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化名人素材

民国文化名人素材（共6篇）

篇1：民国文化名人素材

【素材一】 陈寅恪——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陈寅恪海外留学 18 年，既未获得学士学位，也没有可以炫耀的博士桂冠，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名闻遐迩的学者。他享有“盖世奇才”的美誉，精通近20个国家的语言，在语言学、史学、佛学等多领域都有极 高的造诣。“文革”时成为“寂寞销魂人”，含冤离世。没有博士头衔的陈寅恪，却被称为清华园中的“活字典”“教授的教授”。36岁即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陈寅恪上课有“三不讲”，幽默风趣，听课的教授远比学生多。先生具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不吃日军面粉，拒绝台湾提供的优厚待遇。在大灾难面前，陈寅恪始 终恪守着民族的史学传统：“国可以亡，史不可断，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 不绝。”在严酷的抗战环境中，陈寅恪顽强地为后世留下了他对中国唐代历史的系统研究。“家亡国破此 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撰写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剑桥中国史》提到陈寅恪 时，给予了异乎寻常的褒奖：“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做 出的，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 建国后沉浸于学术研究的陈寅恪，拒绝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一职。他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陈寅恪在碑文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陈寅恪认为，包括他和王国维在内的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会有错，可以商量和争论，但如果没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不能发扬真理，就不能研究学术。在 这个意义上，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 生。” 晚年双目失明的陈寅恪耗费整整10 年时间完成 85 万字的巨著《柳如是别传》，这部“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书，展示了百年中国的一位大学者的大手笔。一个倚门卖笑的弱女子，在明清易代之际，竟比五尺男儿更看重家国大义。他为这个被士大夫轻蔑的奇女子立传，以此表彰“我民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 精神”。他通过这样一个人物，把明末清初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展现出来。陈寅恪没有遗嘱，但他取得的学术成就却垂范着后世的中国。他留下的著作，以繁体字竖排出版，一如他生前期望的那样。这些文字，烙刻着以学术为生命的独特印记，“留赠来者”。季羡林这样回忆陈寅 恪：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多维解读 1.学术标杆 真正的学者，一定有士人的风骨。其表现，就是坚持学术的标准，坚守学者的良知与良心。陈寅恪可谓中国史学史上的一颗明珠，也是民国学人的标杆式人物。宝剑磨砺出，腊梅凌寒发。就深刻与广博而言，现代养在深闺中的学者们确实无法与那一场腥风血雨中苦熬出来的陈寅恪们相比拟，而当代人谈到陈寅恪，流传最广的 3 句话为：“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三百年来仅此一人而已”；“我们是没有资格谈陈寅恪的”。诚如易中天先生在《劝君免谈陈寅恪》中说：“陈寅恪是了不起，可惜我们学不来。”理由有三： 首先是“顶不住”，其次是“守不住”，第三是“耐不住”。有了这“三不住”，陈寅恪还真是免谈的好，因为谈了也是白谈。我想，易中天先生说的是实话，惟其说了实话，让我们看到了斯文在现实中的尴尬处境。2.人格独立 在那个学人身不由己的时代，陈寅恪能够过滤净化自己的心灵，坚持独立的人格，保持自由的文心，具有正直的士大夫情操和博学深思的中国文化习养。作为一代文史巨擘，观其一生，很难用几句话评价陈 寅恪其人，或许正如其在王国维墓碑上所写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用这两句话来评价他最为合适吧。陈寅恪自始至终将知识分子的人格、气节放在第一位。尤其在“十年**”期间，意识形态的高 压管制也没有让陈寅恪在学术上做出丝毫让步。相反，他提出，做学问不应该受到政治的影响。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是谈不上“现代化”的，更谈不上“世界之公民”。

【适用话题】 标杆、平淡、坚守、操守、良知、沉潜、忧与爱、平凡之美、文化传承、人格独立、摒弃浮躁、学术 自由、过滤心灵、人生的作业、寂寞与辉煌、看不见与看得见、这也是一种美丽

【素材二】 胡适——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胡适被称为“胡博士”，他一生共获得 35 个荣誉博士头衔，中外罕见。胡适先生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可以做一总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认真做事，严肃做人。”蒋介石评价胡适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 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是颇值得玩味的。胡适先生著述丰厚，在哲学、文化研究成果方面值 得后人研究、借鉴的东西很多，他的墓志铭由台湾著名学者毛子水撰文，具体如下：“这个为学术和文化 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殚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2010 年，在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之际，北大设立了“胡适人文讲座”，以此欢迎胡适先生“回家”，但是，以胡适名义冠名的讲座，能在多大程度上承续他的人文情怀，传播他的自由理念，并契合时代精神，从而真正请回胡适一代人所代表的精神、气质和操守，尚需观察。

多维解读 1.宽容的价值 胡适代表的正是“五四”海纳百川、兼容并包且带有一点儿浪漫色彩的人文精神，足见在思想世界中，自由、人权、民主这些概念是不分地域的；在人性的领域中，宽容和尊重这些价值也是穿越时空的，它们共同促成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信赖、帮助和感念，从而设定了人类文明的高度道德规范。

2.有人味的社会 “只有自由民主才能造就有人味的社会”是胡适一生的民主诉求，也是“美丽中国”应有的人文内涵。法国哲人伏尔泰说得最好，“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赞成，但是我要拼命力争你有说这话的权利。”这 是多么有人味的容忍态度！自己要争自由，同时还得承认别人也应该享受同等的自由，这便是容忍。容忍，既是个人品德，也是政治德行。人与人之间的宽容，是有人味的体现；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宽容，则是社会 文明的标志。胡适的时代已远，胡适的墓木已拱，但自由、民主与科学这些理想的内涵意义与落实途径，始终有待思索实践。

【适用话题】 宽容、自由、回归、别样的辉煌、有人味的社会 【素材三】 林语堂——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林语堂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很多作品成为东西方文学界、文化界所推崇的经典名著，版本众多、流传甚广，他曾被美国文化界列为“二十世纪智慧人物”之一。林语堂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 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1935 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风声鹤唳》《孔子的智慧》 《生活的艺术》，在法国写《京华烟云》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他将孔孟老庄哲学和陶渊明、李白、苏 东坡、曹雪芹等人的文学作品英译推介海外。林语堂是第一位以英文书写扬名海外的中国作家，也是集语 言学家、哲学家、文学家于一身的著名学者。林语堂一生曾3 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的《生活的艺术》在美国被重印 40 次，并被译成英、法、意、荷等国文字，成为欧美各阶层的“枕边书”。同时他本人也是发明家，曾发

明过打字机，获得了美国专利。林语堂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有不为斋”。他受儒家“有为”的思想影响，也欣赏道家的“无为”； 生活态度是以“有为”为中心，但也往往有“不为”的事。他为自己写了一副对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林语堂自称，成功的秘诀是写的东西必须是心得之言，有见地，有力量。鲁迅在世时，常把林语堂骂得狗血喷头。可在鲁迅去世以后，林语堂这样写道：“鲁迅顾我，我喜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 林语堂的两个姐姐因家庭困难只好过早地辍学，回乡嫁人。林语堂后来回忆说，他离家去上海读书时，二姐送给他四毛钱，并对他说：“和乐，你到上海要好好念书，做个好人，做个名人，我们是没有希望了。” 这种真情厚望，林语堂终身没有忘记。在《生活的艺术》中，他写道：让我和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我的灵魂很舒 服地在泥土里蠕动，觉得很快乐。当一个人优闲陶醉于土地上时，他的心灵似乎那么轻松，好像在天堂一般。事实上，他那六尺之躯，何尝离开土壤一寸一分呢？ 一个富有良知、担当道义的作家，应在著作里展示美好与希望，创造更多诗意的生活和空间，犹如他在长篇小说《京华烟云》里，塑造的道家女子形象姚木兰那样，身在乱世，始终“正直自持，则外邪不能侵”。就是说，如果外部世界是邪恶的，只要自身周正，也能够安然度过灾患。林语堂先生有这样一段关于文学阅读的精彩感悟：“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所喜爱的作家，即等于一个飘荡的灵魂，他始终是一个不成胎的卵子，不结子的雄蕊。所喜爱的作家或文学爱人，就是他灵魂的花粉。” 那么你有喜爱的作家吗？你有“文学爱人”吗？你的灵魂在飘荡吗？你的精神家园在哪里？

●多维解读 1.生活的艺术 林语堂把吾国吾民，看得何其之“艺术”！他说 ：“我觉得艺术、诗歌和宗教的存在，其目的，是辅助我们恢复新鲜的视觉、富于感情的吸引力和一种更健全的人生意识。”林语堂作为主流价值之外的边缘 “智者”，其思想情怀和人生态度启示着人文领域的现代知识分子与世界“对话”的方式。林语堂引领着 我们在儒、道、佛、基督教世界中游历跋涉，在物质、精神、科学、人文的海洋中沉浮，智慧之火花频频闪烁，妙语叠出，精彩纷呈。

2.快乐的真谛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以道德、教养为规范的享乐是人生至善之境。快乐是一种美德，因为它 不但表现自己对世界的欣赏与赞美，也给周围的人带来温暖和轻快。快乐就是幸福，一个人能从日常平凡的生活中发现快乐，就比别人幸福。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和终结，林语堂这位哈佛博士快乐、智慧的生 活态度在如今喧嚣的尘世里更加显得有趣、可贵，也似乎更加让人难以企及。

【适用话题】 灵魂、尊重、文化交流、人生趣味、精神家园、生活的艺术、科学和人文、文科与理科、快乐的真谛、万物静观皆自得、活出幸福的感觉

【素材四】 冯友兰——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

1939 年前后，陈立夫以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身份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新规定，联大教务会 议决定致函抗辩。抗辩函的执笔者即冯友兰先生，冯教授说得不卑不亢：“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 陈寅恪纪念王国 维的雄文，为学者立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境界，而冯友兰的这篇雄文，则被后人赞为铭刻了一所大学“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光荣品质。其另一雄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被公认为最能彰显西南联大的精神及其特殊历史意义。碑文有言：“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 此 碑永存，而它所代表的学术自由精神在当今学术界却日渐消逝了。然而，20世纪的学者中，受到见诸文字批判最多的也是冯友兰；谈起 20 世纪的中国哲学，唯一绕不过去的人还是冯友兰。一个事实是，外国人因有冯友兰而知中国哲学。李慎之曾经评价说，冯友兰是一位可超而不可越的人。只有站在他的肩上，才能看得更远。就如坎坷动荡的近代中国的命运一样，冯友兰 的一生，坎坷与矛盾并生，苦难与责任共存。冯友兰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时已 80 多岁，年老多病，“耳目丧其聪明，为书几不成字”，150 多万字的著作，一字一句，全由老人口述，助手笔录而成。他的最后 15 年，一切都围绕着《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写作中间多次生病住院，他甚至说，“现在治病，是因为书未写完。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冯友兰是拼着性命在写这本他人生最后的大书。果然书成后4个月，他安然而去。

●多维解读 1.人生的作业 古代先哲庄子曾经发出过“人生如白驹过隙”的感叹，形容人生短暂。但是如何让自己的人生有意义，则因人而异。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完成好人生的作业至关重要。冯友兰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 15 年，一切都围绕着《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拼着性命写这本他人生最后的大书，实现了人生价值，完成了自己人生的终极作业，含笑九泉。

2.学术自由和精神自由 学术自由是学者治学精神自由的一种表现，提倡学者治学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学者要以怀疑的精神建立学术批评的民间立场，要敢于对行政干预说“不”。面对国民政府的三度训令，冯友兰 慷慨陈词，执笔抗辩，其抗辩雄文被后人赞为铭刻了一所大学“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光荣品质，为学术自由树立了典范。

【适用话题】 典范、精神自由、学术自由、老当益壮、站在巨人的肩上、活着的意义、人生的作业、要勇于说 “不”

【素材五】 梅贻琦——清华的名片

梅贻琦先生由教授到校长，连续为清华服务近半个世纪，这在中外教育史上是罕见的。他出任清华校长后创造了清华的黄金期，全面提升了清华的素质和声誉，厥功至伟，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易 经》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梅贻琦在世人的心目中，正是这样 一位中西合璧的真君子。在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梅贻琦留下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不拘一格揽人才，被“三破格”的华罗庚就是典型一例。他强调对学生操行的培养，要求教授在指导学生读书、做学问时，必须指导学生如何做人。他本人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但在他的任内，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的大师，并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的大师。“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用这八个字概述了他与清华的血缘之亲，也表达了他对清华的挚爱。梅贻琦逝世后，其弟梅贻宝含泪回忆说：“五哥长我 11 岁，生为长兄，业为尊师，兼代严父。”在纪念“九·一 八”事变一周年的纪念会上，面对东北地图变色的悲剧，他坚信“不甘沦为奴隶的民众，将群起而图之”。他信心十足：“东北三省虽亡，东北人心未死?有此民族精神存在，则东北将不致终亡。”在西南联大时，到梅贻琦家做客的人，梅夫人都会捧出一盘自制的叫“定胜糕”的点心招待大家，米糕上嵌有“定胜糕”三个字，表达他们对抗战胜利的信心。

●多维解读 1.大楼与大师 大学有了一流的豪华大楼，并不等于有了一流的办学质量。当年，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时，北大并没有大造崇楼巍宇，他的身边云集着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马寅初、刘半农等一大批学术巨擘，他依靠这支群星璀璨的导师队伍，一举奠定了北京大学的基本品格。诚然，为使当下数量激增的大学生有良好的深造环境，添置必需的设备本无可厚非，然而，由于我们的大学缺乏办学自主权，来自行政的干预过多，看一所大学办得如何，记者所承担的责任也不一样，但是，在“为人民代言、为时代立言、为历史留言”这一点上，应往往不看其内质，而注重于可视可触的“硬件”。随着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时代的到来，大学早已不是净土，“学术腐败”事件层出不穷。被称为清华“永远的校长”的梅贻琦先生说 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言犹在耳，斯人已去，反观现实，惜哉痛哉！

2.厚德载物 真正的君子具有包容世间万物的博大胸怀，他们甘心在别人耀眼的光芒下刻苦钻研。梅贻琦在世人的 心目中，正是这样中西合璧的真君子。在清华百年的校史上，正是有了这样的幕后英雄，才有了清华学术星光大道上的光彩与荣誉。他本人虽然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在任内，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大师，并 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大师。正是这样淡泊宁静的心胸、包容旷达的厚德，成就了清华百年的别样辉煌，梅贻琦本人也成了清华的名片而享誉全球。

