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判决论文

【摘要】行政诉讼情况判决是行政判决制度中最为特殊的一种判决制度，也是行政诉讼制度区别于其他两大诉讼制度所独自享有的。中国行政诉讼情况判决制度自确立以来也在司法实践及法理界饱受争议。本文将对该制度进行重新审视，在一定程度上解析该制度现实中的阻力并提出其未来发展的一定建议。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行政诉讼判决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行政诉讼判决论文 篇1：

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判决类型

行政诉讼判决在行政诉讼制度建构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确立了一审判决四种判决形式 ，即维持判决 、撤销判决、履行判决和变更判决。《解释》也增加了确认判决和驳回诉讼请求判决两类判决形式，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不足，但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由于行政诉讼判决直接影响到一国的公法秩序，同时也直接关系到对行政相对人的救济，因此，必须对我国的行政诉讼判决种类加以完善。

（一）履行判决中行政不作为界定不清，造成该判决适用范围受限

《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该规定确立了对行政不作为的救济方式，然而，由于这一款规定得较为简单和模糊，这就造成认识上的不统一，不利于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行政法学界一般认为 ，所谓 "不履行" 就是 "指行政机关明确表示拒绝相对人提出的申请或请求"。根据这种观点，履行判决一般适用于下列案件：第一，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行政机关拒绝颁发或不予答复的；第二，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 ，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第三 ，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不履行是一种消极的不作为行政行为 ，是指行政机关对相对人的申请不给予答复。而行政机关明确拒绝相对人申请的行为 ，是以拒绝为内容的具体行政行为 ，行政机关正是在履行法定职责 ，不是不履行法定职责 ，是属于作为的行政行为。因此 ，对于上述三类案件 ，不应只适用履行判决 ，而应分别情况 ，作出不同判决。第一 ，如果行政机关明确拒绝相对人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合法的 ，应作出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第二 ，如果行政机关明确拒绝相对人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是违法的 ，应作出撤销判决并可判决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第三 ，如果行政机关对相对人申请未作出任何答复的 ，应作出履行判决。

（二）有些行政诉讼判决适用案件范围的设置不科学，对显失公正的规定过于简单

这一不足主要表现在变更判决和撤销判决中。根据现行立法 ，变更判决只适用于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 ，而不适用于其他行政争议案件。而有些行政案件 ，如行政裁决案件，本身源于民事案件，通过人民法院行使司法变更权就可以顺利得以解决。但由于没有立法上的依据，人民法院只能一次又一次的撤销行政主体的违法或不适当的行政行为 ，直到行政主体作出合法合理的行政行为为止。在撤销判决中 ，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的 ，一律适用撤销判决。如果一个行政行为程序违法 ，并足以影响到行为的实体部分的公正，当然应该撤销该行政行为。但是如果一个行政行为仅在程序上稍有欠缺 ，而行为的实体部分合法、 合理 ，如果对这类程序违法的行政行为也适用撤销判决 ，则不符合行政效率原则 ，也违背了诉讼经济原则。从具体操作层面，应将行政裁决案件纳入变更判决的适用范围。

因此，要明确界定显失公正的判决标准，增强法院的司法变更权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基础上，归纳、概括出一些典型情况，建立显失公正的基本的判断标准。我国行政诉讼法制度的司法变更权是"有限的"。目前，从更好地实现行政诉讼目的的角度出发，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的司法变更应予以适度增强。从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 ，应当确立司法变更不加重对原告处罚的原则 ，对行政诉讼中的司法变更权作适度改良。在行政审判中 即便有行政处罚畸轻的情况 ，一般也不宜加重对原告方的处罚。

（三）行政诉讼判决种类不全面 ，行政相对人的有些合法权益得不到充分救济。

面对日益增加的行政诉讼案件和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行政判决种类仍然显得捉襟见肘。比如，现有行政诉讼判决种类都是针对已经发生的行政行为 ，对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行政行为和事实行为则缺乏相应的救济措施。

对诸如此类问题 ，应从英美法系的司法判例和一些大陆法系规定中汲取经验，设定相应的行政诉讼判决种类。如仅适用于做出前和在执行过程中决定、以阻止和制止侵权行为为目的的禁令判决；如法院对于一个或者数个个别的争论点先决问题做出的、以使诉讼程序和法律关系变得简单明了为目的的中间判决；以及有人所提倡的补正判决（补正判决是指人民法院经过审理 ，认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程序违法 ，但情节轻微 ，不足以影响行政行为的实体部分而作出的责令被告补正行政行为程序的判决。）。

