日经苏州市人民检察院逸涉嫌绑架罪被批捕，同日由苏州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苏州市看守所。

苏州市人民检察院以苏检刑字（2004）第10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冯子骞吴逸犯绑架罪，于2004年 12月 2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苏州市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龚琴张正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冯子骞吴逸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冯子骞、吴逸吸毒成瘾，因无钱购买毒品，遂与同样吸食毒品的吴逸达成合意，绑架张雅雯及其祖父张仲卿，意图勒索毒品未遂。2004年9月24日，被告人冯子骞在河南省商水县，对被害人张雅雯和同样和其有一技之长的祖父张仲卿进行哄骗，带以上人员前往江苏苏州。2004年9月25日，又以和施工单位负责人见面为由将张雅雯祖孙二人骗至冯子骞暂住处东方花园F栋4单元，乘被害人醉酒之后，被告人冯子骞、吴逸用手铐将被害人铐在一起，并搜得康佳手机一部，现金1680元。2004年9月25日至9月27日期间，冯子骞、吴逸二人多次用刀和铁棍威胁殴打被害人张雅雯，令其联系张雅雯在苏州打工的哥哥张飞为其送毒品未遂。2004年9月27日中午，张雅雯、张仲卿乘冯子骞、吴逸睡觉之机，翻窗跳楼逃跑，致张雅雯轻微伤，张仲卿严重脑颅损伤而死亡。后经侦破归案。

上述事实，被告人冯子骞、吴逸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均未提出异议，且有报案记录，到案经过，证人江胜男的证言，被害人张雅雯的陈述，工作说明，辨认笔录，涉案物品价值清单，伤情鉴定书，死亡鉴定书，辨认现场照片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冯子骞、吴逸无视国家法律，以勒索他人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其行为均已构成绑架罪。苏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冯子骞、吴逸犯绑架罪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冯子骞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吴逸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对其可减轻处罚。另外被告人冯子骞吴逸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以及2001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对在绑架过程中以暴力、胁迫等手段当场劫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明确指出：“行为人在绑架过程中，又以暴力、胁迫等手段当场劫取被害人财物，构成犯罪的，择一重罪处罚。”的规定，现判决如下：

被告人冯子骞犯绑架罪，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04年9月27日起至2015年9月26日止)，并处罚金3000元（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缴纳）。

被告人吴逸犯绑架罪，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04年9月27日起至2015年9月26日止)，并处罚金2000元（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审判长：张珊珊

人民陪审员：何素雅

人民陪审员：毕晓娟

二00四年一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