【适用话题】 名片、丰碑、大师、爱国、信心、乐观、破格、大学精神、厚德载物、大楼与大师、不拘一格揽人才

【素材六】 梅汝璈——“孤寂”的大法官

梅汝璈这位晚年“孤寂”的大法官，曾书写过现代中国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东京审判。1946 年 3 月 19 日，受命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博士离开上海，远赴东京。梅博士曾慷慨激昂地表示： “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的同胞。我既受国人之托，定将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 梅汝璈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在这场历时达两年半之久、人类司法史上罕见的大规模审判中，受审的28 名日本甲级战犯受到了应有的惩处。这位慷慨激昂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大法官，曾经的一席话至今在我们耳 边徘徊不去：“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多维解读 1.正义之剑 法理之剑舞“远东”，梅汝璈维护了国家的尊严。他代表中国人民参与的东京军事法庭审判，不仅为 中国人民赢得了正义，也对发展和维护国际的正常秩序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在中日钓鱼岛争端愈演愈烈 之时，我们需要另一把法理之剑再舞“远东”。

2.铭记历史 列宁说过，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那场如同硝烟一般逝去的历史审判，让中国人有了扬眉吐气的机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梅大法官之言掷地有声，发人深省。

【适用话题】 责任、诺言、正义、忘记与铭记、回望身后的脚印

【素材七】 邵飘萍——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铁肩辣手，记者当有天下责任；快笔如刀，报人不惜满腔热血”，这是民国著名报人、《京报》创办者邵飘萍一生的真实写照。素有“新闻救国”之志的邵飘萍，心怀壮志，为了新闻的真实与公正，抨击 丑恶，用鲜血写下了中国新闻史上荡气回肠的一章。袁世凯称帝，他大声疾呼：“袁贼不死，大乱不止。同胞同胞，岂竟无一杀贼男儿耶？”宋教仁遇刺，他秉笔直书：“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矛头直指袁世凯。最终因不愿向反动军阀张作霖低头，面对 30 万元巨额“封口费”毫不动心，遭到枪杀，以身殉国。

●多维解读 1.勇于担当 一个合格的新闻人要勇于担当。作为无冕之王的记者应该是公众的眼睛，要尽量站在时代的制高点，对社会进行激情而理性的观察、审视。或许，因时代不同，该是共通的。超越小我，成就大我，将个人的“小责”，升华为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对历史的“大责”。正如民国著名报人邵飘萍所言：“尽自己之天职，平社 会之不平。虽路途坎坷，” 然信念不改，屡仆屡起，至死方休。飘萍一支笔，抵过十万军。“公平” 当为 “铁 肩”所负，“真理”应为“辣手”所书。“辣手”除了犀利、尖锐、深刻之外，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在“辣” 的背后，应有一颗济世之心。

2.报人风骨 真正的报人应具有“富贵不淫、威武不屈，不颠倒是非、不哗众取宠”的风骨，傲视一切权贵。素有 “新闻救国”之志的自由报人邵飘萍，心怀壮志，抨击丑恶，用鲜血写下了中国新闻史上荡气回肠的一章，在不自由的境遇中，凸显了一个自由的灵魂，彰显出一个正直报人“铁肩辣手，快笔如刀”的精神风骨。

【适用话题】 责任、风骨、勇于担当、人间正义、人生的作业 【素材八】 傅斯年——冰炭不相容，忠奸不两立

近代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傅斯年，被胡适称为“人世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天才”。在北大时，胡适、傅斯年和叶公超三人被称为“三驾马车”。傅斯年曾说，“一天只有21 小时，另外 3 小时是用来思考的。”有人评价傅斯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学问、最有志气、最有血性和最有修养的知识分 子的典范。然而，傅斯年之所以高出众人，是因为他善于察纳雅言、兼收并蓄、改正缺陷、日月精进。我 们本来都是一棵树，只不过傅斯年用心专注，善于给自己修枝、打杈、寻水、培肥，终成栋梁。人人皆可 为尧舜，但不只要有其心，更要有其行。抗战开始后，傅斯年当上了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先把贪污腐 败的孔祥熙赶下台，抗战胜利后，把另一个贪污的行政院长宋子文也赶下台。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上说： “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无惭于前贤典型。士人之 节，在中国以此维持纲常也。”抗战胜利后，傅斯年当了北大代校长，凡是敌伪时期在北大当教授的，一个也不聘，正所谓“冰炭不相容，忠奸不两立”。

●多维解读 1.人格典范 “千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这或许正是社会大众对知识分子精神人格力量的一种期许。在那 个动荡的多事之秋，民国学人傅斯年为“谔谔之士”做了生动的注脚。他一改一些知识分子唯唯诺诺、明 哲保身等积习，敢怒敢言，走自己的路，说自己的话，体现了中华学人激越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意识，是一代学人的人格典范。

2.给自己修枝 人和花草树木一样，也需要适时修枝。老子云：“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老子由修枝而悟人生之道，说明只有 合道的人才能生存和发展。正如傅斯年所言，我们本来都是一棵树，只不过有人用心专注，善于给自己修 枝、打杈、寻水、培肥。

【适用话题】 典范、正直、兼收并蓄、给自己修枝、冰炭不相容

篇2：民国文化名人素材

【素材一】 陈寅恪——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陈寅恪海外留学18年，既未获得学士学位，也没有可以炫耀的博士桂冠，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名闻遐迩的学者。他享有“盖世奇才”的美誉，精通近20个国家的语言，在语言学、史学、佛学等多领域都有极高的造诣。“文革”时成为“寂寞销魂人”，含冤离世。

没有博士头衔的陈寅恪，却被称为清华园中的“活字典”“教授的教授”。36岁即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陈寅恪上课有“三不讲”，幽默风趣，听课的教授远比学生多。先生具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不吃日军面粉，拒绝台湾提供的优厚待遇。在大灾难面前，陈寅恪始终恪守着民族的史学传统：“国可以亡，史不可断，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不绝。”在严酷的抗战环境中，陈寅恪顽强地为后世留下了他对中国唐代历史的系统研究。“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撰写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剑桥中国史》提到陈寅恪时，给予了异乎寻常的褒奖：“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做出的，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

建国后沉浸于学术研究的陈寅恪，拒绝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一职。他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陈寅恪在碑文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陈寅恪认为，包括他和王国维在内的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会有错，可以商量和争论，但如果没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不能发扬真理，就不能研究学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晚年双目失明的陈寅恪耗费整整10年时间完成85万字的巨著《柳如是别传》，这部“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书，展示了百年中国的一位大学者的大手笔。一个倚门卖笑的弱女子，在明清易代之际，竟比五尺男儿更看重家国大义。他为这个被士大夫轻蔑的奇女子立传，以此表彰“我民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他通过这样一个人物，把明末清初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展现出来。

陈寅恪没有遗嘱，但他取得的学术成就却垂范着后世的中国。他留下的著作，以繁体字竖排出版，一如他生前期望的那样。这些文字，烙刻着以学术为生命的独特印记，“留赠来者”。季羡林这样回忆陈寅恪：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素材二】 胡适——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胡适被称为“胡博士”，他一生共获得35个荣誉博士头衔，中外罕见。胡适先生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可以做一总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认真做事，严肃做人。”蒋介石评价胡适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是颇值得玩味的。胡适先生著述丰厚，在哲学、文化研究成果方面值得后人研究、借鉴的东西很多，他的墓志铭由台湾著名学者毛子水撰文，具体如下：“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 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殚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2010年，在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之际，北大设立了“胡适人文讲座”，以此欢迎胡适先生“回家”，但是，以胡适名义冠名的讲座，能在多大程度上承续他的人文情怀，传播他的自由理念，并契合时代精神，从而真正请回胡适一代人所代表的精神、气质和操守，尚需观察。

【素材三】 林语堂——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林语堂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很多作品成为东西方文学界、文化界所推崇的经典名著，版本众多、流传甚广，他曾被美国文化界列为“二十世纪智慧人物”之一。林语堂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风声鹤唳》《孔子的智慧》《生活的艺术》，在法国写《京华烟云》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他将孔孟老庄哲学和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曹雪芹等人的文学作品英译推介海外。林语堂是第一位以英文书写扬名海外的中国作家，也是集语言学家、哲学家、文学家于一身的著名学者。林语堂一生曾3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的《生活的艺术》在美国被重印40次，并被译成英、法、意、荷等国文字，成为欧美各阶层的“枕边书”。同时他本人也是发明家，曾发明过打字机，获得了美国专利。

林语堂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有不为斋”。他受儒家“有为”的思想影响，也欣赏道家的“无为”；生活态度是以“有为”为中心，但也往往有“不为”的事。他为自己写了一副对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林语堂自称，成功的秘诀是写的东西必须是心得之言，有见地，有力量。鲁迅在世时，常把林语堂骂得狗血喷头。可在鲁迅去世以后，林语堂这样写道：“鲁迅顾我，我喜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

林语堂的两个姐姐因家庭困难只好过早地辍学，回乡嫁人。林语堂后来回忆说，他离家去上海读书时，二姐送给他四毛钱，并对他说：“和乐，你到上海要好好念书，做个好人，做个名人，我们是没有希望了。”这种真情厚望，林语堂终身没有忘记。在《生活的艺术》中，他写道：让我和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我的灵魂很舒服地在泥土里蠕动，觉得很快乐。当一个人优闲陶醉于土地上时，他的心灵似乎那么轻松，好像在天堂一般。事实上，他那六尺之躯，何尝离开土壤一寸一分呢？ 一个富有良知、担当道义的作家，应在著作里展示美好与希望，创造更多诗意的生活和空间，犹如他在长篇小说《京华烟云》里，塑造的道家女子形象姚木兰那样，身在乱世，始终“正直自持，则外邪不能侵”。就是说，如果外部世界是邪恶的，只要自身周正，也能够安然度过灾患。林语堂先生有这样一段关于文学阅读的精彩感悟：“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所喜爱的作家，即等于一个飘荡的灵魂，他始终是一个不成胎的卵子，不结子的雄蕊。所喜爱的作家或文学爱人，就是他灵魂的花粉。”那么你有喜爱的作家吗？你有“文学爱人”吗？你的灵魂在飘荡吗？你的精神家园在哪里？【素材四】 冯友兰——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

1939年前后，陈立夫以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身份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新规定，联大教务会议决定致函抗辩。抗辩函的执笔者即冯友兰先生，冯教授说得不卑不亢：“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 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雄文，为学者立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境界，而冯友兰的这篇雄文，则被后人赞为铭刻了一所大学“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光荣品质。其另一雄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被公认为最能彰显西南联大的精神及其特殊历史意义。碑文有言：“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 此碑永存，而它所代表的学术自由精神在当今学术界却日渐消逝了。

然而，在20世纪的学者中，受到见诸文字批判最多的也是冯友兰；谈起20世纪的中国哲学，唯一绕不过去的人还是冯友兰。一个事实是，外国人因有冯友兰而知中国哲学。李慎之曾经评价说，冯友兰是一位可超而不可越的人。只有站在他的肩上，才能看得更远。就如坎坷动荡的近代中国的命运一样，冯友兰的一生，坎坷与矛盾并生，苦难与责任共存。冯友兰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时已80多岁，年老多病，“耳目丧其聪明，为书几不成字”，150多万字的著作，一字一句，全由老人口述，助手笔录而成。他的最后15年，一切都围绕着《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写作中间多次生病住院，他甚至说，“现在治病，是因为书未写完。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冯友兰是拼着性命在写这本他人生最后的大书。果然书成后4个月，他安然而去。

【素材五】 梅贻琦——清华的名片

梅贻琦先生由教授到校长，连续为清华服务近半个世纪，这在中外教育史上是罕见的。他出任清华校长后创造了清华的黄金期，全面提升了清华的素质和声誉，厥功至伟，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易经》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梅贻琦在世人的心目中，正是这样一位中西合璧的真君子。在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梅贻琦留下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不拘一格揽人才，被“三破格”的华罗庚就是典型一例。他强调对学生操行的培养，要求教授在指导学生读书、做学问时，必须指导学生如何做人。他本人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但在他的任内，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的大师，并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的大师。“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用这八个字概述了他与清华的血缘之亲，也表达了他对清华的挚爱。梅贻琦逝世后，其弟梅贻宝含泪回忆说：“五哥长我11岁，生为长兄，业为尊师，兼代严父。”在纪念“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的纪念会上，面对东北地图变色的悲剧，他坚信“不甘沦为奴隶的民众，将群起而图之”。他信心十足：“东北三省虽亡，东北人心未死„„有此民族精神存在，则东北将不致终亡。”在西南联大时，到梅贻琦家做客的人，梅夫人都会捧出一盘自制的叫“定胜糕”的点心招待大家，米糕上嵌有“定胜糕”三个字，表达他们对抗战胜利的信心。【素材六】 傅斯年——冰炭不相容，忠奸不两立

篇3：民国昆明城市文化刍议

一、山水景观的昆明

《旅行杂志》是近代中国专业性的旅游杂志,由近代著名的金融家和实业家陈光甫创办,以“阐扬中国名胜,提倡旅行事业”为宗旨。该刊创刊于1927年3月,该刊于1950年3月休刊。随着《西南专号》、《西南文化专号》的出版发行,昆明的自然风光、历史遗存、风土人情,呈现在广大的读者面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昆明,认识昆明。昆明城市文化得到张扬和展示,并为更多的国人所喜欢和推崇。