（四）面对各种各样的行政许可案件 ，现有的判决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对于行政机关违法的许可行为，法院撤销该行为并不能自然恢复原告应当享有的许可权益。对于行政机关颁发、变更、拒绝、收回、吊销、中止许可的行为，法院判决虽然撤销了行政机关这种违法的变更、拒绝 、吊销许可证的行为 ，并不必然导致行政机关自然恢复、返还、颁发许可行为，行政机关也完全可以以法院未明确判令其作为而拒绝恢复、颁发、返还原告的许可证。理由是司法权不能超越行政权。因此，对于此类许可案件，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论之。能否判令行政机关重新做出许可行为取决于行政机关对该项许可的自由裁量程度。当行政机关对许可的自由裁量缩减为零又不存在违法阻却事由时 ，法院判令行政机关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是可行的。另外，法院要求行政机关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判决内容必须明确，否则很容易被行政机关曲解或规避。

（五）维持判决设置的必要性分析

行政诉讼维持判决是我国独有的判决类型，这在世界范围来看是独树一帜的，但由于其存在着些缺陷，因而其存廢问题是行政诉讼判决类型中争议最大的问题。

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行政判决的意义实际上反映了司法在国家中的职能。从具体操作层面上看，要对维持判决与驳回诉讼请求判决进行区分，来证明其各自有各自的使用范围。一般来说，维持判决通常应该包括了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所不同的是法院判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行政行为的效力还可以进一步地变更，相对人还可以进一步进行诉讼，而维持判决就有很强的约束力，一旦法院下维持判决，行政行为的效力就不能随意加以变更了。还有一点就是在驳回判决的适用中有一项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存在合理性问题的规定，从这条规定我们可以看出，驳回诉讼请求应视为一种对维持判决的良性补充，它在于解决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又无法用维持判决的情形。但如果行政行为存在合理性的问题，若以维持判决来判决，那么行政机关就不能对其合理性问题做出变更，使得相对人不能及时得到救济。这两个判决都是针对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但却用了两种不同的判决，这就是说有区分的必要性。通过对合法但存在合理性问题的具体行政行为认为应采用驳回诉讼请求判决，这就是说如果涉及到合理性问题，就用驳回判决，如果要用维持判决来下判，必须严格地满足《行政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这就表明用维持判决比驳回判决所要求的合法性要求要更高些，必须严格满足法律的规定，方才可以适用。但在实践中法官对于这一个高合法性标准难以把握，所以我们可以规定当法官基于此标准而做出维持类判决的时候，对于合理性的问题行政机关必须没有自由裁量的空间，也就是说不存在合理性问题的时候，法官才没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的空间，这样才能做出维持判决。如果行政机关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的空间，法官在做出维持判决的时候就会影响到行政机关裁量权的行使，这样就会陷入了让人们感觉维持类判决完全可以被驳回判决取代。所以法院在作出判决的时候，完全是一种依据法律法条的一种审判活动，只是一种对行政行为的效力的肯定，这样就可以避免维持类判决和驳回判决的冲突。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只要我们在把维持判决所构成的要件进行规范和限制适用，在理论和实践中还是有其适用的空间的，所以关于维持判决必须严格来使用，不能规定过于宽泛和狭窄。

作者简介：蔡慧，单位：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民商法专业。

作者：蔡慧

行政诉讼判决论文 篇2：

中国行政诉讼情况判决之重新审视

【摘要】行政诉讼情况判决是行政判决制度中最为特殊的一种判决制度，也是行政诉讼制度区别于其他两大诉讼制度所独自享有的。中国行政诉讼情况判决制度自确立以来也在司法实践及法理界饱受争议。本文将对该制度进行重新审视，在一定程度上解析该制度现实中的阻力并提出其未来发展的一定建议。

【关键词】行政诉讼情况判决;存在意义;现实漏洞

一、“解密”行政诉讼情况判决

行政诉讼情况判决起源于日本，是目前专属于行政诉讼判决制度的一种具有高度区分性的特殊判决制度。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行政诉讼情况判决即指人民法院对于诉讼中行政相对人已经提起的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因考虑到撤销该行为会对国家公共利益造成巨大损失，从而做出确认该行为违法的判决，并要求被诉政府机关实施补救措施;而对于已经造成巨大实际损害的具体行政行为，依照法律判决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二、中国行政诉讼情况判决的特殊性