昆明是“山国的产物,五华、螺峰、磨盘三山遥遥相对,……,在都市内住着,有山有水,所谓‘城市山林’”,“五华山居全市之中,形势很胜,上面有开武亭,便是再造共和策源地,这地方在历史上应占重要篇幅”;“螺峰山在市北,奇石嶙峋,古柏很多,山顶有接引殿,可将昆明全景,控览无遗”,而磨盘山“在市西,山下甚陡峻”,三山形成“鼎足”之势。城市缺了水,便少了灵性,翠湖恰恰能满足昆明这一需要。虽说“西湖很艳丽,有淡妆浓抹的不同,然而总带贵族气,翠湖则朴质无华,怡似村姑,四季不同的春光,正如美人四季不同的装束。”[2]17作为云南第一大湖的昆池(即滇池)是昆明山水的重要象征,“周围凡三百余里,近昆明二十里内称草海,可自城外篆塘泛舟,顺河沿大观楼马路以出草海,海内岛屿罗布,种植柳树,海滨农村相望,风光秀美,有别墅甚多,皆建造华丽;出草海外,波涛万顷,茫无涯际。滇池四周,良田肥沃,米产丰富,池中生产水族”。西山又是昆明城市形象的一个载体,其位于滇池西岸,“卓立海岸,峭壁千仞,殿宇楼阁势如凌虚,登临览眺,胸襟廓然,尘气尽涤。”[3]30大观楼位于民国昆明“西门外七里地,有长堤直达城下,舟车都可往游。现在大观园公园,面临滇池,登楼远眺,浩瀚的波动,配合着远处的山色,格外壮丽”[4]69,因而得名,此楼乃是欣赏昆明湖光山色绝佳地点。

历史遗存与自然景观相结合,更是增添了昆明城市文化韵味,凸显出古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使得民国时期的昆明城市文化朝着富有内涵的方向发展。抗战的爆发,将昆明山水文化向前推进一步,城市文化的历史感变得愈发厚重。

二、抗战大后方的昆明

抗战时期,机关、企业、团体、学校内迁到昆明,为这座城市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昆明逐渐成为抗战的重要基地,昆明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昆明的城市文化突破了原有的山水城市文化形象,融入了抗战以及相关的因子。抗战赋予昆明城市新的生命活力,昆明的城市文化在原有山水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了第一次跃迁。透过报刊,我们可以窥见昆明这一时期的文化形象。报纸报道昆明城市主要集中在滇缅公路“、驼峰”航线、中印公路(又称史迪威公路)上,分析和解读这些报道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刻地认识昆明的城市文化。抗战爆发后,随着日军占领的中国的沿海地区,中国的海上通道被封锁、阻断,物资的进出口通道就转移到陆路上,滇越铁路进而成为中国物资补给的重要通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越南,出于安全的考虑,国民政府拆掉和炸毁了滇越铁路部分路段,因此,中国的物资补给陆路通道也中断。国际援华物资通道的中断,迫使国民政府和盟军开发一条国际性的通道,以解决抗日物资的运输。滇缅公路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修建的“,起于云南的昆明,直达缅甸的仰光铁路终点腊戍,同时也沟通了缅甸全境的公路网,由海外输入军火的中国两条道路之一。”[5]39滇缅公路在中国抗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这条公路,大批抗战物质源源不断地抵达昆明,又通过昆明这个中转站,运送到全国其他地区。滇缅公路的开通和利用,提高了昆明在国际上知名度,并塑造和改变着昆明的城市文化形象,昆明城市文化更多地被抗战的基地的形象所充实。

日军占领保山之后,滇缅公路交通被切断,援华物资通道再次中断,寻找新的运输通道被迫提上日程。鉴于海上,路上通道被阻断,开辟沟通国内外的空中通道成为必要。1942年8月,中美两国开辟了一条转运战略物资的通道,即“驼峰”航线,其中飞行线路就是从印度阿萨姆的德钦机场到昆明,全长800余公里,这条空中通道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是此时“海外物资运到中国的唯一通道”[6]404。由这条通道运来的大批战略物资,支撑着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随着“驼峰”航线的开辟和运行,昆明在抗战中的作用也得到巩固和加强,昆明城市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影响力也得到提升,昆明的城市文化形象较以前更加丰富。鉴于滇缅公路被切断和运力有限的“驼峰航线”,为了打破中国被封锁的局面,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史迪威提出从印度雷多修筑公路至缅甸密支那,并接通滇缅公路的计划。这一计划获得批准。中印公路于1942年动工,并于1945年1月竣工开通。这条公路的开辟,打破了日本对中国进口物质通道的封锁,成为抗战后期援华物资运输的“大动脉”[7]1,为抗战最终的胜利提供了条件。作为中印公路一个终点的昆明,所发挥的作用不言而喻。无疑,这也会提升昆明城市的知名度,扩大昆明在中国西南,乃至全国的影响,凸显了昆明作为“抗战大后方”“、抗战基地”的重要地位。由三个著名的抗战事件而提炼出来的“抗战的大后方”,成为昆明城市文化的重要内涵之一。抗战不仅塑造了昆明城市的抗战文化形象,也推动了昆明民主运动的发展。

三、民主堡垒的昆明

昆明的民主运动在抗战时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其根源于国民党当局政策的调整和昆明的高校。“抗战时期,昆明的大学素为民主与自由的堡垒。”[8]71942年,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等高校倡导的“倒孔运动”,“预示着昆明作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的初步形成”[9]290。抗战后期,昆明继续发挥着民主堡垒作用,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言“:在抗战初期,武汉是民族战争的前卫。在抗战末期,昆明是民主运动的先锋。”[10]1

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国内形势急转,遭受战争创伤的民众要和平,要民主的呼声日趋热烈。抗战内迁昆明而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成为这场民主运动的发源地之一。伴随着全国争取民主运动的大潮,再加上西南联大的民主传统,昆明的民主运动也蓬勃开展起来,这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他们先后制造了“一二·一惨案”和“李闻惨案”。两个惨案成为民主运动的催化剂,也将昆明的民主运动为全国人所熟知。各种报纸通过对两个惨案的报道,声援昆明的民主运动,抨击国民党当局的反动行径。“一二·一”惨案后,先期成立的“昆明市大中学生罢课委员会”(简称“罢联”)组织力量撰写并印发了《一二·一惨案实录》、《向全国及昆明父老沉痛呼吁》等文件, 向全市、全国揭露了国民党特务暴徒制造“一二·一”惨案的罪行。《民主周刊》等七种期刊出版联合增刊, 抗议当局暴行[11]376。郑振铎主编的《民主》杂志,其中第十期更是刊载郑振铎、郭沫若、尊闻等人的文章,对昆明学潮给予全面的介绍,并支持学生。中共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和中共南方局的《新华日报》纷纷发表文章和社论,支持昆明的民主运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昆明惨案在全国说来是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以来,近20年间所没有发生过的大惨案,……,我们对于昆明的学生与教授,表示我们极其真诚的同情,……,我们声援在困难中的昆明学生与教授,因为他们的奋斗,就是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斗争。”[12]《新华日报》发表了“民主一日不实现,中国学生运动一日不停止”“、争取自由解放的中国学生:世界学生日献辞”等文章[13],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反动行为,支持学生的正义民主运动。“罢联”发出由昆明34所大中学校列名文告:《昆明大中学生为“一二·一”惨案告全国同胞书》,同时又发表了《昆明各大中学为“一二·一”惨案告各地侨胞书》,将这一惨剧报告给各地的爱国华侨[11]377。凭借文化界的知名人士的文章,报纸成为宣传昆明民主形象的重要物质载体,并扩大了国人对昆明城市的认知。报刊文章对反民主运动的宣传和抨击,无疑会加深外界对昆明这座城市民主文化的认识,扩大了昆明的影响力。

篇4：民国文化何以繁荣

1912年孙中山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人民无分种族、阶级、宗教，一律平等，公民享有人身、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这就在法律上赋予国民以各种自由和权利，从而使言论自由、新闻出版、集会结社等有利于促进文化发展的各种活动合法化，为文化的自由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另外，那时的教育管理体制先进，是真正的教授治校，某些著名高校实质上都有自己的管理方式，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就是政府官员出面欲干涉也都被当面骂回去，是一点面子都不给的，是真正的搞学术，这也是为什么三四十年代的北京大学和国立武汉大学等成就学术高峰的原因。

西方民主、科学文化思潮的侵入使民国时期的文化发展融入了新的血液。中西文化的交汇渗透与发展，融合与创新导致了文化繁荣的空前盛况。尤其是五四前后，西方近几个世纪发展起来的民主思潮传入中国，构成了学术的多元化，文化的繁荣。传统的思维方式与先进的西方文化结合，相辅相成，激发了思维方式的变革。1915年9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正式举起了民主和科学的大旗，此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纷纷著文，大声疾呼提倡民主、科学、平等、思想自由。对于民主，不再只是政治上的民主，他们指出，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才是真正的民主。又比如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奖励实业的政策，蔡元培的实利主义教育思想以及“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等都是中西文化结合与创新的结果。尤其马克思主义指导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为民国时期思想、文化、道德上的发展变革注入了新的活力。

中国传统文化的进步性也为这时期文化的繁荣增添了新的力量，这表现在儒学其实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隐性的力量。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等口号，但是他并没有否定一切。综观其行动的实质来看，它的矛头其实指向的是将儒学当作落后的封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还有“三纲五常”，女性不平等等落后的不民主的违背现代精神文明的诟病。陈独秀、胡适等出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致力于民族独立等为国为民的传统儒家心志，是儒家思想在运动中所表现的隐性的力量。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进步性为民国时期的文化繁荣增添了新的力量，否定一切儒学文化其实是不明智，也不可能完全做到的。

民国是一个动乱的时代，有似于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但又不同于春秋战国。相同的是国内军阀割据，战乱频仍，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不同的是国外还有列强入侵，中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士”族，有着非常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们所想，无不是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很少关注个人的名利得失。他们有着高尚的情操，远大的抱负，只要是能强国富民的，他们都全力以赴。这样的一群人，怎能不培育出一大批优秀的文化教育精英？相比之下，当今的“士”族生活在一个和平繁荣的盛世里，满眼都是歌舞声色，遍地都是黄金桂冠，“享受生活”之不暇，捞取名利之不暇，哪有时间去想怎样培育一代精英？

民国时期是一个崇尚个性自由与解放的时代。“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那个时代的“士”族，没有统考的压力，没有分数和评价，没有受到“智慧型”教育管理的约束，大都可以“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一个教师，只要有真才实学，即使少有学生喜欢、甚至一个学生都不喜欢，也可以成为“名师”。而今“教育管理”成为时尚，“数字化”成为管理的法宝，分数不但是学生的命根，也是教师的命根，更重要的是官吏的命根。整个教育界都成了熙熙攘攘的名利场，怎么能培育出教育文化精英？

民国时期的教育非常重视读书，大多文化教育精英都是自己读书读出来的，而不是老师教出来的。而今的图书馆、阅览室全成了摆设，除了个别教师要写“论文”，比深山古道的小桥还寂寞，热闹的只有教辅书市。教师忙于应付备课检查，学生忙于应考训练，谁有时间自由地读书？

“士可杀而不可辱。”民国时期的“士”族，多有着方孝儒式的硬气。就说那个敢于拍桌子骂蒋介石的刘文典吧，他曾经面对蒋介石拍桌大骂：“你就是个新军阀！”并直起脑壳，撞向蒋介石。而今之“士”族中，这样的人可有？称教育局长为“某局”“局座”，称特级教师为“某特”。——听听“士”族的这些称呼就可以知道，这样的一群人，拿什么培养文化教育精英？

21世纪之中国，是个造星的时代。科技界造人造卫星，数十年只能以个计，教育界培养名师、名校长，数年即可以万计。大师的成长需要深厚而肥沃的泥土，民国时期的“士”族大都有着甘做泥土的奉献精神。而今之“士”族，都想做明珠、明星，谁愿意做泥土呀！失却了泥土，营养钵里怎么能培养出文化教育精英？

教育是根的事业，根的成长在地下，短时间内是看不见的。而今的教育却是孵豆芽一般，一味地追求短期效益。无论什么种子，都被学校孵成了菜芽，拿到市场上兜售。这样的时代，还能够培养出文化教育精英吗？

中国历史上有个奇怪的现象：大批涌现文化教育精英的多是动乱时代，越是盛世，越少精英，唯有汉、唐、宋数代例外。——而汉、唐、宋时代的教育环境都是相当宽松的。难道我们不能像汉代、唐代、宋代一样给教育创造相当宽松的环境，而非等到下一个动乱的时代再大批地培养文化教育精英吗？

民国时期何以能培养那么多的文化教育精英，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篇5：民国大家作文素材

人物名片

刘文典，生于1889年，卒于1958年，字叔雅，中国文学史家，民国大学者。在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刘文典1913年赴日求学,191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终生从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著作有《淮南鸿烈解》、《庄子补正》、《三余杂记》等。

在民国学人中，刘文典的狂生掌故，常为人们奉为佳话。但是在狂与傲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刘文典对待世事人情的无虚伪、不矫情、不失赤子之真，是对学术的承担，是独立之精神，是自由之思想。

经典看点

1.“替庄子跑警报”

当年在西南联大时，空袭警报一响，教师和学生赶紧疏散到昆明郊外，美其名曰“跑警报”。一日，刘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寅恪往城外跑去。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寅恪先走。这时，只见他平素藐视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刘文典多年潜心研究庄子，出版了十卷本《庄子补正》，陈寅恪为之作序，推崇备至。曾有人向刘氏问起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他大发感慨，口出狂言道：“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某人。”

活学活用

时人谓刘文典狂，其实没有厚实的成就，再狂也只是无根浮萍，也不免流于洛下书生咏、魏市人石发式的东施效颦。刘文典的“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便是其任性啸咏的浑厚底气，也恰恰是他狂的所在。也恰如钱理群先生所言：刘文典的“狂”是把自己这门学科看成“天下第一”，把自己在学科中的地位看得很重：我不在，这门学科就没了！这种“舍我其谁”的狂傲，其实是显示了学术的使命感、责任感和自觉的学术承担意识。什么叫“为学术而学术”？像这样的以生命承担的学术，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为学术而学术”！这样的有承担的学者，自有一种精神，这就是独立精神、自由精神与创造精神。

【适用话题】学术与生命；我为学术“狂”；担当的分量；轻薄与厚重„„

2．“择时讲月赋”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开设《庄子》、《文选》等课程，他讲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

有一学期，刘文典开《文选》课。上课前，先由校役提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时他是下午课，一高兴讲到5点多钟，才勉强结束。有一次，他却只上了半小时的课，就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

原来，那天是农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一篇。届时，在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活学活用

西南联大存于战火纷飞之际，刘文典等学者们身处逆境，然弦歌不断，风雅不减。梅贻琦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观刘文典的月下课堂，便知大师的课堂为何风貌。不由地想起孔子与弟子的那幅春归图：“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刘文典用他的浪漫情怀，用他对学术的痴情，为他的学生们在那段艰难岁月里营造诗意的课堂，怎能不说是千古绝唱！

【适用话题】大师的课堂；真名士自风流；随性与本性；特立独行„„

3.“大学不是衙门”

1928年，蒋介石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文典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领袖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一切皆因为刘文典冷冷掷出的一句话：“大学不是衙门。”

后来安徽发生**，蒋介石召见刘文典。之前刘氏曾有豪言：“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扫了蒋的颜面。蒋介石寒着脸要刘文典交出学生领袖名单，必须对罢课分子严惩不贷。刘文典根本不买账：“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蒋恼怒不已，当众拍桌，声色俱厉地大骂：“你是学阀！”刘文典戟指回击：“你是新军阀！”蒋介石岂容手握笔杆子的文弱书生挑衅他的戎威？盛怒之下，不仅掴了刘文典两记耳光，还以“治学不严”罪名将刘当场羁押，说要枪毙。后来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关了一个月才获释。

活学活用

痛斥蒋介石，刘文典一骂成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中国文人的那种藐视权贵的狂气和坚持人格独立的硬气，这种“狂”其实是一种气节。五千年的文化传承，对于中国文人而言，贵在“气节”二字。

【适用话题】贵在气节；独立的精神；人格与尊严„„

【评价】：

1、刘文典晚年说过一句自我评价的话：“我最大的缺点就是骄傲自大，但是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

2、他不仅仅是一位狂士，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他不仅是一位精通古代典籍的学者，还曾一度是一位革命家。

胡适——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宁鸣而生,不默而死

胡适被称为“胡博士”，他一生共获得35个荣誉博士头衔，中外罕见。胡适先生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可以做一总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认真做事，严肃做人。”蒋介石评价胡适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是颇值得玩味的。胡适先生著述丰厚，在哲学、文化研究成果方面值得后人研究、借鉴的东西很多，他的墓志铭由台湾著名学者毛子水撰文，具体如下：“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殚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2010年，在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之际，北大设立了“胡适人文讲座”，以此欢迎胡适先生“回家”，但是，以胡适名义冠名的讲座，能在多大程度上承续他的人文情怀，传播他的自由理念，并契合时代精神，从而真正请回胡适一代人所代表的精神、气质和操守，尚需观察。

多维解读

1.宽容的价值

胡适代表的正是“五四”海纳百川、兼容并包且带有一点儿浪漫色彩的人文精神，足见在思想世界中，自由、人权、民主这些概念是不分地域的；在人性的领域中，宽容和尊重这些价值也是穿越时空的，它们共同促成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信赖、帮助和感念，从而设定了人类文明的高度道德规范。

2.有人味的社会

“只有自由民主才能造就有人味的社会”是胡适一生的民主诉求，也是“美丽中国”应有的人文内涵。法国哲人伏尔泰说得最好，“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赞成，但是我要拼命力争你有说这话的权利。”这是多么有人味的容忍态度！自己要争自由，同时还得承认别人也应该享受同等的自由，这便是容忍。容忍，既是个人品德，也是政治德行。人与人之间的宽容，是有人味的体现；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宽容，则是社会文明的标志。胡适的时代已远，胡适的墓木已拱，但自由、民主与科学这些理想的内涵意义与落实途径，始终有待思索实践。

【适用话题】

宽容、自由、回归、别样的辉煌、有人味的社会„

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 胡适把自由看得和空气一样重要。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发表文章，阐述个人独立自由与国家独立自由的关系。他对青年人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却要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个人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国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独立精神，理性思考，是胡适贯穿一生的不懈追求。可以说，没有这种精神，就没有独立知识分子的思维，而有无独立知识分子的思维，正是判定公共知识分子与犬儒的重要标准。胡适批判国民党的言论，官方媒体是不可能给他刊登的，好在那个时代允许民间办报纸出杂志。胡适和他的同仁们就自办杂志，抨击时弊。1928年，胡适与徐志摩、梁实秋、闻一多、丁西林等人创办《新月》月刊，关注时局与现实，用政治舆论来监督规范执政党，探求民主宪政之路，抨击国民党专制统治，宣传民主宪政，直到1933年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为止。1932年5月创办《独立评论》，继承《新月》的遗风，站在独立的政治立场，以民主宪政和自由人权为价值取向，反对独裁专制和文化复古主义，胡适发表了大量文章宣传民主自由的理念，捍卫言论自由的权利。他认为：“我的主张不过是我个人思考的结果；我要别人平心考虑我思考的结果，我也应该平心考虑别人思考的结果。我的思想有被接受的期望，别人的思想也都可以有被接受的期望。最好的方法是承认人人各有提出他自己的思想信仰的自由权利；承认人人各有权利期望他的思想信仰逐渐由一二人或少数人的思想信仰变成多数人的思想信仰。只要是用公心思考的结果，都是值得公开讨论的”。发刊词称：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个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这段话可以说是胡适作为独立知识分子和人权卫士的宣言。期间，胡适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就民主与独裁问题上展开论争。胡适认为，作为知识分子，就要肩负使命，体现对民众的人文关怀，成为民众的代言人。胡适在总结这段笔墨生涯是回忆说：“在变态的社会之中，没有可以代表民意的正式机关，那个时代干预政治主持正义的责任必定落在知识阶级的肩膀上”。胡适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路，通过发表政论文章或办政论刊物，来表示“对天下的关怀和承担”，并试图在“党派”之外形成自己的政治力量，从而进入政治权力的中心，利用权力来最终实现自己的理想，以理想的实现，最终完成自我实现，“尽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应尽的责任”。什么是独立知识分子的思维？独立、理性、责任、正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个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也是独立知识分子的思维和行为特点。

维护宪法，保障人权

胡适以自由学者的身份与国民党抗争了一辈子，直到去世。胡适重视人权，追求人权，为台湾带来人权的理念，作为学者，他一生当中最重要工作就是维护宪法所保障的人权。可以说，今日台湾的民主与胡适等一大批人权斗士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分不开的。国民党虽然在1949 年制定了一部宪法，但从来就没有真正执行过，事实上，从蒋介石实施戒严开始到蒋经国时代，国民党始终处于违宪状态，公民的政治权利基本被剥夺，制造了大量的政治性冤案，这也是国民党在上个世纪末被台湾人民唾弃的重要原因。

这个非常时期，胡适坚持学术中立，痛批国民党违宪，反对蒋介石违反宪法连任总统。

1952年，胡适应邀回台湾讲学，蒋经国到机场迎接。胡适走下飞机交流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台湾的人权。胡适坦言“台湾没有言论自由”。他说：“民主社会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言论自由。”他希望“在朝的要培养鼓励合法的反对；在野的应该努力自己担负起这个责任，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友。有这种精神才可以养成民主自由的风气和习惯。”“民主政治最要紧的基础，就是建立合法地批评政府，合法地反对政府，合法地制裁政府的机制。”他认为言论自由是需要争取的，要把自由看得和空气一样重要。政府承认新闻独立是获得舆论支持的必由之路；报人说老实话，说公平话，不发表不负责任的高谈阔论，是争取言论自由的主要秘诀。这些意见相当尖锐，但蒋介石仍然能够接受。蒋曾向他保证，“今后政府将实施更多的民主措施，人民将获得更多的自由。”

1956年9月，蒋介石在自己70岁生日之前，向社会各界抛出一份《婉辞》，希望社会各界“对中正个人平日言行与生活及个性等各种缺点，作具体的指点与指正”。胡适遂在台湾中央日报社的邀请下，赶写了《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一文，一式两份，除了寄给中央日报，还寄给了《自由中国》。在文章中，胡适借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故事，告诫蒋介石要信任下属，凡事不要管得太多太死，希望蒋试试古人所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元首”。胡适的文章以及发表在这一期《自由中国》上的其他文章，提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引起轰动。

“祝寿专号”被读者抢购一空，一时洛阳纸贵，但《自由中国》社也又一次为自己惹了麻烦。台湾当局指责这一期《自由中国》里面充满了“毒素思想”，又说胡适“名为自由主义，实际却是共匪的帮凶”。胡适陷入了国民党对他的极大的不信任中。他在1957年写给好友赵元任的信中道：“这半年来所谓围剿《自由中国》半月刊的事件，其中受围剿的一个人，就是我”。

国民党指名道姓打压胡适，围剿《自由中国》，四面楚歌，腹背受敌，台湾学人们争取到的有限言论自由的空间，遭到重创，面临严峻考验。此时，胡适远在美国，他决定回到台湾，利用他的影响扭转局面。

他跟赵元任说：“我有一个责任，可能留在国内比留在国外更重要，因为那边有一些人实在怕我说的话”。胡适在1958年4月8日，回到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自由中国》事件遂风平浪静，暂时告一段落。不料，树欲静而风不止，两年后《自由中国》**又起。事件起因是《自由中国》公开批评国民党违反宪法，成了国民党最终查封《自由中国》继而逮捕雷震的导火索。

1960 年，雷震与台、港党外人士共同连署反对蒋介石违背中华民国宪法三连任总统，胡适为连署人之一。不久，随着蒋介石任期的届满，以及《自由中国》力量的壮大，雷震决定正式组建反对党，并希望胡适出面牵头。胡适的态度是，同意组党，但不宜出面组织，理由是“从未梦想自己出来组织任何政党”，同时，对组党的性质和范围也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建议雷震等“可让教育界、青年、知识分子出来组织一个不希望取得政权的在野党”。尽管胡适对这个“反对党”的倡议是加了许多限制语的，但仍旧让蒋介石政府感到了威胁。

有人认为，胡适的态度是胡适怯弱的表现。我想，这可能是认识的角度不同。胡适鼓励组党，是出于民主制度建设的需要；胡适不愿出面挑头，是缘于他一生坚持的一个信条——独立、中立、不党。正是因为坚持正信，国民党也没有把他拉进去，就连蒋介石让他组党，他都断然拒绝。事情源于蒋介石提名胡适竞选总统那段公案。

1948年3月29日，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即“行宪国大”）在南京国民大会堂召开，胡适出席。30日，举行第一次预备会议，胡适任临时主席。当天早上，蒋介石对外交部长王世杰说，他考虑了很久，不愿当总统，愿意担任行政院长。他想请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要王世杰出面跟胡适洽商。王世杰向胡适传达了蒋介石的意图，要胡适拿出勇气来。胡适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但我实无此勇气！”后经王世界劝说，胡适终于接受。4月1日，胡适又有些迟疑，感到昨天的决定有些仓促，希望王世杰再向蒋介石表示：“昨天是责任心逼我接受，今天还是责任心逼我取消昨天的接受。”4月2日晚，蒋介石在官邸约见胡适，正式表示他将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名胡适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当行政院长。蒋介石态度诚恳，胡适表示“让蒋先生决定吧”。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蒋介石最终取消了提名胡适为总统候选人的想法。对此，蒋介石很是过意不去。4月8日晚，蒋介石请胡适到他的官邸吃晚饭表示歉意和慰抚。蒋介石说，他做了一生中对人最抱歉的一件事。提名胡适竞选总统是他在牯岭考虑的结果，不幸党内没有纪律，他的决策行不通。胡适对蒋说：“党的最高干部敢反对总裁的主张，这是好事，不是坏事。” 也许是蒋介石出于歉意，或者是出于对胡适情感的补偿，蒋介石再三表示要胡适出面另行组织政党。胡适说：“我不配组党，但建议国民党分化为两三个政党。

由此可以证明，胡适“不党”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非关怯弱。胡适在为官的态度上也不像傅斯年那样决然，傅斯年是议政而不参政，胡适是议政也可参政，穷则独，达则济，显示出更为灵活的、张弛有度的入世观。胡适“不党”还有一个原因，他要保持对蒋介石的影响力，绝不能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与蒋对立的形象，否则，不仅影响力无从谈起，连自身也难以保障。所以，他可以言辞激烈地批评国民党，但很少批评蒋介石，这正是胡适的过人之处。不能同时制造两个敌人。他批国民党，蒋介石可以包容他，如果他批蒋介石，国民党谁来保他？如果他既批国民党又批蒋介石，恐怕即使不会步尘雷震、柏杨、李敖的厄运，但其影响力也会大打折扣。所以，胡适积一生之经验和智慧告诫知识分子，要说负责任的话，说公正的话，说理性的话，这是争取言论自由的捷径。胡适不主张过激，他深知过犹不及，所以他主张“得寸进寸”，反对“得寸进尺”。对雷震组党的诸多限制和善意提醒，就是为了避免给当局制造口实，事与愿违。事实上，胡适跟国民党打了半个世纪交道，水深水浅，了如指掌，他的谨慎是有道理的。事态发展证明了胡适的担忧。

陈寅恪——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陈寅恪海外留学18年，既未获得学士学位，也没有可以炫耀的博士桂冠，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名闻遐迩的学者。他享有“盖世奇才”的美誉，精通近20个国家的语言，在语言学、史学、佛学等多领域都有极高的造诣。“文革”时成为“寂寞销魂人”，含冤离世。

没有博士头衔的陈寅恪，却被称为清华园中的“活字典”“教授的教授”。36岁即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陈寅恪上课有“三不讲”，幽默风趣，听课的教授远比学生多。先生具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不吃日军面粉，拒绝台湾提供的优厚待遇。在大灾难面前，陈寅恪始终恪守着民族的史学传统：“国可以亡，史不可断，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不绝。”在严酷的抗战环境中，陈寅恪顽强地为后世留下了他对中国唐代历史的系统研究。“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撰写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剑桥中国史》提到陈寅恪时，给予了异乎寻常的褒奖：“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做出的，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

建国后沉浸于学术研究的陈寅恪，拒绝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一职。他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陈寅恪在碑文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陈寅恪认为，包括他和王国维在内的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会有错，可以商量和争论，但如果没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不能发扬真理，就不能研究学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晚年双目失明的陈寅恪耗费整整10年时间完成85万字的巨著《柳如是别传》，这部“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书，展示了百年中国的一位大学者的大手笔。一个倚门卖笑的弱女子，在明清易代之际，竟比五尺男儿更看重家国大义。他为这个被士大夫轻蔑的奇女子立传，以此表彰“我民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他通过这样一个人物，把明末清初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展现出来。