相比其他诉讼判决方式，行政诉讼情况判决具有最独特的“个性”，这都统统体现在其特征上：1、法院不会支持原告撤销具体行政行为，是确认违法判决;2、该具体行政行为已经实行，是现实上的而非观念上的履行;3、该具体行政行为已然违法;4、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会对国家社会公共利益造成巨大损失。

三、行政诉讼情况判决的存在意义

中国行政诉讼情况判决制度存在由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利益冲突时优先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行政诉讼情况判决的构成要件之一就是“若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会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巨大损失”，根据贯穿行政法始终的效率性原则，“两利相教取其重”。所以在私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冲突时，对于国家和社会公众来说，维护社会利益是最优选择，这也是效率原则在行政诉讼判决中的体现。当然，国家机关要给予个人相应的赔偿。

2、维持现状，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

因为行政诉讼情况判决的对象都是被诉的已经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该行政行为已经产生了事实上的效果，再加上撤销该行为会造成更大的损失。所以中国行政诉讼情况判决制度的这种规定有利于防止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并且也是对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的一定尊重，做到司法权不僭越行政权。

3、协调司法系统与行政机关的关系

由于行政诉讼的特殊性，其不仅肩负着管辖争讼对象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责任，而且在其中还担任了对行政机关行政权合法性检查的义务。所以在实践工作中如若司法权中关于行政诉讼的类型过于绝对简单，则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与行政机关的误会与矛盾。所以行政诉讼类型化的健全就可以提供更多相对缓和的行政诉讼类型，有利于协调司法系统与行政机关的关系。

四、我国行政情况判决之现实漏洞

我国行政诉讼情况判决为国家社会公共利益起到了相当巨大的作用，保障了“公益”，但这种“取舍性”的判决难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漏洞。

1、“私益”没得到尊重

行政诉讼法终極目的原本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然而作为该法中的特殊规定，行政诉讼情况判决的价值取向则是考虑国家利益与社会公益，这不仅给了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理直气壮”的底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官原本的思维，使得现实案例中出现了让公民私益未得到尊重的情形，与其立法、执法初衷相悖。

2、什么是“公共利益”

其实在行政诉讼情况判决中，还有一个最大的理论性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即法条中所说的“公共利益”具体内涵是什么。用公共利益来强调不撤销行政机关违法具体行政机关是否真的有过硬的法理依据。有学者曾提出“个案中无公共利益”，即既然大家利益都称之为公共利益，难道被侵权的原告利益就非“公共利益”了么？这是很值得深思的法理方面急需解决的问题。

3、什么是“重大损失”

这一点上也是众多法学家一直在讨论研究的地方。目前为止我国相关法律并没有对“重大损失”明确的定义。所以，如何衡量何者是“重大损失”就成了法官们的事，也就是他们的“权力”，这不仅不利于案件的审判，还可能造成对司法权的滥用。

4、行政权“强于”司法权

在行政诉讼情况判决中，由于法律规定，在司法实际中基本上法院都对被提起诉讼的违法具体行政行为采取的是“确认违法”的裁判。法官已经将其当成了“黄金发条”，不敢僭越，这也削弱了其自由裁量权。更有学者认为这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屈尊”，不仅不能很好的完成判决工作，还有可能激发矛盾。

五、我国行政诉讼情况判决之重新审视

中国行政诉讼情况判决中的漏洞已经很明显地暴露，所以当务之急就是找到补救方法，为该制度今后的发展与完善积累一定经验，弥补已经出现的漏洞，最终使该制度能更好地作用于中国行政诉讼制度，保障公共利益与个人私益。

1、明确“公共利益”内涵

尽管目前来讲，还没有哪个国家所定义的“公共利益”内涵能被该国内大部分民众都接受，更不用提相互间的理论借鉴与交流了。因此，加强对“公共利益”的学理解释、立法解释与论证将对行政诉讼情况判决的实施效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2、确定何为“重大损失”

行政诉讼不同于其他诉讼的关键一点就在于其中被告身份的行政性，而作为行政诉讼情况判决构成要件之一的“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将会对国家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则更具特殊性。所以，只有立法机关加强立法、具体明确何者为“重大损失”才能更有利于实际中的行政诉讼情况判决。