陈寅恪没有遗嘱，但他取得的学术成就却垂范着后世的中国。他留下的著作，以繁体字竖排出版，一如他生前期望的那样。这些文字，烙刻着以学术为生命的独特印记，“留赠来者”。季羡林这样回忆陈寅恪：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多维解读

1.学术标杆

真正的学者，一定有士人的风骨。其表现，就是坚持学术的标准，坚守学者的良知与良心。陈寅恪可谓中国史学史上的一颗明珠，也是民国学人的标杆式人物。宝剑磨砺出，腊梅凌寒发。就深刻与广博而言，现代养在深闺中的学者们确实无法与那一场腥风血雨中苦熬出来的陈寅恪们相比拟，而当代人谈到陈寅恪，流传最广的3句话为：“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三百年来仅此一人而已”；“我们是没有资格谈陈寅恪的”。诚如易中天先生在《劝君免谈陈寅恪》中说：“陈寅恪是了不起，可惜我们学不来。”理由有三：首先是“顶不住”，其次是“守不住”，第三是“耐不住”。有了这“三不住”，陈寅恪还真是免谈的好，因为谈了也是白谈。我想，易中天先生说的是实话，惟其说了实话，让我们看到了斯文在现实中的尴尬处境。

2.人格独立 在那个学人身不由己的时代，陈寅恪能够过滤净化自己的心灵，坚持独立的人格，保持自由的文心，具有正直的士大夫情操和博学深思的中国文化习养。作为一代文史巨擘，观其一生，很难用几句话评价陈寅恪其人，或许正如其在王国维墓碑上所写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用这两句话来评价他最为合适吧。陈寅恪自始至终将知识分子的人格、气节放在第一位。尤其在“十年**”期间，意识形态的高压管制也没有让陈寅恪在学术上做出丝毫让步。相反，他提出，做学问不应该受到政治的影响。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是谈不上“现代化”的，更谈不上“世界之公民”。

【适用话题】

标杆、平淡、坚守、操守、良知、沉潜、忧与爱、平凡之美、文化传承、人格独立、摒弃浮躁、学术自由、过滤心灵、人生的作业、寂寞与辉煌、看不见与看得见、这也是一种美丽„„

钱钟书——千古文章未尽才

1、平生淡泊，独钟情于书。他一岁时“抓周”，第一下就抓到了一本书不放，家里人特别高兴，因此他的伯父给他起名为“钟书”，钟情于书，这个名字好像验证了钱钟书一生都嗜书如命的脾性，也仿佛就是他“平生淡泊，独钟情于书”的“书痴”生活的写照。在父亲的直接指导下，钱钟书博读群书，精于写作，古文功底非常雄厚。在英国牛津大学学习期间，为了博览国内不易看到的书籍，钱钟书除了听课以外，日夜埋首于图书馆，孜孜不倦阅读了大量的图书，认真地做了笔记。英、法三年的学习，为钱钟书从国学到西学融会贯通，具备现代意识和世界性的眼光，以至后来成为东方睿智学人，名满西方乃至整个世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水木清华，不拘一格降人才。1929年钱钟书考清华大学外文系时，数学考试极差，考了15分，本应被退回，但因国文、英文两科得了特优（英文还是满分）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是校长亲阅试卷后定夺收下他。可以说，当年清华大学心胸的宽阔为一代才子的发展铺平了道路。钱钟书28岁时被破格聘为外文系教授，这在清华园也是绝无仅有的。

3、钱钟书的“痴气”。比如，他总分不清东西南北，一出门就分不清方向；穿衣服不是前后颠倒，便是内外不分。最出洋相的是上体育课，作为领队，他的英语口令喊得相当宏亮、准确，但他自己却左右不分，不知道该怎么办。口令喊对了，自己却糊里糊涂不会站，常常闹得全班哄堂大笑，自己却莫名其妙。人无完人，这样的“痴气”更显其率真可爱。

4、钱钟书的“狂”。钱钟书学识广博，功力深厚，讲话坦直，且能言善辩，再加上媒体的片面宣传，也误导了世人，有些人认为他过于倨傲自负、恃才傲物，甚至有时他被视为不可亲近的“狂生”。例如别人的著述不管来头多大，有来请教者，总是坦率地加以批评指摘，使得对方有时很难堪；万乘之尊的英国女王到中国，国宴陪客名单上点名请他时，他称病推掉„„这种行径非人人能理解，因此便难摆脱“狂”的称号。其实，耿介绝俗才是钱先生的本质。1947年周振甫先生为他编《谈艺录》一书，错别字未能尽数扫除，钱先生非但没批评，反为之开脱，书出版后又题辞相赠，拜谢。这些足可见钱先生的谦恭和做人。

5、淡泊名利，高风亮节。有位外国记者曾说，他来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万里长城，二是看钱钟书。他把钱钟书看成了中国文化的象征。还有一个外国记者因为看了钱钟书的《围城》，想去采访钱钟书。他打了很多次电话，终于找到了钱钟书。钱钟书在电话里拒绝了采访的请求，并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个下蛋的鸡呢？”中央电视台开辟了一个面对大众的颇受欢迎的《东方之子》栏目，许多人拚死往里钻，以一展“风采”为荣，但当节目制作人员试图去采访钱钟书时，却遭到了他坚决的拒绝。1991年，全国十八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录》，要拍钱钟书，被他婉拒了，别人告诉他将要酬谢他钱，他淡谈一笑：“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还会迷信这东西吗?”

6、个性乐观。1966年，杨绛和钱钟书先后被打成“牛鬼蛇神”，双双接受“改造”。这对于有些人来说，简直是噩梦。但就是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钱钟书也保持着一份少有的幽默。比如被迫剃了“阴阳头”，别人会觉得受了莫大的侮辱，而钱钟书却说：“小时候老羡慕弟弟剃光头„„.....果不其然，羡慕的事早晚会实现。”

7、丧事从简，走得潇洒。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钱钟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按照钱钟书先生遗愿，先生后事一切从简，遗体由两三个亲人送别就行了，不举行任何悼念仪式，不保留骨灰，并恳辞花篮、花圈。钱钟书的遗体火化后，根据他生前的意愿，骨灰就近抛洒。“这样的大学者，代表了一个时代。如果大家都知道了，光海外来的，可能就会有上千吧？”社科院外文所的薛先生说，“钱钟书走了，我们还是读他的书吧。先生就活在书里。”

8、钱钟书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只做自己爱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在行为和精神上特立独行，清明自守，硬起脊梁笔直地走自己要走的道路。“书囊应满三千卷，人品当居第一流”，钱钟书身上体现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突出要求和愿望：做完整的人，过没有一丝一毫奴颜和媚骨的生活；收住自己的精神家园，保持自己的个性尊严。

钱钟书经典语录

1、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2、飓风后的海洋波平浪静，而底下随时潜伏着汹涌翻腾的力量。

3、猪是否能快乐得象人，我们不知道；但是人容易满足得象猪，我们是常看见的。

4、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

5、思想是不出声的语言。

6、有些所谓的研讨会其实就是请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吃一些不干不净的饭，花一些不明不白的钱，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开一个不伦不类的会！

7、一个人,到了20岁还不狂，这个人是没出息的；到了30岁还狂，也是没出息的。

8、流言这东西，比流感蔓延的速度更快，比流星所蕴含的能量更巨大，比流氓更具有恶意，比流产更能让人心力憔悴。

黎锦熙、毛泽东——半个多世纪的师友之交

1911年加入同盟会，1912年与友人创办(《湖南公报》，任总编辑。19,13年至1915年先后任湖南第四、第一师范历史教员，学生中有毛泽东、蔡和森等。此后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西北联大等多所大学任教。他是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是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前驱，推广普通话并为之奋斗七十年的学者。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师大中文系教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席、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著有《新著国语文法》《中华新韵》、《国语新文字论》等多种，其《新著国语文法》是全国师范学校的必修课，他创造的注音字母、汉语拼音也是国学校的必修课。关于大伯黎锦熙与毛泽东六十年的师生情，国内学者多有述及，在此我简单介绍一下。

当大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大伯对他的印象是：“毛泽东个子高，沉静儒雅，衣着朴素，言谈之间流露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

后来大伯去北京在教育部任职，两人一直都有书信来往。毛泽东从“一师”毕业后赴京，在北大旁听，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经常去大伯家拜访，年夜饭也是在大伯家吃的。大伯家的院子里有棵枣树，枣熟的季节，大伯总是送些给毛泽东。那时毛泽东抽烟很凶，手头又拮据，所以每次他来访的时候，大伯总是送些烟让他带回去抽。

1919年2月，毛泽东因他母亲病重返回故里。他母亲去世后，毛泽东和张平子、李抱一等创建《湘江评论》，是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号出版。为了资助《湘江评论》，大伯汇寄了400元，章士钊汇寄了400元，蔡元培、胡适和我的父亲也寄了一些钱，数目不详。

自1919年始，师生俩一别三十年，直到1949年才重又聚首。在白色恐怖之下，大伯始终保存毛泽东与他来往的6封书信、毛泽东在长沙主编的《湘江评论》及《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等珍贵文献。

毛泽东60岁生日时，大伯把珍藏了三十多年的《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和《湘江评论》全部交给毛泽东当做生日礼物，毛泽东十分感动。

解放初期，毛泽东曾想请大伯出任教育部长，大伯以健康状况不佳婉言谢绝了。有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设宴，劝大伯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自请为介绍人。大伯脱口而出：“君子不党。”毛泽东脸色非常难看。当时毛泽东的秘书周小舟也是湖南老乡，说：“你这话让主席真的生气了。”大伯坦然道：“我实话实说。”大伯一直以“君子”自重，从未想过借助毛泽东的威望攀龙附势。

但毛泽东并未计较大伯的倔犟。不久，毛泽东指定大伯和吴玉章、范文澜、成仿吾、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7人共同组成“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大伯被选为理事，后又被选为常务理事、副主席，兼方案委员会副主任和汉字整理委员会主任。这些都是经过毛泽东点头同意的。

此后，大伯便尽其所长，为汉字改革殚精竭虑，作出了重大贡献。正如1958年公布“汉语拼音方案”时，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这一报告里所说：“黎锦熙、钱玄同等人制订‘国语罗马字’的功劳是不能不承认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大伯也受到冲击。一大帮红卫兵气势汹汹地来抄家，大伯被逼无奈，只好把毛泽东的6封书信拿出来摆在案上，这才有惊无险。旋即，毛泽东和周恩来指示保护他，还通过毛泽东的表兄、大伯的好友王季范等劝阻红卫兵，不许抄家，更不许去批斗。

1972年，毛泽东、周恩来得知大伯居住条件较差时，特地过问他的住房问题，使他迁到朝阳门内北小街一个四合独院，他从此有了一个幽静舒适的环境，在这里一直生活到逝世。

孤鸿林风眠

故乡最伤心

林风眠画过很多以“宝莲灯”、“白蛇传”为题材的画，“救母”是他一生不能解脱的情结。

1900年11月，林风眠出生于广东梅县一个石匠家庭，他从小就对色彩有特别浓烈的兴趣，总缠着母亲去村里新开的染坊看颜料。林风眠的母亲地位低下，丈夫和婆婆对她冷漠苛刻。这个单纯美丽的瑶家女子和年轻的染坊老板坠入爱河，相约私奔，不幸却被族人抓了回来，绑起来拷打得鲜血淋漓。年仅六岁的林风眠突然冲出来，大声哭喊，手里举着菜刀向人群乱挥。孩子被强行抱走了，从此再也没有见过母亲，他变得沉默寡言。成年后林风眠多次打听，有人说母亲被卖到山区不知所踪，有人说母亲被沉了“猪笼”。直到晚年，林风眠还常喃喃地说，如果没带母亲去那家染坊，或许也不会发生后来的悲剧。

1919年12月25日，在新式学堂美术课上显露天分的林风眠踏上轮船，赴法勤工俭学，离开了故乡伤心之地，从此再没回来过。

在巴黎国立美术学院——法国美术教育的最高殿堂，林风眠不是个守规矩的“好学生”，他为塞尚、莫奈、马蒂斯等离经叛道的画家所倾倒，又在巴黎东方美术馆、陶瓷博物馆的彩陶、汉画砖、唐三彩、瓷器花纹上，发现了中国民间艺术的奇特魅力。1924年5月，法国东部举办中国美术展，正旅居法国的蔡元培作为重头嘉宾出席，他被林风眠的《摸索》深深吸引。这幅巨画四五米长，三米多高，荷马、但丁、孔子、雨果、托尔斯泰等先哲在灰黑色调的沉郁气氛中思考。蔡元培赞叹画家的艺术天才，几次和夫人去林风眠的住所看望他，见他生活清苦还给他三千法郎资助。

那时的林风眠不仅艺术上初露锋芒，且新婚燕尔，感情甜蜜，可谓少年得意。可是他与德国妻子罗达结婚没多久，罗达就在分娩时染上产褥热，与婴儿一同夭折。爱妻是为了孩子而死，联想自己的母亲，林风眠被深重的悲伤和宿命感吞噬。

被“架”到北平当校长 请齐白石出山

1925年圣诞节过后，林风眠携第二任妻子阿丽丝回国。在新加坡中转上船时，林风眠与徐悲鸿不期而遇。说来也奇，两人同在巴黎美术学院求学，之前竟从来没见过面。在学院派的徐悲鸿眼里，林风眠热衷的塞尚、毕加索都是“欺世盗名”的“祸害”，且两人一个是官费留学生，一个是勤工俭学的自费生，境遇有明显落差，不在一个交际圈。徐问林风眠回国有什么打算，林老老实实地说，还在找工作，没有着落。林风眠哪里知道，蔡元培已经保荐他为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只是介绍信寄去时他已上了轮船。他们的船刚在上海抵港，就看见岸上大红条幅写着：欢迎林校长回国。一名学生挤上船喊着：我们来接林风眠校长，谁是林校长。林风眠连忙躲开，说“我是林风眠，但我不是校长”。年仅26岁的林风眠，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架”到北京，当了全国最高艺术学府的校长。