3、充分协调“社会公益”与“私益”

在行政诉讼实际案例中，并非所有情形都是“非此即彼”或是“必须选一个抛弃一个”的困境。行政诉讼制度的设立本就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不被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所以，即使在这种“非撤销而是确认违法”的判决中，我们一要做到“不忘初心”，充分考虑到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私益的协调，尽量避免出现“一刀切”的判决，要体现对个人私益的尊重与保障。

4、加强立法，从源头上进行规范

法律是制度最强硬的保障。在中国行政诉讼情况判决这块，这有从立法的根源上做出更好的努力才能有效改进该制度。中国立法机关应加强立法，充分吸收国内外优秀行政判决法律经验，在已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行政程序法》的出台已经为时不远，希望在这部划时代的行政法律中能看到关于中国行政诉讼情况判决明析的规定，让法官在情况判决这方面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5、完善补救措施

关于情况判决中对于利害关系人“补救”这块来说，即使是新的行政诉讼法也对此规定得较为模糊、不够清晰。因为在法条或司法解释中，我们基本上都看到的是“相应”这一字眼。这也就是说，对于行政主体给利害关系人造成侵害而获得赔偿的多少的决定裁量权其实依然牢牢掌握在司法机关手中。所以应该完善统一可行的赔偿标准，尽可能地保障公民的获得赔偿请求权。

六、今后展望

中国行政诉讼情况判决在中国行政诉讼判决中扮演着极其特殊的角色，不仅对司法实践起着指导性作用，还对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起到了完善与补充作用，在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和理论学说探索的基础上，期待在下一次的行政诉讼法修订中能看到关于该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 陈  华. 我国行政诉讼情况判决之反思[J]. 广西警官高等学校专科学报， 2010（5）：69.

[2] 林莉红. 行政诉讼问题专论[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295.

[3] 金成波. 行政诉讼之情况判决检视[J].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5（6）.

[4] 黄学贤. 行政诉讼中的情况判决探讨[J]. 行政法学研究， 2005（3）.

【作者简介】

罗骞（1995—），男，汉族，江西萍乡人，南昌大学法学院2013级卓越法律人才试验班135班本科生。

作者：罗骞

行政诉讼判决论文 篇3：

行政诉讼变更判决简析

【摘要】 变更判决是行政判决的形式之一,当前存在着在变更判决适用中的某些认识偏差及变更判决本身适用范围太狭窄的问题。主要就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认定展开讨论,意在明晰变更判决的适用条件,也就拓展行政诉讼变更判决的范围进行了评析。

【关键词】 变更判决;显失公正;行政裁决

行政诉讼变更判决指人民法院对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直接进行变更的一种判决形式。变更判决的实质是人民法院用它的判斷代替了行政机关的决定,是司法突破了自身的职能而进入了行政领域,所以,我国行政诉讼法将这种判决形式审慎地限制在行政处罚的显失公正之内。因其适用范围比较窄,所以不容易被重视,本文欲对行政诉讼变更判决谈几点认识。

一、由滥用职权造成的行政处罚显失公正可以适用变更判决

从行政执法人员主观心理状态角度观察,行政处罚显失公正可由三种情形引发:一是由执法人员故意行为造成显失公正,被称为滥用职权;二是由执法人员疏忽大意行为造成显失公正,被称为玩忽职守;三是由工作人员无过错行为造成显失公正,被称为意外事件。对于玩忽职守或意外事件形成的行政处罚显失公正,人民法院判决时毫无疑问应采用变更判决。由滥用职权引起的显失公正是采用变更判决还是采用撤销判决?方世荣教授认为,虽然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结果是在实体法规定的处罚幅度内,但引起显失公正的滥用职权行为却是违法的,行为违反了法律授权的目的,法院只能采用撤销判决而不能适用变更判决,如果适用变更判决则说明该行为是合法行为,与事实不符。

笔者认为,该观点值得商榷。首先我国行政诉讼法并没有规定所有违法行为都适用撤销判决。该法列举了适用撤销判决的五种情形,这五种情形虽都与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相联系,却不能反推认为只要是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就适用撤销判决。事实上,对有些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就不一定适用撤销判决,比如如果撤销某一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将带来很大的损失,在此种情形下,法院可采用其他的判决形式。其次行政诉讼法并没指明由违法行政行为引起的行政处罚显失公正不能适用变更判决。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四)项规定:“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这里的显失公正应指各种情形引起的行政处罚显失公正,包括由违法行为所引起。最后既然人民法院认定某个行政处罚显失公正,行政相对人的行为一定具有可处罚性,否则,就不是行政处罚显失公正,而是行政主体不应处罚而进行了处罚。对于不应处罚而进行了处罚,不管其是否由滥用职权引起,都无适用变更判决的可能性,对于应处罚却处罚显失公正,不管其是否由滥用职权引起,法院都可以适用变更判决。

综上,对于由滥用职权引起的行政处罚显失公正,不能完全排除变更判决的适用,是适用撤销判决还是适用变更判决应根据案情来定。如果对滥用职权的违法行为必须撤销,则只能适用撤销判决,若对滥用职权的违法行为不必撤销,或通过权衡认为撤销该行政行为不如变更处罚结果时,是可以采用变更判决。

二、行政处罚显失公正中的畸重部分是变更判决的主要对象

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表现形式是处罚畸轻畸重。对于畸轻部分,判决一般不变更,畸重部分是变更的主要对象。行政处罚显失公正是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变更判决的适用条件,因而,准确认定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表现形式对于变更判决的适用是十分重要。对如何认定行政处罚显失公正,学者们一般认为显失公正的表现形式有行政处罚畸轻畸重、行政处罚反复无常及同种情况不同等对待或不同种情况同等对待等。这里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将畸轻畸重与其他并列,二是直接将行政处罚反复无常等作为了显失公正的表现形式。

关于第一个问题。笔者认为,畸轻畸重可被看成是所有显失公正表现形式的共同点即显失公正的实质特征,不应将畸轻畸重与其他表现形式并列。如行政处罚违反择其最善原则,若仅仅是一般违反,则谈不上显失公正,只有当严重违反即当达到畸轻畸重的程度时,才能称得上显失公正,在严重违反的情形下,行政处罚违反择其最善原则也才能被当作显失公正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果行政机关滥施处罚,虽处罚结果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但滥施处罚已达到畸轻畸重的程度时,就是显失公正的一种表现。如果将畸轻畸重与显失公正的各种表现形式并列起来,就容易产生概念的混乱。不妨将各种表现形式中的共同点提炼出来,这样不仅可以理顺关系,还能更好地认识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本质特征。

关于第二个问题。直接将行政处罚反复无常与同种情况不同对待,不同情况同等对待作为显失公正的表现形式似有不妥。特定案件的行政处罚是否显失公正只能依据本案自身的情况来断定。行政机关曾经的反复无常只能提醒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时更加注意:该行政机关的本次行政处罚行为极有可能是随心所欲地进行的,也极有可能是显失公正。与行政处罚反复无常不能直接作为显失公正的表现形式一样,同种情况不同对待,不同种情况同等对待也不能直接作为显失公正的表现形式。虽然行政机关就与本案相同的情形曾作出过不同于本案的处罚或者就与本案不相同的情形曾作出过与本案相同的处罚,但也极有可能出现恰恰本案处罚是正确的而曾经的处罚是错误的现象。还是那句话,判断特定案件是否显失公正只能通过对本案的审查来进行。

行政处罚畸轻畸重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畸轻,二是畸重。根据司法解释和通说观点,一般来说,人民法院对畸重的行政处罚可以进行变更,将处罚变轻,而对于畸轻的行政处罚却不能变更,如果变更会加重对原告的处罚。这一点是十分正确的,但理由值得思考。具有代表性的理由是:“为保护当事人的诉权……,因为对原告适用加重变更将会使相对人对变更诉讼望而生畏,从而使更多的违法行为得不到纠正。”这种理由也许不是全部理由或者不是主要理由。保护当事人诉权的目的无非是不使相对人对变更诉讼望而生畏以免更多的违法行政行为得不到纠正,并最终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有效的司法救济。