林风眠上任，他请了齐白石任教。那时齐白石虽已65岁，可还未真正成名，是正统国画家讥笑的“野狐禅”。艺专国画系教师群起反对，说齐白石这个木匠从前门进来，我们就从后门出去。齐白石也自嘲是个乡巴佬，不肯到洋学堂教书，但经不住林风眠一次次登门劝驾。林风眠给老人专门备了把藤椅让他坐着上课，下课亲自送他出校门。齐白石握着他的手说：“林校长，我信得过你了。”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一年之后，蒋介石发起清党政变，林风眠的同乡好友、一同留学欧洲的熊君锐在中山大学被特务杀害。林风眠深受刺激。本来不问政治的他抑制不住愤懑，挥笔画下了他的名作《人道》，宽幅油画上充满锁链、绞架和无数殉难者的形象。他组织学生到民间写生，了解民间疾苦，举行北京艺术大会，提出美术是改造社会的利器。这些活动让北洋政府颇为紧张，教育部长刘哲扬言林风眠是共产党，向张作霖建议把他抓起来枪毙，幸亏张学良说了句话：林风眠一个画画的，没什么了不得的，放他一马吧。一句话的救命之恩，林风眠记了一辈子。1989年，在离世前两年，林风眠到台北办画展，专程去看望了张学良。

压力之下，林风眠愤而辞职，南下杭州，其间又画了《人间》和《痛苦》。1931年，蒋介石携宋美龄回奉化老家小住，途经杭州，专门到艺专参观，林风眠陪他看画。看到《痛苦》时，蒋介石脸色很难看，说“青天白日之下，哪有那么多痛苦的人？”这是促使林风眠画风转折的一个关键事件，此后他的作品由灰黑色调转向明朗色调，写实转向写意，象征变为表现。

诗意栖居西湖 高徒遍天下

林风眠辞职后到杭州筹建艺术院并任校长，又是拜蔡元培鼎力支持。蔡元培提倡“以美育代宗教”，改造国民性；而林风眠在北京艺专提出美术是改造社会的利器，让学生走出画室到民间创作，与蔡元培不谋而合。蔡把林风眠当作教育思想上难得的忘年知己。为给林风眠壮声势，蔡元培亲自主持开学典礼，并题写校名，介绍自己的长女、油画家蔡威廉来当老师。典礼结束，蔡元培当晚就下榻在林风眠在西湖边的小木屋，而不去住已给他安排好的豪华旅馆新新饭店，一时成为新闻。蔡元培住了好几天，杭州各界名流要拜访他都得到林风眠家，这样就帮林风眠在杭州文艺界打开了局面。

杭州艺术院的建立，标志着我国独立艺术院校的开始。吴冠中，李可染，赵无极，董希文，席德进，苏天赐„„林风眠直接培养出的学生撑起现代中国美术的半壁江山，他的教学理念和方法深深影响了一代艺术家，至今被美术教育界视为先进。他鼓励学生释放天性，口头禅是“画不出来，就不要画，出去玩玩。”“放松一点，随便些，乱画嘛。”后来成为着名美学家的洪毅然在艺专上学时绘画拘谨，林风眠劝他作画前先喝酒，这样就会狂热起来。

执掌校政的十年，是林风眠一生最辉煌的时光，在西湖边诗意的栖居也是他一生唯一一段安居乐业、享受天伦的日子。他在玉泉道亲自设计建造了一座二层小楼，室内壁橱、墙壁、天花板，清一色本色木板装饰，学生们形容这是西方小说里才有的建筑，周末他们就欢聚于此与他聊天。二楼是画室，除了最亲近的朋友学生没人可以上来，他常在此通宵创作，取一两幅满意之作，其余废弃一地，第二天早上由佣人扫走。园内遍植梅、桂、梧桐、凌霄，还有林风眠亲手培育的玉米、草莓等作物。今天这座小楼安详坐落于杭州植物园大门旁，吴冠中为老师的故居题写了匾额。

隐退重庆，孕育“风眠体”

1937年8月，日军铁蹄南下，终结了林风眠在杭州建设“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重镇的梦想，也击溃了他安稳美好的生活。他带着妻子女儿准备到上海定居，在南昌路找了一幢二层小楼。没住多久，汪伪政权的高官找上门来邀林风眠出山，林风眠当然不肯当汉奸，决计马上离沪。因不忍妻女和他颠沛流离，他孤身辗转香港、河内、昆明，最后到了重庆。

他托陈布雷在政治部设计委员会谋了个虚职，领着微薄的薪水维持生计，隐居在嘉陵江边军政部的一座仓库里。这仓库是土墙黄泥地，与他西湖边的小洋楼天壤之别，林风眠就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了近七年，自己买菜、生炉子、烧饭、洗衣、打扫，屋里只有一张木桌，菜刀、砧板、油瓶堂皇列于画纸毛笔之侧。国民党中央委员刘建群爱好书画，专程来拜访林风眠，见如此陋室，不禁感慨道：“住在这种地方，不是白痴，就是得道之人了。您得道了。”林风眠事后对人讲：“在北京和杭州当了十几年校长，住洋房，乘私人轿车，身上一点人气几乎耗光了。你必须真正生活着，能体验今天中国几万万人的生活，身上才有真正人味。首先是’人’，彻底’人’化了，作品才有真正的生命活力。”

李可染当时也在重庆，经常会带点便饭去看望老师，每次去都看到林风眠在画画，每日画几十张，画完的画堆在身后，直摞到屋顶。苦行僧般的清净生活使林风眠能集中全部精力创作，他融合中西的“风眠体”就在这个江边仓库横空出世。“风眠体”的第一大特色就是方纸布阵。中国传统纸绢画，不是横卷就是立轴，便于富贵人家悬挂厅堂，林风眠大胆地突破传统，转向更利于制作画册供大众观赏的方形构图。不画传统的峰峦山谷宏大景色，而画近景特写。他使用生宣、毛笔、水墨、水彩等中国传统材料，但技法汲取西方画的精微光色，他自嘲是个好“色”之徒，打破“水墨为上”的古训，运用浓重艳丽的色彩描绘仕女、花鸟、秋林、泊船。线条的灵感则来源于汉画砖、唐壁画。鲜艳的色彩，简洁灵动的线条，美好的意象，这就是林风眠画中的赤子之心。

抗战胜利，避居重庆的知识分子纷纷北归。因有行李重量限制，林风眠上飞机前把自己所有行李都扔了，只带上在重庆期间的所有画作。到了杭州，他直奔旧居，眼前景象令人断肠：他的小楼这些年被日军占为兵营，花园成了马厩，他曾震动国内外的巨幅油画《摸索》《人道》《人间》《痛苦》都已被扯碎，用作马匹的挡雨布„„

林风眠与他的过去惨烈挥别。他不可能预料到，自己历尽千辛万苦带回的这批新画，有一天也将被他亲手摧毁。

独居上海片刻安宁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林风眠十分兴奋。他虽然从不参与政治，但对共产党抱有天然的信任和好感。跟他乘同一条船去法国的蔡和森、蔡畅、向警予后来都成了中共早期领导人，在法国期间他还认识了周恩来，两人结成君子之交。林风眠与中共高级将领叶剑英的关系更不一般。他俩是梅州同乡，读中学时坐同桌，还一起办了诗友会。林风眠激动地对学生们说：“共产党来了，叶剑英肯定会支持我，说不定这个学校就能按我们的理想办！”

现实很快证实了林风眠的天真。杭州艺专二十几年来都沿袭林风眠因材施教、解放个性的教育方针，但共产党接管后将学校改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原有教学体系一概推翻，把“线描形式，宣传画题材”当作唯一信条，甚至挂出石膏像让林风眠当场写生作为“考试”。

“与其受批判，不如早辞职”。林风眠携眷回到上海南昌路的小楼居住，他没有任何职务，只靠卖画为生，生活虽苦，倒也自由清净。上海的外国人越来越少，林风眠的法国夫人住不惯，加上物质压力大，1955年，夫人和女儿、女婿离开上海去巴西投奔亲戚。林风眠又成了孤家寡人。他把一楼退掉，只租二楼，一百六十块的房租只需付八十，压力减轻不少。早年留学和重庆隐居生涯，使他锻炼出娴。

林语堂——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林语堂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很多作品成为东西方文学界、文化界所推崇的经典名著，版本众多、流传甚广，他曾被美国文化界列为“二十世纪智慧人物”之一。林语堂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风声鹤唳》《孔子的智慧》《生活的艺术》，在法国写《京华烟云》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他将孔孟老庄哲学和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曹雪芹等人的文学作品英译推介海外。林语堂是第一位以英文书写扬名海外的中国作家，也是集语言学家、哲学家、文学家于一身的著名学者。林语堂一生曾3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的《生活的艺术》在美国被重印40次，并被译成英、法、意、荷等国文字，成为欧美各阶层的“枕边书”。同时他本人也是发明家，曾发明过打字机，获得了美国专利。

林语堂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有不为斋”。他受儒家“有为”的思想影响，也欣赏道家的“无为”；生活态度是以“有为”为中心，但也往往有“不为”的事。他为自己写了一副对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林语堂自称，成功的秘诀是写的东西必须是心得之言，有见地，有力量。鲁迅在世时，常把林语堂骂得狗血喷头。可在鲁迅去世以后，林语堂这样写道：“鲁迅顾我，我喜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

林语堂的两个姐姐因家庭困难只好过早地辍学，回乡嫁人。林语堂后来回忆说，他离家去上海读书时，二姐送给他四毛钱，并对他说：“和乐，你到上海要好好念书，做个好人，做个名人，我们是没有希望了。”这种真情厚望，林语堂终身没有忘记。

在《生活的艺术》中，他写道：让我和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我的灵魂很舒服地在泥土里蠕动，觉得很快乐。当一个人优闲陶醉于土地上时，他的心灵似乎那么轻松，好像在天堂一般。事实上，他那六尺之躯，何尝离开土壤一寸一分呢？

一个富有良知、担当道义的作家，应在著作里展示美好与希望，创造更多诗意的生活和空间，犹如他在长篇小说《京华烟云》里，塑造的道家女子形象姚木兰那样，身在乱世，始终“正直自持，则外邪不能侵”。就是说，如果外部世界是邪恶的，只要自身周正，也能够安然度过灾患。

林语堂先生有这样一段关于文学阅读的精彩感悟：“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所喜爱的作家，即等于一个飘荡的灵魂，他始终是一个不成胎的卵子，不结子的雄蕊。所喜爱的作家或文学爱人，就是他灵魂的花粉。”那么你有喜爱的作家吗？你有“文学爱人”吗？你的灵魂在飘荡吗？你的精神家园在哪里？

●多维解读

1.生活的艺术

林语堂把吾国吾民，看得何其之“艺术”！他说：“我觉得艺术、诗歌和宗教的存在，其目的，是辅助我们恢复新鲜的视觉、富于感情的吸引力和一种更健全的人生意识。”林语堂作为主流价值之外的边缘“智者”，其思想情怀和人生态度启示着人文领域的现代知识分子与世界“对话”的方式。林语堂引领着我们在儒、道、佛、基督教世界中游历跋涉，在物质、精神、科学、人文的海洋中沉浮，智慧之火花频频闪烁，妙语叠出，精彩纷呈。

2.快乐的真谛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以道德、教养为规范的享乐是人生至善之境。快乐是一种美德，因为它不但表现自己对世界的欣赏与赞美，也给周围的人带来温暖和轻快。快乐就是幸福，一个人能从日常平凡的生活中发现快乐，就比别人幸福。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和终结，林语堂这位哈佛博士快乐、智慧的生活态度在如今喧嚣的尘世里更加显得有趣、可贵，也似乎更加让人难以企及。

【适用话题】

灵魂、尊重、文化交流、人生趣味、精神家园、生活的艺术、科学和人文、文科与理科、快乐的真谛、万物静观皆自得、活出幸福的感觉„„

冯友兰——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

1939年前后，陈立夫以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身份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新规定，联大教务会议决定致函抗辩。抗辩函的执笔者即冯友兰先生，冯教授说得不卑不亢：“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雄文，为学者立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境界，而冯友兰的这篇雄文，则被后人赞为铭刻了一所大学“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光荣品质。其另一雄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被公认为最能彰显西南联大的精神及其特殊历史意义。碑文有言：“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碑永存，而它所代表的学术自由精神在当今学术界却日渐消逝了。

然而，在20世纪的学者中，受到见诸文字批判最多的也是冯友兰；谈起20世纪的中国哲学，唯一绕不过去的人还是冯友兰。一个事实是，外国人因有冯友兰而知中国哲学。李慎之曾经评价说，冯友兰是一位可超而不可越的人。只有站在他的肩上，才能看得更远。就如坎坷动荡的近代中国的命运一样，冯友兰的一生，坎坷与矛盾并生，苦难与责任共存。冯友兰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时已80多岁，年老多病，“耳目丧其聪明，为书几不成字”，150多万字的著作，一字一句，全由老人口述，助手笔录而成。他的最后15年，一切都围绕着《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写作中间多次生病住院，他甚至说，“现在治病，是因为书未写完。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冯友兰是拼着性命在写这本他人生最后的大书。果然书成后4个月，他安然而去。

●多维解读

1.人生的作业

古代先哲庄子曾经发出过“人生如白驹过隙”的感叹，形容人生短暂。但是如何让自己的人生有意义，则因人而异。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完成好人生的作业至关重要。冯友兰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15年，一切都围绕着《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拼着性命写这本他人生最后的大书，实现了人生价值，完成了自己人生的终极作业，含笑九泉。

2.学术自由和精神自由

学术自由是学者治学精神自由的一种表现，提倡学者治学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学者要以怀疑的精神建立学术批评的民间立场，要敢于对行政干预说“不”。面对国民政府的三度训令，冯友兰慷慨陈词，执笔抗辩，其抗辩雄文被后人赞为铭刻了一所大学“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光荣品质，为学术自由树立了典范。

【适用话题】

典范、精神自由、学术自由、老当益壮、站在巨人的肩上、活着的意义、人生的作业、要勇于说“不”„„

梅贻琦——清华的名片

梅贻琦先生由教授到校长，连续为清华服务近半个世纪，这在中外教育史上是罕见的。他出任清华校长后创造了清华的黄金期，全面提升了清华的素质和声誉，厥功至伟，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易经》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梅贻琦在世人的心目中，正是这样一位中西合璧的真君子。在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梅贻琦留下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不拘一格揽人才，被“三破格”的华罗庚就是典型一例。他强调对学生操行的培养，要求教授在指导学生读书、做学问时，必须指导学生如何做人。他本人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但在他的任内，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的大师，并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的大师。“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用这八个字概述了他与清华的血缘之亲，也表达了他对清华的挚爱。梅贻琦逝世后，其弟梅贻宝含泪回忆说：“五哥长我11岁，生为长兄，业为尊师，兼代严父。”在纪念“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的纪念会上，面对东北地图变色的悲剧，他坚信“不甘沦为奴隶的民众，将群起而图之”。他信心十足：“东北三省虽亡，东北人心未死„„有此民族精神存在，则东北将不致终亡。”在西南联大时，到梅贻琦家做客的人，梅夫人都会捧出一盘自制的叫“定胜糕”的点心招待大家，米糕上嵌有“定胜糕”三个字，表达他们对抗战胜利的信心。

●多维解读

1.大楼与大师

大学有了一流的豪华大楼，并不等于有了一流的办学质量。当年，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时，北大并没有大造崇楼巍宇，他的身边云集着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马寅初、刘半农等一大批学术巨擘，他依靠这支群星璀璨的导师队伍，一举奠定了北京大学的基本品格。诚然，为使当下数量激增的大学生有良好的深造环境，添置必需的设备本无可厚非，然而，由于我们的大学缺乏办学自主权，来自行政的干预过多，看一所大学办得如何，往往不看其内质，而注重于可视可触的“硬件”。随着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时代的到来，大学早已不是净土，“学术腐败”事件层出不穷。被称为清华“永远的校长”的梅贻琦先生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言犹在耳，斯人已去，反观现实，惜哉痛哉！

2.厚德载物

真正的君子具有包容世间万物的博大胸怀，他们甘心在别人耀眼的光芒下刻苦钻研。梅贻琦在世人的心目中，正是这样中西合璧的真君子。在清华百年的校史上，正是有了这样的幕后英雄，才有了清华学术星光大道上的光彩与荣誉。他本人虽然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在任内，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大师，并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大师。正是这样淡泊宁静的心胸、包容旷达的厚德，成就了清华百年的别样辉煌，梅贻琦本人也成了清华的名片而享誉全球。

【适用话题】名片、丰碑、大师、爱国、信心、乐观、破格、大学精神、厚德载物、大楼与大师、不拘一格揽人才„„

梅汝璈——“孤寂”的大法官

梅汝璈这位晚年“孤寂”的大法官，曾书写过现代中国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东京审判。1946年3月19日，受命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博士离开上海，远赴东京。梅博士曾慷慨激昂地表示：“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的同胞。我既受国人之托，定将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梅汝璈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在这场历时达两年半之久、人类司法史上罕见的大规模审判中，受审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受到了应有的惩处。这位慷慨激昂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大法官，曾经的一席话至今在我们耳边徘徊不去：“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多维解读

1.正义之剑 法理之剑舞“远东”，梅汝璈维护了国家的尊严。他代表中国人民参与的东京军事法庭审判，不仅为中国人民赢得了正义，也对发展和维护国际的正常秩序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在中日钓鱼岛争端愈演愈烈之时，我们需要另一把法理之剑再舞“远东”。

2.铭记历史

列宁说过，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那场如同硝烟一般逝去的历史审判，让中国人有了扬眉吐气的机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梅大法官之言掷地有声，发人深省。

【适用话题】

责任、诺言、正义、忘记与铭记、回望身后的脚印„„

邵飘萍——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铁肩辣手，记者当有天下责任；快笔如刀，报人不惜满腔热血”，这是民国著名报人、《京报》创办者邵飘萍一生的真实写照。素有“新闻救国”之志的邵飘萍，心怀壮志，为了新闻的真实与公正，抨击丑恶，用鲜血写下了中国新闻史上荡气回肠的一章。袁世凯称帝，他大声疾呼：“袁贼不死，大乱不止。同胞同胞，岂竟无一杀贼男儿耶？”宋教仁遇刺，他秉笔直书：“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矛头直指袁世凯。最终因不愿向反动军阀张作霖低头，面对30万元巨额“封口费”毫不动心，遭到枪杀，以身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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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勇于担当

一个合格的新闻人要勇于担当。作为无冕之王的记者应该是公众的眼睛，要尽量站在时代的制高点，对社会进行激情而理性的观察、审视。或许，因时代不同，记者所承担的责任也不一样，但是，在“为人民代言、为时代立言、为历史留言”这一点上，应该是共通的。超越小我，成就大我，将个人的“小责”，升华为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对历史的“大责”。正如民国著名报人邵飘萍所言：“尽自己之天职，平社会之不平。”虽路途坎坷，然信念不改，屡仆屡起，至死方休。飘萍一支笔，抵过十万军。“公平”当为“铁肩”所负，“真理”应为“辣手”所书。“辣手”除了犀利、尖锐、深刻之外，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在“辣”的背后，应有一颗济世之心。

2.报人风骨

真正的报人应具有“富贵不淫、威武不屈，不颠倒是非、不哗众取宠”的风骨，傲视一切权贵。素有“新闻救国”之志的自由报人邵飘萍，心怀壮志，抨击丑恶，用鲜血写下了中国新闻史上荡气回肠的一章，在不自由的境遇中，凸显了一个自由的灵魂，彰显出一个正直报人“铁肩辣手，快笔如刀”的精神风骨。

【适用话题】

责任、风骨、勇于担当、人间正义、人生的作业„„

傅斯年——冰炭不相容，忠奸不两立

近代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傅斯年，被胡适称为“人世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天才”。在北大时，胡适、傅斯年和叶公超三人被称为“三驾马车”。傅斯年曾说，“一天只有21小时，另外3小时是用来思考的。”有人评价傅斯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学问、最有志气、最有血性和最有修养的知识分子的典范。然而，傅斯年之所以高出众人，是因为他善于察纳雅言、兼收并蓄、改正缺陷、日月精进。我们本来都是一棵树，只不过傅斯年用心专注，善于给自己修枝、打杈、寻水、培肥，终成栋梁。人人皆可为尧舜，但不只要有其心，更要有其行。抗战开始后，傅斯年当上了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先把贪污腐败的孔祥熙赶下台，抗战胜利后，把另一个贪污的行政院长宋子文也赶下台。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上说：“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无惭于前贤典型。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持纲常也。”抗战胜利后，傅斯年当了北大代校长，凡是敌伪时期在北大当教授的，一个也不聘，正所谓“冰炭不相容，忠奸不两立”。

●多维解读

1.人格典范

“千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这或许正是社会大众对知识分子精神人格力量的一种期许。在那个动荡的多事之秋，民国学人傅斯年为“谔谔之士”做了生动的注脚。他一改一些知识分子唯唯诺诺、明哲保身等积习，敢怒敢言，走自己的路，说自己的话，体现了中华学人激越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意识，是一代学人的人格典范。

2.给自己修枝

人和花草树木一样，也需要适时修枝。老子云：“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老子由修枝而悟人生之道，说明只有合道的人才能生存和发展。正如傅斯年所言，我们本来都是一棵树，只不过有人用心专注，善于给自己修枝、打杈、寻水、培肥。

【适用话题】

典范、正直、兼收并蓄、给自己修枝、冰炭不相容„„

回头是土

早年读鲁迅关于写作技巧的传授，有一条叫做——一直写下去，不要回头。

那时年轻，有些不解。为什么不能回头呢？看看自己的脚印，歪斜了就校正，如果笔直，便一直走下去，有什么不好呢？

存疑。很多年。有一天，忽然就懂了。原来，鲁迅在传授和不自信作斗争的经验。面向前方，坚定地走下去，任它成功或是失败，不再计较，只是一味地挺进。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头在你的颈子上，稍有犹疑，椎骨就会螺旋般地转回，眸子就看到了你熟悉的一切。它们拧成一道拽你后退的绳索，牵着你，退缩。

身后，是熟悉的一切，尽管它有令人不悦不满以致腐朽发臭的地方，但我们曾长久地浸泡其中，习惯成自然了。即使是令人痛苦的体验，我们也已经承受并忍耐，熬过了。向前，一切是陌生和昏暗暧昧的，在它若隐若现的浑浊中，藏身着莫名的危险和恐惧。这种未知带来的不安和焦虑，在强度和广度上，甚于我们己然经受的痛楚。

于是，回头就不是单纯的一个脖子的动作，而是心灵的扭曲和战栗。

写作也是如此。新生的念头是如此脆弱和飘忽，它可以很锐利，但是不沉厚；它可以很空灵，但是不扎实；它可以很幽默，但是不持久；它可以很美妙，但是不坚固„„总之，任何一个新生儿有的优点它都具备，但是它也义无反顾地具有一切婴儿所有的弊病。它是朝气蓬勃和易折易断的。否定的锄头，不必太强烈，轻轻一点，都会使它在焦土中窒息。

鲁迅好心肠。我猜他早年也是不断回头的，后来吃了苦头，才有这般肺腑之言。到了晚年，敢回头了。回多少次头，也无法击毁他决战的信念。但他已不屑回头，不回头成了习惯。他的矍铄和坚韧，很多大概来源于此吧。鲁迅体恤后人，教个诀窍给我们。他不讲这是为什么，只是说，你们若信，就这样做吧。你当真听了他的话，试上几次，定体会到奥妙和乐趣。

练练看，不回头。你就发现，行进的速度快了许多，心情好了不少。回头是土，向前是金。君子的争与不争

陈寅恪学贯中西，通晓30多种文字，但他不屑于考证书，连一张文凭都没有。

梁启超知道他是匹“千里马”，便极力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举荐。最终，清华大学破格聘用这名“高中生”为大学教授。

按理说，陈寅恪从此应该对梁启超感恩戴德才对，但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两人在相处中，丝毫看不出陈寅恪对梁启超的“追随”。相反，他们经常为一些学术问题争吵不休，面红耳赤、怒目相视的场面时有发生。他们之间的“恩怨”一度被好事者传得沸沸扬扬。

一天上午，梁启超刚上班，同事就递给他一份学报，说：“陈寅恪又要和你干仗了！”梁启超接过学报一看，上面有一篇署名陈寅恪的文章，矛头直指自己。

原来，梁启超曾写过一篇有关陶渊明归隐动机的论文。他认为，陶渊明弃官归隐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士大夫阶层寡廉鲜耻，普遍缺乏道德感，他纵然没有力量改变现实，起码也不愿同流合污，把自己的人格和操守丢掉。陈寅恪则提出不同见解，他认为陶渊明辞官回家种田，是因为东晋被灭之后，他“耻于事二主”，才发誓不与新政权合作。

梁启超读完文章后，笑道：“这小子总是和咱过不去，咱要再写一篇好好和他过过招。”一旁的同事与陈寅恪有些恩怨，见梁启超如此说，便低声建议道：“梁先生，这陈寅恪别有用心，他是在含沙射影骂您啊！先生您在清朝做过官，在当今民国又做过官，陈寅恪这不是影射您在‘事二主’吗？”

梁启超一听，脸顿时黑了下来，很是难看。突然，他怒气冲冲地对那个同事喝道：“你滚！陈寅恪的为人我是知道的。请以后不要以小人心腹揣度君子胸怀！”那个挑拨是非的同事旋即狼狈地走开了。

陈寅恪得知此事后，对梁启超的人品更加钦佩了。梁启超和陈寅恪尽管常常为了一些学术分歧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但在工作和生活中仍相互提携，相互尊重和信任，从不听信他人挑拨。他们在学术上是“死故”，但在生活中是挚友，这样的君子之交以及争与不争的境界无法不令人敬佩。

梁思成的奈良地图

1944年夏，盟军在决定轰炸还处于日军占领下的重庆、南京等城市时，一位美军上校给建筑学家梁思成写了一封信，让他在一周内迅速标出哪些地方有古建筑物，以免误炸。

很快，上校便收到梁思成寄回的一张做出标记的地图。令上校没想到的是，一道寄回的还有一封建言书，一张同样做了很多不轰炸标志的日本奈良地图。

上校大为不解，直到他看完了那封建言书。在建言书中，梁思成恳求盟军在轰炸日本本土时，对日本的古都奈良网开一面，因为奈良有众多古建筑。他写道：

“奈良古建筑跟我们各自国家的古建筑一样，绝不仅仅是某一个民族的，而是全人类文明结晶具体象形的保留。我图上所标上的地方，保留着东方最古老的建筑，一旦炸毁，那是永远无法补救的，后代人谁也无法见到了，请为全人类，不要轰炸它们！” 在短短的时间内，精确地标出两个地图的不轰炸目标，特别是异国日本奈良的各个古建筑物的具体地理位置，如果不是平日烂熟于心，是绝不能做到的。上校被梁思成深深打动了。

不久，日本有近200座城市遭到盟军的猛烈轰炸，城市建筑物被毁严重，有些几乎夷为平地，但奈良却毫发未损。好几次，飞机飞到奈良上空，转转就飞走了。

30多年后，奈良因其完好保存的众多古代建筑，及其拥有全日本十分之一的“国宝”级文物，而被宣布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梁思成也因此被日本的有识之士誉为“古都的恩人”。

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梁思成当初决定写建言书时内心是何等的纠结。他与当时的日本，除了有国恨，还有家仇——他有两个最亲的人死于日军侵略的炮火中，而这却是没有一个日本人知道的事实。

在“一·二八”事件的抗战中，梁思成的弟弟，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炮兵上校梁思忠不幸牺牲，年仅25岁。梁思成的小舅子，林徽因的弟弟林恒，在1941年对日抗战中，作为空军的他，不幸被日军飞机击落身亡，年仅22岁。林徽因曾因为弟弟的英年早逝，流尽了眼泪。

多年后，当梁思成、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应邀在日本演讲，当他提及自己的叔叔和舅舅都死于日军手中的这段往事时，台下一片寂静，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中。这也是奈良人第一次知道他们的恩人，曾被他们这般深深伤害过。

在对人类共同文化遗产上的保护上，梁思成的意识是超前和人性的，其胸怀更是博大无私的。正是这种博大无私，让他放下了国恨家仇，让奈良躲过一场灾难性的浩劫。

【综述】

篇6：作文素材——民国大师群像

【素材一】 陈寅恪——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陈寅恪海外留学 18 年，既未获得学士学位，也没有可以炫耀的博士桂冠，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名闻遐迩的学者。他享有“盖世奇才”的美誉，精通近20个国家的语言，在语言学、史学、佛学等多领域都有极 高的造诣。“文革”时成为“寂寞销魂人”，含冤离世。没有博士头衔的陈寅恪，却被称为清华园中的“活字典”“教授的教授”。36岁即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陈寅恪上课有“三不讲”，幽默风趣，听课的教授远比学生多。先生具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不吃日军面粉，拒绝台湾提供的优厚待遇。在大灾难面前，陈寅恪始终恪守着民族的史学传统：“国可以亡，史不可断，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不绝。”在严酷的抗战环境中，陈寅恪顽强地为后世留下了他对中国唐代历史的系统研究。“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撰写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剑桥中国史》提到陈寅恪 时，给予了异乎寻常的褒奖：“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做出的，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