但在考虑到这些目的时也不能不考虑可能付出的代价,可以想象法院不去变更一个明知是畸轻的行政处罚所可能产生的代价和影响:第一,对于作为原告的行政相对人来说,将乐意进行类似的违法,如果这类违法能给其带来利益的话,一个较重或很重的违法只受到了一个很轻的处罚,违法成本是很低的。对于他人来说,将产生一个不好的示范作用:使他人认为类似的违法只会受很轻的处罚。于是有害于行政管理秩序,法院对不变更的行政处罚越是畸轻,越是有害于行政管理秩序。保护当事人的诉权是保障人的权利,保护良好的行政管理秩序又何偿不是保障一定社会中每个人的权利。考虑到不予变更的行政处罚的畸轻而非一般过轻的前设条件,法院不予变更的结果很可能得不偿失,这样看来,保护诉权的理由不具有完全的说服力。法院之所以不变更畸轻的行政处罚的理由应该在于司法的中立和被动地位。法院的判决总是针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的,作为原告的当事人不会向法院提出加重对自己处罚的诉讼请求,依据不告不理的原则,法院也不能加重对原告的处罚。只有当存在另外的原告且提出给对方加重处罚的请求时,法院才能对畸轻的行政处罚予以变更。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55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得加重对原告的处理但利害关系人同为原告的除外,……”暗含了法院变更不加重处罚的理由。

三、行政裁决案件应可适用变更判决

行政诉讼变更判决的范围十分有限,它仅适用于行政处罚。立法限制的理由是公知:尽量避免法院行使属于行政机关的职权即尽量避免通常所说的司法干预行政。既然在严格限制的条件下法律仍给了变更判决的一席之地,说明这种判决形式是有存在必要的,且十分必要。只要应用得当,有时它可成为公正和效率的化身,它具有其他判决形式不能取代的地位。说它能代表公正,在于人民法院天生的中立性及正义捍卫者的角色定位。它作出的变更判决不仅客观上往往是公正的,而且当事人也往往相信其公正。说它能代表效率,在于法院的变更判决一般能较彻底地解决纠纷,免去多余的行政程序和由行政相对人发动的救济程序。变更判决应当有更大的生存空间。笔者认为,除行政处罚案件外,以下两类案件可适用变更判决:一类是行政合同案件,另一类是行政裁决案件。”许多学者早已提出过类似观点,尤其主张行政裁决案件适用变更判决的呼声更高,行政诉讼法修改时当适当考虑。

行政裁决案件适用变更判决有充足的理由:

第一,不明显涉及司法干预行政。这从根本上排除了立法限制的理由。行政裁决所针对的事项是特定的平等主体间的民事争议,从争议性质上看,适于法院民事审判管辖,它原本也属法院审判管辖,后来法律规定那些争议由行政机关裁决,行政机关才获得了裁决权。这并不改变那些争议的性质,它依然适于法院审判,如果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应拓宽变更判决的适用,首先当考虑行政裁决领域,因在这一领域最少涉及司法干预行政。

第二,由法院审理行政裁決案件时直面民事争议所决定,法院完全有条件进行变更判决。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裁决不服,法律规定只能提起行政诉讼而不能提起民事诉讼,行政裁决争议诉讼的诉讼标的就只能是具体行政行为即行政机关的裁决行为。在行政裁决诉讼中,判决针对的是行政裁决,但直接审理的却是民事争议,通过对民事争议的审理,最终对行政裁决作出判决。法院的审理若不直面民事争议,根本就不可能判断行政裁决是否正确。法院审理不仅直面民事争议,而且要对民事争议的事实进行全面认定,不受行政裁决机关对民事争议事实认定范围的限制。因为法院对民事争议进行了全面审理,对民事争议下一个独立的判决的条件都已经满足,之所以法院不这样做,在于它不是一个民事案件,诉讼的标的是具体行政行为。作为对这一行政案件的处理方式,法院完全有条件变更行政裁决。

第三,法院对行政裁决的审查监督,类似于二审法院对一审裁判的审查监督,二审判决可以变更一审判决,法院处理行政裁决案件时也应可以变更行政裁决。行政裁决具有司法裁决的特性,不妨将其看作一个准司法裁决。法院对行政裁决的审查就类似于二审法院对一审判决的审查,后者的处理方式也当可为前者所用。二审法院对一审判决的处理方式包括了变更判决,法院对行政裁决案件也应可以适用变更判决。

参考文献

[1]覃智勇.行政诉讼中变更判决问题的研究[J].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3)

[2]向忠诚.行政诉讼司法变更权研究[J].行政与法(吉林省行政学院学报).2005(2)

[3]杨欣.行政诉讼变更判决的理论基础与适用[J].法律适用.2005(6)

[4]李玮萍.论行政诉讼中的变更判决[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5]严新龙,李德仁.扩大行政诉讼司法变更权适用范围必要性研究[J].绥化学院学报.2006(3)

作者：叶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