建国后沉浸于学术研究的陈寅恪，拒绝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一职。他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陈寅恪在碑文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陈寅恪认为，包括他和王国维在内的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会有错，可以商量和争论，但如果没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不能发扬真理，就不能研究学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晚年双目失明的陈寅恪耗费整整10 年时间完成 85 万字的巨著《柳如是别传》，这部“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书，展示了百年中国的一位大学者的大手笔。一个倚门卖笑的弱女子，在明清易代之际，竟比五尺男儿更看重家国大义。他为这个被士大夫轻蔑的奇女子立传，以此表彰“我民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他通过这样一个人物，把明末清初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展现出来。陈寅恪没有遗嘱，但他取得的学术成就却垂范着后世的中国。他留下的著作，以繁体字竖排出版，一如他生前期望的那样。这些文字，烙刻着以学术为生命的独特印记，“留赠来者”。季羡林这样回忆陈寅恪：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多维解读 1.学术标杆

真正的学者，一定有士人的风骨。其表现，就是坚持学术的标准，坚守学者的良知与良心。陈寅恪可谓中国史学史上的一颗明珠，也是民国学人的标杆式人物。宝剑磨砺出，腊梅凌寒发。就深刻与广博而言，现代养在深闺中的学者们确实无法与那一场腥风血雨中苦熬出来的陈寅恪们相比拟，而当代人谈到陈寅恪，流传最广的 3 句话为：“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三百年来仅此一人而已”；“我们是没有资格谈陈寅恪的”。诚如易中天先生在《劝君免谈陈寅恪》中说：“陈寅恪是了不起，可惜我们学不来。”理由有三： 首先是“顶不住”，其次是“守不住”，第三是“耐不住”。有了这“三不住”，陈寅恪还真是免谈的好，因为谈了也是白谈。我想，易中天先生说的是实话，惟其说了实话，让我们看到了斯文在现实中的尴尬处境。

2.人格独立

作为一代文史巨擘，观其一生，很难用几句话评价陈寅恪其人，或许正如其在王国维墓碑上所写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用这两句话来评价他最为合适吧。陈寅恪自始至终将知识分子的人格、气节放在第一位。尤其在“十年**”期间，意识形态的高压管制也没有让陈寅恪在学术上做出丝毫让步。相反，他提出，做学问不应该受到政治的影响。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是谈不上“现代化”的，更谈不上“世界之公民”。

【适用话题】 标杆、平淡、坚守、操守、良知、沉潜、忧与爱、平凡之美、文化传承、人格独立、摒弃浮躁、学术 自由、过滤心灵、人生的作业、寂寞与辉煌、看不见与看得见、这也是一种美丽

【素材二】 胡适——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胡适被称为“胡博士”，他一生共获得 35 个荣誉博士头衔，中外罕见。胡适先生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可以做一总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认真做事，严肃做人。”蒋介石评价胡适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是颇值得玩味的。胡适先生著述丰厚，在哲学、文化研究成果方面值 得后人研究、借鉴的东西很多，他的墓志铭由台湾著名学者毛子水撰文，具体如下：“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殚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2010 年，在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之际，北大设立了“胡适人文讲座”，以此欢迎胡适先生“回家”，但是，以胡适名义冠名的讲座，能在多大程度上承续他的人文情怀，传播他的自由理念，并契合时代精神，从而真正请回胡适一代人所代表的精神、气质和操守，尚需观察。

多维解读 1.宽容的价值

胡适代表的正是“五四”海纳百川、兼容并包且带有一点儿浪漫色彩的人文精神，足见在思想世界中，自由、人权、民主这些概念是不分地域的；在人性的领域中，宽容和尊重这些价值也是穿越时空的，它们共同促成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信赖、帮助和感念，从而设定了人类文明的高度道德规范。

2.有人味的社会

“只有自由民主才能造就有人味的社会”是胡适一生的民主诉求，也是“美丽中国”应有的人文内涵。法国哲人伏尔泰说得最好，“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赞成，但是我要拼命力争你有说这话的权利。”这 是多么有人味的容忍态度！自己要争自由，同时还得承认别人也应该享受同等的自由，这便是容忍。容忍，既是个人品德，也是政治德行。人与人之间的宽容，是有人味的体现；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宽容，则是社会文明的标志。胡适的时代已远，胡适的墓木已拱，但自由、民主与科学这些理想的内涵意义与落实途径，始终有待思索实践。

【适用话题】 宽容、自由、回归、别样的辉煌、有人味的社会

【素材三】 林语堂——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林语堂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很多作品成为东西方文学界、文化界所推崇的经典名著，版本众多、流传甚广，他曾被美国文化界列为“二十世纪智慧人物”之一。林语堂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 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1935 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风声鹤唳》《孔子的智慧》 《生活的艺术》，在法国写《京华烟云》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他将孔孟老庄哲学和陶渊明、李白、苏 东坡、曹雪芹等人的文学作品英译推介海外。林语堂是第一位以英文书写扬名海外的中国作家，也是集语言学家、哲学家、文学家于一身的著名学者。林语堂一生曾3 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的《生活的艺术》在美国被重印40 次，并被译成英、法、意、荷等国文字，成为欧美各阶层的“枕边书”。

同时他本人也是发明家，曾发明过打字机，获得了美国专利。林语堂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有不为斋”。他受儒家“有为”的思想影响，也欣赏道家的“无为”； 生活态度是以“有为”为中心，但也往往有“不为”的事。他为自己写了一副对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林语堂自称，成功的秘诀是写的东西必须是心得之言，有见地，有力量。鲁迅在世时，常把林语堂骂得狗血喷头。可在鲁迅去世以后，林语堂这样写道：“鲁迅顾我，我喜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

在《生活的艺术》中，他写道：让我和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我的灵魂很舒服地在泥土里蠕动，觉得很快乐。当一个富有良知、担当道义的作家，应在著作里展示美好与希望，创造更多诗意的生活和空间，犹如他在长篇小说《京华烟云》里，塑造的道家女子形象姚木兰那样，身在乱世，始终“正直自持，则外邪不能侵”。就是说，如果外部世界是邪恶的，只要自身周正，也能够安然度过灾患。林语堂先生有这样一段关于文学阅读的精彩感悟：“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所喜爱的作家，即等于一个飘荡的灵魂，他始终是一个不成胎的卵子，不结子的雄蕊。所喜爱的作家或文学爱人，就是他灵魂的花粉。” 那么你有喜爱的作家吗？你有“文学爱人”吗？你的灵魂在飘荡吗？你的精神家园在哪里？

●多维解读 1.生活的艺术

林语堂把吾国吾民，看得何其之“艺术”！他说 ：“我觉得艺术、诗歌和宗教的存在，其目的，是辅助我们恢复新鲜的视觉、富于感情的吸引力和一种更健全的人生意识。”林语堂作为主流价值之外的边缘 “智者”，其思想情怀和人生态度启示着人文领域的现代知识分子与世界“对话”的方式。林语堂引领着 我们在儒、道、佛、基督教世界中游历跋涉，在物质、精神、科学、人文的海洋中沉浮，智慧之火花频频闪烁，妙语叠出，精彩纷呈。

2.快乐的真谛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以道德、教养为规范的享乐是人生至善之境。快乐是一种美德，因为它不但表现自己对世界的欣赏与赞美，也给周围的人带来温暖和轻快。快乐就是幸福，一个人能从日常平凡的生活中发现快乐，就比别人幸福。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和终结，林语堂这位哈佛博士快乐、智慧的生活态度在如今喧嚣的尘世里更加显得有趣、可贵，也似乎更加让人难以企及。

【适用话题】 灵魂、尊重、文化交流、人生趣味、精神家园、生活的艺术、科学和人文、文科与理科、快乐的真谛、万物静观皆自得、活出幸福的感觉

【素材四】 冯友兰——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

1939 年前后，陈立夫以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身份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新规定，联大教务会议决定致函抗辩。抗辩函的执笔者即冯友兰先生，冯教授说得不卑不亢：“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陈寅恪纪念王国 维的雄文，为学者立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境界，而冯友兰的这篇雄文，则被后人赞为铭刻了一所大学“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光荣品质。

其另一雄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被公认为最能彰显西南联大的精神及其特殊历史意义。碑文有言：“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 此碑永存，而它所代表的学术自由精神在当今学术界却日渐消逝了。

然而，20世纪的学者中，受到见诸文字批判最多的也是冯友兰；谈起 20 世纪的中国哲学，唯一绕不过去的人还是冯友兰。一个事实是，外国人因有冯友兰而知中国哲学。李慎之曾经评价说，冯友兰是一位可超而不可越的人。只有站在他的肩上，才能看得更远。就如坎坷动荡的近代中国的命运一样，冯友兰的一生，坎坷与矛盾并生，苦难与责任共存。冯友兰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时已 80 多岁，年老多病，“耳目丧其聪明，为书几不成字”，150 多万字的著作，一字一句，全由老人口述，助手笔录而成。他的最后 15 年，一切都围绕着《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写作中间多次生病住院，他甚至说，“现在治病，是因为书未写完。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冯友兰是拼着性命在写这本他人生最后的大书。果然书成后4个月，他安然而去。

高中语文教材中收录冯友兰先生的《人生的境界》，文中将人生的境界分为四等：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多维解读 1.人生的作业

古代先哲庄子曾经发出过“人生如白驹过隙”的感叹，形容人生短暂。但是如何让自己的人生有意义，则因人而异。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完成好人生的作业至关重要。冯友兰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 15 年，一切都围绕着《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拼着性命写这本他人生最后的大书，实现了人生价值，完成了自己人生的终极作业，含笑九泉。

2.学术自由和精神自由

学术自由是学者治学精神自由的一种表现，提倡学者治学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学者要以怀疑的精神建立学术批评的民间立场，要敢于对行政干预说“不”。面对国民政府的三度训令，冯友兰 慷慨陈词，执笔抗辩，其抗辩雄文被后人赞为铭刻了一所大学“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光荣品质，为学术自由树立了典范。

【适用话题】 典范、精神自由、学术自由、老当益壮、站在巨人的肩上、活着的意义、人生的作业、要勇于说 “不” 【素材五】 梅贻琦——清华的名片 梅贻琦先生由教授到校长，连续为清华服务近半个世纪，这在中外教育史上是罕见的。他出任清华校长后创造了清华的黄金期，全面提升了清华的素质和声誉，厥功至伟，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

《易 经》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梅贻琦在世人的心目中，正是这样一位中西合璧的真君子。在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梅贻琦留下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他不拘一格揽人才，被“三破格”的华罗庚就是典型一例。他强调对学生操行的培养，要求教授在指导学生读书、做学问时，必须指导学生如何做人。“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用这八个字概述了他与清华的血缘之亲，也表达了他对清华的挚爱。在纪念“九·一 八”事变一周年的纪念会上，面对东北地图变色的悲剧，他坚信“不甘沦为奴隶的民众，将群起而图之”。他信心十足：“东北三省虽亡，东北人心未死?有此民族精神存在，则东北将不致终亡。”在西南联大时，到梅贻琦家做客的人，梅夫人都会捧出一盘自制的叫“定胜糕”的点心招待大家，米糕上嵌有“定胜糕”三个字，表达他们对抗战胜利的信心。

●多维解读 1.大楼与大师

大学有了一流的豪华大楼，并不等于有了一流的办学质量。当年，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时，北大并没有大造崇楼巍宇，他的身边云集着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马寅初、刘半农等一大批学术巨擘，他依靠这支群星璀璨的导师队伍，一举奠定了北京大学的基本品格。

诚然，为使当下数量激增的大学生有良好的深造环境，添置必需的设备本无可厚非。但随着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时代的到来，大学早已不是净土，“学术腐败”事件层出不穷。被称为清华“永远的校长”的梅贻琦先生说 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言犹在耳，斯人已去，反观现实，惜哉痛哉！

2.厚德载物

真正的君子具有包容世间万物的博大胸怀。在清华百年的校史上，正是有了这样的幕后英雄，才有了清华学术星光大道上的光彩与荣誉。他本人虽然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在任内，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大师，并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大师。正是这样淡泊宁静的心胸、包容旷达的厚德，成就了清华百年的别样辉煌，梅贻琦本人也成了清华的名片而享誉全球。

【适用话题】 名片、丰碑、大师、爱国、信心、乐观、破格、大学精神、厚德载物、大楼与大师、不拘一格揽人才

【素材七】 邵飘萍——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铁肩辣手，记者当有天下责任；快笔如刀，报人不惜满腔热血”，这是民国著名报人、《京报》创办者邵飘萍一生的真实写照。素有“新闻救国”之志的邵飘萍，心怀壮志，为了新闻的真实与公正，抨击丑恶，用鲜血写下了中国新闻史上荡气回肠的一章。袁世凯称帝，他大声疾呼：“袁贼不死，大乱不止。同胞同胞，岂竟无一杀贼男儿耶？”宋教仁遇刺，他秉笔直书：“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矛头直指袁世凯。最终因不愿向反动军阀张作霖低头，面对30万元巨额“封口费”毫不动心，遭到枪杀，以身殉国。

●多维解读 1.勇于担当 ：一个合格的新闻人要勇于担当。作为无冕之王的记者应该是公众的眼睛，要尽量站在时代的制高点，对社会进行激情而理性的观察、审视。超越小我，成就大我，将个人的“小责”，升华为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对历史的“大责”。正如民国著名报人邵飘萍所言：“尽自己之天职，平社会之不平。虽路途坎坷，然信念不改，屡仆屡起，至死方休。”飘萍一支笔，抵过十万军。“公平”当为“铁肩”所负，“真理”应为“辣手”所书。“辣手”除了犀利、尖锐、深刻之外，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在“辣” 的背后，应有一颗济世之心。